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次,有一个海员工会的负责人(姓名我已经忘记了),他侵吞了在外籍轮船上服务的中国海员战时在海上殉难的抚恤金,数目不小,"七十六号"把他拘捕了,目的是想敌他竹杠,要他吐出吞没的恤金.数目而且已经讲妥二十万美金.我办理的"平报"的一个职员,要我向士群说情,可是个并没有告诉我此事真相,也并没说出斟盘经过,只说是冤枉的.我受托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和士群去说,事情也已隔了很久.一天周系的十人组职在南京梅思平家里集会,刚好我与士群先到,连思平因在别处开会也还没有回来.我们对坐着无事可谈,忽然想起了那件事,我就随便开口请他帮忙,士群笑笑说:"怎么你也会管起这样的事来?"我说:"不过是受人之托罢了."他道:"也好,我就帮你这一次吧!"三言两语,就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以后人也释放了,朋友还送了我一桌餐具.直到那年底,我去"七十六号"看士群,他也想起了这件旧事,问我事后得到了多少酬报,我老实告诉他只送给我一套不值钱的餐具.他说:"我当时为的是让你赚一笔钱,少说点,你也至少要拿他个十万八万美金,现在我又不想与你分脏,又何苦瞒我?"他又说:"那个家伙真是侵吞了孤儿寡妇们的恤金,你为什么让他白占便宜,他自己就愿意交出二十万美金的."我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到士群面上还露出怀疑的神情,我深悔太多管闲事了.但是,我感到士群真还有一股侠林中的豪气,虽然浑水中我并没有模到鱼,而我仍然感激他对我的一份好意.
最后一次我与他见面,是在他被日宪兵毒死的前三天.那晚我与耿绩之(前上海市政府法文秘书;历黄郛、张群、吴铁城、余鸿钧多任市长而从未更动,在上海社会中颇有些名气)到他家里,他正在打牌,看到我去,他停下牌起身与我闲谈.那时,我又重新执行了律师职务,他说:"老兄,你真聪明!办几张报纸,开一家银行,更做着律师,与当道又有交情,可进可退,悠然自得.我一天不干现在的事,那会有你那样的舒服,只有回到上海做白相人了."那里料到这一次的谈话,竟是最后的诀别了.
士群还不失为性情中人,可是个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职业,竟然做了杀人的特务工作人员."七十六号"在沦陷时期的不理众口,士群无论如何既在其位,就难辞其咎.况且他一朝得志,排挤了丁默村,把"七十六号"的大权独揽,又做了"江苏省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不免有些忘形,树怨既多,终至不得善终,但在私谊上,我总为他可惜."七十六号"其实也实在不成体统,羁禁与审问重庆地下人员的所在,就在二门内的一排平房中.有一天白昼我去看他,有人正在那里问案用刑,我走过二门时,但听到鞭笞声与惨厉的呼叫声杂成一片,我上楼时忍不住向士群说:"何必如此残忍呢?白昼施刑,神嚎鬼哭,竟连来客的耳目也不避?"他说:"你是书生,因此不免有妇人之仁.""七十六号"的用毒刑则完全是事实,皮鞭而外,老虎凳等一切,应有尽有.但胜利后有些报章,说在"七十六号"地下还掘出了累累的白骨,则不免是出于虚构."七十六号"在特工战时,都是在街头袭击,虽然也有给捕来枪毙的,前后为数恐不足十人,如平祖仁、郑苹如、张小通等,而执行地点,则不在中山路荒郊,就送往南京,而决不在"七十六号".士群本人有时还有理可喻,而比较横暴凶残的,则推吴四宝了.难怪汪夫人陈璧君有一次愤然对人说:"七十六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九七、吴四宝恶贯满盈遭毒毙
吴四宝是江苏南通人,本是一个世界书局经理沈志方的汽车司机.总体总在二百磅左右,紫黑色的皮肤,一脸横肉,外表就是狠巴巴可怕的彪形大汉.在北伐以后,上海帮会势方抬头,下派社会照例拜一个老头子为靠山,吴四宝是清帮通字辈季云卿的徒弟.刚好李士群还是共产党员的时代,为了要取得帮会上的掩护,也拜在季云卿门下,事实上他们是所谓同叁弟兄.当"七十六号"成立之初,急于招兵买马,季云卿的老婆,也是一个女大亨,似乎叫什么"金宝师娘"的,在上海社会上同样赫赫有名.那时的吴四宝已经不做司机了,在赌场里抱台脚(保鏕或打手之意).金宝师娘就把他介绍了给士群,担任"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统率着百来名卫士.除此以外,最初也做着士群的副官事务,有宾客来时,开头还站在餐桌旁为人添饭,有时奉命坐在车上保护着客人回去,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会霎时变成势焰薰天的人物.
