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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美军公墓里，他和他的第三集团军的6000名烈士葬在一起。他永远不能回家了。 人们唱着赞美诗，送别巴顿踏上漫长的旅程。在葬礼的最后一刻，为巴顿将军忠实服务多年的勤务兵堪萨斯的老黑人威廉·乔治·米克斯军士长把覆盖过灵柩的旗帜交给巴顿夫人。 12人组成的枪队举起步枪，齐射3响，枪声在群山中回荡。 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向巴顿致哀，《纽约时报》的社论是这样的：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将名列前茅……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而发火；由于他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的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战场上，巴顿用他那极富特性的粗俗的语言激发士兵的斗志。"混蛋，你们的刺刀应毫不犹豫地刺向那些杂种的胸膛。" 在巴顿葬礼后，他手下的一位士兵见到了悲哀的巴顿夫人。他想不出用什么来安慰这位不幸的他所崇拜的将军的夫人，但他急中生智讲了将军的故事： 那天，我们的车陷入了深泥里。恰巧一辆吉普车驶近。车上的人随即喊到："你们这帮混蛋赶快下车，把车推上去。"我们按着他说的做了。但我在推车时才发现，在我身边的和我一样推车的这位将军正是您的丈夫。是的，夫人，我们佩服他。" 巴顿夫人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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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的一日:二战诺曼底登陆日D-Day纪念
大批飞机飞向诺曼底
首先踏上法国土地的盟军，是空降部队。他们在深夜和凌晨由降落伞和滑翔机送到地面。空降部队共有2万4千人(美军16000人，英军8000人)，由1000架飞机运送。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降落在“犹他”滩后面，英军第6空降师降落在奥恩河畔卡昂附近的要害地域。由于气候恶劣，加之有些运输机驾驶员有急躁情绪，又缺乏经验，多数美国伞兵的降落点都很分散，离目标甚远。只有少数部队能按计划组织起来进行战斗。然而，在诺曼底“大西洋壁垒”的后面，有2万4千名伞兵突然出现在德国守军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和恐惧，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使用伞兵是正确的。许多勇敢的伞兵组成游击小分队，在攻击开始日和其后的战斗中曾重创敌人。有些部队和小分队夺取并勇敢地控制住要害目标——桥梁公路和敌人据点，有力地削弱了德军的抵抗。美国伞兵共伤亡2500人，不到15%，比马洛里预料的灾难性损失50%—70%少得多。
接着是美军步兵在“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登陆。日出时间是5点48分，攻击开始时间是6点30分。
当我们面向法国时，“犹他”海滩——柯林斯第7军的目标，就在我们的右边(或西边)。4点5分，天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雷·巴顿率领的新编第4师官兵开始登上登陆舰，英勇的特迪·罗斯福身先士卒，走在最前面。由于我们担心受到德军海岸炮的轰击，就命令登陆舰在离海岸11英里半的地方开始冲击。为首的是一队8艘坦克登陆舰，装载着32件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秘密武器”，这就是装有飘浮装置和船用螺旋桨的“谢尔曼”坦克，有点像我们的“水鸭”车。它们在海上下水，“游”到岸上，在海滩上为部队提供紧急炮火支援。后来，坦克登陆舰将两栖坦克直接送到岸上。
101师的士兵们准备登机
两栖坦克是由工程师尼古拉斯·斯托斯拉尔设计，英国坦克先驱珀西·霍伯特热情采纳的一种坦克。艾森豪威尔和我试用这种坦克后，也很热心，命令把300辆新式“谢尔曼”坦克改装成两栖坦克。霍伯特还为我们设计和推荐了几种其它特殊用途的“奇特坦克”：
装有扫雷臂的“蟹”式坦克，在通过雷区时扫雷臂拍打通路；
装有喷火装置的“鳄鱼”式坦克；
“武装车辆”是一种多用途坦克，装有灌浆器或小型铺桥设备或填坦克陷阱的柴捆。
除了“蟹”式坦克外，所有奇特的坦克都是由英国“丘吉尔”式坦克改装的。因为采用“丘吉尔”式坦克就得重新训练我们的坦克手和维修人员，还要一套复杂的配件补给系统，所以我们拒绝了。要是“奇特坦克”早一点设想出来，及时地把他们的新发明用在“谢尔曼”式坦克上，我们很可能会采用它们。
当登陆舰向“犹他”海滩进行担惊受怕的远程航渡时，空军和海军开始轰击海岸上的防御工事，以削弱其抵抗能力。约有360架美国中型轰炸机轰炸了“犹他”滩，但天空阴云密布，轰炸未能达到目的。官方陆军历史学家戈登·A·哈里森准确地报道说：“总的来说，轰炸收效甚微。”海军战舰停在“犹他”滩以外，5点36分开始炮击，大炮射程内的所有防御工事都被炮击过了，时间长达50分钟。配有火箭的坦克登陆舰在第一批坦克上陆前，向海滩发射了5000发5英寸的火箭弹。
