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天匆匆地又回到上海,告诉周太太已把佛海说服,他愿意放弃她.周太大自然出乎意外的高兴,她真以为我如生公说法,能使顽石点头.我接着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周太太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作主.但是我绝不能承认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佛海的骨血."初步,就这样的决定了.
九一、醋海兴波请尝木樨滋味
我依照佛海所告诉我的秘密地址,去看筱玲红.她那时似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稚嫩、白皙、丰腴,但很娇媚,不算怎样漂亮,但绝无一般女伶的妖气.她招待我坐下,由她的母亲陪伴着.虽然我道达了去意,也告诉了她佛海对她坚决不会抛弃的态度,以及暂时不能会面的苦衷.也许我表面上还是周太太的代理律师,她对我仍然怀有戒心.我看到她谈话时还在簌簌发抖,也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同情.我说:"反正这是一出假戏,但要做得像真戏一样."我要她提出作为脱离条件的抚养费,她们数目不妨开得大一些,否则反会使周太太怀疑.她与她的母亲商量了一阵之后,结果还是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价.于是索性由我代定了一个不太小的数目,她们也无可无不可的同意了.
我又去到了周太太那里,告诉她与筱玲红接洽的经过,以及由我代定的抚养费数目,她不加考虑地答应了.她催着我赶快办理手续,而她又定出了多项原则:一、脱离据由筱玲红单独签字;二、承认目前所怀身孕,与佛海无关;三、证人除我以律师身份签字外,必须有他的胞弟杨惺华与孙曜东.她说:"皮条是孙曜东拉的.我要他签字后负责佛海与筱玲红于脱离后不再来往."最后我也徵得了佛海的同意,一出假戏,总算很顺利地排练完成.
在约定签字的上一日,周太太把整备好了的抚养费用的票据全数交给了我,并且要我把拟好的脱离据给她看,我还约略记得原据是这样的:
立脱离据人(艺名筱玲红),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
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承一次给予抚
养费中储券元正,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至
立据人现虽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
证.
中华民国卅三年六月日立据人
周太太看了认为满意,又问了我签字的地点与时间,我也告诉了她就在霞飞路筱玲红的寓所,时间为下午三点.她说:杨惺华由她去通知届时到场,孙曜东则由我通知.当时我还深恐她临时再发生其他枝节,所以我要她明天决不要再到场,由我来负责为她办妥一切,她也完全答应了我.我与孙曜东既无往来,也不熟悉,但我终于相信了周太太的话,打了电话给曜东,告诉他佛海与筱玲红立据脱离,周太太指定要他以证人地位签字.起初他惊异地问我;为什么要他签字?我不便说周太太认定是他拉的皮条,而又苦于不便明说.我告诉他:他如不到场,事情既不能了,更恐另有麻烦.他再问我周太太是否也去,我说我已经阻止了她,因此曜东才答应了届时一定到场.
第二天下午,我约齐了惺华、曜东到了筱玲红家里.她与她的母亲一起出来,我取出了写好的脱离据,交付了所谓抚养费用,她看也不着,在她名字下打了个手印(打手印也是周太太事前所坚持).惺华、曜东与我也先后在笔据上签了字,三分钟就完成了手续.我们正待离开,周太太突然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有十多名的彪形大汉,都是面生的人,连我也从前所一个没有见过的.更回首向门外一望,那样一条又深又长的弄,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人,好像竟是布岗模样,我已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周太太问我手续有没有办好,我点了一下头,她把脱离据取来看了一下,就折好藏向她的手袋中去.她怒气冲冲再走到曜东的前面,手指着他,只说了五个字:"孙曜东,你好!"就一掌向他的面颊打去,站在前面的一个彪形大汉,一看到周太太动手,也抢前一步,跟着用力打向曜东的头部,把他所戴的眼镜打落了,鲜血从鼻子里直流.接着,又当胸把他穿的一件蓝色印度绸长衫一撕,嘶的一声就分成了两片,更用脚向他的腹部乱踢.曜东本来有两名带枪的保镳跟着的,起初留在外面,此时给周太太带来的人拦着不能进来,曜东只有高声呼喊着救命.惺华看不过想上前劝解,被另一名大汉一堆,就踉踉跄跄的又退了回去,筱玲红挺起了一个挺大的肚子,面色变成惨白,周身抖个不住,我立在她前面,为她遮挡着.我怕这样打会闹出人命,而曜东又是我去约来的,心里又焦急,又有些气愤,但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只有眼睁睁坐视那一幕戏中戏串演下去.这时,周太太又开口了:"孙曜东!你要讨好上司,应当以工作来表现,怎样以拉皮条来献媚?我问你:你是吃饭的还是吃屎的?"十馀名大汉轰雷般的应着说:"他是吃屎的!"语声未绝,中间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香烟罐的,把盖一揭,直向曜东的头面浇去.原来罐里储满着稀薄的粪汁,浇得他满头满身都是.整间屋里弄成臭味不可向迩,连周太太也掩着鼻存身不住了.她点头向大汉们一示意,簇拥着她返身而去,我也只好乘机溜走了.出来,我到佛海那里告诉了他这一幕的经过,并率直地指出他太太做得太不成话.结果他们夫妇之间,又大闹了一场,佛海写信给曜东表示了歉意,在那时自然曜东也只好不了了之.但以后佛海对曜东暗中倒着实帮了不少的忙,以补偿他那次吃的大亏.
