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把尸体送去之后,又忽然中悔,因为如其而验出因伤致命,则凶手难逃罪责.徐翔荪有偌大家产,又只有这两个宝贝儿子,长子已经横死,如次子再要抵命,若敖氏之鬼,不其馁尔?语云:"钱可通神",而徐家正好有的是钱,于是买通了同仁辅元堂的职员,把一个病死乞丐的尸体,拿来顶替,法医检验结果,所填的尸格,自然是:"委系因病致死,并无别情."但各报派驻在那里的采访记者,倒是耳目难瞒,于是徐家又化了一笔钱收买记者.事实上记者们起初倒并不曾发觉偷天换日的事实,收到了钱反而要探问一下别人何以会大破悭囊.一经查问,真相就无法掩饰,而且知道了事主是豪富的徐翔荪,但用以贿买记者的钱,又如此其少.中间自然有人不满.但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既然已经接受了,也就不好意思再公然反悔.当时居然做得四平八稳,各报一字未登,除了徐家较接近的亲友以外,谁也不知道有此伦常惨变的案件发生.尸体也已领回棺殓,事情总算做得毫无痕迹,假如没有受贿记者之一封匿名信向我揭发,这事自将永无暴露的一天.
我报社中的记者和那个与徐家有戚谊的编辑,穷数日之力,把全案的源源本本写了出来,向我缴卷.纯以新闻的立场来看,不失为一篇不易得来的特稿,我批了照刊字样,在翌日的"平报"上,就以本埠的头条新闻披露,顿时也轰动了整个上海.以后又连续登了两天,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等几家同业,也接着报导这案的内幕,乃成为街谈巷议的新闻.这样一来,却急坏了徐翔荪,曾挽出中法药房的经理许晓初转托报界出身而与我又有私交的章正范来向我疏通,希望停止刊载.我的答覆是,对于此事,本来毫无成见,但是别报既已同样登了,我们报纸自不便单独中断,如其他能保证各报同时停止再登,我也一定可以办到.而事情既已闹大,终于未能取得别报的同意.这样,每天的各报的社会版中,这一案成为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新闻.
一一○、政治上的磨擦逼送一命
因为各报的渲染过甚,法租界警务处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由捕房律师向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提起公诉,首先开棺检验的结果,斧痕斑斑,证实了因伤毙命,罪证确凿,凶手也就被捕鎯铛入狱.徐翔荪抵犊情深,自不忍其次子之再死于非命,他几乎不惜毁家以图挽救.外面盛传那时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原法租界会审公堂)的院长孙绍康,以及承办的推事,有收受苞苴之嫌.而徐家所延聘的律师,也忒嫌高明,教导被告装傻,法庭上怎样对他盘诘,他永远默不作声.而最后的判决,是宣告处以有期徒刑十年.在那时的社会,伦常还是受到极端重视,以弟杀兄,归入于逆伦之列,徐翔荪一开始对各报的社会新闻记者,出钱太少,于是有人恨他的吝啬,不惜用匿名信告发.迨至长子身死,次子又陷身缧絏,方寸与步骤都乱了,钱又用得大多,行贿受贿,风风雨雨,传遍了全沪.对此案的判得太经,更是人言啧啧,一致认为其中定有蹊跷.其实,就案论案,被告如当庭承认长兄动手在前,因防御过当,一时失手,既无预谋的证据,那末误杀罪充其量也不过判个无期徒刑,社会上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大的反响,况且以后逢到大赦等仍然会有出狱机会.而结果乃爱之适所以害之,被告的当庭不出一声,不答也不辩,非但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反而显得有情虚之嫌.
最不幸的是刚巧以"廉明公正"自命的罗君强出任了"司法行政部长",他太懂得迎合一般人的心理,一向主张"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以表示他的廉洁.所以地方法院一经宣判,他立刻命令检察官以原审处刑太轻为理由,提起上诉.司法行政部长干涉审判,原是违法的事,但在过去数十年中,几曾真正有过司法独立的时侯?行政长官,也有几个不于明示或暗示中会干涉过审判的?而此案的上诉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院长乔万选,又是对君强一味唯唯听命的人.徐家知道情形险恶,既然上诉是出于当局授意,凶多吉少,这一条小命也就岌岌乎可危.
那时我很讨厌政治圈子中奔竞倾轧的习气,君强出任"司法行政部长"以后,屡次约我担任政务次长,我认为以君强的个性,我绝难与之合作,过去既然已有过一些芥蒂,如何再可以与他共事?因此我又悬牌重新执行律师职务,以示决绝.但外面人不了解我与君强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为可以向君强说话的就是我.他们托了耿嘉基请我辩护,条件是愿意支付不论多少的律师公费与其他任何费用(当然指的是所谓运动费在内),只要我开价,他们就照给.除了耿嘉基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人向我包围絮聒,以利诱外,有人更以见死不救的大义相责.说案情是我于无意中揭发的,如徐翔荪的次子再遭极刑:徐氏之嗣,将自此而斩.但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办的报纸首先揭发了这一宗罪案,而我又为此案作辩护,或者会有人疑心我觊觎多金,最初就怀有制造这一起案子的私意,人言可畏,我终于坚决地谢绝了.
