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园里面,倒曾有不少军统要人光降过.前香港区的区长王新衡来过(战后他任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现在是台湾的立法委员),态度到还和气,与熟人唐寿民等亲热地招呼了一次.戴笠也来过一次,却没有上楼.林基(余祥琴)也亲临视察,闻兰亭是他的乾爷,战时他的秘密电台,也设在闻老的家里.胜利之后,大义灭亲,兰老又是他伴送进来"疗养"的.此日见面,官职在身,当然不会亲亲热热地再叫一个老囚徒一声乾爸爸了.而闻老的态度却是妙极,他趺坐在沙发上,白须飘拂,闭目凝神,口里在默诵着佛号,听到他乾少爷的声音,连眼睛都不曾睁过一睁.
一三八、缪斌为何被杀得那样快
更有一天,听到楼梯上人声杂遝,知道又有什么贵宾来视察了.我们真是以待罪而又自负的心情,从不向人望一眼.只听得来人上得楼来,不断在询问"金"在那里?我想不到有谁会来找我.一下有人进房来了,拍着我的肩头说:"兄,你太可惜了!你在伪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你又为什么去叁加呢?"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王一之.潘公展在上海办晨报时,最初我担任过采访主任,他那时是一个采访记者.殊不料他也是军统局的高级职员.我听过了毛森说我可惜,现在王一之又再来一个可惜.我且不暇自惜,更不受别人的怜悯.我有些负气地脱:"你甚至不晓得我在汪政府里做过些什么,又为什么先来个满嘴可惜?"他说:"老朋友久不相见,不要抬什么摃了.我今天在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特地来探望你的.我是杜美路七十号的主任秘书,别的事我没有力量帮你什么忙,你太太那里如有什么话,我可以为你转言."他这样诚恳地对我,刚才的发作,反而使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不得不谢谢他,我说:"对家里我已无话可说.但罪不及妻孥,有罪,也应该让我一身做事一身当,请寄语彭寿,不要对内人逼得太凶了."他点了下头,绉绉眉,又与我殷勤握别了.
楚囚生涯,倒也颇不寂寞!有那么多的熟人聚在一起,每晚商量好了菜色通知厨房,天天有鸡鸭鱼肉,足供大嚼.有人饮酒遣愁,有人对奕解闷.闻兰亭吴蕴斋等劝人学佛,间或还升坐说法.卢英留在那里还有一部四部丛刊,许多人取来翻阅.梁鸿志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大家又争着向他为学问上的请益.有时他也做几首小诗寄慨,或者发起来一次做对.有一次他要几个人以眼前风光,各做一个小说回目.十九是做得无限牢骚,说不尽的满腔愤怒.我是顽皮惯了人,以为越是处身困境之中,越要能善自排遣.难友之中,一位在战前曾任某省民政厅长的,此时虽随着闻兰亭念经学佛,本来是一个老尚风流的人物.他在书橱中发现了一本木刻的淫书"肉蒲团",又不好意思当众展览,地上放了个坐垫,盘膝坐了,双手合十,谁都以为他在一心南无,向十方礼赞,不料那本书就铺在一旁,却正看得津津有味.另一位于战前久任海关监督,家中本多姬妾,此时犹在中年,每逢酒后,雕免绮思.一根未甘闲废,时时变作怒蛙,他于万般无奈之中,出而自击.我就摭拾了这两件眼底风光,做了一个回目,上联是:"发动春心,监督痛打生殖器."下联是:"皈依佛法,次长偷看肉蒲团."引得难友们暂展愁眉,哄堂大笑,忘记了这是处身在什么地方,竟值得如此地高兴?
在楚园数月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人进来.就是杨揆一、林康侯、唐海安三人由南市的看守所调至楚园优待.一进门看到我们还有床铺可睡,有可以下饭的菜,看不到看守们狰狞的面目,听不到士兵们凶恶的叱声,呆呆地立在那里,嘴里不住地说:"天堂,天堂!"两行眼泪,已禁不住簌簌地直流了.而我们看到他们形销骨立,囚首垢面,须发鬑鬑之状,数月睽违,几已完全变了一个模样,尤其林康老宛如贩马记中的李奇,触目伤心,大家只有握手欷歔,更不知如何出言以相慰了.另一位来的特客是陈公博夫人李励庄女士,她与公博同去日本,交涉引渡回来时,照会上因没有她的名字而仍留在日本,此时才由轮船押解回国.在楚园只住了几天,总算恩施格外,把她放走了.
在还可以有一丝自由的时候,还会高谈法律,等到完全失去自由的时候,再也无人谈什么法律了.依照政府自己所制定颁布施行的提审法,嫌疑人犯应该于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非释放,即需解往审判机关.而我们"疗痒""漂洗"了数月之久,一直在"优待"之中,政府既迟迟没有解决的办法,家属谁也不敢声请提审.转瞬即已是农历的年关.那一天,却意外地又添了一个新人.缪斌穿了笔挺的西装,手里夹了一只装满了文件的皮包,满面笑容,气概轩昂地由人陪了进来.
