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九、廿八天惨叫口鼻中血痕
周佛海何以不病于特赦之前;反病于特赦之后?则以特赦令只免其一死,自分前途之命运已定,终身将永无重见天日之时,一年多强自打起的精神,挣扎到最后,此际乃于绝望中不复能支持,气一泄,从精神的打击,而影响到躯?的崩溃.
胜利前他的"通谋本国",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原为尽其在我,不存一丝徼幸之想.既曾经对我说过:张学良的遭遇,就是他的榜样,最后呈蒋先生的一封私函中,更有:"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之语,他这时真是置死生于度外.而最后胜利终于来临了!当局对他,好似恩宠备至,他既陶醉于蒋氏读其私函后为之雪涕之传言,以为前情可恃.而委令皇皇,复锡新命,付以维护京沪之重责,亦不啻为承认其反正之证明.军统局长戴笠在沪时之密室私谈,必有承诺.专机送渝,亦且以为政府曲庇有心.这不期而来的际会,让他忽然滋长了偷生免祸之念.尽管在重庆幽居时不免于终朝忐忑,而仍然寄望于过去密电中所传来的温辞.
所以,尽管他再由重庆押解到南京,尽管昔日共事诸人如陈公博、如梁鸿志、如梅思平、如缪斌、如褚民谊等,已先后身殉.而他还以为或可独邀恩遇,因此还能保持着一股旺盛之气,与病魔相搏斗.尤其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鞫,南京市民的赶赴听审的,数以万计,旁听券争领一空,使法庭上坐无隙地,迫得法院特装扩音机而通院外,以便利无数市民能在街头倾听到他在庭上的供辞.市民观审的心理,不像在看一个"大汉奸"最后的结局;而似在考验一个号称法治国家的能否持法维平.他最后一次审判是在民国三十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他穿了一件灰绸的长袍,手里挟着一大叠文件,态度镇静,他自己所作最后辩论,历时竟达三小时之久,且不时为听审市民的掌声所打断.他说到:"请到庭的市民为我作澄,当年被指为"伪组织"统治下南京的物价与治安情形,较之胜利后的今天现状如何?"全庭报以一片掌声.他又把策应大反攻时,所布置与配备的兵力,加以详细说明,认为没有原子弹而实行反攻,政府不知将如何地倚重他?胜利以后他如不为国家,不为地方,只为自己的话,则凭他一念之间,东南半壁,又岂是今天的局面?佛海殊无愧为蒋氏多年的近侍,循理说法,侃侃陈辞,供未毕,而掌声又大作.政府认为可杀的"汉奸",而人民乃给以同情与鼓励,但这样对佛海并没有一丝好处.他是一生搞政治的人,而于此生死关头之际,忘记了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岂真会凭什么公道人心!从开庭到宣判这期间,他竟另外有了一番陶醉.因为他认为家属的到处磕头请托,必然会有人肯向当局仗义执言.一百五十根的金条,也应当能发生一些法外的效力.人民在听审时所表现的同情,或许让法官能有一些考虑.此外蒋氏读信时的泪影,军委会堆积如山的档案,许多人证在法庭上的证言,在在对他有利.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等从辩论终结到宣告判决,法官们好像成竹在胸,所定的日期只是短短几天,而佛海十月二十一日开庭至十一月七日判决,历时竟达半月有馀,大约是以他在汪政权中那样重要的一个人,而与蒋氏过去关系又是那样密切的一个人,主审者不敢擅专,大有可能是欲向层峰请示.他想得太多太好了,但幻想终属幻想,宣判之日,庭长赵琛、主任推事金世鼎、陪席推事葛之覃升座宣读主文,还是认为罪大恶极,判以死刑!
据说:在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以后,家属已经事前获得了消息,不能平反,不邀末减,仍将维持原判.他在接读家书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始知欲求为张学良之续而不可得,悔恨交萦,忽然眼前一片漆黑,对纸上的字迹竟至全难辨认,他用一只颤抖的手,将家门授给同室的人代为诵读,他听完了就默然而倒.这时,他明白了兔死狗烹,毕竟是千古一辙!
最初佛海是心脏症复发,慢慢的变成为其他疾病的并发症,牢狱里一个囚犯的抱恙,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他自己也到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就一任他的病况一天一天地加剧.在特赦以前,他是被禁押在看守所,还是几个人同一囚室,先后与盛幼盦、卢英、马骥良等同室过.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恩施格外,把特赦改死刑为无期徒刑后,案已确定,就于四月四日,移解首都监狱,独居一室,从此更乏人对他照顾了.在病势恶化中,同难的人也看到情形有些不对,劝他赶紧医治,他总叹口气说:"我太相信了政府,而我太对不起那么多朋友,还是早点死了的好."
病势就于迁延下越来越沉重,前后约有一年的时期,已经变得形销骨立.至民国卅七年的初春,渐趋于绝望之境.当局倒特别为他指定了陆军医院的郭院长为他诊治.连政府的军医也认为如继续幽囚,在医药与设备等一切处于如此缺乏的状态下,生命将无法挽救.
