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确是如此,河内的行刺案件,是促成汪政权直接的与主要的原因之一,虽然那天佛海没有告诉我当时的情形,而在以后数年中,我从林柏生等许多人口中知道了比较详细的经过.对此关系重要而又不幸的一幕,我先在这里对佛海的谈话,作一简略的补充.
汪氏由滇赴越,抵达河内以后,以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那里是一所两层的普通小花园洋房,没有甚么特别的警戒,当然,汪氏也从没有梦想过竟然会有人向他行刺.
当他把艳电发表以后,除了中枢要人不断有函电挽劝外,中央也两度派了谷正鼎到河内.第一次是那年二月中旬,希望汪先生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氏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当局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之不愿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如果中央坚持抗战到底,他决定偕同其夫人陈璧君与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五人赴法,等国家一旦需要他回来的时候,他依然愿意为国家效力.汪并托谷氏转致几句话,汪说:"我不离开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他声明他之出此,只是对国是的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的意气之争,他并希望中央能给予他们以出国的护照,请求中央谅解,不必强其所难.谷正鼎即将汪氏的意见返渝覆命.迨第二次到河内见汪,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他携来了汪氏等所需要的出国护照.并且还带来了一笔政府所给汪氏等的旅费.本来汪的和平主张,至此已可以完全告一段落,不料谷氏于是年三月二十日再回重庆的翌日(即三月二十一日),行刺事件发生了,使汪氏的整个行动也随之而中变.
高朗街二十七号住的人很简单,除了汪氏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以外,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与汪氏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陈为陈璧君之侄).那里的房屋,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向街一连两间,较小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较大的一间,是曾仲鸣夫妇的卧室,白天就作为汪氏会客起居之所.而行刺他们的人,却处心积虑地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在汪氏寓所的对面,于汪氏抵达河内以后,赁定了一所房屋,朝夕有人隔冲向汪寓遥窥.他们见到汪氏每天在这较大的一室与周佛海等聚谈,而且里面还有床铺的设备,因此推定这必然是汪氏的卧室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所有汪寓的人,早已熄灯就寝.有人就从花园后面踰垣而入,撬开楼下的门,摄足登楼,直抵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行刺者也早已在隔街看得很清楚,所以行刺的人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即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首当其冲的是曾仲鸣,他在开枪以前,己听到有人登楼的声息,刚好起床察看,而无数的枪弹,就直接命中在他的胸部,尤其腹部给打得弹洞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夫人方君璧(女画家,曾在港日开画展,现侨寓法国.)也身中数枪,幸而躲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尚非要害,得免于死.最幸运的是朱执信的女公子,她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刚好是一个死角,乃得平安无事.刺客听到室内的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又归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定已命中,遂携枪下楼准备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赴救,刺客在黑暗中看到人影,再度开枪轰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刺客们乃得以从容逃逸.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受虚惊,未损毫发.
虽然这行刺的一幕,结果是误中了副车,但所给予汪氏精神上的影响很大,他认定这是重庆特务人员所为,而绝不是私人的仇杀.汪氏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自从中央党部被刺中枪以后,一弹尚留体内,益发容易动肝阳.经此刺激,更引起了他很大的冲动.尤其曾仲鸣是个最亲信的部下,他的姊姊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深厚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氏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同己子,仲鸣很早就留学法国,虽然就读于里昂大学,但中文则出之汪氏的亲授,随汪诸人临摹汪的字迹能维肖维妙的有林柏生、陈春圃等诸人,独曾仲呜所写几可完全乱真.仲鸣自学成以后,始终随侍在汪之左右.当汪氏于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时代,曾氏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大小,汪一以委之.曾在中弹后弭留时,尚说:"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仲鸣之终于不起,实给汪以无限的悲伤与刺激,所以行刺案件的发生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而汪在同月二十七日就发表了一篇题目叫"举一个例"的文件,(即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己见上文.)虽然表面上在证明他的和平主张,曾经最高国防议会的正式通过,而最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曾仲鸣之死,对中央起了绝大的反感,激使他有自组政府之意.汪在河内时就说:"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在这寥寥几句中,已充分表现了汪氏的内心.行刺一幕的祸闯大了!本来已预备赴法的汪氏,因此而打销原意,曾仲鸣代汪而死,竟直接促成了汪政权的出现,这是人谋之不臧呢?还是造化小儿在暗中作弄?
