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自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以后,更有一个新的感觉,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将削弱党的力量,与召致党的解体.所以他希望从他本身起,不再搞派系.对于"改组派",更希望从无形的存在,进而为无形的结束.但一切并不能如他的心愿,因西安事变而对于抗战政策的急转直下,因抗战而党的暗潮愈烈,虽然他仍在中枢服务,态度上已经显得很为消极.
抗战初期的淞沪撤退,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出面调停,已启和谈之端.至首都沦陷,武汉危急,战局证明了抗战前途的黯淡,最高国防会议接受调停的决议,如前文所述,更可窥见当局对和战问题的态度.一直至退处重庆,高宗武的所以亟亟奉命试探日政府意见,当时的危疑震撼,也不可言知.汪氏对于抗战,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后,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周于代理宣传部长任内,在汉口时代,已有"艺文研究社"之设立,为对外宣传抗战争取国际同情的机构,他与陶希圣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陶是老改组派,向得汪氏宠信,与周同事以后,朝夕相见,私谊日深,周与汪的发生关系,陶应该是在中间拉拢的主要人物.汪有和平的主张,而当时尚无和平的行动,正式向日本的试探,也显然出之陶与高宗武的主动与促成,但是陈公博那时方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远处成都,事实上对此是一无所知.
汪氏离渝的日期,为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与蒋氏最后之一面,则为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而汪在河内发表艳电,为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蒋氏于九日拒绝了汪氏的和谈建议,他才决心离渝,在离渝之前一星期始去电召陈氏由成都回重庆.当时在汪的私邸谈话,在场的也只有汪氏夫妇与公博三人,汪氏告诉他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叁本节附录汪致中常会最高国防会议书)战局前途的估计,与当局争议的经过,以及日本谈和的条件.以当时国内外的情势而论,陈氏虽同意汪氏的看法,但认为在对外抗战的时候,内部不宜分裂.为了国家,应该以最大的忍耐来说服当局,迟以有待,俾归于一致.陈氏曾经以爽直坦白的态度,反覆陈辞,而终未得汪氏的首肯.陈璧君当时以公博不同意汪氏的办法,竟至这样说:"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那一次的谈话,非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反使陈氏感到很大的痛苦.
在公博回到成都以后不久,就接到了汪氏离渝赴越的消息,那时曾使他陷于非常焦苦的境地,他一度拟摆脱所有的职务,上峨嵋山去韬光养晦,但他与汪氏多年共同致力革命的关系,以及私人间深厚的情谊,他都觉得无法置身事外.考虑再三,乃借赴昆明演讲为题目,也由滇入越,在河内与汪氏会面.在他临行之前,曾留书给张群,表示他之赴越,目的在拉住汪氏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请张岳军也劝阻蒋氏勿有过份的措施,以免双方各走极端.陈氏到河内以后,请汪氏珍惜其过去的历史,尽管他是实心为国,但谈和的结果未可知,日人的用心不可测,未来局势的变化不可料,国内别有用心之辈,正希望蒋汪之间有裂痕,而不知虚实的民众,对于和谈也可能召致不谅的舆论.在民主国家中,提出国是主张,是光明磊落的事,无人可以疵议,但希望汪氏以从前和平运动为止,主张既已提出,只有静候国人的公决.汪氏也很以陈之意见为然,且表示已向中枢特派来越之谷正鼎要求政府发给护照,如主张不被接受,即随时准备出国.
公博也即转道来至香港,为暂居之计.到翌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突然发生了行刺汪寓事件.曾仲鸣因而殒命,不久,汪又离越赴沪,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也由港追踪而去,陈公博知道事已决裂,汪政权之建立,亦将不可避免.二十八年的冬,公博赴沪力阻汪氏组府,至于声泪俱下,而未为所动,又黯然返港.翌年初,高陶携走了汪与日方交涉的日本所提条件草案,离沪来港发表.公博是一向很重情感的人,深以高陶由和运之主动者忽变而为和运之破坏者,已使他感到愤怒,且此举将陷汪氏于狼狈之境,他深觉义难袖手,因立即买棹赴沪.抵沪之后,默察当时的形势,已如骑虎难下,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他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后,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叁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这是公博叁加汪政权的全部心境.
