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过这样的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汪政权的人,在重庆人的眼光里看来,自然是"乱臣贼子"了,但诛不诛倒是次要,着重的是其财产似为人人得而"搜"之.因之,上海接收机关之多,连复员的人,白己都弄不清楚.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正副秘书长程克祥彭寿气焰薰天.蒋伯诚以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被发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以王伯樵为秘书长.第三战区由何世桢、张叔平等成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驻沪办公处.军统由李诵诗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宅成立了中美合作所.中统以化名为刘青白的三人组织,由嵇希中接收了我的"亚尔培路二号"而变为上海站.汤恩伯抵达上海以后,成立了两个接收委员会,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张雪中为主委,非军用接收委员会以市政府秘书长沈士华为主委.十月中旬宋子文到了上海后,又发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及"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委员会的秘书长及上海处理局长由刘攻芸一人兼任.在中央信托局内,更成立了一个逆产组,以军统的邓宝光负责其事.据张雪中的报告,上海地区共缴到日本枪枝六万左右,但胜利之前,上海的日本驻军由松井中将统率的登部队(即第十三军军团),在太湖三角洲一带,就有七个师团的实力,人数不少于二十万人.收缴的枪枝何以变得那样少?也是一件令人难以索解的事.
除这上面的许多机构以外,其他还多着呢!上海市党部接收了盛幼盦的金神父路住宅,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接收了盛幼盦主办的古拨路裕华盐公司公开挂出了招牌.何民魂以军事委员会宣导委员名义,在京沪各地设立了地方工作委贝会.上海的负责人是王克修,原来是汪政权的上海市银行性质"复兴银行"的秘书,而又自称是蒋经国一系的人.那时罗君强的有恃无恐,认为既是中央明令发表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副指挥,因与张叔平一时交好,以为有第三战区作后援;王克修把他吸收,又以为与蒋经国有了渊源.社会部特派员陆京士由军统委为"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忠义救国军的张阿六驻在浦东,而忠救的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即袁亚承)部开入了市区.而武装部队到得最早的有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姜公美,直至宪兵二十三团开抵后,姜公美部份才告结束.
这样多的接收机关,对于汪政权人员财产的接收,也只好不分彼此,先下手为强,各行其是了.刻薄的上海人至称接收为"劫搜",老百姓对胜利后的政府,初武已流露出不满的表示,而内部的倾轧,也回复了战前的状态.军统与中统之间的磨擦,本属由来久矣.军统对委员长代表公署也屡起纠纷,一次军统接收了一处房屋,蒋伯诚的儿子宇钧与屋主有旧,出面干涉.军统不客气地用正式公事,行文给代表公署,指为无权干预,气得蒋伯老把儿子叫到床前,一记耳光打得一只耳朵聋了半月之久.吴绍澍本为杜月笙的学生,自贵为副市长,而且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支团长、国民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员、军事委员会上海军事特派员、上海市社会局长.论官阶大有青出于蓝之势,他居然敢与戴笠杜月笙相抗.十月底的一天,他坐着汽车驶经大马路时,被人打了四枪,幸而坐的是保险汽车,得以有惊无险.其他因接收有贪污行为遭到处分的,宪兵队长姜公美被枪毙了,陈默被拘押后移送至法院了,阮清源据说因与戴笠争辩而被禁闭了.到十一月,吴绍澍飞回重庆之后,副市长也被明令撤职了.这时期的上海,实在又是一番混乱的景象.
上海的报馆,因为都有比较完备的设备,自然更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其中经过,也显得极光怪陆离之至.新闻报先由"忠救"方面的陈默接收,因戴笠不同意而又退出.直至十一月,由中宣部派了程沧波为社长,詹文浒为总经理,仍以原来的名称复刊.申报在胜利后被接收前一直照常出版,以后由陈景韩(冷血)为发行人,潘公展为社长,陈训畲为经理,名称也一仍其旧.日文大陆新报在外滩十七号,原是英商字林西报.大陆新报又附设华文的新申报,为日军在沪的机关报,由汤恩伯接收后改出日文版的改造日报.林柏生的中华日报,原设于天后宫挢堍的市商会商品陈列所内,先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经中宣部命令胡朴安恢复战前的民国日报.新中国报在河南路汉口路转角,由袁殊主办,表面上是极端亲日的报纸,实际是中共的地下机构,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晚上,中统地下工作人负就派人去接收了,十六日又有吴绍澍系的地下总部去接收,出版正义报.仅一天,何民魂又把他们赶跑了,改出革新日报.八天之后,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又去接收,同时文汇报也奉了中宣部东南专员冯有真之命再去接收.冯有真直接主持的中央日报又占了一份,于是"新中国报"成为中央日报、前线日报、文汇报的三位一体.李士群的国民新报,胜利后由代理社长黄敬斋送给了CC方面的朱应鹏,出版光华日报,又代印中美日报、时事新报与大晚报.但国氏新闲,军统认为是"七十六号"特工组织的机关报,后又为戴笠所接收.至于我所办的平报与海报,在四马路石路口的平报,由庄鹤礽代表吴绍澍接收而改出正言报,海报由我送给毛子佩而改为铁报.