佛海的家属,在接见时自然也知道了这么危急的情况,日夕在外四处奔走,要求保外治疗.按理,依照法律,囚犯患病非保外治疗显难痊愈者,一定应当准予交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四条第三款,又监狱行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即依人情而论,既然蒋氏有让他再休息一两年后可以回来的诺言,也有再度施恩的可能,而杨淑慧尽了她最大的努力,用尽了一切人情上的请托,都丝毫未能稍动当局之心.
佛海与死神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挣扎,已到了油尽火灭的阶段,在他死前的一两个月,变得既不能睡,亦不能坐.他把被褥叠高起来,就日夜俯伏在这上面,喘息着、呻吟着.最后周身痛楚,经过了二十八昼夜不停地惨呼号叫,至死前的六七日,因为全身的肌肉已经销尽.郭院长为他施行肌肉注射时,以臀部只剩付一层宽弛的皮,不得不改在大腿的肉后为他勉强注射.甚至已经为他注射过了,而佛海竟茫然不觉,还连问医生针打过了没有.到了此时,佛海身体上的感觉也已完全丧失,病入膏肓,连郭医生也为之摇头叹息,毫不讳饰地告诉狱中人周先生已经危在旦夕了.延至民国三十七年的二月,终算他受尽了两年半的折磨,以五十一岁的中年,就这样静静地死在南京老虎挢的囚室之中.死后,同难的人发觉佛海的口鼻等处,有流血现象.他致命的病源是心脏,即使有其他并发症,又何至惨怖一至于此?这委实太使人难以索解了!我想佛海是不会瞑目的.
记得他那次大病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交给"古今"杂志与"平报"发表,内容完全叙述他那次的病况.结尾的一段大意说:古人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并不尽然.他引用了一段广东的民间故事,说有一次某县洪水为灾,一村的人都被淹毙了,独有一老翁因攀登树颠,未遭灭顶,于是大家都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相祝颂,谁知过了一年,他上茅厕大解,失足下堕粪坑中,因年老力衰,无力自拨,乃不死于清流,反而淹毙于粪窟.他文末更慨叹地说:"我这次的病已处绝望之境,而意外地告痊了,但局面如此,不让我寿终正寝,恐怕未必是福兆吧,我尚不知将来何处是我的死所呢?"他那篇文章是交给我去发表的,我当场看了一遍,至最后一段,觉得他病既好了,又何必何作如此悲观的论调,认为不但语出不祥,而且也太觉气短,曾力劝他加以删除.而他当时还认为是我迷信,苦笑着向我道:"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以待天命,不幸处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而又担任着这样尴尬的角色,日本与重庆,反正总有一面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文中的这几句话,有感而发,并不全是无的放矢."当时我是了解他的心境的,于是不再多言,就让他全文发表,这一篇还收入在他所着的"往矣集"中.谁知一语成谶,而他不病死于四年前安适的家中,而终于病死于四年后凄凉的牢内.大难不死,也真是如他所说的未必定有后福!
佛海也不能不算是一个人才,否则他历事蒋汪,何能如此获得两巨头的信任?他前后侍从了蒋氏十有二年,人叁密勿,在蒋氏左右,陈布雷与他,应推为当代两枝健笔,在民十六至二十八年之间,蒋氏的重要文告,几乎都出自这两人之手,以后虽离渝随汪,以他过去与汪氏毫无渊源之人,而汪氏对他言听计从,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而能够应付裕如.我所看见佛海所有政治上的决策,以及人事上的安排,凡有签呈,汪氏照例亲笔批"如拟"字样,佛海之对汪氏,不仅有知遇之隆,且有知己之感.而他自汪政权之建立,更无日不思全面和平之实现,俾蒋汪再度携手,以收拾这残破的山河.他于民国三十年前与蒋氏的有无默契,虽不敢悬揣,而三年以后的密电来往,终朝不绝,佛海在汪政权中的任何措施,几无不向重庆事先请命,而当局于胜利之后,似乎把这一切全部抹煞了.不过,为什么要赦?既赦了,为什么不让他生还?而政府只知避"通奸"之嫌,任令一个有为的人:瘐毙狱室.佛海是否真是辜负了国家、辜负了蒋先生呢?盖棺也未必就算论定吧!
一七○、两辆客货车数十名家丁
佛海逝世的消息,翌日刊载在报上,我那时刑期末满,在牢狱中看报才知道这噩耗.我与他有二十馀年的交谊,在汪政权六年的时间中,他之对我,更可说是推心置腹,既从未有疾言厉色相加,而有时在私室之内,我反而时以直言诘难,他非但不以为忤,而且与我心平气和地于研讨之后,立即翻然改图.这样做朋友且不易,更何况在政治圈内?人生难得者知己,当其撒手尘圜之际,安得不使我有腹痛之情?我的刑满释放,本离他的死期只一月有馀,我还在打算一经出狱,立即赴京探问,谁知缘悭一面,就此永隔人天.在报上看到了他的噩耗,回想到从前我所耳闻目击的一切,更使我兴了人间何世之感.
