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又一次意外获得了幸免
麻烦的问题还多着呢!而大半都为了"三青团".我与"三青团"又无丝毫渊源,其所以奔走营救,完全基于蒋伯诚的请托.在我出面保释蒋伯诚的那一次中,一起羁禁的还有毛子佩与万墨林等人.毛子佩是吴绍澍的亲信,他以一个上海小报的广告员而竟然做到了上海市党部委员,是则派系之功也.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出身卑微,而杜崛身于草莽之间以后,万也鸡犬同升.战前活跃于上海,经营米业,而又搞什么农会之类的团体.战时他们仍然留在上海,仍然分秉着吴绍澍与杜月笙的命令,从事地下活动.毛子佩经我保释以后,还不时来看我,也并不讳言其在照常活动,且不时向我作经济上的商请.记得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仓皇地又到我的寓所来.他说日本宪兵队发觉了他的行动,本来伺隙要把他重行逮捕,不幸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庄鹤礽又被贝当路日本宪兵队所拘获,他对外本来用的是化名,被捕后他又坚不承认就是庄鹤礽,因此,日宪于上一晚责成子佩于二日内把庄交出来,否则就要对他不客气了.子佩又说,假如这次他再到宪兵队,既不能指认庄鹤礽就是他本人,而又无法再交出第二个庄鹤礽.结果,此次将一定送命.上海既已无法立足,他要求我设法为他向汪政府机构中弄一张职官证(在汪政府中服务的,视其官阶的大小,各发给职官证一份,以为身份之证明,以及沿途免于检查盘诘的麻烦),搭车赴杭,转返内地.但我并不曾主持什么汪政府的任何机构,除了我自己的以外,我手里又拿不出别的空白职官证.我考虑之后要子佩等我一下,反正佛海的家离我仅十步之遥,我去与佛海商量,我向他说明了此事的经过,佛海绉着眉说:"今天是星期天,停止办公,我不能做得太表面化,假日召一个职员来专办一张假职官证,要有,除非能等到明天."我回去告诉了子佩,他焦急得本已坐立不宁,他说:"这是他的生死关头,一过今晚,可能明天清晨日本宪兵就会动手,不如请你所主持的"平报",发给我一张化名的记者职员证."当时我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我是他在宪兵队时保他出外的保人,我决不能否认不知道他的真姓名.假如这一张化名的职员证又出了毛病,职员证上又必须有我的签名,我将百喙难辞其责.他看出了我的态度,而表示出一脸哀求的神情,我为同情心所驱迫,终于答应了他,而且立刻去报社把他交给我的照片黏在职员证上,加上了报社的硬印,签上了我的名字,留出了他的姓名、年岁与籍贯的空白,让他自己去填上,他表示千恩万谢,才欣然而去.
当天午夜,我早已睡熟了,忽然为床畔的电话铃声所惊醒,朦胧中一听是唐大郎的声音(唐大郎专为上海小型报写稿,与毛子佩为知交,而同时又为我创办的"海报"写稿),他的语音已有些震颤,他告诉我子佩与他的三个同伴上车以后,果然日本宪兵队有了防备,上车搜索,他的同伴因为拿的是真的市民证,所以结果又被拘捕了.毛子佩靠了"平报"的记者证,一时给蒙混了过去,计算时间,此时应已由杭州小径进入内地,可以安然脱险了.但是送他上车的人,于下车时又被日宪逮捕了,据他知道,在这个人身上搜出了子佩给他妻子的字条,字条上除了家务以外,有一点是说今后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找你帮忙.有此证据,可能日本宪兵随时会来对你不利,希望你事先有个准备."
我不料事情居然会生出那么多的枝节,但事已如此,要逃也无从逃起,我索性起床,向妻子嘱咐了一些如我出事后必要的事情,枯坐待旦,以等候日本宪兵的随时光临.我以为这一次或许将不能幸免,而直至天曙,竟毫无动静.第二天的清晨,我急急去看佛海,希望他能为我能于事前把此事消弭,而佛海果然也为我惶虑,但为了免露痕迹,他的意思,只有等待事情的发展,再定应付的方法.但两天过去了,依旧安然无事,而我则一直在提心吊胆中等候恶运的随时降临.
三天之后,蒋伯诚约我去一谈,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他说:"为了子佩的事,这两天我也一直在为你耽心,现在事情竟意外地已获得了解决,你幸而已可确定不曾被牵连在内."他又说:"送子佩上车的人于车行后在月台上为日本宪兵所拘捕,在他身上搜出了子佩的字条,第一点是他妻子交给子佩作为旅费的一枚金镯,他又交给了送他的人要他带回给他的妻子,留作家用,以后如遇经济上的匮乏,或发生别的意外事故,都要她与你商量.字条上清楚地写着你的名字,照例你将无法避免你的责任,那里知道这个日本宪兵为了吞没这一枚金镯,竟然将这一纸条也连带烧毁了.被捕的人既因没有证据而释放,你也恭喜获得了这一次意外的幸免."这时,我才真正放下了一颗沉重的心.