海军历史学家莫里森写道，海军对“犹他”滩的炮击卓有成效。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战舰抓紧机会炮击敌人的目标。连“内达华”号这样的老舰也摧毁了许多德国坦克。
进攻“犹他”滩的部队还算走运。当登陆舰接近海滩时，它们处在巴尔弗鲁尔的背风面。这里离海岸较近，风浪较小，两栖坦克便在这里下水。由于坦克登陆舰没有升降门，两栖坦克开出时，扑通一声就掉进了水里。有一艘坦克登陆舰触上水雷，连同4辆坦克一起沉没了，但其它24辆坦克毫不费劲地就上岸了。一群群装有105毫米火炮的两栖车辆也得益于平静的水面。这样，“犹他”海滩上的冲击梯队就得到了坦克和火炮的支援。
守卫“犹他”滩的是德军第709师的一个团，是由预备役军人和外国志愿兵组成的一支守备部队，许多人是格鲁吉亚共和国反共俄国人。投入内地的美国伞兵已切断了他们的通信联络，他们无法得到预警通报。他们成功地探测到进入他们火力范围的登陆舰只，但在近战交锋后很快就投降了。由于偶然的一起幸运事件，海军把我们的步兵送到错误的海滩，敌人的炮弹打不到那里。在特迪·罗斯福的率领下，先期上岸的几批步兵很快纠正了错误的行动，制服了死气沉沉的守敌，向内地推进，同控制重要据点的伞兵取得了联系。当天傍晚，有2万3千人登上了“犹他”滩，第4师向内地推进了6英里，伤亡很小(仅197人)，令人满意。我们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犹他”滩。
然而，“奥马哈”滩简直是一场恶梦。直到今天，一想到1944年6月6日那里发生的事情，就会感到一阵阵痛苦。我曾多次回到那里，悼念死在滩头的勇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侥幸活到胜利之日的人们。那天，踏上“奥马哈”滩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由于担心敌人海岸炮的轰击，我们的攻击舰队在离岸12英里的海面抛锚。谣传中的海岸炮，部分在杜胡角，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法国情报人员报告说，这里有6门155毫米法国火炮，射程为2万5千码(约12海里)。我们派去两个别动营，由得克萨斯州牧场主詹姆斯·E·拉德尔上校率领，登陆攀上峭壁，摧毁这些火炮。拉德尔的士兵有接近岸边的驱逐舰的火力支援。他们的使命至关重要，要是使用得当，仅这6门巨型海岸炮就能使我们的进攻部队遭到致命打击。
冲向滩头
在开阔的锚地，我们完全处在海峡内恶劣天气造成的狂风恶浪之中。3— 6英尺高的浪头向我们的战舰和运输舰扑打过来。在漆黑的夜里，让登陆舰起锚困难重重，而且危机四伏。我们的步兵身负沉重的装备，爬进剧烈颠簸的舰只，很快就感到难以忍受：潮湿、寒冷和晕船。装载64辆攻击东、西滩头的两栖坦克的16艘坦克登陆舰，在海上剧烈地颠簸着，笨拙地移动着。负责把攻击西海滩的32辆两栖坦克送上岸的水手们机智地决定，因风浪太大无法在海上下水，把28辆坦克直接送上海滩。但攻击东海滩的32辆坦克中，有29辆在离岸2英里半的海上下水。除两辆外，其他都沉入海底，还有3辆直接送上海滩，一共剩下5辆。装备105毫米火炮的几十辆两栖车辆也多数沉没，结果只有一半两栖坦克和少数几辆跑车到达“奥马哈”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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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和空军在5点50分开始向海岸轰击。首先是从军舰上射出震撼人心的一排排炮弹。这次炮击足足进行了35分钟。炮击期间，约480架美国B-24重型轰炸机从6点钟开始，投下了1285吨炸弹。
海滩
历史学家莫里森认为，海军的轰击虽然时间短，但效果很好，可能把敌人的抵抗能力削弱了“一半至三分之二”。飞机轰炸的情况和轰炸“犹他”滩相仿，完全是徒劳之举。由于天气太坏，1285吨炸弹全落在“奥马哈”海滩的后面，杀伤了许多法国平民和牛，就是没有打着德国兵。
在正常情况下，“奥马哈”滩由德军第716守备师一个团守卫，这个团并不比守卫“犹他”滩的那个德军团的战斗力强。但是，第716师得到了第一流的第352摩步师的增援，该师有一个团守卫在滩头，另外两个团在距海滩只有几英里的贝叶。实际上，“奥马哈”滩上的第716守备师的这个团已经并入第352师。这样，我们在“奥马哈”滩所面对的是德军两个多团的兵力，许多部队是第一流的。
海滩上的防御工事和地形都很棘手。水下有精心布设的3道钢铁或水泥屏障，多数障碍物上还有水雷。低潮时(我们的进攻部队想在这时登陆)，海滩本身宽200码，无遮蔽物。然后是一道低矮的防波堤，再往后就是沙丘和陡壁，有5道宽大的壕沟割开陡壁，我们打算登上滩头后，利用这些壕沟向内地突击。壕沟里遍布敌军炮位，而且在防波堤和绝壁沙丘之间的地带，埋有几千颗地雷。此外，德军狡猾地把炮台隐蔽在绝壁上，几乎可以向整个海滩射击。
82空降师的士兵正在作战
这样，“奥马哈”滩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西洋壁垒”。历史学家哈里森写道：“总之，德国人为进攻的美军准备好了他们在别处从未遇到过的最残忍的地狱。甚至连日本人在硫黄岛、塔瓦拉和贝拉流的防卫，也不能与这里相比。”