以后筱玲红在医院中生了一个女孩,因为外面传说有人要不利于这个婴儿,因此在手术室中一生下来,就立刻从后门急急抱走.筱玲红等举家装着哭泣,做得很逼真,侥幸保存了一条小命.屈指算来,这个堕地即险遭毒手的无父孤儿,如今已经是盈盈十五之年了.
佛海与筱玲红之间,形式上虽然脱离了,几个月以后,家庭之内,也已风平浪静了.经此波折,两人感情却反而更增一层.佛海把她改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冈田家里.冈田是佛海的好友,他兼任上海市长时,冈田又是市政府的顾问,周太大怎样也疑不到由他在掩护.平时,佛海要去看筱玲红,就说到冈田家去开会,周太太还是防着佛海到别处去.也常用电话去探询,结果证明确然是冈田的家,而佛海也真在那里,周太太从不曾再怀疑过顾问的公馆,就是丈夫的金屋.其实雷上达路与佛海的沪寓居尔典路,既只隔着几条马路,冈田家里仅多制了一具电话分机,通向筱玲红的卧室,周太太有电话去,佛海大可以在枕上从容接听.直至大战告终,再不曾东窗事发.从那次签据之后,我也从未再看到过筱玲红.不过据别人告诉我,自佛海陷身缧絏,筱玲红洗净铅华,屏绝酬酢,与佛海之间,情意绵绵,仍书函不断.至佛海死后,她向人表示,愿意为佛海抚孤守节.至中共进入上海,据说筱玲红微薄得仅能恃以生活之资,因被人举发,给中共没收了.前数年,我在共报上看到消息,筱玲红已被迫重复登台出演,但不再是在上海等处的大都市,而分配到了穷乡僻壤,近况也就可想而知.
当一九五一年我去日本时,我又当面问过冈田以佛海日本的外室与其所生男孩的情形,据他认生活还可勉强过去,我原意想去存问一次,而冈田以为不必使她因见到佛海的朋友再添给她的伤感而能.回港后,一次我在轮渡上遇到慧海,我告诉她的父亲在日本还生有个弟弟,同气连枝,照理应有个联系,她却并不追问原委,只是淡然一笑,我不便再说下去.现在又事隔多年,故人的后裔,成长之后,自将永沦异国,且恐不再知其生父之为谁了.
九二、大发其国难财的银行界
东南的财富,聚集在上海;而两租界则是储藏财富的库房.从抗战发生以后,各地富户都收拾了细软,趁战火尚未烧到以前,早已涌向租界居住.这已经有了一百年历史的外国租借地,一时呈现着空前的畸形繁荣,大多数的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除了民国二十八、九年,不时闻到暗杀的间歇枪声以外,界内是一片歌舞升平.但是矮矮的铁丝网以外,南市、闸北,甚至同属于租界的虹口区域,在日军的枪刺下过着惊恐悲惨的日子.日军把租界团团包围,住在那里的人,自称是"孤岛天堂",其情形与现在的香港差相彷佛.这样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于一夜之间,在无抵抗情况下,就接收了全部的租界.
所有租界内的各式人等,自日军开入,全部都乖乖儿地成为顺民.饭是要吃的,命是要活的,同时,生意也还是要做的.各业几乎完全照常营业,尽管许多大老板们在抗战阵营内有他显赫的地位;在抗战区以内也有着同样的商业机构,而沦陷区中,尤其为工商枢纽的上海,还是像平时一样地照常进行着他们的业务.
那时一般人的生活并不难过,即使一个平民,每个月走几次单帮,就可以藉此养家活口.发国难财的,不问是在抗战区或是沦陷区,都所在而有.当时社会间流行着两句民谣:"做官要做清乡,生意要做五洋."清乡人员,贪污盛行,日军横行乡僻,鱼肉良民,甚至民间不称清乡,而叫做"清箱",其情形可想而知.大平洋战争之后,海运中断,欧美的洋货,存底日枯,价格飞涨,更利用币制贬值的关系,利市何止三倍?这一官一商的两项,确是当时发财的捷径.
