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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悟：他原以为凭着自己的“上校参谋长”，凭着“长安县的阔少”就能蒙住别人，结果满不是这么回事！细细想起舞会，东北军连一个将军都没出场，更别说上校了。所谓“舞会”，只不过是张学良的一个社交平台，幸亏自己被误认为是秘密派遣的观察员，如果没有被人误解，还不知道是什么结局呢！即便是亲身经历了高层的社交活动，若没有冯先生的点拨，他哪能体会到高层政治生活的微妙？回到驻地的韩只对军中同僚泛泛地说了一点新婚旅行的内容，绝口未提舞会遇张、泰山探冯的事。

10.他拒不交代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寻衅攻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蒋介石一再电令张学良：“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东北军忍辱执行不抵抗命令，仓皇撤退。日军迅速攻占了沈阳等20余座城市。史称“九一八”事变。

驻扎在山东的马鸿逵部没有更详细的情报来源，韩圭璋只能从报纸等公众媒体获取信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与日本鬼子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兵精粮足，为什么不战而退？联想到“济南事变”，韩对蒋介石也产生了疑问，总司令对日本人为什么老是一让再让？莫非他早年留学日本，现在就真的恐日、亲日了？国事正在不宁之中，家事又添不安：韩收到了一封转了大半年的家信。信是父亲写的，前两年大旱，母亲殁了，父亲也大病一场，希望他抽空回家看看。汪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凑了100多元，给公公寄了回去。

作为军人，不能保境安民，为国尽忠；作为人子，不能为父母送终尽孝；部队缩编，自己没职没权的，今天不知明天会去哪里、干什么。韩心里很烦，年纪轻轻，竟然产生了厌世的念头，甚至想出家去当和尚。这是韩的思想最不稳定的一个阶段。

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因日军进攻上海，由南京迁往洛阳；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议在汉口设立“剿共”总部，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932年秋，蒋介石在汉口召见马部上校以上军官，在马鸿逵等人陪同下，一一走过马部将校面前，只在马介绍后回礼、握手，并没有特别对谁留意，几乎到了被接见队列的末尾，蒋在韩面前停了步：“少云，这个韩圭璋，很好的，应该以旅长提升任用嘛。当参谋？太可惜了。”还当即送给韩一本《革命哲学的重要》，马部将校惊异，马连连点头称是。

韩随马回到许昌驻地后，马即令韩到南京就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研究班”：“委员长说让给你个旅长当，我也这么想呀，可现在没实缺，我看你还爱弄个啥政治，不如去南京，中央军校，到政训研究班，好好学学政治，回来再给咱搞政治，咋样？”韩诧异，但服从道：“是。军长命令干啥就干啥。”

马派了一个副官，和他一起把怀孕的妻子送回济南娘家，又护送他去南京。韩对马军长此举，虽不解，却也十分感激。到了南京，韩被安排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研究班第一期学习。不料，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政训班主任刘健群在韩进校的第三天后就找韩单独谈话：“说说你参加共产党的过程。”韩实话实说：“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不信，你可以问马军长嘛。”一个政工干部明说了：“马军长？你们马军长把你送到军校来，就是让我们来剃你的头，你还想什么美事？你还以为有谁能护着你？”

这是韩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知道马鸿逵见不得冯玉祥、蒋介石对他的器重，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提着脑袋追随了多年的军长会用这样阴毒的手段来对付他。那个政工还说：“你放老实点！今天不交代清楚你参加共产党的事，就别想站着走出这个门去！”韩反而铁定了心：“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放平了弄出去。”刘大怒：“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刘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先关禁闭。”再对韩威胁道：“你一天不说实话，一天别出来；一个月不说实话，一个月别出来；一年不说实话，一年别想出来。”韩发了毒誓：“咱们都是军人，谁说假话，谁挨枪子儿！行了吧？”“你发誓赌咒没用，发再毒的誓也没用。老实交代，坦白自新，才是正路。”韩索性亮出了底牌：“我要见校长！”刘一愣，众人不解。刘迟疑了一下，但还是下了决心：“关禁闭！”

韩知道，他决不能被人戴上“红帽子”，认了“红帽子”是要杀头的。他拒不交代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却不停地给兼任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写报告申诉，但总是被刘健群和他的手下压着发不出去。

