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当汪氏在南京开刀后把留在体内的子弹取出以后,病势非但未见减轻,反而日渐加剧,医生们认为除非再度开刀,否则已经绝望,但要开刀,京沪医院的设备不够,非赴日不可.而即使再动手术,也是仅尽人事,寄以万一之望.陈公博等主张既然希望甚微,不必让他再受一次旅途的劳顿,以影响病体,如有不测,客死异乡,以一个元首的地位,也觉不好.而陈璧君坚决主张尽一切可能的挽救方法,飞日作最后之努力.谁又能改变陈璧君的意思?赴日疗治终于决定了,而汪氏却自知此去恐难生还,他在飞日前的两三日,召公博到他病榻前作了一番叮咛,他告诉公博说:"你与我共事最久,你应该最能了解我的心境,我病况至此,恐怕已无力再为国尽瘁了.今后,我们的成败不可知,而责任不容放弃.一切,我付托在你的身上了!对这东南几省的孑遗,要你挑起这副重担了.世界无不和之战,国家也不容许长期的分裂下去.今后怎样使国家再归于统一,使党再能团结,不必斤斤为我的毁誉辩护,尽我们的心力吧!我出国以后,职务由你代理,重要的事,可与佛海和思平共同商量."这恐怕是汪氏对汪政权中人的最后遗言了.公博流着泪向汪氏说:"我不会有负先生;也不会有负于先生的付托之重.请先生自己为国珍重!"
等到汪氏逝世以后,而日政府的态度,也有了明朗的表示,汪政权就不能不有一个领导的人,当时公博推周佛海担任,自己反而愿意退为从旁协助的人.但是国内与日本方面,都属望于公博,形势上已不容他诿卸,他是反对建立政权的人,那几天他无限旁徨,而最后慨然地说:"汪先生以跳火坑的精神,来收拾这半壁的破碎河山,我对汪先生有知己之感,时局已竟如此,我应当继承他的遗志,也抱一个殉葬的决心吧!"
公博的事前一再推辞,倒真是并非诿卸责任,他认为有三点他无法做好的事:第一、以汪氏的才能、声望、尚且无法使日本人改侮;第二、为了将来国家的统一,与重庆蒋先生的关系之密,他自认不如周佛海;第三、汪政权内派系纠纷,他无力改善,所以他力推佛海继任.他以为佛海是日本留学生,而又侍从蒋先生多年,所差的就是"公馆派"中人,势必因他的擢居高位而发生更大的磨擦.当汪氏的遗体运抵南京以后,当晚,许多汪政权中人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商量善后问题,即席一致推举公博继任主席,而公博则推佛海,最后经不过众人的苦劝,他答应考虑以后再作决定.事实上,佛海与重庆暗中往来,本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而公博的与重庆间也通款曲,那就很少人知悉其事.公博任上海市长时的"经济局长"徐天深,是郑介民的代表,也是直接为为戴雨农(笠)工作的人,他的叁加汪政权,是奉命而来,公博固深知其事,徐天深所建立的两个秘密电台,都由公博为他掩护,电台直通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当晚,公博就以继汪氏而任主席的事,由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数天之后,据徐天深出示重庆的覆电,希望公博担任"主席"并兼"行政院长".这事与周佛海的出任上海市长前,事先向重庆请示决定,如出一辙.以汪政权中重要人物的出处,而一切取决于形式上敌对的重庆政府,这不是什么滑稽的把戏,而可以说明中华民族对外能表里相辅,有人不惜屏身蒙垢,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垂危,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处、可喜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博虽明知将来之祸福难料,而卒以殉葬精神,由中政会一四二次会议推选代理.
这样,就在汪氏下葬的前三天,即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就任了代理主席,那天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发表了一纸宣言.宣言的原文我已无法觅录,但我清楚记得有几句重要的话:"国民政府(按即指汪政权)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这是汪氏的遗志;也是汪政权中有良心的人的老实话.而在当时处身于敌人枪刺下的环境中,公博能坦率地表白他们的心境与立场,也真算是难能而可贵了!
