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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自序
对日抗战时期,由汪精卫所领导而在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当其存在的时侯,人们对它有过那样多的揣测;于其覆亡以后,仍然会有那样多的传说.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会像它那样给予世人以如此不确定的观念!到今天为止,这政权已经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体早因成败而盖棺论定,但留驻在人们心理的一项微妙感,似乎并不曾完全袪除.
当两年前姚励颇兄创刊春秋杂志时,认为汪政权不论其本质如何,目的如何,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不管是让后人齿冷;或者是供后人叹息.而战后尚无人比较完整地写过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写此中事,为读者打破这一个谜样的疑团.我却不过他的盛意,事前也来不及作一个写作的准备,糊里糊涂就写好了第一节交给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后,才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个大题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而又为我安上了我这几年常用的笔名"朱子家".无可讳言,这题目在我来说是不够庄重的.而且以我当时见闻的狭陋,我也不至于狂妄地竟会用这个包罗太广的大题目.虽然我也曾受过有类于蚕室腐刑之痛,但我决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笔名写实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头露尾的误会.然而一切既然已经决定了,在过去两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笔下,尽力求其能做到"信"与"实".
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于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的减退,叁考资料的全付缺如,事实上达一个大纲也竟然无从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后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后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又因为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我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假如有一天我还能重回故土,将以我的馀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于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叁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虽然和平以后,我有过大不幸的遭遇:籍没、羁囚、以及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没有后悔,因为我明白本来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飘零第十周年
金雄白自序于香港旅次
第一部
一、身历了一幕历史的悲剧
我曾经目击过一个政权的创建,以迄其没落;而且我身亲了这个政权的筹备、创建、发展,直到最后的消散.
这是一幕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到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十多年,过去的一切,也如尘、如梦、如烟般地逝去了.而曾经使我激动、使我忧伤、使我痛苦的往事,却永远牢系在我心的深处.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是中国前所未有遭受外族侵略的一个大时代,而我刚刚生长在这一段不平凡的时间,而又身历了其间一幕不平凡的悲剧.
每个中国人一定会记得一九三八年,中国对日抗战,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战局陷于极度困难与极度悲观的时候.突然,一个曾因革命而行刺前清的摄政王几罹大辟有着半生光荣历史的人物,一个曾经是中山先生的左右手,那时又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领袖,一个曾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而且还是号称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叁政会的议长,他就是汪精卫!而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
这一个政权,自一九四○年三月的三十日创建,以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没落,其间经过了五年四个月又十二天的寿命,失败了、消散了.于是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于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与想了些什么?或许真如人们对他那样地想像,但毕竟经过了五年多的一段时期,以及占据有广大地区的一个空间,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为朋友们洗刷,为失败的政权文饰.我愿意凭了我的良知,就记忆中所留存的一点一滴,尽量忠实地,写出身亲目击的真相,作为后人的殷鉴与叹息!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叁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份.而在政权没落以后,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撩,"法外施仁",竟邀末减,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目?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渺.
在写出这一幕往事之前,我所认为值得遗憾的,当一九四九年,又一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我深怕卷入了另一次漩涡,抛妻别子,仓皇南来,临行前把一切文件,包括书函、纪录、照相、密件、报刊、都把它焚弃了.现在只能纯凭藉记忆来追写.其中特别关于人民、时间等,相信一定会发生很多错误.同时,我也不否认人总是容易被感情所支配,有主观,也会有恩怨,虽然我将尽量不向壁虚构,不颠倒黑白,我仍然期待读者们的指教、纠正和原谅.