八、香港成为最早的发祥地
当汪氏还留驻在河内的期内,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最早发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后由越来港,陈璧君则不时往返于港越之间.那时陈璧君是住在九龙汉口道二十六号三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则合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于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A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仆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于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汪既然决意从言论而改取行动,就由在港的梅思平与高宗武,着手积极活动.影佐祯昭所主持的特务机关梅机关,立刻与梅高取得了联系.经初步谈判协议,梅机关方面派出犬养健亲赴河内与汪氏作进一步之商谈,(犬养健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吉田茂内阁时代之司法大臣.)犬养健抵达河内以后,为避免国际注意,经常扮作越南的渔夫,在河畔垂钓,把文件放在不注意的地方,由汪方派人取送.经过了相当时期的秘密接触,汪决计由越直接赴沪筹备组织政权,日期定为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七日.汪于上一日离开了高朗街寓所,避居在山上一所秘密的房屋中,那天搭了一艘一百多吨的小船,在东京湾行驶了一百多海哩,那里早由影佐与山下汽船会社商定派一艘货船"北光丸"迎侯,遂直驶上海.
同时,汪方在宣传上,也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所有有关汪氏之主张,完全由南华日报本大本营,同国内外发表.南华日报林柏生为社长,颜加保为经理.在这一个短时期中,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因为一切对外是由林柏生出面,于是在汪河内被刺前后,林柏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袭击.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某一日,刚好陈璧君邀请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饭,而本港警察局的政治部,也约了林柏生于下午四时谈话.林于汪宅午饭后迳赴政治部,谈话完毕,因梅思平、陈春圃、颜加保等约在告罗士打饮茶,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锤从后向林氏头部猛击,林受伤倒地,而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被乘间逃逸.林经警察送往玛丽医院留医达一月有馀,始逐渐痊可.陈林则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在汪氏由越南去沪以后,留港的人,也先后于那年的初夏,纷纷搭轮追踪而往,汪政权之开场,至此几已完全成为定局.
九、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那一天,我和周佛海在这一次冗长的谈话中,他虽然已告诉了许多使我惊诧的内幕,但谈话却并未就此终止.他既已决心帮助汪氏一面努力促成全面和平,一面准备全面和平失败后建立政权,而所有筹备与折冲的重担,又统统落在他的身上.做事就需要人,而且既以上海为根据地,更需要熟谙上海情形的人,而我是那里的土着,占了地利与人和之宜.因此,他期待我的应承,更表示愿意答覆我任何所提出的疑问.
我那时的心理很复杂、很微妙,我无法怀疑他告诉我的话不是事实,而我那时内心封仍然很坚决,并没有丝毫动摇.既然如此,谈话本该可以告一段落,即使我不愿意使他难堪,也尽可运用让我从长考虑等一类的外交辞令来推搪.而做惯了记者的我,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忍不住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下面是当时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
"汪先生与日本之间,就建立政府一点上,所有基本问题,有无取得原则上的协议?"
"没有."
"那是否你们的来沪,是表示不问将来结果如何,政权将一定建立?"
"我们的立场,刚刚与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坚持不肯让步,而条件又足以妨害我国的独立自主,我们认为完全无补于国家民族时,我们随时会毅然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初步的宣布,仅是展开全面和平运动,而不是筹备建立政府."
"在日军的占领地区中建立政权,你相信会有不致于丧权辱国的奇迹发生吗?"
"我们从不加以过高的期望.初步,我们只要国家不亡,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去做,这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留信中所说"为其难"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国家前途以外,你以为在敌人的枪刺下可以做些什么事?"
"无可否认,日人在沦陷区是可以任意地掠夺与任情地残杀,现在他们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后,尽了我们的能力,即使只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分元气!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是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以牵制与阻止,而不是协助他们得到更多的便利."
"你以为有此把握?"
"应该说:我们有此决心.当然,一切还待我们的努力,以及集合许多实心为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
"从事政治活动,即需要经费,和平运动的经费,是不是由日人所供给?"
"你真以为我们会受日本的豢养吗?"
"如其可能的话,我想先知道这一个秘密."