附录:
汪精卫致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书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
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
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法美之
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义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
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
.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东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
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确,且较此为荷,蒋先生体念大局,曾
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
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
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
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法美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
,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叁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
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
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
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减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后
,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
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兆铭谨启(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六、汪日幻想中之全面和平
汪方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所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不啻是建立政权的先声,也是政权最初的雏型.汪的旧日亲信人员,以形格势禁,大多数留渝不及同来,即左右的两大将,顾孟馀既拒绝叁加,陈公博虽一度到沪,又重去香港.其最亲信的曾仲鸣,复在河内刺汪一役中误中殒命.褚民谊虽与汪有姻娅之谊,则亲而不信.所以一切对日的交涉,对内筹备的责任,都由周佛海担当,而以陶希圣与梅思平两人为之辅.每周在汪之私邸,举行一次干部会议,以决定进行方针.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陋就简,办公地点,就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的各人寓所,组织亦不完备.仅有秘书厅,及组织、宣传、社会三部,加上财务、特务两委员会.就我记忆所及,人事支配,约如下述:
秘书长:褚民谊,副:陈春圃、罗君强.
组织部:梅思平,副:朱仆.
宣传部:陶希圣,副:林柏生.
社会部:丁默村,副:汪曼云、顾继武.
周佛海则身兼财务、特务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汪等于这一段时间内所以不汲汲于所谓"组府还都",虽然为与日方正积极交涉,以期取得更有利之条件.而最大症结,还是为了贯澈离渝时的最初目的,期待全面和平.汪周等抱着一项决意,如果重庆愿与日本谈和,汪即放弃"组府"计划.
至对重庆的全面工作,系分三方面进行:一、由华北的多田与王克敏,通过当时留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胜利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于其赴渝时,请其晤蒋先生直接谈商.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司徒雷登曾由平到沪,周佛海亦曾与之晤见,据周之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政府即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之障?,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只为和平,当牺牲一切"云云.二、由周派段运凯数次赴港(按段运凯为段祺端之侄,人称为段老二,生前得段芝泉之宠爱,与渝方当局人物颇多熟识.段在汪政权中,始终未担任正式职务,仅三十四年中交两行复业,小四行改组,由周派段运凯、萧乃震[即童星萧芳芳之父]暨着者三人出任中国实业银行官方常务董事)与钱永铭、杜月笙接洽,转向重庆谈商.周所提出之意见,"汪之组"府",如和谈实现,立即停止,即使因不及等待而组织在先,但中国仍不能不谋统一.可由蒋先生停战,由汪先生议和,佛海负责要求日本打销蒋氏必须下野之议;短时期内,国府迁回南京,军委会仍在重庆".必要时并请段赴渝传达此意.三、由日本军部直接寻觅通向重庆的门路,谈商全面和平.负责此项谈判的,是今井武夫(任日本驻华派遣军总部的第二科科长,即胜利后首先赴芷江接洽投降手续者)及叁谋本部之第八课课长臼井大佐,在港与自称宋子良者会见.汪政权于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成立,而迟至三月十九日,日方还由犬养健正式通知周佛海,谓今井与臼井在港商谈,已有眉目,停战可于一周内实现.所以当时他曾主张汪政权有再延期成立的拟议.
关于上述的三项全面和平谈判,其实都是出于汪方与日方的片面幻想,尤其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接洽,更是一幕滑稽的插曲.记得一天于闲谈中佛海突然提起了日方进行的所谓和谈.周谓当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人密谈之际,日人在门外从钥匙中偷偷地摄到了一张照片,曾将相片携沪给他看,周一看照片中人,决非宋子良,而日人却坚信其决非冒充,周最后尚指日人之低能与幼稚,为之叹息.以周的推测,认为系重庆特工人员向日方取得直接情报的一种手段.周并谓即使真是宋子良,要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份量也嫌不够.但是不问是司徒雷登、段运凯,或今井,结果都成为一场梦想,而周所派的代表,也不仅段运凯一人,如王宏实,如陈警洲,甚至还有些人利用周之心理,设辞以骗取一笔旅费的.汪方虽用尽了种种力量,结果战争仍然进行,汪政权也终于出现,在对外战争中,国家终于分裂,这真是近代史中一件最不幸的大事!