二、一个似曾相识者的出现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上海四周的炮声,早已趋于沉寂.而租界里却呈现看一片畸形的繁荣,市民们惊魂初定,转而耽于逸乐.也有人于怅惘咫尺之间的南市、闸北、浦东,敌人骑铁纵横,奸淫烧杀,汉奸们所组织的维持会更助纣为虐.同胞们的血泪洒遍了各处,但祖国离他们却一步一步地遥远.对抗战的最后胜利,每个人虽然仍抱看殷切的期望,但谁也不敢预料抗战将再经过多少的时候,与将在怎样状态下取得胜利.沦陷区民众的心理是复杂的,正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市民们感到惊愕.前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忽然从重庆出走,抵达了越南的河内,而且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了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按:原字[麻+吕],因电脑字盘没有,姑代用之,下同)"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这一个消息太突兀了!使上海所有的市民纷纷猜测.而接着,上海各报又接到了中央对汪的行动暂时不许攻击的通令.于是,在无法获得真相以前,上海的市民们相信蒋汪之间是在玩着一面抗战一面谈和的双簧.这传言是够厉害的,我竟也是被迷乱者之一.做久了记者的我,窥探秘密的好奇心,己养成习惯,但是当时在沦陷了的上海,却怎样也法无证实这一项传说的真伪.
几个月过去了,汪精卫已经由河内到达上海,中央且已通过了对汪开除党籍的决议,汪的言行也一天一天趋于明朗,汪派的中华日报,且已在沪复刊,而人们心理上的双簧阴影,却仍然无法消减.
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个中午,我正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三楼午饭,当饭毕行经二楼时,新闻界的旧友叶如音也正在进食,他起来向我招呼,旁边还坐看一个白净面孔的人,我向他瞥了一眼,好似有点面熟,但我已完全记不起他是谁了,他也望着我,只微微的一笑,他没有开口,我就先走开了.隔了一天,如音忽然同了那位似曾相识的人到我家里来,一开始就由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罗君强,恐怕你忘记了我.十年前,周佛海先生兼总司令部政府训练处长时,我是他的主任秘书,在周先生南京舒家花园的公馆,你和布雷、力子先生不是还和我打过好几次麻将?"我才记起了确实有一个他.接着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周先生已随汪先生来到了上海,现在暂时住在虹口江湾路,他说在汉口时曾经接到过你的去信,你说希望能转至后方为抗战效力,他本想在中央宣传部中,请你担任新闻处长一职,后来刚因战局不利,政府退往重庆而作罢.今天他要我来看你,希望你能约定一个日期,和他谈一次."
我被出于意外的谈话所惊住,一时不知应当怎样答覆.不错,我与佛海之间,过去十年中存有相当的友谊.民十八,我正担任京报采访主任一职时,奉派随蒋先生北上赴平,在蒋先生的专车中,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是多年的同业;孔祥熙、赵戴文(那时的内政部长)、熊式辉等因采访关系,也早已认识.而当时随节诸人中,不认识的还是很多.当专车开行以后,我们正聚在起居室中闲谈时,蒋先生从前一节车过来了,他问我同车的是不是都相熟.我指指周佛海,表示我与他并不相识,这样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友谊也就这样的开始.在北平的一周中,我们每天共游宴,周氏有湖南人爽朗的脾气,也有书生的性格,因此谈得很投机.以后同到了南京,我们来往得很密,而且他为我在政治训练处挂了一个上校秘书的名义,按月由他所主办的新生命书店送给我一份乾薪.自政府西撤以后,就仅仅通过几封信.睽隔多年,在情感上,我无可讳言希望能见他一次;而且我知道他与蒋先生间关系之深,而此次竟会随汪出走,这是政治上的一个谜,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脱口而出的说:"当然,我也希望与他谈谈,但是我不愿意过挢(指外白渡挢)同敌军除帽鞠躬.有负他的盛意,恐只能期之于异日了."君强说:"那容易办,假如他到租界来时,再约你见面何如?"我不能推却,事情也就这样的决定了.
三、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四五天之后,民国二十八年的八月中旬,一个天低欲压而又大雨滂沱的下午,叶如音又匆匆而来,说汽车已等在外面,佛海特地由虹口来到沪西,在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专诚等我,希望能立刻去与他谈一谈.我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匆匆地随着他上车,不到二十分钟的行程,已经到达了那里.极司斐尔路本是外人的越界筑路,马路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两侧的房屋,则是华界的主权,沪西一带那样许多越界建筑的道路,就是一个举世所无的特殊状态.