沪西一带,于汪氏等抵沪以前,在日军卵翼之下,早已赌场林立,"好莱坞"、"兆丰总会"、"秋园"等大赌窟规模宏大,电炬辉煌,每晚进去的人络绎于道,报纸早已对越界筑路的沪西一带,称为"歹土区域".吴四宝就倚仗了"七十六号"的势力,手下又有武装的虾兵蟹将,利用畸形的地区,特殊的环境,向每家赌场,收项巨额的保护费.是赌场中的主持人,没有一个不是与他换帖称弟兄,就是执赘做徒儿.渐渐的连富商巨贾,也趋炎附势,与他发生关系了.吴大队长家里,臣门如市,一时声势之盛,有驾当年杜月笙而上之之概.四宝这个名字,一看就是出身微贱的下等人,不知是谁替他另取了一个堂皇的官名,报上居然也时常看到"吴云甫启事"的告白了.
尤其在民国二十八至三十年间,上海绑票案件频频发生,汽车停在路边也会被偷窃得无影无踪,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做的,但道路传闻,都指出一个是"十三师师长"丁锡山,一个是"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所为.尽管有人指证凿凿,但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吴四宝有这样多的收入,应该可以满足了,但他还做着投机交易,纱布与黄金,由他指挥操纵,大进大出.一次他买进了大量纱布,忽然市价暴跌,他一急,就自己跑往交易所,取出手枪,强逼拍板的人挂高牌价,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于是非但造成了市场上的大混乱,许多人还给他搞得倾家荡产.大约上海开埠百年以来,这是商场上从来所未有的一次大丑剧了.而当时几起巨案,如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集体枪杀案、中国银行宿舍集体绑架案,别人所不忍为的,吴四宝都以邀功之故而毅然为之.
吴四宝是一个不识字的粗胚,而他的妻子佘爱珍封是启秀女中的毕业生,一切运筹帷握,他都秉承阃命办理.她能够双手开枪,女犯人的拘捕审讯以至用刑,都由她与一个通日语的沈小姐亲自出马.一次还在太平洋战争以前,上海的租界还是存在着,她挟了武器,往租界"办案",归途经静安寺路愚园路口交界处,即百乐门舞厅的前面,租界警察照例对车辆施行检查,而她出其不意,对警察开枪轰击,汽车也于枪声中疾驰而去,捕房终且奈何她不得.试想连一个区区队长的妻子,当年又是何等的威势!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吴大队长的大名,在上海社会上既已全市皆知,即圈内人对这位过去称他为"吴大块头"的,也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他在愚园路立时经营起一所华屋,穷极奢侈,里面且有舞厅、剧场、网球场等设备.进屋的时候,还唱了三天的盛大堂会.周佛海与筱玲红的一段孽缘,就是在那次堂会中促成的.以后他的妻子佘爱珍四十生辰,又演戏摆酒三日,什么平剧的荀慧生、周信芳,沪剧的筱月珍,绍兴剧的傅瑞香之类,全皆到齐.是那时上海的有名人物,吴四宝的结义弟兄、学生、干儿子、佘爱珍的小姊妹,纷纷趋贺,酒席开至上百桌.除了杜祠落成,上海很少有这样的场面.而这六年之中,我所看到的汪氏,却从无一日有自奉自逸的事情,连他夫妇两人的生辰,不但绝没有任何举动,而且我们都绝不知道是那一日.其次其陈公博,他的老太太是前清的一位军门夫人,及早岁即叁加革命,在汪政府时期,她老人家已八十高龄,却不幸病废在床.到她寿诞的前几天,公博夫人李励庄也想演剧助庆,家里已在搭盖凉棚.不料给她老人家知道了,召公博去训斥说:国家残破到如此地步;民生憔悴到这般程度,为了我的生日而铺张演戏,老百姓会将粪溺隔墙丢进来的.公博肃然,就下令停止.人的贤不肖,真是相去远矣!
因为吴四宝等部份人的胡作非为,也引起了社会上对汪政府有了不良观感.有一天,我忍不住向佛海道:"我们何至于把流氓地痞,也一律招收,忍其横行闾阎,弄成声名狼藉?"佛海倒笑着道:"任何历史上一个政权草创之际,鸡鸣狗盗,应该无所不容.以近事来说,譬如北伐定鼎南京之初,三大亨也曾因此脱颖而出.至其得道之后,要看他自身的如何向上了."周太太刚在旁边,她说:"你们是不是谈的吴四宝?我看他身裁魁梧,而且很懂规榘,这样的人倒是难得的."我知道吴四宝见看上司时的一套卑恭的巴结功夫,竟然已获得了佛海夫妇的信任.