我认识他还在民国十六年北伐时期他正担任何应钦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他又出任过江苏民政厅长,政声却不甚好.抗战事起,华北沦陷后,他曾去当真正汉奸团体的什么大民会的副会长.与名坤伶新艳秋一同在北平戏园里看戏,遭人狙击,虽未命中,已够他丧胆了.不久南下就汪,一度担任过立法院副院长.在胜利前不久,他去过日本,据说是奉了重庆某当局之命,去与日本谈全面和平.以后汪政权的驻日大使蔡培告诉我,说他携有某人的亲笔函件,对全面和平,提出了七项原则.缪斌在东京时期,东条政府曾以国宾之礼相待,为稀有之殊宠.我与他是一度同事,分任"东亚联盟"文化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所以看到他在外几个月能平安渡过,于此时又姗姗而来,不免上前去殷勤问讯.他笑着说:"雨农因为外面机关庞杂,恐因误会而被别的机关误捉,反费手脚.所以要我来这里暂避几时,随时可以回去."说着,他指指胁下狭的那只大皮包说:"里面全是奉命工作的证据,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料三天之后,他忽然解往南京,临行前面上不似进来时的神情,已充满了焦急之容.解送南京以后,他还是看押在甯海路的军统看守所,与汪政权的其他诸人关在一处,但情形显得太不寻常.当他解京的前夕,甯海路先是一片忙乱,把关在三楼的人一起迁出,将三楼完全腾空.据看守人员私底下的透露,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进来.等缪斌解京的当日,所方却又接到了来自重庆有关方面的电报,要对他充份优待.于是看守所长的办公室,临时重新布置,缪斌解到以后,即改为他的卧室,此时他完全像是一个贵宾,而决不像是什么囚徒.而这样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所方又才奉重庆来电,着严加看押,因此他不再能享受特惠待遇,迁入三楼,独自一人羁禁在那里.不过显然他的身份仍然与众不同,由何应钦的总司令部每餐送来丰盛的食物,是指定菜馆为他特制的,丰盛得近乎像是筵席,由他一人据案大嚼,狼吞虎咽.也有同难的人偷偷上楼去看他,他态度与在上海时一样乐观,坚信当局一定采取政治手段解决,而且将于极短时期内实现.一天深晚,大家都在酣睡中听到不平常的履声杂遝,每人于惊慌中又不知出了什么变故.第二天清晨,才知道缪斌又忽然被解送苏州去了.他从"贵宾"一变而为重犯的原因,据无稽的传说:他之所以受特惠优待,战争后期赴日斡旋和平,确有微劳足录.而后来的突变,则谓盟军当局在日政府档案中查出了缪斌携去的和平条件.依照在开罗会议中会谈的决定,任何一个盟国,不得对日单独媾和.因此向重庆提出了质问.重庆虽坚决否认了这一件事,而缪斌则终于立解苏州.解抵苏州以后,法院以全速度进行审判,司法行政部以全速度加以核准,短短几个月,首先提出执行枪决的就是缪斌.他皮包中的法宝,也终于全无用处.他在五花大绑临刑之前,一路对当局破口大骂,我不便在这里代他写出这将死之言了.缪斌究竟何事赴日?是奉了谁的命令?皮包里有些什么证据?当局何以要急于把他处死?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谜.现在缪斌与日本的东条都已尸骨早寒,死无对证,又安得再起死者于地下而问之?读者原谅我对这事不能再有什么交待了.反正整个汪政权的事,又何尝不是谜样的一段往事呢?
缪斌进来的一天,因为是民国卅四年旧历的除夕,所以那天大家要厨房多预备了一些菜.晚上,起初大家饮酒吃菜,还杂着笑谈,到了将近半夜,人人酒已半酣,四面的爆竹声已震耳欲聋.此时谁都念到了一样在患难中的家;谁都想到了不可测的前途,不免悲从中来,梁鸿志发起写一张字,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大家不要忘了这同处的患难之情.他噙着一包眼泪,用笔在白纸中间写了"息壤在彼"四个大字,后面还有一个短跋,他首先签了字,唐寿民、吴蕴斋、朱博泉等几人与我也都签了.其实这又有什么用呢?只是泄一时之愤而已!我们的字还未签定,而几间屋里的呼声与哭声已四起,只听到有人在喊:"我是汉奸吗?我是汉奸吗?"这样引得不哭的人,也随着为之泣不成声了.
