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庄鹤礽跳起来了,他厉声说:"到今天,你们还怕日本人,我们却不怕.胜利了!这是你们的立功机会,最迟今晚,我们一定要出狱,你们倒要想想明自."当时他说的话还不止这几句,言辞神态,都超出了请求帮忙的应有礼貌,虽然我原谅他因胜利的消息而陷于狂乱,因有了出狱的机会而失之冲动,我仍然感到愤怒,我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姿态,胜利者的面目!他自己不知道现在还是生杀由人的时候,而已忘记了当前的危险,我于怜悯中忍住了怒气,我告诉他:"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有生命的危险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并不是重庆的工作人员,过去与现在,基于我们的良心,以尽做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不想立功,也无意邀功.假如你认为我们是同志而来商量的话,不应当有此态度;假如认为我们是敌人,那暂时我们无法接受.希望你能恢复理智,转告大家忍耐一时,周先生一定尽力设法."一场无结果的争论,经伯诚的调停而结束,伯诚劝鹤礽仍暂回监狱,我眼看着沈关泉带了他离开了蒋寓,再渡最后几天的狱囚生活.
我往佛海那里告诉他这事的经过,我声明不愿再预闻此事,怀着不快的心情回家.那天是八月十一日,似乎到第二天不知第三天晚上,终于由佛海向各方安排好了,让这批关在提篮挢监狱中渴望恢复自由的地下工作人员,提出释放.我知道那晚佛海夫人杨淑慧还亲自带领了一批人,去至监狱,并给予每一个人以一笔现款.因为局面尚还未定,周太太谆嘱他们这几天要格外小心.沦陷区的老百姓颇有不满于当年的接收人员的,说是一声和平,有些从地下钻出来,有些从天上飞下来.其实应该说:第一批实实在在是从监狱中放出来的.
一二○、上海第一个被接收的人
局面一变,社会上的一切也全都变了,连友谊与人情也不例外.胜利的消息已传遍全沪,除了我主办的"平报",以及"国民新闻"先期停版外,各报都照常出版,而且又回复刊载出不利于日本的言论.人心于兴奋中很安定;就是物价突然高涨.全市重要地区仍然由日兵站岗,日军布告继续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汪政权所属的一切有关机构,都纷纷赶着办理结束,静待接收.
八月十三日的下午二时,我在亚尔培路二号吃了中饭,事前接到了中国实业银行召开董事会的通告,因为我代表官方财政部担任着常务董事,那天开会办理结束,这是最后一次的会议了,各种文件都等待我会签,为了责任关系,我必须叁加.我正待出发,忽然黄敬斋来电话,说有要事面商,务必要我等他.我告诉他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会开会的时间已到,有事可在傍晚时见面.不料他的口气突然理得严厉,他说:"中统局与市党部的嵇希中与朱应鹏因要立即开始行动,责成我为他们预备廿辆汽车,五百枝木?枪,以及配备五千发子弹."我对敬斋说:"你是知道我的,我既不管理物资,也不带领军队,我那有这样东西?"他说:"这是伯老同意的(按对蒋伯诚的尊称),你必须照办."敬斋的口气,既不像是汪政权的当年同僚,更不像是一向相处无间的朋好,他用的竟是命令的口气,与敌对的态度.我那时虽已像丧家之犬,而又并不希望成为漏网之鱼,惟许多事亟待处理,因此什么人也不敢得罪,我曾对庄鹤礽隐忍了,何妨再对黄敬斋退让,我急得要去开会是事实,我说等我考虑后再行报命.我知道他是不会满意于我这不识时务家伙的态度的.
我与敬斋的交情,过去不太泛泛.他是李士群的心腹,继傅也文之后负责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总办公厅,李士群出任"江苏省长",被日宪下毒暴卒,他又曾以秘书长代理"省长",他又是士群左右与唐生明等为反周集团之一人.不料士群死后,"国民新闻"的董事长是周佛海,他呈周要求辞职,佛海因为"国民新闻"曾着社论骂过他,早已声明不管,敬斋的辞呈,也就如石沉大海.他既不敢擅自停办,而又无力维持.他想到与我曾经同赴伪满,庆祝"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纪念"的同伴,一路上也谈得很投机,因此他与我设法一天一天接近,目的是要我向佛海疏通,准许他脱却"国民新闻"的责任.我也真为他一再向佛海进言,"国民新闻"乃终得继"平报"之后而停刊.在胜利以前,我们常在一起吃喝玩耍,而他的夫人金光楣,因为与我同宗的关系,承她的不弃又认我做大哥,谁知时移势易,连他也来迫我了.但我当时很谅解他自全的苦衷,因此,中国实业银行会毕以后,我急急又去看蒋伯诚问个究竟.