徐家这起案子,经罗君强一关照,承办人员,自然只能仰承意旨,上诉审理中被告还是效金人之三缄,而判决则由十年徒刑,一变而为死刑.最后的希望,只有系于最高法院的一线生机.那时最高法院院长为张韬(孔修),据说徐家已与他通了关节,甚至外边的传言,已决定可免一死,改处为无期徒刑.张韬倒是一个好好先生,不知何以罗君强对他始终取了敌对的态度?案子在最高法院还未到判决阶段,在一次"行政院会议"席上,君强公开提出质问,说徐家这一起案子,最高法院有受贿的谣言,将改处无期徒刑,问张韬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决定.张当然极力否认,但此后这案如其不维持原判,无异张韬就有了受贿嫌疑,以此政坛人事上的磨擦,最后竟造成了被告非死不可的结局.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所留下来的手续就剩执行问题了.原任地方法院院长孙绍康已因该案涉嫌受贿去职,继任的是陈秉钧.刚刚执行的翌日,我因别的事去了君强那里,陈秉均以法院院长奉命为监刑官,执行完毕之后,他正来向君强报告.我在旁听他陈述执行经过:执行的地点,不在原来羁押的法租界薛华立路监狱,而把犯人移送到南市,似乎那里是漕河泾监狱前面的旷地上,竖了两个短短的木桩,把犯人提出去跪在地上,两手则反绑在木桩上,头上替他套了一只蒲包.到这时,被告知道死期已至,不能再继续装傻,于是又呼救命,又喊冤枉.法警用两根弓弦扣上他的颈部,中间有一段木头把弓弦越绞越紧,直至完全不能呼吸为止.经过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又把弓弦慢慢放松,他长长的喘一口气,接着再绞,到第三次时,肚腹逐渐膨胀了.执行绞刑,一定要经过三收三放,至此法警用脚在他的腹部猛力一踢,嘶的一声,气从肛门中泄出,这样才算毕命,而目突舌伸,七窍流血,形状很为可怖.死囚气绝之后,还要露尸一宵,等第二天法医验过,始允家属收殓.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比了枪毙还惨酷得多.家庭变故,兄弟阋墙,徐翔荪的两个儿子,就在一年中好端端的先后送命.
陈秉钧向君强报告执行经过完毕后,先自告辞去了.君强倒真是一个忍人,我看他神色不变,像在听一件完全不相干的故事.他看见我流露出悲切的容貌,睨着我只是笑,他又说:"这条命是我与你两人合送的,不是你报上揭发这一起案情,本来已经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了.如不是我坚持依法惩处,徐家有的是钱,可能捕房不会上诉,也可能张韬会从轻处断.断送了这条命,我与你应该各负一半的责任."我闻言为之竦然.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是无心,而他是有意,尽管杀兄罪有应得,又何必因我而死?由此足见政治太龌龊,司法界太黑暗,而新闻业也真是可为而实不可为也.
一一一、特殊政权下的畸形地区
汪政府已经是一个特殊的政权,而在汪政权的治下,更多畸形的地区.华北数省,自其建立,虽经青岛会议之后,取消了"临时政府",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而仍如战前"何梅协定"之后的华北特殊状态,徒有名义上与形式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上为汪政府的权力所勿及.即江、浙、皖数省,支离破碎,国军、共军、日军、和平军,杂处其间,如犬牙相错.其间广东一省,则又为属于另一种形态的特殊地区.
民国二十七年秋,于全面抗战一年以后,日军从大亚湾登陆,粤省韶关以南,全部沦陷.广州就在日军导演下出现了"治安维持会",由彭东原为会长,吕春荣则收集了地方上的游兵散勇,成立了什么"和平救国军",那些自然都是些助桀之辈,人民在铁蹄下过着悲惨恐怖的生活.
汪政权建立了,最初发表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是陈公博,然而公博在汪氏离渝的前后,一直为反对另创政权最力的一人,他自更无意于收拾疮痍遍地的广东残局,始终并未到任,乃由"建设厅长"陈耀祖代理."秘书长"为周应湘、"民政厅长"王英儒、"财政厅长"汪宗准、"教育厅长"林汝珩、"建设厅长"张幼云.以后"省主席"改为"省长制","民政厅"亦改为"政务厅",由周应湘调任."建设厅"则由"广东省银行行长"李荫南代.王英儒以后又出任"粮食局长".至广州市长则由彭东原、周化人、张焯?、周应湘、汪屺等先后充任.彭东原由"维持会会长",而"广州市长",最后调任为驻日本神户领事."省政府"的警务处长一职,初为汪屺.广州市警察局长先为郭卫民,汪任"市长"后,一度升任警务处长.宣传处长由顾士谋、郭保焕、林珈[王民]等先后担任.盐务处则为李尚铭、谢匡、陈伟枢等.其间陈耀祖为汪夫人陈璧君之族弟,汪宗准为汪氏之胞侄,周应湘最得汪夫人宠信,历陈耀祖、陈春圃、褚民谊三任"省长"终始其事,而从未去职.郭卫民战前曾任广州燕塘军校教官.林汝珩年前死于美国,为公馆派三林之一.(三林为林柏生、林汝珩及林珈[王民].)