汽车到了门口,门外静悄悄地什么声息也没有,铁门紧紧的关闭着,我仰头一望,恍然于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陈雪暄(调元)的别墅.房屋建造得并不华丽精致,但所占据的地位却相当广大.就在抗战前两三年,陈雪暄曾在那里为他的母亲祝寿,那时宾客如云,连天的盛大堂会,为上海稀有的场面,我曾经为那里的贺客之一.不料几年之后,陈雪暄死了,他那清幽的别墅,竟然成为一幕历史悲剧的孕育之处.汽车的喇叭声响了几下,铁门上的一个小洞拉开了,司机把我的名片递过去,并且说明了要见的是什么人,警卫室事前似已预先接到了通知,卫兵向车中注视了一下,大铁门就呀然而启.汽车缓缓前进,一个武装卫兵立上了车外的踏脚板,指挥汽车在一条平广的水泥路上,经过了第二道铁门,直向一所广厦驶去.雨下得很大,四周的景色在雨点中显得模糊一片,但气氛令人感到紧张.两面的卫兵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身给黑色的雨衣雨帽连头裹住,样子像照片上看见的美国三K党,手里更持有长短的枪械,像随时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我情绪上有些不宁,已很有多此一行的后悔.如音看看我,我发觉他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轻轻的问他:"你来过吗?"他摇了一下头,像陷入于沉思,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对视中,车停止了,车边的卫兵跳下来告诉屋前的另一卫士,开了车门,导引我们进入一间陈设简陋的会客室.
两分钟以后,周佛海已微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蓬松的头发,微带苍黑的皮肤,穿一件蓝绸长衫,几年不见,比从前丰腴了一些,但脸上显出有疲劳的神态.他的外表不必恭维,他有读书人的风格,至多他像一个朴实的中小学教员.从他的面貌以至与人晋接的态度来看,他绝对不像是一个政客.谁会想到他以一个穷学生,民十(一九二一)还在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留学时期,已经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个代表之一,而且被选为党中央的副主席,某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后来佐蒋先生的戎幕,前后二十年中,尽管职务有过许多变动,自黄埔军校的教官起,一直到他离渝前的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为止,除了宁汉分裂一段时期他留在汉口外,其馀的时间,他都朝夕不离的随侍在蒋先生的左右,有许多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是CC的最高干部与黄埔系的指导阶层.阐扬孙文学说的所有着作中,也以他所写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为最权威的着作.但在他的形态上,找不出一丝这种气息.我从民十八与他交游起,十年之中,只觉得他具有豪爽的性格,以及亲切的谈吐.现在立在我们面前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却依然如十年前初见时完全一样.
四、德大使调停失败的秘闻
佛海与我们热烈握手,他似乎有些感谓地说:"我想不到你竟然到这里来看我,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个看到的故人了."看样子他也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下,发现后面墙壁上,还挂着当年他送给陈雪暄母亲的一副湘绮寿联,他停视了一下,又接着说:"短短几年中,连这里的情形也完全改变了!过去雪暄一切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而独独留着这一副我所送的寿联,一饮一啄,岂不莫非前定?谁想到最后胜利的来临之前,我会间关万里的旧地重游,而又亲见了当年我自己的旧物!"我不知应当如何答覆他言下的无穷感喟,我与如音都以微笑来代替言辞.
他从回忆中猛然地醒过来,单刀直入说:"我叫君强找你的原因,我是随了汪先生来创造一个局面,但随我来的除了我太太与两个孩子以外,只有君强与惺华(杨惺华是他的内弟).汪先生已决定如全面和平绝望,为了拯救国家,将另行组府,还都南京.旧日的朋好,都在重庆,上海的一切情形你太熟悉,凭了我们十年的交谊,这次非请你帮忙不可."我梦想不到他竟会直截了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再不能含糊了,我也老实地说:"虽然在友谊上,我希望能与你见一面,此外,汪先生的行动,引起了外界的揣测,尤其你与汪先生向无渊源,何以会忽然合在一起?做惯了新闻记者的我,好奇心驱使我想解开这一个谜.过去,我没有搞过政治;现在,我更无此兴趣,况且我目前从事的一项自由职业律师职务,业务还不错,温饱有馀以外,还足够供我的挥霍,你们此来预备建立政府,这或许有你们的作用,但我以悠闲之身,无意于卷入为国人所不谅的政治漩涡之内."
