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日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画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按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指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党内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份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国,说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还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女儿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离职之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长,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份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现在我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要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至到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半,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面时主和,离开汪先生时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还来见我,要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然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末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覆,这样一直拖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带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一谈."我于六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候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要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与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使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次我面红耳热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天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有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病态的说话,我今日是醉态的说话.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那时邢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决定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内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去再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于中央党部被刺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于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汪先生出国一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匆匆归国,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造机会.总括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我个人的观察还是相信比较别人的观察为正确.关于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于后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后反对了二十馀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
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覆,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于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特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于何时.到后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于何时.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划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和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电报,说叁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叁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常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彷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彷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万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对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这种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迳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下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这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天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税,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至到离开重庆,甚至乎至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我个人到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渖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然幸而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那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对于国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之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后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
而且当日国家实在也太危险了,中日问题时刻都有立刻战争可能,军需工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能一促而几.但中国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万担怎么办?每年缺乏面粉二十万担怎么办?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这都是我的实业部职权范围,我应该埋头于解决这些问题.党的问题,我为团结,我且让其他同志干去.
我对党务求团结,不但我在实业部四年如此,就是我离开实业部后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离开实业部后,张岳军先生曾奉蒋先生之命征求我同意做意大利大使,我坚辞不就.固然我的母亲太老,我不愿离开她,同时我深怕离国太远,而汪先生又离国治疗,易为造谣者制造谣言的机会,党内的谣言一生,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我离实业部以至八一三事变,始终未离南京一步,这是我为力求党内团结的苦衷,当时或者没有人会了解的.
在民国二十七年我们退到汉口时候,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我记得有一次陈立夫和陈辞修两先生来德明饭店看我,陈辞修先生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说,在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在二十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先生也说,这几年来公博先生实在没有责任.党的统一是我极端赞成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经开始以静默的态度而等时机的来临了.其实在我历年的回忆,在每次纠纷当中,我都不是居于发动地位,而结果每一次都变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迁汉,常时我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总想以国府与总司令部同时迁汉,可以镇压下去,但后来毕竟引起宁汉的分立.在十八年自革命评论停版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国,遂有张桂军之役和扩大禽议.至今回忆,自己也觉有些不可思议.我叙述这些经过,我并非诿过,更并非卸责,因叙述之便,不禁引起这么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我对于第四第五原则没有意见外,其馀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我的最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从何谈起.汪先生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过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常时我已辩无可辩,我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藉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汪先生说,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前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汪夫人这时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无法可辩.我也无法可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故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都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日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前一日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覆,交周海佛,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去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中央党部终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对汪先生下令处分了,末后更有曾仲鸣之死,我想我劝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的主张怕又会中变了.我那时悲观达于极度,想请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恐怕不能实现了.我那时真是感觉人微言轻.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关系,不能阻止他离渝,以六年来苦心孤诣以求党的团结统一而败于一旦,我尚有何话可说.恰值我的母亲病重,我遂闭门不出,更不表示意见.不久听见汪先生赴沪了,而且更听见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个电报给汪先生,那个电文我已不存,我只记得大意,说以先生的地位万不宜赴日,并且最后一句话说得很严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先生覆我一电,说"弟为爱国爱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面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我接到这个电报,又只有长叹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罢,汪先生到了广州,叫我到广州一行,并且派人对我说,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种君子协定,他不求我赞成,只希望一见以便讨纶.我到了广州住了两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协定,现在内容我也记不清,大致和近卫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基本条约差不多,我终认为不满,以为非中国所能接受.