关禁闭的人一般坐几天禁闭就都放了。只有韩，一关就是三个月，在政训班禁闭室度过了1933年元旦。

11.更希望有一个用武之地

让他去报效祖国春节前，蒋介石视察军校，在教育长和一群军官陪同下走到操场边，被韩看到，他在禁闭室放声大喊：“校长！校长！归德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报告校长！归德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报告校长！”蒋很诧异：“韩圭璋？韩圭璋在哪里？”随即命令部下：“带他来见我。”

此时，韩头发长而乱，胡子拉碴，虽未戴领章，风纪扣却扣得很严实，向蒋报告：“学生韩圭璋报告校长。”蒋直视着韩：“你违反了哪一项校规？”韩大声回答：“学生没有违反任何校规。”蒋又问：“那你为什么坐禁闭？”韩指一指刘健群：“你问他。”

刘趋前对蒋附耳低语，蒋目不转睛地看着刘：“有证据吗？”“他没有任何证据，就说我是共产党，从去年9月份起，一直把我关到现在。我给校长打报告，他们扣住不送！”

刘再次趋前对蒋附耳低语，蒋猛一转脸：“强辩！他在陇海线救援总司令行营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们都在哪里？什么共产党潜伏分子？还不马上解除禁闭！”众人愕然。

解除禁闭后，韩去见蒋，蒋很关心地问韩：“你先回家休息几天，你太太是在许昌还是在南京？”韩：“在济南，住在娘家。”

蒋批了一张便签：“你去‘剿总’拿点安家的费用，把太太接到南京来，先休息几天，我会任用你的。”还告诉韩：“马少云那里，你就不要再回去了，过些天让他做宁夏省主席，他带你们第十一军一起调防。”

1933年3月，黄埔一期生、陕西籍将领关麟征率陆军第二十五师在北平以北古北口长城一带迎击日军第八师团，“长城抗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韩在兴奋之中求见蒋介石，要求去关部参战，这时韩才得知，关是接到蒋介石停止前进的命令之后，仍然坚持率部进军而获胜的。在5月的“塘沽协定”之后，韩真正体会到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不久，蒋介石手谕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学生韩练成，着以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尽先任用。”在这一纸手谕里，蒋介石按照韩的愿望，用回了韩的本名——韩练成。从此，韩完全脱离了西北军。此时他正式进入了黄埔系，历任江苏省保安干部训练团主任、省保安处副处长、独立十一旅旅长、镇江警备司令等职，1935年春晋升少将。

不同岗位之间的频繁调动，使韩逐渐习惯了职业军人的任职调遣。其间，有一件事给韩留下了深刻印象。就任镇江警备司令之初，财务科长拿着账册来辞职。韩不解，经解释，他才懂得，每一任司令都会在任期内收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商会的“进贡”，因此，每一位司令到任都自带或重新任命财务科长来为自己掌管小金库。他本来就看不上这种为官敛财的方式，也没有自己的账房先生，于是很不在意地留用了前任财务科长，其他人都很诧异。离任时，韩连看都没看就把那一笔“私房钱”归了公，此举更令人不解，财务科长因此一肚子怨气：跟了这个不懂规矩的司令，白忙乎了几个月，一分外快没捞着，还丢了饭碗。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韩结识了许多黄埔系、CC系的少壮派人士。后来担任中统局局长的叶秀峰，就是在这期间认识的。

地方经济的富庶、社会文化的丰富、仕途的一路顺风、家庭生活的幸福等等，并没有让韩练成贪图享受、腐化堕落，他更希望有一个用武之地让他去报效祖国、报答校长对他的知遇之恩，但他不赞同校长的“剿共”政策。他对共产党发表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对国母宋庆龄和何香凝、李达等人共同发起1800人签名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持积极拥护的态度。他认为：共产党和别的派系都不一样，他们有思想、有主义、又有军队，即便没了地盘，也决不是那么容易被剿灭的。与其大动干戈去“剿共”，真不如去“抚”，把他们收编了，集中兵力、物力、财力去打日本，不是更好嘛！对他的观点，叶秀峰评价：“练成兄，你要不是委员长直接介绍给果夫先生的爱将，就凭你这一通宏论，不是共产党也是赤化分子啊！”

12.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1936年秋，韩练成由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导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不少陆大同学提前返回原部队参加抗战。7月中旬，韩练成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集训，第一次亲耳听到了蒋介石准备抗战的讲话。8月上旬返回南京后，韩练成立即被新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邀去作彻夜长谈，韩练成表示愿意去抗战前线。白崇禧告诉韩练成：“德公在桂林，不满一个月，就征编了40个团的兵力，会有你带兵的机会。”第二天，白崇禧推荐韩练成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高级参谋，并指派为李、白与各方联络的军事代表。韩练成当即提前离校。