一三四、天真造成绝大的错误
接收财产以外的所谓"肃奸"工作,除了中统、宪兵队等同样随便捉人外,实际上是政府命令由军统主办.开始对汪政权人员的实施逮捕,系发动于九月二十七日.事前由程克祥彭寿觅定了原南市南火车站附近的烟犯拘留所作为看守所.许多汪政权中较为重要的人员,数天之内,就先后束手就擒,俯首入狱.外面也传说当局列有一张人数庞大的黑名单,势将按图索骥,一网打尽.除了极少数的人见机离沪他避外,大家都安坐家中,听天由命.只要有人驾临,不问是什么机构,也并不索阅逮捕证,就默无一言地随着就走.甚至我许多朋友,有人千方百计地去探明了那里是接收"人犯"的机关,自已带了一些衣被去自首的.更可怪的是竟尔有人上门自报汪政权中的履历,要求收押,而被认为身价不够,被拒绝接受的.
我自佛海离沪以后,一直在盘算如何作自处之道.眼看着还留在外面的人,已经是亲朋寥落故人稀了.佛海一去,我内心已决定了自首,我不怕入狱,因为我太相信政府所一再表示的宽大政策;与胜利前秘密电台传来的嘉勉之辞.况经八年苦战以后,河山重光,政府惩前毖后,也一定将是一个循法循理的民主政府.而我所耽心的是机关太庞杂,而且"肃奸"以外,还包含着别的因素.所以我先离开了自己的家,避届在一个朋友那里,再作最后的考虑.
当然,我与蒋伯诚之间,相处不恶,也寄望于他能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在这时朋,我到大西路的代表公署去过几次,承他夫妇俩如前一样的延见我.但在病榻之前,谈的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因当不着上海市长而大发牢骚,又因受军统的压迫而表示愤慨.没有一句话问到我的前途,也没有一句话作关切的慰问.我觉得那时的身份,已经不再是沦陷时期的他家唯一的上宾了.也就在我决定自首的前三天,我与伯诚谈过后退出时,他的夫人杜丽云忽然要我到她的卧室中去(伯诚病后,夫妇分房而睡),她把一卷土地证与一枚印鉴坚决退还给我,她说:"你不肯收回,将连累伯老."我自不便强人所难,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份房屋,就是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季,我所买的法租界福履理路一处包括两所的花园洋房,因他的暗示而送给他的.当时这块一两亩的土地,产权凭证却太复杂了,有租界的道契,市政府发给的土地证,前清时代的方单,还有与隔邻共有的分道契.当时费了很多的力,才把它统一起来换成了整个的土地证,我又把篱笆拆了改建围墙,屋内也为之装修粉饰一新.诸事完毕,才把产权凭证和印鉴送给了伯诚,他要他的夫人与儿子宇钧去看了一次,认为满意,才向我千恩万谢地蒙他赏收了.胜利后他既没有搬去住,此时又把原件退还给我,对于我来说,自己的生命且雏保,要这身外之物何用?但蒋太太如此坚决,我也只好于赧赧然中又收下了.同时,使我明白现在的蒋代表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稀罕一两所房屋了.
我对此正在为难之际,上海市党部委员毛子佩从屯溪与吴绍澍又一同回到了上海.他是给日本宪兵队拘捕后经我保释,仍在沪照常活动,第二次日宪又要捉他时,我给了他一张"平报"职员证才得安然归返内地.这时他来看我,当然彼此的地位,已因局面变动而大不相同.他率直地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他在宪兵队保出后,借了朋友的一张道契,放在我处,问我借过不少钱,此时他表示好不好先把道契还给他.我的回容是:"好!钱不必再还,道契拿去."二、他过去曾经在小报里混过,希望把我办的"平报"交给他,易名出版.我向他进了一些忠告,我说:"老兄,我不客气的说,你办报还是半内行,平报是大报,拿去了对你没有好虚.我的一张小型报"海报",有个五六万份销路,人事方面还健全,京沪杭沿线,发行网也还周密,反正我是办不成了,送给你好好的干,已够你今生吃着不尽."他欣然表示感激.但他又代庄鹤礽要求为吴绍澍恢复正言报.我说:平报本来周先生要我准备策应反攻时作敌后宣传之用,所以停版后机器、铅字、纸张等备得样样齐企.人员也都未遣散,那末就送给绍澍吧.以后平报的成为正言报,海报的改为铁报,就是由于这一次的私相授受而来.三、他又说:我有两个太太,过去住得太局促了,有没有较宽大的房屋?我一想,立刻说:有!本来在福履理路有一处是买来送给蒋伯老的,现在空着.我派人领你去住.那天,他真是出乎意外的满意.后来他住到那里,先是住在前面的一所,不料以妻妾争闹,如夫人一时气愤,跳楼死了,他认为不利,又搬到了后面的一幢,把前面的一幢,送给了章士钊住.前几年章士钊由北平来港,我为了朋友的一件家务事去看他,也许我这个人太平凡太渺小了,他已不认得我这律师同业,待我通名道姓之后,他才好似恍然里钻出了一个大悟,"唤!我上海住的房子,不就是你的吗?"这早已是被指为"逆产"的,我还敢说是我的?但我又不愿抹杀事实,我只好忸怩地向他表示着歉意说:"招待不周,"不知何以他横了我一眼.
