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建国运动"虽并不值得重视,但当时除周佛海外,连岩井在内,都不知道是中共的运用机构.中共胜利后对外宣传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是做过汉奸的."看"兴建"中共党的人才济济,就可以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
一一五、李思浩不愿做和平工作
战争,促使社会道德堕落,尤其于对外战争时,常常会发觉到人心有时竟那样地可怕!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惜甘心媚敌,为虎作伥.日本人的翻译,宪兵队的宪佐(宪佐是被雇用的中国人,协助日宪执行职务),其残忍凶恶,鱼肉同胞,有时且较日人为尤甚.但是沦陷区中,岂尽是些丧心病狂之辈?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气氛,沦陷区恐较抗战区更为激昂.因为沦陷区中,目击身亲,国未亡而先受亡国之痛,即使平时想明哲保身,苟全乱世,而一旦激于义愤,即不遑顾及辱身蒙垢,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与敌周旋.如我前文中所写的上海三老之外,真正为了哀哀无告的人民,牺牲其一己的,还有李思浩(赞侯)与张一鹏(云搏)两老.
李赞老是浙江慈溪人,他是前清举人,在北洋政府时代,屡屡出总度支,向为段合肥所倚畀.直皖战争以后,曾被列为十大祸首,而遭通缉.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建都南京以后,他早已退隐.抗战军兴,避居香港,而太平洋战起,香港沦陷,赞老以过去政治上的地位,为日军所俘,软禁在香港大酒店,以后又被押解赴沪.
那时的李赞老,已近古稀高龄,早由绚烂而归于平淡,茹斋礼佛,不复萦心于俗务.我原来并不认识他,而且当我正在青年时代,可能受了国民党过多的宣传影响,对北洋政府中人,事先存有成见,尤其赞老曾被称为安福系的人物,在我的理想中,他一定是锋鋩毕露或者会有浓厚的官僚气息.不料以后我与他竟然成为同业,而且又共事了二年,他外表完全是一个恂恂儒者,而精细、切实、温厚的作风,使我对之完全改观.
赞老由港去沪以后,不久即恢复了自由,住在惇信路一宅狭小陈旧的洋房中,一直在闭门养晦.除了与他接近的亲友以外,社会上很少人知道他已以俘虏身份,又回到了这歇浦之滨.
日军阀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一夜之间,占领了上海中心地区的租界,日军也像过去我国的军阀一样,陆海各有其一定的地盘.上海是被决定为陆海共同管理的地方.为全国舆论中心的上海报社,丛集在以望平街为经而以二马路至四马路为纬的一带地区.那里靠近黄浦江,因此被划入为海军管理的区域,抗战时原有上海的几家大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华日报、中美日报、正言报等,都已先后停版.中华日报自汪氏由渝行抵河内,即由林柏生重予复刊,鼓吹"和平运动".其他则有日人直接经营的"新申报"、周佛海的"平报"、"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加上"申报"与"新闻报".
从日军进入租界,申新两报仍照常出版,原有人员,无一人敢于离职,但以过去激烈的抗日言论,深恐日军报复,在职诸人,都为之惶惶不安.此时要希望免为敌人所残害,只有期望于汪政府的保护了.因为我是望平街的旧人,因此商报同业,都恳托我能为他们先容.商报的重要人员,几于没有一个不曾由我分批陪着他们去谒见周佛海.佛海除面加温慰而外,答应如其日人有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一定事前消弭,或事后疏解.因此,两报人员,除新闻报的严谔声中途辞职、申报的赵君豪、严服周在日军接管以后,又继续做了几个月,再转赴内地而外,其他的人,都一直服务到胜利为止.
初时申新两报的人是那样地不可终日,而汪政权中人则觊觎者却大有人在.因为申新两报是一直赚钱的报馆,而且是居于舆论界领导的地位,许多人钻头觅缝,全力奔竞,但日海军既然声明置于直接管理之下,那末,出面主持的人选,当然是要为日海军所可以相信的极端亲日的人.一切活动的人都失望了,首先发表的是申报以陈彬和为社长.他算是申报的旧人,抗战前史量才左倾了,黄炎培主持总管理处的时候,彬和很为史量才所信任,而担任过申报的笔政.他在香港为陈济棠办"港报"的时候,就与日本人发生了关系,所以他的出任申报社长,人们全不感到意外.
新闻报本来是公司组织,从创办的美人福开森退出以后,汪伯奇汪仲韦藉其尊人汉溪的馀荫,数十年掌握了报馆的大权.在民十七八改组时,史量才想成为中国新闻业的托辣斯,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量股票,一部份则为银行界方面所购得.那时金城银行的吴蕴斋方任新闻报董事会主席,汪伯奇任总经理,李浩然、严独鹤分任正副总编辑,日海军认为力量尽够控制,人事方面,不欲多事更张,因此一仍其旧,仅责成该报遵循日本的国策而为日本宣传而已.