时间已到了翌年的初春,对我们将如何处置,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一天,忽然看守唤我下楼去接见.我觉得奇怪,这里是不许别人探望的,难道老妻竟有通天的本领?进到看守所长的办公室,所有看守所长以及法官人等都在那里.而来人竟是军统局局本部的秘书袁惕素.他一见我,立刻拱拱手说:"恭喜!恭喜!你是光荣的!"我听了他没头没脑不伦不类的话,以为他又是来审问我的法官.既来审问,又何必再来挖苦我一下?我面上毫无表情,恭聆着他的下文,他又继续说:"我是奉了戴先生与李叁谋长(诵诗)的命令,作为公事来看你的.你的事调查清楚了,等戴先生北方去一次回来,你就好恢复自由了,现在再暂时委屈几天,戴先生或许还想借重你呢."此时我才相信他真是出于善意的来探望我.他又轻轻地问我:"你与程克祥过去有什么不睦?前天杜美路七十号举行会报,程克祥攻击你得很厉害,说像你这样年青的人,为什么要受优待?毛森倒帮着你讲话,说你是他送来优待的,因为他确信你有过营救与掩护地下工作人员的事实,应该优待,他指程克祥假公事来报私怨是不许的.还有王一之也为你说话.你与两人有什么关系?"我告许他毛森本不认识,我是向他地方自首而由他送进来这里的.王一之则是过去的同事.惕素又说,"现在好了,程克祥碰了这个钉子.以后想来不敢再提,你可以不必耽心会把你送往南市去受苦了.况且不久你一定可以回去了.但今天我来说的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谢了他,他匆匆地走了.我满怀高兴地回到楼上,朋友们问我谁来接见,我含糊其辞地搪塞了过去.每天我等候着有人再来唤我,那将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谁知这仅是一场春梦,以后怎样也逃不过两年多的厄运,以及终身被套上的一顶压死人的大帽子.
一三九、量身裁衣式的惩治条例
不料一切希望完全归于幻灭!我初意以为袁惕素既然奉了戴笠之命,来通知我不久可以恢复自由的消息,我既已身入樊笼,特工人员当然没有再施用手段之必要.这消息应该是可信的,而在我焦急地等待之中,不幸的消息却反而接续而来.
当惕素来过后不久,又有军法官来提我审问.地点在同一弄中的另外一所房屋,样子像是一间会客室.来的人却例外地是三个,他们过去我都没有见过的.他们居然很有礼貌地要我一旁侍坐,而且有意无意间,让我看到他们带来一张压在桌上的字条,我一眼就清楚瞥见上面写着严厉的字句:"提金逆雄白严行追问其财产,查明具报!程克祥."原来昔日"伪组织"里我的部下,一度为我"上司"的程法官,此日大义灭亲,有似三堂会审,又要把我苦苦地折磨一番了.难道他真是怕了我这个他口中所谓的"宝贝"?难道他在靳惜一枝好烟?自己又为什么不亲来审问呢?今天这个关恐怕会难逃的,但我只有硬着头皮,等候着他们的摆布.
一位瘦得有得猥琐的人首先开口了,他说:"你是做过律师的人,应当懂得法律.我问你的话,你要据实回答.否则,哼!""是,凡是法律以内的问题,我一定据实答覆.""那么我问你:你有几个太太?""回法官的话,法律上既不许同时有两个太太,我也就苦于不能有两个太太了.""你不要狡辩,人家都说你是有两个的.""那是别人说了不懂法律的话.""难道你不曾玩女人;也不曾送过女人东西?""我很惭愧,瞒得了你法官,也瞒不了派你来审问我的人.我玩过,程先生亲眼看见过我,而且非常羡慕过我的.今天我是囚徒了,而从前我自命还是个阔少呢!""那末她们是什么人?你送过些什么东西?""论人,长三堂子里有老三老四,舞场中有曼丽、莉莉之类,玩得多,实在记不起了.送的东西有衣服、首饰、现金等,送得多,也实在记不起了.""你不要尽是这样油腔滑调,不从实招供,优待了你还不知好歹,你是不是想送到南市去?""请为我谢谢程克祥先生,已经多承他栽培了.但我既来此地,生杀由人,何苦还要征求我的同意?请问法官,我实在无供可招,是不是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一下东西,随着你们到南市去?"我这样过份强硬的话,完全出于他们的意外.固然那时我心里怀了满腔怨愤,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以言辞挺撞,徒为取快一时.但我也并非真是什么好汉,袁惕素前数日来告诉我的话,使我有恃而无恐.但是这三位奉命差遣的法官大人,又那里会知道其中的底蕴呢?三人窃窃私语了一下,向我又横了一眼说:"今天对你客气,是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下次还不把你隐匿的财产供出,我们只能对你不客气了."那一次,我像与他们在赌"沙蟹",我看准了他们的底牌是一张小"二",我在全军覆没中,竟蠃了这一场舌战.这是在羁押时期我的最后胜利了,因为从此,再也没有人来向我问案了.