一七、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在汪政权建立以前,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高(宗武)陶(希圣)出走事件,给汪氏以一个沉重的打击.陶是改组派的老人,而且汪向予以腹心之寄.抵沪以后,汪因嫡系人物,都不在左右,对之更加倚畀.高则于汪兼外长任内,为亚洲司司长,同以日本通见称.近卫三原则,即由高自渝经港,再亲往日本取回.汪之决心谈和,以及决心离渝,高陶两人,事前均曾向汪极力怂恿,高陶可说是汪政权之原动力,而结果在汪骑虎难下之时竟叛汪而去,所以周佛海曾因此表示极大之愤慨,詈之为阴险,称之为人心难测.
陈公博周佛海两人,离渝以后,仅提出和战意见之不同,而对蒋氏个人,则从无一语之攻击.在周所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且始终称蒋先生而不名,即在私室谈话,亦满口蒋先生,对日人亦且毫不避忌.但高陶对蒋的态度,比陈、周要激烈得多.那时高是帮助周作对日交涉.陶希圣担任"中宣部长"后,登场伊始,即积极对蒋先生攻击,据本港创恳社印行之"周佛海日记"中所发表陶手订之宣传大纲,一开头即这样写:"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残"云云.他两人对"和平运动"的热心,最初表演得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要精采万倍.┃
汪等于民国二十八年底以前,经不断与日方接触后,开始与日方正式谈判所谓"调整中日邦交条件",地点就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即我与罗君强的寓所所在.当时双力出席代表,日方为影佐、犬养健,其馀似为晴气、谷萩.而汪方初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及高宗武四人,高陶在当时所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高陶出走后,改由林柏生与周隆庠代之),会谈一开始,先由日方以油印的具体条件,向汪方提出,等待汪方逐条研究后,再提对案,举行正式谈判.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说到日方片面所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草案,事实上并不是一件什么奇货.因为会谈的会场,就是我住居地方的一间大会客室,一切会场布置等等,都由我指挥部署.当第一天开会之先,我还进去照了一张相,这是仅有的一张历史性的留影,一向什袭珍藏.这次离沪南下,深恐贻累家人,忍痛毁去.当时会议一开始,影佐即以事前油印好的草案一大叠,在会场分发,非但正式叁加者之高陶,自然应得一份,即散会以后,多馀的仍留置在会谈桌上,并未携去.因为日方明知这不过是一张估价单,凭天索价,汪方势必着地还钱,内心上就对之并不重视.又因会场与后面的小会客室,仅有一重丝绒的门帘为隔,声浪可以清楚的传入,我在小会客室中静听,佛海首先大声表示日方条件如此苛刻,则一切将无从谈起.影佐的答覆则是汪方可以另提对案.中间又夹杂了犬养健调停的话,第一天的会谈,就匆匆散会.不料高掏竟挟之以为邀功之具,港渝亦且视为瑰宝,可哂也!
如前文所述,高陶抵沪以后,始终不肯住于保护周密之一一三六弄.那时上海暗杀案件,已层见叠出,汪周等很以他们的安全为虑,屡屡劝其迁入,高陶则一味托词延宕,重庆特工人员之得以达成目的,汪方于出走前的绝未发觉,此为最大之原因.因为高陶事前表演得既积极而又出色,又加上与汪之私人关系,所以从无人对之发生怀疑.但可以断言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中宣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且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对象,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难酬,渝方特工人员乃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事前,周佛海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也有些发觉,所以曾一再以温言相慰,但空言无补,终无法挽回叛离之决心.高陶之出走日期,大约为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或四日,由沪秘密搭轮来港,而汪直至五日才知道这一个消息.当高陶行前之两三日,高尚与周佛海作一度密谈,周一月一日日记云:"宗武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提,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接措汪政权)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自谅解."云云.高陶的手段,真无愧于为一翻云覆雨的能手!