我出狱三四个月以后,是民国三十七年的秋季,佛海定期卜葬,我特地由沪赶往南京.
他西流湾的住宅,早已在"王侯宅第皆新主"的情况下,不知作了那一位达官的私邸了.周太太在成贤街后面一所陈旧的民房中借了两间破烂的房间,前面的起居室中设了他的灵位,后面是她的卧室,陈设简陋,一派的凄凉景象!短短三年,再也想不到这就是?赫一时周佛海覆巢后的家了.我向他的肖像打了礼,周太太一面哭,一面为我诉说了这三年来的经过.她看到她丈夫的朋友,居然又活着回来了,自然更增加了她的一份伤感.我只呆呆地望着她,竟不知怎样用言语来对她慰藉.
南京是我太熟悉的地方,那里有着我的许多朋友,更有过我一手辛苦经营的事业.民国十七年与十八年,我先后曾经担任过陈立夫主办的"京报",总罗时实而为采访主任.在阎冯战争时代,中央日报因需要派往平汉线的随军记者,又奉陈立夫之命而承乏采访主任,都曾有过短期的勾留.汪政权建立以后,我先在那里办了一张"中报",又创办了一家南京兴业银行,我更必需不时去南京照料.这次刑满归来,为送佛海之葬而重莅斯土,面目全非,本已有隔世之慨.最使我感喟的有两件事,我忽然踅到过去常去的"三新池"洗澡,而一群侍役,看到我又复生还,以惊喜的表情来欢迎我,听到此来是为了送佛海之葬,一致对佛海说出了无数悼惜的话.他们身处在胜利后的环境中,而竟意外地还在怀恋"伪组织"的一切.当我洗完离去之时,他们一致说账已代我付过了,是他们怜悯我破家之后的贫穷?还是对"汉奸"竟会另有一番亲切?这一份人世间的温暖,使我感动得几乎下泪.出来路经中华路,那里是我手建的南京兴业银行的大厦所在,当然此时已易主多年了.而我那天经过那里时,门口有人正在工作,我上去一看,原来大厦兴建时,门口有一块石碑,我是立石者,上面自然刻着我的名字:"立石者董事长",而石匠的工作,却正在磨去我的名字.为什么竟那样凑巧呢?好像特地选择了此日此时,专为凿给我看似的.凿石的工匠,又那会想到旁立的一个人,就是石上的我.从前看到咏别人的"起高楼,楼坍了!"尚且那样地伤感,我自己面对着如此场面,那时心里所感到的滋味,自然更可想而知.如我一个渺小的人身经世变,且复如此,又何怪周太太那样地悲伤欲绝了.
佛海卜葬的一天,更是凄凉万状.他过去是蒋氏的亲信、蒋氏左右的红人,此刻胜利重回,满朝朱紫,也尽是他当年的老友.而今天到了老友黄土埋身的时候,谁还会想到这当年的旧侣,敢去灵前一吊?政治上无形的威胁,甚至竟毁灭了五伦中的友情.即便有人有询奠之心,又谁敢作蒙嫌之举?同志的勇气,还不如听审的市民.佛海的灵柩是寄放在一处佛寺中,那天只雇了两辆大汽车,一辆是运货的卡车,一辆是南京载客的公共汽车.运货车上装了佛海的棺柩,亲朋远避,只剩所有佛海京沪两处公馆中的副官侍役,此时虽早已星散,都改投到别处服务,而全部数十名,此日却整整齐齐地请了假,远道赶来,向他们的旧主人致最后之敬礼.他们就团团围在运货车上的棺柩之旁,还像对佛海生前那样地小心卫护,柩前也寥落地只放着我所送的一枚大花圈.那辆公共汽车上面,家属之外,昔日亲友故旧就是我、"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石顺渊,以及"财政部次长"陈之硕的夫人.当两辆大车在通衢行使时,谁也不知道这是周佛海的葬礼,谁也不曾特别投以一瞥.
车子传到了南京郊外的永安公墓,静悄悄地数名扛夫,把棺柩慢慢地送入了墓穴,那时万籁俱寂,四野萧条,只有周太大的悲恸声,秋风初动,震撼着四周的树木声.大家围着墓穴,眼睁睁看到佛海的下葬.他生前的声容笑貌,他当年的苦心孤诣,使我感不绝于心.墓穴中石灰只装得半满,周太太为了劫后艰难,连这区区小费也靳惜了.棺木入土,就潦草地封闭了墓穴.一个曾经为国家尽过力的人,就这样长眠于地下,而且将永远带给他以一个"汉奸"的名.但是佛海应该可以瞑目了!且不说什么遗爱在民,元首的皇皇特赦,市民的盈庭掌声,通不够补偿你六年中的蒙垢受辱吗?