6点30分，杰罗第5军的第一批步兵到达“奥马哈”滩，多数都搞错了地方。这些突击部队包括查尔斯·格哈特第29师第116团和许布纳“大红一师”的第16团，还有经过特殊训练专门爆破敌人水下障碍的工兵部队。这些部队立即遭到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和火炮的猛烈射击。有几十人死亡或受伤，许多人淹死在海里。虽然有少数人设法炸开了水下障碍物，打开了几条通道，但多数排除障碍的工兵却当场被击毙。无处隐蔽，匍匐在沙滩上和浅水中的人，无法还击，也无法隐藏在搁浅的登陆舰后面。大多数两栖坦克都被击毁。没有大炮支援，几个小时内，海滩上鲜血横流，连海水都染红了。
在某些方面，我们还算走运。诺曼底的德国空军已被消灭或被迫撤到远方的基地。我们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在攻击开始日，德国飞机对我们在“犹他”和“奥马哈”滩的行动，没有造成大的干扰。德国海军也未起到作用。奉命攻击我们的德军潜艇和快速鱼雷艇，轻易地被打退了。V-1和V-2火箭，这时还未准备就绪，未向我们射击。拉德尔的别动队(攻击开始日的英雄业绩之一)攀上了杜胡角的绝壁，发现那6门巨型火炮是假的——原来是电线杆子！后来，拉德尔的部队在后面的野地里，发现了6门大炮中的4门，用手榴弹把它们炸毁了。
陆战队的士兵正在射击
血染“奥马哈”滩的时间太长了。登陆后6个小时，我们才占据10码滩头阵地。直到主要指挥官上岸后，士兵们才开始向防波堤和绝壁等隐蔽物移动。这些勇敢的指挥官是第29师副师长诺曼·D·科塔准将(我的好友和我在本宁堡步校兵器系的同事)，第116步兵团的查尔斯·D·W·坎汉上校和指挥第16步兵团的乔治·A·泰勒上校。
科塔冷静地在海滩上大步行走，下达富有感情的命令，给海滩上每个人树立了无所畏惧的榜样。泰勒向他的士兵喊道：“我们呆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死也要向前冲！”科塔喊道：“留在海滩上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一种是等死的人。来呀！把魔鬼从这里赶走！”能够行动的人冒死向防波堤冲去。第18步兵团和第115步兵团又有几百名士兵从登陆舰上冲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到处都能看到勇敢的行为和英勇的士兵。几乎难以察觉的出来，我们的立足点渐渐地扩大了。
在这里，我得大大赞扬美国海军。同西西里岛战役一样，海军使我们免遭打击。12艘驱逐舰不顾水浅、水雷、敌人炮火和其他障碍，接近岸边，为我们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这些勇敢战舰的主炮成了我们仅有的大炮。许布纳的参谋长斯坦厄普·B·梅森后来写道：“我现在确信，是海军的炮火支援使我们到达岸边的。如果没有海军炮火的支援，我们肯定不能越过海滩。”吉·杰罗当天夜里上岸建立他的第5军指挥所时，给我发来第一份充满激情的电文：“感谢上帝为我们缔造了美国海军！”
在进攻开始这一天，我个人一直十分忧虑不安。我坚守在“奥骨斯塔”号上。我们与突击“奥马哈”滩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少到几乎没有。根据我们收听到的几份无线电报和观察员乘小船靠近海岸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的部队遭到无可挽回的沉重打击，占领海滩的希望甚微。就我个人的想法，我考虑撤离滩头，指挥后续部队向“犹他”或“不列颠”滩转移。切特·汉森记录了我后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总有一天我要告诉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几个小时是多么的紧迫。”我为决定是否把部队撤下来而十分苦恼，但愿我们的部队能站住脚。
82空降师准备开赴诺曼底
他们总算勉强站住了脚。下午1点30分，我接到杰罗发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部队牢牢地守住了海滩……正在向海滩后面的高地挺进。”我派我的参谋长比尔·基恩和切特·汉森到海滩亲自察看。他们的报告比我所预期的还要乐观。整个海滩的形势仍很严重，但我们的部队已占领了一两道壕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内地推进。根据他们的报告，我打消了放弃“奥马哈”滩的念头。
夜间，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海军胜利了。这时，我们已有3万5千人登陆，控制了一片长达5英里，纵深1英里尸横遍野的海滩。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这块地盘，我们伤亡了近2500人(从未得到确切数字)，我们再也不想把它交出去了。