不久,上海召集干部会议,邀我和何炳贤出席,我决定不去,只是何炳贤赴沪,我瞩咐他最要紧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馀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其后何炳贤的确极力反对组织政府,并且和当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当日有一种痴想,以为我什么都不叁加,或者汪先生不致于组织政府.那里知道以我个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决心,更不能排除当日的群议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说中日基本条约的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我想或者是一个关键罢,如果我逐一反对,那么组织政府可以延搁,以后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国一致才举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个月.那里知道我到上海时候,所谓基本条约已讨论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来才讨论了.我在上海住了半个月,只是和须贺辩论些海军问题,这都是无关宏旨的虚话,我再无心逗留,终于十一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将离开上海的几天,一夜汪先生请我吃饭,我碰见影佐祯昭.我说:"这那里是基本和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覆我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饭后我把影佐的话报告汪先生,此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三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我决定的原则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到香港的,当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见有组织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终没有谈起,只是从旁听说某人预备做什么部,某人预备做什么部而已,我反正不愿与闻,就不愿与闻到底,我心想赶快离开上海再说.同时我希望重庆急急出一个办法,我不是因为汪先生要组织政府,要重庆不能不及早谋\和,而是重庆最好有一种表示,使上海一般人们不至急于出以积极行动.可是回香港以后,我没有办法通知重庆,在香港谁人可以代表重庆,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二十七年到欧洲时候,曾携张岳军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时已知道不适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罢,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位早上忽然来访我了,我吃了一惊,问他们为什么来香港.他们说我上船之后,他们也隔一两日便走了.他们两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说他们走后,汪先生便要找我了.我当时实在惊诧不已,找不到什么话可谈,等到第二天再找他们时,一个也找不着,我那时实在不知高陶二位的意见.在沪时候他们对于佛海不满意,说佛海许多闲话,我是知道的,至于对基本条约不满意,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直至后来他们公开发布基本条约初稿,我才恍然大悟.对基本条约不明白的,但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也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汪先生毕竟赴青岛举行会谈了,在事前我是毫无所闻,不过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闻也毫无用处,那时似乎箭已离位,扣弓无益.我心想汪先生实在太危险了,在一般和运\的份子,我所稍为谂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圣两人.佛海是我在民国十年认识,其后因职务的不同,不但谈话很少,就是见面也很少.至于希圣是比较谂熟的,现在已和高宗武脱雄.在上海汪先生左右的,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熟人.汪先生脾气易于冲动,我是知道的,如果迳情直行,对于汪先生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忧虑.
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来邀我到上海,我问汪夫人是不是要组织政府.汪夫人说你对于这点赞成或反对,请你到上海对汪先生说.我还记得在我临行之前数夕,曾和钱新之杜月笙两先生见一次面,他们问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覆:"是的."他们托我最好劝汪先生不要组织"政府",我说当然要劝汪先生,同时我表示我实在对高陶两位不满,倘然他们早些对我明白表示,或者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后我仍希望他们两位转达蒋先生有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从中尽我最后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时候,还都南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简直无法开口,我知道劝也没有用的,不过劝虽无用,也不能不劝.汪先生说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无法了,今后只有从事补救的一法了.当时我向汪先生提出两点,第一点,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只好处在一个中闲交涉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然后乃和.第二点,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常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的军队叁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成为内战的方式.这两点意见,汪先生极为赞成,并且说我这些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汪先生允许我的提议,并且要我干行政院,我坚辞不干,转而就立法院.我当时极愿以闲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宁静,徐谋\补救,使国家和党复归于统一.至于我本身又该怎样呢,我自己也决定应该做的几件事:
第一是反对中日基本条约.在基本条约签定以前和在签定以后,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叁加讨论,我坚辞不肯,因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叁加讨论,那么签定以后,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叁加.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大将其时是驻南京的大使,他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中日两国友好的百年大计,照这样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盛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但基本条约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了不好影响,也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问这是何解?我说,"一般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谅解中一个证明而已."其后无论本多,重光来任大使,我都这样反对.三十一年和东条英机见面,也是一样反对,并且对任何各界人士,我都这样解释和宣传.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
第二是反对华北特殊化.在基本条约中华北中日经济合作,只是那么一句话,但事实上何止合作,简直是独立.在二十九年三月底,我得到美联社一个消息,说北平兴亚院的森冈很怕南京政府还都,影响到北方,曾秘密电东京,主张华北应常采取永久半独立的状态.我在二十九年五月以答礼的名义赴东京,首先对米内内阁总理和有田内务大臣提出质问,而且更对近卫文磨质问.米内和有田极力否认,而近卫则因已下野,说是否有此事,他以不在其位,毫不知情.然而事实上,华北何止独立,简直是一个国家.举凡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交通,无一而非独立,尤其特殊中之特殊的是南京和北平的文书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经日本的手.我在三十一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日本杂志,题目是"告日本国民",当中一段攻击华北特殊化,并说我们绝无南北之见,要中国南北分立的不是中国,只是日本罢了.因为那时,日本宣传说中国的南北见解不同,似乎华北的特殊化是出于中国北方的要求,而不是日本故意使其分立,所以我有这么一篇公开的言论.华北独立,一直至基本条约废止之后,及日本采取所谓对华新政策,才慢慢有统一的倾向,然而也只是到倾向为止,因为日本军人把持于上,商人把持于下,至日本投降时候,还保存一种特殊的状态.