"我不会让你糊里糊涂的叁加,希望你能静静地听了我告诉你前因后果之后,再作郑重考虑.今天,我并不勉强你立时有一个决定.""说来真是话长了!"他又叹了一口气,"国事不是儿戏,也不应当纯凭一时的意气.当年日本的步步进逼,迟早会有这一天的;但抗战前夕的形势,显然还不宜轻于言战.自从北伐以后的几年中,国力都消耗于内战,当时空军未曾建立,军备也还不足与强大的日本为敌,但是纯洁的民众与别有用心的党派、政客,正在大唱抗日的高调,蒋先生是清楚知道这一点的,他既无法抑制当时激昂的民气,又不能宣泄国家实力的秘密.抗战固然无可避免,但不应当在准备未完成前,作冒险的尝试.你也许知道当时政府高级人员中,文的如汪先生,武的如何XX[应钦],也曾提出过审慎的意见.尤其我在南京西流湾的寓所中,许多比较知好的朋友,时常聚谈有关国家兴亡的当前局势.如胡适、陶希望、梅思平等,曾就一般的实际问题,不时加以讨论,加以分析,我们曾经自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而七七事变之后,以日本的得寸进尺,国内民情汹汹之势,终于无法挽救这一次空前浩劫!"
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着说:"在过去的一段战争过程中,日本显然已有过两次的错误.在开战以前,日本过于低估了我们的实力,他真以为三天可以占领松沪;三个月可以扫平全国.日军打到南京,国军在大溃退以后,显然一时已丧失了斗志,但日本以为我国政府一定会屈服,只顾肆行屠杀,按兵不动.假如当时他们乘胜追击,抗战的能否持续,还是一个绝大的疑问.而日本犯了两次重大的错误,旷日费时,他们有了前途茫茫之感;而我们也有其不可终日之势,但最后错过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这一个机会以后,双方尽管都已筋疲力尽,事实上还必须僵持下去."
"陶德曼大使为中日调停的一幕,是太足令人惋惜了!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下旬,陶德曼送来了日本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大体是这样的:日本答应分期撤兵,与放弃赔偿.华北一带,恢复七七事变前何梅协定的原状,唯一的要求,是要承认"满洲国".我们接到了上项条件以后,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中国银行,召集了一次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在会议中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终于正式通过了有条件的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当时蒋先生正在郑州部署军事,国防会议推孔庸之(祥熙)什表向蒋先生报告,以作最后决定."
"会议以后,孔庸之就在电话中,就陶德曼转来日本条件内容,国防最高会议中委员们个别的意见,以及最后的决议,向蒋先生详述了一遍,请其裁决.蒋先生当时的意思是:除了承认"伪满"以外,日本的条件不能算太苛,他说:"如此,日本又何必轻启衅端?可照国防会议的决定,依外交途径去进行."通话本已告一段落,而蒋先生忽又说还是把全部文件送给他,让他再作一度的考虑.电话就这样结束.而双方却因匆匆通话,未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日本所定最后答覆的期限,竟然没有报告蒋先生.那时日本内阁首相林铣十郎已因外交政策解组,复由近卫文磨组阁,广田任外相,日本所提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广田本限年终答覆,后经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之要求,始允延长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日."
"汉口方面自孔庸之与蒋先生通话后,立刻专人把有关陶德曼调停的重要文件,送给蒋先生.专人到达郑州时,蒋先生已转赴洛阳,再追踪到洛阳,时间毕竟已有些耽误了.蒋先生最后的指示,仍然依照国防会议的决议,与他在电话中所决定的一样愿与日本谈和.政府立刻通知陶德曼大使正式表示中国政府的意见.陶德曼发觉中国政府的答覆,显已超过了日本所定的最后限期.但他仍然把答覆转达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当陶德曼转到德国驻日大使馆时,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急忙赶去访问那时的日本首相近卫,希望对期限的延迟,有所解释,但当他到达外相官邸时,才知道近卫正在出席一项重要会议.狄克逊一直坐候他回来,才把中国政府的覆文当面提出,近卫皱着眉头说:日本政府因为得不到中国政府有关停战条件的答覆,在期限届满以后,立即举行了刚才我所出席的御前会议.鉴于中国政府没有谈和的诚意,已有了一个决议,这决议是在御前举行的,是无可挽救的决议.这就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六日"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陶曼德大使的调停,至此乃完全绝望."