我对于当年广东方面的事,以远处京沪,情形相当隔膜,但知首任"省长"为陈耀祖,其后陈在文德路古玩肆中为渝方特工人员所狙击殒命,先后由"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外交部长"褚民谊继之,以迄胜利为止.上面所述人事嬗递之迹,系得之读者邓瀚钧先生所函告,其间有无误忆之处,不敢必也.
我所以称那时的广东,为特殊政权下的畸形地区,因广东虽名为汪政权所直辖,而其一切用人行政,均由陈璧君直接在幕后指挥主持.此种特殊状态的形成,固然由于陈璧君的爱强好胜,颇欲于其桑梓之乡,有所表现;亦由于汪氏的伉俪情深,?多曲徇其意.而最初则以陈公博之不愿赴任,陈耀祖资历较浅,汪府与粤省除遵海道或航空外,中间为渝方所遮隔,鞭长莫及,亦望能有一大员坐镇其间.于是由汪氏委任陈璧君为"广东政治指导员",对一切政务,即"省长"亦须向其请命而后行.故三任省长陈耀祖、陈春圃、褚民谊等或为同族,或属姻娅,胥出于陈氏的推荐,亦所以便利其指挥也.但汪政府对陈璧君的此项委任,并未正式公布,仅指令"广东省政府"遵照办理而已.此种内幕,现在港的周应湘、李荫南、陈良烈诸人,应该都深悉其事.
形成广东畸形状态的原因,不尽在陈璧君与汪氏的夫妇关系,大半由于陈氏过份刚强的个性,她总是想影响别人,而不肯受别人的影响.或许她自恃对中华民国开国的功勋,中山先生生前且对之优礼有加,不同于其他的同志.所以她的个性有些流于骄矜,我所看到她的外表,就一直如面挟重霜,从不露一丝笑容.在战前,汪氏并不是什么国家元首,而当汪氏会客的时候,不问来者是怎样一个有份量的人物,倾谈稍久,陈氏即昂然排闼而入,高声说:"汪先生疲倦了,你们可以去了."一面说,一面伸手示意,逐客出门,但是在沦陷时期,她仍然不改其故态,当她出门的时侯,有日方的人向她包围要求谈话,她的侍从人员,就把众人一拦,高声说:"夫人不谈话,不照相."说毕,不管前面是什么人,把手一推,头也不回的扬长去了.前后二十年中,不论处于何等环境之下,她总是维持着这个一贯的作风,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似乎她从不曾对别人假以辞色.
在汪政权六年之中,陈璧君留京留穗,大约是各半的时间,汪氏死后,则以在粤的时间为多,所以她的受逮,也在广州.虽然说广东那时有些割据的情形,但原则上,陈璧君对于汪氏的立场,还是能够坚守不渝.许多人或许因为她的性情,而影响了对她的观感.惟在她幕后主持粤省的六年之中,有若干措施,也实在是未可全加抹煞.
一一二、陈璧君出任粤政指导员
当彭东原组织"治安维持会"时代,欧大庆是建设处长.此人小有才,而又具有很大的野心.陈耀祖出任粤省"省长"以后,欧大庆藉日人卵翼之力,得任中山县长.中山顺德一带,本为盗薮,欧莅任之后,与大天二辈大事连络,他的计划是组成一个支队,以增厚其实力,而且还得到日本驻军的支持,助以器械,遂得顺利进行.迨支队组成,欧大庆首先拟进攻恩平开平两县,欧以为可以为"粤省府"开拓地盘,事前公然呈报陈耀祖备案.
