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合作正在进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过因叙述之便,简单说一个大略.以下还简说我的心情,然后说到南京政府解散后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几个原则之外,我决定第一不批评抗战,更不愿诽谤蒋先生,我总觉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赞成蒋先生的主张的.因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种种行动,我更感觉有抗战的必要.我还纪得,内地有人出来,传说南京的人们以为"抗战愈烈,和平愈有办法",这种传言,并不是谣言,的确是事实,也是南京的见解和主张.第二,我手写文章不曾称过日本为友邦,因为我不认日本为朋友,大家覆按过去几年我写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请重庆的同志和部队叁加和运\,我总以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关系,我是来补救的,是准备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至于部队,除了后来因联合剿共之外我始终没有和一个内地的长官交通过,因为我不愿拆散抗战阵营,尤其不愿以一个师长或一个团长受日本一个尉官指挥监视,我不愿和留在重庆一个同志或部队通过信,或者希望他们出来,除非同志已经出来,那我只好给他找一件工作,这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庆同志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藉此以见谅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第五凡是被俘的军官,我都赞助汪先生设法安置,我总觉得内地军官的民族意识和反共思想比其他杂凑的队伍强烈的多,中国不幸而败,可以作复兴中国之基,幸而战胜,则这部分军队终可为国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围之内,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对于重庆的情报人员,极力掩护,并同意于各地军政人员和中央人员交通.
至于传达日本和平条件,我只有两次,两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内地报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时间记不清.比较具体的是去年小矶内阁登台以后,由柴山陆军次官携来五条,内容我已有些模糊了,大致是中日对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国在和平后可以中立.我以为这些都不相干,最要紧是可以谈东北问题,撤消满州国.柴山答覆可以讨论,我认为比较具体,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庆一行.朱先生是商人,与政治无关.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动身的,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问日本有无更进一步的表示,那时已过了旧金山会议了.我劝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庆调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报告东京.后来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于报上得到消息,日本拟派近卫赴俄,托俄国调停.我当时主张由中国出面调停,以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地位,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不料日本倒信苏联而蔑视我的提议,大概日本还以为日苏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而且在德苏战事正猛烈时候,日本不动,总以为苏联可以帮她的忙罢.
六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归来的经过
日本于八月十五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广播投降,南京政府也决定于十六日宣布解散.南京最危险的时期是在十一日至十三日那几天,因为南部陆军大臣在十三日还发布继续作战命令,并勉励官兵努力作战,而在南京的日本总军部态度始终不明.我那几天分头和军部及大使馆接洽,以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复,如果我们更要为中日两国前途计,应该服从日政府命令投降,并且千万勿在此时更在中国留一恶劣印象,使中日感情万劫不复.我当时所最忧虑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日军继续作战,如果日军不顾一切,那么中国一半地方必会糜烂不堪,人民伤亡更加惨重.一件事是日军和共产党联合,成为长期内战.因为日军部许久就散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携手.一直至八月十四日,情形已比较安定,谷正之曾劝冈村,说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够协助中国复与,使中国能为东亚领袖,则东亚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国自存,这也是一种事实,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到十四日谷正之正式来见,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军部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少川少将也分别来见.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并表示一切设备都不破坏,俾得换取中国的好感,以留将来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来京,下午举行会议,宣布南京政府解散并发布宣言,勖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宣言的全文已登在报纸,并即夜广播,请大家去查考,我手边也没有这种原稿了.同时因为办理各部门的结束是要有机关的,于是成立一个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维持各地治安也要机关的,于是将以前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我连夜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南京政府业已解散,并报告蒋先生几件事,那个电文我已没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是需要时间,由小队归中队,中队归大队,集中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听候缴械归国,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免生意外.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对共产军作战,因为冈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本必定退让,我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报告宣国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更以电台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桢先生转译电呈蒋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沪行动总队发动了,我在下午六时,接有报告,说周镐拟于是夜行动占领各机关,我只知周镐是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后又推荐为无锡行政专员.我打一个电话给佛海说,在此时治安是第一要紧,南京一乱,恐无法收恰,劝他劝周镐不要随时举动,等候蒋先生派人来接收各机关,以免南京混乱.佛海说已派人我周镐劝告了.不久警察总监李讴一又来报告说:周镐已张贴告示,着银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几条,都可以摇动治安的,并揭一张告示来见.我叫讴一去见佛海,请示办法,因为我那时已解除一切职务,所以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只是临时机关,就是指挥部署也只能指挥原有机关,对于行动总队,我是无法处埋.