8月中旬，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了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及冯玉祥等。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白崇禧向周恩来介绍韩练成：“他在北伐时是我们东路军的骑兵集团司令，跟我一直打到了山海关。”韩练成对周恩来敬礼尊称“周老师”。周恩来当时只认为韩练成是在桂系任职的黄埔生。

周恩来谈话的重点是《国共合作宣言》：“蒋委员长还是对我党有成见，从2月谈到8月，谈了五次了，他连我们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中‘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的提法都不接受。”白崇禧告诉周恩来：“‘八一三’正巧打在国防会议期间，贵军的改编已经定了，马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贵军提出充任战略支队，并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个原则中央可以采纳。”

会面后，白崇禧问韩练成的看法，韩练成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如果共产党都是这样的人，倒是和德公、和你很般配的。”见白崇禧未置可否，只是淡淡一笑，韩练成这才想起“四一二”政变和马鸿逵的谈话：“第四集团军白总指挥清共的刀子快。”于是，又暗暗对新的国共合作添了几分小心。

经过国共两党代表六次正式谈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在9月22日发表了7月15日由周恩来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中旬，日军占领大同。9月23日至24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右侧高地；25日凌晨，八路军突然开火并发起冲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取得“平型关大捷”。

韩练成和不少主战派的看法相近，八路军一共才编了三个师、四万多人，如果全国全军都能这样全力作战，这仗就好打了。从国力、军力来看，我们中国弱得太多太多，只能动员全民抗战，坚持三年五载，等到国际干预，就会有转机。

1939年3月中旬，由韩练成联络、安排，白崇禧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共同商讨津浦路作战方案。与周恩来、叶剑英会见之后，白崇禧随蒋介石到徐州并留在五战区协助李宗仁策划作战。韩练成则赶往广西，到任第十六集团军一七○师副师长。

在12月的昆仑关战役中，韩练成被炮弹击中左腿，皮肉小伤。在医院养伤时夏衍曾派记者高汾来采访，12月30日，《救亡日报》刊出专稿《访带花归来的韩副师长》。

1940年春，蒋介石到柳州召开军事会议，陈诚、白崇禧、张治中、张发奎、李济深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军长、各师师长、行营主管共100多人参加。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刚刚升任一七○师师长的韩练成：“李德邻、白健生能信任你，让你带他们的部队，很难得。”韩郑重地回答：“带兵、打仗，是我的本分，我跟谁都会尽职尽责的。”蒋介石肯定道：“练成，你能在桂系站稳脚跟当师长，很不容易呀。你要把部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随即批了几个字，交待身边的侍从参谋：“你陪韩师长去，从特支费中提些现金，拿去给太太补贴家用。”

13.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

1940年3月初，韩练成作为第十六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与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座位相连，相谈甚欢。但，当时的韩并没有向叶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

1942年2月，韩练成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不久，国防研究院成立，蒋介石指名调韩练成入第一期做研究员。蒋介石兼任院长，陈仪任主任。进入国防研究院后，韩练成一边潜心研究，一边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

当时，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周士观是韩练成的老朋友、好朋友。因周排行老六，时称“六爷”，韩也随着周圈子内的友人称周为“六哥”，周和圈内朋友称韩为“七哥”。1942年5月上旬，韩练成登门拜访周士观：“我想请六哥帮个忙。”周士观以为是和马鸿逵部有关，韩练成直言不讳：“不，我对他们早就没兴趣了。我是想请六哥替我安排一次和周恩来单独见面的机会。”周士观说：“你和他常见，又是师生关系、上下级，我在你们俩中间，不合适吧？”韩练成说：“不错，我是多次和他见面，而且都是作为李德邻、白健生的代表。我来重庆去见委员长时，他也还让我仍然保持与李长官、白副总长、冯老总、周恩来、叶剑英等各方面的良好关系。但这一次，我是想单独见，完全单独的。”周士观说：“你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不是更直接吗？”韩练成说：“通过你，不是可以不留痕迹嘛。”周士观说：“我？”韩练成微微一笑：“你女婿于伶，是共产党吧？”周士观吃了一惊，但不再多问。