附录: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覆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二、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调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之谈话有希望.离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在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注(1)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是蒋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铭,当时国府表面上由南京迁往重庆,实际上在武汉办公,蒋主席因军事指挥,留在南京,故国防会议,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注(2)外交部长王宠惠,亦为常务委员之一,是日因感冒请假,故由次长徐谟列席,且徐次长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报告之必要.
附注(3)徐次长报告中所说墨三,是顾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潇,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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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卫三原则是怎样来的
周佛海一口气讲完了这一节故事,虽然我来此见他的目的,并不为了听听还是汉口时期的陶德曼调停经过.我呆呆地坐看,在猜想他何以要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原因.他好似看出了我的神情,继续又说:"希望今后不再提这些旧事了,但我既要你帮忙,我愿意趁今天大家都有闲空的一个下午,把"和平运动"的前因后果,说个畅快."我说:"上海离开后方太远了,我们只知道政府是拒绝了德国大使的调停,原来中间还有那么多的曲折.任何有关战局的事,都是我所辟心,我所愿意知道的."
佛海在微喟中,又道出一段当时的秘闻,他说:"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既然阴错阳差的无疾而终,战争也只有延长下去了.那时日军发动的攻势,较前更加猛烈,冲破了武汉外围长江的马当和田家镇的封锁线以后,一向作为行都的汉口,无法再守,政府就一直撤守到重庆.国际形势,显然对我不利,许多人对最后胜利的信念,起了动摇.战局上,北起渤海湾,南至广州湾,完全被日军占领而封锁了.我们已再没有通达国际的海口,英美对我的帮助,却还不如以物资运往日本那样的多,靠自己的国力来支持抗战,所有补给军需,当然是不可想像的.给我国最大的一项打击是仅馀的一条国际通道缅滇公路也被英国宣布封锁了,这予士气与民心以最严重的影响.政府也为了当前的局势所困扰,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于灭亡.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于异日的发奋图强,湔雪前耻.况且最高国防会议既然曾经有过接受的决议,在危急中何妨作再度的试探."
"那时汪先生把试探日本关于战事意向的责任,付托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身上,高是著名的"日本通".他奉命后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再转赴日本,与日首相近卫晤见之后,就带回来对两国停战问题的三项原则,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宗武回到重庆,首先呈给汪先生,汪先生认为大体上可以同意,遂把宗武携回的近卫原则拿去见蒋先生,蒋先生素来对汪的态度是相当客气的,当时表示经过缜密考虑后,再给日本答覆."
"据说,中枢为此曾召集过若干重要文武大员,徵询对日停战意见,并以近卫三原则为蓝本,而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时在座的人都仅在听取蒋先生的意见,持异议的只有陈、等数人,他们基本上有一个观念,以为假如终止抗日,是给予国内反政府份子以藉口,不论为共产党、桂系、冯系,都将振振有辞地以行动来反对政府,另一次的内战,势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认为一旦停止抗战,结果必然将御侮之战变为阋墙之争,中枢若抗战到底而成功,无疑领导抗战者将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即便抗战失败,而领导抗战者为国侮御的精神,仍将永垂青史.在座诸人既未有再发表意见,便在这样的结论下,结束了这一次谈话.为蒋先生个人计,停了抗战,再打内战,这算盘无论如何是打不通的.自然,这消息也传到了汪先生的耳里,他正在将信将疑之间,蒋先生派人与汪先生约晤,率直地表示了拒绝近卫所提出的停战原则."