其实,利息最厚的生意,还应推操纵金融的银行.以五洋业与银行业的利润相较,将如小巫之视大巫.战前的许多存款,在中储券收兑法币的时候,银行消息灵通,存入储备银行的法币存款,仍以一元法币换取一元中储券,而对存户方面,则老实不客气的在账上打了个对折.况且经过了几年的战争,可以买一所花园洋房的存额,太平洋战争以后,其真正的币值,已只够买一只大饼了."中储"对一般银行的放款,不论为存放、为抵押、为透支,利息通常在五厘以下,而那时商场上的利息,已经高两角半.一转手之间,其获利已是惊人的.更何况任何一家银行,除了留存一些应付存户的现金而外,都在做银行正常业务以外的生意.一般的情况,赚得最多的有三项:一、银行买卖生金银,那时为财政部所许可.从战后黄金每两一百元起,逐步飞涨至和平前夕,最高峰达每两一干六百万元.六年中就这一项所获得的蠃利,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平时在投机市场上买卖,由于币值的不断下降,只要做多头,也未有不赚钱的.有时大涨小回,不是改收现货,就只要能顶住几天,三两月的时间,已经会有几倍的利息.二、另一项好生意是囤货,战时物资缺乏,日用品以及工业用品,往往一日之间,数易其价,那时的中储券,虽还不如以后金圆券的急剧惨跌,但物价的高涨是无可避免.银行照例不能囤货,但聪明的银行家们,是会有一套偷天换日的手段,另立一个公司的名目,事实上由银行直接管理,而表面上则是与银行无关的机构,银行无限制透支给他,无限制地选择可居的奇货囤积.三、是地产,因为那时道契或土地证只要有银行准备库的估价单,随时可以向银行作抵押的担保品,因此上海的地产价格,直线上涨,这是最稳定而又不妨碍头寸的生意,银行界当然又把它为收购的对象了.所以,以银行那时的利润而言,两相一比,五洋业的暴利,变成为微不足道了.
从东南沦陷之后,在租界内的银行,官办的国家金融机构,所谓大四行的"中中交农"(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农民银行),除中央银行与农民银行停闭而外,中、交两行仍如常营业;半官性的小四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国货四家,也只有国货一家收歇.此外江浙财阀主持的所谓南三北四(南三是上海银行、浙江兴业与浙江实业.北四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从北洋政府起一直左右着全国的金融.北伐后国府成立,声势乃更盛于前.这几家的大老板们,都成为政府的红客,多数兼任了中央银行的理监事.虽然东南沦陷了,以后日军又进入了租界,而这几家的业务,反而更加兴盛.所有这几家的主持人,大多远在重庆,但过去都与周佛海有相当交谊,沪行的人员,一面与重庆呼吸相通,一面与佛海往来极密.大银行有任何困难,佛海都以中储的力量,尽方支持.中储那时已取中央银行的地位而代之,成为"银行之银行".日军的军用票收回了,独家在沦陷区发行纸币.犹记得当中储上海分行开幕的时侯,中储即以巨额现款,分存给上述几家,以及如新华等的许多大银行,事实上等于是中储白送它们一笔固定的存款.如平时缺少头寸时,中储还无限制帮忙.工厂需要款项向中储请求抵借,更规定了转抵押的办法,工厂必须向商业银行抵押,再由商业银行转给中储,依照原合同取回放出的头寸,中间稳赚一笔优厚的利息,而不必担负任何危险.佛海的目的,就是对他们的一种调剂.
和平以后,所有在战前已经成立的银行,经过了六年的一段时间,又得佛海的暗中维护,资财方面,无不有巨额的增加.虽然等到胜利以后,留在沦陷区的银行家们,又在大骂其敌伪如何如何的加以压迫,但在当时,我目睹过他们见到了佛海,如何肃然起敬地高呼"部长",有声望的银行家,不是担任汪政权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就是成为"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委员,最少也是"上海工商联谊会"的委员.我不想拖人落水,不再在此列举出他们的名字.那时银行界的蓬勃气象,正与上海的畸形繁荣,成为正比例.
九三、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
汪政权的"国家银行"是"中央储备银行",其人事组织,大体如下:总裁周佛海、副总裁钱大櫆(原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业务局长柳汝祥(现在日本)、发行局长邵鸿铸(现在港)、国库局长俞绍瀛(现在大陆)、外汇局长夏宗德(前数年在港,现踪迹不明)、总务处长吴继云(现在港)、调查处长许建屏(现在南非).总行在南京新街口,即原交通银行的行址,沪行在外滩,为中国银行的新厦.
日军进入租界以后,原来的中央信托局也停止了,汪政权另成立了一个中央信托公司,事实上是"中储"的贸易机构,佛海兼任了董事长,许建屏兼任总经理,佛海的内弟杨惺华兼任副总经理(惺华的本职为财政部总务司司长),但董事长的图章是握在惺华手里的,建屏仅居形式,毫无实权.以后索性由惺华坐升了总经理.
