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五航空队参加行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它拥有3544架B-24,1407架B-17。其中,1756架B-24和624架B-17在战斗中被击落。
意大利,切里尼奥拉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战争方式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成为第一个在意大利出生而踏上新大陆的人。那以后的四百五十余年,成千上万意大利人来到美国。从1943年—1945年,一百多万美国人———许多来自意裔美国人家庭,还有很多人的父母、祖父母或者祖先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或者在亚洲、非洲出生———来到意大利。他们主要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他们并非移民过来开始新生活,也不是来侵略占领,而是前来承担防御德国及其卫星国空袭的任务,来把德国人驱逐出意大利,来解放这个国家并让它选择自己的政府。他们登上欧洲大陆之前,意大利人刚刚推翻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但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他20年统治留下的痕迹。墨索里尼不是希特勒或者斯大林,但他仍然给北非和意大利带来巨大的灾难。意大利本来是一个有许多手艺纯熟的工匠以及经验丰富的农民的国家,充满如此多的生机与活力,还有众多的艺术品、美食和好酒,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羡慕,但墨索里尼把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没有年轻男人的国家,一个几乎什么也制造不了的国家,一个接近大饥荒边缘的国家。他集合起全国几乎所有的年轻男人,强迫他们参军,他想当然地希望这样能使意大利进入大国之列。到1943年,它成为一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国家,他们几乎都处于饥肠辘辘、病体缠身、缺医少药的状况下,而且承受着其他重重痛苦。美国军人从小就相信意大利是一个贫穷、人民逃散的国家,但直到他们来到意大利,才对墨索里尼造成的意大利的一贫如洗有所体会。
墨索里尼没做完的,德国人做了。在1943年盟军登陆之后,德国人退往意大利北部,带走了几乎所有东西———所有的食物、酒,还有各种车辆(无论是马拉、机器动力的还是手推车)、艺术品,只要他们能带走的。
1944年9月的一个下午,乔治·麦高文和他的同船伙伴到达那不勒斯港。从甲板上,他们看到几十个男孩子排队站在码头上,伸出双手用蹩脚的英语喊着“芭比·卢斯糖”,或者“贺喜糖棒”,或者“口香糖”。船上的美国人刚把手伸到口袋里,扩音器响起来,船长说:“现在听着,任何人不能扔任何东西给这些孩子。这些小孩都饥肠辘辘。几天前一艘美国船到这儿,士兵向他们扔糖果,孩子们跳下水去捞,淹死了好几个。我们不想这种事再发生。我们到这里是来帮助这些人,不是为了淹死他们的孩子。不要扔任何东西———我说的是任何东西。”麦高文记忆中,他们是“脸色苍白,细腿伶仃的孩子”,他承认:“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处于饥饿边缘的人。”当天晚上在那不勒斯附近的陆军航空队基地,麦高文能听见“母亲在垃圾桶周围四处搜罗,寻找能带回家给孩子的零碎食物”。
美国士兵曾经历过大萧条,他们中许多人也曾缺衣少食,但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对意大利人来说,他们是不可思议的富裕。他们的制服比意大利军队的要好得多,也比德国军队的好很多。他们仿佛有无数的食物、汽油、武器、卡车、吉普车、飞机、帐篷、医药、照相机、钱、电影和放映机,等等。