我还在旁徨不决之时,军统的局本部秘书袁惕素(现在台湾)也调沪在杜美路七十号协助"肃奸"工作了,承他还念及民国三十三年来沪时我为他掩护的微劳,虽然他回到内地前约定由他全力进行,分别向戴笠及陈布雷接洽如何使与佛海作进一步的联系,必要时由我赴渝的计划,去后就不曾有过消息(事详前记),总算他一到上海就来看我.一见面,他说:"我回去后,就把我们洽商的经过报告了戴局长,他因为本来就已联络得很好,所以认为不必再别辟蹊径,我也因此一直没有给你回信,但李叁谋长(诵诗)也知道这一件事的经过,所以我一到上海,他就对我说:你应当帮帮你那个姓金的朋友了.今天我来看你,就是告诉你这一件喜讯."我问他,承当局对我的谅解,使我感愧,但是不是还需要经过一个手续?他说:李叁谋长表示:最好你自动向军统报到,这样我们才能帮你.否则,目前机构太多,你又不是组织里的人,在外面,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他走后,或许由于他的话,我坚决了我的意思,初步作出了去自首的最后决定.
当天晚上,我偕了妻同去看蒋伯诚.我对他说:"过去,我一直向你表示,抗战如能获得胜利,政府有日重新回来,我愿意负责我所做的一切,我会向国家作一个交代.现在,我决意日内去自首了.基于这几年之间的私谊,希望你能对我的家属有个照顾."伯诚点了一下头,我妻插问他:"伯老,我丈夫过去做的事,你是清楚的,而且你不断向他提出过保证,他去自首以后,你是不是会保他出来?"伯诚又摇了一下头,迟疑地说:"只要已经进去的人,有一个人能保出来,我一定会保你."承杜丽云的好意,自动代我迫了他几句:她对伯诚说:"金先生这几年帮得我们够了,你为什么牵丝扳藤地一定要等有人保出来了你才去保他?"伯诚用责备她的口气说:"你是女人,那懂得政治上的一套!假如保释是由我去开的端,以后随便放人,他们会向委员长报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雨农(戴笠字)对我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我怕事情弄僵反而不好,我向妻望了一眼,意思要她不再多说.我又对伯诚道:"保不保倒在其次,我进去以后,希望你能为我证明心迹."他连说"当然,当然."我立刻向他告辞.不,我应该说是在向他告别.以后讨来两年半的狱中生活,完全由我自己凭一时天真的主观所作出的错误决定.
一三五、毛森拍着我肩头说可惜
把我自己的命运作出了一个决定之后,反而又使我有些踌躇起来.为了我是一个报人,而且又是一个律师出身的人,前者总不免有些书呆子气,后者则过份相信要入人于罪,最少要符合法律所明定构成犯罪的要件.
从"八一三"抗战发生以后,政府了防为止被日人利用的莠民在后方破坏和捣乱,尽管刑法中已有着外患罪内乱罪等周密的条文,但政府一向是欢喜制定特别法例的,所以那时又颁布了一项所谓惩治汉奸条例.做过律师的我,常然知道即使是去自投罗网,也得准备一切必要的手续.
在九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开始缮写白白书.首先我把民国二十六年公布的"惩冶汉奸条例"逐条细读,尤其把构成汉奸罪责的十款犯罪行为,逐款研究.什么井中下毒、扰乱金融、供给敌人军械之类,都是清清楚楚指在后方的人民助敌而言.我在淞沪作战时,绝没有此丧心病狂的行为,我又不曾去过抗战区,这罪名套不到我的头上.我更以自己的良心,在暗室中逐条逐款与我在汪政权六年中一切的所作所为相核对,对自己下裁判,最后我确认无论事实、证据、法律,我都绝对没有触犯.我坦然了,逾加确定了我自首的决心;也加重了我无可挽救的错误.