我常常为派新组建的部队到“奥马哈”滩的进攻战中去打先锋而内心感到苦痛。这次派去的部队，是杰罗率领的第5军司令部和格哈特率领的第29师。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派许布纳的英勇善战的“大红一师”去增援的原因。像在西西里岛战役一样，“大红一师”又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了。感谢上帝，该师正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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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60年前，当时的中国政府曾选派了20多名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到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期间，他们不仅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还参加了二战后期欧洲战场的许多军事行动。后来，这20多人中有4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留在了祖国大陆，他们是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和黄廷鑫。几天前，记者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了解到，卢东阁、王显琼两位老先生已经去世。84岁的郭成森先生也卧病在床无法接受采访。几经辗转，记者最后在杭州见到了黄廷鑫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在欧洲的那段难忘经历。 去英国的路上，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海战 浙江医院更像是一个疗养院，87岁的黄廷鑫老先生每天下午都要坐着轮椅，由护理人员推着到花园一般的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在享受宁静的时候，老人会常常回忆起年轻时戎马倥偬的岁月。二战期间，他作为中国送到英国学习的海军军官，曾在英国的航母上服役，参加过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一些收复欧洲大陆的战斗。在对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老人坐在单人病房的椅子上，头微微仰起，长寿眉下的眼睛出神地望着前方，似乎那里有一个屏幕，正放映着60年前的历史，让他清晰地看到了过去的一幕一幕。 黄廷鑫的老家在安徽省安庆市。1936年，19岁的黄廷鑫从全省最好的中学安庆高中毕业，考取了青岛海军学校。他说，当时考军校，想法其实和现在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就是不想再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军校是给学生发生活费的。 在青岛，黄廷鑫只读了一年书，因为日本侵略军打到山东，青岛海军学校内迁至四川的万县。从那以后，青岛海军学校就再没有招生，黄廷鑫是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原本，海军学校要读4年，最后一年到舰船上实习。但是，由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都在打仗，黄廷鑫读了3年没有实习就毕业了。 实习都没有军舰可上，就更不用说到舰上当海军了。于是，海军学校毕业的黄廷鑫又到成都上了陆军学校，成为黄埔17期学员。1942年，他快毕业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选派一些年轻军官到英国、美国学习海军。 黄廷鑫还记得，考试地点在陪都重庆，送他们去国外学海军的钱是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国民党就算买了武器也运不进来，于是决定用这笔钱来培养海军军官。 考完试，黄廷鑫在重庆等了整整1年，直到1943年的六七月间，他们去英国的24个人才出发，路线是先从重庆到昆明，然后从昆明乘坐美国人的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飞越喜马拉雅山时，景色的壮观和飞行的危险让老人终生难忘：“从天上往下看，整个喜马拉雅山就像一个冰冻的海洋，漂亮极了。但青藏高原上空的气压也变化无常。我们坐的是军用运输机，飞机忽地掉下两三千英尺，我们的头一下子都顶到舱顶上了。” 最后，他们在加尔各答上火车到孟买，在那里等待商船组成船队，然后在舰队的护航下一同前往英国。当时，德国潜艇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实行海上封锁，商船必须有海军舰队护航才安全。黄廷鑫他们坐的是邮轮，整个船队由1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护航。没想到，在地中海还真碰上了德国潜艇，黄廷鑫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海战。两艘驱逐舰脱离编队向潜艇进攻，一艘驱逐舰负责用仪器跟踪潜艇，锁定目标、发出指示，另一艘则发射深水炸弹攻击德国潜艇。战斗的结果是德国潜艇被打跑了﹝ 1944年冬，黄廷鑫在战舰上值更 中国军人第一次参加海上实战，并在“北角战役”中立功 1943年10月，这批中国军官到了英国的普利茅斯港，那里是英国的一个舰队司令部。