可以断言高陶的决心离沪,已有相当时日,其所以迟迟不走,乃以出走的条件未曾成熟,即可以作为反正之鸷礼尚不够郑重,故俟日方提出之条件一经取到,立即仓皇登程.
事前尚有一段小事,应加追述的,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刊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积极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中宣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陶极气愤,曾以君强之原函哭诉于汪.故当高陶离沪后,于一月八日举行扩大干部会议时,汪犹对陶多方袒护,而陈璧君则明白说:陶之去,实为罗君强所迫成.罗为周之亲信,当场曾予周以很大的难堪.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叁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一八、公馆脉与CC间的暗潮
天下的是是非非,正是难说!有时至盖棺而仍不能下一定论,千古亦安从得一完人?有人以一瑜而掩百瑕;也有人以小疵而没大醇.汪氏最初以对于国际情势以及抗战局势判断之错误,尤深惧中共之坐大,继之以重庆当局处置之不当,又加以日本特务机构之从中煽诱,遂使国家对外作战之时,陷于分崩离析之局,渐至政权对峙,同室操戈,暗杀盛行,多人殒命.汪政权之不为国人所谅,至抗战之终于获得最后胜利,成王败寇,已属百喙莫辞.汪政权首要诸人,无可否认其中不免杂有权位之欲与意气之争,但也不应完全抹煞其家国之痛与禾黍之思.而在政权建立之前,即不能以孤臣孽子之心,同心同德,覆巢之下,暗中居然已酝酿起派系纠纷.
罗君强有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一定分成两派."而汪政权中,也的确明争暗斗,各自为政,仍然是一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传统现象.
第一:重庆的宣传是成功的,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叁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终"汪政府"之局,梁鸿志虽任"监察院长",而诗酒自娱,甘于伴食.任"司法院长"的温宗尧,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此外在"汪政府"中仍在活跃的人如任援道、陈群、邓祖禹之流,虽其后贵为"部长"、为"省长",陈周诸人,或虚与委蛇,仍随时提防,目的求其不从中向日人作梗,而心理上则始终存有"非我族类"之感.
就是"汪政府"的从龙诸人中,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也复壁垒森严,暗潮迭起.汪氏离渝赴沪,其旧日干部,都未同来,叁加"汪政府"的亦仅寥寥数人,所谓公馆派,是指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耀祖、周隆庠、陈君慧诸人而言.事实上的所谓公馆派,仅基于历史上的渊源,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形成.其中大部份在行动上并无表露,比较突出的是林柏生,与周佛海之间,也不时发生一些小磨擦.就以我为例,像本文前面所述,我与柏生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友谊,上海中华日报的创刊,我曾经尽过力,抗战期中国军撤退后休刊期间,因欠租涉讼,法院已命令拍卖执行,我又曾经保全适该报的房屋机器,迨汪氏之"和平运动"发?,中华日报复刊,我又冒大不韪而助其实现.事实上柏生的对我也并不错,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前,他并未征求我的同意,由港来电,保举我为广东代表.自他抵沪以后,也有过好几次欢愉的晤谈,但以我允周在先,不便舍周而就林,因此,终以派系观念的作祟,其后数年之中,我与柏生始终弄得格格不入.
当佛海邀我叁加之始,我就强调不再担任有关报纸方面的工作.但不幸得很,在港时部与佛海谈定,"汪政权"出现之日,同时在南京创刊一张新报纸问世的叶如音,当佛海到沪以后,如音也追踪而来,与罗君强共同负起筹备的责任,时法币犹未贬值,如音先后领到了约十万元的巨款,一事未办,却不辞而别.这事使佛海弄得万分狼狈,因为办报的经费,是公款而并非出于佛海的私囊,开头第一件事,就使他无法向汪氏交代,所以一时情感很冲动,意欲得如音而甘心,我力为缓颊,佛海就提出了由我续办为条件.事实上佛海的左右,的确也没有对报纸略有经验的人,在此情势之下,我只有违背我最初的本愿而勉为其难,这就是其后在南京发行的"中报".