到吴四宝的全盛时代,与李士群、唐生明且结为拜把弟兄.甚至他手下的一个学生张国震,本来是沪郊的"忠义救国铁血军",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土匪.经吴四宝招收以后,狐假虎威,到处敲诈,是吴四宝做的坏事,大半由张国震一手包办.一提到张国震的名字,就会让一个安份良民变色.我与吴大块头平时绝不来往,只有一次,是申报广告部经理陆以铭的全家老少被"七十六号"拘捕了,我到"七十六号"去保释,这案子是归吴四宝主办.办好手续,我在他的审讯室里,等候提人,四宝出来招呼我.他看见我目注看他台上的一条皮鞭,血迹已渍透得成为黑色,他很得意的拿给我看:"谁落在我手里,不待审问,先用这根皮鞭打得他皮开肉绽,给他一个下马威."我闻言不禁竦然为之毛戴.
吴四宝这样的锋鋩毕露,而又聚饮太多,李士群果感到尾大不掉,连汪氏也毕竟听到了风声,觉得大憝不除,将使民无宁日,下令免除了他大队长的职务以外,且通缉查办.而他的无恶不作,却日本人也觉得他实在太不成话.大约在民国三十年的夏季,一天,吴四宝正避在家里,忽然外面来了大队的日本宪兵,把吴宅团团围住,他知道事情不好,却仍然给他乘机溜走了.但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吴四宝也知道终于躲不过去.终于由曾经做过"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陪了佘爱珍向李士群与唐生明求情,李士群说:"四宝哥不去自首,案子不能了结.他去,我愿以身家性命保他出来."这样,就由佘爱珍带了四宝去见士群,再由士群送交日本宪兵队,前后扣留了两个多月,也受到了许多毒刑,日宪以擅长摔角的人,把这二百多磅重的吴四宝,从背上翻过来直摔到地下,让他直挺挺顶躺着摔个半死,还作为笑谑的资料.日宪还追究助虐的高徒张国震,逼得他自己去投案后,交给"七十六号"立即执行枪决.约在民国三十年九、十月间,士群倒真把四宝从宪兵队领了回来,但说要移到苏州去由士群负责看管.那天四宝回到家里,沐浴理发更衣,拜祭了祖先,回身过了,又转向士群磕下头去,像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此时居然也流下了眼泪.
四宝随着士群到了苏州之后,就住在士群的苏寓"鹤园",到苏的第二天中午,端出了一碗面给他吃,不料要不多时,腹痛如绞,七窍流血,立时一命呜呼.这显然是中毒毙命,但我无法断言是出于士群的主张,还是由日本宪兵的授意.四宝横行一时,前后短短也不过两三年,就这样的恶贯满盈了.
四宝死后,而吴妻佘爱珍还把她丈夫的丧仪大闹排场,翌日向京沪路包了一节火车,预先通知了上海与四宝生前有关的人;赶赴北站迎柩执绋,南京路上,沿途都是路祭,一直到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为止.从前清宫保盛宣怀民十一次大出丧以后,吴四宝的殡仪,算是最出锋头的一次了.
汪政权中人甘心为虎作伥,横行不法者,又岂仅吴四宝一人?沦陷区中人对汪氏等以次的主要人物,有去思、有恕辞.胜利方始,且已有人心思"汉"之声,而"七十六号"的不理众口,实为这政权的一大污点,是则吴四宝辈,又岂是一死足以蔽其事哉!
九八、大悲剧中的无数小悲剧
到今天,应该无人再会否认汪政权的全部事实,不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或者说是历史的大悲剧了.以汪氏本人而论,当其离渝之前,以身居中枢要职,熟知内幕,眼里所看到的国际形势,与战场形势,诚有如其艳电中所谓"抗战年馀,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所以在国家岌岌可危之际,以国民身份,党员身份,发表和战主张,在民主政制之下,只需动机纯洁,固不得视为越轨;而谋国之心,亦应为国人所共谅.以后汪氏虽受河内行刺案件所刺激,因而改变其放洋赴法的初旨,身入陷区,但在敌人枪刺之下,要争回已失去的土地与主权,以汪氏这样的人,更安有不知其为与虎谋皮之理?所以他离渝前留书给蒋氏中有句云:"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迨由越抵沪,他更立即发觉了日本军人的心里,并没有什么近卫三原则.所以当二十八年还在与日本进行交涉,而政权也还在酝酿之时,汪氏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即有一篇社论出现,题目叫做"战难;和亦不易!"在这五年之中,汪氏对日人则紧守着一个最后限度,对同志则常以热泪来表示他内心的痛苦.人们对于汪氏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他是一个澈头澈尾的主和份子.但为了他太清楚国家当时的实方,起初与蒋氏所抱观念,实际上完全一致,即抗战前夕庐山宣言中所谓"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而一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战祸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又立即主张抵抗.人们也许还记得他曾经致电给张学良,责以不抵抗而约他回时出洋的事实吧!自"七七"事变起,他是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不是不抵抗.迨淞沪之变接踵而来,他知道这已是牺牲的最后关头,要抵抗就得澈底的抵抗.于是他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由此很可以看出汪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决定应付的策略,决不是一个像世人所想像的是一味主和的人.
