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六年中的上海三任市长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日的晚上,我往沪西七十六号访李士群闲谈.那天士群也正感到无聊,于是约了另外两位朋友,就在他的办公室内,拉开桌子,打麻雀消遣,牌局一直打至将近黎明,忽然士群桌上的电话铃声大振.士群连说不好,这时有电话,一定是出了什么乱子.他拿起电话一听,打来的是"警察局长"卢英,电话中说得虽很简单,仅谓"傅市长"被人谋杀,请他去履勘.士群负责特务工作,职责所在,这自然是一件大事,不能不亲自前去,我们的牌局,也就此中断.
第二天我从士群方面得来的出事经过,原来傅筱庵的住宅,僻处虹口,已相近市中心区.那天晚上傅熄灯入睡以后,以室内外防范甚严,不虞有他,连寝室的门也未曾加键.不料一个跟随他十馀年的心腹仆人,午夜携厨刀掩入,乘其熟睡,挥刀力斩,傅在睡梦中不及呼救,立时毙命.迨家人发觉,床上已成血泊,尸体模糊一片,仅馀皮肉牵连,身首几至异处.凶手于得手之后,乘了预先在门外安放好的一辆脚踏车,于人不知鬼不觉中,溜之大吉,传说他搭乘火车,即转赴内地.这案也终究未曾破获,此中真相,虽疑莫能明,大抵为政治性的暗杀,则可以断言.但是傅筱庵的被人谋毙,汪政权对争执已久上海的"市长"问题,得以毫不费力,迎刃而解.
汪氏于接获傅筱庵被谋杀之报告后,即于翌日召开"中政会",汪氏提出以褚民谊为继,而周佛海则认为上海地方重要.应以陈公博出任.汪氏初以公博已任立法院长,不宜再兼地方官吏,而佛海则以已有王揖唐之先例可按(汪政府成立时,最初发表王揖唐为考院院长,江亢虎房副,旋王揖唐又继王克敏而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仍遥领考试院长职务,数年后始辞职,由江亢虎继任).且京沪密迩,往返甚便,两处要公,不致耽误,经佛海一再陈辞,汪始首肯.而公博初尚谦逊,推梅思平出任,而李士群又力主佛海自兼,卒以佛海顾全大体,持之甚力,最后终得公博同意,上海市长问题,经一周之磋商,始告决定.
公博虽然以与汪氏私谊之笃,当高陶叛离以后,日本所称亲善之真面目亦已揭露,不忍弃汪氏于危难之际.但他对汪政权一切的不感热心,前文中我已一再言之,他的兼任"上海市长",因之也并不亟亟于兴革,日常公事,一以委之于秘书长办理.查公博"沪市长"任内,前后出任秘书长者,计得四人,一为胡泽吾(系日本留学生,为罗君强之妹夫,但与公博渊源较深);一篇彭恂(曦民)曾任北京国会议员,战前并与章士钊合作,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一为赵叔雍,任职较久,后以调任中政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周佛海)而以吴颂皋继任.
在公博莅任之后,战火渐远,地方秩序,亦渐复常轨.他自民国二十九年十月担任起,以迄三十三年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旧创复发,受医生劝告,赴日疗养,他代理汪政府之主席为止,前后亘三年有馀,其中历太平洋战争,收回法租界等大问题,公博均能应付给如.民国三十二年的双十国庆,中国军队开入原公共租界跑马厅举行阅兵典礼,为上海百年以来的一大盛事.租界收回以后,法租界改为第八区,以区长一职,逐鹿者多,穷于应付,遂更由公博自兼区长,而以赵叔雍兼第八区之秘书长.当时上海人以公博由院长而竟兼至区长,曾撰一联以嘲之云:
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
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
联语虽属欠工,说的却很切事实.所谓选特简荐委,是国府所定的官阶,汪政权仍继续沿用.公博的"立法院长"是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当时日军虽占有上述各省,也成为汪氏所管辖的地区,而日军只能保持沦陷区的重要据点,部份地区,既仍在国军手中,而部份地区,又为游击队所盘踞,所谓"一省不全"亦确为纪实之言.而这一个联语,无疑多少含有若干讥讽的成份在内.
其后公博既以汪氏赴日,代理"主席",自不能再兼"上海市长".在汪政权中,才力可以胜任的,当然只有周佛海了,所以一开始公博就推佛海继任,而佛海则踌躇考虑,谦让再三,佛海的所以如此,当时正有其不得已的隐衷,而非出之于假惺惺的作态.在汪政权中,佛海是握有最大实际权力的唯一人物,财政经济固无论矣,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任务,也总落在佛海身上.而军人方面,复多以佛海之马首是瞻,如孙良诚、李长江、吴化文、孙岚峰等都是.他如握有兵柄的任援道、项致庄(有浙江保安司令部一部份兵力)等,都与佛海相处甚好,而佛海自己复有器械最犀利,训练比较严格的税警团,他更与公博分任"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汪政权的一切政务,即汪氏在世之日,对佛海也必谘而后行.特务工作,自丁默村脱离,李士群毒死以后,也由他直接指挥.而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与CC,一直时有暗潮,佛海的权力已高,如再兼任人人注目的"上海市长",在他,更恐加深磨擦.那时,日军在太平洋又节节战败,覆亡之祸,已迫眉睫,也不想再加重他的责任.佛海的不愿就此,这是原因之一.