主持全案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戴笠,那时他押送周佛海赴渝之后,一直以留驻在上海的时候为多.有一次,楚园的一名看守人员,叁加了杜美路七十号的纪念周之后,回来偷偷地告诉我们,他说:"戴先生今天在纪念周上,指名指姓痛骂了许多人,其中对潘三省尤其骂得咬牙切齿,他认为有血债的、为人服役而直接危害人民的,将一律枪毙.其他的人,不会徒以叁加的形迹与名义而送法院."自从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许多同难的人,又很欣奋地无限乐观.反正凡是失去了自由的人,所以能够把生命支持下去,就是把一切的消息,自己加以乐观的想法,让自己安慰,让自己陶醉.
但是所有汪政权的人,不待戴笠之死,命运已决定了大半.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六日,国民政府又把十三年前公布施行的"惩治汉奸条例"重加修订了.我们初由看守透露了这个消息给我们,为了这条例有关我们的身家性命者太大,千方百计地觅得了一份,我详细看过之后,立刻知道情形大不利于我们了.我在前面写过,当我自首之前,曾以自己抗战八年中的行为,与民国二十六年所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逐条逐款的对过.因为那时所谓汉奸罪行,条例中都是指在后方帮助敌人为破坏工作与间谍行为者而言,没有一条是针对沦陷区的.那时立法的人并没有错,因为国土一经沦陷,政府既未命令人民随军撤退.那末,人民为了争取他自己生存的权利,或者在敌人威迫下而从事工作,文明国家,以政府既不能保护人民,因之即使有行为失当之处,原倩略迹,也就概不为罪.
现在,政府把条例又于汪政权解消之后,而且把汪政权的人员一网打尽之后,而又重加修订了.修订条例的第一条,犯"汉奸"罪成立之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也就是说,其真意是只要叁加汪政权的人,就将被认为符合了这一个规定.据说:当时国民政府把条例起草完成之后,送交国民叁政会审议,而由好为高论以博清誉的叁政员傅斯年主持了这条例的审议工作.原来条例中也规定有"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之事实者,得减免其罪."而傅斯年轻轻地把"免"字改成为"轻"字.换句话说,不管你对抗战有着天大功劳,只须叁加过汪政权的,也不管你为了什么目的,与怎样叁加的?以及当时有无其他罪行,依据这条例罪是办定了的,最多只有轻重之分而已.常然,由特工机构派驻在沦陷区工作的,自然不但无罪可言,而且还得论功行赏.故在羁留中,以"汉奸"审"汉奸"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我自首时,毛森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太可惜了!你的一切工作,只算是友谊上的帮忙,而不是组织上的表现."也就是这个意思.政府虽然不谈法治,但无可怀疑倒是一个太讲所谓"组织"的政府.
同难的人,推出了几个过去是法律界的人来研究这个条例.许多人酸腐冲天地居然就法论法.有人认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不应当仅以叁加汪政权为已足,必须有"通谋"与"反抗"的具体事证与积极证据.也有人以为不溯既往,是刑法上的一大原则.譬如说:今天政政公布了一个禁止吃饭条例,那末昨天吃的饭,因为是在条例公布以前吃的,老百姓不知道"吃饭"是犯罪,也就不应作为犯罪,否则,就成为古人所谓"不教而诛"了.所以刑法第一条就明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同法第二条又说:"行为后法律有变更者,适用裁判时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于行为人者,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之人法律."许多法学高深的难友,引经据典,坚决认为所谓"通谋""反抗",即使叁加汪政权就算有这种罪行,但那时法律上还无此明文,依法即不能处罚.虽然法律变更了,裁判时可以适用,但显然是最不利于行为人的,依然仍不应援用.我独持着相反的意见,我以为这次的事件,拘捕等既不以通常的法律程序而出之以特工手段,则将来的审判,决然是以政治手段而巧妙地通过法律的形式.一谈政治,就要看当局的运用之妙,如何存乎一心了.假如修订的条例,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形,许多政府的大法学家们又何必庸人自扰徒劳一场?况且,这时还在训政时期,五权虽云分立,但党权高于一切,党方的一纸训令,司法官敢不奉命唯谨?有人反驳我说:"你以为政府把条例修订,是要削足适履吗?"我说:"不,不是削足适履,而是量身裁衣.修订的条例,不仅为我们戴一顶帽,而且为我们着一件衣服,制订的人,于量过身裁后定出的寸尺,一定是十分合身的,谁也不必再妄想逃避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会知道当局的心理怎样呢,卒之,法理之辩,仍成为一场无结果的争论.
据事后所知道的消息:假如戴笠不死的话,将有完全不同的处置.认为应当惩办的,移送法院,概依修订的条例治罪.认为可以不办的,则用政治手段解决.或者如张学良之长期禁闭,或者迳行予以开释.但谁也料不到人有旦夕祸福,戴笠竟会撞机身死!难怪周佛海在重庆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就说:"雨农死,我也完了!"戴笠一死,所有在押人的命运,完全改变了.最幸运的当然是见机而能百计隐避,不受诱骗,不存幻想,不为弋获的人!