当汪氏由越抵沪,发起和平运动,已形成分裂敌对之局.而我有时为他想:他让蒋先生主持继续抗战,而由他来担当和平谈判,俨然是一气生两仪之象.他自己已来奔走和平,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仍有"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之语,也居然仍然是他最先主张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变局,难怪社会上要宣传蒋汪唱双簧了.但是他抵沪后与日人接触的结果,知道了日人无悔祸之心,自日人对珍珠港偷袭,他更清楚了他最初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判断有了剧变,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向他的长公子孟晋所说:"要国家有救,就得让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而最后他真是这样了,但国家却并不曾有救.国府蠃得了抗战的胜利,但失败于对共的战争.他所揭橥的非和平不能反共,非反共不能建国,到现在,人们应该会怀想到他的先见.假如日人不掀起太平洋战争,二次大战的战史也将完全改写;再如汪氏不病死于胜利先一年,则最后东南之局面,恐怕也不会如那时这般的情形吧!身后是非谁管得?在汪氏生前,他自己就早已知道将是历史悲剧中的一个主角了.
悲剧中的第一个硬里子是陈公博,当他还在重庆的时候,他就剧烈反对汪氏的和平运动,等汪氏抵沪以后,他还专程由港去沪,阻止政权之实现.他之所以继汪氏而离渝,正如他当时给张群的信里所言:为了阻汪氏有发表言论以外的行动,留渝也恐别人疑心他为汪氏在抗战区作内线,引起别人的不安;而他最后之所以叁加,还是因高陶叛离,顾念汪氏左右无人,又经不起陈璧君的来港劝驾,以他对汪氏的知己之感,明知其不可为不能为而终于为之.六年之中,他的看法一向是悲观的,他的态度是一向消极的,而最后由日飞回,束身受罪,在回国的飞机上他还口占了一绝,其最后两句云:"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国家胜利了,个人的生死荣辱,悉置度外,"一笑飞回作楚囚"句,无穷慷慨,无限悲凉!在苏州高院受鞫时,不请律师辩护,不上诉以求侥幸,他甘心情愿为汪氏陪葬,惟一的希望,仅是能发表他数万言的白皮书"八年之回忆",以表白他的心迹而已(全文将附刊于拙着"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单行本下册中).
假如公博不离开重庆的话,不愁没有高官厚禄,当局也一定会对他尽量羁糜.今天,如其我一定说他如何义薄云天,以身殉友的话,或者会有人以为我阿誉过当.但是不由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段故事:三国时代,尽管曹操是权臣,而汉朝毕竟是正统.孙吴、蜀刘,以史家的眼光来看,不过是割据之局.当年关羽曾经身在曹营,孟德对他不能不说优渥尽礼,而关羽徒以与刘备有共生死祸福的深情,不惜封金挂印,过关斩将,归为皇叔之佐.或许我拟于不伦,而陈公博终能含笑饮弹,身后十馀年,成败之势已定,公博终且难逃汉奸之名.
实际上,在汪政权中,周佛海是掌握着最大的实权.有人笑我把汪政权写成了周政权,固然由于我与佛海形迹较亲,所知于他的事情较多,而对于汪陈方面,情形就相当隔膜,尽管我把往事,写得鸡零狗碎,但是我决不敢强不知为知,任意臆造.在那时,周佛海尽管连"行政院长"也没有当过,而一切,的确是全由他于事前决策,于事后执行,然而他的旁徨矛盾,也无殊于汪陈两人.他与汪陈一样,也未尝否认抗战是救国,而"和平"不过是一种对外的手段.他深感汪氏对于他的推心置腹,而又难忘蒋氏对他的优容识拨.他是汪政府的重心,同时又为重庆效力,往往一件事到不能两全的时候,满怀忧急之情,废寝忘食.胜利前,他本自知难逃为张学良之第二,更以原子弹的爆炸,迫使日军投降,连他所布置的策应工作,也无从表现.迨胜利来临,因悲喜交集,步骤更乱,南京因所谓地下工作人员之周镐辈接收中央军校而引起的误会,几与陈公博兵戎相见.而最后与其一亲一信的罗君强杨惺华,随戴笠飞重庆,置其追随六年之朋友与旧属于不顾,引起了汪政权中人的最大不满.卒之审理结果,判处死刑,虽邀明令特赦,仍然瘐死监房.汪政权三巨头,于两年之间,先后谢世,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一幕,也永留了不为人谅的一页.