【附录】民国纪元前两年行剌摄政王载沣案汪精卫在刑部狱中两次亲笔供辞全文
(供辞亲笔真迹见本书卷首,原件旧藏北京刑部档案中)
◎一汪精卫在刑部第一次供辞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末年(着者按:即光绪卅三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着者按:即黄复生)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馀.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亲笔原供下半张字迹,已漫漶不辨,而抄本则书辜为"股"字,死为刑部书吏誊写时之笔误),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二汪精卫在刑部第二次供辞
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十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稍减于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特立宪之说者,以为立宪则必平满汉之界,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可以达.立宪则必予民以权,而民主主义之目的可以达.如是,则虽君主立宪,奚不可以即于治?以吾党人论之,姑勿论所谓平满汉之界,与所谓予民以权者,为果有其实否?即以君主立宪之制而言,其不能达济国之目的,可决言也.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以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他.法国当路易十六即位之初,盖已几树立宪君主政体矣,而后卒不免于大革命,其故实由于此.此非惟民主国之法国为然,以君主国言,若英,所谓宪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谓君主立宪政体之强国者也.今之言立宪者,多祖述之.其亦尝一按此三国之历史乎?英国无成文宪法,其所谓权利请愿,与所谓大宪章者,实由几度革命所造成,其宪法发达之历史,盖递迁迭变以至于今日者.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为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德国之宪政,由日耳曼诸邦自治制度,夙已发达,足以为其根本,故君主立宪之制,可行之而无碍.至于日本,则所谓最重君权之国也.其宪法上君主之大权,还非德国可比,微论英国.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宜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夫谓日本宪法,君主大权最重者,于法理上则然耳;至于事实,则大权固不在君主也.维新以前,幕府专制,天皇仅拥虚位,是故倒幕之役,实为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乡隆盛以兵东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权,已移于维新党之手.于是德川归政,天皇总揽大权,要其实,则天皇高拱,国事皆取决于倒幕党之手.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则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国立宪之成迹,衡之中国,乃无一相类,既非如英国宪法之以渐发达,又非如德国有自治制度以为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经废藩倒幕之大革命.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馀年以来,且日益加厉,而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宪之名,而制定宪法大纲,其开宗明义,以为宪法所以巩固君权.夫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其言有少过乎?呜呼!如此之立宪,即单以解决政治问题,犹且不可,况欲兼以解决民族问题乎?夫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有密切之关系.民族主义,谓不欲以一民族受制于他民族之强权.民权主义,谓不欲以大多数之人民受制于政府之强权.然所谓强权者,即政治上之权力.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其终于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亦宜乎?
论者又曰:此惟国会未开时为然耳;国会已开,则民权日已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当以速开国会为惟一之手段.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夫立宪所以巩固君主之大权,上文已言之矣,而国会者,即为此大权所孕育而生,如婴儿之仰乳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如是,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限,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有所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其结果不出三种:
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尝立宪矣,其宪法悉模仿欧洲君主立宪国条文.颁布之后,以亲佞之臣,组织内阁,以各省总督为上议院议员;以阿附朝廷之小人为下议院议员,粉饰苟且,殆如一场戏剧.未几,新内阁颓然而倒,而国会亦闭歇不复开,至昨岁而有少年土耳其党之大革命.
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今之俄罗斯是也.俄自与日本战败后迫于民变,不得不立宪,其宪法条文之完善,较之意法大纲,相倍蓰也.其宪法由民党数少年囡囡.(此二字原本已漫漶不辨)所购得,较之今日所谓立宪,又不可同日而语也.然而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无所变易,国会终不能与政府之威权相敌,故自有国会后,以持正义之故,履被解散,议员之逮捕者,累累不绝,脓血充塞之历史如故;革命之风潮亦急激如故.
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今之安南议会是也.安南隶属于法,法欲苛歛其民,而虑以是激民怒,乃开议会,以安南人之有资望者,为豪杰员,为会同员.每欲加税,辄开议会,使议决号于众曰:此议会所议决也.故安南有议会,实为法国官吏之鹰犬,协力以搏噬其人民者也.
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
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若夫避战争之祸,而求相安之法,则前此革命党人┅┅(此段原文有遗漏,据前清刑部档案封皮上之批注,谓系审案时辗转传送所散夫.)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所谓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及所谓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惨也!设不亡于汉人,而亡于邻国,则法之待安南,与日本之待朝鲜,视去其国王,如一敝屣,而其国王,乃日仰鼻息以求活也.以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还大政,身名俱泰者,其相去何如乎?