一四○、戴笠撞机身死情势大变
在楚园中虽然在室内行动还自由,到底与外界完全隔绝.袁惕素来看我的时候,曾告诉我戴氏即日要飞回重庆一行,预定于民国三十五年的二月十二日离渝,遍历北平、青岛、济南等地,视察"肃奸"工作,要等去北方以后,再回上海.我与戴氏素乏渊源,为了他的再度返沪之日,即是我恢复自由之时,因此,对他的盻念,乃真有一日三秋之概.
大约在三月中旬,有一天,楚园里的一切看守人员,有紧张的神色,与诡秘的行动.我们这一批待决之囚,只要看到一些风吹草动,就惴惴焉唯恐大祸之将临.起初他们守口如瓶,渐渐的有人告诉我们戴氏身死的消息,其中最失望的自然是我了.
因为戴氏的存亡,关系于我们之命运者太大,这里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先补叙出他撞机殒命的经过.本来戴氏于三月十七日,经过平、济等地的视察以后,决定返沪.那时,据军统的公八布,截止此时为止,全国已经拘捕直接为日人工作的,以及汪政权的人员,总数共为五千四百五十五人,当然人数以上海为最多(东北因地区特殊,虽然伪满成立较久,人员叁加较早,反而网开一面,除为苏联俘虏以外,其他人员,概不追究.在同一国土之内,同一法律之下,乃有不同之处置.)戴的急于返沪,就为首先决定上海这一批人的命运.
所不可解的一事,戴氏抵平以后,将比较重要的十三人,立即决定移解南京.计有:王荫泰(华北政务委员会司法总署督办)、江亢虎(汪政权考试院长)、齐?元(临时政府治安总署督办)、余晋和(北平市长)、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潘毓桂(天津市长)、汪时璟(华北经济总署督办,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唐仰杜(山东省长)、陈曾栻(河北省长)、文元谟(教育总署督办)、刘玉书(北平市长)、邹泉荪(北平商会会长)、周作人(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而最主要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前后两任的"委员长"王克敏与王揖唐,独不与其列.东北的附伪份子,放弃追究,还有理由可说.而本来拘押在南京的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缪斌四人,为什么要独独解往苏州?华北的这十三人,又为什么要解送南京?东移西调,真不知当局葫芦里在卖些什么药?
戴氏于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由青岛率同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七人,搭乘航空委员会DC47型二二二号专机起飞,目的地为上海.在起飞之前,据报上海天气恶劣,所以临时改为在南京降落.如果南京的天气也不佳,那末改飞重庆.为了准备长距离飞行,所以带了汽油八百加仑.飞机一路平稳地前进,迨飞抵南京上空时已为下午一时零六分,机上报务员与上海机场联络不通,而南京的天气,云层过厚,使飞行员视线不清,也不能下降.本来已拟折向青岛,同时已有电通知了北平方面.不知他有何要公,非要当日在京沪两地着陆不可?所以折回青岛的飞行不久,北平方面又接机上来电,说决定在南京穿云下降.自发出这电报后,即杳无消息,连飞机的下落也不明了.这样一直到了晚间,南京方面认为飞机定已遇险.当晚即由航空委员会,及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海军分别派机沿途搜索.直至二十日上午,由美空军在南京板挢镇附近二十华里之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奇怪的是这一座山的名字,竟就叫作戴山!经美空军通知军统局后,派员驰往查看,飞机机身已经全部焚毁,仅仅剩得机尾.遗尸共十三具(戴氏与其随从共八人,连机上驾驶员、报务员等五人,合为十三人.他在北平决定解京的是十三人,现在全机又是十三人.十三,好似真是个不祥的数字了),均已模糊难辨,经寻获了龚仙舫的图章一枚,戴及其随员所佩的手枪四枝,以及戴氏常用的物品几件.经该局多数人员的研究辨认,根据齿牙特征,及所佩手枪,将戴氏及其随员七人,分别辨认清楚.乃于二十二日运京成殓,并组织治丧处,以朱绍良为处长.
据目击该机失事时情形的农民称:当时该机飞行甚低,先碰及一高约三丈的大树,螺旋桨一枚即告脱落.继仍前冲,先碰山脚,再撞山腰,遂发生巨响,全机起火焚烧,火势而至晚间方始熄灭.查戴笠,浙江江山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由总司令部副官而军统局处长,而升为局长,为蒋氏左右最亲信之一人.死时年五十岁.戴氏奉令主办"肃奸"工作,有若干人本已由他决定处死,讵其任务方在开始,遽先撞机殒命,修短有数,天道难知!但以戴氏之横遭不测,负责无人,本来决定有部份人员可以政治解决的,此时政府虽发表了郑介民继其遗缺,但谁也担不起如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中所谓的"千钧重担",只好不论情节,不辨轻重,一起送向法院,以预定之刑期,作形式上之审判了.但当时我们这一群,对戴笠之死,并不曾感到关系的重要,且更有人正在拊掌称快.