于伶是周士观女儿伯理的丈夫，时年35岁，是“国防戏剧”的大手笔。他在1941年以前以“国防”为主题创作的剧目有《夜上海》《丰收》《太平年》《一袋米》等。韩练成虽然没看过他的戏，但常常看他和夏衍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因此断定他是共产党人。韩练成认为，启用这一条可靠的朋友、翁婿渠道，比任何一条现有的、公开的途径都不留痕迹。历史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多年来，几乎没有人说得准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秘密和周恩来会面，并确定同志关系的。

同年6月上旬某日傍晚，在重庆某居民区于伶的住所，身着便装的周恩来见到了同样着便装的韩练成：“韩参谋长，又见面了！”韩练成说：“周老师好！老师的胳膊还没有好利索？”周恩来抬抬手：“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韩练成说：“今天用这种方式来见老师，不是代表李长官和白副总长，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愿。”周恩来静静地听着，韩练成接着说：“从军以来，我在西北给冯老总解过围、二次北伐跟白副总长打过硬仗、中原大战救过蒋委员长，他们几位不和，可都拿我当自己人，以我现在的军衔、职务，在军中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韩练成认真地望着周恩来：“但是我仍然有一种苦闷、压抑、孤独的感觉，我在重庆、在桂林、在任何军中，都很难看到革命的气息。国难深重，中央和地方却在明争暗斗，说是共同抗日，我看啊，对委员长、何总长来讲，反共比抗日更重要！可惜的是，就连白副总长，也并不始终坚持一致对外的立场……今天来见老师，就是想对老师表明心迹，我赞成共产党的立场。我看得清楚，战后必打内战。与其那时无所适从，不如现在，趁国共关系暂时缓和的时机，到延安去。”

听他说到这里，周恩来缓缓站起身：“谢谢你对我党的信任。但是，抗战不是一个党、一个派的事，要靠全国各党、各派、各界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延安、共产党，固然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但在重庆、在桂林、在全国的各个战区、各个战场，也都需要像你这样忠心卫国的战将啊。你在这里，无论是参与战场指挥，还是研究国防战略，只要永远保持北伐的革命精神，一样能够为国为民作出贡献嘛。况且，蒋委员长和我党之间的谈判正在恢复当中，尽管我本人非常赞赏你的见解，也非常理解你作出这样的选择绝非一时冲动，但是我仍然不赞成你去延安。你想，在这个时候你去了延安，蒋委员长、李、白两公不是要怪我，怪我周恩来挖他们的墙脚吗？”

14.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

韩练成站起身说：“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周恩来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你对《救亡日报》，对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我们都一直记在心上。也请韩参谋长以大局为重。”韩练成有些失望，准备告辞。

周恩来突然凝神，似乎努力在回忆着什么：“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冯玉祥）解围，是怎么回事？”韩练成笑了：“我本来就是焕公的老基本嘛！”周恩来问：“那么，‘四一二’政变前后，你在哪里？”韩练成说：“在西北军呀！”周恩来问：“那——有一位，也姓韩，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大惊：“韩圭璋！”一时语塞。周恩来见状，急切地追问：“嗯？”韩练成说：“我就是韩圭璋啊！”又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周恩来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韩练成的手说：“练成同志！刘志丹同志早就说起过你。”韩练成问：“刘主任？他现在好吗？”周恩来说：“他已经牺牲六年了。”两人紧紧握着手，流下泪来。

周恩来拉韩练成再次坐下，韩简要叙述了和刘志丹分手以后的情况，周恩来说：“哦，你的经历很丰富啊。你的组织关系呢？”韩练成说：“‘四一二’以前，在豫东白沙打了一场恶仗之后，我去找刘主任给我指定的入党联系人，是五十六团一个姓吴的政治员。这人我不熟悉，名字，也一时记不起来了，听说他因病没能随军东进。清共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周恩来说：“难怪志丹同志也说不清。”韩练成无可奈何地说：“那时我没来得及加入党的组织，现在……”周恩来打断他的话头：“现在，是你主动来找党！这些年，你已经取得了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和好几个不同派系的信任，你仍然能来找党！练成同志，欢迎你归队呀！”韩练成说：“有老师这句话，我想我跟共产党走这条路还是走对了。”

周恩来点点头，略一沉思：“刚才我说过：你在这里能起更大的作用，对友军韩参谋长是这样，对韩练成同志就更希望是这样。目前，党中央在国统区的工作实行‘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你留在这里，就不要再和党的其他组织、其他同志建立横的联系了。我一直要求大家，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联系和党内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对你这样特殊身份的同志来讲：生存就是胜利。”韩练成认真地思索着。