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致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国乘势进兵于东三省,久驻弗撤,实启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势之故,遂与之战,战役既终,而各国之形势为之一变.前此日英同盟,与俄德法同盟相对抗.迨日俄战后,而有日俄协约,有日法协约,有英俄协约.所谓协约,质而言之,实协以谋中国而已.前此欲谋中国,而各国自顾其利害,势有不均,遂相冲突,今则鉴于战祸,而以协约为均势之不二法门,一旦各国势力平均,则保全瓜分,惟其所欲.顾所以苟延至今者,以英法虑德为之梗,而日本又虑美国之议其后也.比年以来,日美之冲突,日以弭甚,数月前且有日美开战之说,而日英美同盟之议,嚣然大起,日本新闻从而论文曰:日英美同盟成立,则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国之死命,其谋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强,两国虽各怀敌意,终不敢遽如日俄之肇衅,则其彼此利害冲突之点,终必以协商定之.诚使英德法俄美日对于中国之均势政策略定,则自甲午以来中国所赖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为波兰之续而已.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识者有忧于此,乃渴望清美同盟.夫同盟之目的,在于互相扶助他.故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结,而因以攫大利矣.今日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它,由人人心目中以为已豫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益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真有不忍言者矣.
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自白
在每一本书正文的前面,照例应该有几句废话.这次我破例用了这自白两字."自白"就是被指为一个犯罪者的供辞,是的,我确曾为了叁加汪政权而被作为罪犯;而且,又确曾于十五年前在法庭上写过自白.以自白体来为序文,因为有过这一段太宝贵的经验,我自信或许可以写得更为胜任愉快.
我曾经执业为律师,代人写过无数的自白书,而不料最后竟为自己写自白书了.我又曾经为无数的罪犯辩护,但当我为自己辩护时,却并不曾发生一丝效力.我当年写的自白书,原期获得法律公平的裁判,而结果反而被拿来作为"犯罪"证据.现在我再写自白,是呈献给我所有的读者,而且愿意接受读者们不论怎样的裁判.
我家圣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杀头,至痛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却犯了杀头的罪名而结果并不曾杀头,不亦尤其快哉?圣叹又说:"抄家,至惨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而我家竟得与红楼梦之贾府媲美,亦无意得之也,又岂不快哉?为此沾沾之喜,因乐于以自白名我序.
自白书中,应该沉痛地表示出若干忏悔之意,我现在衷心忏悔:忏悔于一生中搞政治,为报人,做律师这三项无可补救的错误.
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为什么要搞政治?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肠的人,又为什么要站到政治圈的边沿?"国家事,管他娘!"他人的娘,我又为什么想管?"天坍下来,自有长人去顶."中国既有那么多的"民族英雄",我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也想去帮着顶?而顾亭林害苦了我,我中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书毒,不问那时是什么时代,什么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现状?盲人瞎马,胡闯乱撞,最后的为罪犯,写自白书,还不千该万该!
过去我以为报人是一项清贵的职业,清得号称为指导舆论,贵得自命为无冕帝王.因此,我选择了这个职业.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间,使我知道报纸只是政治的工具,有时且是一个政权的帮凶.同一个人,同一枝笔,于局势多变的时代,可于炎凉易势之中,显出臧否无常之妙."替天行道"的法庭判你为"罪犯"报纸更添油加酱地指责你的罪状了.我骂完了别人之后,不意竟让别人骂我.我忏悔!我得到了报应!我选择错了一个专事吠声的职业.
我一向天真地视法律为庄严神圣,甚至我费了多年的时间去加以研习.当时我做律师的时侯,也俨然以保障人权自负.但我忘记了中国"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话,有钱好使鬼推磨,我曾为了保障人权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们关说贿赂,而得邀网开一面.但至自己被指为罪犯时,一样也行贿求情,虽荷末减,却又并不能网开一面.我经过了一次体验,使我明白法律也者,以之为欺世惑众的工具则可;以之为立国之大本,社会之准绳,将无异如痴人之说梦.一场官司,却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启迪.
际此本书第三册发行之际,我应先感谢读者对我的包容.为了偿付每天的文债,每一章都是仓卒成篇.为了顾虑周遭的环境,若干地方不得不隐约其辞.而读者厚我,本书于上中册出版之后,更纷纷对我加以督责与鼓励,希望不草草结束.于是本书又例外地于上中册之后,继之者竟为第三第四册了.更承日本时事通信社长谷川才次先生,经多方审查,尚不以我笔下所写的为臆造,要求将日文版的版权让渡,且已与我签署契约,现正延请名家,从事日译,预定赶于本年九月份在全日本发行.使汪政权的一段往事,能够让日本方面的朋友读了,于事过境迁的今日,或许为之哑然失笑.这更是我一项意外的收获.
