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岚峰原亦为西北军,所部共三个师,张任军长,驻豫境开封、兰封一带.他之投汪经过,以及番号实力等,因驻地较远,我与之又素无往还,几属一无所知.但周佛海与他似有深交,不但常在他口中向我提到,且一度曾拟有寄子之事.民国卅四年春,日军在太平洋受麦克阿瑟跳岛作战之结果,节节溃退,胜负之局,已属无待蓍龟.佛海虽已效命渝方,此时忽作战后万一之备,遣其子幼海,投奔张岚峰,或暂留其军中,或转渝待机赴美,一切托张岚峰为其考虑决定.不料幼海那时染有纨◎习气,在沪时已与一交际花王三妹打得火热(王三妹原为上海西医丁惠康之外室,后又与赌棍潘三省姘居),幼海竟偕之同行,行抵济南,公然结婚,且由那时的山东"省长"杨毓珣为之证婚,留恋不复赴豫.事后为佛海的太太所知,曾要我赴济南以父执身份,劝幼海放弃王三妹而照原定计划赴豫.我以在沪不能分身,因循至夏,不久胜利之消息传来,大家也就无暇及此.虽然佛海寄子未曾成事实,而两人之交谊,以及张岚峰与宁渝两方微妙之关系,于此已可想像得之.
汪政权淮海部队之郝鹏举,初为苏北行营主任臧卓之叁谋长,后调充"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民国卅二年,汪氏划徐州海州两区,另立为"淮海省",以郝鹏举继郝鹏为"省长",并成立三个师.胜利后既受中央之委任而为第六路总司令,而仍传有对之澈查附汪往事之说,因内不自安,至为中共所诱,投共为"民主联军".迨一经共党收编,又欲将其部队分散,正在自危之际,适国军派人劝说,于是再度反正,复发表为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后率部于赣榆县境内,为中共军所层层包围,至全军覆没.郝本人亦为共军俘获后所杀.
六七、六十万人顿时烟消火灭
我所知汪政权的军队情形,寥寥仅止于此.汪政权有军队六十万人以上,倒底是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在胜利的前两年,周佛海受重庆付托之重,尚复雄心万丈,颇注意与各方部队,不时密切联系,佛海既长"财部",又掌握有陷区经济金融命脉之"中央储备银行",对于军队饷糈,总是优于补给,他满以为一旦重庆中美联合大反攻时,可以敌后策应,一显身手,所以对于各省疆吏的布置,亦煞费苦心.故特别以任援道任"江苏省长",项致庄、丁默村先后任"浙江省长",罗君强任"安徽省长".他有时还向我欣然提到豫境有张岚峰,皖境有吴化文,苏浙有任援道,徐淮有郝鹏举,苏北有孙良诚,而上海有税警团.如此布置,他满以为最少可以牵制日军,配合反攻.民国卅四年夏,也是胜利的前半年,佛海于大病之后,原气未复,可是也正是个最忙碌、最紧张的时期.有关军事宣传上的部署,我还清楚记得有两件事:一是按佛海告诉我,陈立夫氏来电希望他在沪成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所,以便大反攻时作为敌后宣传之备,佛海并且要我主持其事.当时我对他说:与其大费周章,反足引起日人的怀疑,不如把我在上海经办的"平报"停版,重加整理,可以事半功倍,佛海当时颇韪我言,因此,"平报"于卅四年六月,突以节约纸张为辞,停止出版,我在报上自己写了一篇社论,称为休刊,而不称停刊,我有几句最露骨的表示,大意是说:"一旦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仍将起而为国效命."胜利后,我在法庭受鞫,还把这一篇社论,提出作为证据,但是不配懂政治而又怀有成见的法院"大老爷"们,如何能使他们相信而又要他们采信呢?平报停刊的结果,果然引起了日人的怀疑,由陈彬和陪了我分向日本有关机关解释,大费唇舌,始得未生枝节.平报停版以后,全部职工百馀人,一人并未遣散,因为我主办的另一张并无政治臭味的"海报",销行甚好,即以海报的收入来作为维持平报人员的经费.一面又防大反攻时电力中断,添装植物油发动机.更把日人所配给的白报纸,隐砌在夹墙之内.胜利以后,平报由吴绍澍、庄鹤礽等接收,改为"正言报",绍澍现虽在北平,而鹤礽迄留香港,或者可以指出我所说当时佛海的苦心孤诣,并不是事后的凭空捏造.