伯诚告诉我:"事情是有的,既然胜利了,中统急于开始工作,嵇希中来要我转请你帮忙.但汽车并不需要,枪弹也不必有那么多,我看能有二十枝快慢机,与二百发子弹,也就够了.请你与佛海商量一下,早晚能送给我发给他们应用最好."我又转往佛海家里,转达了伯诚的意思,佛海打了一个电话给"上海市政府保安司令部"的叁谋长,让我直接去取枪弹.我又驰往那里,从士兵身上挑了二十枝木?,加上二百发子弹,傍晚时分,又亲自送到蒋家,伯诚向我道谢时,我说:"务请伯老转告他们,希望不要以我送来的枪弹,就用来对付我们."伯诚只是向我微笑.
十四日的清晨,还未起床,我银行里的一个襄理仓皇来看我,说亚尔培路二号给中统占据了,把所有的职员逐出,扣留着工人与厨子为他们服役,因为来人持有枪械,所以无抵抗地退出了.我想不到他们竟然以我之枪,攻我之屋,而又来得好快也!既然事已如此,职员们除了报告我以外,实已无能为力.我叫他回去以后,独自考虑应付的办法,我明知不会有用,在历史上、在舞台上,我看惯了被征服者的如何俯身刀俎,任人宰割,但我并不甘心于束手待毙.
说到亚尔培路二号,以后会成为上海谈虎色变的地方.接收以后,至中共南下,一直是中统的上海站.在国民政府退出大陆以前,不少朋友都会被拘禁在那里,许多近年出版的书籍中,不时发现"亚尔培路二号"的名字.不料我当年谈笑周旋之私寓,竟成为审讯看押之机关.那里占有十馀亩地的面积,一所三开间三楼的旧洋房,面对着松柏叁天的大庭园,原来是我所办的"南京兴业银行"没有在上海设立分行前的办事处.以后宁波路有了分行,而亚尔培路二号的地方仍旧保存着,就作为我日间会客、夜晚欢宴宾朋之所.因为那裹地方宽敞,又不是公开场所,而且我有几名擅制法国菜、福建菜与四川菜的厨子,朋友们也时常借来为宴客之所.屋内除了家具陈设以外,杨惺华的中央信托公司与财政部印刷厂借我地方储藏有一部的资财,我银行里配给职员的米油等物资也放在那里.
朱应鹏原为上海市党部委员,但我与他是时事新报的同事,一次敬斋陪来要借我那里举行画展,因为我不想开放,自己也每天需要作为憩息之地,当时就婉谢了他,不想这样就开罪了一个朋友.至于嵇希中我与他原不相识,陈希曾的令弟宝华,战前向在上海社会局任事,与我本为旧交.他在香港被日人拘捕后,又遣解外沪,在沪就依附着李士群,间或也去看佛海.和平之前,他取得佛海的同意,潜返重庆,行前把嵇希中领到亚尔培路二号来介绍给我,说是他的表弟,要我照顾.我绝不知道他是"中统局"的专员,而且他也不曾对我提出过任何要求,我自然不知如何对他帮忙.和平前间或在蒋伯诚那里见到,相见仅一颔首,且没有深谈过.或许他认为我对人不够慷慨;也或许他认为我那里的地点与设备,合乎他的理想,所以收到了我交给他的枪械以后,就立刻以我为目标而采取行动了.
那时我除了去看蒋伯诚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责问他:"这几年你以卧病之身,在沪指挥地工人员,我为你奔走效力,你屡屡向我提出过保证.今天政府没有回来,你是蒋委员长的驻沪代表,有权可以指挥他们,为什么上一晚我亲手送给你的枪,第二天清晨就用来对付我?中统嵇希中接收我的亚尔培路二号,是否出于你的意思?"伯诚听了有些愕然,强调他绝不知道此事.说着就叫人打电话把嵇希中找来,伯诚问他:"金先生是自己人,历年也帮过我们不少忙,你为什么首先要对付他?"希中的话讲得漂亮得使我有些受宠若惊,他说:"正因为金先生是自己人,中统上海站缺乏适当办公地点,所以向他商量借用的."我肚子里在想:这样的方式还说是借用?但我并没有出口.伯诚当然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的,他却乘机劝解了,他回过头来问我:"既然如此,你能不能借给他们暂时应用呢?"我还敢说不惜吗?从前供利用时是自己人,现在是罪人敌人了,落得一个"借"字,已经是十足的面子,我说:"现在,我何敢再享用那样大的房子了,借用不敢当,我愿意奉让.我提出唯一的请求是屋内所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一律奉让,但我藏有线装书近万卷,这是我半生心血搜罗得来的,预备自己晚年与儿辈阅读之用,机关中用不着那些骨董,好不好还给我呢?"当着面,伯诚也许内心本来就有些抱愧,于是嘱咐嵇希中翌日让我把全部书籍车走.虽然政府对中统并未授有接收之权,在形格势禁之下,我终于同意了像租界那样九十九年期的租界.这是胜利后全沪第一处被接收的地方.我侥幸独占鳌头!