报纸真是一件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东西,中报还在筹备期中,即已发生了无数的麻烦,起初陶希圣要求罗君强把他改为"中央日报",经君强坚拒之后,且贻书诟责,曾成为一轩然大波.陶希圣出走之后,林柏生继陶为"中宣部长",又向我重申前议,希望改组之后,由我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我转商之于佛海,佛海倒并无一定成见,"三个人就成两派"的罗君强,却力持反对,以为我们辛苦经营,何苦让柏生坐享其成.当我向柏生婉言答覆的时候,他非但对佛海显出有了芥蒂,连对我他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冷漠.
在汪政权"还都"的前夕,正在安排各"院""部"的人事时,一天佛海忽然问我:"你希望担任什么职务?"我当时说:"我愿意以友谊帮忙,我过去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闲散已惯,不希望因有职务而受到拘束."佛海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名义,也就不能做事.我的意思,你最好担任宣传部次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再兼中报的副社长(社长由罗君强担任),较为合适.况且你与柏生为老友,他既希望过你帮他忙,更是一举两得,你先去与他商定了我再报告汪先生."当我衔命去会晤柏生,道达来意之后,不料柏生竟尔率直拒绝,他说:"宣传部次长人选已决定,为了国际宣传,将由汤良礼(现在印尼侨居)任政次,"维新政府"的"新闻局局长"孔宪铿,由日人推荐为常次,无法拒绝,人事已定.政府一切都由周先生主持,难道他竟然能不安插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我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佛海听见了又是一度冲动.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佛海的日记中有一段云:"旋谒汪先生及夫人,谈一般问题,切陈不可有小组织,以召内部分裂.并坦白直陈以林柏生组织小团体,排斥异己为不当."云云,计其日期,大约即为此事而发.终汪政府之局,公馆派与CC之间,明争暗斗,相处从未融洽.
幸而汪氏对周,真能推心置腹,视同股肱,周也能任劳任怨,始终对汪无异志.公博既以与汪氏的私谊而来,对汪政权也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在名义上是陈高于周(汪政权建立以后,陈初任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在实权上,则周重于陈.外交、财政、金融,以至军事、特务,无不丛集于其一人之身.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如水乳交融,相处无间.此则不能不说由于汪之优容,陈之气度,以及周之才能,始克相安于无事.
一九、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组织
佛海本为CC系最高干部之一,过去与汪系绝无渊源.在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者,对佛海也仍然以CC目之.周平时与梅思平、岑德广(字心叔,前清两广总督岑春?之子)往返较密,过从几无虚日.当周来沪之始,同来者仅其旧部罗君强与其内弟杨惺华(两人迄今仍系沪提篮挢狱中,消息不明),一信而一亲.丁默村与李士群两人,本为CC的中统旧人,亦被视为周系人物.但汪政权六年之中,梅思平一度曾拟离周而独树一帜,中间屡有不洽.丁李之间,丁之资历远过于李,而李与土肥原之关系,则较深于丁.当汪政权建立之前,丁李为争"警政部长"一席,势成水火,周初则袒丁,终以丁出任"社会部长",由周自兼"警政部长",争端始泯.以后周丁之间又不睦,而李忽有向周表示效忠之意,一度成为周左右红人,有驾君强而上之之概.迨周让以"警政部长",又推荐为"江苏省长",李渐有跋扈之状,甚且于李所主办之"国民新闻"上,对周公开攻击(周为该报董事),使周难堪达于极点.以后李之为日人所毒毙,虽为罗君强与熊剑东合谋而成(经过详后),一切则靡不种因于此,而周李之间的感情,亦从此成凶终隙末之局.