然而庄鹤礽仍终于被证实而判了刑,送往提篮挢狱执行,蒋伯诚又要我设法予以优待,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是吴颂皋(不久前已病死上海提篮挢狱),与佛海为儿女亲家,由于我的疏通,由佛海颂皋的太太与我同召提篮挢狱的典狱长沈关泉当面嘱咐,要对庄鹤礽等以次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予以充份优待.沈关泉当然唯唯听命,庄鹤礽的狱中生活,从此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以狱囚的身份,可以在典狱长办公室进食西餐,隔几天可以在沈关泉的陪同下坐汽车出狱游览,但是这一切,身受者几视为当然.
以汪政权的人而肯全力掩护表面上敌对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自然也不仅佛海与我.这心理的造成,不能不说有一些微妙,因为汪政权中人肯这样做,本身又处于日本的占领区中,不能不说必需冒着相当的危机,但我仍然可以肯定地这样说:那时既不是为了邀功,以便胜利后或可将功折罪.因为说句老实话,谁也不敢在国际形势未定战争的胜负未分之前,武断抗战的最后结果,到底会是怎样.同时,也决不是如真正特工人员的所谓"工作表现",除了佛海本身在军委会备案以外,其他的人,都是或以友谊,或则激于义愤而自然出此.沦陷地区的人,无人否认抗战为不得已的救国措施,也无人否认日军的暴戾恣睢,为人神共愤.这样做去,仅是受良心上的驱策而已.
八○、性命岂是金钱买得来的
毛子佩侥幸藉一纸记者证平安到达了内地,而万墨林却因保释后继续活动,再度被七十六号所拘捕.被捕的经过我不知道;被捕的原因我也不清楚,被捕以后的传说,是案情严重,可能有性命之虞.虽然在日本宪兵队保他的是我,但我与他过去既乏渊源,而且绝不相识,除了保他时见过一面以外,以后也就从不曾相遇,因此,我没有过问这一件事.
同时,我不能不忍痛指出:当时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工人物,泰半多是浮躁浅薄之流.能够冒险在敌人势力范围之内从事地下工作,诚然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但别人应该如此的看他,而他们自已却没有理由要以此向人炫耀.那时的地工人员,好似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是在担任着秘密工作,一有机会就自动暴露出自己的身份,而且更夸大其地位的如何崇高,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要沦陷区的老百姓对之肃然起敬,或者还包含有其他的副作用?我不欲加以武断.所以那时上海有多少国民政府派来潜伏着的工作人员,几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万墨林出身寒微,而又知识程度很差,他当然一样以地下工作而自高其身价;更以他是杜月笙的门下,所以开口闭口不离杜先生.杜月笙在上海,自民十六清党以后,地方上有着其不可侮的帮会势力,同时因为他与戴笠有私人交谊,因此也叁加了一部份的军统工作.东南沦陷之后,杜月笙本人虽已由港转赴内地,但其亲友门生留在上海的还不少,即叁加汪政权中的人物,也指不胜屈.甚至他的妻子姚玉兰与那时还是密友的孟小冬,也还仍然在沪安居.但是代表他工作的,比较重要的事,一切委之徐采丞,实际上万墨林则仅仅为杜供奔走联络之役而已.采丞为人不但很深沉,而且善于运用手腕,当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军开入了租界,许多人知道采丞的秘密的,很为他耽忧,而不料采丞事前却早与日军驻沪"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早有了联系,而且登部队还委任他为嘱托(日语顾问),直至胜利,始终安然无事.而万墨林则以锋鋩过露,一直在日军注意之中.
记得我担保他释出以后,我曾告诉杜月笙的另一得意门生唐世昌,希望转告万墨林,言语行动要特别谨慎.我并不代表汪政权对他提出什么警告,这仅是我私人对于一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关切.唐世昌是一直服务于申报,杜月笙对于上海新闻界有什么事情接洽,都是由唐出面,而唐万之间,又是所谓"自家兄弟",不料以后由唐转来万墨林的说话,很出于我之意外,据唐世昌告诉我,他说:"墨林要我对你说,你钱太多了,不如现在识相一些(识相为沪谚,为见机或识趣之意)拿些出来分给他用用,预先留一个交情."唐世昌既把这个话照说了,又要我不必为此动气,我倒真的对此毫不介意,我反而可怜万墨林的既不懂得说话,更不知道如何做人!但是,从此我就不敢再关心到万墨林的事.