我以通宵之力,写成了洋洋万言的自白书,分为序论、政治之部、报纸之部、金融之部、律师之部、社会之部、结论等七章,把全部事实,赤裸裸地写了出来,并附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等的公文证书,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这一篇写得那里还像是什么去投案吃官司的自白书,倒是有些像要申请发给胜利勋章的呈文了.书呆子也照例要咬文嚼字的,记得开首要辩明我不是汉奸,所以我为自己写了这样两句:"既非守土有责之吏;更非开门揖盗之奸."最后也总得自谦几句.所以我又写了"报国无方,曾无寸功之建立;附"逆"有据,虽有百喙其奚辞!"的酸腐冲天的屁话.
这样去自首,总算准备好了应备的手续,但我又再度踌躇了,那样多的接收机构,那一处是奉命专责办理之处?更恐怕有些机构,是接财而不接人的地方.政府没有明令,机关也不分职权,使我有些茫茫不知何去之感.
事有凑巧,当我奉佛海之命,赴伪满庆祝其"建国"十周年纪念之时,与我共同出席的有一位天津庸报的总编辑童漪珊,我与他相处几日之中,认为他为人似还不错.天津的"庸报",正如上海"新申报"同一性质,是百分之一百的日本军部的华文机关报,我觉得老童为日人服役,太可惜了,我劝他辞职到南方来,我愿意负担他的全部生活费用.我由伪满回沪以后,老童真的举家南迁.他于数年之中,我并不曾为他在汪政府中安插一个位置,只是每天跟随着我一起为游宴逸乐之事.他有一位旧同事蔡英,据说为了不愿再为日人做事而也南下向他投奔.我就介绍在我的一个做南京米粮统制分会的部属那里工作.
就在十一月一日那一天,有人告诉我蔡英在四处找我,终于我约了他在一个朋友处见面了.他告诉我说,他已在陈恭澍那里做事,陈恭澍奉了军统戴局长的命令,成立了一个小组,专管部份的"肃奸"工作."因为陈恭澍过去是"七十六号"的健将,耳目较近,知道你的事较多,他很"钦佩"你在胜利以前所做的地下工作,他愿意保护你,并且为你洗刷."我听了蔡英的话,固然觉得突兀,却完全不知道特工人员的神机妙算.因为陈恭澍原是军统的上海区区长,抗战时期,他投降了七十六号,对昔日军统的同僚,曾展开过激烈斗争,吴开先被捕以后,他还亲自审问过他,为了显耀他在特工中的地位,他为"新中国报"写过一本暴露军统秘密的书,叫作"蓝衣社内幕",不料现在又还原做起军统的工作来了.蔡英转述陈恭澍的一番话,与几日前军统局本部秘书袁惕素对我讲的若合符节.我就深信他真是出于善意,于是欣然与蔡英一同去看陈恭澍.说来惭愧,他是"七十六号"当年的一员大将,我却还是与他初次见面,他竭力把我恭维了一阵,并力劝我去自首,认为躲避不是办法,他表示最多三四天的时间,稍加调查,一定就可平安归来.虽然他说的话,十分冠冕堂皇,但他为了牺牲别人立功自赎的真相毕竟在辞气之间流露了,我觉得素昧平生的人不会那样热心,显然他不是为公道,而是为的工作表演,我告诉他我早有决定自首的准备,正苦不得其门而入,既然承他热心,就请帮忙送我到负责的机关去.我告诉他我预备明天再来,今天回去先料理一下家务.他完全同意了我的要求,送我出门时,他以命令的口吻告诉蔡英:"好好的保护金先生,明天同来看我."从此蔡英就与我寸步不离,他说恐防在这一晚之间,别的机构不明经过,把你先抓了反而误事.至此,我完全明白了他的来是诱捕,现在的陪我是监视.我仍然完全装着糊涂,丝毫不露声色.我通知了我的妻子来与我诀别,在她哭泣声中,我还竭力对她安慰,要她负起责任来照顾所有未成年的孩子.我还以为即使要入我于罪,也断然不至于累及妻孥.
那晚,狂风暴雨,落了个一整夜,前尘后事,起伏萦回,无限的感慨,无限的凄凉!虽然此去的祸福不可知,此时,我忽然想到基于曾经执行过十年律师职务的经验,深知中国司法界的内情,又追悔于何以竟如此地于卤莽中作出了决定.曙色未开,我再也不能入睡,风雨虽已停止,而满天阴霾,仍是天低欲压的气候.挨到了九点多钟,蔡英陪着我先到陈恭澍那与去,我与他坐上了我自己的车.途中,为我驾车已十馀年的司机,忽然回过头来向我说:"先生,不料前几年一批一批关在七十六号的重庆份子,由你去保出后,就是用这部车把他们送回去的.今天,你却自己坐了这辆车自愿去吃官司了.先生,你为什么那样的傻!"说着,他有些哽咽了.我颇为他的话所感动,想到皮包里还留着的一些钱,就取出来一古脑儿的送给他.他连望也没有望我一眼,他说:"留着你自己用吧!那一个衙门不需要钱的?"说着车子已到陈恭澍的门口,他以得意的笑脸预先迎候着我,蔡英像是个押货员,把我点交给他以后,就匆匆一挥手逃也似地走了.