但陈耀祖于莅任之前,曾先谒见汪氏请训,汪谆嘱枪口决不可内向,只望与重庆合流,谋致全面和平.在此原则之下,所以汪政权的武力,尽量避免与重庆军队作战.陈耀祖抵粤以后,曾向日方将汪氏的意见提出,且得日方同意.陈耀祖即以汪氏的立场告之欧大庆,而欧以有日人奥援,意态恣肆,以为计划已定,万无变更馀地,且日军亦欲利用之以肃清粤省渝军.陈耀祖阻止无效,乃向陈璧君报告,陈氏谓:欧大庆为粤省府的中山县长,又兼任支队长,如其引导日兵进攻恩开,则无异于广东省府与日军协攻重庆,这与汪先生枪口不向内的主旨,大相违背.陈璧君乃令陈耀祖立刻把欧大庆撤职,而以饱文接任.迨日方特务机关长矢畸勘十闻讯,向"省府"交涉,而明令已下,已属无可挽回.陈璧君能于这种情势下,不顾一切而断然为之,其倔强的作风,亦自有其可爱之处.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香港沦陷,日军既纪律废弛,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而莠民乘机劫掠,民不堪命.其间如革命老同志邹鲁之子及媳,且因拒奸至被残杀,香港已成为人间地狱.陈璧君听到了这种消息,她告诉陈耀祖说:香港虽然已经割与英国,但人民十九还是中国人.你为广东"省长",在势不能久离职守,我当代你一行,为民请命.但我不愿直接与日人接触交涉,最好由民政厅长王英儒、外交特派员周秉三、教育厅长林汝珩与我同行,由我亲往主持,而以王英儒周秉三负交涉之责.广东大学、鸣崧学校(鸣为曾仲鸣,河内刺汪案件误中而殒命者;崧为沈崧,汪氏外甥,在港遭斧劈身死)成立未久,正在物色师资,旅港侨胞中不少饱学之士,大可抢救回省.陈耀祖当然一切唯命是听.陈璧君遂与王、周、林三人去港,而特务机关长矢畸那时已经先在香港,遂由王周向之交涉,以先行疏散难民,俾其归返原籍为第一要务.那时交通未复,请日军派轮运载,而日人则以军事倥偬,无论可以调拨.结果雇了大眼鸡船七艘,用小轮拖带返穗,直至满载为止.其不及搭船者,则结队步行,由"粤省府"派队沿途保护,一路并遍设米站,接济粮食,总计得以脱离魔窟者的在万人以上,其间如老翰林张学华、古应芬夫人何明坤等,教育界如谢祖贤、陈焕镛、郑震寰,西医如梁金龄、蒋歧、林开第等,都得藉此机会,脱离虎口.此外有不愿赴省者,如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及女公子木兰等,则由陈璧君资助其转往内地,此举得赖以保全者不少.
广东一直是缺米的省份,承平之时,除输入泰越洋米及安徽之芜湖米外,东北流域,则赖湘赣两者之接济,西江流域,则赖桂省之分润,自太平洋战起,美舰实施封锁,越泰遂无颗粒进口,而湘赣桂三省,则以旧法币为本位,与粤省之中储券,币制不同,两不通用,购买綦杂,以至米源枯竭,渐至路多弃孩,乏人抚养.陈璧君为之恻然,创设难童学校,以附设广东大学,而由教育系学生主办.更以汪文恂汪德馨躬亲其事.所有难童衣食,均由粤省库拨给,人数也由数十人增至数百人,穷苦之家,更纷纷把儿女送往教养.陈璧君常亲往规划照料,并组织太太团,轮流为难童沐浴制衣.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汪氏以鸣崧学校落成,特由京赴粤植树,并特往难童学校叁观,颇加嘉许.曾有两诗纪其事云:
一、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广州鸣崧纪念学校植树,树多木棉及桂.仲鸣?于三月二十一日,次高(沈崧字)?于八月二十二日,适当两树花时也.
两手把树枝,两泪滴树根.故人不可见,见树如见人.木棉花殷红,桂花皎以洁.
想见故人心,如火亦如雪.花飞还复开,叶落还复生.有如故人心,万古常青青.
故人心何在?乃在人心里.相爱复相亲.故人良未死.树人望成才,树木望成林.
收拾旧山河,勿负故人心.故人若归来,临风闻此曲.愿山益以青,愿水益以绿.
二、三月二十六日别广州,飞机中作此寄恂儿.
秦淮绿柳未抽芽,南海红棉已着花.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气蔚成霞.
老牛含笑看新犊,雏鸟多情哺倦鸦.乍喜相逢还惜别,却愁风雨阻行槎.
上诗第一首,曾仲鸣、沈崧均为汪氏的"和平运动"而死,故汪氏诗中,备切哀思.后一首中,老牛用以自况,而以新犊称文恂,嘉其为难童服务也.文恂为汪氏之女公子.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海上交通为美舰所封锁以后,一向赖以调剂民食的暹越洋米,已无法输运,这对粤省来说,是一项严重的威胁.而日军方面反又向粤省府通知,日本所需军米,拟在粤境划分军米区,由日军直接收购.香港仓库中洋米存底虽丰,只限于移作日本军米之用,香港民食需由粤省接济.同时澳门葡督又派经济局长罗布赴穗,以澳门米粮存数无多,要求粤省府对侨民立予供应."省长"陈耀祖面对如此紧急情况,束手无策,即面请陈璧君核示.她当场就决定了八项办法,交省府施行.
一、缺米既成定局,不患寡而患不均,处此情况,广州市应先试办配给制.