佛海在湖南原籍本有发妻,生死不明.元配为他生有一子一女,子一向在抗战区军队中工作,与佛海已久不通音讯.女亦已适人,在胜利的前一年,由湘来沪,依父以居,搬家后即不知所往.续娶杨淑慧,本出湖南世家,其父杨卓茂,为留美前辈,还是我在上海市商会任职时的同事.民国十年,佛海由日本来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两人由邂逅而热恋,那时佛海不但是一个穷学生,而且原籍还有妻子,她家长反对他们的结合,而淑慧不顾一切出奔偕赴日本,亲操井臼.她也生有一子一女,子幼海,胜利后鉴于父亲的遭遇,以一时的愤激而远赴苏北,加入中共.因为叁加了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的一系,中共进驻上海后,曾任公安局下面的经济组长.在一九五一年中共"三反五反"时,上海部份的饶漱石、潘汉年、杨帆等遭到整肃,幼海也多年已不知踪迹.他娶了交际花施丹苹,一度夫妇都表示得十分"积极".女慧海,与吴颂皋之子离婚后,改嫁给一个在美商保险公司做事的广东人,我只知道他的英文名是Winston陈,前数年在港,现在已到了星洲去.此外佛海与筱玲红还生有一女,在日本与一个日妇生有一名女孩,是托他的好友冈田,与伊藤照顾的,现在应该都早已成长了.
当我于一九五○年离沪来港前,还不时到周太太南阳路赁居的一所小公寓去,她那时已经病了,饱经患难,忧伤成疾之外,生计也已陷于拮据.或许为了佛海之故,愤国民党之无情,而又幻想于佛海为中共的最早发起人,因此与中共方面颇有来往.那时中共正需要熟手,认为佛海方面或许有几个专门人才,就经过她的推荐,借用了不少汪系旧人,其间如戴霭庐(中储沪行经理)、戴英夫(原名鹏天,清党前为中共江苏省委,汪政权时代任教育部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刘星辰(浙江财政厅长)等,都曾正式为中共工作.她还不断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希望赴北平一谈,而覆信总被婉拒.国民党把她抄了家,独有愚园路柳林别业的一所房屋,是陈调元送给佛海的,竟漏未籍没,而周太太又自动献给了中共.中共发布新闲时,直称"查周逆佛海,为著名汉奸,通国皆知,┅┅"等语,周太太如此的求荣反辱,我对她"丧家之犬"求自保的心境,却寄以无限同情.这几年消息不通,据说她已经又被逐出了南阳路的小公寓,而且以贫病交迫而去世了,但愿通是海外东坡之谣.
当我还留沪时有过这样一段经过.有一天我方去看周大太闲谈,有一位穿着"人民装"的人来访,一问是奉了"上海市长"陈毅之命,因为中共要修党史,而对于民国十年在上海白尔部路渔阳里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以法捕房的搜捕,而逃往嘉兴泛舟开会的情形,已经无人能详道其颠末,佛海写过那次会议的情形,刊在他生前所着的"往矣集"上,因此毛泽东来电索取.而周太太手头已无存书.因为"往矣集"后来是我为他出版的,我家中还留着仅有的一本,就取来交给来人带走了.想不到佛海生前对于国民党,仅留得一本"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而对于共产党,则是这一篇最重要的党史了,人已云亡,一切又何关于他的身后?
一七一、南京宁路军统看守所
胜利之后,政府对于所谓"敌""伪"人员,不知基于何种心理,何种原因?决定了分别处理的办法.这办法矛盾纰缪得令人可啼可笑,又谁能测其高深?对于敌人,经过八年进侵,蹂?及于半个中国,杀害了千万军民,而且几至颠覆国祚,然而政府偏说"以德报怨"耗费了多少国币,动用了无数人员,经过了多少周折?把留在中国境内的数百万军民一一遣送回日.结果蠃得了敌人的欢呼:"宽大的蒋委员长!伟大的蒋委员长!"
而对于"伪员",其中不能说全无仇事、作为腼颜虎伥之辈,但毕竟有许多人密电输诚,虎穴效命,以敌对的形式,在敌后作呼应,虽蒙形迹之嫌,讵全无可原之处?然而政府瓜蔓株连,雷厉风行."伪军"、"伪员"、"伪民"、"伪学生",本是政府遗弃于沦陷区苟延的人,而政府认为无一不伪,亦无一不应受惩.而其间抑又有不同之处.伪满成立在先,而政府下令:伪员不究,伪军不收.所谓不究,是有罪而不予迫究呢?还是无罪而不便追究?伪军不收,通以资共,而林彪却人弃我取,照单全收,乃成为国民党所送一笔最大的礼物,而资为共产党一笔最大的资本.循理说法,汪政权中人即不说什么双簧;也不谈什么反正,若论"罪恶",较之暴敌,究应罪减一等;若论时期,较之伪满,也落后多年.而结果独对汪政权人治罪者以万计,处死者以千计.此中与伪满又有不同处,如有实力的"伪军"是全收,而无实力的"伪员"则全办,弄得收复区内,鸦飞雀乱,匕鬯难安,又是一番景象!在东南地区,大部份汪政权中人被羁禁的,都在京沪两地.在上海,则由军统之楚园与南市看守所而集中到提篮挢;在南京,则由宁海路而改送至老虎挢.