我坐了陈恭澍的车子,一路开到了贝当路附近的一宅小洋房,那房子显然也是接收来的.他上楼去了不久,又下楼领着我到了楼上中间的一间,那里已经站着一个穿军服而矮矮很结实的人,陈恭澍为我介绍了以后,连招呼也没有向我打又掉首而去.那个人先向桌上一翻,取出一叠用十行纸写的表格,翻到第二页,我的名字就赫然在内.他指给我看,并用浙东口音告诉我,这里你是有名字的.说着他在我名字下面的备注项下,填上了"十月二日自首"字样.我才知道这就是外面喧传揣游的黑名单了.我从皮包中取出了自白书与其他证件授给他.他要我坐在他写字桌旁的一张椅上后,把我的自白书全神贯注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他放下了自白书,又向我端详了一阵,开始与我谈话了.他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到是深知道你的,我叫毛森.老实告诉你,前几年我奉派在此地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宪拘捕后,曾担任过沪西日本宪兵队的密探长.以后我又逃往了内地.所以,你们过去的事,什么也瞒不了我.你在自白书上所写的,我知道大部份都是事实.┅┅"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突然伸过手来向我肩头一拍,转为同情的语调,又继续说:"金先生!可惜可惜!你过去所做协助抗战的工作,只算是友谊上的帮忙,而不是什么工作上的表现."我接口说:"毛先生,承你对我的了解,我表示感谢.我一切做的仅是求心之所安以尽国民的天职.我也没有叁加过任何特工组织,我更绝不计较什么工作成绩."毛森说:"到今天可就完全不同了,那一个机关能为你的工作承认证明?恐怕代表公署的文件,不会发生多大的效力吧!"说完,他陷于沉思中,而我也在想:"原来为国家效力,还有什么组织关系与工作表现那一套.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毛森又继续说话,才把我从幻想中惊醒过来.他说:"这样吧!我所能帮你的就是送你到优待所去,上海三老之一的闻兰亭也在那里,那里你可以与家中通电话,可以在花园中散步,一切受优待,就是不能出去."说完他起身与我一起下楼,登上他的汽车,向西疾驰.他忽然问我有没有带行李,我才想到除手中的一只公事皮包外什么也没有.就要求他把车子开往福州森路我的家.车到门口,出来的是帮我多年的一名男佣,我嘱咐他赶快把简单的被褥与更换的衣服取来.当他再送上车时,他告诉我上一晚有大批武装人员到家里来搜捕我,现在还留有八名忠义救国军的"定平"部队的士兵驻守着,我妻子儿女都已失去了自由.我默然点了一下头,汽车继续向西开行,我向家门投下了最后的一瞥.我所作错误的决定,这时初步证明了实实在在是错误了.
一三六、戴笠提出政治解决保证
汽车终于到达了愚园路一条长长弄底的一家住宅门口,使我记起了这原来是吴四宝的家.毛森吩咐卫兵帮同取了我的一肩行李,一而上楼,几间卧室中已经疏疏落落有了十几个人,温宗尧、唐寿民、闻兰亭、袁履登等都已先我而在.看到我上楼,大家一握手,彼此就黯然相对.毛森向负责的人关照了几句先自走了.他们有的比我先来一天,有的仅早到数小时.他告诉我自当局于九月廿七日开始捉人以来,已有几百人关在南市看守所,这里是军统的优待所,与重庆政府的私人有渊源,或者认为沦陷时期有微劳足录的,才得享受这里的优待权利.每个人虽尚未习惯于羁幽生活;但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确信政府将会分皂白、别功罪,有兼顾人情与国法的处置.
在我到达那里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清楚记得继我而来的又一个人,我对他只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形色仓皇,言语激越,看到每一个人都诉说他的焦急,他宛如一头飞鸟初初关进笼子里时那样的慌乱.他过来招呼我,因为知道我曾经做过律师,所以问我对前途休咎的看法.我既说不出他的名字,又不知道他在沦陷时期做过什么?其实连我自己未来的命运,也完全不知,教我如何能为他解答?所以我只摇摇头对他苦笑.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与他没有交谊而不肯说什么,他很诚恳而又焦急的向我诉说了一大段,他说:"我是严庆祥,前年苏州商业银行开幕时,你以董事长身份主持揭幕礼,我来道贺,与你见过的.我不曾在汪政府做过事,只是家父严裕棠一生辛苦创建的大隆铁厂、泰利铁厂、苏纶纱厂与成德纱厂四处大企业,淞沪沦陷后,为日人占据了.家严委任我做了四厂总经理,几经艰苦交涉,始得收回.我只是办工业,军统要拘捕家严,我挺身出来承担了,试问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看到他惶急失措的情形,忘记了自身的遭遇,反而对他无限同情.我对他说:"照你的说法,那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了."他长叹了一声,又转头去和别人诉苦了.