我又电话问佛海,佛海说找不到周镐.到了十一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有人至军官学校演说,要接收学校.这样四方八面报告,使我无法处理.如果要镇压,必至立刻冲突,以致刚在日本投降以后,同室操戈.如果不镇压,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乱状态.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残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负责的,佛海既无意见,想或者另有办法,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卸责了.拂晓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是否让人接收.我立刻答覆,倘然于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就听候接收罢.到了十七日八九时,说萧叔宣受伤,赵尊岳、吴颂皋及其他许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办公室听候事态的发展,我托人约周镐和祝晴川于十一时来一谈,我想接收机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后,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办法.等到十一时,两人都不来.我决定三件事,一再不打听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静坐办公室内等候逮捕.这样在办公室内屹坐,一直至十二时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两点钟,军校全体员生都武装到西康路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奉命来要我表示态度,或是来逮捕我的.我一问才知道他们不肯改编,而是来请示的.我集合了学生的代表,问他们有何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在中国大统一的时候,应该服从蒋委员长.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那里来的人收编.我只好向他们安慰,答应去电蒋先生,请示办法.同时佛海派人送来一信,说已由日军部小笠原出面调停,周镐已停止行动,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这次行动之后,南京真是一日数惊,新街日新四军散发传单了,四郊的新四军也蠢动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强维持.十七日下午五时后才会见佛海,我和他两个人打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请即派大员来京维持,以免纷乱,佛海终于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两次派人来京,说已就蒋先生委任的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路及南京治安.我极盼他早日来京,商量一个办法,不知任先生从那里听来谣言,说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来的,到时也不来,并且在苏州车站对佛海说:"公博要干,那我是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于去年十一月已发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为什么援道还有这种怀疑.而且日本有一百多万的军队力量都投降了,我难道拥这些残破部队来反抗中央吗?我深深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我在十六日见援道不至,和佛海连名去电促其来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军长徐朴诚\来探听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诉徐朴诚\,并嘱其转致援道立刻来京一行,共商维持治安办法.
任援道于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了,第一,冈村说没有蒋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第二,警卫师刘启雄不愿受援道的改编.第三,海军不愿编入先遣军,要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那时的地位已处于万难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维持的,治安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够指挥的,军校学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蒋先生的后命.江北叠次告急,无兵可调,眼见南京感受极大的威胁.行动总队还要行动的消息每日还有这种情报.我还能指挥的,仅有军校一千馀学生,宪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无法可对国家的,只有尽我个人之力维持罢.我又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以上情形,那电报是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打的,那个电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说明援道不便指挥刘启雄,盼示机宜.海军最好仍暂以凌霄主持,等候交代,军校请蒋先生自兼校长,候蒋先生到时再行解决.
最后想到我本身问题,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中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罪.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我终是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两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只有任先生.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但我还是等候蒋先生命令,而且我一离京,治安是否发生问题,殊不敢必,我非候至有人来京,我不好轻易离开.
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将已由芷江见了何敬之先生回京,报告赴芷江经过,并说,冷欣副叁谋\长将于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由飞机输送抵京,何总司令可于三十日抵京,这样负责有人,我可以暂时离京了.在国家大统一的千载一时之机,我怎么可以使蒋先生为难,而且二十四日任援道还带张海帆来见,海帆劝我急于放手,我想还有什么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时,与日本使馆接洽,借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二十五日离京.当时预定或飞青岛,等候海船赴日,或飞日本京都,没有决定,因航空已发生种种障碍了.临行之前,我曾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的心情,并谓"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面自首",那封信很长,并没有留稿,但回京之后,曾问萧毅肃叁谋\长,他说已经见过,那么蒋先生一定也见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敬之先生和王东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浅\海和冈田,是我不知我离京之后,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军是等候缴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们.此外留一函给任援道和胡毓坤,要他们维持治安,因为他们都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我再留一函给冷副叁谋\长,有云:"望兄之来有如望岁",请他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治安.我预料我二十五日离京,冷副叁谋\长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没问题,我也可以放心卸责了.