万被捕以后,经过不知多少人的营救,毫无办法,消息也传到了留港的杜月笙与钱新之那里.万墨林的地位虽不重要,但与杜月笙不但关系深,且还有些葭莩之谊,于是专诚派了一位与周佛海有私交的李北涛来沪,直接向佛海说情.本来佛海与杜月笙、钱新之两人过去的交情都还不错,尤其佛海所致力的全面和平,一直寄希望于钱新之为渝宁之间的挢梁.而李北涛抵沪以后,一再向佛海恳商,万墨林非但没有释放,而且传出有不日执行枪决的恶耗,而作此最后决定的,竟然就是佛海本人.
一天,"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仓皇地来看我,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不知道万墨林的事?"我没有作声.曼云又说,假如墨林有不幸,以他与杜月笙的师生关系,而他自己又是汪政府的人,将来与杜见面,将如何解释?他要我全力向佛海说话,于最后一刻中挽救墨林的生命.我问事情何以会突然变得那样恶化?据曼云说:李北涛抵沪以后,先与周作民晤商,作民示意要他送一些礼物给佛海,李北涛就以相当贵重的钻石与翡翠戒指各一枚,送给了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周太太虽当场拒绝了,但仍把事实经过告诉了佛海,佛海又在一时冲动之下,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我当时答覆曼云的话,我说:"我可以去试一试,但事情发展到如此,我自认没有一丝的把握."
当天晚上我去了佛海家里,我有意无意地问佛海道:"外面有一个奇怪的传说,万墨林将被执行枪决,而且是出于你的意思.我不解你又何苦为了这样一个人去开罪杜月笙?"不料一提到这件事,佛海似乎怒气未息,他高声向我说:"新之与月笙太岂有此理了!他们有事托我,只要我能力所及,未有不帮忙的,但是他们竟然要人以贵重的饰物送给我太太.他们是在有意侮辱我,他们真以为我做汉奸吗?我受不了这样的侮辱,我非杀了他不可."我说:"我倒替你惋惜,想不到以你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会以人家的性命来表示你的廉洁!一旦等你的气平息了,人死即不能复生,或者你会后悔的."他不料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些不大高兴地问我:"依你说,怎么办?"我说:"既然已拒收了礼物,索性再释放了万墨林,既表示出你的清白;也顾全了你与他们之间的私谊."佛海沉吟了一下,接着又点了一下头.数天之后,万墨林终于出狱了;我写出这一段无关紧要的往事,目的在说明佛海能不胶持成见与从善如流的性格.十馀年后的今日,一念及这一坏黄土中的故人,音容如在,乃深觉不胜有黄垆腹痛之情!
八一、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
佛海与重庆之间的关系,抗战区与沦陷区同样有着种种的传说.在沦陷区中传得最盛的说是佛海曾经有过一封私信给蒋先生,蒋氏在信后批了"无耻之尤"四个字.但我清楚知道这是谣言,除了秘密电台与军委会通报以外,最初佛海委实没有直接写过信给蒋先生.
民国卅四年农历元旦的下午,我从佛海家里出来,转往蒋伯诚那里去贺岁,闲谈中忽然谈到了佛海的前途问题,以及蒋先生对佛海的真正态度.我问伯诚以他与蒋先生的关系,以及对蒋先生的认识,他以为将来重庆对佛海会有怎样的后果.伯诚说:"委员长的态度,我完全不敢臆测.但是我终为佛海耽心.他现在虽然与中央秘密通报,而且联络得很好,但是与他直接接触的是军统局,特务工作人员的是否会别有用意,或仅属一时的利用,任何人都无法悬揣.这几年以来,佛海曾帮了我不少忙,我也愿意为佛海尽一次力,你回去要佛海写一封信给委员长,我叫专人送到重庆,试探一下委员长的反应如何."我当时听了伯诚的话,很为兴奋,立刻又回到佛海那里,告诉他以伯诚的意见,佛海也很以为然.当晚就写好了交给我,原信一共只三四百字,当时我曾经偷偷地将原信照了相,以便留下来做一个历史上的文件.后来因为日本宪兵对我的加强注意,恐留着可能连累了佛海,终于又把它焚毁了.事隔十馀年,原文我已无从追忆,但我清楚记得信内的话,有如下的几句:
"职离渝经过,布雷知之最详,一切想已面呈钧座.┅┅五年以来,职临深履
薄,无日不愁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
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
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
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云云.
第二天我持了佛海的信去见蒋伯诚,伯诚看了一遍,认为写得很恳切也很适当,他立刻派人去找了上海市党部委员戴时熙来,把门关上了,连他的太太也嘱咐退了出去,伯诚告诉戴时熙说:"这是一封很关重要的信,除了现在我们三人与佛海以外,并无第五个人知道.希望你把这封信缝在丝棉袍里,即日动身由杭州转往屯溪去见绍澍,你对绍澍说,这是我的意思,要他立刻往重庆,将这封信面呈委员长.并将委员长的反应告诉我们."戴时熙当时依伯诚的话照办了.但是,戴时熙一去,从此就不曾有过任何消息.