二、如日军直接采购,不仅对农村之骚扰欺压堪虞,政府亦且大权旁落,应责成粮食局统一收购,以一事权.
三、广州既施行配给制,日商三井三菱两公司购存之大量洋米,应全数照来价交粮食局为配给民食之需.
四、应筹谋对策,设法就近收购湘赣桂闽四省产米.以前日军封锁边境,不许将食盐运往抗战区,抗战区人民久苦淡食,为今之计,应即弛禁以盐易米.潮汕盐场由盐务处汕头办事处接管,责成广东财政特派员督饬重价收购,用帆船运省后用以易米.
五、广东军饷,向由中央财政部发给,即以广东财政特派员所收国税抵拨,并不另发军米.此时师长彭济华、黄克明、警务处长郭卫民颇感焦虑.陈璧君认为军警生活不足,足为地方隐忧,应以三井三菱移交之洋米等免价发给,庶不致影响治安.
六、香港既需粤省接济食米,应由粮食经济两局与港方商洽,以日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交换,俾资互利.
七、澳门既无存米,又无存货,既不忍侨民绝食,如不供应,亦恐?拥来省就食,可准由澳门政府出价购买.
八、中国田亩,向徵田赋,清代称之谓地丁钱粮,简称为丁粮.本来以徵收粮米为原则.以后变为有本徵的,有折徵的,有本折各半的.本徵是全收谷米,又称为漕,故清代设有漕运总督.折徵则按谷价折钱.广东原为本折各半省份,自海禁大开,洋米输入,始改为折徵.广东虽然为缺米之区,而各县仍多田稻,陈璧君以为因时制宜,应规复徵粮旧制,改用徵实.又广东田赋,向分钱粮与警学费附加两种.钱粮为省财政收入,警学费附加为县政收入.徵实之后,规定由钱粮所收之谷,由各县汇解财政厅核收,拨充为军警及难童食米之用.
如此八项办法,陈璧君能于嗟咄之间,断然有所决定,使皇皇不可终日的米粮问题,获得解决.其中收购日商三井三菱存米一事,与京沪收购纱布时由汪政权力争先由日厂着手为同一深得人心之举.而盐米互易办法,以抗战区缺盐已久,一旦实行,争先输换,抗战区与沦陷区间,肩挑负担,耶许之声,相属于道.此事实行年馀之后,以盐船常被美机轰炸,盐源减少,陈璧君又令"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将从前收换得来之法币,为向抗战区购米之用.粤港澳民食之得以勉渡,实以陈璧君擘划之力为多.
此外尚有小事数则可记者,于以见陈璧君平时虽似骄蹇无理,而不畏强暴,虽细故必据理力争,亦不以日军而稍易其故态.当日军攻陷广州后,于通衢要道,遍设岗位,市民经过,必须向之脱帽行礼,稍有疏忽,辄受凌辱.自粤省府成立,陈璧君返穗,目击此种情形,立召陈耀祖饬与日本特务机关长矢畸勘十交涉,终获以警察驻岗,解除市民不少行动上心理上之威胁.又广东沦陷之后,彭东原即出而组织维持会,而竟以广州沦陷之日,定为广州的纪念节,机关放假,报纸且发行特刊.民国二十九年"广东省政府"成立后,适陈璧君在粤,见报纸的纪念特刊,大为震怒,立召陈耀祖与"省府委员"至其寓所训话,谓广州沦陷之时,西濠口双门厎等繁盛地带,尽付劫灰,市民创巨痛深,尚何纪念之可言?彭东原而为此,尚不足怪,"省政府"竟对此熟视无?,殊觉荒谬.乃于翌年起,一切纪念仪式,从此全部革除,连日人所办的迅报,亦不复敢再发特刊了.
一一三、日本中共相表里的组织
汪政府的建立,形式上是一个多党政制,除以汪氏所领导的国民党为中心以外,国社党有诸青来(即现在的民社党前身),青年党有赵毓崧,无党无派有赵正平、赵叔雍等人的叁加.而国民党以内,又分成公馆派与CC壁垒森严的两个系统,仍与战前的国民政府时代一样,"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国青两党不过是素餐伴食,分得杯羹,丝毫不曾起过一丝作用.
在汪政权成立的前后,一度在京沪地区出现过一个"兴亚建国运动",藉日人的包庇,大肆活动.表面上算是像国社党青年党那样的一个政党组织,实质上是一个受日人驱策像"大民会""新民会"一般的民间团体.日人想利用无耻的亲日中国人渗入汪政府,以获得情报,左右政权,加紧控制.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本人利用中国人,而共产党则利用日本人和被日人利用的中国人,作为在沦陷区的活动机构.