当晚,睡眠就发生了问题,床铺不够,睡地板倒也罢了.前广州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的温宗尧,以为一室中不应睡那么多的人,还大摆其总裁架子,坚决拒绝让我睡在里面.唐寿民、闻兰亭等都在帮我说话,我觉得到了今天的处境,这样的小事,那里还值得计较?我自动退出,睡在梯头的地板上.警卫人员来回的脚步,澈夜在我头边跨过,我眼睁睁的直望到天光.
几天之内,陆续又来了七八十人,楼上的三间卧室,已挤得满满地.上至汪政府的院部长,下至赌场老板,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概在我进去后的一周左右,军统局长戴笠突然光降了,他由看守的负责人陪同向各室巡视.当他进入我们的一室,我是不久前还在佛海家里看见过他,唐寿民本来是与他为熟人,但我们都装作不认识.袁履登看到来人声势不凡,趋前问他贵姓,他头一侧,胸一挺说:"戴笠!"他回过头去对温宗尧说:"温钦老,我与令侄应星是朋友,以你过去的资望,又为什么要投身做那样的事呢?"温钦甫用广东音与他喋喋不休地诉说他的理由,戴笠似乎有些不耐烦听下去,摆着手要他停止.
他又向我们说:"请各位安心暂时在此地委屈一下,我奉委员长的命办理这起案子.我知道许多位在沦陷区中为国家出过力,我将尽力为各位洗刷,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将不经过法律程序,而最后会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这里你们姑且当作一家漂白厂,把诸位在沦陷区中容或沾到的一丝污渍,漂洗干净,时间也不会太久.此地太局促了,我已觅定了一个比较宽敞地方,不日请各位搬过去.你们辛苦了多年,那里就算是一间疗养院,先作短期的休养.可能,政府还想借重各位."他声音很低沉,说完话邀唐寿民到楼下去一谈.半小时后,寿民回上楼来了,脸上充满了满意的笑容,他偷偷地告诉我们:"雨农表示,政府不为已甚,将对我们出以宽大的处理,且将甄别各人的专长再加录用.雨农要我草拟一份收复区的整顿金融计划,我也告诉了他在如此环境中,实在无从着笔.好在健庵(陈行)最初是我介绍给政府的,他既已受命为财政金融特派员,还是一切由他来主持的好."
戴笠又到了别的两室作了同样的谈话,复与沈长赓等几人作了个别谈话,才离开那里.戴笠一两小时的逗留,给了许多本来垂头丧气的人以无穷希望与无限幻想.这里确是太挤了,大家等待着到一家"疗养院"去享几天清福.
在双十节的前一天,忽然不知谁说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说听到下面的警卫人员在讲,双十节庆祝国庆的那一大,将要把我们这一批人装上卡车,在全市热闹地区,游行示众.许多人听到了这消息,都为之失色,纷纷议论着假如事情不幸而实现的话,自己将在卡车上采取怎样的态度?我倒不客气的说了:"真是要把我们尽情侮辱以求取快的时候,当然不容我们不去.在这六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上海的市民应该心里有数,我们自信并非不能见人,我会昂着头向天微笑,瞪着眼看市民的表情.他们这样做,应该不是要市民看"汉奸"游街,而是我们要看人民是否还存着一点公道."我的话虽然说得有些牢骚,也近乎高调,但大家还是以我这个态度是对的.到了双十节的那一天,大家怀看一颗忐忑的心,而政府却真能矜恤我们而并未实行传说中的活剧.
双十节平安过去后的三四天,我们在吴四宝家里也已停留了约半月.忽然一天清晨,一声令下,说要当天迁移,大家纷纷整理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又在耽心不知将迁往何处.终于开来了多辆汽车,把我们分批装到了福履理路的楚园.那里有一宅五开间三楼的房屋,前面是一个花园,底层是禁卒们的办事之处,二三楼一排五间房,每房五人,就"优待"着我们这一批待鞫之囚.这里原来是"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卢英的住宅,因为他的号是楚僧,于是房屋就称为楚园,这个不祥的名字呀!结果就成为一群楚囚的居所.
当我们全体到达以后,看守所主任上来招呼我们了,连声说:"招待不周,招待不周."每一间并派发了当天的报纸.他谦恭的态度,真使我们有些受宠若惊.他宣布办法,是供饭不备菜.梁鸿志的私人厨子也被拘留在这里,专为我们制菜,每天可集合多人,隔日自由点定.需要金钱、衣服、用品、香烟,可开条由所方派人往家中去取,食物可给资代办.除了限制下楼及不准亲友探视而外,总算尽其优待的能事.