另一主要原因,则是佛海叁加汪政权以后,早向重庆输诚,一切行止,亦唯重庆之命是听.当汪氏逝世以后,佛海即以汪政权今后的进止,通过密设的电台,不断电向中枢,故当公博力推佛海继任后,佛海即电渝请求指示,在重庆未有覆电之前,自不欲擅作主张,故除了先作谦让外,也实无他途可循.七三、六年中的上海三任市长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日的晚上,我往沪西七十六号访李士群闲谈.那天士群也正感到无聊,于是约了另外两位朋友,就在他的办公室内,拉开桌子,打麻雀消遣,牌局一直打至将近黎明,忽然士群桌上的电话铃声大振.士群连说不好,这时有电话,一定是出了什么乱子.他拿起电话一听,打来的是"警察局长"卢英,电话中说得虽很简单,仅谓"傅市长"被人谋杀,请他去履勘.士群负责特务工作,职责所在,这自然是一件大事,不能不亲自前去,我们的牌局,也就此中断.
第二天我从士群方面得来的出事经过,原来傅筱庵的住宅,僻处虹口,已相近市中心区.那天晚上傅熄灯入睡以后,以室内外防范甚严,不虞有他,连寝室的门也未曾加键.不料一个跟随他十馀年的心腹仆人,午夜携厨刀掩入,乘其熟睡,挥刀力斩,傅在睡梦中不及呼救,立时毙命.迨家人发觉,床上已成血泊,尸体模糊一片,仅馀皮肉牵连,身首几至异处.凶手于得手之后,乘了预先在门外安放好的一辆脚踏车,于人不知鬼不觉中,溜之大吉,传说他搭乘火车,即转赴内地.这案也终究未曾破获,此中真相,虽疑莫能明,大抵为政治性的暗杀,则可以断言.但是傅筱庵的被人谋毙,汪政权对争执已久上海的"市长"问题,得以毫不费力,迎刃而解.
汪氏于接获傅筱庵被谋杀之报告后,即于翌日召开"中政会",汪氏提出以褚民谊为继,而周佛海则认为上海地方重要.应以陈公博出任.汪氏初以公博已任立法院长,不宜再兼地方官吏,而佛海则以已有王揖唐之先例可按(汪政府成立时,最初发表王揖唐为考院院长,江亢虎房副,旋王揖唐又继王克敏而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仍遥领考试院长职务,数年后始辞职,由江亢虎继任).且京沪密迩,往返甚便,两处要公,不致耽误,经佛海一再陈辞,汪始首肯.而公博初尚谦逊,推梅思平出任,而李士群又力主佛海自兼,卒以佛海顾全大体,持之甚力,最后终得公博同意,上海市长问题,经一周之磋商,始告决定.
公博虽然以与汪氏私谊之笃,当高陶叛离以后,日本所称亲善之真面目亦已揭露,不忍弃汪氏于危难之际.但他对汪政权一切的不感热心,前文中我已一再言之,他的兼任"上海市长",因之也并不亟亟于兴革,日常公事,一以委之于秘书长办理.查公博"沪市长"任内,前后出任秘书长者,计得四人,一为胡泽吾(系日本留学生,为罗君强之妹夫,但与公博渊源较深);一篇彭恂(曦民)曾任北京国会议员,战前并与章士钊合作,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一为赵叔雍,任职较久,后以调任中政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周佛海)而以吴颂皋继任.
在公博莅任之后,战火渐远,地方秩序,亦渐复常轨.他自民国二十九年十月担任起,以迄三十三年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旧创复发,受医生劝告,赴日疗养,他代理汪政府之主席为止,前后亘三年有馀,其中历太平洋战争,收回法租界等大问题,公博均能应付给如.民国三十二年的双十国庆,中国军队开入原公共租界跑马厅举行阅兵典礼,为上海百年以来的一大盛事.租界收回以后,法租界改为第八区,以区长一职,逐鹿者多,穷于应付,遂更由公博自兼区长,而以赵叔雍兼第八区之秘书长.当时上海人以公博由院长而竟兼至区长,曾撰一联以嘲之云:
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
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
联语虽属欠工,说的却很切事实.所谓选特简荐委,是国府所定的官阶,汪政权仍继续沿用.公博的"立法院长"是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当时日军虽占有上述各省,也成为汪氏所管辖的地区,而日军只能保持沦陷区的重要据点,部份地区,既仍在国军手中,而部份地区,又为游击队所盘踞,所谓"一省不全"亦确为纪实之言.而这一个联语,无疑多少含有若干讥讽的成份在内.