"兴亚建国运动"的"兴亚"两字,一望而知就充满了日本人的味道.当汪精卫于民国卅七年底脱离重庆,转抵河内,翌年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骐一郎会商组"府"计划,一切都通过在华著名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在幕后策划(汪政权成立后,影佐被任为最高军事顾问,太平洋战起,又调往南洋,战后的第二年病死).当时日本政府希望汪政权以汪氏所领导的国民党为中心,而容纳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人士.换句话说,日本人的真意,是希望一手扶掖的"维新""临时"两"政府"人员的不被踢出.影佐是清楚未来的汪政权将以怎样一个形式出现的,有"维新政府"的人叁加,还不能满足他包办的欲望,他希望培养出一批直接可以听他指挥供他驱策的中国人,渗透在内.他就想到了组织一个变相的政党.
当民国二十八年汪政权正在积极酝酿的时候,影佐急急找他在日本时已有交谊的岩井英一商量此事,并以组织所谓"政党"的责任委托了他.岩井是上海同文书院出身,能够讲颇为流利的国语,与写出相当通顺的华文.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光葵任上海总领事时,他已在驻沪日领馆服务,那时他的职位,虽然还不过是一个副领事,但因为他是日领馆的发言人,由于职务的关系,与中国报的记者、知识份子,以及上海社会的各界人士熟识.从"九一八"以后,他一直在上海活跃,他所负的任务,可以相信也不止名义上仅是保护侨民的外交为止(岩井于抗战后期,首调任为广州与澳门的日本总领事).
岩井接受了影佐的委托以后,他一念就想到"一二八"以后曾经与他合作过情报的袁殊.经过几次密谈,袁殊表示愿意为岩井效力.既有日人作靠山,又有日人供给经费,在当时的环境中,事情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于是"兴亚建国运动"就在上海开始露面了.
说到袁殊这个人,真是有他的一手!侏儒其形,而诡计满腹,他又名学易,号逍逸,籍隶湖北,留学日本,一口纯熟的日语,人们就不会相信他是中国人.他好似天生的一个特工人才,在抗战前后,情报工作的迅速而正确,推他为第一手.他能与绝对不相容的四个方面,都发生了密切关系,分别供给情报.日本方面,是受岩井的领导.军统,他是驻沪的情报员.同时他又受命于中共,或许他还是党员.中统,他因为与CC的健将吴醒亚为同乡而又有一些世谊,因此又为中统工作.他从一方面以自己人资格得来的情报,供给其他的三个方面,又以同样的手段,窃取情报,供给情报,交互运用.他负责四个不同的方面,而又深入里层,情报的准确而迅速,也就无怪其然了.
他能够抓住任何机会,利用一个他所能接近的人.我也曾经于不知不觉中受过他一度的利用.时间大约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不久,有人把他介绍给我.他那时初到上海,还不过是严谔声所主办的"新声通讯社"的一名练习记者.相见之初,他就着实恭维了我一阵.以后他又常来看我,表面上是当我为新闻界的前辈,而向我虚心受教.我是太没有城府的人,而又犯了好胜与爱受恭维的习性,渐渐我与他交上了朋友.一次当上海市新闻记者改选的时候,他向我表示希望当选为执行委员.爱出风头,是少年人的常情,我绝不怀疑会有其他作用.论他在新闻界当时的地位,无论如何他是不可能当选的,而我竟为他全力奔走,终于使他如愿所偿.从此,他在上海新闻界开始露头角,在这一段时期中,与我的形迹也相当密切.
渐渐我开始对他发生了怀疑,因为他每天在舞场与酒楼中挥霍,这排场决非是一个正当的新闻记者所能负担,更不是一个通讯社的练习记者所应有.同时他除了与一个影星有不寻常的关系而外,在各级的妓院里他都是豪客.他又为我介识了岩井英一,时常约我到最豪润的"六三花园"等有日本艺妓的酒家饮宴.他们以日本语交谈,显然在避忌我,而辞色之间,透露出谈话内容有很大秘密.种种的迹象,使我意识到袁殊一定在为日本方面作情报,但我绝不曾想到他与中共、军统、中统都有关系.抗战前吴醒亚到上海来担任社会局长,他是奉有CC的命令负着其他特殊任务,因为我与醒亚一度在陈立夫所办的"京报"同事(他任总主笔,我任采访主任),有时去到醒亚那里,每遇到袁殊也总在那里,更使我确定了他关系的复杂,而开始对他怀有戒心,遂决计与他和岩井疏远.直至抗战发生,国军后撤,政府连往武汉,在报上看到袁殊以间谍罪在武汉被判处有期徒刑,我过去的怀疑,此时才完全获得了证实.
汪氏等在沪筹组政权的时侯,袁殊刑满后又回到了上海,有时在欢场中邂逅,仅一颔首而未作深谈,我可以想到他与日人有关系,而我完全不知他究竟此来又将搞些什么.大约是民国二十八年,忽然他被"七十六号"拘捕,罪名是"军统"的在沪情报工作人员,情形相当严重.而不料去保他的不是与重庆有关的中国人,反而是敌方的岩井.