中间有两个人是更受到特异的待遇,梁鸿志独居在二楼的一间亭子间中,但准许他的一位新太太每天进来为他料理私人事务,早出晚归,给了他以最大的方便.另一人是盛老三(幼盦),他那时已七十馀的高龄,而且有很深的烟瘾,军统特准他取来烟盘,公然进吸.鸦片烟味,于是每天弥漫在这一所特殊的牢房之内.
看守我们的一批警卫人员,是中美合作所的青年学员,他们在抗战区受训练,习闻于"敌伪"的如何如何,最初几天,他们以敌视的眼光向着我们,在他们的心里,以为所谓"汉奸"也者,必然如他们过去想像中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像日本宪兵队中翻译密探那样的人物.所以看到了我们就怒目相向.而几天以后,渐渐觉得我们这一批中,有些是风烛残年,有些是翩翩文弱,于是渐渐地与我们交谈了,一问某人是留美的,而某人又是留法的,都有其一套的学历与资历,完全使他们惊异得出乎意外.在慢慢对我们刮目相看之时,似乎他们反而同情了我们的处境,非但不再是监视,而处处给予我们以帮助,甚至不惜做出违反纪律的行为,替我们做传递消息的勾当.有过一个时期,林康侯教他们春秋左传,郑洪年教孟子,唐海安教英文,孙曜东教唱戏.我们竟由狱囚而变为师尊.我相信,假如戴笠不因撞机身死的话,对于汪政权的这一重公案,真如戴笠所说将有完全不同的处置,至少不会全体交给法院,在"有条有理,无法无天"的怪状下,见人就判,一判最少要坐牢几年.
一三七、军法官不断来审问我
戴笠说楚园将是一所漂白厂,可以洗尽认为因叁加了汪政权而染上的政治污点,而结果却证明事实并不如此.本来有人认为汪政权的创建,是在与重庆唱双簧,尤其周佛海等的行迹,加甚了这项传说,所以论到实际,该是灰色的,是在半白半黑之间的、而所有的自送入楚园以后除了一个盐商周吉甫因毁家脱离,另一个五金商人陈咏仁因将一只毛公鼎献给了政府,又把设备得不坏的家招待了第三战区驻沪工作人员张叔平住居,因而得以省释外,其他的人,一律转解法院.不论有何地下工作,也不问有何犯罪证据,或轻或重,结果全部判刑.所以楚园应该像是染厂而不是漂白厂,把原来的灰色,依照了黑名单所列,一律加深,染成为纯黑色.我不敢武断事态所以会有这样的演变,是否由于戴笠的突然撞机身死而无人担当所致.
那里名称上是优待所,实际是军统的看守所,除了所长一名看守我们的行动外,另有军法处侦讯我们的"罪行".军法处长是沈维翰,我没有见过他,好像他原来也是上海的一个不大为人知道的律师.下面有十几名法官,倒不愧为人才济济!凡是叁加过汪政权的,以后法律上都指为"汉奸"而法官之内,却就有了好几个应该也一样是"汉奸"的人.让我先介绍出他们的姓名和担任过的伪职吧!计开:程克祥,伪满的科员,维新政府宣传局的科员,汪政权的边疆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彭寿,江西日本皇协军嘱托,汪政权赈务委员会委员.林基,七十六号大队长吴四宝的干儿子.李时雨,汪政权上海市政府警察局的刑事处处长.其他,还有的是,我不再清楚地一一指出了.再加上行动方面的沪西日本宪兵队密探长毛森,七十六号行动队长的陈恭澍与万里浪等.新贵虽是旧人;而同僚已成敌对.当局的意思,恐怕欲责令戴罪图功,乃不惜以"毒"攻"毒".
在我们移送楚园之后的第二天,就发下一张表格,要我们把过去种种,详细填明.再过了几天,开始问案了!第一个出现的是程克祥,对我来说,那是太熟的人!他是上海洪帮领袖徐朗西的学生,由徐朗西的介绍而投效尚在上海酝酿中的汪政府,经我也审查而核准的.以后我任边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时,他是我下面的藏事处长.在佛海家里,我时常看到他把秘密电台中重庆军委会发来的电报送给佛海.在舞场中,我看到他一直趋奉在杨惺华的左右,而使惺雅得到私生活的种种便利.可是,我与他工作上并无直接联系,我又是有很深成见的人,我认为人格上我所看不起的人,我承认我的态度会有些傲慢.所以六年中我与他甚至连谈话也是很少有的.胜利后他一跃而为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秘书长,我由于他的反对,只当了宣传处的副处长.那时与他有"通家之好"的副秘书长彭寿,两人的神情上显出对我有着成见.他告诉过别人,说我平时架子太大,他曾经问我讨二十担米,我都靳而不予,这明明是不给他面子.言下人有不轻轻放过我之意,所以别人曾经要我当心.我能安心任"伪职"而对胜利后的副处长的皇皇官职,终于百计辞去,说老实话,这也是原因之一.