很快，他们进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编成一个“中国班”开始学习。 3个月的短期培训结束后，中国军官们被分配上舰实习。卢东阁、郭成森去的是英国北海舰队的重型巡洋舰“肯特”号。当时，德国为了切断反法西斯盟军向苏联运送军火物资的海上要道，派遣其挪威海军基地惟一能出航作战的大型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巡洋舰，出海截击反法西斯盟军运输队。英国皇家海军得到情报，立即从大西洋驶向北冰洋，由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14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0艘潜水艇组成的特混舰队打响了著名的“北角战役”。战役中，“肯特”号主要执行后卫和增援任务，在主攻军舰把“沙恩霍斯特”号打哑后，才轮到“肯特”号冲上去，用266毫米的主炮猛轰一气。卢东阁、郭成森在见习副炮长的岗位上第一次体验了海上实战的滋味。 击沉“沙恩霍斯特”号后，英国舰队随即奔袭了挪威的阿尔塔港。一批接一批的“剑鱼”式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把数百枚1600磅的重型炸弹投向在港中“养伤”的德国海上巨舰“梯尔比兹”号战列舰。4.1万吨的巨舰被炸成了一堆废铁，直到二战结束也未能修复。德国军舰也发动了疯狂反击。战斗中，正在值更的郭成森一 眼看见了德军潜艇的潜望镜，他当即按响警铃，报告德舰正从右前方袭来。“肯特”号一个急拐闪避，两枚鱼雷擦着舷边掠过军舰左侧。 中国军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 黄廷鑫上的是一艘美国制造的、名叫“搜索者”号的轻型航空母舰，万吨级，能载25架飞机。 “搜索者”号当时执行的多是护航任务。在没有军事任务时，出海训练也很频繁，每周要搞一两次。航空母舰训练最多的是飞机和舰上的联系，飞行员和舰上指挥人员甚至连对方的声音都能一下子分辨出来。黄廷鑫在舰上的主要任务是航海值更。军舰在海上的角度合不合适，在编队中的位置对不对，都由值更军官负责。在航空母舰上值更不是简单的事情，航母必须根据风向、水流来决定航行的状态，从而保证飞机顺利起降。 黄廷鑫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诺曼底登陆行动的。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是出奇制胜的。反法西斯盟军在准备阶段采取了一系列伪装欺骗措施，结果造成德军判断错误，以为反法西斯盟军的进攻重点是在加来，所以只留了一个装甲师在诺曼底驻防。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突然率领反法西斯盟军出现在诺曼底，德军毫无准备，元帅隆美尔还在德国为其妻子过生日。很快，反法西斯盟军就如怒潮般涌上海岸，突破了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从此，法西斯德国陷入了苏联红军和英、美军队的夹击中，迅速走向灭亡。 “搜索者”号执行的是支持登陆的任务，主要是在外围反潜，防止德国潜艇给登陆行动制造麻烦。黄廷鑫回忆说，1944年6月5日晚上，“搜索者”号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绕到英吉利海峡，由北往南游弋。那个时候，德国的海军已经不行了，海上没有发现什幺情况。当天晚上，黄廷鑫没有值班，第二天上午，在他当班时传来消息，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了。后来黄廷鑫才知道，他们这批在舰上实习的中国军官全都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他们有的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担任主攻和掩护任务。像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所在的军舰都在一线，任务是炮击海滩。郭成森在副炮长的位置上指挥发射了数千发炮弹，不仅摧毁了德军大量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作战中，击沉了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船和4艘运输船。 黄廷鑫及其夫人（程刚/摄） 差一点赶上对日作战 诺曼底登陆后，黄廷鑫紧接着就随“搜索者”号参加了反法西斯盟军在法国南部土伦港附近的登陆作战，时间是1944年的10月。黄廷鑫说：“我们的4艘航母一起加入了编队，这一次我们可是直接参加战斗了，当然主要还是由飞机攻击德军防线，掩护登陆。德国海军那时侯已基本没什幺战斗力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船只畅行无阻。在土伦登陆时，海面上全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商船。” 