南京城北住宅区的宁海路二十一号,战前本是冯玉祥的住宅.汪政权建立前,已由"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用作南京的特工拈,苏成德、马啸天等曾经先后在那里主持过.胜利以后,军统局接收之后,改为看守所,就像上海的楚园优待所与南市看守所.军统局是一个军中附属机构.名义上所管的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调查"与"统计"事项,它本身应否设立看守所,与能否成立一个看守所?以及他在法律上有没有逮捕人犯之权,尤其是逮捕非军人的人犯,本已成为疑问.即使命令可以改变法律,而赋予以逮捕人犯与查抄财产的职权,但政府明令公布"惩治汉奸条例"为民国卅四年的十二月六日,而军统开始拘禁那个未公布条例中的"汉奸",是同年的九月底.事先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事后羁押嫌疑人犯,绝大部份都在半年以上,也不依照约法、提审法等于拘捕后应在二十四小时内解交审判机关的硬性规定.但是到今天没有人曾经提出过疑问,自然更没有人曾表示过疵议.脱几个劫后馀生的"伪员"何足惜!政府方食胜利之果,不旋踵而终见神州陆沉!
这一所由要人住宅而为犯人监房的宁海路二十一号,开始收容人犯是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一月初,而第一批的来客是由穗解京的陈璧君与褚民谊等人.那里分为前后两院,后院较小而前院较大,陈璧君等先被安顿于后院之内.首任所长长徐文祺,原是汪政权周隆庠任"行政院秘书长"时代的"庶务科科长"!他竟有孙悟空的通天法术,摇身一变,忽然由伪员而为真官,由昔日的僚属,变为此时的狱官.当陈璧君等解到时,徐所长还临场监视,一位与陈褚同被押解来的看见了徐文祺,以为是同难的难友,还用惋惜的口吻招呼着他:"老徐!什么你倒先来了?"徐所长听到了有些忸怩,尴尬地说:"我们不谈这些!"
我说陈璧君等是来客,并不过份,她们还应该称为贵客呢!初到时真是极尽其优待之能事,一日三餐,都是从外面酒肆中叫来的,下午且还供应茶点,室门并不下锁,在里面行动也极自由.而一两月之后,南京陆续拘捕的梅思平、岑德广、周学昌、李讴一等来了.又一月之后,由日本提回的陈公博、陈君慧、林柏生、何柄贤等一批又来了.北平方面的重要人物,如王荫泰、汪时璟、唐仰杜、周作人等一批也移解到了.最后则重庆土挢畔的特客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等也来汇合了.济济一堂,人数已增加到二百多人.待遇从此就逐渐降低,尤其伙食变得最为厉害,一度曾经用黑色的面粉制成面疙瘩作囚粮,犯人至称之为"原子弹".室门也加锁了,而且终日并不开放,这时,来客与特客,才真正在渡牢狱生涯了.
到了翌年的四月,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缪斌等已经又改移到苏州狮子挢监狱,宁海路看守所的组织也变更了.汪政权中人全部改移到前院,后院则变为军统局内部人员的禁闭之所.法院也对羁禁多时的人,开始提讯了.
在此之前,在押的汪政权中人,还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抱着无穷幻想,他们陶醉于政府宽大的诺言,又相信戴局长政治解决的保证.因为,当戴笠在撞机身死之前,数度赴京,到京也必到宁海路探问.他于谈话中表示:很谅解汪政权中人的苦衷,况且一部份还与他曾经有过直接联系,这既然是一个政治问题,最后当然应以政治手段来解决.每次谈话,在押诸人都推陈公博为代表,两人也常常长谈至数小时之久.戴笠离去后,公博即与李圣五、梅思平、胡毓坤诸人交换意见.有些人深信以戴氏所负当局付托之重,而诸人且已身入牢笼,自不必再以假言相绐,因此十九都充满了乐观情绪.其中唯有一人却抱着不同的见解,那是褚民谊.他平时为人好似糊涂,而此刻对其本身命运,则看得反比别人为清楚.他说得很妙,他说:"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坐的头上了,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手了,也决不会就此轻轻放过.汪先生虽然死了,还要让他于盖棺之后,再给他以一个定论.因此,追随汪先生的人,心理上应该先作出一个牺牲的准备."褚民谊的这一番话,政府的最后决定,也许真因为戴笠横遭惨祸而有所改变,但终于让他不幸而言中了.以后他自己在法庭上的一再求死,也无非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所形成.