于此,我附带说明几件事:第一,我离南京是不是放弃责任?我记得何世桢先生在八月十六日到南京,携有顾墨三先生的一个电报,是给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任援道和我五个人的.那电报据说是侍从室打给他转的,因日本投降,叫我们协同国军缴日军的械,可是那个电报并没有命令叫我维持南京治安之责.同时另外有一电报是命佛海维持上海,委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线及南京治安.援道已受命维持南京不必说,警卫第一师刘启雄也已接援道的通知为先遣军第一路指挥,既负责有人,我再不能负责了.我呈蒋先生两个电报,一个是报告南京政府解散及日军动态情形,一个是报告警卫第一师第二第三师,海军,及军校情形,中间免不了有所条陈,是亟盼指示的.除第一个电报何世桢先生代发,我恐怕辗转迟到,后来因重庆和南京电台已叫通,两个电报一起都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再发,及后又以电告的密码再发(重庆电台和南京电台约好暂以总理遗嘱做密码),可是截至二十四日,我得不到蒋先生或侍从室的密电或指示.不过我因为任援道还未能执行先遣军的职务,依旧勉强维持.这九日以来,真是筋疲力竭,寝食不安.幸而据今井报告,冷副叁谋\长可于二十六日到了,中央部队也可于二十七日到了,我在二十四日下午还召集宪兵和首脑,会议治安,这样我自问已尽了我个人应尽之力,而且我不但顾到南京治安,并且顾到各地治安.我深怕各军还有疑虑到没有保障,我于二十前后打了一通电话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勉励他们,并嘱咐他们接受中央命令,维持地方,同时我更广播,叫各军接到蒋先生委任的,应该立刻接受和服从,没有接到委任的,请他们直接电呈蒋先生请示,这个广播词也登在各报,都可以覆按.这样布置完毕,我才准备离京.第二,我为什么赴日呢?因为当日京沪谣传我还要拥兵反抗,援道疑我固不必说,而且援道对我说已有人报告蒋先生,蒋先生并说"公博断不至此",可见有人报告我拥兵自卫是真的了.我要离京,最近的不外扬州、蚌埠、徐州,那三个地方都有南京前辖的部队,岂不又要发生谣言,使我无从自明.我想青岛是没有南京部队的,日本是打败仗的国家,国军就要进驻的,这总可以免去拥兵反抗的嫌疑了.第三,我要声明的,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或者外间又会谣传有一种结党的行动.其原因为林柏生和陈君慧在那天(十四日)中午,两个人的狗同时被人毒死了,这事太过于离奇,令各人不由得不发生恐怖,他们都愿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顾受恐怖的威胁,所以一并暂离,而且我当时也曾声明,何时蒋先生有命,即何时回来,所以大家同去,大家也同返.
二十五日离京,飞机以天气关系,一直飞日本米子.事前毫无联络,到了米子才找旅馆,三日后东京外务省才派吉川科长来见.我当日表明我到日本只是暂居,何时蒋先生有命,即行归国,并不要求日本任何保护.九月初旬离米子赴京都,住在金阁寺,大概是中旬的十八九日,外务省大野局长来见,说何总司令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说我自杀是假的,要日本护送归国,日本政府已指示冈村答覆,说陈公博是爱国的,绝不反对政府,希望中国重行考虑.我当时答覆大野,我爱国不爱国,自有国人公评,日本无代为辩护之必要,可是我引为骇诧的,我已留呈蒋先生一函,为什么有我自杀的谣传;只要命令我即自首,更何必要备忘录.我问大野,我留呈蒋先生一函究竟浅\海和冈田已交何总司令没有,他说不知道,我托他打电报问冈村,俟得消息然后归国.九月廿四日早大野又来,说我那封信到了十九日才由冈村交何总司令,至于何以延误,他不知道,并说了许多道歉话.他并说何总司令曾派钮处长见冈村,依旧希望我归国自首.我立时草了一个电报叫他回东京拍发,我又恐怕密码有错,自抄一份电文,和致何总司令一封信,交他寄南京,因他说最近将有交通机可以到京沪各地.我现在把出电文稿抄录于下:
南京何总司令敬之兄勋鉴,并请转呈蒋主席钧鉴.公博于八月二十五日
离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达钧览.数年郁郁之私,一旦得达,殊快所怀.