另一件事我从前已经约略写过,那是主持反攻东南区的第三战区,曾以反攻时机已迫,由顾祝同遣派高级叁谋章鸿春化装来沪,与佛海面洽,如何作军事上相互配合之布置,一度曾拟派我常驻第三战区司令部负联络之责,而卒因一切经手未了之事,无法摆脱,致不果行.但章鸿春与佛海的两度见面,各事谈得已颇有头绪.谁知佛海的经营,结果白费了精力.两枚原子弹的爆发,就结束了一场世界第二次大战.假如当时真以地面部队实行反攻的话,佛海固然会有一些事实上的表现,而他与其他汪政权中人的最后命运,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其惨!
其实,说得更透澈一些,汪政权的一幕,是历史上的悲剧,也是活生生的滑稽剧,所有汪政权的军队,目击日军在陷区的所作所为,愈切敌忾同仇之心,所以在汪政权成立后的半年,最多不到二年之内,大部份汪政权之军队,十之八九,早于暗中收了重庆的委任,其方式是:一、由周佛海接洽通知;二、由军统局直接间接送委,都代以白棱一方盖印为凭:三、由第三战区顾祝同委任;四、由策反委员会所派地下人员亲赴部队接洽.而且重庆的地工人员,不论是真是假,只要说一声我是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无不受到汪系军队的掩护与优待.所以汪系部队,终汪政权之局,从未与表面上敌对的重庆军队打过一次,连日军也深深有此感觉,日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当前最大的敌人应该是和平军而不是重庆军."所以胜利之后,仍复紧守岗位,听候处置,既从无发生与国军冲突之事,而且在国军开抵陷区接收以前,犹不断与共党作战.
汪政权六年中所辛苦培养的六十万大军,可说于一夜之间,烟消火灭.可怜重庆政府却是第一个中了中共的"阳谋".当胜利之初,中共在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所提出的第一项,就是"严惩汉奸",好唱高调的傅斯年辈,但知整饬纪纲,无异为共张目,惩奸正雷厉风行,山河已不断变色!中共要别人肃奸,而其自己则尽量容纳,东北的林彪部队,几乎就全是所收容的百万伪满部队.汪政权的"江苏省长"高冠吾、"统税局长"邵式军、"江苏教育厅长"袁殊等著名人物,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李明扬到今天还在做他们的什么政协代表.汪系军队,一经宣布胜利,周佛海的税警,成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部,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成为先遣军总司令,其他也无一不俯首贴耳,全部归顺.加着共党在接近沦陷地区,不断向汪系军队喊话:"国民党要杀你们了!抄你们的家了!快将队伍带过来吧!"于是从伪满至华北华中,共军唾手而得百数十万的部队,北有林彪,中有陈毅,南有叶剑英,声势既大,新四军一变而为"三野",汪系师长刘相图、蔡鑫元、潘干臣,以及税警的熊剑东等,与共党作战之中,先后白白战死.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以后局势之一变再变,是注定的命运乎?抑又是人谋之不臧乎?
六八、我被派去叁加伪满庆典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日军阀发动的九一八北大营事变,由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无意而且亦无力对一个侵略国家加以制裁,日政府于是索性在"既成事实"的状态下,堂而皇之地制造了"满洲帝国".更把逊清废帝溥仪,由天津绑架至东北,出任"满洲国"的"皇帝".东北问题,日军阀本来认为是一件意外的得意杰作,殊不知福兮祸伏,"满洲国"也几乎颠覆了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满洲国"的成立,不但是中日间永不能解开的仇恨,汪政权与日本之间,也以此事常引起不愉快的龃龉.最后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美日交涉的破裂,美国要日本退出东北,又成为一个主要的症结.
但是日军阀于侵占东北之后,全力控制,全力经营,并且拟以统治满洲的手段为蓝本,把中国本部的占领地区,也完成"满洲化".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政府除了"大东亚新秩序"以外,更喊出"日满支协同体"的口号.日本要以中国为"满洲"之续,其用心更昭然若揭.