袁殊被捕的时机,太有利于他了,刚好在他接受岩井委托他筹组"兴亚建国运动"之后.那时,他每天与岩井见面,忽然有一天在约定的时间袁殊例外地不曾去.经岩井分别向各方面查问,才知已被"七十六号"所拘捕.岩井正在需要运用他的时候,于是以袁殊被捕消息报告了影佐,要求影佐向"七十六号"疏通,同时更迫不及待地直接去了"七十六号"看丁默村,以及日宪派驻在那里为连络官的冢本中佐,请求把袁殊释放.给默村与冢本拒绝以后,岩井改变说法,说有一项重要任务正交给袁殊办理,尚未终结,必须由他出来完成,岩井最后的要求,是借用两星期.以当时日人的声势,"七十六号"终于不能不予以同意.袁殊获得释放了,岩井就把他藏在虹口外白渡挢北堍,正好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对面的礼查饭店.他以几天的时间,用"严军光"的笔名,草成了一篇"兴亚建国论",大意说了些如何应与日本协力,早日回复全面和平等一派极端亲日的言论,并声明首先要推动兴亚运动,俟发展至一定阶段时,将成立政党.所谓"兴亚建国运动",乃因袁殊的被捕,反而提早露面了.
一一四、兴亚建国运动一篇旧账
"兴亚建国运动"的主干袁殊,除了过去假新闻记者为名,进行种种不同方面的特务活动以外,他在社会上是绝没有什么地位的.论他的资格,更绝不配搞什么政党.但是他的背后,有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影佐祯昭做了幕后的动力,岩井英一以总顾问名义实际指挥,更由岩井的拉拢而予以支持的日人,尚有千原楠藏(称为"中国通"的朝日新闻记者,为前副首相绪方竹虎亲信之一,战时回日,以反对东条政策而瘐死监狱)、儿玉与士夫(现日本政界活跃,与自由民主党要角河野一郎有密切关系)、武井龙男(大川周明的学生)、岩田幸雄(现任广岛竞艇协会会长)、高挢忠作(战后在日成立亚细亚恳话会,自任理事长)、富冈天行(战后曾访问大陆,现在东京创办亚细亚研究所).看一看"兴亚建国运动"的日方人物,就可以知道日方对此如何的加以重视了.
而且,"兴亚建国运动"一开始,本部就设在闸北宝山路岩井私人的寓所(那里原为新华银行行员宿舍),挂的牌子不是什么"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而索性称为"岩井公馆",其性质更不问可知.当时中国人方面叁加的除袁殊外,有翁永清(时任兴建机关报"新中国报"经理,战后重回中共工作,在石家庄因所乘汽车出身死)、刘慕清(那时易姓名为鲁风,为"新中国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发生,又兼任新闻报总编辑.战后重回中共工作.大陆易手,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之主任秘书,"三反五反"后杨帆遭整肃,刘亦失踪)、陈孚木(陈铭枢任交通部长时之政务次长,后任招商局总办.和平后转入新四军区,再赴大连.共军南下,任国华银行董事长.一九五一年来港,旋被解除国华银行职务,闲居多年.三年前突然赴穗,据传他之叁加"兴建",系奉廖承志之命,此去为结束此一段公案,向中共作一交代,去岁因心脏病死于广州)、张资平(著名三角恋爱小说家,曾与郭沫若郑振铎等合办"创造社")、彭羲明(北京国会议员,北洋政府法部次长,战前在沪与章士钊合作执行律师职务.叁加汪政权后,一度任上海市陈公博之秘书长,胜利后赴日,在东京病死)、汪浩然(洪帮有力分子)、周伯甘(旧云南军人,现在港办"周末报")、张修明(汪政权时曾出任县长)、唐巽(CC系)、白某(军统人员)、汪馥泉(大学教授),以及费一方等.就这张名单而论,形形式式的人物,杂凑在一起,已极光怪陆离之至.实际上,一切的实权由袁殊秉承了岩井的命令执行,而左辅右弼则是中共的翁永清与刘慕清.以日人的傀儡组织为形式,而其实是中共在沪的活动机构,在沦陷八年之中,现在可以肯定说:中共在沪的地下组织,"兴建运动"也是其中之一.
在民国二十八年的秋天,岩井率领了袁殊等八个最高干部,堂而皇之地赴日拜访阿部信行首相、近卫文?枢府议长,以及陆、海、各首脑,在东京耽搁了好多天才回到上海.他们那样地公开活动,于是引起了汪政权的密切注意.周佛海是创立中共的最初十个代表之一,他是敏感的,他就不以为"兴亚建国运动"是日本的傀儡组织,而确定为中共的潜伏机构,他已在暗中准备采取行动.此事终为岩井所悉,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前数年任日本驻台大使馆叁事,现已退休)与佛海约晤,岩井亲往佛海家里当面解释,全力为袁殊等辩护,坚决不认为他们与中共有任何关系.佛海与岩井只作了假意的周旋,但并未改变他应付的决意.