法国南部登陆胜利后，“搜索者”号开到马耳他稍作补充，就又出发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执行反法西斯盟军进军希腊的任务。在希腊海域，黄廷鑫到了克里特岛的外海，“搜索者”号的任务是空投希腊王族成员，让他们回国重建政府。1944年年底，“搜索者”号回到英国，黄廷鑫也结束了在航空母舰上的服役经历。接下来的一年中，黄廷鑫和他的同学们全都在学习正式的海军课程。 近一年的学习结束后，黄廷鑫又被派到英国太平洋舰队参加对日作战。他还没赶到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不过，他还是上了一艘重型巡洋舰实习，到过越南的西贡、菲律宾的马尼拉、日本的横须贺和香港。 1946年夏天，黄廷鑫从香港回安徽老家探亲，正准备返回时，接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任务，到英国接回“重庆号”。“重庆号”原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旗舰“亚历山大”号，二战结束后，作为英国征用在欧洲的中国商船的补偿，英国把“重庆号”给了中国。 接舰的中国官兵在英国按照各自的岗位学习了1年，这期间黄廷鑫提前下了舰。他还去了一次德国，从基尔港到汉堡，黄廷鑫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好的，街上的成年男子几乎都有伤残。对德国人来说，食物非常珍贵，英国士兵用一点牛油、面包、香烟就可以换德国的照相机之类的物品。 1948年回国后，黄廷鑫在国民党海军作战部任参谋。上海解放后，他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曾任护航舰“武昌号”副舰长、华东军区海军枪炮业务长、大连海军学院教员。1958年黄廷鑫转业到地方教书，离休前在杭州丝绸工学院教英语。至今，他对海军、海防还十分关心。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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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小说作家史蒂芬·安布罗斯，在两年前辞世之时，他被举世公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教父。这不仅因为他留给世人的20多部重大作品大多涉及二战史实，而且至少有五部成为《纽约时报》排行第一的畅销书，尤其是《兄弟连》至今热销不衰，更使史蒂芬成为二战军事题材最权威的作家。
当我国的读者与观众刚刚领略了史蒂芬《兄弟连》小说中文版的热销，以及HBO梦工厂同名电视剧热播之后，作者的另一部绝笔之作——《空军战士——1944-1945年驾驶B-24轰炸机飞越德国上空的男人们》小说中文版，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
从这位史学家兼畅销书作家的笔下，我国读者将同世界各国读者一样，得以了解鲜为人知的二战期间被称为“解放者”的美国B-24重型轰炸机的故事。
一群在二战中驾驶B-24轰炸机的年轻人，面对重重危机，执行着一个又一个最危险、最苛刻的军事任务，承受着超过50%的伤亡率，成为另一支非凡的空中“兄弟连”。在书中，作者以他一贯的风格——生动的细节描述与细腻的感情描写，讲述了这群杰出的年轻人英勇、大胆、训练有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作者有着真实再现战时紧张战斗气氛的天分，他把读者带进了拥挤狭窄、低温难耐又极其危险的B-24机舱内，随着机组成员穿过浓浓的黑烟与随时致命的防空火力网，接近目标，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他们中的许多人随着飞机被熊熊火焰所吞没。
《空军战士》的主要情节始终围绕着一架名叫“达科他女王”号的B-24轰炸机和741飞行中队飞行员乔治·麦高文的故事展开。这位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小伙子，当他驾驶B-24轰炸机时年仅20岁。他有幸成为荣膺飞行十字勋章，并在18000多名B-24空军飞行员中，后来仅健在人间的四人之一。由于麦高文在二战期间35次的飞行经历，以及1972年他竞选美国总统的传奇色彩，引来一些记者要为他撰写二战经历的回忆录。直到本书作者史蒂芬·安布罗斯1999年夏天找到他，麦高文终于表露，他一直希望史蒂芬来写这本书。于是，在科林斯基金会的帮助下，花费了130万美元修复了唯一一架还能飞行的B-24飞机，让作者亲身体验了曾在“二战”时期的飞机上飞行的各种刺激；并开始了作者每天六七个小时对已是美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的乔治·麦高文的采访。这种采访让作者感受到了与他早年采访艾森豪威尔时的不同，也让他感受了同几千名二战老兵访谈相比的特别之处。
美国《达拉斯早新闻》曾评论“《空军战士》给人的感觉是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丹佛邮报》也评论此书“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一页页细读”。对于忠实于史蒂芬的读者来说，《空军战士》确是一部“才华横溢……了不起的故事”（拉里·金《今日美国》）。