最后,我更得对政府道达我的无限愧谢之意.当年让我置身牢狱,我是律师,恰如做医生的更多了一次临床实习的经验;我是报人,更使我有实地采访的机会.政府慷慨地让我获得那么多见闻,吸收了那么多资料,真是万分成全了我,使我于现在飘泊潦倒之中,得以摭拾旧闻,疗饥易粟.更使本书得以详叙收场之经过,而无负于读者之殷望,其亦有塞翁失马之意乎?是为白.
公元一九六○年七月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第三部
一○七、冒险家乐园里的冒险家
上海地区长江之口,外洋巨舶直通黄浦,环绕于周遭的又是江南的一大片沃土,先天上已得地利之胜.英法等国经过近百年不断的全力经营,两租界繁荣日甚.自清末以来,虽理乱频仍,咸同间洪杨之役,东南几无一片干净土,而租界以弹丸之地,独能巍然自保.光绪末年的"红头"股匪作战,邻邑都遭蹂躏,租界以内,还是匕鬯不惊.以后民初革命,钮永建等率党人攻打南市华界的制造局;民十三江浙督军齐燮元卢永祥构衅,民十六国民革命军驱除军阀,直捣淞沪,对租界都一例秋毫无犯.反而时局愈动荡,愈增加了租界的繁荣;国势愈衰弱,愈显出了外人的威力.到了"一二八"的淞沪抗日,"八一三"的全面抗战,上海四周,火网交职,炮声震天,而租界以内,熙熙攘攘,笙歌不辍.居民们爬上屋顶,以悠闲的心倩,遥望炮弹掠空而过,火焰直冲霄汉.租界四周的一条短短的铁丝网,楚河汉界,就划分出地狱天堂.
兵燹中,各地难民扶老携幼,从各地?拥而至,或求苟全性命,或图保全财产,满坑满谷,以生以息.一世纪中就把上海造成为避乱的桃源,经济的中心,工商业的集中地,全国的第一大都市,以及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好景不常,八一三后四年的极度繁盛,也只是回光返照."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宿之间,百年的租界,立成为日军阀的占领之地.昔日威风凛凛的英美等国人士,都向日军登记,最初手臂上缠上一条白布,上面标着姓名和国籍,神色沮丧,到处受到日军的盘诘与凌辱.以后一声令下,抛弃了奢华舒适的家庭,放弃了辛苦经营的事业,一律禁闭到集中营去,以等候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市区中心静安寺路旁的跑马厅,数十年中,一向是欧美人士驰骋豪赌之地,也成为"反英美大会"的会场,数以万计的群众,在日人指挥之下,振臂高呼:"打倒英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而又是短短四年以后,再看到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大战后的情景,又是数以万计的日本在上海的居留民,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被召集在过去是西洋人的娱乐胜地,一度成为反英美会场的跑马厅,垂头丧气地肃立着,日皇昭和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像利刃一般地每一句刺在日本人的心上,没有赛马时疯狂的呼叫了,没有反英美时响澈云霄的口号了,除了日皇的广播录音以外,死一般的沉寂.渐渐的啜泣声起来了,几乎每个人取出手帕,拭着像泉水一样涌出的眼泪,勉强掩住了口鼻,不让悲声高纵.广播停止了,日本人对"御诏"行超过九十度的鞠躬时,那时真已泣不可仰了.唯有战争,才会不断出现那样的场面,胸头块垒,眼底沧桑!也许那时每个人神经都给刺激得有些麻本了,谁也说不出所目击那一幕又一幕的演变,如打翻了一个五味瓶似的,辨不出究竟是什么一种滋味!