佛海所采取行动的第一步,因为袁殊被"七十六号"拘捕后,岩井当时出面要求保释,本约定以两星期为期的.因此由丁默村交涉,向冢本提出要岩井负责将袁殊交还.岩井既有影佐为之撑腰,当然置之不理,而袁殊又经常躲在日军警备的虹口地区,"七十六号"更无法将之实施拘捕,迫得佛海不能不直接向影佐责问.当时佛海的态度相当严厉,说假如在汪政权下日本要扶掖一些背景复杂的人另树一帜,公开活动的话,那末汪政权即停止组织.佛海一掼纱帽,迫使影佐不能不让步,在"兴建"发起后的第二年,即民国二十九年的三月间,影佐找岩井到他家里,严令解散.岩井不能不同意,袁殊更自然不得不同意."兴亚建国运动"的名称虽宣告死亡,但袁殊等的活动却并未终止.他们决定改采思想文化运动为形式,进行他们预定的工作.并以袁殊为主干,负责领导.于那年七月间,由岩井、袁殊、陈孚木三人往南京与周佛海商谈,由佛海答应每月给予三万元的津贴,作为经营文化事业的经费,就我记忆所及,似乎还把袁殊补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以为"兴建"解散的交换条件.
"兴亚建国运动"是完蛋了,而袁殊等的活动更为积极,首先创办了一张"新中国报",因为每月要向周佛海领取三万元的经费,于是推佛海为董事长,实际上则利用日本人以外,更利用佛海为掩护.该报以袁殊为社长,翁永清任经理,刘慕清为总编辑.出版的第三天,第一版正中就登了一张日皇昭和的照相,下面的说明,俨然是"天皇陛下御照".虽然说:汪政权表面上与日人合作,但在汪政权治下的报刊,从不曾出现过什么"天皇陛下"一类的奴相尊称.那天我与佛海谈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是董事长,弄得他也摇头叹息.现在想来,不能不使人佩服共产党,当他们需要利用别人时,可以不顾一切的做得十足,使人们毫不怀疑.过去潜伏在国民党机构的份子,还可能被认为是最忠实而可靠的人员.共党的手法,确实另有他的一套!
"新中国报"中还隐匿着另一个中共重要份子,他是恽逸群.过去他是严谔声所办的新声通讯社记者,后来谔声与成舍我合办"立报"时又调任为编辑,那时他早已加入了中共.沦陷期间,他在"新中国报"写稿,形式上并不担任什么重要职务,而可能袁殊还要听他的指挥.他每天往"因风阁"(那是一群写稿人聚集的地方)抽抽鸦片,讲讲笑话,有时还为我创办的"海报"写稿,为文殊不足观,内容也从不稍露痕迹,谁也不知道他竟是一个潜伏的共党重要份子.胜利后不知去向,直至中共占领上海,他做了华东大行政区的"宣传部长"又兼"解放日报"的社长,显赫一时,在三反五反中被斗倒,现在不明下落.
附设于"新中国报"的,还出版了其他许多刊物,如"兴建"月刊、"杂志"等.单行本也出了不少,"蓝衣社内幕"等都曾行销一时.在沦陷时期,崛起了几个女作家,如周炼霞(经常为我乃所办的"海报"写作)、苏青(原名冯和仪,先为朱朴之办的"古今"一捧成名,后为陈公博周佛海赏识而自办"天地"杂志),而现在驰名海外的张爱玲,她因是前清显宦张佩纶的后裔,自称有贵族血液,有些恃才傲物,但她一面与曾为汪政权"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秘密同居,一面开始写作,她倒是为"兴建系"的"新中国报"与"杂志"所捧红,"倾城之恋"等长篇说部,就是在那时发表的.
袁殊这个人,也真是不可捉摸,"兴建"停办以后,他一度出任江苏"教育厅长"先与李士群如水乳交融,以后又依附了罗君强,他与熊剑东一文一武,曾成为君强左右的哼哈二将.他的私生活的浪漫,也不改战前故态,为了要抛弃发妻,另娶新欢,不惜报告日宪兵说她是重庆份子而拘捕受刑.曾经为杜月笙宠眷的花国副总统含香老五,与他生过一个男孩子.影星英茵的自杀,外面只知道她因旧情人重庆的地下社会局长平祖仁被"七十六号"枪毙而以身殉情,实际上为袁殊始乱终弃而怨愤自尽.他又曾想与某政要的"敝眷"结婚,其"敝眷"提出先要试婚.在苏州同宿两宵,嫌他鼾声太重,扰人清梦而告吹,此事曾喧传京沪,成为一大笑话.胜利以后,袁殊还每天出入于罗君强的家里.迨君强随周佛海飞渝,他也转入共区,现在北平"外交部"日本问题研究室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