周佛海对汪氏虽事之维谨,对于小团体亦以不得群众之利,反受群众之害为言.但过去于党同伐异中浸染已久,实亦未能超然于派系之外.尤其罗君强朝夕在旁絮聒,以为欲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一再进言,周卒为之意动.在民国二十八年九、十月间,君强曾就同左右较亲密者数十人,拟一名单,呈周核定十人,以拥周为目的,结为金兰之谊,俾成为周系之核心.拟于汪政权建立以后,分任为十部次长,俾周之耳目,得分布于各个部门.后来由周圈定易次乾(后任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局长,旋病?)、耿嘉基(三十三年以受日人迫害,愤而自杀)、罗君强、汪曼云(后任农矿部暨司法行政部等次长,现为中共拘押)、蔡洪田(后任江苏民政厅长,现在港)、章正范(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中共南下,被枪杀于杭州)、周乐山(后任安徽明光区专员,为罗君强所逼,在狱中仰毒自尽)、张仲寰(后任江苏教育厅长,现在海外)、戴策(后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现留大后)、金雄白(后任中央委员、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中政会法制专门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现在港),其后,十人出任十部次长之计划终未实现.佛海亦深以构成份子,份量不够,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重加改组,其新组织之名单如下:李士群(后任警政部长、江苏省长等职,三十三年为日人毒死)、罗君强(后任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现系沪狱)、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后任教育部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现在沪)、金雄白、周学昌(后任南京市长)、沈尔乔(后任浙江民政厅长、代理省长等职,现在沪)、朱朴(任交通部次长,现在港)、王敏中(后任教育部内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等职,现在沪),而以梅思平为顾问.其中李士群、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金雄白、周学昌、朱朴为与周之直接关系.王敏中、沈尔乔由梅思平所推荐.时周丁之间已失和,戴英夫被利用为刺探丁方之消息者.仪式系在七十六号举行,备极隆重,即周佛海日记中十二月二十三日记云:"晚,赴七十六号,约集士群、君强、曼云、洪田、英夫、雄白、学昌、尔乔、朴之、敏中十人作恳切之谈话,勉以顾全大体,以事业为重"云云.即指此结盟之一幕也.
二○、郑苹如谋刺丁默村颠末
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道,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的间谍案,更是遐迩喧传.海外书报中曾有不少记述此案的经过,可惜有些是语焉不详,而有些则与事实相去大远.
郑苹如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郑钺之女,生母是日本人,她在上海法国学校读书,家住法租界法国花园附近的吕班路万宜坊.万宜坊中有着上百家人家,其中活跃如邹韬奋,艳丽如郑苹如,都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我也有一段时期住过那里,每天傍晚,郑苹如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不知她怎样竟加入了军统任间谍工作?又不知怎样竟然会与汪方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发生了暧昧关系?
丁郑之间的往来,已经有了好几个月,丁默村是个特工首领,处于那时的环境中,对事事物物,样样提防,而唯独对于郑二小姐却十分放心,数月之间,也从没有发现她任何可疑之点.一天,默村在沪西一个朋友家里吃中饭,临时打电话邀郑苹如来叁加.饭后,默村要到虹口去,郑苹如也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同车而行.从沪西至南京路或至虹口,静安寺路都是必经之道.当车经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时,郑苹如忽然要向西伯利亚买一件皮大衣,嬲着默村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特工人员知道到一个没有预先约定的地点,而停留不逾半小时,认为决没有发生危险的可能.默村以为她的邀他同去,目的不外是一种需索的手段而已,于是坦然随她下车.汽车是停在见伯利亚马路对面的路侧,该店是两开间的门面,当他们两人穿过马路店门时,默村看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彪形大汉,腋下各挟有大纸包一个,里面显然是藏的武器,知道情形不对.而默村在此紧要关头,能持以镇静,毫不慌张.仍昂然直入店内,而一转身即毫不停留,撇开了郑苹如,由一扇门狂奔而出,穿过马路,跃上自己坐来的保险汽车.两大汉以为默村进店,至少要有几分钟的停留,突然看到他已跑过马路上车,立刻拨枪轰击,但为时已晚,只车身上中了十几枪,弹痕斑斑,而默村则毫发无损,汽车也疾驰而去.