第二天我派了个职员居然把书车寄到别处,中统的办事人员告诉我的职员说:"叫你们的老板识相些,再要向伯老噜苏,我们就要对他不客气了."我闻言悚然,从此俯首贴耳,噤若寒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沪西福开森路的住宅,同日下午,当我在外料理其他事情的时候,又出事了.第三战区驻沪工作人员张叔平派人把我的住宅封了.张叔平是湖南人(此人现在港,与影星张织云同居),倒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满清学部尚书张百熙,本人也酷似一副书生模样,他与佛海是同乡,不时在周家出现,我去时常遇见他,也偶尔彼此胡聊.不料他也向我首先下手了,我与他一向客气,自信无开罪之处,或许因我开着一家银行,住宅的外表也不坏,遂至引起他的好奇.中统对我还是奇袭,而张叔平索性公然查封了."借用"的,"借用"了,"查封"的又"查封"了,难道我还能反抗?乖乖儿地拍家人寄往到亲戚那里,我也住到了朋友家去,好好的一个家,就此于一日之间,拆得东分西散.
第二天,我为了别的事去看徐寄廎,因为我与他有过一段帮助他解决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的渊源,谈话中他说出第三战区在沪的最高负责人是何世桢,他与他有交情.他要我坐一坐,自告奋勇地去为我疏通.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他说何世桢也不知此事,他表示第三战区并未奉令接收,这是他部下的胡作妄为,现在已经下令启封了.我谢了他,通知家人重回旧居.这一来,使我完全信仰政府是依法的、讲理的,我为自己庆幸;更为胜利后的中国庆幸!
一二一、佛海被任行动总指挥
国军还未开到,接收人员也尚未抵达,而就是地下钻出来的几位过去与我相识甚至相熟的人们,已经弄得我焦头烂额.胜利以前,我们对他们做到谬托知己,惟力自视;一旦局面变动,他们就这样分清敌我.若论搞政治,倒本来应当如此的.谁教我们天真得背了"汉奸"的恶名,而做可以为日人杀头的事来?这是对我们这批不懂"政治"大道理而要搞什么政治者的惩罚!但是这时悔之已晚,而且一切还在开始,未来的遭遇,谁也不敢预为悬揣.
我所叁加或投资的工商业虽然不少,但我都不是主持人,无需由我来料理.我在上海底际负责了两个机构."平报"在那年的六月底早已停版,我因全部职工患难相从,在出版期间,又被人投了两次炸弹,放了一次火,他们以生命来博取微薄的薪金,所以停刊时我出私囊发了一年的解雇金.全体仍照原薪容纳于"海报"工作.此时中宣部已经对沦陷区的文化机构广播:各守岗位,保全全部器材者有奖!所以"海报"仍照常出版,职工们也并未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总算由于他们的谅解,平安无事.
惟有"南京兴业银行"却纠纷不绝,弄得我筋疲力尽,穷于应付.南京行先来电话,说第一批开到的宪兵,勒令要给他们以一笔"慰劳费",因为数额大大,而我又不在南京,无人作主,磋商半天,未有结果.宪兵们一怒而将朱雀路总行自建的大厦,把店堂中的全部大理石的柜台等设备,一夜之间,捣个稀烂.在此情形之下,总行赶着办理结束,请存户提清存款,解散职工,行址也就拱手让人.这倒先替我解除了一个包袱,反而免得我多一个后顾之忧.本来房屋落成之日,当贺客盈门纷纷向我道贺之时,我早就公开对人说过:"时局如此,几年之后,谁来做主人?也不知将会变成为什么机构?"短短五年,竟不幸而言中了.但这毕竟是商业银行,我又不过是股东之一,大部份南京商界的股东们,他们并未叁加什么汪政权,而终因我不祥之身,连累了他们池鱼之殃,至今我还对他们感到衷心的歉咎.