新来的美国人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差异巨大,甚至与他们最近的盟友大不列颠也是如此。罗兰·帕平少尉,被任命为第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的一个导航员,和麦高文一个中队,也是乘船到意大利的,但帕平乘的“生锈的破船”把他们机组扔到突尼斯,他们从那里乘一条英国游船渡过地中海到那不勒斯。这听起来不错,而且的确如此———不过只是对军官而言,对士兵却并非如此。帕平发现“英国人对军官、士兵之分的看法跟我们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军官,他和另一个人进了头等舱,“享受通常是给头等乘客预备的奢侈待遇”。士兵则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舱里睡吊床。士兵的卫生设备“是一个耻辱,因为那儿发出人类无法忍受的臭气”。
麦高文、帕平和其他几百名陆军航空队的补充兵员乘卡车横穿意大利,几乎是一直向东走,到达离切里尼奥拉约五英里开外的机场,在福贾西南方向约二十英里。切里尼奥拉曾以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中心而闻名,而且是一个避难所,接纳因盟军频繁轰炸福贾而逃出来的意大利人。战前这个镇有25,000人,但到1944年这里容纳了两倍于此的人口,没有一个年轻男子。切里尼奥拉一词意思是“谷物之土”,因此也是“Cheerios”(一种谷类食品。———译者注)一词的词源。这里生长硬麦,是意大利,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意大利通心粉的最好材料。古罗马人把麦子存在地下,筒仓倒扣上去。他们用木头把地洞盖上,免得下雨时水漏进去。现在切里尼奥拉附近还有600个这样的储存地,上面全都标着罗马数字。据本地人说,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用这种办法储存硬麦的地方。然而,墨索里尼为他的军队耗尽了切里尼奥拉的资源,在1944年,没人能说这里曾是罗马人的主要农业中心。尽管这里总的来说土地平坦肥沃、雨量充沛,但1944年几乎什么也没种。橄榄树无人照管。人的情况甚至更坏。
一位陆军航空队军医官作了如下描述:“这个镇是个蓄水池,疟疾、性病和由苍蝇蚊子传播的痢疾在这里聚集。满大街的孩子模仿他们的长辈随处大便,因为没有下水系统和厕所。他们在黑市上一找到食物就吃,食物来自从爬满苍蝇的水果店到寄生虫肆虐的肉店,肉店里烂肉是正常的,好肉则是例外。没有医药,儿童死亡率惊人,脾指数是40%,疟疾是儿童病———因为成人一直都在得这个病,对他们而言这不叫病。维生素缺乏症、肺结核以及明白无误的饥饿到处都是。能听到的惟一音乐来自葬礼,葬礼乐手是全职工作。”
切里尼奥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1863年6月29日,它的现代化的大教堂已经开始建设,此时美国内战正酣,罗伯特·E李将军的军队正在挺进宾夕法尼亚州,准备开始葛底斯堡战役。大教堂的圆顶宏伟醒目,飞行员在10英里之外就能看见。麦高文回忆:“好多次我一看见圆顶在前方出现,就能确定飞机没有偏离航线。”直到21世纪,它仍矗立在此,加固之后显得更有生气。
附近是坎尼的遗址,一场最著名的战役在此发生。公元前216年,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切里尼奥拉建立基地,因为那里贮藏着粮食。在11英里以外的坎尼,汉尼拔以超过一倍的军队包围了罗马部队,并在一个下午之内消灭了他们。大多数美国人从来没见过一座百年历史的建筑,也没有见过能追溯到18世纪中期以前的古战场,更别说这种两千多年前的遗迹。一位456轰炸大队的飞行员罗伯特·S卡普斯少尉,参观过坎尼后,极有兴趣,后来写了一本汉尼拔的传记。
当德国人撤退,英q国第八集团军扫荡过去之后,切里尼奥拉的人们希望能置身战争之外。他们无法置身事外。1944年1月,陆军航空队到来了,他们把切里尼奥拉附近的地区改造成一个主要的机场,一场不可思议的行动风暴就此开始。无数的地面支持车辆和巨量物资都送达这里。两千多名455和456轰炸大队的年轻人进入基地。橄榄绿的军用帐篷在橄榄林里形成一个城市,外加大量地面支持设备、燃料、炸弹、弹药、食品、医药和其他后勤保障品,而且这些东西每天都还在往这里运。切里尼奥拉的人们开始了解美国人打仗的方式。他们从来没见过能与此相比较的战争方式。
意大利,切里尼奥拉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