他回到七十六号以后,已清楚必然是郑苹如出的毛病,既然她能布置得那样周密,那样从容,不露一毫破绽,知道必然是有组织的特务工作.默村也不动声色,毫不采取行动,以松懈她的警觉.事隔数天,郑苹如也满以为事非预约,对方决无怀疑之理.第三天还亲自打电话给默村慰问.默村自然假意敷衍,依然柔情一片,还约了郑苹如下次的幽会日期.她为了表示坦白,居然遵约而至.一到,自然给默村预先埋伏的警卫立刻把她扣留了.
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然默村为追查有关线索,发交给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盘问.拘留的地点,也就是林之江的沪西家里.郑苹如真有本事,她对林之江(林于前数年,在香港病死),眉挑目语,献尽殷勤,一再诱林相偕私逃.林事后告诉我,以郑苹如的烟视媚行,弄得他荡气回肠,曾经几度为之意动.而丁默村最初也馀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村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馀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
果然,几天之后,枪杀的命令下来了.由林之江押着她到中山路旁的旷地上执行,上车时告诉她是解往南京,不久即可开释.车抵中山路,要她下来时,她才知道这已是她的毕命之地.但是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一口气,对之江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之江!我们到底有数日相聚之情,现在要同走,还来得及.要是你真是忍心,那么,开枪吧!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说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林之江,面上还露出一丝微笑.一向杀人不眨眼的林之江,对此一代红妆,而又表演戏剧化的一幕,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去,他急忙走远了几丈路,枪声起处,血溅荒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此为国殉身.到今天,还有谁想到她呢?似乎胜利以后,恤典中且并无郑苹如之名!乱世性命贱于狗,真不知曾糟蹋了几多有为的青年!
二一、加此这般的双方特工战
在我开始写本书时,我曾经指出,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双方的同室操戈,流血五步,不论基于何种目的,在文明社会中,以暗杀为制裁或为报复的方法,总是太不光明与值得诟病的事.尤其沦陷区的民心倾向于抗战,对于七十六号不择手段的做法,特工人员的横行闾阎,包庇赌窟,公然开设于南市与沪西区大规模的赌窟,有"好莱坞"等不下数十家,虽然背后有日本特务机关因筹措经费而为之撑腰,但直接使民众对汪政权怀着最大的反感.周佛海虽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李士群等表面虽受命于周,同时也受命于土肥原的特务机关,且有晴气等的日本特务人员常驻七十六号发纵指挥,形成大权旁落之状态.周佛海在日记中一再对特工人员的无所不为,表示痛心疾首,然而形格势禁,无法出以断然的手段.加上丁默村与李士群之间的争权倾轧,周佛海只有用言语加以温慰,以爵禄与金钱以为羁縻.然而丁满足了,又引起了李的反感;李高兴了,又难免使丁失望.周时常调停于两人之间,他居主任之名,而不能对特务工作加以有效的控制.汪府平时固为此而困扰,而最后周丁之间,彼此既各怀不快,终汪府之局,始终处于貌合神离之境.而李士群既如上文所述,置于周之十人组织中,因曾融洽一时,卒以罗君强之专断傲慢,更成凶终隙末之局.今佛海南京永安公墓之墓木已拱,我不必再为他诿卸领导特工之责任.此段所述,系就事论事,仅欲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形而已.