"如其你答应我不向外界泄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在香港时代的活动费用,一共只五万元,是周作民、钱新之、杜月笙三人以友谊关系所自动资助.来沪以后,我们用的是日人应该交还我们存在正金银行的关馀.这完全是中国的关税收入,抗战以后给日本冻结了的,现经交涉后解冻,交还我们作为活动经费."
"我相信你不会是为了利禄,必有如你所说的苦衷,但表面上与敌人合作的行动,将为国人所不谅,我不敢说自惜羽毛,我的律师职务足够维持生活而有馀.我无力帮你,我也不想卷入这一个是非的漩涡."
"假如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害毁誉打算,国家的前途是可以想得到的.我很遗憾于你竟会这样斤斤于小我,当然,个人的问题,也应当在考虑之列,你或者知道法国的(我忘记了他当时所说的名字),当普法战争的时候,他单独提出了与一般相反的意见,这自然是有利于国家的意见,当时曾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诟骂他,甚至在他所住的四周,用石块投掷.然而百年之后,证明了他的心迹,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我并不为了身后是非,才说这样的话,至少,在国家与同胞在目前的处境下,稍有良知的人,应该以但求无愧之心,各人尽一些各人的能力."
"那你以为抗战前途,是完全绝望了?"
"目前的看法是如此,但抗战如有一天真能得到最后胜利,国家有救了,个人的成败毁誉,还值得顾虑计较吗?那时我愿意含笑接受法律的任何制裁."
话讲到这里,已无可再讲,我向他告辞,他谆谆地嘱咐我经过考虑以后,于短时期内,给他一个确实的答覆.
一○、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告别佛海回来,我好像做了一场梦,心里极度纷乱.自从抗战发生,我一直热血沸腾,对于最后胜利,虽然渐渐因战事的后撤而感到渺茫,但从来没有认为绝望,听了佛海的话,使我精神上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平时我很少在家,而在家时也总是有说有笑,那天回到家里,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淅沥沥地落个不停,我意兴阑珊地和衣睡在床上,妻显然看出了我怀有极大的心事,她温柔地坐向床边,问我是否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我微微地摇了一下头,她又问:今天下午叶先生(如音)约你到那里去的?我不得不简单地告诉她这一个下午的经过.我说佛海的劝我帮他,也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我们目击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敌人铁蹄下水深火热,汪先生是有过光荣革命历史的人,佛海的为人我是可以相信的,但为自身计,我又不想搞,因此使我踌躇,我不能立刻下一个决定.妻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一反她平日安详的常态,急忙说:我一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动,但这次我坚决反对你去做那样的事.想想你自己的前途,也为家庭和孩子们想想,没有人会谅解与敌人合作的任何动机!我知足,但求有一个平凡的丈夫,我不忍你给人骂汉奸,我也不稀罕你成为什么英雄,不要再胡思乱想,把今天的经过,尽量忘记.我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她仍然凝视着我,深恐我是表面在敷衍她.
第二天起,我真的不再考虑这一个问题,我如常地忙着我的律师职务.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我正在法租界薛华立路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为了一起案子出庭.一个新闻界的同业,仓皇地奔来看我,在律师休息室一看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外面,低声而焦虑地说:"你胆子真大!你真不要命?"我听了他的话,正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他说得那样严重为了什么?我说:"到底是什么事,值得你如此为我张皇?"他说:"某一方面对你的助汪行为,很不谅解,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已经准备对你采取行动了.而你,仍然照常出入,毫无顾忌!"我以为我与周佛海见面的消息,已经为某方面所知道,我理直气壮地说:"不错,我们见过面,但考虑结果,我并不准备叁加."他说:"中华日报的复刊,你不是出过很大的力吗?"我说:"我仅是为了友谊,毫无其他政治作用."他说:"够了!谁能够原谅你、相信你?现在已错过了辩白的机会.我特地来通知你,希望你有个防备,不要以自己的性命作儿戏."说完,他望着我叹了一口气,又匆匆地走了.