公博原决留京待罪,只以当日传闻,有请公博宜早离京沪,庶免钧座处置困
难,以故对于京中善后事宜,处理完毕,即匆遽离京.此行决非逃罪,故留
呈函中,曾有钧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语.顷闻本月九日总司令部对
于公博之事,有一备忘录送致冈村,二十日复派钮处长传达钧意,转转传递
,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国自首,本为日夕祈祷\以求.今既出钧意,归心更急
.惟交通果阻,船机不通,伏望能派一中国飞机至日,俾得早日回国待罪.
区区之忱,尚希明鉴.陈公博叩,有.
敬之总司令吾兄勋鉴:八月二十五日于离京之前,曾呈蒋先生一涵,托
兄及东丞兄转呈,内容想已达览.弟之离京,决非逃罪,只以当日传闻,谓
弟再留京沪,将使蒋先生处置困难,因是不得已匆遽离京,以待后命.顷闻
总司令部对弟归国之事,曾有备忘录送致冈村,复派钮处长传达尊意,弟决
本留呈蒋先生函中原意,归国自首,惟有一事请兄代弟转达者,当日来东,
本非夙愿,惟无论暂居国内何地,皆有军队,深惧予人口实,造作蜚语.蒋
先生之意既明,弟归心更急,最好能由国内派一中国飞机来日,俾得早日成
行,此种请求,或为逾分,然区区之心,度亦为兄所深谅.再者:本月二十
五日,弟为自首事,曾有一电致兄,并请转呈蒋先生,恐电报梗阻,文意或
有不明,兹再抄录一份,尚乞转呈为祷\.专此即请勋祺,弟陈公博谨启,九
月二十五日.
托大野拍了这封电报,发了这封信以后,渺无消息,直至九月三十日夜间,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来说,已接外务省的长途电话,说中国飞机已到米子.因于十月一日夜间乘火车到米子,翌日下午拟于米子动身,因为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一晚,在十月三日回京.抵京以后,又听到两个离奇的消息,一个谣言说我自杀是收买新闻记者故意放出的,一个谣言是我曾和一个共产党叫做马隆的接洽过.第一个谣言实在太不知我的心情,我一生就没有收买过新闻记者,而且自杀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实在说,汪先生逝世后,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我所谓未了,是怎样可以表示拥护统一和服从蒋先生.固然蒋先生用不着我拥护,但我终不愿有任何反抗的痕迹.自宁汉分裂以后,或者蒋先生对我有误解,我不免对蒋先生也有误解,但自二十九年到南京以后,身受公私的痛苦,深知以往党的纠纷,并非我想的那么单纯,非身受其痛者不能自知,所以我决定找一个机会向蒋先生有所表示和自见.在中国千载一时的大统一时候,我应该束身受罪,任何处置,我甘受无词.我是自命主张"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而有反抗行为,那么共产党破坏统一,更使中央难于处置.至对于死生,我早已付之度外.当二十九年来京,赤手空拳在敌人的势力下要保护人民,要保护物资,随时随地可以死,不过以死而反抗蒋先生我是不为的.我离京时曾留呈蒋先生一函,说若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请蒋先生处置,就不以过去数年为罪,而认我是为将来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处置,这是我一种对蒋先生心事末了的心情,这是我的一种见解.至于说我和马隆接洽,任援道先生更对人说他化了二百万才买到这个证据.我自十六年分共之后,即没有和共党来往,前年我曾草过一篇"我与共产党"一文,登在"古今"杂志,可以叁考.马隆是怎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共产党有无马隆其人,我更不知道.空穴来风,是丹非素,谣诼之来,我真不知什么原因和怎么一回事.
在日本一个月,所得的材料也不少,尤其在日军投降后的动态,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于十月三日抵京,在五日曾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托何总司令转呈蒋先生,因我想将来受处分是一件事,而我是一个国民,有向蒋先生报告日本情况的义务又是一件事.现在把那报告抄在下面:
蒋先生钧鉴:八月二十五日留呈一函,九月自首有电,谅达钧鉴.
兹将居日一月以来亲察所得,择要报告,或于将来对日政策,可供采纳
.
一、美国在华盛顿公布交麦克阿瑟执行处理日本方针,中有只利用
日皇及现政府,而不一定支持日皇及现政府之语,则美国政策,至为明
显.惟公博观察,日本皇室有一千馀年之历史,自明治维新以来,人民
迷信已久.恐集体革命须期之第二代,而非目前可以一促即成.目前日
本自降服之后,举国秩序尚大致安堵,军阀经已铲除,而社会尚无新生
之力量可以继起,我国对日宜注意此点,不知钧意如何?