日军进入租界之初,中交两行一度停业.以后又奉汪政权之命复业了.小四行亦由佛海派出官股董事而加以改组.关于人事安排,交通银行比较简单,因为唐寿民曾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前后二十年(董事长先为胡笔江,胡于港飞渝途中被日机邀截击落毙命后,由钱永铭继),即由寿民(现在沪)担任董事长(复业后之中交两行,改为董事长制,以董事长行使总经理职权).而中国银行初请冯耿光担任董事长(冯久任中国银行总裁,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冯不就,又请周作民担任,周又谦辞,于是由吴震修出任(吴现在北平).冯耿光、周作民两人退为董事,其他董事有王仰先、朱朴、赵叔雍与我.董事会秘书程慕灏(现在港),沪行经理潘久芬.
小四行的改组,除国货银行未曾复业外,四明银行的董事长为孙鹤皋(前沪宁暨津浦铁路局长),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长为朱博泉.通商银行是谁,我已记不起了.其他战前原有的商业银行,营业状况,一般都空前美茂.而新设的银行钱庄,尤如雨后春笋,与日人直接有关系,或者与汪政权中人有渊源,也有原为银行中的中级职员,看到银行惊人的利润,自己也出来另行创立了.到民国三十二年间,迫得佛海通令停止发给银行执照,但无形中对已经成立的,减少了竞争的同业,不啻更予以一重的保障.
正因为银行是大利之所在,于是大银行中,也多争权攘利之事,中间闹得最凶的一家是"南三"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
徐寄廎从战前起,就一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战后任上海市商会会长,前数年已在沪病逝).他战后之所以留在上海,一半固然为着银行本身的业务,一半为重庆方面潜伏在上海的"统一委员会"委员之一,负责金融方面的事务.因为浙兴是国内有数的大银行,那时的业务又蒸蒸日上,而寄廎对银行的一切,大权独揽,这样就引起了股东间的觊觎.
纠纷发生的详细经过,以及其争攘的内幕情形,我因为与浙江兴业太隔膜了,全不知道.只在报上看到大股东竹淼生与徐寄廎之间公庭涉讼,两审都是寄廎方面败诉,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关,徐寄廎则一直处于下风.竹淼生是一个老银行家,也是浙兴的大股东,那时在各方面都很活跃,总之他有意于去徐而自代.支持他最力的是唐寿民,而寿民与佛海又有着深厚的交谊.徐寄廎则只管浙江兴业内部的业务,与汪政权中人,几于绝无来往.重庆方面虽然有他的方量,但到底鞭长莫及,寄廎的形势,已处于倒台的边缘.
大约是三十三年的秋天,一天的清晨,徐采丞忽然陪了寄廎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我与寄廎过去并无一面之缘,此来顿觉其突兀.采丞代表杜月笙在上海工作,一面与驻沪的日军"登部队"有良好关系,但他与佛海之间,数年中虽然一直由我在中间联系,可能许多人在佛海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两人一向总有些格格不入.
入坐后,采丞先代寄廎道达来意,他说:"有关浙江兴业银行的内部纠纷,报上登得很多,想你已略有所知.截至现在为止,诉讼方面寄老是失败了,但他能控制绝大多数的股东,为了最后挽救这一个危机,银行早已依照公司章程,发出通告,召开股东会.大会的日期,就在明天,而上海市政府经济局突然正式通知禁止开会,这样使寄老所筹划、所布置的将功亏一簧.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得到周市长(指佛海,那时他担任上海市长)的帮忙,但这几天他正病得厉害,曾经托过许多人疏通,无奈他概不见客.现在时机已经非常迫促,所以寄老要我陪来看你,希望你在最后关头代他斡旋一下."我问:"寄老的意思,是否要我代向佛海先生请求准许浙江兴业银行股东会明大能如期举行?"寄廎接着又说了些客气话,我说:"那么,周公馆近在咫尺,请两位宽坐一下,既然时机如此急迫,我去一趟回来就给寄老答覆."
那天佛海的病势确很沉重,正发着高烧,我闯到他卧室中去,一开口就问他知道不知道浙江兴业银行的事,他摇摇手表示不甚清楚.我说:"采丞陪着寄廎在我家里,经济局阻止他们明天举行股东大会,我以为寄廎是重庆统一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又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得罪他们."佛海道:"问题是经济局禁止开会的是否合法."我说:"论法,银行依照章程举行股东会,政府无权干涉,如其议案有违反法令或章程之处,事后政府倒有权纠正的."佛海说:"那么你替我接许江的电话吧."(许是当时的经济局长,前数年病死香港.)通话以后,佛海告诉他:"明天浙江兴业银行的股东大会,政府有什么权力去禁止开会?你不要随便胡闹."许江当然是唯唯听命,佛海倒也痛快,他说:"要帮忙索性帮个澈底,寄廎如有其他要求,凡在我财政部与市政府权力所及之内,教他们分别来两个文,我亲自来批,让他们可以一劳永逸."
我回到家里,把佛海的话,告诉了寄廎,自然使他喜出望外.我说:"明天的股东会可以如期举行,时间上市政府已不及另补公文.浙兴如有其他请求,希望尽下午把送给财部与市政府的呈文交给我,让佛海先生亲自批过后,我再代你转给财部与市府."