"那时国家的实力是这样,而希望得到国际间的援助,又是那样.汪先生对于抗战的看法是,除非产生奇迹,否则前途是黯淡的.何况汪先生又十分了解蒋先生的个性,既经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但他仍然想如何说服蒋先生.对于日本,因此并未立刻予以答覆.在这中间,我(周自称)奉命与汪先生谈过几次,汪先生有很沉痛的意见,以为在国家的存亡关头,不应当以一二人的成败毁誉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标准.他目击中共借了抗战的机会,在扩充实力,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得胜利,但国军于抗战中是在消耗,而共军是在增强,战后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肘腋之患,国家的未来命运,更在不可知之数.我与汪先生的观点,不期而有若干相同之处."
"然而,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汪先生是决定抗战政策的最高首长之一,在国策未变更以前,他不能发表与国策相反的言论,而且周遭的形势,也不许可他那样做.他经过了几度的踌躇,终于决定了离开职位,离开重庆,以一个党员与一个国民的身份,为了国家前途,向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个人的主张.这是汪先生要脱离重庆的真正原因."
六、汪精卫怎样脱离了重庆
佛海为我追述那一段经过时,情绪很激动,但我说不出他是兴奋还是伤感.过去我与他交往中,平日所谈,多关风月,很少牵涉到国家大事,他总是很风趣,也很轻松,因此,那一天特别显出了他态度的郑重.
他接着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先生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覆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那天,离飞机起飞前三分钟,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鸣等赶到了,仅携着简单的行李,一到机场立刻登机,派在机场负监视责任的保密人员,平常照例需要查验搭客离渝手续,但是他们对汪先生尽管感到突兀,不敢问,也不敢阻止,飞机飞航在即,连保密人员向上级请示的时间也没有.起飞时间到了,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汪先生离渝前,留下了一封长信给蒋先生,大意见分析当前的国际环境,指出抗战前途的形势,要求蒋先生能谅解他的苦衷.最后有两句话,记得原文是"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于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后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后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或许外间所传蒋汪双簧之说,即渊源于此.我前后十馀年中受蒋先生推心置腹的知遇之隆,不论从任何方面讲,均不应背弃蒋先生,因此,我在离渝以前,也留了一封信给布雷,请他等蒋先生回渝后转呈,除声述离渝苦衷以外,我同蒋先生矢言得当以报的决心."
"迨我们先后到达昆明,龙云果然能克践前言,在我们留滇之时,一连几天,彼此谈得都很投契.以后我们离滇赴越,他还派了人沿途妥为保护.抵达越南的河内以后,汪先生就暂时卜居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准备向中央提出和战意见.因为日本近卫内阁曾经有过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声明,因此汪先生要求近卫如要谈和,首先必须取消这一项声明.也因此,近卫复于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新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而自动取消前一声明.汪先生也于同月二十九日通电响应,此即艳电是矣."
附录
(一)艳电原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挢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坐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澈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馀,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汪精卫覆孔祥熙亲笔函
庸之先生勋鉴:
漾日赐电,因辗转周折,直到今晨始获拜读,稽答为歉.弟此行目的,其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于我,不能以为各国必出于叁战,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谨覆,并颂
勋安!
汪兆铭谨启一月四日
七、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
"艳电发表了,汪先生离渝的目的,可说已经完全达到."佛海又继续告诉我过去的一切,他说:"中央的反应,起初是通过私人关系,劝他放弃和平主张,同渝共襄大计.经汪先生拒绝以后,重庆作了一连串的措施,党籍被开除了,与政府有关报纸的猛烈抨击也展开了,最后,由蒋先生自己正面发表了演讲.这一切,都在汪先生意料之中,他本已在作赴法的摒挡,正倚装待发.突然,河内的行刺案件发生了,曾仲鸣因误中而惨死,这是有关汪先生中途变计的一个重要关键.他以国民身份与党员身份,提出国是意见,是否采纳,权在中枢,暗杀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出国的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佛海一口气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说:"我已告诉了你所有过去的内幕真相,现在,我再重申前意,希望你能帮忙,假如你还有疑问的话,我仍然愿意掬诚奉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