二、日本降服之后,其政策绝对倾向美国,而感情则绝对倾向我国
,以为日本已无力量,亟盼我国成为实际之东亚领袖国家,不但可以使
日本有靠,并可使东亚地位有一转机,其意正诚\,可谓举国朝野一致,
不但日本本土如此,即在华之投降将领,亦复如此.惟日本国力已微,
举措均感不便,例如对英之外交,本有渊源,今亦犹疑不敢进行,因对
某一联合国(按指中、英、美、苏等国,非现在之国际机构之联合国)
表示亲善,深虑其他一国不满,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苟加上七千
万之日人怀诚\,于中国前途,有更大裨益,至于如何运\用,则钧座已有
成竹在胸矣.
三、联军初进驻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对于赤化,非常恐怖,恐美国
极端提倡民主主义,或足煽动共产气焰.最近联军总部曾秘密通知日政
府,令其严防赤化,日本政府始告放心,此系近卫文磨亲对公博所言,
谅为事实,亦殊可注意.(公博居日一月来,未尝与日政府要人往来.
上月底近卫以母丧吊于京都,而公博亦决定十月一日离京都归国,于十
月一日上午始允一见,合并陈明.)
四、现在日本政府决履行波士坦宣言,朝野均具诚\意,惟其中尚有
若干距离,联合国所希望,要日本履行该宣言最大之限度,而日本以国
力太微,希望实行该宣言之最小程度.因此距离,此后内阁将不断更迭
.闻吉田已有组织过渡内阁之议,将来日本内阁不断更动,政府当然长
在动荡之中,是否可以日因惹起向上之革命,抑因此而惹起反动,对中
国孰为有利,深望钧座预为考虑.
五、日本国情,自降服后有相当之转变.举国上下,绝不矫饰,皆
自省自责.全国报纸即在美军统制之前,亦公然承认措误,谴责军阀,
并登载日本在外之暴行.使全国妇孺皆知愧怍.其馀,政府命令全国一
致遵守,曾无异言.中间虽有一度八月十五日警卫师事件,然迅即平伏
.公博对此,觉殊出意表,故对今后之日本,亦似不宜轻视,亟应定一
政策.
右所报告,皆是在日所得.至于内政,公博不敢妄有所陈,然亦不
敢以待罪之身壅于上闻,谨此报告,万请钧安.
陈公博,十月五日
关于日本问题,我可以不再说,不过我实在不能已于言,呈蒋先生的信还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不可以加以注意,日本有两个极大的难关:一个是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担,一个是将来解除武装的军人回国都失了业,于政治社会都有极大的威胁.
除以上两大问题以外,日本的组织力和教育科学仍是不能漠视,麦克阿塞元帅经发表谈话,说"不使日本国力伸张于本土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强国.但就以本土范围而论,无论你想也罢,不想他罢,日本终不失为东亚领袖."我听他这句话,心中有无穷的感想,我们现在讲复兴,日本也在讲复兴,但结果谁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栗的.日本如果成功比我们快,我们至少精神上很受一种威胁,日本如果不成功,又增加了中国的负担,并且其间接必受其累,这真是一个论理学上两难之论,我深盼蒋先生对日早出一个政策.
七结论
平情而论,南京政府组织以后,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这是事实.可是无论如何,我终不以为然,我不愿汪先生离开重庆,不愿眼看汪先生牺牲,更不愿汪先出受人批评,更不愿蒋先生与汪先生有裂痕致为别党所乘,这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汪先生认为我的理由是单为汪精卫而不是为中华民国的,但是为汪先生也罢,为中华民国也罢,我就是这样,不但民国二十七年如此,就是二十七年以至汪先生逝世也是如此.
汪先生现在逝世了.他的理想,我是不忍埋没的,他总以为中日两国是邻国,终不能永远打仗,应该找一个机会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无灭亡中国之意,不妨讲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他总以为日本总说中国没有诚\意,我现在表示极大的诚\意,这样可以成立中日间的真正和平.中日能够真正和平,我汪精卫是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的.中国能够多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国家复与之基,我汪精卫就是受人家唾骂也是甘受的.可是理想常与现实相反的,我不承认日本无灭亡中国之心,可是他无灭亡中国的力量,并且无灭亡中国的勇气.无灭亡中国的力量是大家所知道的,至于无灭亡中国的勇气,就因为日本的文化.大部份的日人除了以武力自骄之外,心中总有日本文化胎息于中国的思想,因此不由得起了对于中国有一种说不出的和潜伏的敬畏之心.不过不灭亡中国是一件事,而要控制中国又是一件事,有了控制中国的心,无论汪先生的理想如何远大,诚\意如何真挚,总是格格不入.而且日本是还要战争的,在中日事变没的结束以前,仍然以军事为第一,因为军事第一,军需也第一,任凭你的理论如何远大,日本还是搜括物资,压迫民众.