果然,下午寄廎又把公事送来,我又去佛海那里让他批好了"照准"字样,等寄廎看到了佛海的手批,始再三称谢而去.我也分别把两份公事一份交给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一份交给了财政部次长陈之硕.这样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的一场纠纷,就此轻而易举地风平浪静.
浙兴与我毫无关系,那时我是为了采丞的友谊而好事.而从这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佛海豪爽的性格,遇事决不拖泥带水,说做就做.我帮了他六年,他对我真是做到了"用人不疑"的程度,人生难逢的是知己,我又安得再遇如佛海其人哉?
九四、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
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关系,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经过了一世纪的时期,租界内的报纸,已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言论反而能影响全国的民意.在北伐成功以前,上海所有的报纸,不但都汇聚在公共租界的望平街一带,而且都挂着洋商的招牌,以托庇于外人.但他们的行销,并不局限于租界以内,有些遍及全国各地,而主要的区域,则为沿京沪、沪杭两路较大的城市.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一方面由于报社表示对政府的拥护,同时,许多望平街出身的报人,都担任了政府的要职,他们是内行,比满清官吏与北洋军阀自然聪明得多,他们懂得怎样对付报纸"越轨"的言论.政府的利器,是扣报,可以一纸命令,使邮局不寄递经制裁的报纸行销至租界以外,这样,无异于剥夺了上海报纸的生命线,洋商招牌,不再是护符,扣报一定使报馆屈服,于是政府很容易地掌握了上海的舆论.当民十六年国民革命军抵达淞沪以后,政府首先注意的是实行了新闻检查制度,虽然租界以内,论主权是政府势力所弗及,但各报无一愿意抗命.起初是由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党政军联合执行,以后改由上海市政府单独负责.而且被删检的新闻,更不得以时间不及为理由,留着空白(沪人俗称为开天窗),以免暴露新闻检查的痕迹.但尽管如此,报业大王史量才主持的申报,战前曾突然一度左倾,而且发出了反蒋、反政府的论调.人事也大为更动,黄炎培主持了总管理处,游俄回来的戈公振编辑画报,李公朴经办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活动,鲁迅经常为副刊执笔,陈彬和叁加撰述社论,胡风化名混入了编译部.有党派臭味的文汇报也在沪创刊发行.在七七事变之前,上海报纸上论调,一致是激昂的抗日,其中大部份是基于纯洁的爱国思想,而无可讳言,一部份却怀有政治上的其他作用.
在抗战前夕,上海报纸盛极一时,除原来比较有长时期历史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而外,有大公报、文汇报、中美日报、正言报、中华日报、立报.晚报也有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社会晚报四家,其他小型报更多得无从统计,命名的离奇怪诞,如"叽哩咕噜"、"牵丝扳藤"之类,到了荒谬的程度.
"八一三"淞沪战起,国军西撤,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华日报、立报等几家,立即停刊.其他各报,虽然行销已不及租界以外,但仍保持着激烈的抗日立场.日军则在虹口区创刊了华文的新申报,其言论则完全宣传日军阀的侵略思想,日本浪人且在沦陷地区强迫居民订阅.
所有未停刊的报纸,继续秉承国民政府的命令,拥护抗战政策,国军退得愈远,论调变得愈趋激昂,政府派驻租界内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各报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汪精卫离开重庆,行抵河内,最初中央命令各报,不许对此有所评论,因此引起了蒋汪唱双簧的传言.直至河内行刺案发生,误中曾仲鸣后,汪派人物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等更在香港正式展开活动,各报才一致起来予以猛烈抨击.迨汪等一行抵沪,分别在愚园路与极司斐尔路公开成立了机构,汪系的中华日报也于民国二十八年夏秋之交再行复刊,上海舆论,壁垒分明,双方处于敌对的状态.笔战以外,更杂以枪战,暗杀案件,除了少数军政人员,以及银行界的人士而外,而新闻从业员的牺牲尤多,在汪政权建立以前,为日人所杀的已有社会日报的蔡钓徒(被骗往虹口残杀后,以首级悬诸法租界电竿木上);晶报的余大雄(被杀死于维新政权上海办事处新亚酒店卧室之浴缸内).为国民政府所枪击毙命的有申报记者钱华,时报的经理王季鲁则中弹未死.其后以汪政权关系的报界人士,当丁默村接盘文汇报后,穆时英、刘呐鸥奉丁之命,筹备出版期内,先后遭重庆方面暗杀身死."七十六号"还击的结果,申报的金华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朱惺公、程振章等人,均难逃劫数.新闻报的顾执中则幸得死里逃生."七十六号"公布通缉的八十三人黑名单,也大半为抗战报的从业员,而华美晚报的朱作同,以出卖金华亭而为中统击毙,腥风血雨,举市骚然.