到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我记不起算是"满洲康德"的几年(康德为溥仪在伪满时的年号),已经是日本侵夺东北的第十周年,日本预备大大铺张一下,举行所谓"满洲建国十周年纪念".这消息只见之于报载,我并没有加以注意.一天,佛海忽然约我去谈话,一见面他就说:""满洲建国"十周年纪念,政府派出了各种代表团去叁加"庆典",同时举行各式会议,有一个叫做"东亚操觚者大会"的,事实上就是新闻记者大会,你既然代表我主持着两家大报,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一切出席的手续,希望你准备一下,届时与其他叁加人员一同出发."我听了他突如其来的决定,而且事前并未征求我的同意,使我为之一愕.无可讳言,这使我有些不快.我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惟有在"满洲国"名义下,我绝不愿意去.尽管政府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须与伪┃满交往,而我不能做出违背我自己良心的事来.如必须有人去叁加的话,请你改派别人去."佛海说:"我考虑了几天,才作出这一个决定.那里,汪先生去过了,我也去过了,但是我们是在被排定的秩序下受招待,什么自由行动也没有,因此,什么东西也就没有看到.你去,和我不同,你可以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观察一下亡国以后民间的反应,与在异族压迫下民众生活的惨状.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假如东北是地狱,是火坑,也必须去走一遭.今后,我耽心日本将以统治东北的手段来统治我们,让我们先去那里获取一个印象,来作为我们准备的叁考."我又说:"去看了又有什么用?即便有听到的、看到的,但回来以后,还是一字都不能发表."佛海说:"你过份天真了!如其可以自由发表,或者等可以发表的时候,"满洲"将不是现在的状态,你也将什么都看不到了."我还是坚持请他改派别人.佛海凄然道:"我自然不能勉强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我拉你加入了和平运动,可能已把你的前途毁了,但是今天,应该是每个有良心的人毁身为国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自惜羽毛的馀地?这次你名义上是去叁加"庆典",可能不为人谅,但是我认为日人统治下的东北是值得去一看与有必要去一看的.我想不出别的可以替代你的人,不知你能否勉为其难?"佛海平时常以商量的态度对我,我又是一个最吃情面的人,话既说到如此,我也只有点头同意了.
同我一起出发的,我记得有"宣传部次长"郭秀峰,上海"中华日报"代理社长的赵慕儒,上海"国民新闻"副社长黄敬斋等人."满洲国"驻宁大使馆还派了一名叫敖占春的高级职员,作为我们的翻译和向导.敖占春一向在北平的大学受教育,看面相有些獐头鼠目,我们都耽心他是派来监视我们的人,而且我们之中,过去没有一个人与他熟识.在津浦车上,我们尽量避免与他谈话,他显得很无聊.在火车驶过鲁境黄河大铁挢时,当国军撤退的时候,曾经予以破坏,事越三年,日人还没有把它完全修复,而且谣传铁路两侧,时常有游击队袭击,因此,火车行驶得特别慢.我独自立在车厢前面上落的地方,倚着玻璃,对着一片黄土,正在呆呆地出神,连背后有人过来我都没有觉得.直到他呼叫我时,我才瞿然如梦初醒.我回头一看,竟是我还不曾和他谈过话的敖占春,他面上露出一丝牵强的微笑,而接着是率直的问话,更使我吃惊,他睁着眼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庆祝满洲建国十年?"口气像质问,也像是叱责.我为他太不礼貌的态度所激怒,来不及研究他质问的真意,我随口冲出了两句话:"因为知道那里是活地狱,所以趁现在要去看看人间地狱的真相!"我话声未绝,他面上已挂下了两行泪水,紧握着我的手,凝视了半晌,又凄然一声不响走去.因此我认为他是良心还没有埋没的人,以后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毫无顾忌的交谈,入境问俗的结果,他帮助我初步了解东北那时候的状态.
车抵北平以后,我们停留了四五天,与华北的一批"代表"会合前往.这一批人中间,现在我只记得有华北的"宣传局长"兼"实报"的老板管翼贤,以及天津"庸报"的总编辑童漪珊等数人.在会期前的三天,我们又转搭北宁铁路客车直抵长春(那时伪满的"首部",唤作新京).住宿的地方,是一家在繁盛地区新建筑的"第一旅馆".我满街听到的是日本话,所着见的是日本兵.我终于抵达了"满洲国",而且我还是贺客之一.十年之间,这一块干净的土地,已不再像是我国的国土,眼望着咫尺间的白山黑水,当时我自己也辨不出是怀着怎样一个心情.
六九、日本统治下的东北惨状
当我到达"新京"之后,因为报上发表了名单,就有当地几个过去的熟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善意地劝告我,这几天风声很紧,一切言语行动须要特别谨慎.原因在我到达之前,汪精卫曾经早几天来此与溥仪会晤.当他行抵新京的第一天,就作了一次对全"满"的广播演讲:他开头的几句话,虽然很含蓄、很冠冕,但使久处日人铁蹄下有血气的青年,了然于他的妙语双关,掀起了一片故国之思,因而使情绪很激动.汪氏的讲辞,表面上平淡无奇;他一开口就说:"亲爱的满洲同胞们呀!过去你们是我们的同胞!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同胞,将来,更一定是我们的同胞┅┅"每一个人都能体味到汪氏演辞的含意是什么.许多东北的青年们,由于这几句话的影响,曾经做出了一些反满反日的举动.日本宪兵而且已经拘捕过数百个青年,虽然我这一次是以贵宾身份莅临.他们不会对我过份怎么样,但满洲宪兵与中国沦陷地区的宪兵是一起的,等我回去以后,可能会惹出麻烦,这是朋友事前给我的警告.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日满军警防范得本来就特别的严密.我对此一番善意,只有表示感谢,而心头上则平添无限的愤忍.