以后的发展,虽然是胜利以后的事,但为了在本节中求事实的完整,而且因这一封信的缘故,更坚决了佛海为蒋先生效命的至诚,也注定了佛海未来的命运,虽然当时是出于我之善意,但因为我的多事,使佛海于二年之后,竟瘐死于南京的老虎挢监狱!我虽不杀伯仁,而伯仁可说由我而死.所以在这里我提前叙述这一封函件的最后反应,作为胜利后佛海何以毅然赴汽,束身待罪的楔子.
当胜利以后,吴绍澍以上海副市长的身份,首先抵达上海.当他抵沪的当晚,我去了佛海家里,不久佛海醉醺醺地由外面回来了,他告诉我:"严小胡髭(即严惠予,曾为汉口水电厂之总经理,与佛海为旧交)今晚欢宴吴绍澍,邀我作陪,我与绍澍已见了面,而且谈得很好."佛海家里那时还有许多别的人在,他周旋一阵之后,轻轻地邀我到他的卧室里对我说:"你还记得年初我有一封信由伯诚送给蒋先生吗?据绍澍告诉我,当绍澍持函赴渝,谒呈蒋先生,蒋先生看到最后几句,竟然流泪了,据说蒋先生当时就要提笔给我写回信,还是绍澍建议说,还是派人用口头答覆,较为妥当.我不敢相信绍澍的说法,或者他是在故意安慰我.他一到上海就去看了伯诚,他与伯诚的关系与我不同,可能有些真话,明天你替我去看伯诚试探一下,以证实绍澍的话的是否可靠."
第二天,我去到了伯诚那里,那时他已由愚园路迁往大西路,而且奉中央命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我与他谈到了佛海信的问题,不料他告诉我绍澍见蒋先生的经过,与绍澍告诉佛海的话,竟是完全一样,说着,蒋伯诚还从他的枕头下面取出了一封由绍澍带来的蒋先生给伯诚的一封亲笔信,信是写在一张长方形有红格的普通便条纸上,全信共只寥寥数十字,因为信短,又因我的特别注意,所以印象比较深刻,现我还可以一字不误地照录在下面:
"伯诚吾兄:贵恙近况如何甚以为念!某函已悉.一切托绍澍兄面详.中正手启."
伯诚更告诉我:"蒋先生信中的所谓"某函",就是指佛海的去信而言,佛海这几年输诚中央,而委员是也能大度包容,我很为佛海庆幸."我追问了一句:"那么委员长对佛海有没有其他的表示呢?"伯诚说:"绍澍没有提到别的话."当时我有些怀疑,所谓面详是什么呢?但我不便再追问下去.回到佛海那里,我又据实的照说了,佛海听了连声说:"奇怪!奇怪!不应当会有那样的结果."但佛海面上的表情,已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无限兴奋.由于这一席话,乃完全决定了佛海的最后态度.
八二、双方都想杀他的周佛海
周佛海在其日记中一再写过类似这样的句子:"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余妻甚以为忧,余谓此正余之立场"云云.一部份中国人要杀佛海是当然的,在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之间,双方特工人员在上海展开暗杀战时,佛海当然是一个仅次于汪氏的重要目标.一部份日本人真也要杀佛海吗?还是如佛海日记中所说:"日本人要杀余,证明余并非汉奸."佛海写此一段,是不是不过为文饰自己的一种诡辞呢?他在民国二十九年的日记上,已说"有证据",虽然我那时与佛海来往甚密,但有关他的事,我并不能纤悉靡遗的无所不知,所谓"证据",究何所指?我无法加以悬揣.不过佛海写日记的当时,并不会想到身后会有日公开披露,他所写的我相信是真话,也确实是他当时的实际处境.
我知道日本人要杀佛海,非仅有此动机,而且也不止一次.佛海于胜利后在南京高等法院开审时,又曾说过,他的离渝随汪,前半段时间,为"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时间为"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既然通谋敌国,那当然不问其是否有利本国,又以其远在陷区,既不能执法以绳,只有出之于暗杀之一途了.惟以佛海那时防卫的严密,使重庆无法下手.以后情形一变,用之不遑,杀之未免太笨了.至一部份日人要杀他,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汪氏与陈公博周佛海诸人,总还不至丧心病狂到一味媚敌,日本人觉得有了汪政权反多了一层掣肘,决不像伪满那样的唯唯听命,已经颇不高兴.况佛海的"通谋本国",日人岂真一无所知?而且日本海陆外之间,派系纷歧,互相倾轧,敷衍了这一面,就开罪那一方.李士群之被细菌鸩杀,即是一例.而佛海的未遭毒手,仅就我所经手的两件事而论,则实在是出之侥幸.