其后公博既以汪氏赴日,代理"主席",自不能再兼"上海市长".在汪政权中,才力可以胜任的,当然只有周佛海了,所以一开始公博就推佛海继任,而佛海则踌躇考虑,谦让再三,佛海的所以如此,当时正有其不得已的隐衷,而非出之于假惺惺的作态.在汪政权中,佛海是握有最大实际权力的唯一人物,财政经济固无论矣,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任务,也总落在佛海身上.而军人方面,复多以佛海之马首是瞻,如孙良诚、李长江、吴化文、孙岚峰等都是.他如握有兵柄的任援道、项致庄(有浙江保安司令部一部份兵力)等,都与佛海相处甚好,而佛海自己复有器械最犀利,训练比较严格的税警团,他更与公博分任"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汪政权的一切政务,即汪氏在世之日,对佛海也必谘而后行.特务工作,自丁默村脱离,李士群毒死以后,也由他直接指挥.而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与CC,一直时有暗潮,佛海的权力已高,如再兼任人人注目的"上海市长",在他,更恐加深磨擦.那时,日军在太平洋又节节战败,覆亡之祸,已迫眉睫,也不想再加重他的责任.佛海的不愿就此,这是原因之一.
另一主要原因,则是佛海叁加汪政权以后,早向重庆输诚,一切行止,亦唯重庆之命是听.当汪氏逝世以后,佛海即以汪政权今后的进止,通过密设的电台,不断电向中枢,故当公博力推佛海继任后,佛海即电渝请求指示,在重庆未有覆电之前,自不欲擅作主张,故除了先作谦让外,也实无他途可循.
七四、周佛海何为若是其旁徨
周佛海于汪氏病逝日本之后,责任愈感重大,心境也愈见沉重.他与重庆联系的两个秘密电台,一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戴笠直接通报.佛海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国后,即赴粤叁加革命,曾一度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与戴笠本有师生之谊,而且佛海以过去曾任教官之关系,又为世所熟知黄埔系之"蓝衣社"十个最高负责人之一,基此渊源,在胜利以前,双方每日通报不绝.另一秘密电台,则通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俾对军事上之部署,与顾祝同就近联系.当顾氏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期内,佛海为教育厅长,两人间相处极好.故当年如美国无原子弹投向长崎广岛,迫令日本投降,负嵎之局,最后将不得不于中国战区,由中美陆空联合反攻,以与麦克阿瑟元帅在太平洋之跳岛作战相配合,而第三战区则被指定负规复东南之责.其时顾祝同之岳家许氏,全家寄居上海,一切均由佛海就近照拂,无微不至,公谊私交,两均契洽.佛海身负汪政权举足轻重之责,亦分担重庆反攻时敌后策应之大任,如此微妙复杂之处境,实为历史上所罕见.时日本军之败兆日露,太平洋作战已节节溃退,而外间传言,日军如以一旦大势全去,必需撤出中国,将不惜毁灭大上海以为泄愤之举.而佛海与重庆之暗通款曲,日人中如上海"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如佛海之密友冈田酉次及伊藤等均深知其事.所以当上海市长问题,落到佛海的肩上时,深恐引起日本更严的防范,反而妨碍其地下工作之进行,以此之故,遂使佛海踌躇旁徨而不知何以自处.
再次,虽然佛海与重庆的通报中,覆电常慰勉备至,且电文都以委员长之名义行之,究竟是否出于蒋先生之直接指示,或仅系戴雨农特务工作技术上之运用,佛海也颇难得到证明.所以有时奉到军委会密令,而觉得有值得怀疑之处时,又往往另电顾祝同,托其转电中枢探问,以窥最高当局的真正意向所在.
欲明了那时佛海的心境,可与我两次的密室谈话中以窥一斑:大约在民国三十二年间,佛海还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一天我到他的家里午饭,刚巧周太太等都已外出,室内除我与他外,并无别人.闲谈时他颇多感喟,我忽然问他:"蒋先生对你究竟如何?"他耸一耸肩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但说话时面上却毫无欣喜之色.我又说:"我问的是将来?"他摇了一下头,声音很低沉:"你看张汉卿现在如何?"我猜度他的意思,大约他认为凡是公开反过蒋先生的,最后将不会获得宽恕,张学良就是他最好的榜样.我看到他的表情很凄惋,不便再说什么,谈话也至此而止,我明白他对于自己前途的瞻望太黯淡了,以他的对我推心置腹,使我对他也发生了无限同情.我一直记着他这几句话,所以当汪氏病逝以后,使我更能体味出他的处境之苦.