我真料不到汪氏这轻轻的几句话,竟会引起这样大的波动!汪氏是革命先进中反满最烈的一人,他曾经在清末行刺过摄政王,摄政王就是溥仪的生父,虽不幸事前泄露,但实际上他对溥仪有杀父之意.今天,汪氏居然躬访伪满,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其去时的心境,更可想而知.曾经有刻薄文人做过一个灯谜,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射影片名一,谜底则是"木偶奇遇记",两人都在日人枪刺之下,分任两个政权的首领,詈之者都目为傀儡、为木偶,而汪氏有过一段行刺溥仪生父的往事,及今时移势易,忽然握手言欢,其会晤也不能不算是离奇,这谜语就谜论谜,不能不谓有巧思,但对汪氏,则纯以形迹衡人,不免讥刺过甚了.
当我行装甫卸,即往街头看一看伪满情景,虽然胡骄纵横,长春却已被建筑成一个现代都市,巨厦林立,广场宏伟.我们坐的一辆车头上,高插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引得无数行人驻足,指指点点,唧唧哝哝地表示出兴奋与亲切的表情.我们所住的旅馆,东北同胞的侍役们,常常乘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溜进来吞吞吐吐地表面上是谈的不相干的事情,而我可以清楚地窥察出他们内心的真意,想探问出国军是不是会光复东北河山.重庆离得那么遥远,甚至他们寄希望在汪政权的身上.他们也似乎并不相信汪氏真会和日本合作,他们也如东南沦陷区的民众一样,相信蒋汪之间是在唱双簧.我不便和他们深谈,只有用隐约的言辞,对热望复国的可怜同胞,加以鼓励.逢到我们差遣他们的时候,他们特别显得高兴地为我们服务,甚至托他们买几件小东西的时候,往往还退还了我们的钱,说是送给我们的小礼物.从这小小的事实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出东北的人心未死.我们与他们,可以用得到一句成语,是流泪眼对流泪眼,而他们竟然视我们这一群同样在敌人压迫下的生客,为当传达祖国温暖的特使,这是何等的使人惭愧与惶恐!
那时民间的主要物资在东北已实行配给,我们是"贵宾",什么都给我们预备得好好的,包括"统制"的火柴与香烟在内.吃的是大米饭,和丰盛的菜肴.但是在街头我们所着到的东北同胞,尽是些有愁容的面孔,与褴褛的服装.我们这一群"贵宾"们穿着得过份整齐,夹在这个环境中,就显得很不调和.尤其东北同胞凄苦的神情,可以知道日军在东北的威风不小.虽然我并没有真正深入民间,而自南而此,一路从空气中已可以唤出一些气息,日本统治中国,对华北比华中为严厉(那时称长江以南为华中地区),对东北比华北更严.也可以说,假如整个抗战失败了,今日的"满洲",也就是将来华中的影子.我初步感到佛海硬要我走一次,实在不为无见.举个例来说,汪政权所派出的代表团,行前还决不需要与日人商酌,同行中也决无日本人在内,而华北的代表团,居然有名唤佐佐木的日本顾问,全团须事事向他请示,这日本人也公然颐指气使.华北的管翼贤(胜利后被逮,旋即执行枪决),在华北代表中,他是居于领导地位,而对于日人的恭顺卑劣,可使旁观者为之眦裂.这样一个曾在新闻界露过锋鋩的人物,具有高等的知识,而其无耻竟会一至于此!我曾经用语言来讥刺他,他赧赧然有惭色,也有愠色,以后就与我避得很远.至于东北,每个日本人都具有双重国籍,日人一到东北,即自然取得满洲国籍,而又不必放弃原有的日本国籍.并公然出任"满洲"有实权的高级官吏,现在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是当时伪满某一部的次官.而关东军更是"满洲政府"的太上皇.每一个东北同胞与日本人相处,很自然就有着主奴之分.溥仪是"满洲"的所谓"皇帝",其权力实在也仅限于划诺为止.日本人担任的宫内大臣之类,朝夕寸步不离左右.我见过溥仪一次,那时他还是三十九岁,穿着一套晨礼服,戴了一副阔边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仪表还不俗,虽不一定有帝王之相,却还不失为一绅士的模样,与最近在共报上所着到抚顺集中营中的溥仪,竟已判若两人.他谈话时露出一副牵强的笑容,话题也仅限于寒喧,在他旁边直立着的就是一个日本人.据汪政权"驻满大使馆"的叁事竺缦卿告诉我,一次汪政权派在那里的"大使"廉隅,进宫拜会他,他趁日人离开一下的当儿,即轻轻告诉廉隅,希望能以"大使馆"的名义,运一箱大炮台香烟送给他.其处境之可怜,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事实.