吴蕴斋却不失为一个好好先生,周作民由港去沪,一切退居幕后,而由蕴斋代他出面管理着金城银行,又为北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共同经营的国际饭店的董事长,同时也为银行界投有大量资金的新闻报看家.蕴斋为了团体与友谊,以照顾辛苦经营的事业,却并不曾为重庆当局所谅解,尤其他仍然为新闻报董事会的主席,重庆对他下了严重的警告.其实蕴斋对新闻报很少问事,什么都由他的一个亲戚郑鸿彦办理.重庆的警告,使蕴斋旁徨了,他急于想摆脱这一个职务,而又苦无善策.有人献计给他,如非他能寻到一个可以为日海军满意的人物做他的替身,才有脱身的机会,而且提出了李思浩这样一个人选来.
蕴斋一面托人向李思浩劝驾,希望他出来在被人侵夺时期中,保全一张全国销行最广的报纸.赞老通过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重庆他认为由他出面担当,是最理想的人选,因此覆电同意.蕴斋一面向日军驻沪武官长近藤提出由李思浩继任的意思,近藤以赞老肯出山,立即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不久,李赞老也真是出任了新闻报的社长,他过去与新闻界向无渊源,乃引起了别人的疑讶,但谁也不会知道这其间曲折的经过.蕴斋这样的苦心周旋,而胜利后仍被捕入狱,虽然钱永铭等到庭为他作证,仍然不免于处刑,难怪他这几年寄迹香江,投身禅院,要以红鱼青磬、呗叶梵经,来渡他的馀年了.
汪精卫病逝以后,陈公博代理主席,由周佛海继任上海市长.佛海倒决心想把上海好好的整顿一番,延揽了地方上有份量的人士,组织了一个"市政谘询委员会",事实上就等于是一个变相的民意机关.搜罗的人物有颜惠庆、上海三老等,而以李思浩任主席.那时上海的市政,佛海忙于财政、外交等其他工作,日常公事,委之秘书长罗君强,而对于兴革事宜,无不采纳谘询委员会的意见.前后将近两年中,赞老主持着会务,对于民食、治安、市民福利等,都有很大的贡献.凡是不能由汪政权直接与日人交涉的问题,他都以民意的名义与日人折冲.他几乎完全不谈政治,而关心的只是在敌军枪刺下的民生疾苦.我当时也备位其间,最初我很奇怪于赞老的过于和易,从没有疾言厉色、剑拨弩张的时候,而后来发觉他自有一定的不可让步的尺度,到了这一个限度时,他坚持下去,而态度和缓,不激使敌人引起反感,这样使问题反而很容易地于谈笑中解决.他不时要我们到他的寓所,研究问题的症结,并指出应采取的步骤.他也真是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使我无限钦佩于他的前辈风仪与老成典型.日本人屡屡希望他与重庆谈全面和平,因为翁文灏是他的亲家,当政中许多重要人物又都是他的同乡后辈,而他总是说二十年来早为闲云野鹤之身,人已不问政治,始终拒绝了这一项任务.我知道他的内心,他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一人,自然不会为日人所利用.当一九五○年,我离开上海时,我去向他辞行,他向我表示:将以馀年本着我佛慈悲之意,做一些慈善救济工作.十年不闻他的消息了,在羁旅中,仍不时为这样一个慈祥恺恻的老人祝福.
一一六、张一鹏出山一语竟成谶
另一位肯舍身救人的前辈是张一鹏.苏州二张,一?(仲仁)一鹏(云抟)昆仲,颇得东南之民望.在抗战前夕,敌忾同仇,曾开抗战风气之先,要组织"老子军"与敌周旋.谁也料不到张一鹏最后竟然会在汪政权中,做了六个月的"司法行政部部长".
张云搏是苏州人,前清留学日本时,与汪精卫氏为法政同学.归国后在北洋政府曾任司法行政部次长,此后在苏沪执行律师职务,担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很久.他为人短小精悍,而其刚毅倔强的赋性,恰与李赞老的优容相反.东南沦陷之后,他仍留在上海未及撤退.他是不肯自逸的一个人,上海有一个民间福利团体"贫病救济会",表面上是由闻兰亭、林康侯两老主持,而实际则由张云搏在幕后负责.他与闻兰亭之间,常常因意见相左,而两人又都是容易动火的人,就会不时大闹,但是他们倒都不是为着自已,各人坚持着的只是怎样才能做好会务.