朋友说的话是不错的,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后,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叁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里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只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中华日报的经济一向不太好,到二十八年的春天,已经积欠了房租七八个月,业主起诉的结果,判令迁移,并将中华日报自置的德国高速度"伏美"牌轮转机拍卖抵偿.到那时,雪松才来找我.打官司既是我的职业,我就为他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以机器为蔚蓝书店所有为理由,反对以之拍卖抵偿中华日报的欠租.异议之诉终于获得了胜诉的判决,房屋与机器,也幸而得以保全.
直至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季,林柏生电叶雪松将中华日报复刊,以响应汪氏的和平主张.雪松又来找我,要我帮他做两件事:代请几位有经验的编辑,以及疏通望平街报贩发行复刊后的中华日报.一向没有政治头脑的我,自然没有考虑到政治上的问题,仅仅想到了应该为朋友解决困难,我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也如他所愿的替他办到了,料不到竟因此而可能召来杀身之祸.
那天听到了朋友的警告,我自己悔恨天真与卤莽,没有人相信我除了友谊以外,的确毫无其他作用,同时也没有地方可以听取我的辩白.外面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若干报纸上还隐约登出了我是中华日报的总编辑.在我住所的四周,也不时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徘徊,而同业中如申报的钱华等,已被人暗杀身死.无可否认,我内心有些惶惧,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我也得承认,佛海的谈话,给了我相当的影响力,正当我旁徨中,离开与佛海的那次谈话,已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等不及我的答覆,又来信约我见面.那时,他已从虹口搬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居住.我立刻回信约定日期,事实上,在与他见面以前,形势逼上梁山,我已决定了叁加这一幕历史性的时代悲剧.
一一、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第二次与佛海见面,因为他先听到我答应叁加,谈话就显得轻松得多.我并不讳言我所以愿意叁加的原因,我承认受到了他上次谈话的影响,而朋友所告诉我潜伏在我四周的生命危机,是促成我立刻作一个决定的主因.我向佛海声明了两点:我的叁加,与其说是为了政治,不如说是为了友谊.以佛海豪爽坦白的性格,我相信他不可能绘影绘声地捏造出许多史实,他也不需要浪费许多时间来欺骗像我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所以我希望能多做一些为他分劳的事,尽量不给我担任实际的职务.叶如音与罗君强曾告诉我,正在筹备一张报纸,假如建立政权实现的话,就将在新政权登场的一天,在南京出版,以代替"维新政府"所办的"南京新报".那天我说明我对报纸的厌倦,不愿再投身在最易招惹是非的场合.并且我强调对于与日人合作一点,毫无信心,自己的立场就有些暧昧,也决不可能办出一张符合他希望的报纸.
佛海完全接受了我的要求,在我谈话的时侯,不住的点头.等我一切都讲完了,佛海即表示,办报的事已有君强与如音在负责,不必再强我所难.但他很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劝我立即停止律师职务,暂时离开家到别处去住几天,现在他住处的隔壁一所房屋,目前还空关着.罗君强由渝追踪来沪以后,仍寄寓在吕班路的吕班公寓中,也不是长久之计.他预备立刻饬人装修布置,一星期后可与君强一同迁入,作为我与他共同的住所.如此安全上可以得到保障,而与他之间的联络,也可得到便利.就这样,我后半生的悲剧命运就这样完全决定了.我也于一星期后,抛弃了原有温暖的家,放弃了固有平稳的职业,携了一肩行李,迁住到那边,开始为"和平运动"奔走.
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于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于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馀,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
这是汪政权在上海所建立的最初雏型.汪氏夫妇所居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鸠工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国军西撤以后,一直空关着,在汪氏迁入以前,更在花园四周装置了了望亭,墙垣上加筑了铁丝网,利用为在沪发纵指挥与按身立命之处.