民国三十三年起,佛海一步步更开始走向逆境.南京西流湾的家,在抗战中曾化为瓦砾.至其随汪回到南京以后,重加修葺,迁入居住.讵那年忽然又以泄电起火,全部焚毁,一家搬住到原来铁道部的迎宾馆.接着佛海以酒色戕身,加着汪政权这几年之中,诸事萃于一人,也确实够他的劳累,正在遭火后不久,又突然发了严重的心脏病,有危在旦夕之势.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海运中断,尤其药品极端缺乏,佛海需要用以治疗的一种特效针剂,在国内早已绝迹,以至群医束手.经日本驻华军部致电日政府搜求,在东京始觅到最后的一枚.那时的日首相东条英机派了一名心脏病专家的军医,携带药品,搭机赶往南京,始得挽救于垂危.但佛海虽一时已无生命之虞,仍然缠绵床榻.医生告诉他,要避免任何刺激;半年中更要摆脱一切杂务,充份休养,否则一旦复发,再无药救,而佛海病起之后,也没有让他能好好休息,以后佛海在南京老虎挢监狱中,一受重大刺激,也且终致因旧疾致命.正当佛海在病势凶险之时,我在沪忽然又得到了日本人拟加害佛海的恶耗.
消息的来源是盛幼盦私下告诉我的,以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应该相信其必有所据.说起盛幼盦,非但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与佛海之间,也有过一段从磨擦到言好的插曲.盛幼盦名文颐,行三,为逊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侄,沪人呼为盛老三而不名.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任过津浦铁路局长等职;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二十年中,从未起用,侘傺无聊,几至贫难自活,而且染有很深的烟癖.抗战时东南沦陷之后,日军一面以鸦片毒化中国,一面恃烟土来搜刮特务经费.盛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即与日本陆军及外交方面的驻华人员有来往,以此渊源,日本以在沦陷区贩卖烟土的事,就委托他办理."宏济善堂"就是沦陷区的公开贩土机关,各县都有分堂.那时云南四川的烟土,早已不能东来,日人在古北口与皖境毫县一带,大量栽种,南运资为利薮.几年之间,盛幼盦固然靠此发了大财,其盈馀所得,除了作为日军在华的特务机关与宪兵队一部份的机密费用以外,据他亲口告诉我,若干东京的海陆军官员,以及支持军部作战的政党要人与两院议员,经常每月均有固定的津贴.那时兴亚院院长铃木,又与幼盦为知好,东京方面有人做他后台,而宏济善堂的实权,则操之日本在沪大浪人里见甫之手(日音为萨多米),他与驻华各部份日军均有密切联系,因此也样样取得了便利,以后又把沦陷区苏浙皖三省销售食盐的"通源盐公司"的专营权取来,改为"裕华盐公司",从此黑白两物,全归其掌握,当时声势的?赫,以及日人对他的信任,恐远在汪政权诸人之上.他上海金神父路的一所大住宅,占地十馀亩,宏伟美观,又雅有亭台花木之胜(胜利接收后,即为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本部所在),有日本宪兵两名,在门房中为他守卫,呼风唤雨,炙手可热,他以直接获得日人的信任,对汪政权也全不在他眼里.但是盐务表面上还是由汪政权管辖,裕华盐公司的事,不能不经"财政部"核准,也不能不听周佛海的指挥,因了权力上的冲突,在最初的几年中,两人之间,有过很多的争执.盛幼盦恃日本人为靠山,为所欲为,周佛海则运用财部的权力予以阻止,数年之间,各不相下,经过多人从中调停,终难释嫌.而且渐渐的更加尖锐化,竟有短兵相接之势.
八三、明枪与暗箭难躲亦难防
裕华盐公司是销商,沦陷区各地的子盐店所出售的食盐,全由裕华独家批销,这又是一件大利所在的生意.但关于运输的管理,零售价的核准,以及课徵税款等,都属于财政部的职权.往往盛幼盦向财部有所呈请,又因为这是帮助日军聚饮的机构,其声请也往往破坏了我国旧时的盐政成规,甚至要求过多的特权,或过份的利润.佛海照例予以批驳,虽有时也难免夹杂一些意气.但批驳的结果,日本总军部又再行文给财部,要求照原呈予以照准,这已成为习见之事,不但使佛海陷于狼狈,也使"财部"的威信扫地,佛海能运用的最大武器,一是把公事拖,二是命"盐务署"管.财政部毕竟是一个主管机构,也使盛幼盦样样不能如意,感到头痛.这样明争暗斗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佛海希望我设法与盛幼盦接近,但要不露痕迹,以彼此中国人的立场,劝他有事直接商谈,不应一味依仗外力.但我与他既无渊源,且不相识,正在踌躇之际,事有凑巧,不知谁告诉了他我与佛海之间的关系,他要裕华公司一名与我相熟的高级职员,主动地来拉拢我,这样我正好顺水推舟,解决了我的困难.经过几度与盛幼盦谈商,最后取得了两项协议:一、以后"裕华"向财部有事呈请,由盛幼盦和我会同"盐务署长"阮毓祺先行交换意见,确定办法,徵得佛海的同意后,再上呈文,财部也迅速予以批准.譬如说:主要是售价问题,裕华希望每斤上涨一元,而财部只同意三角,折衷是五角,"裕华"仍以增价一元呈请,财部则依然批准为五角,事前既有了默契,彼此就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磨擦.二、在我国盐政上,场商、运商与销商,划分得很严格."裕华"是销商,佛海同意在华中地区,除淮北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外,其他淮南、松江、馀姚三场,由盛幼盦另设公司独家收购销运.而由盛幼盦与我则各半出资.我部份的资金,则在我所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中拨款叁加.从此,汪政权所统治的地区,经营盐业,几乎由盛幼食一人所包办.