21岁的霍勒斯·W兰福德中校是741轰炸中队第一任队长。①他在1944年初来到切里尼奥拉。那时这个镇子离北边的前线只有六英里。这里的机场1943年被第十五航空队轰炸过,后来被德国人放弃了,现在境况很差。大队有64架B-24,兰福德驾驶其中的一架。没有硬质停机坪(停机跑道),轰炸机要么翼尖挨着翼尖,要么机首接着机尾排在小小的跑道上。尽管如此,飞行员还是设法起飞降落。他们起初的任务是帮助僵持在意大利西海岸安齐奥滩头阵地的部队,鼓舞他们的士气,切里尼奥拉基地的轰炸机被编组到其他大队中。B-24和B-17直接飞到滩头阵地上空,让美国的地面部队看到他们令人敬畏的力量。兰福德记得那是“一种令人兴奋、难以忘怀的景象”,轰炸机群“从目力所及的前方”伸展到“目力所及的后方”。 为了给B-24和B-17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跑道,美国人运来推土机。他们推平曾是麦田的地方,工程师在上面为4800英尺长的跑道铺上钢垫,并且建造滑行道和硬质停机坪。他们没有自找麻烦去修机棚———所有对轰炸机的维护、修理和其他工作都在露天进行,从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如此。 第456轰炸大队征用了一座旧农舍作为司令部。两个砖砌的建筑作为机组人员的简报室和导航员与投弹手的研究室。 第455轰炸大队司令部在跑道的另一侧,是一个贵族的产业的一部分,但年久失修。大队指挥官们住在一个农庄的牲口棚里,这里也用于对各个机组发布战斗任务简报。这房子是石头垒成,没有窗户,已经一部分沉入地面以下。人们不得不费力地清扫里面积存多年的粪肥,干活时还要和虱子做斗争。简报室后来也用做电影放映室。 741中队的兰福德队长用抛硬币的方式从743中队的队长那里争到一间谷仓。谷仓上部有两个隔间和一个鸟舍。它旁边是一个小的储藏屋,归743中队。“在清理出成吨的垃圾后”,741中队用一个隔间做了军官俱乐部,另一个隔间做士兵俱乐部。至于鸟舍,兰福德敲下里面的栖木,糊上窟窿,清理好内部,还刷了刷,又建了一部梯子,这样就将其变成他和其他五个军官的住所。 一开始,士兵都睡在胶合板的大箱子里,这些箱子原来是放在B-24炸弹舱里、用来把行李运到意大利的。兰福德说:“你无法想像这种居住条件。”人们不得不排队等着填满他们的餐盒,一旦下雨———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就得到处躲雨。兰福德雇用当地的劳工建了一个石砌的食堂。在此过程中,他得知居民当中有人向德国人报告机场内的所做所为:一天晚上,美国人称之为“轴心国萨莉”的德国宣传广播员———他们爱听她的节目,因为她放美国音乐———说:“741中队,我们看见你们在下面建食堂了。你们肯定没法 用上这个食堂,我们会在完工前轰炸它。”德国人从来没来轰炸过。(基地的防御由英国防空小组负责,因为切里尼奥拉是英国第八集团军的防区) “轴心国萨莉”似乎知道一切。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哈默军士隶属于742中队。1944年春天,有一次,他的中队———外号是“象棋盘”,来自他们的机尾徽记———执行一次任务,两架ME109盯上了一架失去一个引擎的掉队飞机。轰炸机飞行员命令机组成员降下起落架表示投降。ME109靠近过来押送B-24到降落地去,一边一架。飞行员命令机组成员开火,打下两架战斗机,安全返回基地。当天晚上,“轴心国萨莉”宣称“象棋盘”的轰炸机将是德国战斗机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个中队换了数次徽记,但德国人还是盯着他们。哈默说德国人能得到“神奇的情报。甚至在我们离开地面前,柏林电台就会告诉我们将去哪里”。 在1944年初,罗伯特·卡普斯少尉进了744中队。“我们被堆在橄榄林光秃秃、潮湿的地面上。我们被派去在坚硬潮湿的地面上搭帐篷,就像一群童子军。雨季加上人的活动,使橄榄林成为沼泽。”人们用拴在橄榄树上的绳子固定住锥形的帐篷。帐篷一个挨一个,每个帐篷里住三四个军官或者六个士兵。他们睡在折叠帆布床上,用两条羊毛毯或者一只睡袋当被盖。他们在布做的床垫罩里塞进麦杆,但麦杆里有叮人的小虫子。 下雨时,如果有人动一动帐篷内部,帐篷就会漏。天很冷———1944～1945年的冬天下了不止一场雪———因此住宿者发挥了一点扬基佬的创造性,把55加仑装油桶一剖两半,做成小火炉。燃料就是汽油,通过一根管子从油桶里往炉子里供油。人们还在炉子底部开了一个小门通风。