南京和日本无日不在斗争之中,"中日协力"是一个斗争的代名词,日本所谓对南京协力就是干涉,而南京所说对日本协力就是争取.其初南京以中日合作为号召,日日向日本争回中国物资,末后太平洋战争起后,更以叁战名义,日日向日本争回中国的物资.收回租界,撤消治外法权,取消辛丑驻兵条约,都是南京向日本斗争中的一种表现.至于各部门的斗争,看各部的档案,可以知其大要.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孤立南京,转而为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谓商统会,米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种奇妙方法.我认汪先生的理想夫败了,以前我在廿八年十二月,也曾劝过汪先生在中国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尚且不能实行我们的理想,何况外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而可以实行我们的理想.无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气,总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为日本总会觉悟,而且已慢慢的觉悟,他总有办法.
沦陷区的人民对日本痛恶极了,我此次在日本还看过日本报纸一篇社评,说日本失败的原因,和平区内的人民不信任日本比较抗战区更甚,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不过觉悟太晚了.南京不止对日斗争失败,本身的行政也是失败.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较自由外,各省的长官任免是须当地日军同意的,各县的长官任免是须各省的联络部征求军队的同意,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无论如何贪官污吏骄兵悍将,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惩办他们.而日本反日日宣传,说南京政府怎样没有力量,时时都在那里鼓吹改组.物资是在日本人手中,金融是在日本人手中,交通也在日本人手中.这样南京是失败了,然而还是斗争,一直至解散为止.自然如我文所述,自有南京,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但保存至何程度,我却不好妄为臆测.此外,军队被日军监视很严,特工更可由日本用一个某机关直接支配.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我因为特工纲纪太过败坏,并且影响及于一般政治,报告汪先生应该注意.汪先生也曾太息过说:"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汪先生这一句话,实在非常痛愤.
日本失败,在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虽有善者,已无如何,因为权已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益不在将官,而在佐官阶级.这一般佐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经验是没有的,理想是盲动的,意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就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个天翻地覆!(完)
旁白
我几乎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汪政权的这一幕往史,本意以四册告一结束,这第五册的刊行,可说完全出于我自己的原定计划之外.
为什么再要有这一册类乎蛇足的补篇呢?我有看太多的感想:
首先,我想对自己的写作有所声明.当我一开始撰述本书时,开宗明义就曾坦白地说过:"现在纯凭记忆来追写,相信一定会发生很多的错误".果然,就有人出了专书,批评我为"向壁虚构",为"公然说谎".我检讨了我所写的前文,十九被指为虚构为说谎的,我却都有所本.惟英国对滇缅公路的封锁,确是已在汪氏离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记忆上的错误.但我并不是在蓄意造谣,假如我要以此来为汪先生辩解的话,对如此一件大事,我又何至留下这样一个漏洞,以供别人的吹求?但是,虽然没有被别人指出,而我自己却发现了不无有些无心之失,这第五册的刊行,就是为了要自动更正前书中若干的疵谬.
其次,最初我自己不敢对此书有能够完篇的信心.在以煮字疗饥的处境下,文债山积,不暇周谘博访,故每出于仓卒成章.更加以我当年微不足道的地位,十分狭陋的见闻,而又以"知之为知之"的态度,大体上所写出的仅限于我个人亲见亲闻的一角.若干重要情节的遗漏,自属难免,我也以此引为莫大的遗憾.在这年馀中,我不断访问了现犹羁旅在香港而又确信其当年曾对某一件事曾身亲的旧侣,以穷其隐微曲折.无如朋好凋零,半已作古,即或犹健在人间的,亦以几经世变,百感萦怀,对此陈述,形同隔世.更有以"往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偶然"的心情,不愿再有所赘述.这一册的续印,原是为了补漏,而一鳞片爪,仍然远难满足我所祈求的愿望.