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馀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恩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当时叁加新政权筹备工作比较重要的人物,只有极少数不住在里面,除了岑德广、林柏生等以外,就是陶希圣与高宗武.一切筹建政权的工作,也在那里开始展开了,除了汪自己主持"大计"而外,那时陈公博还没有到上海,财政与对日交涉的重责,都落到了佛海的肩上.大致上职务的分配是:褚民谊与陈春圃分任"中央党部"正副秘书长,梅思平、朱朴任组织;陶希圣、林柏生任宣传.除了上述诸人外,由香港去的有李圣五、陈君慧、樊仲云等,代表国社党的有诸青来、陆鼎揆等,代表青年党的有赵毓松等,军人有刘郁芬、鲍文樾、杨毓珣、叶蓬等,无党无派的有赵正平、傅式说等.而以原上海市党部的旧人叁加的为最多,有蔡洪田、汪曼云、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一一三六弄里,不时有你所梦想不到的人物进出,他们是来讲价,来当面歌颂汪氏的"远见与毅力",以及明白表示他们所希望将来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有的在汪政权成立以后跃居了高位;有的因为斟盘不成而未曾实现.几乎那时间废在上海各朝各代的过去文武大员,自北洋政府一直到国民政府的人,都直接间接有过接触.甚至遥远的重庆与香港,也有不断的鱼雁往来,我不想在这里指出谁曾想附为汪周等的知己,以及谁曾经对于汪政权表示同情与希冀.假使这真是一出历史上丑恶的活剧的话,那末那时的人心,是人值得慨叹了!
一二、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从正金银行提来整箱交通银行发行的十元新钞,是有它无比的力量,"和平运动"的潜势力,立时在上海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家报馆中,不问是商办的或官办的,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份子潜伏着,报馆中的动态,重庆来的指示,每一个人的言论,每天都有详尽的报告.若干报纸在消极态度中逐渐转变,对汪方减轻了抨击的成份.甚至帮会方面也发生了关系,青帮如张啸林、季云卿、张德铭等;洪帮如徐朗西等,每个月都送去一笔可观的数目.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政治部的主要人员,也先后有了默契,避免了无数工作上的困难.上海社会之间,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钻寻门路,有人竟然洋洋得意地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任何一个政权的创建,定然会有大批攀龙附凤的人.汪政权在未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在沦陷区中的有利环境,以及足够的经济力,这种现象,应该他同样不足为奇.
但是汪方最重要人物所聚居的一一三六弄,知道的人反而能不普遍,"七十六号"才是被认为汪方最重要的所在.一直到战后,还有人提起了"七十六号"而为之谈虎色变的,而且在若干书报上,还有要证明其为魔窟而作了完全不实的记载.
所谓"七十六号",就是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我已在前面说过,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一所别墅,与一一三六弄同样处于畸形的越界筑路上.主持的人物是丁默村与李士群,正式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实际的权力则操诸丁李两人之手."七十六号"虽然地方很大,但房屋却并不大多,于是像一一三六弄一样,把毗连的一条名叫"华村"的弄堂,划入了"七十六号"范围之内,把原有的住户迫走,让许多叁加人员迁入居住.
这一个特务组织的形成,事实上还远在汪氏等抵沪以前.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后,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侯,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后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就在国军撤退后梁鸿志等所组织的"维新政府"时代,他早已在沪西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建立起特务机构,不时往返于港沪之间.他年轻有活力,那时还不过卅一二岁,而且受过苏俄的特务训练,他对工作表演得很好,颇得土肥原的信任,同时也引起了重庆的注意.
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季,中统的第二处处长丁默村奉命来港,目的要把李士群劝回去.丁在中统中是李的上司,两人间过去的感情还不坏,满拟以私人的情谊,阻止李士群为敌人所利用.当默村抵港以后,士群却又已去了上海,默村摸索不到士群在港的线索,而那时周佛海还留在香港,周是CC十个最高干部之一,这一点默村是清楚的.他在无法覆命的尴尬局面之下,他想到去问一下周,而又不知周的地址,他到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南华日报去访林柏生,而刚巧柏生被狙击后正在疗养时期,于是由该报经理颜加保代见后,丁留了一封信给佛海.结果在两人会面几度晤谈以后,丁反而放弃了原来劝李回渝的任务,随周赴沪,而且负起汪方特工的大任.他将士群的原有组织改组,由他出任主任,而以士群为副,地点也从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迁至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性质也从秘密一变而为公开.
"七十六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们搜尽了三山五岳的人物,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栗的血腥事件,假如汪政权六年中的措施,最值得令人诟责的话,"七十六号"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七十六号"除了丁李而外,有主任秘书黄敬斋,办公厅主任傅也文,其下的所谓行动大队,有投顺的军统大将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万里浪,中统的胡均鹤等;有原来公共租界的特别警察潘达、戴昌龄等;也有帮会中人的夏仲明、杨杰、吴四宝等.