上海宁波路的分行,那时虽然并无接收人员光顾,但应付得也够苦了.我因战时币制不斯贬值,所以把大部份的存款,都买了金条作为库存.胜利前金子曾涨到每一两达一千川百万元中储券,而胜利消息传播之后,连日暴跌,几日之内低至二一百馀万元一两.银行既已宣布结束,存户当然要来提款.我行里几年中有若太多的存款,我不得不出卖金条来应付,市价褒砌,损失当然不少.到存款提清,席存也已空空如也了.木来,在六月底前,我一面通知存户取川存款,而行里的人,不肯照我的意恐做,以至吃此大亏.我一面曾发给职工以半年的花红,另加金子、米油等寅物.当时我声明过,将来如局势突忧,环境不允许我另行补偿时,请原谅我不另发解雇费了.而正当六年心血,废于一旦之际,不料少数职工们发动风潮了.拉上了铁门,把副理襄理等软禁在办公室内,要求力外再发照原薪八个月的遣散费,相持一日,我不能不挺身而出了.我打了一个电话去,要为首约人听电话,我说:"我逍憾于共同相处了六年,到分散的峙候,还有这样一次不愉快的收场.我很珍惜这六年的宾主之情,不管你们的要求是否合理,假如行里有此力量,我愿意接受.但你们都比我还要清楚,应付存户以后,现在库存还有没有现金?我希望还有得多,那么拿来你们怎机分我都同意,能每人有八十个月更好.否则,就是事实问肋了,能不能相信我的人格,如我能平安渡过这一个时期的话,将来我一定会补偿你们."听电话的人回答我要商量以后再给我正式答覆,半小时后我再去电话,他们过份贫重我用以保证的人林,放弃了原汪政椎的胡特与收朽四八一江政祉的胡寸与收寸四丕一来的要求,风波竟这样蔑外平息了.到今天我还对行里酌职工们内心里觅得感谢兴抱揪,因为以后放出去的巨额存款一堆也不曾收回,银行完了,连我的家也毁了,我这以人格为摒快的诺言,今生口不会再有兑现的一天了.
佛海于十六日去了南京,我为一切意想不到仙事搅得昏天黑地.初以为自己的市已可告一段落,此后将帮同佛海为收拾残局而奔走.到十九日上午从周家知道佛海将于下午同沪,午后两三点钟,我就去了周家等待,适巧罗君强也在那里.从他的神态上可以着出他很轻松,我心中暗暗地钦佩他临危不乱的定力.枯坐了一阵,君强向我招招手同到佛海的卧室去,他把门先顺手带上了,面容突然理得很严脯,他一开口就说:"老兄:这几年恐怕你钱搅得不少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J,你是最懂得明哲保身之道的.我着你不必将来等别人间你要,识时务希为俊杰,痛痛快快自动献出去以后,反而可以使你脱然无累."我不料第一个追问我财产的竟然是两度结有金兰之义的他,但我还想或许真是出于他对我的关心,我说:"是不是交给你?"仙摇摇头说:"你知道上海区归第三战区管的,张叔平是此地的负责人,昨天他与我谈过,希望你交给他.现在你先开一张你私人的财产目录给我."他的口气竟然是命令,我真有些愤惫,仰佛海不在上海,与他作口舌之争也是徒然,我认为仙太不了解我,以为我真发了大财,一使气花佛海卧室外洋台上的心书桌上取了几张纸,把所有不助产与他几个钱的动产等就我自己记忆所灰,一古脑儿开了出去,双手交与前强.他取来端详了很久,瞪着恨望着我的面说:"你的财产怎样会这样少的?"那时我真也忍不住了,我以讥讽的口吻回答他,我说:"我没有做过官,括不到地皮;我懂得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像别人的装腔做势,伪示清廉."我着他面色瑾得青白了,彼此就不出,一肆,一时陷于沉默的窘境中.
正在俨持的时候,佛海从南京同来了.他上楼时步履显得有些蹦珊,头发散乱,木来他是力疾而去,这时更觉得他满脸病容.一上楼,先发出微弱的叹息理,接着没头没脑的门言自语:"我很难过,我很难过!与公博从发起共产党起,数十年的交情,到今天会酿成这样的误会!"我们还不曾知道佛海在南京险至与公博因周镐接收中央军校事件而造成武装冲突的一麻,所以都莫名其妙他在说什么,但当时并没有人追问他.说完,他颓然地坐在沙发上默默出神,充满了一副懊丧的神气.
为他管理秘密电台的程克祥来了,取出了一束电报递给了佛海.他一谊完就从沙发上直跳起来,高声说:"重庆军事委员会来电,委任我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在国军开到以前,责成我维持、京沪一带治安."他精神一振,但立即又显得满腹腾蹈.瓮思了半晌,过来向我说:"请你立刻代我拟一个就职谈话,郎晚送交各报发表."我一提起笔,就觉得难于措辞.以佛湘在汪政权中处于那样重要的地位,突然接受重庆当局的命令,担任新职,应该用怎样适当的话,向民众解释呢?是不是也装出地下魁出来的一副面孔,大打官腔呢?况且新职的"行动"两字,史充满着特工任务的味道,是不是仅是过渡时期的继缤利用一时,佛海又将怎样应付当前那样的环境呢?我汪政杜的功寸奥收巧四八亡一汪政榷的胡峙奥收朽四八四比之佛海自己,当然要客观一些,我不焚为他的前途而耽忧.我在这样的情绪下,-时搔首摸耳,隔了半小时,竟不曾写出一个字来,只有苦笑着对佛海说:我今天心爽太乱,通个就职谈话,只能交白卷了.幸而那时陶希圣带来俐在汪政权的学生沈巨鹿来了,我转请他起俩,亏他敷衍了几百牢一下就写奸了.佛海平时任何文稿都是自己写的,一向不假手记室,那天琪我们来为他代拟,足见他的心绪之乱,也一定不下放我.