而在这大悲剧中,除了这三个巨头,在胜利以前,已经是沉浸在悲剧的气氛中,其他还有无数的小悲剧不断发生.譬如:"和平运动"的一开始,上海展开的特工战中,宁渝双方,你打我杀.同一在汪氏领导之下,公馆派与CC间壁垒森严,明争暗斗.即在周佛海小系统之下,罗君强熊剑东,勾结日人,鸩杀李士群,而李士群又受命于日人,毒死吴四宝.其他贪图荣利,但知搜括,或则忘怀国族,助虐事仇,滔滔皆是!除了上述诸事而外,其间有两件小悲剧,或仍足为读者茶馀酒后的谈助.一件是耿嘉基的吞枪自杀;一件是周乐山的仰毒戕生!
九九、耿嘉基吞枪周乐山仰毒
耿嘉基这个名字,或者不为海外人士所熟悉,但在北伐以后的十馀年中,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字绩之,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那时沪市府的英文秘书是俞鸿钧,日文秘书王长春、殷汝耕,中文秘书王绍斋、黄剑棻等,人材极一时之盛.他似乎与张岳军有些世谊关系,以后历吴铁城愈鸿钧等多任而从未更动.他主办的是法文事务,华界又与法租界毗连,而绩之对于法公董周以及法捕房上上下下的法国人,几于没有一个不熟.尤其在禁烟时代,从长江上游运至上海的官土,以法租界为营业集中之区.虽由杜月笙等经销,也在在与法捕房有关涉,所以绩之还奉命兼管有关官土在上海的运销事务.有土斯有财!他原籍本有几千亩附郭之田,更以鹤俸与烟土方面的分红,有着可观的收入.不过由于他生性慷慨,而又出身富家,挥霍得也很厉害.他自己已经有一妻两妾而外,还不时进出于舞榭与妓院,千金一掷,举止的豪阔,有时连杜月笙也恐望尘莫及.欢场女子,甚至以能与耿秘书有特殊关系,欣然向侪辈夸耀.在福熙路金门大戏院的隔壁,市政府同人组职了一个俱乐部,他几乎很少回去,常时就睡在那里.而即使在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经济上已早有了入不敷出的现象.
以后抗战事起,上海沦陷了,他也曾经一度远来香港,而吴铁城、俞鸿钧等昔日的长官,不能为他安顿;鸦片官卖时有密切关系的杜月笙,也对他毫无帮助,请缨无路,不得已又重回上海.他依然维持着过去豪阔的场面,手下又用了不少供奔走的人,而收入毫无,更呈捉襟见肘之像.周佛海抵沪,延揽人才,我因他深谙法文,与法租界方面以及上海各阶层都熟悉,就去邀他叁加,不料他已经由其同乡孙时霖的介绍,与李士群发生了关系.但是我认为他既不是过去帮会中的所谓大亨之流,以他的家世、学识、性格,更不宜与特工有联系.当佛海左右有十人组织时,我就拉他在内,可是他既不能与佛海作进一步的接近,而士群的部属,因过去的地位都还不如他,深恐他会后来居上,暗中阻止他与士群的接近.他虽与汪方发生了关系,在鸡犬皆仙的环境中,竟是斯人独憔悴.
绩之似乎太好客了!在民国三十年前后这一段时期中,上海暗杀事件几于无日蔑有,汪方的人,都蛰居不外敢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因他与法捕房有多年的渊源,可以派警获得充份的保护,他在劳尔东路一号布置了一所精美的房子,让朋友们可以有消遣的地方,那里有十馀名侍役供差遣,常备着精美的烟酒、点心、饭食,谁去就随便要,不必付钱.晚上人头挤挤,四五桌麻雀,以黄金的价值来说,八圈的输蠃,可以从最小的黄金二十两到六百两.名妓、交际花、舞女、女伶、影星,以及巨室妇女,都会在那里出现.赌钱终局了,帐房上来记帐,蠃的人明天向他取现,输的人如从此不理,他既不追索,也不问讯.这一派豪侠的气概,充满海派的作风,使别人瞠目结舌;但是使绩之的债台,却越筑越高了.
以后汪政权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论他的资望以及与法租界的渊源,他应该出任第八区区长的.但因为有人中伤他,说他开赌抽头,目的就是为活动出任区长之用.结果由"上海市长"陈公博自兼了区长,而他只担任了里面的一个处长职务.屈居下位,使他更郁郁不得志.经济情况也一天一天走向下坡,迫他不能不有所营谋.刚好米粮统制,日本人又划定了军米区,汪政府招商承办日本军米区以外的采购事务.绩之去包了松江青浦几县.他自己不大管事,就派他手下的几个人负责去做,这批人的弄得不乾不净,也是事实,但我相信绩之全不知道这类情形.