战后十馀年,在我之前,国人中似还不曾有人写过对这一幕往史较为完整的记述.不意拙着一经问世,抛砖引玉,竟尔风起云涌,似以写汪政权为一时的风尚.就我所能见到的,已不一而足,对我有批评的,更实繁有徒.当我一一诚心诚意地拜读之后,我有些惊诧,也有些慨叹.在我所见到的许多巨着之中,有些人并不在想供给史料,也并且不能供给史料.他们都对汪政权是全无关系的人,有些当年又并不曾处身在沦陷的地区,现在也不想发掘真实的资料.他们只是摭拾一些不经之谈,加上自己神奇的构想,以大造其空中的楼阁.而他们却有着一个共通的原则,是先挟了一个成见,立意要把这一幕时代的悲剧,尽量丑化,尽量歪曲.好像不骂汪政府,就不足以显出作者的忠贞;不多指出几个"汉奸",也就不足以显得中华民族史上的"光荣"!
有些人写的不仅是小说,而且简直是神话,异于我所闻,异于我所见,自不足为怪.但竟有与我同姓同名的人,在书中出现.若说是我,那么他所描绘的情节,连我梦也不曾做过;若说不是我,何以对这同名同姓的人,我竟会无缘识"荆"!
也有人想以栽赃的手法,指主也和者即为汉奸,而主和的仅为汪氏.不料他所剽窃得来的资料,处处显得当年主和者却另有其人,弄巧成拙,我只有怜惜他处境的艰难.
更有人指我前四本书中所写,可信者不足一百字,其人且自命为"史家",而居然一笔抹煞,乃有此像是苛论的妙论,我鄙薄他这无知的武断.至于有人说:凡是叁加过汪政权的人,都在可杀之列,我又代扼腕于他们的未能得居高位,得以诛尽异已!
真是够热闹的!引来了各式各样的"珠玉",实非我始料之所及也!我一直留心着有关这一幕的记载,有些他山之石,确足用为攻错.在日本出版的书籍,与报刊上有些国人的着作中,也常常发现我所不克知与不获知而认为可信的资料,不辞抄袭,标明出处,尽力搜罗,杂之本册,以补我书之不足.
这一段近史,我前后难已写了六十万言,定知遗缺者尚多,而错误也定不在少,自己于校阅中,感到因初稿于匆忙中陆续写成,太多辞意重复,层次凌乱之处,更安得以馀年重加整理呢?甚愿读者诸君的不吝指正,所有一切善意的批评,我自将乐于承教.
公元一九六四年元旦着者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第五部
一八一、没有打早就有人谈和了
汪政权经千回百转而终于创建,众口铄金,一般人都深信当时的政府要人中,惟汪精卫与何应钦为始终主和的人物.因有此先入的成见,更以与日本穿针引线者为高宗武,汪氏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高为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自更易附会于高之与日方暗通款曲,必系出于汪氏之授意.究诸事实,其然,又岂其然耶?
假如真是众"醒"独"醉",主和者确惟汪氏一人的话,则南京犹未陷落,而却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之出任调停.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举行之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一闻蒋氏有接纳条件之意,衮衮诸公,随声附和,何以全场竟无一人表示反对?如主和即为卖国,则满朝且尽成醉汉.固然有以"大炮"闻名,且不久前以言行无状,曾被台湾当局管训多年之龚某某人,写了一本"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骂汪骂周,兼又骂我,而所依据的却又并不是个耳闻目击的资料,仅剽窃了日本人出版的三本书中的记载.他认日人所说的为绝对可信,而指我所写的则为向壁虚构,这一份奉日人的言论为金科玉律的态度,煞是可惊!我写了五六十万言,而他在标题上却大书"金雄白向壁虚构者"有三,五六十万字中如其所称虚构者仅有三点,那他不是在骂我,实在是在捧我了.而这三点中记佛海之家世及清党时在沪被捕经过,我则录自其生前所着"住已集"中之"苦学记"及"盛衰阅尽话沧桑"两文(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有收藏),实有所本,我并不是向壁.至于上述的最高国防会议记录,他说是我写书时捏造的,他眼中只有日本人,连汪氏在河内亲自起草曾经在港沪报纸发表的"举一个例"也不知道,还治些什么史?那么,政府方面偷偷地想与日本谈和,究竟是谁发动?如何谈法?这千丝万缕的经过,前书未尽其详,有先加以补充的必要了.