其实,日本人也真够可怜!许多自命"支那通"的人,事实上对中国的一切,并不能深切了解.日军一面残杀抗日的人,而他自己机构以内,就容纳着许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前面我写的"兴亚建国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日本驻在上海的军部,称之为"登部队",具有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无上淫威,而"登部队"以内一个名叫苏森的高级翻译员,就是与多方面发生关系的人.他是台湾人,本姓林(此人于胜利后回台,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时期,曾任民政厅主任秘书,现已辞职,迁往嘉义),在日本士官学校受过政治训练.他具有新知识,而又研究中共问题.他虽然是日军部的雇员,但他是反日的.在上海海格路大沪花园内,就建有一个直通重庆的秘密电台,而且有重庆的工作人员派驻在内.同时,登部队与新四军作物资交换,又是他从中居间促成.那时他不过三十二三岁的年纪,与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生瞿女士结婚.他对张云搏却非常景仰,不时去向他虚心请教,由于他对登部队方面的影响力,张云老渐渐的为人所注意.一次日大使向汪氏闲谈中,提到汪政权的人事问题,日大使表示如能罗致张一鹏在"行政院"内任职,以他的资望,可以增强阵营.汪氏想到了在日的一段同窗之谊,也起了请其出山之意.经陈公博与周佛海一商量,认为如能得张云搏叁加,当然是好事,但苦于过去并无深切交谊.他们想到陈彬和是与他苏州同乡,于是由佛海打了一个电报给彬和,以后公博赴沪,又约了彬和谈了一次,要他去向张云搏先容.那时云老住在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对面的一条弄里,彬和一见就道达了来意,不料他闻言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与我兄仲仁为朋友,我与你也已两代世交,你为什么不为我谢绝,却反而来劝我?这分明你是有意来害我."彬和在港办"港报"的时侯,张一?住在九龙汉口道,相处密迩,往来有素.他们的立场,应该为彬和所深知,所以张云搏以严辞相责.彬和当时却接着说:"我没有为日本人拉过一个人,但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爱国份子,有六百馀人被日宪逮捕后分别寄押在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的中国监狱中,不审也不判.他们的生命正处于危险的境地,非有肝胆的人,出来主持,将不能挽救.我请你出任司法行政部长,希望你能运用权力,使他们得重?天日,这与你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抵触."云老听到这一番话,半晌没有作声,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那末,三天后你来听回音吧!"
三天后彬和遵约前往,原来他已通过徐采丞设立的秘密电台,把经过情形,向重庆请示,重庆的覆电,是由钱新之与杜月笙具名的,电文只短短的两句:"请念令兄遗志,公病万勿食冰."他取出来电给彬和看,问他懂不懂电文的含义?彬和一看就知道"冰"字与"彬"字是谐音,意思很显然教他不要听彬和的劝诱.彬和叹了一口气道:"像你还只会为自己打算,那六百人的命运,只可委诸天命了!"不料云老跳起来说:"我做,但我只做六个月,一天也不多."彬和又说:"六百人如能由公释放,就是三个月也可以,六个月后的去留听公自便,决不再来相强."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彬和覆电给公博,就由汪政权发表为"司法行政部部长".发表后汪精卫去沪,还亲自往张寓去存问过一次.
还记得张云搏就职以前,在上海华懋饭店招待各界,起立致辞,我清楚记得他声明了两点:一、任职以六个月为限,决不多一天恋栈.二、他说:"人家以为南京政府(按指汪政权)是有传染病的,而我是戴了口罩去的,我保证自己不会被传染."他的演辞,公然指汪政权为有毒菌的传染病,在报上公布之后,自然引起了汪政权中部份人的不满,结果还是汪氏支持他,汪氏说:"我一向主张负责任,说老实话,他说的就是老实话.能牺牲一己,现在肯实心为国为民的人太少了,我们不能徒作口舌的争辩,予他以不快."这事因汪氏的恢宏,而终于没有生出别的枝节.
另一次是汪政权收回了租界,上海各界假戈登路"美琪大戏院"举行民众庆祝大会,请张云搏演讲.那天我担任主席,我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的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一百年来的污点;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但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避乱逃难者的生命,也积聚了东南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了这一项人为的保障,今后从事革命工作者,势必永无藏身之地.因为我心理上有着这项矛盾,我根本没有准备演辞.事实上主席需要讲的话,只须对演讲者作简单的介绍就够了,而那天云老来得迟了,我勉强敷衍了十分钟已经期期艾艾,再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不知将从何说起,正在为难的时候,他赶到了,一上台说了一些照例的法权等的意见而外,而他的结论,却寄以无穷感慨,他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使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言外之意,对日人势力的踏入租界,表示异常的不满.两次演讲中,他能不为当时的势力所屈服,侃侃而谈,处处表现出他的倔强精神.
在他担任"司法行政部长"任内,经他与日方的交涉,真把寄押在镇常苏锡一带监狱中的爱国份子,如三青团的王维君等全部释放了.他是法界的前辈,对司法界也雷厉风行的加以整顿,记得一次上海北四川路宪兵队长去看他,说有一个他的寄女在镇江被中国法院拘捕了,要求他徇情下令开释.云老只厉声反问他一句话:"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使得那个宪兵队长哑口无言,狼狈而去.
他并不整天做磨桌子的功夫,常常出巡各地监狱,与羁押的狱囚谈话.不料他在巡视狱中时沾到了专门传染斑疹伤寒的白虱,因此得病,终于不治而死.他死的一天,刚刚不多不少,是就任"司法行政部长"后的整整六个月.一语成谶!事实上竟为了六百个爱国份子而牺牲.他保证自己不会得到传染病,汪政权却并没有给他任何一丝不快的影响,而他终于死在真正的传染病中.