在廿三年的年底,绩之一度显得很欣奋,因为佛海召他去谈话,告诉了他部份的秘密,为了策应反攻,要他联绍表面上是法国贝当政府份子而实际是反轴心的法国人,以及浦东部份的军队.吴铁城与俞鸿钧,也托人有信给他,说总反攻在即,要他好好的相机报国,他忙碌着从事一切准备的工作.
到三十四年旧历刚过元宵的时候,苏州的日本宪兵队忽然派人通知绩之,说他破坏了日军的米粮统制政策,限他翌日早车赴苏投案.他鉴于京苏两个粮食局长胡政、后大椿因粮食问题已遭枪决,知道情形严重,但他仍能不动声色.当晚因褚民谊赴粤任"省长",他还在劳尔东路为他饯行;又因他辞去了第八区处长的职务,同僚们在福熙路为他宴别.他照常酬酢,一样谈笑,谁也不知道大祸临头,他将以自己的手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等宾客散尽了,他回到卧室闭上了门,写了两厚本的遗嘱,他要把自杀的那枝手枪,于身后送给陈公博,生平无数女人送给他的照片与写给他的情书,在火炉中一起焚毁.欠他钱的人也不少,他把借据等分别封好,无条件退还别人.有几个他的腻侣,他答应她送东西去而未送的,也一一预备好,要人于第二天送去.遗嘱上写好指定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料理他的身后之事.最后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声明是自杀,不要连累他人.
那时已经天明了,他还要下人给他一杯牛奶.临出门时,告诉他一个姓顾的帐房,说他去了近在咫尺的自己有时留宿的西爱咸斯路的公寓,要他隔二十分钟去看他,临走还望着所有的下人笑了一下,谁也不知他这一笑是在向他们诀别.
二十分钟以后,帐房遵嘱去看他了,房门虚掩着,门外就闻到沉重的喘息声.推门一看,绩之已倒卧在床前地毡上的血泊中,嘴里含的一枝香烟,馀烟袅袅,还未熄灭.手枪落在身旁,弹自右太阳穴射入,左边穿出,等打电话报警,救伤车来送往广慈医院,终于不治身死.
在绩之生前,他曾经有一次和我谈起,他说:"我只帮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不与日本人合作.如其有一天日人要对我加以侮辱时,每一间房内,我都放着一枝手枪,我会毫不迟疑地用枪自杀."我以为这是一时愤激之谈,随便说说罢了.以后我为他料理身后事,检查遗物时,真的发现每间屋内的抽屉中,都有一枝实弹手枪.可见他不受日人凌辱的心,确是非常坚决.绩之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在表面上是生活浪漫,而又事事随便,其实内心里则有其一定的分寸.这次的事,他即使投案了,情节既并不严重,我们也一定全力营救,决不至有生命危险.而他毅然以不受日人的凌辱而吞枪自杀,而又死得那样从容、那样悲壮.我以有他这样一个刚毅的朋友而引为光荣,感到痛悼.
另一个被迫自杀而也是周系十人组职之一的是周乐山.他本是上海教育界的人士,因与罗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学而叁加了"和平运动",汪政府还没有建立,罗君强丁默村就不断在佛海面前说他的坏话,预定在汪政权中的职位,为教育部的司长,而不像别的弟兄的预定为次长,这使他面子上很难堪,正在侘傺无聊之际,以受重庆特工的诱劝,而想改图,竟与原已叁加"七十六号"工作,以前是潘公展的旧部的汤增?、徐则骧两人,于二十九年的春季,离沪搭轮赴港,并在报上继高陶而发表反汪宣言.而一到香港,就因失去了利用价值,再也无人理睬.他屡屡写信给我表示中悔,我与佛海说通了不再追问往事,又让他回沪.迨回抵上海,一直闲废无事.君强出任"安徽省长",他又要求君强为他安插.等他告诉我将任安徽明光区专员时,事情已经决定了.我力劝他不要去,我认为君强一向对他不好,而君强又是一个反面无情的人,他欢喜杀自己人来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结果一定不会好,而乐山不听我的劝告,终于走马上任去了.
也就在耿绩之自杀后的两三个月,一天,正在上海我的银行里办公,有一封从安徽专差来的信送给我,拆开一着,上面写着:
○○兄:弟悔不听我兄之言,已为人成功牺牲品.弟上有老母,下有妻孥,身
后一切,请兄照应些.弟乐山绝笔.
我叫专差进来一问,他说:"周专员因公到南京去时,罗省长指明光专署的一个科长与一个秘书,有移用公款购买物资嫌疑,把他们拘解到蚌埠省府去.周专员闻讯由南京赶往蚌埠,当晚见罗省长,罗省长还说没有什么问题.不料第二天清晨,对派了一排兵把周专员像江洋大盗一样的拘捕起来了,与太太一起关在省政府招待所.前两天,罗省长亲自提秘书科长审问,致周专员立在一旁.因为罗省长长兼绥靖主任的,所以用军法从事,把秘书科长用军棍当堂打得皮开肉绽.以后每天派人向周专员逼取口供,说要送到南京特种刑庭去重办.周专员觉得罗省长将不会放过他,已经预备一死."我闻言大惊,一面打电报给君强,一面找佛海要他去电制止,下午就接君强覆电,乐山已经自尽身死了.