当局初期的所谓政治解决,也并不完全徒托空谈.有一次,戴笠到宁海路去,曾经提出过先就在押诸人中挑选一部份人,来组织一个对于中共问题的研究所.军统方面且已在南京阴阳营布置好了两所房屋,作为所址.初步的人选有梅思平、林柏生、郭秀峰(曾任宣传部次长、中央电讯社社长等职)等多人.梅思平有冷静的头脑,文学上的修养,以及有些见解的理论.林柏生为留苏留法学生,且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决定容共政策时,曾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多年.郭秀峰则为留日学生.戴氏的这一项建议,似认汪政权中真还有几个人才,而政府也确有爱惜借重之意.然而最后经诸人的共同商讨,认为对国家出些力是应该的,但本身的问题未曾解决"汉奸"罪名未曾洗刷以前,一误不容再误,于是终于向戴氏婉辞谢绝了.以后戴氏撞机身死,此事也就无人再提.
这个宁海路的军统看守所,第一任所长徐文祺调离后,继任的为一姓张的人,他是首都警察厅长乐干的部下,大约还是中央警校毕业的,他年纪很青,而却懂得怎样要钱.汪政权中人的家属,只希望能减少一些在押者的痛苦,自然千方百计地向他走门路.也许他钱拿得太多了,引起了别人的眼红,因此与看守所门前的法警发生了意见,更由于不同机构派来的人,更容易形成对立的现象.
按照所方的规定,人犯接见家属,既然有一定的时间,当然也一定是在白天的时间.接见的地点,家属则在门口的一间小室中,律师则在客厅里.而"南京市长"周学昌的太太,有一天到晚间才去宁海路,而竟然准与学昌接见,而且两人谈话的地点,就在所长的办公室.这种破例的与特殊的待遇,显得无私有弊.此事自然逃不过门警的耳目,本有积怨,就向上级机关检举,张所长立时被扣,经解送法院审判结果,证实了他确有贪污的事实,而且不仅这一事为然,于是判处了两年半的徒刑以后,送进老虎挢的首都监狱执行.这一所监狱,本来是准备着"接待"汪政权中人的,而不料第一个入狱的,却反而是执行法律管理"汉奸"的堂堂所长.那时本是怪状百出,罄竹难书,张所长则只是一个倒霉的苍蝇.胜利后的劫收审判,黑幕重重,所谓功罪是非,钱不失是万能的东西,就在神圣庄严的法界之中,对法官则可说通神,而对狱卒则只是使鬼,偏偏张所长囊?未丰,即邀严惩,他可说是千万人中最不幸的一个了.
在宁海路的一段时期中,即自一九四五年十月起至一九四七年的五月止,其中被执行死刑的,较重要者,文的有梅思平与林柏生,武的有凌霄(海军部次长)、胡毓坤与李讴一(首都警察厅长、警卫师师长),其中以李讴一死得最惨,执行峙被连击十馀枪,打得脑?破裂、面目模糊.胡毓坤于送往因临死前,沿途诟骂,他让政府多费了好多颗宝贵的枪弹.其他在陆军监狱中的齐?元,于送往雨花台刑场时,骂得最凶,以至说:死后做了厉鬼,也要报仇.自然更要让他们多受些痛苦了.
一七二、丁默村殷汝耕虎挢毕命
一九四七年五月,汪政权中人大部份已经都草草判决了,让政府完成了一件大事.人犯就陆续移送至老虎挢监狱执行,宁海路二十号的看守所,也告结束.
老虎挢才是一所正式的监狱,在沦陷时期,是日本宪兵队的牢房,一代新人换旧人,尤其政坛与牢狱,这情形尤为显着.那里规模宏大,植立着无数监房.最初汪政权中人判决确定之后,移送老虎挢,与普通刑事犯的窃盗等混合监禁.以后才算腾空了一部份,将普通刑事犯迁往另外的几所建筑,让汪政权中人隔离集中监禁.
周佛海口中的"虎牢探奸记",这一部分共有着五所监房,称为"温"、"良"、"恭"、"俭"、"让",像扇形那样地整齐排列着.每一所有着十馀间囚室,各半对峙着,中间是一条长廊,以便禁卒的监视,室门是木质的,倒不像上海堤篮挢监狱的真是铁窗,门上有一个大洞,监饭从那里送进,禁卒的眼光由那里窥察.每一所最头上的一间是黑房,没有透入光线的窗,于是室中更暗无天日,那是禁闭滋事的人犯之处.监房前面是狱方的办公室,再进有一处是犯人接见家属的铁笼,在监房的最后是晨起洗面的地方.东面有一处操场,作为收封时散步之用.靠北有一处礼堂兼饭厅,南边的一所监房是单人室.普通监房每一室囚三至六人,当然没有床榻的设备,所有从北平解来的一批,如王荫泰、汪时璟、周作人、潘毓桂、邹泉荪等都在"良"监中.刑场就在狱内东边旷场,执行时狱中人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
狱内的生活规律,晨六时起身,洗脸后仍押解回室.一天两餐,是上午八时与下午四时,每餐一饭一汤,汤是菜叶加滚水.早饭后放封半小时,下午饭后再放半小时,至晚间八时即须就眠.由于狱内的伙食过份恶劣,有人发起要求自己出资包饭,终于获得了狱方的核准,出得起钱可以在饭厅中用膳,能吃得好些一些,也多了两次开封的机会,以后有部分较为重要的人,如周佛海、王荫泰等都迁往单人室去.