苦难的沦陷区民众!还幸而有几个人能挺身而出,为他们解除若干痛苦,上海的三老,是大家知道的,三老背后的李赞侯、张云搏两者,今天还有谁纪念他们的辛劳?胜利以后,沦陷区有人上书当局,为张云老表白,而政府终于在他的身后,把他苏州原籍的祖产都没收了.人死了,论理刑事责任也自然归于消灭,不料民国时代,还有类似鞭尸的古风!
我与这两者,私人间并无什么恩怨,而在当时受他们一柔一刚的薰陶,对他们"我为人人"的精神,犹觉不尽低徊景仰.沦陷区中的一切,本来全是变局,即表面上与敌人合作的人,不少都有他们的抱负与苦衷,但是千载而后,又其谁知之其谁悯之呢?
一一七、周佛海拒不听书生之见
汪政权好似注定要成为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不待二次大战的终结,在短短六年之中,患难重重,不幸事件已接踵而来.当在沪酝酿时期,想全力进行的全面和平,重庆方面几乎全无反应,政权既已决定成立,而以日方坚持以"满洲国"为蓝图,汪氏等以尽力挣扎之故,日期又一改再改,中间加以高宗武陶希圣的叛离,发表的日方提案原件,为举世所诟病、所腾笑.汪政权成立于民国二十九年的三月三十日,汪氏于同月十九日往紫金山谒中山先生陵寝祭告,为其序幕,而悲声泪影,俨同丧仪.其后不及两年的时间,日本倒行逆施,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的爆炸声,已成为日本与汪政权同归于尽的丧钟.旋汪氏以不堪精神上的磨折,民国卅三年冬,又抱恨以终.那时盟军麦克阿瑟元帅领导的跳岛作战,已发挥无比的威力,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地毡式轰炸,由东京而遍及各大城市,日海空军已近于歼灭的阶段,乃不得不以神话式的"神风特别攻击队",用血肉之躯,与炽烈的炮火相拼.而在沦陷地区,以汪氏的声望与才智,尚且只能稍解民众一时倒悬之苦,终未能扭转乾坤,有所作为.陈公博于日暮途穷之日继位,更何能有裨于大局?汪政权的将随日本以"共死",任何人都知道已仅是时间的问题.
到了和平的那一年,即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年)的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败绩,已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于是不得不叫出"本土作战"的口号了.汪政权中人,尤其惶惶然感到紧张危急.其间最为焦虑的当然是周佛海.他担负着双重任务,一面要与日本人继续敷衍,不使老羞成怒,至使沦陷区的地力与人民,为其泄愤的对象;一方面更要负起重庆所交付他的使命,等一天大反攻发动时,如何配合策应.因此与重庆军委会暨第三战区的两个秘密电台,这期间每日通报频繁.正如佛海写给蒋先生的密函中所云:"急则泄漏堪虞;迟恐准备不及."以佛海的处境,诚难做到自全与两全之道.
在华的日军,总数约在三百万人之谱,汪政权区区六十万队,加以武器窳旧,真要在反攻时担负敌后作战的使命,实属不堪一击.而佛海于无可奈何中仍对之寄以重视.他时常与我谈及军事问题,以为他可以掌握的部队,有孙良诚、吴化文、任援道、李长江、郝鹏举、张岚峰,以及他直接可以指挥的财政部税警团,与上海保安部队,尽管作战不足,牵制总是有馀.但是这不过是他所作的万一之想,他自己也知道以当时情形的复杂,今后实属毫无把握而言.一次,他与我谈到未来的问题,他一再以处境的艰苦,频频叹息.我为了与他私人间的情感关系,发为卤莽之谈.我说:"你现在的做法,是被动的,是等候着局势的演变再定应付的方针,事实上,你是在等待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为今之计,应该只有两条路可走:假如你是忠于蒋先生的话,并为了洗刷你的与敌人合作的嫌疑,现在应该立即采取主动.一面秘密调遣你认为绝对可以信任的部队,出其不意,与敌作战,从里应以求外合,或许可以提早中美联合大反攻的时间,也加速了敌人的崩溃.准备完成以后,应该光明正大地发表宣言,表明心迹,历数日人在沦陷区的罪状,以及揭发其如何有灭亡我国的野心,昭告世界.这宣言,我愿意在我所主持下的南京"中报"、上海"平报"与"海报"揭载.以微弱的兵力,而且在敌人占领的地区,这样做当然万无侥幸之理,但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一死不但洗刷了被人所加于你我"汉奸"的恶名,死得也太有价值了,我认为这是你应走的上策.中策是为着你个人打算了,一切维持现状,与日人和重庆两面敷衍,但以精锐的主力,集中至苏北一带.日本的失败,已可以断言,一旦重庆蠃得最后胜利,东来接收,因为你有兵力在手,当局为顾全地方的糜烂,不能不对你有所羁糜.而且,依照过去的事例,在中国,有兵斯有权!当局更不能不有所顾忌.上策是采取积极的主动,中策是运用消极的主动,陈兵以待,看风使舵,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留一个退步,比之将来俯首贴耳,受人宰割,为保身之计,这中策也值得你的郑重考虑.你曾经对我说过:""张汉卿的结局,就是我的榜样."像你现在的踌躇却顾,静候别人到时的生杀予夺,这无疑是下策了."我自以为这一席话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辞,以佛海的智慧,或者会有所斟酌改变.不料他对我的反应.只轻描淡写地在苦笑中叹息,他说:"这是你的书生之见!"话不投机,我自然不便再多说.佛海也就如常的一直因循了下去.