第二是提倡民族主义.南京政府还都之后,三民主义重复在沦陷区内公开宣传了,我尤其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我深怕人民习惯于日本统治,更怕军人习惯于日本支配,使得我国永远不能翻身.我对汪先生提议重复设立政治训练部,我的用意,因为在南京政府还都时候一个兵都没有,所有的仅有任援道的绥靖军,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谋\略部队.这些部队在廿六年底即归日本军队支配,到二十九年初已有两年多.日本所谓谋\略部队,只求他们不对日本放枪,其他事情日本是不问的.因此思想庞杂,纪律废弛,我深怕他们贻害人民,尤其怕他们倾向日本,则国家将贻无穷之患.因此我把各部队军官抽调来京训练,灌输他们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靠人,更鼓励他们以国家自由独立的精神,勿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时对中学生演讲的"三民主义与科学"作蓝本,另外写一本"政治工作须知",最注重"负责任,求知识,守尊严";我所谓守尊严,固然一个军人,一个国民不能骄傲,同时更不能卑屈.我当时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对日本那样卑屈的态度,我不独引以为国民之耻,更恐怕由此附堕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拨.
第四是提倡廉洁政治.我最引为耻辱的是民国二十三四年,听到日本批评中国无一公忠体国之人,同时我更反省到,中国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悟到四书有句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来则已,既来应当示日本人中国并不是没有公忠体国之人.以此首倡廉洁政治,而为人表率.而且我更标出四句格言:"复兴中国,从做人起,建树人格,从立志起."我以为不会做人,也无从救国,国家虽然丧败,如果人人能够立志做人,不以和平为发财的门径,或者中国还有出头的一天.不过我承认失败了,我虽然这样标榜,而且在上海实际上干了四年,对僚属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还是层见叠出.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靡还是茫无止境.人们都如食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一天,什么是中国的危险,他们似乎不在乎,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不干他们的事.这真使我非常之痛心的.
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除了和日本力争和平条件之外,在政治上争行政的自由和统一,在军事上争军事上的独立和脱离日本的束缚,在经济上争取物资的保存和国家人民心元气的保存.至于具体事实,我因为没有档案在手边,而且太长而琐碎,只好问各部门的负责者了.我还记得去年有人对我说,"和平运\动是失败了",我说,"南京这几年中对日本就没有和平过,无日不在那里斗争小,和日本的总军部斗争,和日本大使馆斗争,更和东京政府斗争."既然没有和平过,那么更谈不上失败.至于全面和平更谈不上,这都是五年半的事实.
四敌性的南京和危险的南京
我所谓敌性的南京,是日本人眼中的南京,我所谓危险的南京,是我眼中的南京.现在我分两段略述如下:
甲、敌性的南京日本对于汪先生是相常尊敬的,同时也认为南京是含有敌性的.因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见解.汪先生的理想:以为我以诚\待人,人总是有良心的,也会感格的,近卫既然声明日本并无灭亡中国之心,那么日本在华军民也是一样的,因此日本应当让南京统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树强有力的军队以保持和平区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南京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数年以来的战争痛苦可以稍得苏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护人民,排除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见解那就大不同了,许多军队和官吏曾受日本支持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至于贪污与否与日本无关,有时或者因为贪污,他们才更容易利用.至于南北对立,更是他们夺取物资的机会.军队不必强有力,只须能够做到日本人的步哨为已足,南京政府军队有了力量,总有一天会联合重庆反攻日军.