一般的上海人当大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驻租界以后,起初是有些惊惶,揣揣于本身未来的安危,及至看到日人既并不续演南京大屠杀的杰作,除了繁盛地区及日军机关门口派有兵士站岗,行人走过,必须向"皇军"一鞠躬敬礼而外,日军也且无意于变更佚乐的海派生活.在表面上看,汽油是实行配给了,普通市民有过一个时期停止使用,但不久木炭汽车出现街头,汽油从黑市中又能随时买到,一切也就恢复了战前的状态.上海市民好似一百年中已习惯于为外人所统治,而上海人更充满着一份自傲,以为不论满洲人、法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只要长期居留在那里,上海人一定会以物质与声色来诱惑,一定可以把异族同化.各界各业的人,于是与过去同样地活跃,冒险家的乐园里有了更多的冒险家与更多的冒险事业.沪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很快就成为过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了.反正祖国离得已很远,抗战从东南大撤退,只是撤退了作战的军队.土地、人民以及物资,一样也没有带走.人类有争取生存的权利,更有享受物质条件的欲望,又以在殖民地主义下久受薰陶,国家民族思想,在脑海中久已淡薄.只须战火不直接烧到自己身上,管他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也不管它是蒋政府或是汪政府.酒楼、戏馆、妓院、舞厅中,依然充满了欢笑,上海人有一句俗话:"天塌下来自有长人去顶",留沪的大资本家们与汪政府中人,谁都去勾勾搭搭,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垂青,能够向日本军人直接发生关系的,自然更成为天之骄子了.工厂照常开工,商店利市几倍,投机市场更是大进大出.赤贫的人们,则以负贩为生活,走单帮蔚为一时风气,把乡间的土产交换都市中的日用品,一往来之间,就可以解决几个月的生活.火车上挤满了单帮客,公路上也尽是负贩的人潮.女人以天赋的本钱,博取物质上的收益,那时对有势力的日本人,她们都情情愿愿地以身相献.交际花、影星、舞女、妓女,以及坤伶等,有几个敢说当年不曾受过日人的"雨露"之恩的?
但是,统治者也不会放松他的统治手段,表面上做得很宽大,暗地里侦查得却很严密,租界以内,有多少宪兵队与特务机关驻扎在那里?被认为与重庆有联系,或者有抗日思想的人,随时会遭到逮捕.宪兵队里的各种酷刑,使人战栗,皮鞭、口鼻中灌水、老虎凳、用擅长摔角的武士把人摔扑,这种种太平常了.在一间斗室中,放进几条凶猛的警犬,咬得你体无完肤;水牢里水深过胸,浸你个三日五日,使你周身肿胀;严寒的隆冬,剥光了衣服直挺挺地跪在雪地上,旁边还加上一把风扇;盛夏的暑天,炎炎烈日之下,四周还开起几个电炉,等你昏过去了才停止.十八层地狱里尖刀山血污池,样样俱全,不肯招供,则周而复始,请遍尝一切的刑罚.女人给脱得一丝不挂,给大兵们指点调笑,羁囚的处所,男女不分,某一位影星在宪兵队中时,起卧、饮食、大小便,就一直与男人在一起.宪兵队就是阎王殿,中国人的性命是他们作为泄忿取乐的对象.许多事实说明当丈夫被捕以后,宪兵借调查为名,胁迫其家属,榨取资财倒也罢了,有几个以杀死她的丈夫为威胁,强迫奸淫."皇军"的威风,真是不可一世!
这还不过是个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罢了!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决定了以战养战的政策中.中国地大物博,战后几年,日军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米粮、五金、钢铁、皮革,任何与战争有关的物资,予取予求,一律在搜括之列.日本政府所成立的"中支振兴会社"下的各种国策公司,商人组织的"三菱""三井"等大财阀的大洋行,都是榨取的机构,民间是无力反抗的,汪政权则在主权独立的名义下,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商业统制委员会"等,暗中予日人以肘掣,尽量加以牵制,不让日人随心所欲的竭泽而渔.然而人们只知道这是汪政权帮助日人搜括的机构,谁也不会体察到汪政权暗中所发挥的作用.
足使原来是租界内的人民怵目惊心的,则是局部的封锁问题.凡是任何一个地区发生了暗杀事件,只须预先在街道安放的电铃铃声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将出事地点的广大四周封锁,画地为牢,在屋内的不许跑出门外,在街头的直立着原来地位不准走动一步,等候检查身份证,接受盘诘.封锁的时期,有长至数星期的,大马路贵州路一段一次大封锁中,且有饿死人命的事件发生.中国人为了想活下去,口头中也在说亲善,表面上在竭力敷衍,而私室中谈话,则称日本人为"萝卜头",意思是有朝要他们像萝葡那样放在俎上切成为一段一段,这只是徒作阿Q式的咒骂而已.