事后我知道乐山因不堪逼供,决以一死了事.他虽失去了自由,但伴着他的太太还可以随便进出,他要她去买来了鸦片吞服,同归于尽.乐山是和着高粱一起吃了下去,当场身死.他太太吃得份量少了一些,又没有和酒,结果经救治后挽回了一命.君强毒死士群以外,又逼死了乐山.周系的两次十人组职中,李士群、耿嘉基与周乐山,不待胜利,已有三人不获善终.但是,几条人命还不过是大悲剧中的小悲剧而已.
一○○、一搞政治就淹没了人性
如上面的种种事实,不问为朋友或为同志,一旦叁加了政治,磨擦、倾轧,甚至斗争,什么最卑鄙最毒辣的手段都会做出来了.李士群、吴四宝、周乐山等的死,不问其平时的行为如何,而出之于自己人的排布,总觉太残忍了一些.在汪政权几年之中,佛海是想拉拢各方面的,也肯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的,而与公馆派之间,既不断有不愉快的小事发生,即周系十人组职,也搞得烟雾瘴气.为佛海招怨树敌,罗君强不能不负其相当的责任.我很奇怪于为什么人们一搞政治,都就会像把人性淹没了似的?即君强与我,也始终并不曾真正融洽过.但是,当年许多人都认为我与君强是一搭一档的伙伴,所以造成这样错误的观念,因为一开始我与君强同住一屋,以后凡是佛海所经营的有关机构,也必然同时有我与君强.譬如佛海到沪以后首先组职的"学艺研究祉",就以君强为总秘书,以我为总干事,南京的"中报",上海的"平报",君强为社长,我为副社长.我所一手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最先以君强为董事长,而我则自退为常务董事.君强任"边疆委员会委员长",我又做了常务委员.而且出则同车,宴则同席,难怪别人会有那样的看法.其实君强最初对我并不坏,他希望我帮他的忙,而不是直接帮佛海的忙.换句话说,他是要我成为罗系的人.偏我不识抬举,于是引起了他的不满,以后的发展,也不能不说意气之外,杂有一些权利之争.
在前面说过,当佛海抵沪要我叁加"和平运动"的时候,我所提出条件之一是不办报,讵当"中报"筹备刚开始,主办的叶如音携了佛海所交给他的近十万元报款,不别而去.佛海左右,又并无第二人有办报经验.这责任结果就落在我身上,而使我无可推辞.在我看,这是一种义务,也是对友谊的牺牲.虽然君强对办报并无经验,我还是为了满足他而让他当社长.但是"申报"受了叶如音的影响,经费并不充裕,购买机器、铅字、设备,以及在南京朱雀路盖造房屋,且在待遇菲薄下延聘内行人才,都由我在捉襟见肘中独力做去.而跟着在筹备期间,林柏生希望改为"中央日报",佛海则无可无不可,而君强则坚决拒绝,报纸未出版,就先引起了我与柏生之间的误会.在刚创刊时,我又兼了总编辑的职务,辛劳忙碌,在我认为是一件苦事.我只知怎样先把报纸办好,忽略了足以让君强认为我有心把持的嫌疑.以后丁默村在上海购下了文汇报,他所委任的两个负责筹备的人,刘呐鸥与穆时英,又先后为重庆的特工所击毙,没有人再敢于去接手,默村则顺手推舟的送给了佛海.佛海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贸然接受了下来,决定开办"平报".结果当然要我去主持出版,而且时间只限定了二十天.那时上海正在暗杀盛行时代,我偏偏有一颗好胜之心,我同意了,去了,而且如期出版了.更意外的是在租界中抗日气氛很浓厚中,销路居然也不坏.而社长一职,我又让给了君强,我自己则以副社长兼任了总经理与总编辑.君强鞭长莫及,更因为"平报"有过两次被人投弹,一次放火,地址又在上海繁盛的福州路,他秉着不立岩墙之义,不履报社一步,但在他的心里,我独断独行,又是一件使他极不痛快的事.