"满洲"不挂旗则已,一挂旗必须日本旗与满洲旗同时挂出.假如只有一根旗竿的话;老老实实上面是日本旗,下面是满洲旗.民间免得麻烦,也索性将两面旗上下缝在一起.粮食统制很严格,大米只有日本人与"满洲"特任官以上的人可吃,尽管日本人到了"满洲"已成为"满洲人",但吃大米一点上,也依然保持日人的特权.据说即贵至"国务大臣"的张景惠,虽与他妻子同桌而食,而张景惠吃的是大米,他的妻子儿女只能吃"文化米".所谓"文化米"也就是高梁米,红色而杂有霉气,很难下咽.我曾经特地到菜馆中去尝过一次,我才体味到东北同胞的痛苦.我们在会前的数天中,很平安地过去了.不料到开会的那天,我一时制不住情感的冲动,闹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风波.如没有佛海的回护,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七○、一个荒谬绝顶的日提案
所谓"满洲建国十周年庆典",不料竟是"满洲"的最后饬终之典.四年以后,就烟消云散,"满洲国"三字,永成为历史上一个最丑恶的名辞.但在当时,日本人偏要铺张粉饰,在日本军阀们看来,东北既已为其囊中之物,也将为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的子孙万世之基.所以,那时除了正式的"庆典"以外,还有什么"东亚运动大会"、"东亚操觚者大会"等同时举行,以炫耀其侵略所得来的成果.
"东亚操觚者大会"预定会期是三天,地点在"新京"的民众大会堂.事前,会议的议程是什么,我们竟然一无所知.而我此来既志不在此,也就并不曾加以注意.虽然这一次会议号称东亚诸国,而实际叁加的也只有日本、汪政权与伪满三者而已.
开会那天的清晨,几辆汽车把我们载往会场.民众大会堂是新建的,规模不算小,前面一片广场,左右矗立着两枝大旗杆,一边悬着日本旗,一边是满洲旗.我四面环视一周,看不到青天白日旗,我一惊,也一气.我想:号称国际会议的会场前,怎么没有叁加"国"的国旗?我默然随众入内.代表们的休息室各自分开,我们被导入中华民国的一间.坐定以后,议程由会场的职员们分发了.翻开来第一案赫然是"皇军感谢法案"我虽看不懂日本文法的真正含义,但大意是可以明白的,况且后面还附着华文的译文.我细细读了一遍,提案原文是这样的:
自"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以迄"大东亚圣战"以来,我帝国英勇皇军,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造成赫战果.对此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牺牲之皇军死难
英灵,大会代表,允宜致其衷诚之崇敬.应以大会名义,电日本帝国政府,表示深切
感谢之意.
下面具名的提案人是日本、"中国"、"满洲"三国代表团.当我把提案读完以后,实在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但环顾一下同去的代表们,都木然毫无表情.上一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也曾经举行过同样性质的会议,是叫做"东亚新闻记者大会"的,我也是代表汪政权出席的,而且我还担任着"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可能由于我抱有太高的国家尊严与民族尊严感,那次我的表演,或许太不称职.因此这一届"宣传部"派出了"次长"郭秀峰为团长,而以赵慕儒与管翼贤分别代表"华中"与"华北"为副团长,我不过是区区的一个普通团员,论理我是无权置喙的.那时郭秀峰以团长身分到了主席室去,不与我们在一起.我走过去把提案指给赵慕儒看,他是一个过分老实的人,他只对我摇头苦笑了一下.我再到管翼贤那里,我问他对这个提案有没有意见,事先曾否征求我们的同意?他瞪着眼看我,好像在怪我多事.对此问题,副团长既没有反应,而其他的与我同去的团员们又全无表示,我认为忍耐已超过了限度,我该不问后果,做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来.
开会的铃声响了,我们这一间里的代表们已纷纷离座起立,而会场职员也进来招呼我们鱼贯入场.我想,这已是抗议的最后机会.我抢前一步,挡住了通向会场的门口,我开口了,我说:"各位代表,在两个问题未获得解之前,请先慢一些入场.第一、当我们离开国境以后,国旗是我们唯一的标识,诸位看到了没有?会场前面,飘扬的是日本与满洲旗,而没有中国旗.所以,在表天白日旗未曾升起之前,我们不应该贸然出席.第二、议程中的第一个提案,是什么"皇军感谢法案",我们与日本是友邦,因此,我们只称为日军,而不知道叫做什么"皇军".我们已退让到承认"八一三"称为"东北事变"或"北大营事变",但决不能称为"满洲事变","七七"也可以说是"中日事变",但是含有极端侮辱性,如其所称的"支那事变",我们断不能容忍.再次,假如我们要向战死的日军表示感谢,那岂不是说:我们为国殉难的千万军民,都是该死的?我们将何以对此千万军民于九泉之下?在上述两项问题未能获得满意解决之前,我们就不应该出席.如其有人因畏惧而屈服,我虽然无拳无勇,但假如能再给我回去的话,我要昭告国人,让国人来起而制裁."我这一席过于坦白的话,引起了代表们的惊惧,沉重的脸色,可以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惊震栗.全室寂然,没有人反对我,也没有人附和我,但也决没有人再移动脚步,想走向会场.一个人在情绪冲动的时候,什么也不顾了,我又充分发挥出我性格中潜在的一股傻劲.