汪方于六年之中,也在上海创刊了几家报纸,除直接于汪氏的"中华日报"而外(社长林柏生、副社长许力求、顾加保);有周佛海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社长李士群、副社长胡兰成、黄敬斋);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日报"(社长袁殊.兴亚建国运动,表面上为日人岩井英一所领导的亲日集团,主要人物有袁殊、陈孚木等人,而事实上则为中共潜伏之地下组织).
但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一变,所有与重庆方面有板之报纸,除申报、新闻报以外,全部停刊,主要人员也纷纷走避.当时申新两报仍照常出版,旧日人员,几于原班不动,但一夜之间,好像忽然变成为无恃的孤儿,尤其日人的态度不可知,惴惴焉唯恐大祸之临头.而汪政权中人,则以两报的销路不恶,觊觎染指者也不乏其人.惟汪政权虽曾向日军提出过若干人选,继续主持两报业务,而日人均置之不理.在这一段时期中,申新两报旧人因过去不断有抗日言论,其焦虑为势所必然.当时两报当局,要求我转求周佛海为之庇护,得到佛海的首肯,曾由我分批陪同谒见,记得去见周的新闻报有汪伯奇(现在港)、李浩然(已死)等四五人;申报有马荫良、唐世昌(两人均在大陆)等四人.当他们表达其暗中保护的愿望以后,佛海慨然应允,谓如其日方有不利于他们时,可随时与我联络,他无不尽全方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卒之两报中人,并无一人遇到不测.以后新闻报除严谔声脱离,申报赵君豪与严服周做了一个时期之后转赴内地而外,两报则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亲日,仍日常出版,而全部旧人也仍照常供职.
九五、一个亲日报人的另一面
新申商报因为地处靠近上海外滩之汉口路(即三马路),属于日本海军的防区,大约在日军进入租界以后约一个月,日海军宣布了接收管理,委出新闻报的社长为李思浩(前段祺端执政府时代之财政总长,太平洋战争突发,李氏留港被俘,后押送上海,迫其出任职务),仍由吴蕴斋以股东代表负实际责任.申报则委任了陈彬和担任社长.
在抗战期中,几于无人不知陈彬和为亲日最力的一人.战前,他担任申报一度左倾后的社评工作,言论偏激,颇为当道所忌,而又叁与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的"保障民权大同盟".从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刺殒命以后,申报又转为原来的态度,比较激烈的份子,纷纷退出,彬和那时也南避来港,替那时的南天王陈济棠办起"港报"来了.香港于太平洋战争初起时就为日军所占领,而彬和又立刻与日人方面搭上了线,不久,重回上海,竟出任了申报"社长".
我与彬和认识了多年,但向无来往,自他由港回沪出任申报"社长"之前,时常见到他与日本人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我甚至没有与他作礼貌上的招呼.当时汪政权中的部份人士,有着一个奇妙的心理,对过份亲日的人,不但怀有戒心,而且鄙视而内心潜存着敌意,对于他,我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在他负责申报的时期,他的表现,有着极端的态度:一、他亲日:一切言论固然极度亲日,而太平洋战争初起日军获得暂时的胜利时,申报屡屡破例以大字红标题为日军宣传"战大捷",其立场有时竟超过了日人所直接主办的"新申报"!二、他反蒋:彬和曾经写过一篇"蒋介石论"把蒋先生二十年来前后不同的言论,引用原文,作了一个对照.在沦陷区内,对蒋先生私人作如此的攻击,可说是稀有的例子.三、他讽汪:申报对若干措施,也加以率直的攻击与讥刺.当陈群出任"江苏省长"时,因为任用了上海帮会人物谢葆生(即仙乐斯舞厅主人)等为警务高级人员,申报且詈之为流氓政治.这样引起了很大反感.但是"申报"那时处于日本"军管理"状态之下,它代表日军的发言,连汪政权也奈何他不得.而且,他在社会上头得非常活跃,在公开的言论中,也时常对别的亲日人士,加以无情的指摘.
其中对彬和最感头痛的是周佛海,因彬和不属于汪政权的管辖,而且他又与日本陆海外三方面都有交往,甚至摸不清他的真正背景.佛海又正在做着等待中美联合大反攻时、在敌后策应的好梦,他认为彬和过于亲日的态度,会影响甚至妨碍到他未来的工作.于是他加给了我一项任务,要我与彬和建立密切的关系,凡是他所叁加的社团,我也必须叁加在内,有反对汪政权或妨害佛海的行动,事前阻止他,弄清他的底细,查明他对每一件事的作用.总之,佛海的真意,是要我严密监视他.从此,我与他形迹上显得突然亲密,每天报纸上我与他的名字,一直联在一起.甚至蒋伯诚也一再向我提出警告,假如我仍与彬和来往,重庆将不会对我谅解,而我则是有苦难言.
我不否认我以后与彬和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真实的友谊,因为有三件事他使我受到感动.本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之义,我愿意在这里顺便追叙一下当时的事实.