周恩来说：“可惜克农回延安了（1941年1月20日，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撤销，李克农返回延安）。你们不是一直有联系吗？”韩练成笑了：“我们是友军嘛。”周恩来说：“听克农讲，你对夏衍、范长江他们也很照顾？”韩练成说：“他们在广西，在我的地盘办报、搞文化，我总得尽地主之谊吧。”周恩来说：“不过，从今以后你要少一些和他们接触。”见韩不解，周提醒道：“他们的工作是宣传大众，是党的公开活动；你，身居要津，又能得到蒋、冯、李、白这些派系的信任，就要争取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多起作用，许多事要靠你独立去做，完全独立地去做。有时候，一支铅笔可以胜过百万大军哪。但是，‘谋，成于密，败于泄’，你要马上中断所有横的联系。”韩练成说：“我明白了。”周恩来说：“我会尽快派人和你联系的——你和克农怎么称呼？”韩练成说：“正式场合我叫他李处长、李主任；私下里，我叫他‘蛮兄’（李克农字曼梓，韩戏称李‘蛮子’，再往下演变，简称就成‘蛮兄’了）。我们约定，他是‘桂林的李经理、蛮先生’，他也随着士观的口气叫我‘七哥’。”

周恩来本来就被人称为“七哥”，他笑了：“你也叫七哥？真巧了。我的人来，会说是‘胡公’派来找七哥的。”

从此，韩练成与党的同志确定了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韩练成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除了周恩来或周恩来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15.周恩来说：如果有急事，董老会派人跟你联系

韩练成的夫人汪萍从这个时期开始，全力支持韩练成，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被李克农誉为“后勤部长”。

在五战区时，开始跟随韩练成的副官邢松全是一个进步青年，对韩练成忠心不二，韩练成很信任他，与“胡公”手下人的接头、联络都交他一个人办理。凡是“桂林的李经理、蛮先生”请韩练成协助的事，也全是由他出面处理的。

1943年5月，韩练成从国防研究院毕业，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韩练成同时也担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对于这次调动，韩练成完全没有预感，也完全没有准备。侍从室设三个处，俗称侍一处、侍二处、侍三处，三个处的主任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当时的侍一处主任是韩练成在第十六集团军时认识的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副主任兼侍卫长是黄埔一期生俞济时；侍二处主任是陈布雷；侍三处主任则是韩练成在江苏时认识的陈果夫。侍一处主掌军事，侍二处主掌政治、党务，侍三处主掌人事；处以下各设三个组，依次称侍一组、侍二组……侍九组。其中以主管军事参谋业务的侍二组和主管政治、党务的侍四组综管军政机要，是侍从室的核心。韩练成在侍从室侍二组和总长办公室均有单独的办公室。当时的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他对韩练成不近不远，工作内容也不多，韩练成在侍从室的时间反而比在总长办公室长。由于中原大战救蒋介石有功、军衔较高，又在参谋总长办公室担任参谋组长等因素，韩练成在侍从室内的地位比一般的参谋要高一些，也被人称为“组长”。

蒋介石曾亲自介绍蒋经国、蒋纬国与韩练成认识，他们称韩练成为“师兄”，韩练成自然而然地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和俞济时等人之间互相直呼“字”而不加职位。1996年，蒋纬国仍说：“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韩练成的工作范围不涉及外交，但与美国将军史迪威、陈纳德、苏联武官崔可夫等外军将领也有过交往。在联络方面，蒋介石要韩练成继续保持与白崇禧、冯玉祥、周恩来等人的联系。因此，韩练成到任不久，便得以公开到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周恩来：“我是奉委员长之命，拜拜四方，联络联络感情。”周恩来笑了：“我说你，怎么大摇大摆地来了？”

当时是5月底，韩练成询问：“共产国际解散，对国内形势有没有不利影响？”周恩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是考虑到各国的不同情况，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各自国家的问题，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党中央已经表示同意。因为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国情决定党的方针、政策，只不过又要面临一次新的反共高潮就是了，你也要提高警惕。”

韩练成说：“我会注意的。老师请焕公、德公出面处理营救、保护阮爱国先生（胡志明）的工作已经安排了。还有什么事要办，以我现在的身份，比原来更方便一些。”周恩来说：“小事不找你。我准备离开重庆一段时间，回延安去，如果有急事的话，董老会派人跟你联系的。”