又一天,我忍不住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说:我看到你最近一篇在"古今"杂志上发表的"大病以后"的近作,最后几句你否定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旧说;你甚至哀伤地说出将来不知死所的话,可以显出你内心的阴影.我还记得上次你与我谈到过关于张汉卿的话,我愿意贡献你一个自己掌握命运的办法:我以为日本既无悔祸之心,而且也无为友的诚意,如日本战而胜,目的是要灭亡中国,那时你无回天之力,徒成民族罪人;如抗战而获得最后胜利,依你上次的看法,也不免为张汉卿之续,那末与其偷偷摸摸的做妾身未分明的地下工作,将来的祸福难知,不如现在明目张胆的公开反日,大干一下.把这几年你与日人交涉的经过,以及日本压迫的事实,原原本本,昭告世人.同时你宣告辞职,表示抗议,由你来这样做,将给予日本以最沉重的打击,虽然目前祸在不测,但不特洗刷了你自己"汉奸"的恶名,也让追随你的许多人保全了清白.人生自古谁无死?在我想:这是你应选择的一个最好死所.如其你有此决心,我愿意将这文告在我主持下的"平报"发表,你死,我也陪同你死.这一番话,太出于他意料之外,他沉吟有顷,才说道:"事情那会有这样简单,你不免失之于书生之见,我尽我心,且尽人事以待天命吧!"我看他已黯然欲泪,从此也没有再提到这一个问题.但是佛海做事,却愈来愈小心翼翼,一切总先向重庆请命而后行.上海的市长问题,尤其如此,除他直电请示外,又要我去与蒋伯诚商量,并请他转电中央取决.蒋伯诚倒很爽快,他就表示上海的地位那样重要,佛海当仁不让,而且他手下有直接指挥的税警团数万人,更加上海市府的警察与保安部队,由他来坐镇,远较别人为宜.他答应通过他设在浦东的秘密电台,报告重庆,俟有覆电,再作决定.但他要我坚嘱佛海在目前,千万不要先行坚决谢绝,以免弄得无可挽回.
七五、罗君强自称噬人的恶狗
一周以后,蒋伯诚收到了重庆的覆电,内容自然是希望佛海兼任上海市长.那时佛海已由沪去宁,当伯诚把电文交给我以后,我也夤黄夜赶去.不料他正在发着高热,呻吟床褥.当我进入他卧室之际,看到他面部烧得通红,精神也极为疲惫,我说明了去意,并交给了他转来的电报.我说:"重庆也认识到上海的重要性,国军反攻在即,敌后工作,将更形繁重,既非你担当不可,那你也只有勉为其难了."他想了一想说:"要做,就非把上海大大的整顿一下不可,心馀力绌,我想不到好的帮手也是徒然."我说:"现在市府的一批旧人,不是都很好吗 "他只是哼了一声,又陷入于沉思之中.以后又一个人喃喃地说:"秘书长、警察、经济┅┅都非更换不可."我在旁听得有些奇怪,插口说:"现在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吴颂皋,不是你的儿女亲家吗?正好驾轻就熟,何必再多纷更?"佛海好似又有些难言之隐,他说:"吴颂皋吗?只是你知道得不多罢了."讲到这里,他又忽然说:"我想不到别人,上海情形你比较熟悉,还是由你来继颂皋之缺吧."我觉得太突兀,不加思索地说:"我是决不能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位的."不料佛海竟然有些生气了,他有些冲动地:"你们都希望我做、劝我做,而你们又不肯来帮我做."我说:"这不是肯不肯帮忙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帮忙的问题.我自问才具短浅,性情又易于冲动.第一,我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公事不熟,做幕僚长已不相宜,其次,你要把上海好好的整顿一下,而上海却遍地是我的亲故,凡有请托,接受则对不起你,拒绝则对不起亲友,公私之间,殊难为处.再次,日本人骄横如此,我没有委曲求全的耐性,你又不常在上海,我担当不了这样的大任."说到这里,"南京市长"周学昌也来了,佛海简单地告诉他此事的经过,学昌说:"我愿意辞去"南京市长",到上海去担任"秘书长"."佛海摇摇头说:"南京地位也一样重要,放弃可惜."我说:"君强与你相处久,人也能干,不如让他辞了"安徽省长"来帮你吧!"而佛海仍然表示希望我再加考虑.但"上海市长"一席的由佛海继任,终于因重庆的一纸来电而完全确定了.
上海好似是一个太重要太使人向往的地方,从孙传芳时代的松沪商埠督办丁文江起,北伐以后的市长黄郛、张群,都是有份量而且与中枢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唯一的例外是张廷璠,却属于桂系,例外的原因,则为了那时白崇禧方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平定淞沪,兼任警备司令,而张廷璠又以白之叁谋长而兼任市长,这是异数.再以后的吴铁城,以劝说张学良东北易帜有功,当论功行赏之际,吴曾薄中央的警察总监而不为,独以一任地方性的上海市长为快.在汪政权时期,陈公博既因代理"主席",势难再兼,中间也曾引起不自量力者的觊觎.例如原任公博的秘书长吴颂皋,就曾经托日本驻宁大使谷正之,向公博进言,而公博则以其位望未孚而加以拒绝.最后,还是发表了由周佛海继任的任命.