周太太问我:"方才你与君强关了门密谈些什么?"我据实讲了.佛海插口对我税:"莫要以为张叔平一副书生模样,这几年他以第三战区的名义,不知用了我多少钱.这次我与他一起去南京,已清楚知道他玩的是什么一套把戏,我已上够了当,你不必理他.现在你如其把财产交给了他,假如有一天重庆的人同来了,又要追问你的财产,你将怎样交代呢?"佛海的一席话,使我完全明白了张叔平何以本来无权接收而偏要接收的原因.当然也不尽是他的主动,或许还出于君强的授意.中国的政治竟是那样可怕的一件东西@利害置于一切的最前面,离胜利消息还不到十天,重庆人员既未抵达,政府还往不斯烤明T斑大L,而我个八已遭逢到了这悌叁的麻烦,而且迫我搞我约叉多是平素很熟的人.我如此,其他汪政权的人这几天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战争已本来会促成社会道德的硬游,更何况于不上轨道的政治?
一二二、新任命下笼罩着的阴影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其威望超登到了巅峰状态.所有沦陷区的民众,以为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敌人的屈膝为止,国家且已跻于世界五强之一,多难兴邦,此后,怎样抚慰敌后孑遗,怎样使之重登衽席,必然会是真正的太平盛世了.因为存了过高的期望,于是加以过份的信仰.甚至汪政权中人,也毫无例外.他们相信政府将会有合情合理合法的措施,无偏无枉无纵的纲纪,来收拾这破碎山河,来昭苏这劫后黎庶!谁也没有料到并未奉命撤退的沦陷区民众,将被目为伪民顺民的;所有必须不废弦诵的学生尽成为伪学生的;而或者为了某一理由而叁加了汪政权的人则尽是"汉奸"的.胜利消息传来了,大家静候着政府的复员,等待一脑子幻想的出现,确信来的当然是西望八年的王师了.有谁会预料到接收的一幕,将成为历史上的又一悲剧!
在我无数的朋友中,只有陈彬和是有其不同的看法.当我亚尔培路的房屋被武力"借用"的上一日,他特地跑来看我.他说:"我已准备了妥当的地方,将有一个长时期的隐藏.今天我来,与其说是辞行,不如说是劝驾,没有人知道我将离开,除了你,我只看了三个人,佛海先生、李赞老(思浩)与闻兰老(闻兰亭),对他们还只是公事上的交待,为了市政府、市政谘询委员会及市民福利会的缘故.对你,则完全基于私人的友谊."我看到他态度的诚恳,我竟"恬不知耻"地告诉他:"我不走,而且我不需要走.我在佛海先生之下,为重庆做过一些工作,秘密电台中曾不断有过奖励,蒋委会长驻沪的代表蒋伯诚向我一再提出过保证,我完全信仰政府.关于你,政府不会对你原谅的,你应该离去,我祝颂你的平安."他惋惜地说:"你过去的事,我有一些知道,但做政治工作怎样可以如此地天真呢!功罪将基于成败利害,而不会讲什么是非信义的,你如坚持,我不便勉强,我希望你考虑,否则你会后悔的."他那时执着我的手,竟流下了眼泪,我颇为他的友情所感动,而我不以他的意见为正确.最后我送他出大门,眼看着他已舍弃了汽车,雇了一辆三轮车疾驰而去.这是朋友中唯一有先见的人,也是惟一劝我不要发傻劲的人.
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决定沦陷区民众是否将会遭受另一次浩劫的命运的一天.那天是日皇昭和与日本铃木内阁正式公布无条件投降的一日,在华日军,已决定放弃负隅的果斗,所有留居上海的日本侨民,事前都被召集到静安寺路跑马厅的广场上,日兵在四周布置了周密的戒备.临时装置的扩音器里,把日皇的投降广播,一字一句地送入每一个日人的耳朵里.在场的日侨,听到日皇低沉的声音,他们渐渐地垂首至臆,渐渐地泣声四起.这满眼的亡国凄凉景象,使目?这一幕的中国市民们于同情中发出的是痛快而不是怜悯.甲午战争以还,半世纪所受国家的耻辱,才算在这一天获得湔雪,而且能目?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当广播完毕日侨退出广场时,一个个垂头丧气,露出失神的目光,拖着歪斜的脚步,茫茫然像是面对着世界的末日.六年来的无比威风一扫而去,但中国神圣的国土,仍将永留馀腥!
在佛海由京回沪的翌日,一清早我就去看他,他正忙着部署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事,他看到我以后,表示要我担任宣传处长一职,而天真得已到了愚騃程度的我,竟会向他提出要求说:"假如你定要我帮忙,我愿意担任军法处长."佛海听了我的话,似乎觉得有些意外,他问我:"你怎样会想做军法处长的?"而我的答覆,却愈来愈可笑,我说:"我想杀几个我所知道的与看到的汉奸们!"佛海为之失笑了,他说:"军法处长长不适宜于你的,为了驾轻就熟,还是帮忙我搞宣传吧!"我还有些不服气,我说:"我学的是法律,我为什么不能当军法虚长?"佛海摇摇头,最后说要让他考虑后下午再给我答覆.