一○八、为物望所归的上海三老
上海的租界,虽然完全是外国人的势力,但为了最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不能不对若干有声望的绅士加以笼络.绅士们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有时也出来讲几句话,以表示出他的绅士身份.所以到日军进入租界以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实上就是英国的上海租界政府)也已在形式上安插了几名华人董事,为了维护华人利益的,更有纳税华人会.但是抗战后国军撤退,租界已经成为孤岛,原来最有力量的地方团体市民协会的正副领袖,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已被人枪击毙命,杜月笙先留香港,后已赴渝.另一上海人所熟知的虞洽卿,也因了他所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船只给徵用的徵用,被击沉的击沉,业务无形停顿,更以向海外采办米粮经营得不好,亏累太巨,远赴重庆,一走了之.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那时也早已离开了上海.社会上似乎完全失去了可以获得民众信仰的有重量的人物.当时既并没有人推举,自然更并无人组织,忽然有了一致公认的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的三老出现.
他们既并为担任什么崇高的职务,又并不凭藉像"三大亨"那样政治或帮会的势力,在沦陷期间,也并不与任何日人勾结,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是民众心理中认为年高德劭的三位.是社团,都请他们担任一个名义,有纠纷,请他们出而排解,有婚丧喜事,请他们点主证婚.他们在上海社会中数十年,有着他们在社会上一定的地位,但是他们同样过着清贫的生活,这或许是他们所以能够蠃得民众信仰的原因.沦陷区的老百姓,那时像是失怙的孤儿,人们相信三老不会媚敌卖国.尊重他们,就像为了获得内心的一种安慰,于是尊呼三老是表示内心的崇敬.虽然后来有一个名叫徐铁珊的自居为四老之一,但是只招来了社会上的嗤笑.三老当时的所以肯任劳任怨,除了为社会为民众服务这一个目的以外,我相信绝不会有其他理由.以我平时与他们晋接的观感所得:三老的个性,总评一句,兰老是方正,康老是通达,而履老则是忠厚.
闻兰亭是江苏武进人,民国三十七年逝世时,是七十九岁,他幼时就从家乡的常州来沪习纱布业,渐渐的在本业中有所建树,当民十上海交易所正在风起云涌的时侯,最大的一家是虞洽卿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闻兰亭就是常务理事,另外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则担任理事长.谁都知道在民国十年左右,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又陷于另一个最低潮的时代,经费异常枯窘,许多党中重要人物,都蛰居在上海,而藉交易所的盈利来为革命经费的挹注之力.陈果夫、孙鹤皋等均曾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连蒋介石氏也时常出入其间.虞洽卿固然对于革命曾经有过劳绩,即闻兰亭也不无赞助之功.
当日军进入租界以后,汪政权想抵制日人的独占经济政策,而成立了"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又必须延揽一个方正而熟悉上海商场的人物,自然以闻兰亭在上海商场中的地位,为最适当的人选了.兰老一生不直接叁加政治,敬业乐业以外,惟以社会福利为事.他于三十馀岁丧偶,即不再续弦,茹素念佛,寡欲清心,在现代为物欲所蔽者太多,兰老倒确是一个难得的人物.他虽然不是上海的土着,但他早以上海作为他的第二故乡,为保全物资,减除商民痛苦,他觉得义不容辞.当时他提出两个人能帮他的忙为条件,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一个就是林康侯,经他几度的登门劝驾,林康侯刚自香港被俘后解往上海不久,他觉得以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无论那一方面,都不会让他永远韬光养晦下去的,以兰老的盛情难却,于是答应了担任"商统会"的秘书长.