佛海于莅任以前,对上海颇想力事整顿,以为策反的基地.所以对人事的更迭,确是踌躇再四,他希望能以廉洁而有能者来分任各局局长,但在乱糟糟的时代,万事岂能尽如人意?结果除了他自兼"警察局长",罗君强任"秘书长"以外,其他人选,以最初悬格太高,终只也不过杂凑成局.
在佛海到任以前,上海一般的现状,并不能使人满意.尤其警察的贪污,竟至不避耳目.那时没有固定职业的老百姓,纷纷走单帮以逐什一之利,舟车拥塞,莫非此辈.就是上海四郊,也以脚踏车为交通工具.米粮、洋货等大包小裹,此往彼来,络绎于道.警察即以单帮为索贿的对象,沿途拦截,公然勒索.佛海的兼任"警察局长",希望把沪市警察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外,兼有整饬警察贪污颓风之意.记得当佛海兼任上海市长之日,曾假第八区(按即旧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之十三层楼,招待各界茶会,佛海的演辞,倒还和易亲切,仅表示他对于沪市的关切与整顿的决心.接着罗君强以"秘书长"资格起立致词.他一开口就说:我辞掉"安徽省长"不干,而来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目的是为了来做一条恶狗.以后只要得到周市长之指示,我将如恶狗一样地随时猛噬恶人.君强真会做官,这几句话不惜以恶狗自比,固然使佛海受听,而先声夺人,也使社会上有所戒惧.但在座者绉眉摇头,颇觉有出言失态之感.以后君强真的把两名贪污的警察枪决,许多人曾认为情罪不当,做得未免太过份了一些,但从此警察再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压良民,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佛海忙于其原有的许多职务,"沪市府"的一切,均交给君强办理,佛海仅居其名,而事实上之"市长",则为君强.以后又成立了特种刑庭,专惩贪污,虽去弊绝风清之境尚远,但情形确已有了若干改善.君强不能不说他有一些才干,但民间竟有人呼之为"罗青天",则未免失之于溢美了.
佛海的求治心切,确为事实,他以上海情形复杂,耳目难周,特别设立了一个有类于市叁议会的机构,名为"市政谘询委员会",委员名额只有十九人,除了少数几人因与佛海私谊外,其他都为地方上卓着声望的人士,所有比较重要的行政事务,于决策之前,必先付"谘询委员会"听取意见,以为兴革之张本.就我记忆所及,委员的名单如下:李思浩、颜惠庆、冯炳南、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周作民、唐寿民、吴蕴斋、沈嗣良、项康原、陈彬和、许建屏、姚庆三、金雄白、赵晋卿、郭顺、颜福庆、裴复恒.
七六、佛海手下的三名小人物
读者中或有人认为我对周佛海作了过多的讳饰.在本文开始的第一节中,我并不曾否认人总该有感情的,因此下笔之时,即不能不杂有恩怨.我个人对于佛海,论公:我认定他始终并不曾背弃国家民族,而他的才华能力,许多地方也值得我钦佩;论私:他交给我的若干任务,能够深信不疑,使我有知遇之感;而且他饫闻于他左右的浸润之谮,没有动摇他对我的信心,更不能无知己之感.我所写有关于他的一切,都得之于身亲目击,没有一件事是出之于凭空捏造.佛海如无国家民族思想,何以在日人严密监视之下,冒险与重庆暗通声气?佛海之与重庆有默契、有来往,不但为通国皆知之事实,而且胜利以后,即民国卅四年八月十四日,重庆对沦陷区的第一道命令,就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委任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着其于国军抵达接收以前,负责地方治安.民国卅六年,当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被判死刑以后,国民政府又明令特赦,减处无期徒刑,命令中明白宣布佛海输诚效命的经过,所有南北叁加伪政权而邀此殊恩的,陈公博、王揖唐、梁鸿志等都不曾得,有之,也惟佛海一人而已.由此可以证明我在本书中的叙述,决非因私谊而出于回护.
佛海与重庆之间,建立起秘密电台,以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其时间大约是在民国三十年,管理电台的,在当时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彭寿与程克祥但胜利以后,曾经在沪气焰薰天,反而成为"劫收"人员中最狠恶的份子;与另一名吴四宝的干儿子余祥琴(改名林基),鼎足而三,所以在写到胜利以后的情形以前,有把彭寿与程克祥等的来历,先在这里一叙的必要.