如果炉子烧得太热,火苗就会很高,在烟道里形成油烟并且着火,火星喷出烟囱,又落到帐篷上。烧出来的洞让帐篷漏得更厉害了。 地板就是泥地。为了能住,人们在意大利劳工帮助下打了水泥地板。先铺一层碎石,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层水泥。比尔·朗兹和麦高文、萨姆·亚当斯共住一个帐篷,朗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睡在帐篷里,没有灯,没有上下水。”不久之后他们就有灯了———一个挂在帐篷中间的灯泡———到1944年11月4日,他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我们的帐篷现在有点样子了,有不错的炉子、衣服架,还有前门。” 麦高文、朗兹和亚当斯旁边的两个帐篷布置得更好,里面住的是快完成35次任务(然后就可以回家)的老兵。麦高文第一次遇到其中的一个飞行员时,他和朗兹正在驾驶一部“被解放的”吉普兜风。朗兹担当驾驶员,速度很快。他顺着帐篷之间的“街道”飞驰,两个轮子压了一个帐篷的一角,“钩住了角上拴帐篷的绳子,把帐篷撕成两半。火炉、挂着的制服、书架、杂志和相片都飞入了橄榄林”。麦高文爬出吉普,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飞行员,“有很重的眼袋,年纪至少25岁”,向汽车走过来。后来麦高文知道,他是霍华德·苏贝克上尉。他的声音因狂怒变得震天响:“你们两个狗娘养的不会活过这场战争,我现在就杀了你们。”朗兹和麦高文用那天剩下的时间给他搭好了一个新帐篷。“所以,”回忆至此,麦高文笑了笑,“这是我闯入741中队地盘的方式。” 虽然如此,朗兹的胡闹不会停止。吉普车事件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晚上,他滚过来一个55加仑装的油桶,放在中队所在区域的中心的火上,然后大喊:“敌机空袭!”所有人都痛苦而愤怒地吼叫,除了朗兹,他在笑。 亚当斯不同,他是一个有能力又尽职尽责的技师。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他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尽快回到密尔沃基,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牧师。他和麦高文似乎无话不谈。亚当斯的空闲时光都拿来写长长的家信、清洁设备、读书或者是躺在帆布床上思考。麦高文也读很多书,并且给埃莉诺写信。开始战斗飞行之后,他总是在信上写一个数字,书信审查员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但每一个数字都是他执行过的任务次数。埃莉诺知道35是魔术数———只要乔治完成35次任务,就可以回家了。 1944年夏天或者秋天来的人被安排到已经搭好的帐篷里。这样做有好处,也有明显的不足。通常,分到的帐篷都属于一个被击落的的机组。当465轰炸大队的飞行员唐纳德·凯到达切里尼奥拉时,他听到先来的人对他喊:“你们会伤心的!”他和机组人员住的帐篷原先属于格林伍德少尉及其机组成员,他们在凯机组到达前两天刚被击落。 他们吃的食物也许会让切里尼奥拉人羡慕,但从来没有接近过扬基习惯的标准。鸡蛋粉是主要的早餐来源,用各种形式制作,一般是搅拌。不管怎么做这些蛋,它们大多数还是消失在垃圾桶里。有烤薄饼,用面粉和鸡蛋粉制作,不仅像飞碟,而且简直一模一样。军队派发的“热带黄油”,因为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要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变坏,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融化。面包是新鲜的,由厨师当场烤成,但太粗糙了,只适合做法国烤面包片———还是用鸡蛋粉做的。有时会有燕麦,但像胶一样黏,741中队的帕平少尉认为“那些吃不了的可以用来修飞机,因为这些东西已经黏到一定程度了”。 中午和晚上,有罐头食品———炖梅干,在废罐头上加热的肉末杂菜,肉大部分是斯帕姆午餐肉,被称为“神秘肉”。像几乎每一个美国军队中的现役人员一样,切里尼奥拉的陆军航空队战士也讨厌看到斯帕姆午餐肉。即使在高层也是如此。