特别是吴四宝,更为沪人所切齿、他原是一个黑社会中的流氓,一个汽车司机,识不了斗大几个字,但是有魁伟的身体,体重最少在一百五十磅以上.他是江苏南通人,却像是燕赵间的产物,他生成粗卤野蛮的性格,但知道怎样对上司恭顺,只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欢心,他毫不考虑,毫不迟疑去执行,别的行动大队所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奋勇当先,做得澈底,做得干净.什么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的集体枪杀事件,中国银行的定时炸弹惨案,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给"七十六号"所拘捕的人,只要撞在他手里,没有问一句话,先给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马威.他的妻子佘爱珍,倒是在启秀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但她也相夫"有道",能够亲自审讯女犯人,也能够携了枪械出去行动,当时人们对"七十六号"的畏惧,并不下于日本的宪兵队.他的叁加七十六号,因为他与李士群都是拜青帮季云卿为老头子的同叁弟兄.
一三、在沪积极展开政治活动
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丁默村与李士群所主持的"七十六号",虽然是一个特工机构,但开始所吸收的各阶层人物,却并不限于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七十六号"除了担负特务工作以外,也成为对外最活动的公开机构.许多不甘寂寞而希冀得道飞升的人,都在辗转设法,钻头觅缝地寻觅门路.一向冷落的极司斐尔路,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平时高喊抗战到底的人,有时出乎你意料之外,会在"七十六号"的会客室中出现.租界以内的渝方报纸,逐渐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但若干编辑与记者,却又于暗中取得了默契.汪方的中华日报,也已经恢复出版,由梅思平等轮流主持着社论.在特工战之前,当二十八年的秋季,首先展开的是与重庆方面的言论战.
汪氏除了较有份量的人物予以接见而外,那时他本人很少直接出面,一切对日本的交涉责任,都由周佛海负责.每周仅有一两次在汪氏的寓所中召集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李圣五、陈春圃等举行干部会议.以后与日方正式接触之后,问题就显得渐趋复杂,"政府"的组织、名称、权限、国旗,以至对于"维新"与"临时"南北两政权的处置等等,与日本之间,都有着很大的距离.代表军部的犬养健,不断奔走于影佐与周佛海之间.而汪周等所希望的"全面和平",同时也仍在暗中进行.周佛海曾经派遣张彬人(即影星葛兰之父)赴日试探日政府的意见.留港与重庆有关系的人士,也不断有信使往还,传达消息.但这一切都成为徒劳之举.首先,重庆对汪予以永远开除党籍,及解除一切职务之处分.当是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后,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馀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弭缝的状态.
筹组政权工作与对日交涉对渝谈和同样地在积极进行,汪系的亲信人物,陆续由港粤行抵上海.周佛海已确定了将在新政权中担任仅次于汪的重要角色,他更亟亟于在沪搜罗人才,设立了类似汉口时代他在宣传部长任内的艺文研究社组织,,暗中在威海卫路的太阳公寓内成立了机构,委派罗君强与我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直接投效或经人介绍的,经过填写一纸履历,即每月给以相当的津贴,留待政权成立时量才录用.短短数日之内,人数已超过五百以上,其间如陈之硕、易次乾等,以后都与汪政权相终始,也有填过履历,收过津贴而为了别的原因,中途变计的,如贾、潘等.过去在军政界有过地位的人,有的通过岑德广等的关系,而与周直接见面的.每当薄暮以后,常有知名的人物、偷偷摸摸地进入一一三六弄与周闭户倾谈.另外,傅式说在亚培尔路一号接待许多教授,学者与专家,刘星辰、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先后叁加.上海立时成为双方作政治斗争最尖锐的地区.
是年八月下旬,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封叁加"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函.汪氏在创建政权以前,决先利用党的名义,作一次更广泛的宣传,也使新政权之建立,有所依据.这一次会议的召开,使人们知道这一幕历史性的戏剧,势将于不久揭开序幕.当我收到这一纸通告之先,我觉得有一些惊异,因为,虽然从北伐抵达东南地区以后,我以职务上的关系,一直自动为国民党效力,但我始终并不是一个党员,这代表资格,来得未免有一些突兀,而在召开大会以前,我又忙着艺文社的事,也很少与佛海见面,故事前对此一无所知.直至收到通告以后,我去问他,他承认是由他保举我为江苏区代表,希望我能叁加那一次的会议.