1944年7月底，韩练成调出侍从室，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5年2月，蒋介石乘“桂柳会战”失利、追究责任之机，下令撤销了第四战区、第十六（桂系）、第三十五两集团军、第三十一军（桂系）、第三十七军番号，撤换了包括夏威在内11名将级军官的职务。

几天后，蒋介石在办公室召见韩练成。蒋介石说：“第四十六军，是桂系主力之一，李、白抓得很紧。我已经同意扩编，并且补充装备给它，我本来准备派甘丽初去当军长，他们却不表态，前几天突然另外提出两个人选，一个是冯璜，另一个就是你，要我考虑。李德邻、白健生，哼，还想拥兵自重？我要你去四十六军当军长！练成啊，你要给我把这个军牢牢抓在手里！”

16.韩练成接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指示

次日，韩练成去拜望白崇禧。白崇禧说：“老蒋再精，还是没能得手！他别以为凡是广西人我就能放心，他提出的那个甘丽初，早就向他靠过去了！我们让你来当四十六军军长，你回去给我们看好家，只要这四个军的军长都是自己人，我们就有本钱和他斗！”

韩练成深知，从此他将在蒋、桂两系之间走钢丝了。

1945年3月，第四十六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夏威、邓龙光）。1945年4月，日军为在东北、华北抗击苏军、美军，准备把华南的部队向北方集中。何应钦命第二、第三方面军乘日军撤离湘桂沿线兵力之际，发起桂柳追击战。5月25日，韩练成率第四十六军反攻。5月30日，攻克宾阳；6月1日，攻克迁江；6月29日，与第二十九军配合攻克柳州。6月30日，第二方面军兵分两路：第六十四军打龙州、凭祥；第四十六军打廉江、雷州半岛。7月以后，连续攻克镇南关、雷州半岛，打下廉江，士气大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从延安飞抵重庆。29日，国共两党代表开始和谈。韩练成心底希望双方能谈出一个和平建国的好开端，但他同时又有一种明确的预感，内战不可避免。他已经为自己设定了唯一的方向，尽一切可能，减少或降低内战给人民造成的损害。

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关于受降区的规定，中国战区除东三省由苏军受降外，共划分为15个受降区。韩练成的部队隶属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张发奎，受降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田中久一。

1945年9月下旬，韩练成率部渡过琼州海峡，以国军第四十六军军长身份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行政院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集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

去海南之前，韩练成接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指示：

一、蒋介石：“你去海南，一是受降，二是‘剿共’。你在那里，不仅仅是一军之长，还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要多动脑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一切要靠你独断处理。也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做封疆大吏的本事。”

二、张发奎：“要趁共产党还没来得及把琼崖游击队的存在提到和谈的议事日程之前，就用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把它消灭在这个孤岛上！”

三、周恩来的亲笔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传信的副官邢松全报告：“胡公手下说，琼崖游击队有一个从延安来的，叫庄田的人，如果找到他，您就可以明说和胡公的关系。”

从立场上讲，蒋介石和张发奎是同一的，但张发奎只是一个地方长官，关心的也只是局部的、单一方向的事务，比如“剿共”；而蒋介石却不同，他注重的是战后中国的大势，在韩练成顺势率领桂系部队接收海南的时刻，他想得更远，他希望韩练成能够有独立统御海南的能力，这样，看来是桂系占领的地区，统治权却直接掌握在他自己手里。

韩练成十分清醒地知道，如果他按照张发奎的命令去“剿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去学做封疆大吏，他一定会向国民党的统治高层迈进一大步。但此时的他，毅然决定要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然而，究竟要怎样做呢？他心中有数：只要演好“受降”这一出戏，“剿共”方面的漏洞可以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去搪塞。

侵占海南的日军部队是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指挥官是警备府司令长官伍贺启次郎海军中将。9月10日南京投降仪式的第二天，侵华日军各部队的指挥机关统一改为联络机构，负责解决战后问题。海南警备府司令部也同时改为“海南岛日本海军联络部”。对于受降，韩遇到的阻力不大。简单地说：“受降、遣返”的目标是“人”，“接收”的目标是“物”。

17.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掩护琼纵

要在“剿共”中保护共产党领导的琼纵，韩练成面临两大难题：其一，当时，正是“三人小组”和平调处时期，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压力下，蒋介石还不能公然以武力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但海南是一孤岛，琼崖党组织及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还没有被提到“三人小组”的议程上来。张发奎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在舆论界发表言论，不承认岛上有共产党；另一方面密令韩练成第四十六军加紧布置，在一个月内消灭琼纵！这是张发奎要抓的时间差。其二，韩练成只知道琼纵的负责人叫冯白驹和一个从中央派来的长征干部庄田，但一直没联系上。