戴笠死后,楚园以内,表面上仍一切如常.本来楚园是一所私人住宅,周围都是民房,在最左面的一间房间中,仅不到一丈远的一弄之隔,窗口相对是一家普通人家.有一天,忽然有人轻轻的拉我过去,我从窗口中对面一望,赫然是我妻子在那里,那时我心中说不出的是惊是喜.因为下面有士兵驻守着,虽然声息可达,自然不便讲话,难为她想得周到,预先用大字写在白纸上,像幻灯字幕那样的一张又一张的取出来,好让我们看见,第一张写的是我的姓名,所以别人看到了就拉我过去.她看到我于强笑中挂着泪痕,先是一张写着:"家人平安",再一张是"财产已被全部接收",又一张是"家已另行赁屋居住",最后一张是"自己保重!"我点头表示看清楚了,她急急地如逃一样地离去了.
以后有好几个人的家属,都曾这样地如法泡制过.而为我取钱物的人,受我妻子的嘱托,事后暗中又告诉了我家中的经过情形,他说:"彭寿每天取了手枪逼着你太大供出财物,三四个月来,被禁闭在家里,完全失去自由,一天要经过几次的逼查.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威胁,已把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交出了,是祖传的、是她自己所有的,什么也没有留.她要我告诉你,三只银行保管箱都领去打开了,连祖宗的手泽也当为财产而被拿去了.她说:要请你对她不得已的环境加以谅解.现在你一家已搬到沪西一处湫狭简陋的租屋里住去了,大概可以不再发生什么问题."无财一身轻!只要家人平安,我可以放心了,我也实在累得她们太苦了,我如何还会忍心对她有什么误会呢.
而有人还痛惜于一生血汗之积储,顿时化为乌有,还斤斤到法律的问题.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以为我们不要说判罪,连起诉也还没有,如何先把房屋占据了,财产没收了呢?不依法律程序,谁给他们以这样的权力的?假如说是民法上的假扣押吗?法院又没有下过裁定.况且刑法上规定要没收的也只应限于犯罪所得之财产,怎么连千百年祖遗的也包括在内?田亩没收了,连祖宗的坟墓骨殖也当作财产吗?那不但是罪及妻孥,简直是祸延祖宗了.我倒听了为之好笑起来,秀才遇着兵,尚且有理说不清,败则为寇,还叫什么撞天屈?抄家就是抄家,从前只要下一道谕旨,家人且要没官为奴,现在能这样,已经算深仁厚泽了.法律,又岂是对罪人讲的?社会上的口碑,称之为"劫搜",不正是已经代我们说了吗?
在三月底的一天,楚园当局,忽然要我们开出一张随身的贵重物品,包括手表、墨水笔、手指上套的结婚戒等在内.我们遵命照开了,当晚就要我们把东西一起交了上去.到第二天,又命令我们全体在押人员,下楼赴花园散步.等我们离开了羁囚之室,发现看守人员在忙乱着澈底搜查房间,情形显得一天紧张一天.大约戴氏一死,群龙无首,也就无心"肃奸",显然已把我们视为是一群的累赘.到了四月一日的晚上,看守所长通知杨揆一、温宗尧、盛幼盦、沈长赓、罗洪义等五人,收拾行李,第二天的清晨,即将起解赴京.当第二天他们鎯铛就道时,我们都送到梯口,兔死狐悲,此时真有"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之感.大家知道案子终于发动了,半年来的一切希望,已经成为泡影.政府在整肃纪纲的口号下,每一个人都得准备着接受不可知的遭遇.在自首以前,我是过份的天真,而自成为罪犯以后,忽然变得聪明多了,我能抛开了法律的立场设想,如此竟不幸而居然臆则屡中,而且一一迅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一四一、楚园以外的另一看守所
军统在上海的捉人行动,始于九月二十七日.刚好于一个月以前,即八月二十七日起,国民政府开始以飞机将武装部队分运京沪.每天天空中不断传来马达的怒吼声,儿童们一听到就响起一片欢呼,在他们幼稚的心灵中,也以为带来的将是安定、繁荣与幸福.经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政府已经能够控制原来的沦陷地区了.日军既已由驻华总司令派了叁谋副长今井武夫赴芷江洽降,在华的三百万日军,亦已等待缴械与接受任何所加给他们的命运.汪政权中人,陈公博等一行,既已远飞日本,周佛海亦已接受了所加给他过渡时期的京沪行动总指挥名义.所有汪政府的六十万军队,全部归顺,无一人反抗.政府眼看大势已定,且已布置好了天罗地网,乃收拾起"宽大"的诺言,在"整肃国家纪纲"的名义下,实施逮捕行动.所有汪政府的人员,一个半月以前还像是丧家之犬,此时一个个不啻成为瓮中之鳖了.