其实这时离日本的投降,已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也问过佛海,日本还能有多久的挣扎.而他的判断,认为至少还有一年以上,理由很简单,到此时为止,日本的海陆军还保有四五百万人的实力,他们一向热心于军国主义,即使太平洋方面完全败绩,日本本土作战还是有此力量.尤其大部份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他们夸耀从"七七事变"起,还没有打过一次真正的败仗,所以甚至日本本土的战争结束,而在中国领土土还可能继续顽抗.佛海的完全不理我的献策,以为我想得太单纯.他所焦虑的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作困兽之斗时,人民比侵略当时将要遭到更大的浩劫.他希望以螳臂之力,配合重庆的反攻,阻止日军最后失去理性的蹂躏.当然,那时他不会知道结束大战,仅凭藉了两个原子弹就避免了以后牺牲于战争中无数人的生命.雅尔达会议,虽然罗斯福曾经以美国已有可用的原子弹透露给邱吉尔与史大林,但相信重庆的最高统帅,也可能不会知道.美国的在华军事人员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前,与重庆当局,仍在会同部署反攻计划.佛海也在暗中着着布置驻军的分配,以及经费的筹措.
负责对东南地区反攻责任的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虽然他与佛海之间有秘密电台经常保持密切联系,但卅四年的夏季,又派遣了高级叁谋章鸿春来沪.(陈公博在南京宁海路狱中所着"八年来的回忆"中,指顾氏派了高叁柏良与公博商订军事共同行动纲领.我没有见过柏良,可能顾墨三在在从事两面手法,分别与佛海公博商洽.)当然,我事前并不知道,老友何西亚(战前曾任上海时事新报香港国民日报总编辑多年,与陈布雷因同事关系,有深厚友谊.太平洋战起,在港被俘,来沪后在我主持的平报撰稿,虽未叁加汪政权,但生活由周佛海李士群和我维持的,他向我亦不讳言在第三战区中负有名义,在沪工作)来告诉我,顾司令长官派了高叁章鸿春来沪,布置地下军事,希望我引见佛海.当天我见了佛海,他承认电台中顾祝同曾经事前通知过他.那晚由西亚偕章鸿春到我福开森路的家中,佛海的家与我仅相隔十馀步之遥,我立刻就陪了章鸿春去见佛海.他们谈话时我没有叁加,记得以后他们又继续面谈过一次.一天,西亚又来看我,说章鸿春向周佛海商定了要由佛海派一个比较熟悉佛海情形的人,常驻第三战区司令部,顾祝同所属意的人选已决定是我,要我向佛海请示何时可以偕章鸿春同赴内地.虽然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会要我去,因为我想到可能是出于西亚的推荐,也可能当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曾经枪毙了一个新闻记者刘煜生,而引起举国的轩然大波,尤其上海的报界更为愤激.虽然最后由顾祝同托杜月笙出面调停,无形消弭,但当时佛海方任江苏教育厅长,曾经有电报给我从中斡旋,得使事态不至扩大.也许顾氏还记得我与佛海的关系,就随便指定了我,所以我并没有问西亚,等我去见佛海提出这个问题时,佛海说:"我向章鸿春曾表示同意派你去,不过是敷衍他.日本人这几年对你相当注意,如你去而复返,会立时发生问题;如你常驻那边,那我有许多事是经你居间联络的,我还想不出可以继续你未完成任务的人.况且策应反攻军事上的共同纲领,我已与章鸿春当面说得很清楚,以后从电讯中接洽也就可以,事态会随时变化的,派去的人一经离开,就会变得隔膜."我以佛海的坚持,就失去了早日离开沦陷区的机会,也就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以后章鸿春何时离沪,我完全不清楚.而大约三个月后,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佛海终于没有接受我的这"书生之见",他太信仰政府,绝不曾为自己设想,至落得个瘐死狱中.而其他握有兵权的,政府多予优容;佛海反正最先,联系最密,终不免于家破人亡,何慨也!