佛海所以要我投资的原因,固然因为他与盛幼盦之间系由我联络,投资也表示和好合作,同时也因我有一家银行可以运用存款.而所得利润,则由我负责全部交给佛海,以充他地下工作的经费.
佛海奉重庆军委会之命,从事地下工作,已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重庆并不曾供给过他一文的经费,而在他职务范围内的任何部门,都不可能公然支付表面上敌对的为重庆工作的费用.有人以为佛海担任了六年汪政权的财政部长,一定搜括了不少,在近人着作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周佛海的家里有金痰盂大金印等穷奢极欲的可笑记载,这实在是一个想当然的说法.佛海到底是读过一些书的人,又何至像暴发户那样的庸俗无聊,虽然沦陷区有的贪污情形,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佛海以部长的地位,既不好意思与部属坐地分?,佛海的性格,也近乎名士一派,据我所知,还不至如此其贪墨无耻.但地下工作的经费,并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佛海不能不谋有所挹注,以盐务的馀利,作他的机密费用,也还是出之于我的献策.
从盛幼盦与佛海化敌为友以后,佛海虽始终对他认为非我族类,而盛幼盦倒渐渐的对佛海有了关切.正当佛海在京心脏病剧发之时,大约那是三十三年的夏季.一天傍晚,老态龙钟的盛幼盦由他的儿子与长随扶着突来看我.他既有很深的烟癖,而且衰老消瘦,已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平时很难得出门,他来看我,一定有着比较重要的问题.一进门他就问我:"佛海先生的病势如何?"我说:"虽已脱离险境,但仍然十分严重,热度也并未减退."他踌躇了一下说:"这样倒使我为难了."说着并不透露他的来意,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说:"假如有关周先生的任何问题,希望能直言相告,我会斟酌情形,再定是否转告给他."他才接着说:"你知道佛海先生与?大佐之间的情形吗?"我点了一下头,他继续说:"我获得了最可靠的情报,?大佐已准备趁佛海先生大病之际,要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还是暗箭,我还无法探明,但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佛海先生却不能不防.因为?大佐心狠手辣,一发动也必然是一记杀手?,我知而不告,友谊上讲不过去,但告诉了他,又恐忧急之下,增加他的病势,于事反而无益有损,所以我踌躇者在此."我知道?大佐与佛海最近有着很深的裂痕,我虽不认得他,但传闻中?大佐确实是一个可怕的人物.盛幼盦与日本各方面关系的密切,对于这样的事,他断不敢无端造谣,况且佛海与重庆之间的联络,几乎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两个秘密电台也一夕数惊,迁徙靡定,暗箭固然难防,如明枪交战,以?大佐那时在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声势,也何求不得.我听完了他的谈话,我只有代表佛海向他道谢,等送走之后,我立刻赶搭火车,赴京想亟亟告诉佛海.
翌日清晨,我抵达了佛海铁道部迎宾馆的住所,一上楼,就觉得气氛很黯淡.屋内寂然无声,周太太与佛海在日本人中最密切的朋友冈田酉次大佐,于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默默相对.他们看到我清晨匆匆赶去,已露出了疑讶之色.我一问佛海的病情,周太太说:"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糊涂,并不曾见有什么起色."这样使我说既不是,不说也不好,但是我惶虑的神气,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周太太与冈田一再的追问我,我终于将盛幼盦透露给我的消息,和盘托出.不过我要求周太太作是否应该告诉佛海的最后决定.