商统会下面有"米粮"、"粉麦"、"纱布"、"日用品"等五个分业委员会,兰老在那时对物资的保全,确是厥功匪浅,尤其如我在前面所述,收购纱布后的不为日人所运走,他的擘划之功,不应抹煞.事实上以闻兰亭那样很刚的个性,更以他的高龄,要他遇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他做得得心应手,他出任商统会的理事长时期并不久,即毅然辞职,以后由唐寿民陈国权等先后继任.事实上兰老最多的精力是用诸市民福利会方面.关于冬赈、回乡等的几次救济运动中,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爱麦虞限路他的家里,而且还设着一个秘密电台,为他的干儿子余祥琴与军统间通报之用.而胜利以后,他也被捕下狱了!起初羁押在福理履路军统优待所.每天他以打坐与念佛为排遣他心中的愤怒,有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反躬自省,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的物资,我是汉忠,而决不是汉奸!"最后被解往提篮挢监狱,他起初不肯出庭,禁卒来传他时,他闭目趺坐着,不闻不问,红红的面色,飘拂着的一部银丝样的长须,有凛然不可或犯的庄严.禁卒不敢强制他.而经同难的人苦苦劝他,既然抱着我佛入地狱的宗旨,尽管去受审,看国家如何对待你?虽然他到庭了,而还是一言不发.结果似乎判处了他五年有期徒刑,罪状自然是"通谋敌国,不利本国"了.他的被判为"汉奸",上海人都曾为他呼冤.他在胜利以前,本已尿道有结石的病症,不久终于在狱中病倒了,终算法官一念之"仁",交保后送入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而病势已经有进无退.民国三十七年的初夏,我出狱后去探望过他一次.病榻上的他,已经失形了,他睁开眼一看到是我,口中不住地说:"咦!咦!咦!是你!是你!你回来了!"他再也没有别的话,两行热泪代表了他心中的无限悲伤.当我不堪刺激,来港作小住的时候,噩耗传来,他撒手西归了,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中的一面,竟是永隔人天的最后诀别.
林康侯是上海人,前清秀才,清季任南洋公学的小学校长,旋又主上海时报笔政,以后弃儒服贾.宣统末年,一直至民国二年,他与张菊生、沈曾植、唐蔚芝等创办苏州铁路,以后由政府收回,改为宁沪铁路.又与张謇、王丹揆、汤寿潜、梁士诒等创办新华储蓄银行,对于国内交通金融事业,不特开风气之先,也有过很大的贡献.民十七以后,一直担任着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抗战国军自东南撤退以后,他目击情势不稳,来港侨寓,不幸为日军所俘,押解返沪.固以闻兰亭的促驾,而在铁骑横行之时,确有敬恭桑梓之意,除出任商统会秘书长外,他为社团奔走,尽瘁于慈善事业.人民赖其掩护保全者不少,而日军于予取予求之际,他与兰老同心同德,为国家保全元气.乃和平之后,被捕入狱,先押南市拘留所,受到非人的待遇,经亲友的奔走营救,始改押"楚园"军统优待所.那时政府似乎不问功罪是非,只论形迹,而他既不曾担任汪政权中的官职,而终于不免渡过了几年的牢狱生涯.康老今已八五高龄,现侨寓香港,精神矍铄,杖履清健,犹在为苏浙同乡会等奔走尽力,不但是当代的人瑞,而对其不幸的遭遇,且绝无一句愤懑之辞,前辈丰仪,自更非我辈能望其项背了.
袁履登是浙江宁波人,他本是教会学生,又为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一生以乐育英才为其素志.他在上海社会中,有人缘,亦负时望.先后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纳税华人会理事等职.其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等,为上海大企业之一.为人和平敦厚,桃李遍于沪滨.在沦陷期间,他出任了米粮统制委员会及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对于民食治安,颇多劳绩.日军投降,履老亦以名重闾阎,难逃缧絏,我还记得他在法庭上说:"我出任米粮的事,以必须按期配给民食为条件;我出任保甲的事,以不许再封锁为条件."是上海曾处身于沦陷区的人,都知道那时的米粮于海运中断以后,是何等的重要,日军划地为牢的封锁办法,是何等的惨酷,他在庭上的口供,真是披肝沥胆之言,然而一朝被逮,谁也难逃罪责.如三老而负"汉奸"之恶名,未免太忍心了!履老于中共南下之初,一度来港,旋又返沪,即以病卒,死时年七十九岁.