一一八、以临怒的心情赶办后事
章鸿春的事方告一段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的机要秘书袁惕素又潜行来沪了(惕素现在台湾).我与他的胞弟是共同发起"南京兴业银行"的人,而且平时的感情也不坏.他来要求我对他的哥哥予以掩护,说他的哥哥只为探亲而来,并无其他任务.但我知道探亲一定是饰词,军统局本部的机要秘书,如无特别使命,不会随便放他到沦陷区的.我仍爽脆地答应了尽我的可能后,随后他们回来看我.我毫无隐讳地谈到佛海的用心与处境,我说:"假如戴先生(笠)真心与佛海合作的话,这里的一切策应反攻筹备工作,不必费重庆一人一枪一钱,一定尽力接受重庆的任何调遣.从佛海起,大部份人都愿意为国家效命,所虑的是军统局与佛海间的联系,不知是否全出于最高当局的意思."惕素似乎颇为我诚恳的态度所感动,他表示虽然他是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而他曾经在侍从室做过事,与陈布雷又是同乡关系,他似乎与布雷有更深的交谊,他说:"我知道佛海先生与布雷先生为好友,布雷先生一直关念着佛海先生,我回渝以后,愿意把此地的一切,除呈报军统局备案外,同时也以私人关系,报告布雷先生."
我把与袁惕素的谈话经过告诉了佛海,更附加了一些意见,我以为现在佛海与军统间的联络,在我们是出于真挚,而军统可能仅是一种手段上的运用,所有通过秘密电台的来电,虽一律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但蒋先生是否真知此事,无从证明.况且由蒋伯诚带去给蒋先生的信,迄今尚无回音,既然袁惕素自告奋勇,愿与陈布雷接洽,以布雷与蒋先生的关系以及对佛海的友谊,他为人谨慎,或许可以窥探蒋先生的真意所在,而我们也可以有所准备.佛海颇以我一一为是,要我详细告诉袁惕素此间的一切真实状况,以及兵力的布置情形,请他避开了戴笠,直接向布雷说话.如其布雷接受为蒋先生与佛海之间的挢梁,需要进一步接洽时,只要布雷随便写一个纸条,上下不必具名,给日军搜到了也不要紧,反正我们认识他的笔迹,佛海可以派我赴渝与布雷作具体磋商.惕素以为因此或可立一大功,他在军统中曾一度被禁闭于息烽集中营,他希望能重回侍从室跟布雷做事,于是匆匆提前离沪.他说初步见到戴先生以后,将先有电报.但是个这一去,从此就如石沉大海,直到胜利以后,才随同军统叁谋长李诵诗等来沪襄办所谓"肃奸"工作,我又与他再度见面.又一天,佛海要我去谈话,他说:"陈立夫要他办一个较具规模的印刷机构,以为反攻时作敌后宣传之用,我付托给你负责尽速筹备.需要多少钱,可以问我要."我没有问他是谁带来的信,我认为不问是否出于陈立夫的意思,既然佛海决心付出生命的代价,从事策反工作,宣传工具是必要的,而且我也乐于担任这一项任务,但是我以为要筹备一个印刷机构,钱是小事,需要的时间太久,战事以后,海运中断,器材的购买极为困难,因此我提议不如把毫无用处的"平报"停刊,不必另起炉灶,就利用"平报"原有的职工与机器,留待他日之用,佛海同意了我的建议,并且要我立刻进行.
那时已经是卅四年(一九四五)的六月,即使完全昧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佛海旁徨焦虑的神态,已明白告诉了我局势的紧张,我像一个患有癌症者经医生告诉了他的死期一样,不必佛海的叮咛,我也急急的需要办理我经手的一切后事,平报终于在三十四年的六月停刊了,我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辞,但我写的休刊辞出了毛病,在那篇文章中,我说:"等待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将随时立即复刊,起而效命."这双关的语意,并不曾逃过日本人的注意,他们知道我说的"国家需要"的含义,日本宪兵将对我采取行动.幸而为日人所信任的"申报社长"陈彬和陪了我分向日本陆海军报道部、宪兵队、大使馆,以及其他有关机构费尽肩舌,再三解释,才算又逃过了一关.
"平报"是停版了,但全部职工,一个也未曾解散,因为我个人同时办了一张"海报",虽然是一张小型四开报纸,但内容绝不谈什么"和平运动",更不谈什么"大东亚圣战",写稿的人也极一时之选,现在台湾、大陆,以及香港的许多文化人,还都是那时的编辑与撰稿人员,销路曾经盛极一时,钱也赚得不少,我就以海报的盈馀,维持"平报"职工的生活.那时纸张来源已缺,早经由"宣传部"配给,我在停版前抑低了"平报"的发行额,把积馀的纸张,有数百吨,把它砌在夹墙之内,以避日人耳目.更恐怕反攻时电厂被炸,电源中断,更装置了植物油发电机,以备不虞.我比了"平报"未停版前反而更为忙碌,其实一切的准备,徒然白费了心力,胜利后吴绍澍来接收后改为正言报,原班人马,原来设备,换了一个报头,就顺利出版了.原意作为敌后宣传之用的,却始终没有机会能有所表现.