今年6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当世界各地由此揭开从二战结束到明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的纪念活动序幕之时，《空军战士》的中文版问世了。巧合的是，这段反映美国空军飞行员英勇战斗事迹的真实故事，恰恰也相隔60年。这无论对于我国读者，还是书中那些为二战胜利作出贡献的“空军战士”们，都具有特殊意义。本书的出版正好表达了作者史蒂芬在书中，以及他生前每一次采访二战老兵之后所重复的那句话：“谢谢你们为赢得战争从而拯救世界所做出的一切”。
相关评论与链接登陆诺曼底的中国军人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筹备，召开了一次旨在加强海军建设的特别会议。会议达成共识：特派遣一批精英出国留学，为海军的发展做准备。
随即，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着手选派一批青年海军军官去英、美留学深造。通过严格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了85人，其中25人去英国。一切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要求训练。学习和训练告一段落后，英国皇家海军根据战时需要，将他们派往各个战区，到现役大型军舰上实习。
鏖战大西洋和北冰洋
郭成森等21名留学英国的中国海军军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他们有的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担任主攻和掩护任务。郭成森在这次大决战中表现出色，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大量德军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作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船和4艘运输船。
21名中国军人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无一人伤亡。实战实习之后，他们又返回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不久又转到朴茨茅斯海军专科学校，专修鱼雷、电讯、航务和航空飞行等专科业务，最终完成了海军战术、技术训练专业深造。
随“肯特”号护送丘吉尔
“肯特”号在诺曼底登陆及登陆前几次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获得盟军指挥部的信任。1945年初“肯特”号护送英国首相丘吉尔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雅尔塔会议。郭成森随“肯特”号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顺利完成任务返抵伦敦港后，丘吉尔首相破例接见了“肯特”号全体军官。21名中国军人于1946年2月经香港返回祖国。
学成回国有四人参加人民海军
学成回国的青年军官立刻得到国民党海军的重用，很快被分配到海军各部队担任舰长、参谋教官等职。其中有些人逐渐醒悟，参加到人民海军中来。
卢东阁 回国后在国民党海军中先后担任过中校参谋、舰长、海军总司令部上校作战处长。1949年2月25日，随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起义，参加了人民海军，历任大连海军学校航海系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技术教授学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198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1997年在北京病逝。
郭成森 1949年4月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活动，8月加入华东军区海军，后被任命为旗舰“南昌”号首任舰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到该舰参观。1955年，调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官，船艺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舰长等基层海军军官。1985年从舰艇学院研究员岗位离休。
王显琼 1949年5月参加华东军区海军，历任军事学院海军系教员、海军学院兵种教研室副主任，编写教材上百万字，被评为先进教员。10多年前病故。
黄廷鑫 1949年7月参加华东军区海军，历任护航舰“武昌”号副舰长、华东军区海军枪炮业务长、大连海军学院教员，1958年转业至杭州丝绸学校任副校长，后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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