日军是以战养战,物资在所必需.倘然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尽量供给日本的需要.南京是和重庆休戚相关的,对重庆份子,南京必然掩护,就是妨害日本的安全,凡此种种,都是汪先生的理想,和日本的见解完全对立.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还企图南京能够进行全面和平,及后慢慢承认南京为有敌性的政府.几年以来,除对汪先生表示尊重之外,又发出一种批评,说"重庆是武装抗战,南京是和平抗战."因为视南京为敌性政府,对于政治,以前采的一种半干涉的态度,不复再打算解除.对于军队的调动,故意拖延,使南京无集中军力的机会.对于经济,以办理统制应由民间办理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种统制委员会,而实际上由日人把持处置.
除了各种束缚以外,更发出南京毫无力量的宣传,由于这种宣传,对于各地方政府以及物资处置,更采取一种脱离运\动.照我的观察,假使日本的军事不失败得那样快,南京政府的存在也很成一个问题,倘若美军登陆,南京的部队无疑会先给日军缴械.
乙、危险的南京去年,即三十三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叁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汪先生于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军事委我负责,把行政院委佛海负责.我既然负军事上的责任,我不得不替中国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为中国陕统一后打算.因此我决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产党妥协,只有和日本破裂.同时我得到一个情报,说共产党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样,东南经日军破坏之后,更要经共产党一次蹂躏,我实在对不起国家,并且不能履行离重庆后呈蒋先生信内"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诺言,因此我一面决定一种军事计划,并一面召集各将领在南京会议.
日本的态度暧昧如此,而南京的军事情形又怎样呢?除了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分布于苏浙皖各不相联外,苏北的李长江旧部和原有的部队,自经项致庄改编以后成立两军,这些部队以分防的关系,没有方法训练和教育,而且械弹缺乏,配备不完.我打开地图一看,我们没有一个队伍不给共产党包围,而警卫第一、二、三三个师,除了第一师刘启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总以分防为词,不让我们集中.至于三个师的内容,配备,比其他各师较优,三三师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学生,虽然反共的意识坚强,但是待遇方面因为不是地方部队,无特别的津贴,也较各师为薄,以是逃兵很多,兵额不足.我经过很长的时间考虑,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因此同时将苏北、江苏、浙江三省长官更迭,将江苏交任援道,将苏北交孙良诚\,将浙江交项致庄,企图将这个地带保持住,使东南得一个安全地域,一旦有事,不致沦于匪手.
当日我召集各将领会议,我曾声明:为中国的前途,为未来的统一,我不能不做这个打算.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而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反脸的.常时我曾提出一、由河南调孙良诚\的部队到苏北,增厚苏北的兵力.二、将苏北三个师调浙江,因浙江除第一方面军程万军一师外,没有其他队伍.二、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四、以上海交税警团和保安队.五、将警卫三个师集中于南京,清剿茅山匪区,打破共产党三山一湖的计划,并防止共党渡江之路.我这计划是在三十三年四月提出,而孙良诚\的部队于十二月才完全到达苏北.因为孙良诚\的部队是驻在河南,而调动河南队伍,必须和华北日军部商量,东一拖延,西一阻挠,竟费了八个月的光阴,才能完成一部分计划,中间犹幸东条内阁倒台,日本和共产党妥协的计划又告停顿,否则今日之南京及东南三角地带成何状况,我是无法去悬想的.可是因为日本的种种障碍,共产军已得自由来往渡江,浙江各地的共产军曾一时非常猖獗,攻陷天目,威胁于潜、玉山,莫不由此.如果当日没有日军那样障碍,或者可以早遏乱萌,也未可料的.