在抗战开始之前,中央的决策是十分明显的,庐山会议的文告,曾有传诵的警句,说得最为明白,即"和平非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也.那时日人虽步步进逼,而当局鉴于国力未充,"安内攘外"是当时一再坚持的国策,文告中还把抗战说成是一种牺牲,而不是"必属于我"的胜利.这抗战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到今天仍深印于国人的脑中,于谁主和?自决非一二人可以凭宣传方法来抹煞事实,改写历史的.
正因为当局内心之决不轻言牺牲,故当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极度紧张之际,就有人出而暗中奔走和平.那时与日本谈和的既不是文的汪精卫,也不是武的何应钦,而是蒋氏的最高智囊黄郛的日本同学吴震修.吴震修那时是中国银行的南京分行经理.当时,我与他尚未相识,以后沦陷区的中国与交通两行由汪政权命令复业了,改制以董事长为实际的负责人,交通银行由原任该行的总经理唐寿民出任董事长,中国银行周佛海本属意于周作民,他因有不能出任的苦衷,而改推北京时代中国银行的总裁冯耿光,冯又坚辞,只肯担任董事名义,于是卒由吴震修承乏.这位人称吴二爷的留日前辈,因为我以后也备位于中国银行的董事之列,与他有过两年的同事关系.我个人对他的印象:是机智、沉着而又明识大体,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不但与黄郛有着同学的关系,与宋子文更有着密切的渊源,他的终于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也许并不是真正与汪政权合作,而是为了保护中国银行在沦陷区的资产,为宋子文看家而已.所以胜利以后,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处,居然不查背景,冒昧行事,首席检察官杜保祺以为他只是有钱的银行家吧,对他发了传票,要以"汉奸罪"侦查起诉.他于接到传票后向法警说:"传我,我是不去的,一定要我到庭就鞫,那么就来拘我罢."那时宋子文方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有时飞穗去作贵宾,回沪以后,仍安居原处,法院也就法外施仁,秋毫无犯,这是所谓"肃奸"案中唯一不敢肃的特例.我所以不嫌求详地叙述我所知于他的事实,因为他是奔走中日和平的第一人,也是与当局极有关系的一个人.
早在抗战发生的前两年,日人西义显奉南满铁路总裁松冈洋右之命(按松冈最后出任日本外相,美日谈判之破裂,日军南进政策之促成,均负有极大之责任.故胜利后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二十八名之内,在审判中病死东京巢鸭监狱),担任南京办事处主任.那时东北早已沦陷,南满铁路在南京有什么设立办事处之必要?而且政府又何以竟然准其设立?足见西义显的衔命南来,也必附带有更重要的使命.
可以相信吴震修倒决非是一个亲日媚敌的人,为人淡泊自甘,一生绝不奔竞于名利,但以与当局为近水楼台之故,必然明白此时的国力还不能与日本作战;而此时最高当局的意志,也尚还不愿与日本立时破裂.他与西义显为同住在南京江苏路的近邻,因之过往极密,对于挽救中日间当前危险的局势,在半公半私下就不时作深切的密谈.微风起于苹末,谁也不会料到这两人像是私人间的行动,以后会演变而拉扯到当时毫无关系的汪精卫身上,最后竟至挺身号召和平,终且出现了汪政权的一幕.
真正的发动和谈,则是在芦沟挢事变发生之后.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一向以日本通自命,出入于CC及汪派之间,为一时最露锋鋩的人物.他与吴震修的相识,也许由于当时外次唐有壬的介绍.吴高均认为局势已到了最严重的阶段,如一旦演变而成为全面战争,中日有同归于尽之势.经高宗武与吴震修不断交换意见之后,决定由高向当局建议,由他担负起说服日首相近卫的任务,早日恢复和平,以避免战事的扩大.高宗武的自效,竟获得最高当局的默许,乃即着手进行既定的步骤,即由吴高邀请西义显在吴宅会面,促其遄返大连,通过松冈洋右而向近卫进言.西义显返抵大连,并将南京实际情况详为分析之后,松冈终为西义显所说动,既济以巨款为此后的活动费用,且又写了一封恳切的介绍信着其回日面向近卫陈说.不幸当西义显返抵东京,上海的战事也已爆发,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军人又气焰方张,连近卫也乏旋转乾坤之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