场面显得有些尴尬,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僵持着.终于,大会的一个职员陪着笑上来向我解释.他说:"开会的时间已到,贵代表有什么意见,尽可在开会时提出.现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满洲国总理",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已在主席台上鹄候.请先开会,有什么话,留待慢慢再商量,如其有什么不周到之处,决不是大会的过失,这只是我们办事人员的疏忽."说完,他想拉着我走,我摔脱了他,只摇头表示我无言的拒绝.
七一、在伪满首都胡闹又怎样
五分钟在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了.比较更高级的一位职员走向我劝导,但辞气已变得严厉了一些,他说:"贵代表所认为不满意的问题是两个:没有悬挂中华民国的国旗,确是我们的疏忽,筹备工作那样繁重,忙中有错,我们忘记了制备,事已至此,现在已无法补救,只有请你原谅."我抢着说:"没有叁加国的国旗,这决不是原谅不原谅的事."他不管我的答覆,又接着说:"至于提案的赞同或反对,应该到会场上去发言,并且最后取决于大多数的同意.这里,只是代表们的休息室,而不是讨论议案的所在.贵代表有意见,留着开会以后再发言表示."我听他表面上温和而骨子里强硬的话,益发触动了我的怒气,我抗声说:"我不在讨论提案的内容,我代表中国的代表团否认曾同意提出这一个提案,不是我们提出的提案,而硬指是我们共同提出的,我们不能随便受别人的支配."他忽然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那你们的团长为什么不说呢?"我哼了一声,我说:"我有权利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也有资格与我们的人交换一下我们的意见,不畏惧别人的干涉;而且也不容许别人的干涉!"那位职员似乎有些老羞成怒了,他厉声说:"那你究竟准备做到怎样呢?"我说:"事情很简单,同样升起了我们的国旗,并且撤消不是我们所叁加提出的提案,我们去开会;否则,我个人愿意负起任何一切的后果."
我的强硬,使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确,主席台上的关东军司令以及当时的"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等待得已经有些焦灼,频频催促,而办事人员又不敢说出原委.于是大批日"满"军警进来了,把我团团围住,中间一个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的日本宪兵指着我说:"你要明白!这是"满洲国"的"首都",不容任何人在此胡闹!"我自认一向很倔强,当我傻劲一发的时候,什么都不再是我所畏惧的事情.我反问他:"你竟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你们所请来的宾客?满洲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今天,我们已反主为宾,而且做着贺客,我欢迎你做出你想做的事,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满洲国"在怎样处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怎样蛮横地对付来叁加会议的代表,以及"满洲国"境内是怎样的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我不怕才来的,如仅凭你的恐吓,你将不会得到结果."没有人帮着我讲话,只投我以同情的眼光.许多东北的同胞,拥挤在门口,好似在为我耽心.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轰轰烈烈的死,到底比了委委屈屈的生好得多,能表现民族尊严而死,可谓死得其所,一生中能遇到这种机会并不多.因此,每个人都看得出我绝没有让步的意思,而会议已经不能再等待.而且,在所谓庆典中,他们也并不想发生一件太不愉快的事.形势忽然急转直下,另一位好似大会秘书长那样身份的人,很有礼貌的上来向我说:"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补救的办法呢?贵代表的条件是?┅┅?""升起我们的国旗,与撤消事前未得我们同意的提案!"他说:"立刻要制一面旗,事实上已无法办到,把日本旗与满洲旗也卸下来,你以为怎样呢?"我的答覆是:"我不作此要求,但也不反对你们自己的决定."他又说:"对于感谢法案,改为日本代表单独提出,而由日本代表单独电日本政府表示,你以为怎样呢?"我说:"我不拟干涉别人的单独行动."他说:"那你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做."我点了一下头,问题才算获得解决,但超过开会时间已半小时.我们眼看着大会堂前两面日本与"满洲"旗在日落以前降落了,我们才列队进入会场.其他的议案,都是文化交流等一类的官样文章,三天中终于平静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并没有再发生其他的波澜.