饭后我再去时,在他楼上一向作为起坐室的宽敞洋台上,堂皇高坐着另外有两个人,一看就是我前文中所记一向被目为佛海手下小人物的程克祥与彭寿,过去他们在周家地位,几乎相等于被随意使唤的副官,他们一向追随在杨惺华的左右,以惺华为靠山.当我进去时,不知道这两位已经是风云际会的人物了,我竟然有眼不识泰山,仅对他们随便略一点头.佛海要我坐下后,立刻告诉我:"总指挥部的人事安排已定,而且已去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备案.克祥任秘书长兼军法处长,述先(彭寿字)任副秘书长兼宣传处长,钱大櫆任经理处长.请你担任宣传处副处长一职."佛海的话刚说完,程克祥立刻接着说:"现在已不是敌伪时代,你要好好的做事."这一番话使我听得心惊胆战,程克祥以一个为"满洲国"与"维新政府"科员的脚色,彭寿是道地为虎作伥的江西皇协军的嘱托,一夕之间居然成为佛海的左辅右弼,而且当着佛海的面,说出对我教训的口吻.我没有置可否,默然退出.但以这样的两个人来充任这样的要角,使我最早怀疑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特工机构,完全证实了.晚上,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佛海,问明没有别人在他家里,我又去了.佛海拉着我说:"克祥与述先担任正副秘书长是雨农(戴笠)来电所推荐,他们似乎与你不对,反对你任宣传处长,此后你要特别小心,暂时委屈一下,先敷衍了一个时期,再谋脱身的机会吧!"我看到佛海的神色,知道他正有一肚子的难言之苦,而且他此时已失去了自主,我如推辞,将徒然会增加他的困难.我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他.
既然佛海透露了这样的消息给我,虽然我想不出程克祥与彭寿对我不对的原因,唯一可以想到的,平时也许我的态度对他们有些傲慢.继而我又想到了蒋伯诚,自他经我保出之后,一向视我为上宾,我应该把佛海的处境以及我个人的问题与他商量一下,因为他此时已是在重庆在上海的最高人物了.
我仍然赶往百乐门公寓去,不料他已迁到了大西路.我转往那里时,门口已挂出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的招牌,门口停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正有臣门如市之概,与以前蒋寓的冷落,崇朝之间景象已完全不同.我投剌请谒,居然仍立刻被延见.本来我进入时一路就满腹怀疑,我在想,他为什么不住到早已布置完成了的福履理路去呢?
这里有一段插曲,应该先向读者补述.原来在民国卅四年的初春,有一次我去看伯诚,闲谈中他忽然对我发出叹息.他说:"为了国家,我把上海的一所住宅都卖了,现在住在这租来的简陋公寓中,倒也罢了.不过政府正在布置大反攻,一旦实现的时候,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的,那时恐怕我连躲藏的地方也没有."当时我虽不曾有什么表示,而事后我也确然为他耽心,我与佛海商量以后,由我在"南京兴业银行"盈馀项下拨出了一笔款子,恍惚记得是金子一千六百两,我在三天内就买下了福履理路的一所洋房.前面一宇是两开间三楼,中间一个花园,后面一宅是三开间三楼.买定以后,我把道契(租界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凭证的名称)与印鉴当面送给了伯诚.他当时还与我客气,我说:"这是为你到紧要关头时隐避的所在,我知道你目前的景况,所以垫款先代你买了,这是紧急措施,你收下再说,将来有钱时再还给我吧!"承他们夫妇两位,向我再三道谢.那所房屋比之现在的大西路的公署还要宽敞得多,而且我早已为他布置好了室内的设备,伯诚为什么又要另起炉灶呢?避嫌还是别有原因?但我知道这情形绝对不利于我,四周笼罩着的阴影,在我心上越来越深.