至于吴化文部队由山东调驻安徽,还是今年的事.起初我想将吴化文调陇海,而将张岚峰调安徽,末后也因日本的障碍,没有实行.除了军队布置以外,最缺乏是子弹问题,日本是从来限制我们部队的子弹的,南京修械所是没有办法了,无烟药是买不到了,我只好嘱咐各军自行设法购买和制造,最好是不要让日军知道,以免又发生掣肘的事情.其次更密嘱各军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其馀我专候中央部队的反应,使东南各地于日本退兵时,不致沦入匪手,致对统一又多一重障碍.
以上所述的军事布置,都是事实,我今日不是以为还有功可言,更不是以共产党问题为投机的题目,政府可以询问各军,都可以知道我的布置和主张.
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江先生终于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恸;一方面更想到我对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样可以结束这个局面而以使国复归于统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个人主张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胁害,同时也没有别的机关可以维持治安,如果东南一乱,我仍旧对不起国家,仍旧不能达到中国顺利统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职务,只以代理名义维持,等待国家的统一.同时于十二月二十日我发布声明,宣言"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更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这个声明是表示我几年来的思想,并且回应我离四川后呈蒋先生的那封信.当时南京仍在日军挟持之下,我不惮率直地表明南京无与重庆为敌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合作的,我也不惮明白表示党不可分的理论.我并不是今日要叙述我的勇气和决心,这只是八年以来的一贯主张,到了我可以发言的时期,应该披肝沥胆与人以共见.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来我本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已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于二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那呼号是GWAZ,XZWW,IXY.我从来没有直接消息报告蒋先生,因为总感到关于日本普通的情报自然有人报告,关于日本谋\和事件,总以这些条件我自己都不满意,那能告诉蒋先生.至于关于个人问题,只有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无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个电台是戴雨农先生底下的陈中平的,那个电台有一次为上海日本宪兵破获,把人全部捕去了,我出面保释,并要求交回电台,叫陈中平继续设立,那电台呼号是QSF,AVL,EQD,JYO,GDT,JOH,VGQ.后来陈中平因为恐宪兵监视,或作或辍,多数电报都送往浦东.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刘百川早回内地,第一个电台已经日本宪兵干涉了几次,终于把电台封闭了.剩下陈中平的电台,据说没有和蒋先生通信的密码,那时我竟没有办法,只好企图蒋先生有人到京沪,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还记得我见过几个人.一位是何世桢先生,一位是顾宝安先生,一位是两路党部负责人(姓名我已忘记,可以问傅式说),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赵冰谷先生,我都托他们把我的心情和布置转达蒋先生.我告诉他们,我对汪先生心事已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指示办法,至于防共,我己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致有什么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复归于统一.何世桢先生是驻上海的,其馀各人或者回去内地,或者自己去内地的,我并且郑重告诉顾宝安先生,请他转告立夫先生,在可能时呈明蒋先坐,派一位相常重要人来沪,这样可以直接联系,直接通电.可是至到我离京之时,我依旧没办法和蒋先生通消息.
不过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和何柱国两位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议之后派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张海帆不但见了陶军长,并见过顾墨三先生,顾先生还派高级叁谋\柏良来沪商议具体问题.我立刻叫叁谋\次长祝晴川至沪,和柏先生商订军事共同行动几个纲领.后来我回京之后,听说柏先生又因道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回达浙江没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问题,我曾和柏良谈起日本问题,我主张不必在日本本土登陆,只在台湾登陆,日本即会屈服.在台湾登陆牺牲较少,而成功则一,柏先生主张我派一代表往见蒋先生,可是我实在没有一个熟人可派,只讲柏先生转告顾先生,请他代达我的意见.
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说奉蒋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嘱军令部次长杨振和和吴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绥靖公署叁谋\长郭尔珍和他接洽,可是郭尔珍患病未行.我后来到蚌埠,还催郭尔珍前往,并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何先生.我叫杨振和在南京设立一个电台和何柱国先生通电,并曾嘱张岚峰和何柱国先生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