上面的这一段叙述,可能有人说我是在故意夸张,目的只是为自己炫耀.其实所有叁加汪政权的人,不管怎样去为自己辩白,但也尽有人会臆造了一些故事,以求谅于国人,然而是非系于成败,在任何情况之下,没有人能再脱下单单重压在头上的这一顶"汉奸"帽子.我写本书的目的,只是凭了良知,提供过去的事实,以作世人的殷鉴.在伪满的这一段经过,与我同去的许多旧侣,现在活着住在香港、台湾、大陆的人还不少,但读者不妨以着"天方夜谭"一类文字的态度,就当我在说着梦呓吧!
本来会议完毕以后,还要分批出发叁观佳木斯、抚顺、大连等许多地方.而当我闹事的当晚,有一位当地的同业,偷偷地来看了我,第一句话他就说:"虽然今天你做得太痛快,但是,你将连累太多约满洲同胞!"我不解他的真意所在,我说:"一身做事一身当,为什么会连累到别人?"他告诉我说:"从前也有过像你这样的人,在"满洲国的首都""胡闹",但翌日在路上就遭人暗杀了.治安当局办理得异常认真,居然立刻逮捕了数十名嫌犯,而且迅速地一体执行枪决,这样就堵塞了别人怀疑的口实.但据我们知道,被枪决的都是反满反日的热血青年,而并不是真凶.当局派人实施暗杀了"胡闹"的人,又假手诛戮了抗日青年,这是恶毒的一石两鸟手法.这几天,你行动要特别留心."说着,他又悄悄地溜走了.我受了他的警告,既不愿南返示弱,也已无心出发叁观,索性与黄敬斋、敖占春三人,游了一次充满俄国情调的哈尔滨,静静地观察了一下民间的惨状,也疏散一下紧张的情绪.一直等我离开东北,总算并未遭遇到如朋友告诉我那样的厄运.
等我南返与佛海会面,才知道闹事的翌日,关东军司令部已致电"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指我是抗日份子,日本宪兵总部并且已一度在我的沪寓中搜查.本来等我回来,打算要加以逮捕,幸而主持其事的日本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今井武夫(即胜利后赴芷江代表冈村宁次投递降书者)与佛海有交谊,暗暗的通知了佛海.佛海又极力为我回护保证,那时日本不欲与佛海公开破裂,因投鼠忌器,才得无形消灭.然而从此我益加警惕,不但把所有比较机密的文件,完全烧毁,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特派高级叁谋章鸿春来沪,与佛海商量反攻时由佛海内应的军事政治布置,原定是派我代表长驻三战区的,也因日军对我的注意而作罢.
七二、日人卵翼下的两不倒翁
在汪政权的各级机构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一向为日人视作禁脔的,一个是"统税局局长";另一个是"上海市市长".
东南地区经抗战之后,虽战火已远,而地方糜烂、田亩荒芜,日人又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囤储军米,四出搜括,苏浙一带的业主,固已变成无租可收.同时乡间不靖,游击队出没无常,更使业主们望而却步.所以即使东南为中国的半个米仓,而富有的业主,既都避匿至上海租界,秋收以后,日军与游击队又直接向佃农徵粮,各地田赋的收入,大打折扣.汪政权的国库,也只能依恃关税盐税与统税三项.在民国二十九年汪政权建立之前,周佛海预计全年收入,只有一千八百万元,其中关税为八百五十万元(华北事实上是各立门户,而名义上则仍?属于汪政府,故协议每年解缴二百万元.广东则仅得五十万元.直属华中之江海关,约计可收六百万元).而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除日舰尚有军输物资运沪外,其他海运全停,黄浦江凄清一片,关税几乎涓滴全无.其次为盐税,我国产盐,以长芦为最着,而又在华北地区,不属汪政权直接管辖,"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只承认解缴每年五十万元.南方以海洲场产量为多,而又为日本的所谓"中支振兴会社"下的日本国策公司华中盐业公司直接经营其事.在汪政权建立以前,海洲等处盐产,更由华中盐业公司向盐民收购后,交给由特务机关支持筹取特务经费之通源盐公司,销售于江浙皖三省,并远至武汉.通源盐公司当时的主持人为丁剑挢、周吉甫两人(现均在港).中国数千年的盐政,既为之破坏无馀,汪政权对之亦且束手无策(通源盐公司停闭后,又有盛幼盦主持之裕华盐公司代之).其他有大宗产盐之馀姚场,抗战最初数年中,一度废置.所赖以徵税的,只产量无多之泰州与松江两场而已.故佛海编列二十九年度之盐税收入,共只两百五十万元(华中二百万,华北五十万).惟有统税,应该在汪政权掌握之中,因关盐两项税收之收入戋戋,更关系到汪政权的财政命脉,而依二十九年的预算数字,亦只有五百五十万元.但是"统税局长"一职,在"维新政府"时期,就由日人委派邵式军担任.邵式军为浙江馀姚人,为文艺界邵洵美之族弟,那时他的年龄还不到三十,已染有嗜好甚深,相貌还算清秀,可是满面烟容,全无一点血色,又加着一个歪斜的鼻梁,连他的笑也有些阴险而不大自然.