当佛海于民国二十八年秋来沪之后,至十月,住所既由虹口迁到沪西愚园路,一切的活动,也趋于积极.汪政权之建立,虽还在与日本积极交涉之中,但事实上已如箭在弦,除非重庆愿意实行全面和平,否则其实现已只是时间问题.佛海为了预先为汪政权找定班底,一面组织了一个学艺研究祉,为招兵买马的机构,地点设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中社"对面的太阳公寓,由罗君强与我分负其责.有人愿叁加汪政权的,经过熟人的介绍,填写一纸表格,视其资历,在汪政权建立以前,不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坐领乾薪.而佛海一面又对过去在上海任何有声望、有势力的人物,也一律加以敷衍.在学艺研究社成立后不久,佛海就要我与君强特别去着红帮领袖徐朗西,月馈五百元,以示羁糜.帮会中人最爱面子,徐朗西对佛海的甘辞厚币,自然有些受宠若惊.所以数天之后,他给了一封信给佛海,道谢而外,更矢言对未来政权的拥护,同时介绍了三个人,希望能加以安插.我们覆信要这三个人办理加入学艺研究社的一般手续.最后持着徐朗西的介绍函而来的是彭盛木、彭寿与程克祥三人.一看他们所填表格上的履历,彭盛木原籍台湾,又是上海同文书院的教授(同文书院设投于上海徐家汇,为日人训练学习中国语文的学,过去日本驻华使领馆的人员以及特务工作人员,大半出身于该校).彭寿是什么江西"皇协军"的"嘱托",而程克祥仅是"维新政府宣传局"的一名科员,兼维新机关报"南京新报"的记者,又都说曾经在伪满任职.看到了他们的履历,当时使我与君强不住绉眉,而且立刻起了疑心,认为这三个人情形复杂.但我们怀疑的则认为可能是日本派来潜伏在未来政权中从事侦察的份子,而我们却糊涂得绝不曾想到是军统的工作人员.我曾经向佛海说明过我们的怀疑之点,佛海则以不欲开罪徐朗西而结果仍然许其加入,但核定所应发给的津薪,是列入于中下的一级,将来的位置,也预定予以投闲置散.但我们仍然对他们怀有绝大戒心,也并不曾交给他们做什么事.而他们却时常借机会来谈谈,彭盛木娶有一个日本老婆,虽然他态度比较沉默,而他的日本话,不意竟为佛海所赏识.彭寿自称为彭玉麟的后裔,而程克祥别说郑孝胥是他的外祖父,平时喜欢自己吹几句,同时又向君强献一些小殷勤,因此,渐渐地相处得比较熟稔了一些.到汪政权成立,彭寿发表为侨务委员会委员,程克祥仅是边疆委员会的一名藏事处处长.而彭盛木竟得任为财政部叁事,实际上做了佛海的日文翻译.所有佛海赴日时期或在京沪就地与日人交涉,统由彭盛木担任翻译,就这一点而言,可见佛海的坦率而太少城府.
在民国三十年的冬季,彭寿、程克祥两人忽然给日本宪兵队发觉为军统局的潜伏份子而加以逮捕,寄押在"七十六号".那时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向七十六号投诚,献出了军统的秘密,所有上海的军统份子,几乎给汪日的特务机构一网打尽.彭寿与程克祥本为任职于公共租界捕房一名包探浑号钱麻皮部下的爪牙,钱麻皮原来也是军统的人物,而与七十六号又暗通声气,乃为军统潜伏在上海的行动人员击毙于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门口.在这一起案子中,就查出了彭盛木、彭寿、程克祥与军统的关系.程克祥的妻子原是东北的一名舞女,她的父亲是上海浦东的一个木匠,生得并不漂亮,但颇有妖媚之气,程克祥在叁加伪满时欢场遇见,竟订终身.彭寿在名义上是独身,而与程克祥夫妇同居在霞飞路,两人倒真有通家之好,霞飞路小小的房子,虽是租来的,对外却合两人的名字,而称为什么"寿祥庐",连程妻有时向人自称为程太太,有时忽改称为彭太太,其中是否出于工作关系,或者另有别情,自非局外人所能知悉了.而结果三人被捕后,她向佛海的内弟杨惺华一再哀求,终由惺华向七十六号担保释出了.但彭盛木不久即暴毙,有人以为是被日人暗中毒死的.
七七、秘密电台怎样赶起来的
彭寿、程克祥保出以后不久,程即秘密潜赴重庆,论他在军统当时的地位,他没有资格去直接谒见军统局长戴笠的,而戴氏方以军统在沪基础,因陈恭澍的投诚七十六号而破坏无馀,正在极端苦闷之际,忽然见到有一名基层份子间关万里而来,为了要明白上海的现状,竟破例予以接见,程克祥借此机会,自称如何混入了汪政权,而且又如何已获得了周佛海的信任,其实,那时他对佛海,连见面的机会也还不曾有过.而他的舌粲莲花,也居然使戴氏深信不疑.程克祥此行的结果,在军统获得了不次的升擢以外,同时戴氏又交给了他一本密电码,俾与佛海经常秘密通报.程克祥返沪以后,用尽了种种手段,自最初跟随罗君强起,又投入了杨惺华之门,惺华少不更事,稍一得志,即纵情声色,程克祥与彭寿二人,几无时不随侍于惺华的左右,献尽殷勤,迨博得欢心,乃又出示密电码作为证据,说是戴氏委他负通报的全责,更由惺华介谒佛海.从那时起,佛海与军事委员会间的秘密电台,就在莫名其妙中建立了起来.