好不容易,等到一批又一批的宾客去了,我进入他的卧室,他与以前一样的殷勤招待着我,问了一些外间的情形,他更对我表示关切,他说:"这几年承你对我的照顾,以我病废之身,一切工作全仗你代为出力,你放心吧!我会履行我对你保证的诺言."那时,我对当前形势,还存有幻想,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国家胜利了,个人的得失,已是微不足道的事.我自己做的事,我愿意对政府有个交待,你如能为我证明,当然求之不得."他又说:"现在外面很乱,恐其他机构对你过去的形迹有所误会,我先设法保护你吧!"说着就叫人请他的秘书长黄伯樵(前京沪沪杭两路站长)进来,要他立刻办一张证明书给我.一会,黄伯樵真的就把证明书书撰好送进来了,上面写得很道地,什么"查同志,于沦陷期内掩护同志,供给经费,效忠抗战,着有劳绩,┅┅合为证明"等语.这太使我喜出望外了,因为这不但保护了我免于受滋扰之苦,也为我洗刷了与敌合作之嫌,我向他再三道谢.接着我又说明了来意,他绉着眉说:"你卷入了这新的漩涡,对你虽然不好,但坚辞不就,恐怕会另生枝节,不如敷衍一时,让我再为你设法脱身."我觉得蒋伯诚对我这样古道可风,关怀备至,是这几天中唯一的安慰,而他的意见也都是正理,我应当照做.自此,我也摇身一变,胜利后做起政府委任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宣传处副处长"来了,这机关不是"伪组织",而我也不再是"伪员"了.于是一身武装,满脸官气,带了四名卫兵,坐着保险汽车,招摇过市.但是又有谁能知道我那时内心的旁徨与痛苦反十倍于以前呢?
一二三、兴奋与惶惑中过了一月
照理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政府于胜利后公开以明令发表一个重要地区有关治安的官职,即使不是说为了以酬有功,至少也应该不会是一种手段的延续.周佛海在汪政权中所担任的角色是那样重要,故如政府要整肃纪纲,即不应再颁新命,如承认其输诚有案,则显然在念其微劳,弃瑕录用.所以当佛海从秘密电台中传来了"京沪行动总指挥"的委任时,自难怪其满怀的欣奋与感激.而我,似乎真是太不受抬举的人,虽然我在被人称为伪组织的汪政府中,担任过不少名义,而我却并不曾感到有丝毫内疚.一旦在抗战胜利后的正统政府下,又做起什么行动指挥部的副处长来,反而有些旁徨不能自己.尽管那时也抱着政府既经任用,或可以不追究既往的侥幸心理,但我还是处心积虑,以求摆脱.也尽管我求去之心,由于翻了身的程克祥与彭寿两人的气焰委实难受,但假如只求苟全,又何妨吐面自乾?而我不此之图,受职一星期以后,终于要求蒋伯诚藉辞"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有所驱策,行文"京沪行动总指挥部"准我辞职.佛海是知道我的真意的,一笑就立即加以批准了,那时我倒真有着无官一身轻之感.我所希望于未来的:今后跳出是非圈外,做一个安份良民,甚至是一头太平之犬.我把所有的武器分别送给了朋友,本来为防卫"平报"与保护我自己的安全,我有着三十六名武装保镳.他们原是在中条山作战的国军,被俘后经佛海要求改为他所主持的税警团税警.最初我那里的警卫人员是由"七十六号"派来驻守的,自"平报"那次被人纵火,而发现把化学品的火种带进报馆的,就是"七十六号"来人中之一.因此,我亲往税警团挑选了廿六名比较精壮的汉子,以代替"七十六号"的那批旧人.我辞去了"行动总指挥部"的职务以后,又把这批保镳给资遣散了,他们身上都有比较犀利的武器,我收了下来一律送与别人.最后我防身用的一枝新式转轮枪,也送给了蒋伯诚的儿子宇钧.
虽然从八月中至九月初,国军还没有开到.南京由周镐为首的地下钻出来的人员,已闹得烟雾瘴气.上海的秩序,大体因仍由日军维持而表面上看来还平静,但重庆的地工人员,已四出活动.只要与重庆的大员沾亲带故的,就以地下工作人员自居,有人承认为中统,也有人承认为军统,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身份的真假与职位的高下.所有汪政权的人没一个不提心吊胆,只要有人向他示意一下,不是自助的以金条珠宝奉献,就是乖乖儿的让出自己的住宅,以及所有的家具与应用东西.短短半月之间,全沪已有了"王侯宅第皆新主"的情形,日军不管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行动总指挥部"更不敢管土行孙们的自由行动.虽然重庆还在不断表示宽大,要沦陷区的旧员各守岗位,而许多人已预感到事情不妙,溜走的溜走,隐藏的隐藏.惟有我,丝毫未曾作出任何准备.
佛海与钱大櫆每天照常到"中央储备银行"办公,一面办理结束,而另一方面因为市面上流通的还是"中央储备券",所有与重庆有关的在沪工作人员,只要凭一纸字条,就可以领取现钞.佛海他们忙于应付的,还是为了无限制的支付经费.到最后,"中储券"领光了,更取出库存的法币与关金券.只有金条、银块与外汇外币没有动用.以后钱大櫆在狱中告诉我,从胜利到中央财政特派员陈行来沪正式接收中储为止,于此一个多月中,中储券的付出,约略相等于六年沦陷时期的总数.所以前文我写过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折合率为二百作一,让人民受不应受的损失,是不公平的.依照重庆中央银行当天所挂出的牌价,与"中储"库存的金、银:外汇、外币相抵,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实值每二十八元中储券抵一元法币.而其中半数,还是胜利后为重庆方面自己所动用的.所以那时重庆来的人,只要身边带个几千元法币关金,一换中储券,就成为相当可观的数字,正因为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从天上飞下来的人,其浪费挥霍,也到了惊人的程度.