韩练成也有自己的时间差：他暂时借用张发奎“海南没有共产党”的说法，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区接收协调委员会主席”、“海南区受降司令官”的名义，强令广东省政府海口办事处主任蔡劲军把从日军手中劫到的琼纵被俘人员和资料交海口警备司令部处理，第一程序进行“甄别”，区分“共产党嫌疑分子”和普通的抗日群众；但韩练成又在第二程序根据“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把他们一律释放，并全部发放路费。在释放这批人员时，韩练成从中挑选了一个可能是县一级的干部，亲自和他谈话，亲手交给他一封给冯白驹的公开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说，抗战已经打完了，要和平建国，必须恢复秩序，请贵方派人到海口来，商谈贵部所属游击队的改编问题。韩练成要他转告冯白驹，不要过分重视这封信的表面措辞，而是认真考虑派人出来的实际意义。但那位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语言也不通，是否能理解，韩练成心里没底。

冯白驹（琼崖纵队司令员）和琼纵其他领导人都认为韩练成是在使用“反革命的两手”，冯白驹揣测着：“我们必须派人去谈判，如果不派人去，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吃亏，好像他国民党要和平，我们不要和平；我们派人去谈判，不是谈改编。我们决不接受他的改编！我们一定要派人去和他谈判，最好再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宣传自己，揭露敌人！”

11月初，琼纵派出琼崖抗日公学校长史丹与韩练成谈判，韩练成以为那封转交给冯白驹的信起了作用。在公开场合，当着第四十六军的部下，韩练成只是说：“史校长，我不是要跟你们谈判。摆在贵军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接受整编，不管是不是共产党，统统编入我四十六军序列；第二，是共产党就要按‘双十协定’的精神办，由贵党中央正式提出琼崖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那样，贵军的前途将由贵党中央决定；二者必择其一。请史校长回去，与贵方高层仔细研究我的建议，尽快答复。”晚上，韩练成的住所里，仅韩练成、史丹二人，韩练成交待：“你们可以向党中央发电报问，韩练成是什么人？”韩练成提醒史丹：“现在的形势不同于日据时期，国共两党已经开始谈判了嘛。我把汉奸詹松年的部队解决了，海南其他各路国军部队也都得看我的眼色行事。你想，你们是隐蔽力量、休整部队、等待时机好呢，还是破坏几段电话线、摸几个岗哨、把国军引去打你好呢？”韩练成还告诉史丹：“琼纵需要用哪个港口和外面联系、补给，我都可以提供方便。”韩练成认为，史丹来了，就表明已经和琼纵接上线了。

在等待琼纵回应的时段，韩练成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掩护琼纵。首先是限制蔡劲军指挥的海南岛保安团的扩编。张发奎、罗卓英要韩练成把当时只有一个团的三个县保安队扩编成三个团，并用缴获的日军武器充实它。韩练成用种种借口，故意拖延不办。其次是解除詹松年的伪军。詹部官兵1706人，步枪982支，是日本占领时期的海南伪临时政府警察部队。郑介民曾告诉韩练成，詹松年是他的人，陈诚已同意把这支部队改编成一个独立旅，暂时编入第四十六军战斗序列，作为对琼纵进攻的先头部队。韩练成借“整编部队”之名，命令：“海南伪临时政府警察部队，詹松年及上校以上军官，立即扣押讯办；其余官佐，暂行扣押；全体士兵待命备编！”一天之内就把这支伪军部队全部缴了械，处死了詹松年，并在当天遣散了该部。

18.由我们两人直接见面

当时，蒋介石在重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作秘密报告，会议制定了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作战计划》，要求“在三个月至半年消灭共军”。韩练成的两项举措被蔡劲军、郑介民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要韩练成到重庆说明情况。

韩练成带着情绪对蒋介石说：“校长，我们抗战出生入死的时候，詹松年汉奸部队助纣为虐，我杀他目的有二：其一，以平国人之恨；其二，立威海南，叫人不要以为在我之外，还有别人能掌生杀大权。”蒋介石说：“这第一点，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夸张；第二点，倒是我很需要你做的。”蒋介石只斥责韩练成“擅权行事”，命“下不为例”作罢。