我在前面写过:当军统于二十七日开始行动以后,较为重要的人士,如"广东省长"陈春圃、"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櫆、"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等,都已纷纷俯首就缚,但外间还不尽知道此事.我于二十八日清晨往周佛海家里去时,罗君强就怂恿我去自投罗网,周佛海则要我再稍为观察一下.我还记得那天佛海独自一个坐在上海居尔典路家里骑楼的起居室中,愀然似陷入于沉思.见我上楼,他就告诉了我吴颂皋被捕的消息.颂皋是他的儿女亲家(佛海的女儿慧海嫁给颂皋的儿子,不过那时只订了婚而尚未结婚),应该在他关心之列.也许因颂皋的进去,而佛海问过戴笠以那里的待遇情形,佛海那天还对我说,南市特辟了一个地方,进去的人只是表面上失去自由,当局极尽其优待之能事.在里面,是每人一室,而且还可以自带厨子.佛海没有骗我心必要,我只能说,他曾一再指我为书生,而他毕竟也同样是一个可怜的书生而已.
还有一个事后的传说,很可能是事实,按说戴笠要佛海自己开一张他左右重要人员的名单,说是拿来作为优待或者继续"借重"的叁考,而佛海真是毫不怀疑而照开了.当然,在九月杪的几天中,正是佛海要决定自已命运的几天,心绪历乱,他完全失去了思考力、主动力,甚至应有的一份镇定.起初他很怕会上了军统的当,但当戴笠每一次与他谈话以后,样子又显得有些释然了,而周遭的形势,又不能不使他仍然有所戒惧.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正副秘书长程克祥彭寿,系由戴笠推荐,过去虽是周几年来的部属,但摇身一变,现在他们的主人是戴局长了,佛海对他们有了顾忌,而他们再不必对佛海些有所顾忌了.所以他们在周家颐指气使,咄咄迫人,佛海自己意味到他已在被旧时的部属监视之下.所以戴氏要他把家里一切警卫的措施撤除,他照做了;要他飞赴重庆,他同意了.现在要他开一张名单,自然尤其不必说了.也许佛海的心里,真还以为是他对旧时部属的一项最后的照顾.他把可以想得到较为重要的人一起照开了.在他笔下所开出的,不是他主观上认为有才能的,就是与他私人间有感情的.或许由于他的选择;也或许由于他的烦乱,名单上中有些较为次要的人物倒开上了,而若干地位较高的反而遗漏了.以"中央储备银行"而言,局处长中如国际汇兑局长夏宗德等有几个就没有列入.谁也不料军统以后的查抄拘捕,所有关于佛海方面的人,就以他所开的名单来作为蓝本,按图索骥,几乎无一漏网.所以在牢狱中时,就听到许多人在抱怨他、诅咒他,以为是他把朋友与部下出卖了.
我是不幸中还算徼幸的一个,当九月二十七日政府开始捉人的时候,罗君强已经迁入了佛海家的会客室居住,而且他知道在"戴先生照顾"下将随同佛海飞渝,脑子里装满了幻想;心中充满着喜悦.他代军统向我促驾,要我去南市军统的看守所自首,我没有能曲徇朋友的好意.佛海也许因我不曾实际担任过汪政权的正式职务,也要我再看一看情势的发展.虽然最后我还是去了,而且意外地由毛森送我到了楚园而获得优待,精神上的折磨当然是一样的,毕竟肉体上能减少了半年多不堪忍受的痛苦.
军统在上海收容汪政权中人的地点,一是我前面所写的楚园优待所,另一处则是南市的看守所.一样是失去自由的地方,假如说:楚园还是人世的话,那么,南市只能说是人间的地狱了.那里离沪杭铁路的上海南站不远,原来是汪政府实施禁烟政策后用来作为烟犯拘留所.前面一所是二楼的房屋,楼上每一边相对着各十间房屋,楼下部份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室,有几个女犯也关在那里.本来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监狱,所以房间还是用的木门.每间大约十尺阔十九尺长的地位,容纳十人以上.但是每一层只梯口仅有一具抽水马桶,排漏就很成问题.后面一所是军统禁闭自己人的所在,著名的如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军统旧人,"七十六号"行动队长,胜利后捉"汉奸"有功的万里浪等,功成身退,铁索锒铛,此时也在那里渡囚犯生涯了.
南市看守所,除了军统自己人以外,汪政权中人一共有二百馀名,其间较为重要的有钱大櫆、吴颂皋、赵叔雍、严家炽、张韬、汤良礼、汪曼云等.父子同囚的有"中储国库局长"俞绍瀛、"最高法院院长"张韬父子,翁婿同囚的有"宣传部长"赵叔雍与谭仲将,夫妇同囚的有"国信银行"行长章叔淳与阚四小姐.初在南市而以后因人事上的关系得调往楚园的,有杨揆一、林康侯,唐海安三人.不待解法院而立即提出枪毙的,有中统旧人而后为丁默村一派的翦建午.