一四、登场第一声的六全大会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汪氏所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系于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昌举行,即汪当选为副总裁之一次),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举行.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着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开着的只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着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于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叁加了!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上海社会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时间到了,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声,似乎特别嘹亮,一面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这是上海沦陷以后在中国土地第一次重新见到的国旗.我看到许多人在流泪、在饮泣,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直到升旗礼完成,才鱼贯进入会场.
汪氏无疑是主席,他经过了冗长的一段演讲,当他讲到国势的阽危,以及未来任务的艰巨,在声音渐渐地抽咽中结束.接着是主席团宣布了近百名的"中央委员",现在我已不能凭记忆指出正确的数字与列举全部的名单,我只记得旧中央委员,只有汪氏夫妇、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克兴额(?)、何世桢(后来何世桢又声明否认了)等寥寥数人.大会再宣读了一纸长达万言的宣言,就匆匆地结束了那一次会议.
我不想再在这里引用宣言全文,因为汪氏对于悲观的抗战论调,已给历史全部否定了,汪氏所希望于日本军阀的诚意谋和,也于六年中的体验证明是错误了.但汪氏在抗战期中所提出的"和平反共建国"的论调,在那一纸宣言中,今天读来,觉得犹有馀痛.这一个历史上的文献,我觉得还有摘录的价值:
"在此次战争中,┅┅日本深切认识中国民族意识之盛,与建国信念之坚固而不可拨,虽抗战以来,中国丧师失地,然全国人民牺牲决心,久而弭厉,将士效命,前仆后继,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所可痛心者,去岁四五月间,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中共的策略路线"一书,已被发觉.其所谓"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已定为信条.其见之于行事者: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于扫荡,但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使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使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之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于拥蒋抗日口号之下,使人民为之侧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云云.汪政权虽对国际情势因估计错误而覆亡,但对国内未来的发展,宣言中无不洞若观火,至着者执笔时为止,为期适为廿年,而国共的进退成败,无不一如这次大会宣言所指出,汪氏等其能瞑目于九原耶?
这次会议,是汪政权开场的第一声,自此以后,政权的建立,已势成骑虎,与重庆之间,壁垒更为分明,而汪方在上海的活动,也更为积极.但周佛海所负起与日方的交涉,很少有进步妥协的迹象,原定双十节"还都"南京的日期,不得不推延至翌年元旦,更自元旦推延至不可知之岁月.汪政权的最重大错误,虽然有近卫声明为其根据,但日本军部与日政府之间,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素,而与汪方直接联系的却是军部的特务机关,影佐祯昭主持着这一件事,而又无权作决定性之主张.影佐所提出的条件,竟然以"满洲国"的一切为蓝本,而汪方则以自主独立为原则,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一切现状,谈判时断时续,始终未能取得结论.
一五、陈公博无奈一死酬知己
汪政权除汪氏外,以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为两支最重要的台柱,两人同为出席中共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中共元勋,而又是最早脱离共籍者.他们虽省籍不同(陈是广东而周为湖南),又同具豪爽勇毅的性格.对于汪政权的建立,一样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两人对于汪政权之做法与看法,却有很大的歧异.
在抗战发动之前,陈周都是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陈氏不但是中央民训部长、实业部长,而且与顾孟馀为汪氏左右的辅弼.周为代理宣传部长,而又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要职,两人处于不同的派系,而对于抗战则具有同一的观点,认为以当时日本军阀的得寸进尺,咄咄逼人,最后的一战将迟早无可避免.但如立即抗战,当时剿共的工作,非但将功亏一篑,而由于中共与附共份子对于抗战的叫嚣,意味着共党的目的,不仅在藉抗战以图存,而是要借抗战求发展.同时,与日本军备的比较,一旦战端既起,国力悬殊,很难乐观.所以最早他们同样认为蒋氏所主张安内攘外的政策,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陈周两人,论其当时之地位与环境,都还没有足以左右当局的力量.佛海最多在其"低调俱乐部"中唱其低调,而公博则连此种兴趣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