其他,我没有担任过汪政权的任何实际职务,排的空名,不须做什么结束,而我一手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在南京有自建的大厦,在上海有分行,因为这是能供给佛海机密费用的所在,他也曾以全力来支持.因此行中有着庞大的存款数字.我算一算积存的盈馀,不动产、物资等不计外,所掌握的金条与现款,照那时的开支,即使立即停止业务,也足够维持两年之久.我为了一旦反攻开始,将无暇料理,因此分别通知几个大存户,如上海市政府、统制会、禁烟总监部、盐公司以及许多政府机关,将存款全部尽于六月底前提清,准备开门坐食.不料我手下的经副理等,他们固然不知我用意所在,同时,没有了存款,他们也将无从于中取利,他们误会我一时为了什么意气,竟去通知别人提款,他们却反而去疏通存户照常存放.平报是顺利结束,毫无后累,而"南京兴业银行"则仍继续营业,和平后乃加重了我无限的困难.
我真是以临终的心情,在积极赶办后事.我不以为国家会对我有所处分,因为我幼稚得确信"国无信不立"的话,虽然我没有建立一点功绩,只是帮着佛海奔走,但秘密电台上不断传来对佛海等的嘉奖电报我是看见的,又因为我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办理了一切他所应办的事,他一直向我提出过无数次保证.而自称有蒋先生亲笔手谕从事敌后工作的前北平市长袁良,我又叁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徐采丞从日本人手中取得来的钱,成立了民华公司,把沦陷区物资尽量送往内地的孔祥熙、戴笠、杜月笙、顾祝同等所办的通济隆公司,我又是常务董事,而且采丞确言曾向军事委员会备案.我甚至没有想到我曾经前后遭过三次通缉,将来在"整饬纪纲"的名义下将不会幸免.我想到的只是眼前的事:日本人可能发觉我的行动而随时牺牲,反攻时我必须如常奔走,锋镝下也无法避免危险.我自己知道不论那一样遭遇,总之已到了生命的尽头,要趁我一息尚存,把可以料理的事料理清楚.
两个月内差不多一切整理得已有了一个头绪,随时准备接受局势的突然变化.因为自维死期不远,心理上有了变态,要趁未死之前,尽量享乐,有人看到我带了成群的女侣,过着豪华的生活,以为我是得意忘形.除了佛海,谁也不了解我那时怀着的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八月四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所投掷原子弹的爆炸,报纸上已宣布了这一个消息,我们只知道这一个新型炸弹威力的伟大,但日本并未发表死伤人数,我们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原子爆炸,这爆炸将迫使日本放弃本土作战,而日本的投降已在眼前.八月十日的中午,我还在佛海家里与他同饭,他说由于长崎广岛被炸损失的浩大,看来战事将缩短于半年以内结束.反正总有这一天会来临的,我仍然不以为意.那天晚上,我在上海亚尔培路二号的私人招待所中,依然自得其乐地的了许多朋友饮宴.八月上海的天气,还是十分酷热,我们在草地上的晚风中进餐,餐毕回到室内平剧清唱.记得那天宾客不多,有位名伶姜妙香、张淑娴以及名票张四小姐(影星葛兰之姊),以及影星胡枫等人,他们在轮流吊嗓.我悠闲地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侍后告诉我是周公馆来的电话,我一接听是佛海的声音,他说:"有要紧事,你立刻来吧!"我送走了宾客,急忙去至居尔典路周家,佛海坐在楼上起坐室中,面容很沉重,一看到我进去,第一句就说:"电台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不料这可以想到的这一天竟是那样快就来了,我为他的话所惊住,呆立着不知如何作答.
一一九、飞下来钻出来放出来的
佛海所告诉我的日本投降广播,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情绪一时有些陷于混乱,心里浑不如是喜是忧.八年抗战,终于蠃得了最后胜利,尽管胜得很惨;胜得很侥幸,而凡是稍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定会因国家的得救而感到高兴,沦陷地区也可以不再因反攻而重受锋镝之苦.但是日本在华军人的态度既不可测;自己未来的遭遇更不可知,思潮起伏,既然彼此具有同样复杂的心境,我与佛海遂至相对无言.
正在此时,罗君强醉醺醺地也来看佛海,他刚从虹口叁加了一个日本人的宴会回来,宴会是磋商有关上海的某一个问题,君强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身份代表前往,交涉中大概日方作了若干让步,君强满怀得意地向佛海絮絮作报告,因带有几分酒意,就显得特别轻松,而佛海似乎完全心不在焉地在敷衍着他.最后君强又说:他曾经与在座的日军人谈论到战局,一致认为日本还保持着强大的陆军实力,即便在太平洋各岛中战况不利,海空军损失重大,而一旦在日本本土作战时,将一定给美军以惨重的打击,时期也至少能维持至一年以上.再不幸日本本土作战失败,那末中国境内的三百万兵力,更将战至最后一人.佛海在苦笑中说:"难道你们还没有听到日本投降的广播?"君强愕然,好似酒意也就醒了一半,默然不复唠叨.我忍不住问佛海道:"你今后将何以自处?你有没有准备好收拾残局的整个行动计划?"佛海道:"此时我心里乱得很,不知应如何着手,大体上我一面将先向重庆请示:一面将赴京与公博洽商.政府(按指汪政权)一定应该迅予解散,但要应付这复杂的环境,与收拾六年特殊的局面,我焦虑的是不是能不再另生枝节,至使地方再遭糜烂.我所能为力的,也只能随机应变.你与君强经手的事,也先好好的作个结束,以等待我最后的决定.".我与君强在黯然中一回离开了周家.