一○九、无意中揭露了伦常巨变
在沦陷的八年之中,上海曾经先后发生过两件伦常惨变的巨案,当时都曾轰传遐迩.一件是詹周氏谋杀亲夫案.詹周氏因为有了外遇,把她的亲夫在新闸路的一间亭子间中,用刀戮毙以后,更一段段的亲手把尸体支解,藏诸皮箧,以图灭迹.乃因血水下流,被同居所发觉而报警破案.这事的经过,虽相当曲折有趣,但我仅得之于报载,现在已苦不能详其颠末了.而另一件华美药房小主人胞弟砍毙胞兄案,更曾成为上海人所注目的最大社会新闻.而其破案经过,若以迷信来说,冥冥之中,真若有神差鬼使,而且以后又牵涉到汪政权司法界高级人员间的磨擦,以至凶手终于伏法.首先揭露此案的,却是我于无意中所酿成.这事的发生,大约是在民国三十年间.一天,我去我所主办的上海"平报".那天来信特别多,而里面却有一封匿名函件,来信是在责问我:"华美药房发生了胞弟杀兄巨案,如此伦常巨变,何以报上一字不登?是否在华美药房的银弹攻势下,你们也被收买了?你们得到了多少钱?"报社中每天收到读者来函,是习见之见,有些都是不尽不实,目的只在挟嫌攻讦,本来并不足以重视.但我仍然照例找负责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来,给他看了这封来信.像这样的匿名函件,记者甚至可以不去覆查,报社也不会再去追问,即使经进一步采访而仍无新发现的话,也就一笑置之.那天,因为我对那位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数日前刚有人告诉过我,说他在外边有些不大干净,我就无意中采用了来信中的一句话:"这事你得了多少钱?"他当时的声辩,说既未受贿,而且也绝不知道有此事实.我不再说什么,他也退了出去.这件事我办完了例行手续以后,也已完全置之度外了.
不料这事倒真是冤枉了那位记者,他没有尽职去注意每天发生的每件新闻,倒是事实,因我疑心他受贿而代人遮掩,他觉得有些气愤,因此一经我的提出,就以全力奔走,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目的仅在想洗刷他个人的受贿嫌疑而已.
华美药房在上海四马路画锦里口,外表上规模虽并不十分宏大,但主人徐翔荪却是西药业中的巨擘,而且家产巨万,为上海的富豪之一.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一向帮他管理业务,前数天突然暴卒,尸体曾经车送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经法医检验结果,谓系因病身死,尸体且已由家属具领收殓,本来此事已告一段落.我报社中的那位记者,初步调查,觉得毫无其他疑点,但依照匿名信上的言之凿凿,又受了我的责问,心有不甘,一定要穷根究柢,作出一个结论,以便向我交代.而他的本意,是希望匿名信中所说的全出于捏造,那末他的受贿嫌疑,不辩自明.数天中,因他怎样也见不到徐翔荪,就想到辣斐德路的济华医院,是他女儿徐济华开的,因而改以死者的胞姊为目标.他去到了那里,假如徐济华能好好的招待一下,把真相用言辞来巧为掩饰,记者手里并无证据,这事仍然可以遮盖过去.不料她心中有病,以为事过境迁,报社记者又是来上门敲诈的,竟然给他以最不礼貌的待遇,什么话也没有谈,就关门把他赶走了.他既为我所怀疑,又受了徐家女儿的闲气,格外激使他欲罢不能.事有凑巧,报社中的另一位编辑,却与徐家有一些葭莩之谊,采访记者就托那位编辑,从旁探听,不料他向徐家的有关方面一查,匿名信上所指陈胞弟杀兄的事实,竟然一点不假.
徐翔荪那时年事已高,虽然华美药房还是由他亲自主持,而款项的出入,均交托给他的长子管理.长子已经结婚,专心店务,倒是一个克家的令子,或许由于得了父亲的信任,性情不免恃宠而骄.次子那时刚在二十左右,在血气未定之年,未婚而又染有纨?习气,那时正沉迷舞榭,与一个舞娘打得火热,旋且有嫁娶之约的,用钱自然如流水一般,因老父严厉,要钱总向管理经济的长兄索取,一个是收得紧,而一个是用得多,兄弟之间,龃龉本来已非一次.有一晚,弟弟又向哥哥要钱,长子责次子为挥霍,而次子则指长子为把持,两人之间,遂大起冲突,而偏偏做老弟的出言无状,哥哥赶着要打他,一追一逃,至无路可避时,无巧不成书,刚刚屋角放有一把利斧,次子顺手拿来当武器,当头一斧,哥哥应声而倒,伤在要害,又以流血过多,立时毙命.等家人赶到,已经返魂乏术.伤痕是那样显着,殡仪馆向由警局管理,发现有尸体情节可疑时,必须呈报.徐家知道无法掩饰,一时没有了主意,经亲友商量的结果,自己把尸体送往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那里是一个民间的慈善团体,由法租界当局监督,经常收殓路毙的流民乞丐,给棺埋葬,有意外事件发生,则报官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