以日本人在沦陷区侦察电波的严密,虽以佛海当时的声势,要建立一个秘密电台,并无绝对的安全方法,可以确保永远不会泄露.佛海就利用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以及日本海陆军间的不协调,更运用其与日人间的私人交谊,借了谋取全面和平的大题目,说不能不有一个可以与重庆直接商洽的电台,以避免如香港假冒宋子良谈和那样事件的重演.日人中间,也不乏忧虑在华作战的泥足,确也有人希望实现全面和平,佛海就针对日人这一项弱点,提出了建立电台的建议,据我所知道的,日本人中知道这一个秘密的,就有上海驻军陆军部长川本,上海市政府顾问冈田,以及"满洲驻华大使馆"叁事伊藤等人.前一人在日本军人中是比较开明的,而后两人则与佛海为西京帝大时的同学,且具有较深的友谊.但是日本在沪的机构既那样复杂,陆军、海军、大使馆,以及其属下的特务机关、宪兵队等,也决非三数人所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因此,电台虽然建立了,还是常常有一夕数惊,一月数迁的情形.佛海委任了彭寿、程克祥两人管理其事,电台的地址,有时浦东,有时上海,除了佛海自己家里而外,君强、惺华、税警团,以及近郊的民房中都曾设立过.每天不断有军事委员会的来电,佛海也几于事无大小,均于事先请示,而来电中除了若干指示事件而外,对佛海等也不断加以鼓励嘉奖.宁渝之间,乃成为有敌对的形式,而作密切的联系.在重庆方面说,这应该是特务工作上一次最大的成功,是军统的一次最出色的表现,也注定了汪政权与佛海的最后命运.
当然,在那时,很少人知道有这个秘密电台的存在,但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初夏,佛海就曾经做过一件无异自已揭露秘密的妙事.原来佛海离渝叁加汪政权以后,他留渝的老太太就被软禁起来了,他的岳父杨卓茂,也被关闭在贵州息烽的集中营中(就是战时一度囚禁张学良的所在),他老太太是由军统方面负责照料,佛海早孤,对太夫人自不免有无限孺慕.军统为了安佛海之心,还不时有她老人家于软禁中的近照辗转寄来.到三十四年的初夏,周老太太忽以病逝,秘密电台上即传来了这个消息.当晚,佛海拟好了报丧废告,打电话给我去要把讣告翌日遍登各报,我当时一愕,对他说:"沪渝之间,除了秘密电台以外,早已不能通报,太夫人昨方仙逝,今发讣告,这消息何自而来?不将启别人的疑窦?"那时佛海方在情感极度冲动的时候,他高声说:"我管不了那么许多,难道为了自己,母死就秘不发丧?"终于这废告于第二日在各报刊出了,但是连日本人在内,也并不曾听到有人怀疑或追查这噩耗的来源.
我前面所说胜利后的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重庆对沦陷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委任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当然这命令的传达,也同样是通过这一个秘密电台.记得佛海于八月十日听到日本广播的投降消息以后,第二天即匆匆赶往南京,出席汪政权的结束会议,至十四日下午赶回上海,适电台上传来了这一道新命,使佛海一时陷于极度兴奋.以后佛海的束身待罪,飞渝缚,卒至瘐死狱中,虽然原因很多,而当局的手段高明,竟使佛海束手待毙而不悟.
上节中的三个小人物,在汪政权当时虽微不足道,而最后对佛海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彭盛木早死了.胜利以后,程克祥、彭寿即曾分任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正副秘书长,后来又做了军统局调查叁加汪政权人员财产的调查员,主持"劫收"盛典,气焰之高,连对佛海的家人,也居然颐指气使.程克祥现犹寄居台湾,任职省府,彭寿则于前数年中传因涉嫌通共,已被当局于逮捕后秘密执行枪决.
七八、蒋伯诚所加给我的负担
重庆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约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吴开先与蒋伯诚,先后被日人拘捕以及营救释放的经过,已如前述.吴开先则获得例外的幸运,因周佛海为之全力奔走,竟公然由日人以飞机遣送返渝,帮助了他于胜利后能光荣地重回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宝座的机运.蒋伯诚虽然最后得以恢复自由,但是高血压症已使他半身瘫痪,终年偃卧床褥;同时日本宪兵队依然对他在密切监视之中.他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而实际的工作,则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委吴绍澍的远留皖境屯溪,鞭长莫及,所有潜伏在上海的上述两机构的工作人员,事事均向蒋氏就近请示.而蒋氏以病废之躯,兼以形格势禁,任何工作,都无法进行.他于胜利后终能得到政府认为上海区地下工作人员第一名有功人员的殊荣,无疑完全倚仗了周佛海的力量.