重庆正式宣布派来接收上海的队伍,不是近在咫尺可以立时开到的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忽然变了有待空运的汤恩伯部.那时共军加紧活动,浦东方面已有不稳的情势,而谣传宁绍方面的共军游击队"三五支队"有来沪袭击的消息.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佛海向日军"登部队"提出要求,声明只有中央部队有权接收,如共军进袭,希望日军还击,否则沪市如为共军捷足先得,日方应负完全责任.同时,佛海把他可以指挥的沪市保安队与税警,开赴浦东一带防守,以为万一之备.幸而经先期部署,共军又以实力悬殊,总算上海又侥幸避免了一次兵燹之祸.
表面上上海居于最高地位的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他并不曾因为胜利而带给他喜悦,相反地他充满了失望与烦恼.抗战六年,他以病废之身,始终冒险在上海力疾工作,被日本宪兵拘捕时,他又几乎送了性命.他得到佛海的全力协助,也不能不说他曾经为抗战立过一些功勋.以他与最高当局的关系,他满以为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舍他莫属.不料重庆广播发表的竟然是钱大钧,他辛苦一场,什么也没有得到.听到这消息,一时使他血压上升,屡屡陷于昏迷状态,他经常服羚羊角为治标之计.加着他与军统之间,又搅得不好.一次,军统人员接收了一处房屋,屋主与伯诚的儿子字钧有些交谊,宇钧就持着我送给他的枪前往出头交涉.事后军统以很不客气的态度,通知伯诚,说代表公署无权干预军统的行动.伯诚一怒,叫宇均在申斥之际,顺手一记,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半个月才恢复听觉,身上的枪也给父亲缴械,蒋伯诚的满腹牢骚,与他形式上的优势,很少人知道有这种微妙的情形.
大约在九月初,正确的日期我已记不起了.第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副市长吴绍澍,他以英雄凯旋式的姿态进入沪市.那天全沪如痴如狂,以欢迎由重庆派来的正式官员.爱多亚利一带人山人海,满街的爆竹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渡过了八年的凄凉岁月,虽然汪政权的确曾尽过一丝回护的力量,而到了国家胜利的时候,民众对于政府拥护的热烈,满怀将再过承平盛世的日子,不由得不造成那空前的场面.吴绍澍抵沪的当时,严惠予为他设宴接风,主要的陪客是周佛海,那晚因绍澍说出了初春佛海给蒋先生的一封秘密信,由他带渝面呈之际,蒋先生读到最后,不禁热泪盈眶的话,(事详前记"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一节中)使佛海一切听命于重庆的决心,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影响.
第二个抵沪的是所谓"海上闻人"杜月笙,那天赴梵王渡车站接他的亲友故旧,以及徒子徒孙,又是万人空巷.传说中他在重庆时因金潮案而声势远不如前的谣传,也为之一廓而清.总之,胜利之初,凡自抗战区来的人,都被人望若神仙,又何况在上海社会有过深厚基础的杜月笙呢?当他抵沪的第三天,徐采丞来电话要我去看他一次,并且已为我约定翌日下午二时.起初我婉谢了,我声明过去与他并没有什么交谊,不想冒昧惊动.却承采丞的好意,他说:"一切已为你安排好了,杜先生与戴先生(按军统局长戴笠)有着很深的关系,或许他能帮你的忙,我已将你的一切告诉了他,他也欢迎你能去一谈."这样我就不便固却,第二天准时去华格臬路杜宅.那里宾客满堂,重见国民革命军抵沪后清党时代的杜宅盛况.他的手下哼哈二将唐世昌与万墨林迎我进去,告诉我这几天杜氏喘病剧发,要我谈话尽量简单.我进去后稍作寒暄,他问我在汪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我据实说了.他说话已很艰难,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之概,发出的声音极为微弱,他说:"你就做过这一些事,当然没有什么关系,采丞告诉我,你曾帮过我们不少忙.将来戴先生前,我一定会尽量替你解释."我立即起身告辞,前后还不到五分钟,世昌与墨林惊讶我谈得何其快也,我苦笑着税:"本来,我就没有什么可以与杜先生谈的."但杜月笙与戴笠之间,倒是不仅有通常密切的友谊,而且更有着工作上的联系.以后军统在沪的办事地点杜美路七十号,就是杜月笙战前新盖好的私宅.我与杜一面以后,始终并未得到任何反应,我不知那次他又何以要与我见面.
第三人来沪的,实际上为有关汪政权收场命运最重要的人物戴笠了.军统是奉命全权主持逮捕、接收等的一切工作.最后他由青岛乘机飞京,在南京近郊戴山撞死为止,才由郑介民、毛人凤等接替了他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