说我架子大确是有原因的,我对他们平时不甚假辞色是事实,他与彭寿捧过一个三流的女戏子,写了一篇不甚通顺的宣传稿,要登在我主办的平报与海报,我没有为他刊出.就在胜利那一年的初夏,佛海的女儿慧海与吴颂皋的儿子在佛海毕勋路的寓所订婚,于花园草地上散步的时候,程克祥曾过来向我要求,他说秘密电台里的职员生活太苦,要我捐二十担米给他们.当时我虽然感到惊讶,何以为周佛海卖命的秘密电台职员,其至连吃饭也发生了问题?但是区区二十担米,那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仍然答应了.可是,我事情太忙,过后我忘记了关照银行里的庶务处送去.程克祥等急了,送来了一封信,拆开来只有"二十担米如何?"六个大字,我以为他太不懂礼貌,哼了一声,把来信撕毁了就没有去理他.不料睚?之怨,他竟然会发挥出无毒不丈夫的威风!
那天,他在楚园出现,他的随从高呼着我的名字,我预感到这时是应该他哼我的时候了.就在我们卧室外面的穿堂中,放了一张桌子,他在中间高坐堂皇.我上前去尊称了他一声程秘书长,承他挥挥手要我一旁坐下,从身边掏出了一只金香烟匣,取了一支茄力克烟给我,我取来把烟端详了一下,以不大尊敬的态度开口说:"程秘书长!你不再抽过去的高乐牌而改抽茄力克了!谢谢你赏我好烟!"他瞪了我一眼,接下去查问我的房产,而他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我同谢克明、许冠群等合办的沪东齐齐哈尔路仁丰染织厂的股权.那是一家上海首先能自造阴丹士林布的染织厂,战前的资本是一百万元,杨惺华看到了设备而眼红,曾经想攘夺,给我打破了他的迷梦,因之一直恨得我牙痒痒地.这一天他的严厉追究,我明白除了要报他自己的睚?之怨以外,还替他过去一向趋奉的人仗义"锄奸".而我所有的答覆使他失望,我太高亢的声音与一副吊儿郎当的态度,损伤了他的尊严.我感谢与我同房的唐寿民与闻兰亭怕我吃眼前亏.当我抗声争辩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房中为我念着佛经.程克祥无法以声势夺人而不能获得他预期的收获,满面孔不高兴而悻悻以去,到梯口还听到他口在喃喃地说:"这家伙!真是一个宝贝!"
为我到家中去取衣物的职员,也偷偷地告诉了我,我福开森路的家,家人已完全失去自由,由彭寿派了八名士兵驻守着,不许出入,只有一个厨子,早上可以出去买菜,但也有兵士随同监视.彭寿每天出枪对着我的妻子,逼问财产,形势非常凶险.竟然罪及妻孥,此时我已经有些追悔为何要充什么好汉而去自投罗网?
再几天之后,看守员又来唤我去问案,地点在楚园同一弄内的另一所房子,下面客堂中间放了一张案桌,一位瘦小而面上微微有麻点的法官坐在那里,我一看原来是战前的同业楼允梅大律师.过去他的事务所设在恺自迩路小菜场侧的一个衖堂里.刻薄的人,对没有在大楼中另设写字间的律师,称为衖堂律师.楼大律师也就是衖堂律师之一.过去颇承他不弃,每逢案件上发生了疑点,总蒙光临寒舍,不耻下问.此日情移势易,他是堂上的法官,我已是阶下的囚徒,觌面若不相识,情也,亦理也!他问了我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在汪政府的职务之后,我一一都照供了.他接着问:"南京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是谁?""是我.""总经理呢?""是我.""上海行经理呢?""也是我.""那末你在平报担任的是什么职务?""社长兼总编辑兼总经理.""怎么重要职位都是你一个人兼的?""请法官明鉴!我们本来就是站在轴心国一面的嘛!意国首相墨索里尼曾身兼八部部长,我与他比,已经觉得太渺小了."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案桌,再也问不下去了.就结束了这一次的审问,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囚房.
又是几天之后,另一位不相识的法官又提我去问案,问到中政会的部份时,他问:"你为伪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吗?"我承认"是.""主任委员是谁呢?""梅思平.""伪组织的一切法令,都须先经过法制委员会的起草通过,可见你对伪组织倒曾经出过大力.""回法官的话,我一次也没有出席过.""胡说!岂有身为副主任委员而不出席一次之理?你倒推得干净!"逼得我有冤难明,我不能不拖朋友落水了.我说:"如其法官不相信我的话,你总该相信你同僚的话,我请隔室也在问案的李时雨法官和我对质,他是我过去法制委员会的同僚,请问他,他去出席时有没有看见过我去出席."他说了一句"岂有此理!"掩好了卷宗起身去了,我还是呆呆地恭立在案桌的前面,直等禁卒牵着我走,才算把我惊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