一次,日本人发起捐献飞机运动,上海的许多"名流"受到了邀请,许多资本家被内定为捐献的对家.那天在虹口公园开民众大会.清晨,彬和匆匆赶来看我,他悄悄地对我说:"请你暗中分别通知别的朋友,不要去叁加今天的大会,也不要捐献飞机.我单独去,以申报名义捐献两架.有事,我来担当."说完他匆匆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开始有说不出的一种惊异的感想.
又一次,上海民食发生了恐慌,配给将告中断.而米粮又掌握在日军的手里,他们把沦陷区最好的产米区,如苏、锡、松、青一带,划为日本军米区,所有出产,都归日军收购为军粮.那时上海市长为周佛海,沪市府的市政谘询委员会开会筹谋对策,当场推定我与彬和负责这一个问题.海运既告中断,唯一的办法只有与虎谋皮,向日人手中去索取.在苏沪一带日军中具有势方的人,是苏州的特务机关长金子,他刚来沪住在江西路的都城饭店.我与彬和去看他,说明来意之后,希望于日本军米中拨出若干吨为民食配给之需.金子考虑了一阵,他说:"米倒有的是,但必须有交换条件:一、米价须以现款交易(那时中待券现钞极度缺乏);二、负责疏散上海部份工厂,迁往内地;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建筑防御工事.还有其他两个苛刻的条件,现在已记不起了.我正预备与他辩论,而彬和并不曾征求我的回意,竟爽快地答应了.金子用白纸潦草地写了一个备忘录,要我与彬和签字,负责履行他所提出的条件.彬和又迅速地签了字,签完,把笔送到了我手里.对外办交涉,又不能显出内部的分裂,我于十分勉强中也只有照签.接着把交款与交米的日期也都商定了,我们告辞出来.一上电梯,我来不及等待,就埋怨彬和说:"如此条件,我们如何可以答应?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迁往不适宜于生产的地点,我们没有方量徵集那么多民夫,去帮助日人建筑工事!"彬和只是笑,拍拍我的肩头说:"难道我们真会这样做吗?一还价最少时期要拖长了,民食的供应,已到了迫不及待的阶段,让老百姓吃饱了再说,只要米能骗到手,一切责任由我与你共同负担,你怕被日人杀头?┅┅┅┅"我听了他的解释,觉得他和日本人打交道,也自有他的一套!我当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以后除由佛海供给全部米价现钞,彬和向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馀老游民,借给日本作为敷衍以外,米运到了,而且也向全市配给了,而什么条件也没有履行,虽然日人曾几次来纠缠,我们总是饰辞推却,如此一直至和平为止.
在胜利前夕,即使在沦陷区的人,也都明白了大势所趋,正如古人所言:"胜负之数,无待蓍龟".又一天,彬和约我对未来局势好好的谈一次.我平时一直听到他的言论是"英美一定覆灭,而"大东亚战争"一定胜利."那天,密室中并无别人,他也一反以往的常态,承认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失败,已迫于眉睫.他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我向佛海进言,总之一切作最坏的打算,与必要的准备.他的意见,倒不失为朋友的善意.我忍不住问他:"既然你知道日本已处于必败之地,何以看见你反而做得格外的积极了?"他说:"你们以为聪明,表面与日本周旋,暗中却替重庆工作,日本人也并不笨,间谍密布,耳目甚周,你们的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假如有一天日军真要被迫撤退的时候,一定焚杀以泄愤,你们非但起不了丝毫阻止的作用,而且你们将被首先开刀.而那时,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向他们说:中国人并非都是抗日的,如我,中国人都在背后骂我,因为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因此你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乱烧乱杀.我不敢说我的话会发生多大作用,至少,日本人是愿意听我的,而决不愿意听你们的,也可能我的话会有些影响.在这最后辟头,我要做得更积极,更使日本人相信我."这一席话,使我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如其说抗战时期与日本人合作的人,都已忘记了国家民族,沦陷区的老百姓都是顺民,连学生也都是伪学生的话,这是太不公允的.
这一次谈话以后的不久,日本就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那天是八月十六日,他又到亚尔培路二号来看我(那里是我会客宴客的地方,不幸胜利被接收后,成为中统的上海站,许多人都被拘禁在那里.从此,亚培尔路二号,也像七十六号一样,成为一个可怖的特务机关的代名辞了),他告诉我,一旦重庆政府回来后,一定不会放过他,他是最后来向我辞行,从此他将有一个时期的隐藏.而他来看我的最大目的,是劝告我与他一起走,他有最安全的地方,可以完全放心.可怜的我,竟天真地说出我做过一些地下工作,秘密电台中且曾对我们以不断嘉奖,而且蒋伯诚等一再表示可以为我保证.他叹了一口气说:"政冶只有成败与利害,你竟谈起功过是非来了,你会后悔的!"我谢谢他对我的关切,但我仍坚持着我的初志.我想堂堂政府,安有会欺骗一个百姓之理?他握住了我的手,眼泪从面颊流了下来.我送他出门,看他已放弃了原有的汽车,坐上三轮车,向北而去.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一些消息,直至在香港的重逢.但处身在另一个时代中,尽管是数十年的老友,因为思想上有了距离,连形迹也变得非常疏远了.