八四、军国主义者的日军课长
盛幼盦告诉我的话,起先我避开了冈田,只对周太太说了,而她对于佛海与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却并无所知.因为冈田酉次是日本人,而且又是现役军人,他与佛海既具有深厚的友谊,他更明了日本人的一切内幕.因此,这事应不应该告诉佛海,她主张应先研究是不是真会有发生的可能,初步不妨取决于冈田.于是我向冈田又重新复述了一遍消息的来源,他听完我的话,踌躇了半晌,他说:"以周部长与?大佐间最近的状态,盛老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如其?大佐发动在前,再谋应付,一步之缓,后果堪虑".所以,他认为还不如由我告诉佛海,让他自己考虑个对策.在冈田的口气中,弦外之音,可以听出问题并不简单,但是他并没有透露两人之间如何磨擦的任何其他秘密.
?大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当年的?大佐,也就是现在日本数度膺选为议员的?政信,他在议会里有"大炮"之名,而在战时,则被称为"战争之神".他以战略家自命,好标新立异,喜好高鹜远,其实是一个典型神经质的人.那时他虽然仅是日本驻华总司令部的一个课长,但读者要知道,日军的组织,实权就操诸佐级,而以大佐的权力为登峰造极,一旦升为将官,反而但有高位之名,减低了实际的权力.?大佐在南京课长时代,他是一个澈头澈尾的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曾发起"东亚联盟",揭橥四大纲领,什么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交流之类,还有一项我已记不起是什么了.经一个小小日军课长的发动,而在汪政权中曾经有过一个异常庞大的半官性组织,汪任会长,以周学昌为秘书长,各院部长都为常务理事或理事,几乎所有汪政权中人无一不叁加在内.我还被推为理事兼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缪斌),最初我还莫名其妙,一次佛海告诉我,这是?政信搞的鬼,是进一步的侵略组织.因此,除成立那天叁加开会外,文化委员会虽有常设机构,我就没有去过一次.而佛海与他之间的情形,在他告诉我的这几句话中,已可以清楚一切了.
?政信另外更发起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此事曾为抗战区或沦陷区所周知的事实,日军总部忽然特派"宁波专员"陶孝洁往奉化致祭蒋太夫人之墓.而且事前在报上加以普遍宣传.谁都知道,七年以来,日军正在与蒋先生所领导的政府作战,乃日军忽然以敌军的地位,而致祭对方统帅的先茔,这事使沦陷区的民众,也且为之惊疑错愕,谁也不知这突然的举动的作用何在,目的何在?当胜利之前不久,?政信被调往南洋作战,胜利后避匿泰国僧寺,辗转至渝,曾受过军委会的招待,并向蒋先生上过万言书.以后又遣送返日,写过"潜行三千里"等着作问世,述其战后辗转赴渝的经过,现虽一变而又出任民主制度的民意代表,但其言行照报上所载,仍好为高论,不脱过去战时的作风.惟其?政信是一个不可以常理测度的人,因此盛幼盦所得不利于佛海的情报,也可推定会确有其可能.
既然决定把此事告之佛海,周太大就陪同我进入他的卧室.我看到他精神委顿,于思满颊,几天不见,已充满了一副病容.那时一个日本看护正在服侍他服药.周太大示意要她退出,我就将来意宛转地说了,佛海想了一想,问我说:"盛老三有没有讲他将怎样动手?"我告诉他:"盛幼盦只说情报是千真万确,但他无法进步探知究竟将怎样动手.你又在病中,所以希望你对此特别郑重预作防备."佛海听完了我的话,忽然变为歇斯的里式的冲动,右手用力拍了一下床口,迸出了"他敢!"两个字,面部通红,加着又气喘不止.我看他情绪过份激动,又深悔孟浪,我说:"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采取行动,很少可能,而且你也会有力量对付,所以明枪倒是不必怕的.但假如等他发动之后,再谋消弭,事态就显得严重而棘手了.在日军中你也有着不少可谈的朋友,是不是需要由他们来奔走调停缓和一下?假如你认为事情有此可能的话,我认为可虑的还是暗箭,譬如说:现在由日本军医为你主治,有日本护士担任看护,随时下手,倒是防不胜防."他点了一下头,要周太太招呼冈田入内,他们用日语谈话,我一句也未曾听懂.这样我又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就告辞出去.
我留在南京三天,每天总去看他一次,他绝口不会再与我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原来雇用的日本看护已不见了,可见佛海也的确已怀了戒心,作了必要的防备.直至我返沪前再去看他,他才说:"你来讲的事并不假,但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我同样没有追问他消弭的经过,我说:"日本人什么都做得出来,你这几年来的事,也难保有些证据会落在他们的手中,一切还要特别当心."
我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了盛幼盦,一方面代表佛海向他道谢,同时希望他以后如还有什么消息,随时与我联络.不料盛幼盦笑着说:"佛海先生确是有几手,病榻之上,居然能把大事化为无事,你放心吧!暂时不会再有问题了."到今天为止,我终究不曾知道?政信如何要对他下毒手,以及佛海是怎样去消弭的?但是当年日本人所想要杀的,汪政权中,又岂仅佛海一人?在胜利前夕,日军在太平洋节节溃退,覆亡之祸,已迫眉睫,汪政权中人与重庆暗通款曲的,又岂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日人迁怒而欲于自中国战场撤退前,在京沪大肆焚杀以泄愤,上海不时盛传着这样的谣言.如非美国的原子弹在长崎广岛爆炸,正恐周佛海辈不待胜利后羁身囹圄,或饮弹刑场,早已丧生于异族之手了.