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到霍梅尔公司的总裁,他感谢他们的斯帕姆午餐肉,然后笑着补充说:“但你们是不是没有必要给我们送那么多过去?”455中队的一位作家———自称“阿农”———评论说:“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午餐肉,正餐是烤午餐肉,晚餐则把它放在米糕里,第二天早上是午餐肉馅饼。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午餐肉,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来的!……炖斯帕姆午餐肉,斯帕姆午餐肉派,还有煮斯帕姆午餐肉涂油脂!” 在切里尼奥拉,斯帕姆午餐肉的替代品是维也纳香肠。吃过一个月后,一个人在准备室贴了一纸建议书,建议停止轰炸维也纳,如果那儿的人不再运出他们的香肠的话。 肖斯塔克少尉在飞到切里尼奥拉时,飞机上带了2500箱军用干粮,发现没有一个人想要。于是他搬了几箱到帐篷里,时不时地,他会带上十盒到镇上去,进到路边的餐馆,“然后以此换一顿意大利面条”。面条酱里没有肉,“但意大利人有极棒的番茄酱,再要一瓶便宜的红酒吃上一顿”。 天气不好不能执行任务时———这种事常有———有些人就想打破基地单调的生活,去镇上转转。陆航队会派一辆卡车每半小时跑一趟镇上,然后在十字路口等着,让那些返回的人能搭上车。大教堂的街对面是一个红十字会俱乐部,有为美国人开的电影院、一张台球桌、书籍和扑克。 这些人不缺钱。他们的薪水以盟军货币支付,在被占领的意大利是法定支付手段,一美分相当于一里拉。这个兑换率挺合适。帮助修建跑道或者水泥地板的意大利熟练工人,每天工资是75里拉,非熟练工人是50里拉。在镇上理一次发是七里拉,修面价钱相同。让扬基佬吃惊的是,满街都是理发师,一般是拿着窄窄的剃刀的小男孩。唐纳德·柯里尔少尉注意到:“无论多穷,很多意大利老年男子还是每天到理发师那儿刮脸。这是一种男人的仪式。”为了洗一个热水澡———基地里没有条件———战士们去切里尼奥拉的公共浴室。他们自带肥皂和毛巾,花费25里拉。 另一个令扬基佬惊奇的地方是切里尼奥拉居民的穿着,他们大多数只有黑色衣服。贫穷让人们穿不起颜色明亮、色彩斑斓的衣服。许多人饥肠辘辘,或者处于饥饿边缘。“我们看见衣衫褴褛的妇女排成长队,”柯里尔写道,“等着领一小份面粉配额。”面粉是美国的军需品。很难想像,来自美国的面粉到了罗马的“谷物之土”、汉尼拔的粮食供给基地。柯里尔也注意到老房子地基旁是成捆的细枝,“这是他们做饭的燃料”。陆航队的战士会到镇上洗衣服。花上几个里拉,当地的女人就能把衣服洗干净、晾干、叠好。 帕平少尉经常去切里尼奥拉。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叫玛利亚的十几岁的姑娘,长着“可爱的黑眼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但在高中时学过法语,玛利亚也在学校学过法语,正好用上了。他回忆道:“意大利人不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前提都是要求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玛利亚和她祖母、母亲和两个姨住在一起。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战争中死了。“女人们接受了我,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信任我。玛利亚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呆过几分钟以上。时不时一个短暂的吻可以接受,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行。” 对帕平而言,这个家庭的友谊和对她们的造访“变得对我非常重要。它对战争非人性的冷酷是一种弥补,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到玛利亚。她给他寄来一包女人的衣服。玛利亚和她的家人“高兴极了,以一顿大餐来报答我”。但是,帕平遗憾地补充说:“我没有多得到一点和玛利亚在一起的自由时间。”
意大利,切里尼奥拉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