我与他虽也熟识,但不详细他以何渊源,竟得日人如此宠信.在"维新政府"一段时期内,统税本来黑幕重重,他因利乘便,大事中饱,积资已经不少.将东南财田之区最庞大的统税,半入私囊.南阳路家里的奢豪气派,社会上人士的趋附奔竞,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俨然一下子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当汪氏等抵沪建政权之初,统税局即为周佛海所极端注意的一个部门,迨与日人一再交涉,而日本军部方面坚持由邵式军蝉联.迨汪政权成立,非但他的统税局长未能更调,反而又兼任了"财政部"的"税务署署长"(其他财部两署:一为关务署,署长张素民,现在港:一为盐务署,署长阮毓祺,胜利后避往江北,为中共所杀).直至汪政权的覆灭,邵式军恃日人的卵翼,终始其职,屹然不动.迨至日本宣布投降,国军还未东运的一段时期中,他最感旁徨,他知道与日人合作最先,而又搜括的财富最多,"人怕出名猪怕壮",接收人员决不会放过他的.每晚他到居尔典路佛海家里,呆呆的坐着,探听消息.有时他问我怎么办,我那知重庆当局预备怎样做,自然不会给他满意的答覆.后来天上虽还没有飞下来,而地下钻出来的地工人员,已经在沪开始活动,他是一个目标,乃益有不可终日之势.有一晚,他告诉佛海他的处境已经危险,要求佛海给他保护.佛海想了一想说,我把你交给熊剑东,你到我的税警总团的团本部避一避吧.于是邵式军就躲到那里,他还带了厨子,财宝,以及囤积的钢条等物资,做他的避难寓公.可是时移势易,熊剑东也对他不客气了,警告他在军队里还要吃西菜,讲享受,如引起士兵的不满,他不能负责.邵式军察言观色,知道那里也不是什么安乐窝,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一样会吃人的.中共于胜利之后,虽高叫"严办汉奸",但实行的是人弃我取的政策,伪满军队的全部收编是一个最显着例子.邵式军有偌大家私,岂有对他不加觊觎之理,新四军派人偷偷地与他接洽,正在慌不择路之时,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邵式军乘机溜住了苏北新四军区域,上海人从此不再知他的消息.直至中共南下以后,他又一度出现于上海,据说他在中共杭州的一家银行中做一名中级职员.
汪政权中另一个重要的职务,是上海市市长.上海为全国工商业所聚之区,百年的租界,自洪杨以来,在不断的烽烟遍地中,独保安全,更成为全国财富的中心.虽然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尚未收回,华界的繁荣较逊,但仍不失其为富甲全国的都市.当国军松沪抗战于二十六年冬西撤以后,日军即在浦东制造出一个变相的"地方维持会",成立了名称就是非驴非马的叫做什么"大道市政府",以台湾籍的苏锡文为第一任傀儡市长,以后又以傅筱庵继任,改称"上海特别市市政府".论傅的资历,自远胜于苏锡文.他是宁波人,曾任招商局总办、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等职,并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他继聂云台而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依附当时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反对国民党甚烈,迨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沪,明令对之通缉,傅避匿大连多年,后经虞洽卿等为之缓颊,始于抗战前返沪.国军撤退,傅蛰居无聊,本有静极思动之意,日人亦正欲觅一稍有资望者以代苏锡文,傅在逋逃大连期间,与日人固有接触,而当时趋附傅之左右者,又有周文瑞等人(周为台湾银行买辫,娶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孙女,后又娶沪上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为妾.周现在日本经商,仍不时来往于港日间).周文瑞藉其先人之荫庇,子继父职,任台湾银行买办前后二十年,为日人道地之家奴.周一面怂恿傅筱庵活动,一面又向日人撮合,乃竟得继苏锡文而为"上海市长".此事实现,傅能以"财政局长"一职酬周拥戴之功.其后汪政府在南京成立,而日人极力主张各省市地方首长,暂不更动,以保持日人的颜面.虽"上海市长"一职,汪政权一再交涉易人,终未得日人之首肯,故傅能仍得安于其位,设非突然被人谋毙,恐也将如邵式军之成为亲日傀儡中之又一不倒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