然而这还仅是权之争,尚不是利之攘.当我与佛海在民二十八年见面以后,我己知道他将确定出任"财政部长",同时我也知道他对于重庆的态度,以及对于蒋先生的怀念.搞政治,必需有经济为后盾.我建议由我来创设一家商业银行,利用他的职权,给我全力支持,我也向他保证,如其所盈馀,供他作政治上的运用.我们之间有了这个默契,因此当财政部成立的第一天,我就送进了创立银行的声请书,我取得了第一号的银行执照.股本五十万元法币,绝大部份真是南京商界的股款.而我是一个荒唐鬼,以这区区五十万元的股本,却以四十八万元在南京中华路建筑了一所南京战后最堂皇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为中央信托局),那时"中央储备银行"还未成立,南京仅有陈公博有关的农商银行一家"财政部"的公款,很多就存在我的那家"南京兴业银行"里,那时在股款之下,我送了一些给罗君强与杨惺华.于是该行组织,以君强为董事长,惺华与我,暨南京商界中的其他两人为常务董事.任何人一看这名单,就意味着这是周佛海银行.大家认为只要汪政权不倒,存款就不必耽心落空,因此银行的业务,一开张就生涯鼎盛.谁知开办不久,汪政权一声令下,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君强不能不辞职,董事长当然由我继任,而我还兼任着总经理的职务,君强曾经向我开口要由他推荐一个他亲信的人来做总经理,我又婉拒了.
积累了许多因素,也许君强已认为忍无可忍.在民国二十九年的秋天,他去了一次日本回来,忽然暗中召集了与他接近的三十几个人,其中有杨惺华、孙济武、葛伟昶、蔡羹舜等在内,组织了一个"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我.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也不好,凭一时的冲动,就在"中报"上写了一篇冷嘲热讽的文章,以为报复.中间有两句这样的话:"有人想藉团体之"力","行"其鬼蜮",特别把"力行"两字排了较大的一号字体.君强看到了,明白是我向他反击,事态也自然恶化了.这样双方暗中的磨擦,经了几月之久.以后李士群与朱朴之把这事告诉了佛海,由他出任调停,一面要君强把"力行社"解散,一面要我退出"中报".要君强退出"平报",由我接任"社长".两人分了家,表面上才算平静了.但经此一来,我们心中各自有了一个疙瘩,彼此见面,也只是一味假意敷衍.君强后来当了"司法行政部长",要我当"政务次长",他调任"安徽省长",又要我当"民政厅长",我对做官既无兴趣,对君强也怕与合作,大家既再无权利上的冲突,总算能于表面上保持和平.当时我并不觉得与君强闹,会有什么后果,直至李士群周乐山死后,乃有些不寒而栗了.
一○一、从头溯说当年一段渊源
我个人对于汪先生,虽然可以说除了汪政权一段时期而外,过去绝无渊源.即使在那一段时期中,因为我并没有担任什么实际职务,加之我仅是直接对佛海帮忙,因之就很少有机会与他单独谈话.但是,即此寥寥几面、他的仪态、他的谈吐,他的怀抱,已足够使我留着钦敬的与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民国廿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汪氏以"跳火坑"而由海外归来赴京出任行政院长时,我因往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去接曾仲鸣,曾再见过他一次.此后因执行律师业务,新闻记者职业,已成为我的副业,我就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民国二十八年他离渝后由越南来沪,我以佛海之约而叁加了"和平运动",并迁住到愚园路,于是很容易会不时遇到.那时他事实上已经五十七岁的高龄,而温文俊朗,其神采还是值得别人看煞.
汪氏也确有其天生吸引别人的本事,许多人都这样说过:即使怎样不满于他的人,只须与他作一次谈话,就往往会立时化除成见,油然而起敬意.对于这种传说,过去我还以为传者言之过甚,在将信疑之间.民二十九年政权创立后不久,在他南京颐和路廿三号的寓邸,分批宴请比较重要的人士.我以"中央委员"的关系,有一次也被邀之列.每次被邀的只有十个人,以便分别谈话.在我们进入会客室时,汪氏早已立候在那里了,面上堆满着笑容,殷勤地招待来客入座.从谈笑风生中发挥他对时局的观点,间以轻松幽默的语句.再分别徵询别人的意见;也逐个询问他的近状,以及职务上的有何困难.他周旋于十人之间,处处表露他的亲切与诚挚,使场面完全不显得冷落.他也随便得不像是一个政权的领袖,使客人解除了顾忌的心理.半小时的闲谈,事实上已博得了每个人的好感.
我刚好坐在靠近他左边的沙发椅上,中间仅隔着一张矮几.他把全场的人都应酬过了,回过头来,向我端详了一下,他开口说:"先生!你和我似乎曾在那里常见的;而且你的名字我也非常熟悉,好似与我一件什么事有过关连,而我竟然已完全记不起原因了."我回答他说:"当您于民国十六年由武汉来沪,住在善钟路七十七号时,因我担任报馆职务,而又因常看曾仲鸣先生,曾不时见过您."他恍然若有所悟地问道:"那么,那次桂系的想不利于我,而迫使我赴法的消息,是你透露给仲鸣的了?"我点着头说:"是,这不过是我无意中得来的."他立刻改容相向,说道;"啊!先生,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是当时仲呜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机会向你道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