九六、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在春秋杂志上陆续发表这一部往史时,事前既没有立出一个大纲,手头又缺乏叁考资料,每在到必须交稿的那天,才临时构想一节往事,本已见闻寡陋,益觉挂漏贻讥.如曾经在上海横行一时的吴四宝的暴毙经过,也竟然把它遗漏了.
在沦陷时期,上海"七十六号"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所在;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而它的成立,事实上是早于汪氏所倡导的和平运动.当汪氏等犹未抵达上海之前,李士群早已受了土肥原之命,在沪西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成立了专为日人工作的特务机构.以后汪氏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成立,又加以改组,表面上由原任中央调查统计周的第二处处长丁默村任主任,以李士群为副,而迁往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在民国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间,双方正在展开暗杀战时,那时的"七十六"就是一个使人闻而丧胆的名字.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虽然是周佛海,但他并不能真正控制这个机构,而且因丁李的争权,互相龃龉,反使他左右为难.丁李之下,那时搜罗了许多五湖四海三头六臂的人物,军统、中统、帮会中的亡命之徒,租界上的特别警察,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丁李而外,有苏成德、马啸天、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杨杰、万里浪、胡均鹤、夏仲鸣、潘达、戴昌龄等等,或司情报,或任行动.其他,丁左右的叁谋人员,有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茅子明、奚则文、李子云、翦建午、彭年、孙育才等.李旁边的亲信人物,有傅也文、黄敬斋、唐生明、唐惠民、叶耀先、孙时霖等.但谁也不及吴四宝的能够名震一时,威震一方!上海人尽管可以不知道陈公博、周佛海以及丁默村、李士群的,但吴四宝这三字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若论吴四宝当时的职位,真是低得微不足道,"特工总部"下除了林之江、潘达、万里浪、夏仲明、杨杰等各领一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吴四宝警卫七十六号,而张鲁则警卫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即汪周等所居池).吴四宝与张鲁虽是同等职位,而后者由于比较安份,上海人就很少知道他的名字了.
对于汪政府下的两个特工首领,若论私人的观感,我不大欢喜丁默村,他瘦削得完全是病夫模样,实际上他那时也真已患了严重的肺病.性情有些阴阳怪气,连笑也好像总是勉强得阴沉沉的.我与他除见面时点一下头而外,很少与他交谈.士群则因为是佛海手下十弟兄之一,就往来较多.他是留俄学生,大约在苏联还受过"格别乌"训练,回国后还是为共党工作,曾经七次被捕,以后又投效了中统.抗战时期,因违犯纪律,将受惩处,开小差逃到了香港,竟然为土肥原工作.但以他的外表来看,他决不像是一个特工人物,身裁不高,面貌还清秀,举止则有些轻浮,说话带着很重的浙东口音,他像是一个纨?子弟,但脾气还爽快,更多少含有一些江湖气息.在我与他打过几次的交道中,留着一个相当好的印像.除了前文所述他与罗君强斗争中,我当面指出他的错误而没有使他老羞成怒以外,一次,"七十六号"要拘捕上海新闻报的严谔声,因为他兼任着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职务,卷宗以及王晓籁、杜月笙等的私章,都保存在他那里,他听到了风声事前避开了,于是把他患病的妻子拘押了起来.出事时我刚去了南京,谔声派了他一个亲戚赶来要我为他的太太营救,时间已经是晚上,我正在夫子庙太平洋菜馆有应酬.来人告诉我经过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说有一些事想与他商量,他问我重要不重要,我当然说重要.他笑着说:"你好糊涂,岂有重要的事而可以在电话中商量之理,有话来当面谈吧."我来不及终席,就赶到他家里,一进门他更哈哈大笑;他说:"我明天七点钟的早车要回上海去,今晚不睡了,预备麻雀打到天光,这里只有老四(唐生明)与老苏(苏成德)两人,正苦三缺一,你自投罗网,刚好凑搭子,什么事都要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问我的来意,也不由我推却,吩咐下人,拉开桌子,哔啦哔啦的就打起来了.牌打完,我却输了不少.我们一起用稀饭的时候,我提出了谔声太太被捕的事,希望不要累及无辜的家属.他说:"不必说大道理了,凭着你我弟兄一场,况且昨晚陪了我打了通宵麻雀!又让你输了这许多钱!这个交情也就不由我不卖.你告诉他的家属,我一回到上海,立即把她释放."当天士群回沪后,真也如他所说的那样做了.我觉得他没有像别人那样扭扭捏捏地一当权,就欢喜打官话的一套讨厌习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