那晚回家以后,自然不再能好好的入眠.我告诉妻以日本投降的消息,彼此商量了一阵,也谈不出什么道理.一切当然应该作最坏的打算,澈夜我在检讨自己六年中的所作所为,更在猜想不知重庆将采取怎样的手段.我为佛海的命运焦虑;也为了自己的前途而烦乱.这样辗转反侧,直到天明始朦胧入睡.忽然妻来唤醒我,说蒋公馆(伯诚)来电话,有要紧事要我就去.我匆匆起床,一看时间已是中午,胡乱吃了饭,就赶看到了百乐门蒋家公寓.
蒋伯诚自经那次于病况危笃中,为日本宪兵掩捕,替他抽出两百CC血液以后,高血压虽未平复,半个身体也仍然瘫痪,惟一时已无生命危险,但一直仍卧床未起.他的继室前名女伶杜丽云把我领入房内,有两个人已先坐在他的病榻之前,我认得一个是曾经为了要优待被捕的重庆地下份子而与他谈过的提篮挢监狱的典狱长沈关泉,另一人却并不曾见过.伯诚招呼我坐下,为我介绍这一位生客,说就是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书记长庄鹤礽(现在香港办学校,胜利后曾帮吴绍澍接收了我主办的"平报",恢复"正言日报",后赴台主持台湾省党部,并出版"平言日报".我所认为惊异的,是他的报名竟合"平报"与"正言日报"为一.在我刑满归来赴台旅游时,他并曾托人请我担任笔政,我以一个被接收人员而不免于自惭"形秽",终于谢绝了他的邀聘).伯诚一介绍,使我想起了我与他虽未谋面,而渊源不浅.在他刚遭逮捕,还羁押在贝当路宪兵队时,因他自己不肯供认为庄鹤礽,而限期要毛子佩交人,结果由我供给了"平报"的职员证助子佩脱逃,我也且险遭连累(事详前记).而在他坐牢期内,他的一位为邵式军任看护的胞妹,又不时来我的银行作经济上的通商.我与他虽非故人,经伯诚一介绍,就上前与他挥手,欢然道"故"了.但是我心里在想:他还在服刑期间,如何会自由出入?而且公然由典狱长陪同而来?
伯诚终于开口了,他说:"鹤礽等已经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急于出狱展开工作,提篮挢全体被押的同志推他为代表,要我设法,所以请你来去与佛海商量一下,让所有关闭在提篮挢监狱中的地下工作同志,一律予以释放."庄鹤礽也接着说:"我们今晚要出狱,而且一定要今晚出狱.我坐等在此,听你的回音."我照事实告诉他:"这事我不能擅作主张,我转告周先生后再给你们答覆,但我不能担保能如庄先生所提出那样紧迫的期间."
我辞别了伯诚,迳往佛海的家里.不料佛海一场大病之后,并未复原,一受刺激,又复病倒,我去时正发着高烧.日本驻沪军队"登部队"的叁谋长也去看佛海,两人正在病榻前密商.我不便进去,在起居室中坐候,大约经过了一小时有馀,才看到"登部队"的叁谋长辞出.由于他面部所表现的一脸愠怒的神情,使我感到事态的可虑,我进入佛海的卧室时,看到佛海烧得满面通红,而且发出微弱的呻吟之声,本意不必急急冒昧代陈,但想到沈关泉与庄鹤礽还坐等在那里,我鼓勇把蒋庄两人的话和盘托出地告诉了他.佛海听完之后,哼了一声说:"你不要理这般孩子们的胡闹,伯诚竟也会不顾当前环境,如此卤莽!"他喘息了一阵,又继续说:"刚刚"登部队"的叁谋长来看我,他表示:"在华部队,将不奉日皇的谕诏,拒绝投降,继续与中美联军作战."他进一步希望我能统率我所能指挥的军队,共同进退."我反问他道:"那末你是怎样答覆他的?"佛海又说:"自然,当重庆军队未开到之前,我还不能有太明显的立场.我敷衍着他,但坚持不应再使疮痍未复的地方,再受浩劫.但他毕竟也窥察出了我的真正态度,谈无结果,含怒而去.在如此情形之下,日人正在谋作困兽之斗,假如我把日本寄押的狱囚释放了,我相信他们还没有走过外白渡挢,势必再被抓回,可能日军在失却理智之时,会加以杀害.我不忍他们到胜利以后,因一时之冲动,枉送生命于日人之手.况且,狱囚是寄押的,要放也得与日方交涉,我虽是行政院副院长,但无权下令,此事也得商之吴颂皋(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处理.他们给我期限,那竟像是哀的美敦书了,谁也不能强迫我这样做.你去告诉伯诚,要他们想想明白,但我也一定尽我力之所及."佛海的话也自有他的困难,他的见地,我于不得要领中,去答覆在焦待中的庄鹤礽.我把佛海的话,改得尽量和缓,惟仍然把佛海说的意思完全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