看守对待犯人的态度是因人而异,并不全是如狼似虎.经常有好处给他们的,犯人可以颐支而气使,看守则反而逆来而顺受.有时"服务"得不周到,有些性情较暴躁的犯人,可以瞋着眼大声呼叱:"要钱,好好的说,用不到这样!"看守们却总是低声下气惧怯地摇着手说:"别大声,别大声!"狱卒地位低,就经不起风浪,他们真是怀看窃钩般的副可怜心理.而狱中终因待遇的不善与不平,曾经引起一度鼓躁暴动,秀才造反且不成,更何况于监犯?有几个人而且因此受到了惩戒.
老虎挢监狱中最受人注意的人物,自然是周佛海,他由特赦而抱病,终且瘐死,二十八昼夜的惨叫,曾经激动了同难人的心肺.著名文学家周作人,他因担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而获罪,在平被捕,移解南来,虽为狱囚,仍然受人尊敬.他安详地度着狱中生活,以读书自遣,做过不少诗,别人在文学方面有向他益的,也总是虚心指教.更难得的是在横遭缧絏之馀,而口中却从未稍出怨言,风度自有不可及处.
在老虎挢监狱时代,被处死刑中较重要的人物,有丁默村与殷汝耕.
丁默村原为特工中的旧人,当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初,他就与戴笠同任处长.且以CC关系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汪氏等由渝出走,他衔命由重庆来港,任务是劝止若干人的行动,结果反而随周佛海赴沪叁加,领导"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前身,本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所指挥的李士群的特工组织,地址在上海亿廷盘路诸安滨十号,为李士群的既成之局.李投汪以后,才迁到极司斐尔路,名义上改归"中央党部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管辖,而实际上则由丁默村与李士群分主其事.在汪政权成立之前,丁李之间就以权力上的冲突,双方形成水火,互相在佛海前攻讦,使佛海大感头痛.汪政权创建时人事上的安排,也煞费踌躇.本来内定特务性质之"警政部",由默村任"部长",士群任"政次",而以士群不愿为默村之辅,且以全力反对默村的出任"警政部长",迫得警政部由佛海兼任部长,另设社会部以位置默村.此后,默村过去虽与佛海的关系较亲,而士群反而后来居上,且以罗君强之拉拢,加入为佛海的十人组织之一.佛海与默村之间,日趋于貌合神离之境.以后无形中丁且已脱离了汪政权的实际特工任务,"七十六号"由士群大权独揽.迨士群被人毒毙,始与佛海间的关系又稍为好转.因为默村与戴笠之间,过去有着同僚共事之谊,当时亦早已暗通声气,所以在胜利前不久,竟得由"交通部长"而出任"浙江省长",为佛海布置策应大反攻的个前哨环节.
默村串有肺病,身体荏弱,面容苍白,殊不类为一个特工首脑,而以如此身体,偏还性喜渔色.与郑苹如的数度缱绻,几至送命于枪弹之下,以后又与女伶童芷苓打得火热,艳事频传.在汪政府六年之间,事实上丁默村并不得意,声势还在李士群之下.
而胜利来临,戴笠飞沪以后,丁与数度接洽,默村以为有此奥援,或可苟全性命.故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周佛海专机送渝时,默村受戴之邀,欣然随机同往,也一起做着重庆的土挢骄客,因此以后又解送南京,受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初审判处死刑,覆判仍加核准.本来那时的法官要表示出他们的大义凛然,以苛刻为能事,判刑之前,庭上的呼叱讥讽,司空见惯,而首都高院中,推事金世鼎尤为凶辣,狱囚为其恭上徽号曰"金?皮".如默村的曾为汪政权特工首领,又何能逃其必死的命运?
他在老虎挢狱中被判死刑以后,一直就沮丧、焦虑,悬悬于朝夕的被拖出执行.在民国卅六年七月五日的正午,终于到了他毕命的日期,那天法警去提他时,他已知道了是执行的时候到了,面色立刻惨白得了无一丝血色,两腿也瘫痪得已不能行走.由两个法警左右夹持着他的双臂,挟着他提出狱门,迨行至二门时已经神志模糊,知觉尽失.所以他在法庭上无遗言,也无遗书,就匆匆送赴刑场枪决.