被拘的女性,大约一共是六个人.除其中一个日本女人我已记不起她的姓名外,有李士群大太叶吉卿、吴四宝太太佘爱珍、章叔淳太太阚四小姐、孙科的"敝眷"蓝妮(业珍),与徐佩玲.至于她们的罪状,主要理由,李士群太太是因为她是李士群的太太,吴四宝太太则因为她是吴四宝的太太.平心而论,叶吉卿除了妻以夫贵,对李士群主管部门的人事安排上有些干预,平时态度倨慢而外,对汪政权的事可说毫无关系.士群有些惧内,对妻子就不免于放任.有一次我对士群谈起过这个问题,我劝他公事方面不应让她多所置喙,而士群却回答我得很痛快,他说:"我过去以留俄而加入了共党,前后曾遭当局八次拘捕下狱,她为我送牢饭、求人情,曾吃尽辛苦.今天我做了部长省长,还不应该让她痛快一下!"士群话说到如此,外人自不便再有什么可讲了.至于佘爱珍,双手放枪,饶勇善战,相夫有术,周旋有方,她可以出马捉人;她有时也对女犯亲加审讯.蓝妮与徐佩玲,则于六年之中,天生丽质难自弃,不免与日人有些来往,不一定有什么政治上的关系,最少也为了生意而勾搭,乃以形迹之嫌,至受缧絏之苦.至于阚四小姐,叔淳仅担任过完全商业性的国信银行的行长,与汪政府毫无牵涉,论理怎样也轮不到对他按上一个"汉奸"头衔,阚四小姐更完全是一个家庭主妇,她们的夫妇同年,却完全因了祸从口出,一言贾祸.她与一位名门贵妇朱太太不睦,沦陷期间,曾于背后批评过她与某一位"肃奸"当局间的"交谊".指摘别人的隐私,就不免招来了睚?之怨,胜利以后,贵人贵妇久别重逢,一经于无人私语中告发,倒真是变成犯了"莫须有"的重罪.以后叶吉卿与佘爱珍解送法院,各被判处了五年徒刑,蓝妮以太子妃而得以免究,徐佩玲不知因何神通而获得释放.阚四小姐解往法院以后,连最懂如何入人于罪的检察官,也苦于乏辞罗织,只好网开一面,但已经平白地失去了七个多月的自由.
与蓝妮徐佩玲有同样幸运的,在男"犯"中只徐天深一人,他是陈公博任"上海市长"时代的经济局长,但他是军统人员,因误会而被拘,以查明而释放.公博那时的与重庆方面联络,徐天深也是其中的接线的一人.应该"汉奸"就是"汉奸",而竟有奉命而为"汉奸",有获得默契而为"汉奸",也有因手握兵拥而不当他是"汉奸"的,形形式式,不一而足.莫怪民间对接收一幕,已觉动魄惊心,而于"惩奸"巨案,尤且为之瞠目结舌了.
一四二、二百馀囚人半年多时间
南市的军统看守所,当然绝不同于还具有"疗养"形式的楚园了.那里是十足的一所监狱,看守人员也是中美合作所的"定平"部队,名称既非优待,情形不问可知.十个人住一间,都是睡在地板上.虽然衣服等也可以写了条子由所方派人到各人的家里去取,但食物是绝对不许带进的.而所方所供给的,是一只洋铁皮碟子中装着一些米质很粗粝的米饭,象征式的加上两样菜,名义上算是一荤一素.吃饭的时间到了,木门一开,十碟饭菜,像抛一样地在地上推了进来,有时一半就倒翻在地上,看守们当然不理这一些,迅速地又把木门锁上了.虽然曾经由在押人犯集体罢食,但那里是牢狱,而且是由特工机关管理的牢狱,"罪犯"会有什么争取改良待遇的权利?罢食的结果,自并未邀得当局的矜怜.偶尔在押的人,同若干看守人员贿通了在取衣物之便,偷偷地夹带进一两只咸蛋,那就是无上的珍肴了.想到家,就不忍吃它;因为是难得,更不敢吃它,等看守人员不注意时,取出来展玩着,到高兴得忘形的时候,像孩子玩球一样地,抛上了又接住,接住了又抛上.
吃,已很成问题,吃了还需要排泄,那更是一件惨事了.一层楼上二百多人,只有一只抽水马桶,清晨"开封",排着队轮流上厕,轮到的人一急就便不出,后面的人却嚷着已迫不及待,患腹泻的当然更不得了.平时要小便,木门上有一个小洞,伸出一只手让看守看到是需要排泄的表示,有些是视若无?,仍优闲地在踱步,直至走近门口,"犯人"哀声乞怜:"同志,我要小便.""谁和你做同志?汉奸!""不,先生!对不起,我要小便.""这样忙,我是你用的?"他又远远地走过了.使急的到底是大人了!难道就让它像孩子那样拉在裤档里?年轻一些的,还好咬着牙忍下去,老年的如严家炽等;只有便在漱口杯里.明天,当然还得如常地拿它来作为漱口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