他被日宪逮捕之时,是住在上海法租界面浦石路万墨林的寓所,以后蒋万之间,相处得并不融洽.蒋与他的妻子前名女伶杜丽云,以及其前妻所生的儿子宇钧,又举家迁移到愚园路口与百乐门舞厅毗连的百乐门公寓居住.他因一度被捕,居处公开,不必再如前之躲匿,反而获得了工作上更多的方便.由我出面担保释放的时候,日本宪兵队虽然限制不许离沪与不许再作政治活动,而蒋氏以有周佛海的回护,有恃无恐.而我则成为蒋伯诚与周佛海之间的挢梁,负起奔走接洽等一切的责任.因此,百乐门公寓不时有我的踪迹,当他发生一件任何棘手的问题时,不是给我以一个电话,就是差他的儿子宇均来找我,我就去到他那里,再转告佛海,尽心竭力,使事事得满意的解决.
要干这类秘密任务,沦陷区里日人耳目四布,随时随地都是危机,蒋氏既然照旧工作,于是一直至胜利为止,他就会屡屡添给我超过我能力的麻烦.举几件例来说:譬如民国卅二年的夏季,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奚培文,携同全体名册,向七十六号李士群投诚,于是按图索骥,一夜之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在沪重要份子被捕者达二十馀人,其家属纷纷向蒋伯诚投诉.老实说:他又何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只有找我请佛海帮忙.等我去时,他已焦急地等待着,他向我提出了许多要求,设法保释所有的被捕人员,每一家先送二十万元,作为安家费,以后每月还要经常支付家属的生活费.我表示了两点,钱不生问题,但是营救被捕人员,非立时可以实现,只有慢慢的尽力想法.虽然说我那时的经济能力,对二十几家的安家费还无所谓,不过因为时机急迫,必须于傍晚前将全部款项送去,以便其家属作紧急迁移之需,而他通知我时已在午饭之后,那时"中央储备券"因通货膨胀,在日本定印的流通券,又以战事迟延印运,形成了市面上现钞奇缺的现象.我回去向我所创立的南京兴业银行一查,除去必须留作应付客户的需要以外,当天已无法张罗如此巨款现钞(当现钞奇缺时,中央储备银行规定全沪行庄,视其上日存交于银行联合准备库之总数,准予以本票领存数十分之一的现钞,如向市面购买,票据与现钞,约以九折计算),我因事机急迫,横了一条心,索性命银行中开具了本票二十馀纸,交给伯诚分头送去,才算应付了这一个难关.当时我因事已办妥,也就忘了告诉佛海.不料数天之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家属,又有被日宪拘捕的,也发觉了我所出立给予每家二十万元的本票,日宪乃持以向佛海交涉,指我有通渝抗日嫌疑.佛海要我去面询究竟,我当然也据实相告,佛海当时态度很严重,责备我说:"你为什么做得那样鲁莽,伯诚要你作经济上的帮助,我并不反对,但为自身的安全计,如现钞不够,你可以与我商量;否则你也应当给他们以别家行庄的本票,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得授人以柄?"我当时还误以为佛海胆怯,怕麻烦牵惹到他的身上,因此会有我从未听到过的对我谴责之辞,我也就不客气地说:"凡我可以解决的小事情,我就不想惊动你.给别人家行庄的本票,若要追根究底,我还是逃不了责任,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又何苦牵累别人?如必须要我负责时,我一定挺身而出.假如我熬不了毒刑,我泄漏了任何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我就不是黄帝的子孙!这样,你应该可以放心了吧!"我的答话,也未免说得使佛海过于难堪,而他又是与我一样感情极端容易冲动的人,我看到他眼眶里已蕴着两包热泪,他说:"今天,日本人还不敢对我怎样,但是我与重庆之间的事,他们不会全不知道的,我一直在耽心着他们会对我比较接近的朋友采取行动,给我以打击,而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你太误解我的意思了!"而事情毕竟已竟做了,但终于因为佛海的负起全责,向日本人方面否认了我资助三民主义青年团家属的事实,推说仅是银行业务上的普通往来,而受款人的对象为谁,我是不知道的.日人当然也明知是托辞,但那时还不愿与佛海翻脸,结果幸而又能不了了之.惟日本宪兵队中,在他们的黑名单上,无疑又再度留下了我的姓名.
沦陷数年之中,为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而为日宪所陆续拘捕,寄押在镇江监狱里的,这时前后也已达五百馀人之谱,其中有较为重要的,有王维君等人在内(王现在台湾).蒋伯诚每次与我相见,总以营救他们出狱相托,但人数既然那样多,而又是日军以军法直接判决的,实际上汪政府且无权顾问,又何况于我.而我仍不时转请于佛海,他也觉得对此感到棘手,迟之又迟,终于借了"大赦"为名,卒将这一般人释出了牢狱.现在看来似乎事情很简单,但当时的踌躇焦虑,以及与日人的饰辞交涉,其间艰苦的经过,自更非局外人事后所能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