所有汪政权中人被执行枪决的,几无一不示出从容镇静,陈公博、褚民谊等固无论矣,即我所目击的梁鸿志、傅式说、苏成德等,亦都有视死如归之概.最使我感动的是曾任"行政院秘书长""广东省长"的陈春圃,他是完全一个文弱书生,当他初审判处死刑后刚回狱室,我去慰问他,看到他竟然神色自若.不料我尚未开口,他却先对我说:"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生死大小,竟能处之泰然.而唯独平时以杀人为业者,至一旦被人所杀时,反而惊惶失措,丑态百出.上海既有"黄道会"的常玉清,而南京又有特工领袖的丁默村.
另一个在老虎挢监狱中被执行死刑的是殷汝耕.他以"冀东防共自治政治"首长的身份,被判极刑.我认识他很早,还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任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叁事,专办停战协定前后的对日交涉与收回失地诸事."九一八"以后,他到了华北竟然做了"冀东长官",那时一般人总为他甘为傀儡,是一个道地的汉奸.但胜利以后,与他同狱的人告诉我,他在狱时所表现态度之好,出人意外,终朝念佛,了无嗔意.及至被提出执行枪决时,还是从容自若.他临命前在法庭上,检察官间他有无遗言时,他说:"我很奇怪当初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人,竟是今天要枪毙我的同一人?"说到这里,检察官立即阻止他的说话了.他写了一封给家属的书,另外写了封给同囚室的潘毓桂与韦乃纶(宣传部司长),信上只寥寥两句:"我先去了,请多多保重!"就这样被送往刑场.我与他无深交,不知最后他在法庭上的两句遗言,倒底是怎样一段微妙的内幕?
一七三、又个未曾揭开之谜底
写到这里,全书事实上真应该结束了!如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说过:"我目睹了这一幕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现在,连读者也已看到了.汪先生病逝扶桑,汪夫人瘐毙沪狱,陈公博在狮子挢既完成了殉葬的心愿,周佛海亦且在老虎挢抱遗恨于九原,真正已到了"曲终人渺"的时候,而其间在汪政权中地位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梅思平与林柏生,他们的死难经过,就我所知道的,也有为他们一写的必要.因为在整个汪政权中,除陈公博与周佛海为汪氏的两大柱石而外,论地位之重要,则梅思平应列为第三位.至林柏生则号称为那时"公馆派"之中坚,虽未握大权,但以关系之亲,对汪氏自有其相当的影响力.
梅思平为浙江温州的永嘉县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战前曾历任江宁实验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甚着政声,职位虽不甚高,但却是CC系重要干部之一,而且被认为学问、才具杰出的人物.论理,梅思平与汪氏向无渊源,何以竟在汪政权中始终居高位、握实权?其经过情形,也颇为奇特.
在追述梅思平随汪组府原因之前,不能不补叙最早促成"和平运\动"而又最先与陶希圣叛离"和平运\动"之高宗武.高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研习历史,于一九一四年返国,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间之关系,已趋于极度紧张.高回国后,即赴南京活动.以一个初返国门的留日学生,而且还充满着一身土气的人,自难有所发展.会李圣五方主中央日报笔政,高与他素不相识,而投剌请见,自陈愿撰文投稿,李姑令一试,投来一文,尚觉可用,略为润饰即予披露,这是他初露头角之始.以后他又在吴颂皋主编之外交评论上写稿,竟引起了汪氏的注意,事为陈立夫所知,立即先邀其担任叁谋\本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办理有关日本方面的事务.汪氏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圣五已转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再由他的汲引,高宗武遂得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并加帮办衔.那时政府的外交,以对日为主,高宗武谙日语,熟悉日本情形,时势造英雄,一时在坛坫之上,顿见活跃.在这一段时期中,中日关系,始终无法打开僵局,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赴法治疗,对日政策,从此尤趋混乱,甚至有过联俄抗日之议.张群时出任外交部长,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间愈搞愈坏,川樾茂甚至公开声明,以后不与外交部直接谈商,遇有必需交涉之事,概与时已任亚洲司司长之高宗武接洽.由于日方对高宗武的重视,至政府方面也对他刮目相看.一次他往卢山晋谒蒋氏,蒋且备致优宠,亲为斟茶.然而高宗武的得志,却为时不久.抗战既起,最初虽未与日本宣战,但外交关系已告断绝,因为战前他与日本间的声势,且凌越部长之上,此时也就被摒之于部外了.
而蒋氏却认为战争虽起,高宗武对日尚有可用之处,于是每月给以八千元的经费,令其来港专办与日本联络事务.他在香港太子行五楼成立了一处日本问题研究所,对外则以"宗记洋行"出面.他与日本驻港的外交、特务人员,以及同盟社的松本等经常有密切联络.从日本人的口中,窥悉对于这次侵略战争陷于泥足的结果,乃有早谋\结束之意.一九三八年的春季,他偕同原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董道宁潜行赴日,此行事先是否获得蒋氏的同意,我不敢臆测,但我敢于断言,此行却并非由于汪氏的授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