暗杀手段,在抗战之前,本早已蔚成风气.始作俑者,因无可宽恕,而其后的变本加厉,甚至累及无辜,不论其出之那一方面,其罪均无可逭.战前如汪精卫之遇刺于中央党部,中委王乐平、外次唐有壬之被枪击于寓所,已开风气之先.迨国军西撤,维新政权袍笏登场,重庆的军统中统人员,愈趋活跃;日人也在七十六号之前,利用无知流氓常玉清组织"黄道会"从事暗杀.汪政权尚未建立以前,重庆与日方互以上海为展开厮杀的中心地区,如唐绍仪由军统派遣林之江(那时林尚未投身七十六号)冒充古董掮客而以利斧劈死."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周凤歧,则乘其送客出外被枪杀于亚尔培路寓所门口(周死后,由"次长"任援道升任).晶报三日刊主人余大雄(榖民)被斩毙于"维新政府"之上海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浴缸中.社会日报社长蔡钓徒(一个加入黑社会的文化流氓,现在中共宣布其为共党党员)被枭首后,将头颅悬挂在法租界的电竿木上.申报记者钱华,乘人力车行经跑马厅侧的龙门路时,遭三弹击毙.那时的上海早已阴风惨惨,人心皇皇,报纸上时常有大字标题的暗杀新闻.与政治有关的人物,不论是属于那一方面的,都有人人自危之感!
而汪方特工与渝方的实行暗杀战,是悲剧,是滑稽剧,也是想不到的奇迹.因为,汪方特务工作的最高主持人周佛海,尽管他以汪氏对他信任之专,一直认为汪以国士待之,故有感恩图报之心,但对他的故主蒋先生,在在流露眷恋崇敬之意.以处于敌对的地位,非但未尝有所诋毁,且毫无避忌的在嘴下笔下,尊称蒋先生而不敢名.六年之中,初则千方百计于全面和平之促成,终且输诚效命,冒万险以贯澈中枢的任何指示.他日记中曾屡屡提到只要和平能实现,他愿意束身待罪.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以为抗战的国际形势,不利于我,日人发动了侵略战争,结果亦证明泥足愈陷愈深,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拯陷区人民于水火,因此从事于这一个和平运动,但假如这判断错误了,而抗战有日终于胜利了,你又将如何呢?"佛海当时毅然的道:"只要抗战员能胜利,国家前途有望,我们还有什么遗憾?我愿意含笑引颈就戮,又何必靳惜一身?"此数语不失为由衷之言.而且周助汪以后,他的岳父杨卓茂虽被关闭于息烽集中营,但予以充份优待.他的老太太被软禁于成都,而日常费用仍由军统供给,平时生活照片,也不时辗转送周以安其心.以后秘密电台建立,更随时以周老太太的近况报告.直至民国三十四年夏,周老太太病逝,当天即接到秘密电台的电告(当时沪渝间表面上电讯已中断),而翌日沪上各报,即已遍刊讣告.
佛海既与重庆有默契、有谅解,而重庆的特工系统,也不外为中央党部的中统,与军委会黄埔系的军统.而周在战前南京时代,既是CC的最高十干部之一,又是所谓蓝衣社七个最高干部之一(周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回国后,赴粤出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以此与黄埔系有直接渊源),与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有深切的关系,非迫不得已,即明知为渝方特务,亦决不予以捕杀.如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日记中云:"晚约陈肖赐来谈,陈为重庆任情报,因系老友,故大胆来此."又如五月二十日日记:"(陈)警洲报告,在沪晤戴笠由港来沪之代表张某."又九月九日云:"士群引见陆大槐,甫由闽来之渝方特工要员也."而丁默村则为中统创办时的第二处处长(戴笠为第三处处长).李士群留俄回国后,也一直担任着中统的中级干部,而士群先后投日靠汪以后,尽管一面与重庆方面,以枪还枪,大杀特杀,但与戴雨农氏之间,仍有电台联络,如周佛海日记九月二十日记云:"返寓后,接士群电称:戴笠来电,谓不敢将余致蒋电呈蒋云云(按:指周有关全面和平之建议)."所以在民国二十八、九两年中,上海虽然表面上杀来杀去,而背地里则声气互通.汪方特工,既要袪除日人的疑心,又要获得重庆的谅解,被杀者并非一定是国贼,或是顽敌,而只是行动人员的工作表演而已,此其所以为悲剧、为滑稽剧、为奇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