关于在海南的“剿共”事宜，韩练成的说法是：“海南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几个人，困在山里多少年出不来，值得大军围剿？我是想用‘抚’的方式把他们全收编了，我就不信管不了他们。”蒋介石同意韩练成自己拿主意、自己决断，但要韩练成做出个样子来看。韩练成知道这一关过去了：“谢谢校长信任。”

有了蒋介石的默许，韩练成更敢于放手去做了。但韩练成决没有想到的是，琼纵的电台在1941年树德乡山田村战斗中丢失，已经多年无法与中央联系，冯白驹分析史丹带回的情况时仍然不理解韩练成的用意：“光听他说的，好像还有一点点和平谈判的迹象。不过，他也可能是在耍两面派，我们不能被国民党的和平烟幕所迷惑，不能信他一面之词！”他决定：“下一次谈判，还是由史校长代表我们去，只能试探试探，要求他给我们一些实际行动，考验考验他，看他是真是假。”

1946年1月，韩练成提前在地方报纸公布了自己的视察行程，只带一个医生、六个随员乘小火车由三亚到石禄视察铁矿。新十九师师长蒋雄反对：“我说老总，你的谱摆得有点大了吧？去哪就去哪，还要事先登报，莫非还要让人摆队欢迎不成吗？”韩练成说：“海南已经是咱的天下了，咱走到哪里，就要让哪里看得到——太平无事。”蒋雄说：“这一带一直有共军小股游击队在活动。”韩练成说：“冯白驹正在和咱们谈判嘛，他们的部队知道是我来了，摆队相迎都是有可能的，怎么还会打我呢？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啦，没事的。”不料，他们竟在途中遭到琼纵一小支部队的伏击，火车被打翻，韩练成被压在车厢下面，腰骨扭伤，被蒋雄派来随后掩护的装甲部队救出，随员一死三伤。这次伏击，不仅打乱了韩练成的精心部署，也挑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剿。

偏偏就在韩练成被伏击回到驻地次日，史丹第二次来了，有部下说：“崩了算了，反正没人知道。”韩练成厉声喝道：“胡说！马上带他来！”史丹和随员进屋，韩练成半坐起身：“你们决定用哪种方式和我合作呀？”韩练成的部下说：“已经打到军长头上了，还怎么合作？”韩练成马上制止：“你们几位先出去一下，我和史先生单独谈谈。”

众人退出，韩练成说：“你在这个时候来不是太危险了吗？”史丹说：“我出发的时候并不知道有部队袭击你。”韩练成说：“你是中共琼崖特委的代表，我相信你。可你们的部队到底听谁的指挥？他们怎么能擅自行动呢？”史丹只是摇头叹气，韩练成问：“你们和党中央联系上了吗？”史丹似有难言之隐：“我们正在联系。”韩练成说：“再耽误下去对贵方就会更加不利！请你转告冯白驹，我自己一个人，什么人都不带，也不带枪，要他也自己一个人，也不带人带枪，在那大附近的和舍市外的公路边，由我们两人直接见面。时间由他定，越快越好。”

当晚，韩练成命人马上送史丹回去，并一再强调：“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不几天，蒋介石急电召韩练成去南京参加全军整编会议，在广州飞往南京的军机内，张发奎抱怨道：“看看我们的军人政治家，打日本崽的时候还像个军人，打共产党的时候，就说什么政治不政治了？我让你一上岛就去灭了他，你要和他啰唆。怎么样？脊梁骨都快让人家打断了，还说什么？”韩练成淡淡一笑：“说明我的政治修养太差。”张发奎说：“你也该休息休息、养养伤了。”

19.把董必武接到白崇禧的公馆

张发奎随即吩咐说：“你会后先留在南京养伤。我把徐景唐、甘丽初派去海口了，蔡劲军也在那里，什么共匪的大部队、小部队、游击队？哼哼，恐怕三个月以内，海南就没有共匪了。”韩练成说：“老总，‘三人小组’和‘军调处’已经开始协调了。”张发奎说：“他们谈的去谈，我们打的照打。两只手都要硬啊。”

1946年2月中旬的整编会议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全面内战的精神。会议期间，蒋介石曾单独召见过韩练成一次。韩练成知道，在蒋介石的心里，他只是一个称职的军人，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独掌一方军政大权的能力。会后，韩练成在家养伤。这个新家位于傅厚岗，有两个独立的院子，各有一座独立的小楼正在整理、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