八五、邵式军有与日同谋嫌疑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民国卅四年的夏季,那时已离和平不远,胜负之局,已经判明,而沪渝间通过秘密无线电台的电讯,往来也益发频繁,周佛海一面在积极布置着如何策应国军的总反攻,一面又须防备日军的随时翻脸.终日战战兢兢,倒真有如他写给蒋先生信中所说的有临深履薄之概.
一天中午,我正在上海宁波路的银行里办公,忽然有一位叫张兆彭的熟人来着我(张前数年在港,现已回至大陆),刚巧我那天事忙,同时我与他又并无深交,仅在一个朋友那里一同打过几次麻雀,我知道他在霞飞路开设有一家服装公司,虽然是一个普通商人,但他与日本人以及中国人中的九流三教,都有来往.那天的突来看我,我还以为或许为了银行上有什么借款的事需要接洽,我就派了一个副理代见,但他却说有紧要事必须面谈.
我请他进来以后,他直截了当的对我说:"有人要谋害周市长(那时佛海任上海市长)既然我与你是朋友,不能不赶来告诉你."我表面上装得很镇定,我还笑着说:"不会吧!或许这是外面的谣言."他说:"不,我有证据."说着从身边掏出一张大华银行的支票(大华银行为邵式军所设,地址在上海二马路,即成舍我、严谔声所办"立报"的原址),我一看票面所开的数额不算小,而下面的印鉴是中国人的姓名.他指着告诉我:"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姓名已遗忘)自己的帐户,而支票也是他亲笔所开立,中国的姓名本是伪托的,这张支票就是用以暗杀周市长的奖金."接着他又告诉我取得这张支票的经过,他说:"昨晚他在妓院里应酬,来的一批人,平时都是不大安份的所谓白相人(沪谚、流氓之意)之流,中间有一个人,大家知道他近来手头很窘,所以上牌桌的时侯,谁也不愿与他同赌,他闷了一肚子的气.等坐席以后,几杯落肚,已有几分醉意,他借酒骂别人的狗眼看人低,他说他已发了财竟然没人知道.说着就取出了那张支票,同席的人还讥笑他是以空头支票来炫耀骗人,逼得他急了,他说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的支票,要他打死周佛海,这不过是赏金的一部份,等事成之后,还有几倍于这个数额的酬报,别人听了都并不曾追究下去.我因为与你的关系,宁可信其有,所以装着慷慨,当场把自己带来钱庄的本票,把他换了下来交给你,作为证据."
我听完了他的一席话,其实心里充满了怀疑,我以为他倒是可能以空头支票来托辞向我调现.但这事既然关系重大,我不敢放过一丝的机会,因此一面我向他表示谢意,而一面取现款来调换了这张支票.等他走后,我立刻去看佛海,把事实经过,详细告诉了他,佛海当时的态度,同我一样,认为不甚可信.因为假如有人真要暗杀佛海,事实上很难下手,他的家以及"中央储备银行"等处,都是警卫森严,出外又坐着枪弹不入的保险汽车,随身又带有大批卫士,他最近身持枪的一名副官,且曾为许孝炎执役多年可靠的人.周许为至好,离渝前周带同东来,平时既足不出户,也不会与外界有什么勾结,但是百密一疏,谁也不敢肯定说万无一失.所以周接到这支票之后,也很慎重表示将先加以周密的调查.
一天以后,佛海告诉我初步已获得证实,这支票确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化名的户头,事情也的确有些蹊跷,佛海说:"不问其事实之有无,现在只有召邵式军来当面责问他了,并且要他负起完全的责任."我接着问了一句:"会不会邵式军与这个日本人同谋的?"佛海说:"这也难说得很."
邵式军是日本人最宠信的一人,但以直接隶属于佛海,晚上也不时到周宅走动,表面上对周颇献殷勤,但周既不满于其媚日把持汪政权财政命脉所系之统税,有时不很假以辞色,其间貌合神离,为势所必然.邵与日人通同谋害,在乱糟糟的世界中,以权力上的冲突不惜行使卑鄙手段,也未必定无其事.
以后我只知道周佛海曾经几度与邵式军谈话,邵当然绝口否认其事,但他不得不承认支票确是他的顾问所开立,而又不能说明支票的用途,与何以落入白相人手中的原因.其中的暧昧,也就可想而知.但事情既然揭破,即使原来定有计划,自也无法进行.这一件事,终于在无意中发现,而于无结果中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