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八一三"淞沪发动全面抗战后不久,英国驻日大使,与德国驻华大使,都曾先后出任调停,英国方面的调停,曾由驻华大使与蒋氏夫妇当面谈判,在原则上蒋氏表示可以接受,问题仅在日外相广田所提出的条件中的非武装区问题,此事卒以日本军人的反对而终止.其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中国虽表示接受,而又以耽误了日方的最后限期,再归泡影.
局势演变至此,秘密谈和似可告一段落了,而高宗武以受当局付托之重,仍不甘于半途而废.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政府已西迁汉口.而奇峰突起,西义显方寄寓于上海南京路口外滩的惠中饭店,外交部亚洲司的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突然去叩门访问,此与使西义显大吃一惊.他认为以一个政府的外交官员,而潜身至沦陷地区与敌国人员接触,当必有所为.他立刻想到这时正在德国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期间,很可能就是为了想使日本所提出的条件能有所让步.一经见面,董道宁也坦率承认了系奉高宗武之命确是为此而来.西义显是对和谈有兴趣的人,就怂恿他亲自赴东京一行,俾与日政府当局直接磋商.董道宁也欣然同意,经过一切必要准备后,于同月的十四日抵达日本.而两日以后,日政府因汉口延误了德使调停的限期,宣布了"不以蒋介石政权为交涉对手"的声明.高宗武方衔命在秘密进行和谈,而日本竟出之以不与蒋氏谈判的声明,虽原因不在高宗武本身,但在工作上则无疑证明了高宗武的澈底失败.其后高改而拉拢陶希圣、梅思平相与沆瀣一气,转向汪氏劝诱,除了无法证明的别有其他政治上的谋略而外,至少因他无法向蒋氏交待,乃为个人的功利而另谋出路,这是一个最关重大的转捩点.
这里可以附带谈一谈董道宁这个人,我看到他已经很晚了,已在我叁加和运之后,且已搬入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与罗君强同住在一起.他那时已随同汪氏去过日本回来,而且不再做什么外交部的科长,表面上系在上海的金城银行做事.他几乎每天必到我们那里来,分别与汪周谈话.他操着一口宁波的土话,胖胖的身裁,饶有商人的气息,决不像是一个搞政治或外交的人物.自高宗武对汪氏叛离以后,他的踪迹,也就此在愚园路上消失了.
董道宁的赴日,也并不是全无收获,他由西义显的介绍,得以晤见时任叁谋本部专事对华问题的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董对之大谈其中日全面和平问题.以董道宁当时的地位而论,自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以敌国的外交官吏,而秘密间关赴日,实予日方以极佳的展望.故当董道宁由日于三月初启程赴大连,再经港折回当时政府所在地之汉口时,影佐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托其带交张群与何应钦两氏.函中备述董道宁来日所传达中国谋和之诚意,更望继起有人云云.影佐的致函张何,当然其目的在蒋,故董道宁回抵汉口,即以之交于蒋氏侍从室的周佛海,而由周直接呈交于蒋氏.蒋氏当时对此如何表示,当年我虽与佛海朝夕相见,深悔未及一询其究竟.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高宗武公然敢遣其部属,于战争当时赴敌国通谋,如未奉有命令,自不至胆大妄为,一至于此.但假如这是出于汪氏的授意,则影佐之函却应迳致汪氏,又何至托董道宁呈给毫不相干的蒋氏之腹心?所以不论在抗战以前,及至南京沦陷的一段时间为止,所有吴震修、高宗武、董道宁的活动谋和,均与汪氏无丝毫关系.英德两大使之调停,亦均直接与蒋氏谈商.当时政府的态度,也仅有条件上的磋商,绝未对原则上有所拒绝.是则主和谋和者,不论为下令者或奉行者,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又岂能一律目之为通敌叛国乎?
一八二、高宗武坦承奉蒋命谋和
因为董道宁的赴沪转口,又折往大连,稽延了过久的时日,使奉命办理对日谈和的高宗武,有了迫不及待之情.他于一九三八年春,由汉口启程取道香港前达上海,又与战时日本官方通信社同盟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密谈和平条件.松本不仅为日本首相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亦且与孔祥熙之间有联络.不久高宗武又回香港,而松本即将高宗武的接洽情形转呈给近卫后,在三月二十七日那一天,高宗武、董道宁、西义显、松本重治与伊藤芳男五人,相约在香港浅水湾酒店进一步谈商和平问题.所谈论的已经从和平的原则谈到了条件的细则.五人会商后,日方即派伊藤携带高宗武送来之意见,直赴东京,高宗武与董道宁则又回汉口向当局报告.至四月十六日,高董又回到了香港,高约西义显单独见面,他郑重声明:"系奉蒋委员长之命,向日方传达中国方面的意见.并谓影佐致张群、何应钦的密函,经蒋委员长阅读后,对影佐表示钦敬与感激.对于中日的和平条件,蒋委员长认为: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如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则,请西义显立即转告影佐."
西义显于四月二十七日返抵东京,在叁谋本部次长室将蒋氏之和平条件提出.此时徐州会战,正达决定阶段,战事的胜利,更增加了日人的狂妄,恰好又不是谈和的有利时机.日首相近卫且在地方长官会议席上,公开有澈底膺惩蒋政权使之溃灭的强硬表示,卒使高宗武又遭到了第二次的失败.所应引为惋惜的,这谋取和平的动议却都出之于我方的政府官员,而换来的只是日方蛮横无礼的峻拒,而且近卫内阁竟两次表示了不与蒋氏妥协的决意,遂使奉命谈和的高宗武陷于最狼狈的境地.
高宗武似乎是对中日和平特别感到兴趣的一个人,他虽被日方的一再拒绝,却并不曾使他灰心,如此锲而不舍,是为了他个人的功利或者竟是出于政治的因素,我不敢武断.不过他这时正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香港太子行以宗记洋行名义表面办理商务,实际则代蒋氏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报的工作.经与日方一再接触,深知要日方直接与蒋氏谈判,已经绝望,于是眼光就转注到地位权力仅次于蒋氏的汪氏身上.他先与汪氏有深切渊源的李圣五在港商量合作,他自称代表蒋氏,而请圣五代表汪氏,既为圣五所谢绝,于是乃转商于他的温州同乡梅思平.思平此时正在港担任蔚蓝书店的编辑,渡着清苦的生活,静极思动,因此而一拍即合.
一九二八年的七月五日,高宗武忽由港乘日本皇后号船抵达神户,与日方再谋接触.即由影佐引见坂垣陆相与近卫首相,高竟提请以汪氏为交涉和平的对象,并要求近卫写一亲笔信给汪氏,申述日本之诚意,希望汪能出面主持和运,最后此函是由坂垣代写.高宗武这一着是高明的,他要挟日方负责当局的书函为证,用以说服汪氏.但也可证这次高宗武的赴日,仍非出于汪氏的授意.即龚某虽大骂汪氏,而在他书中引述张群对他的谈话,也一再说:"汪在开会时从未发表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言论,且举出一重要证明说:"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已经失陷,蒋委员长由南京经庐山到汉口,决定发出继续抗战决不讲和的宣言.在发表之前,由我亲自持往汪之寓所请汪阅看,以征求汪之同意.汪当时毫不犹豫,就在宣言稿上签字.""所以说汪自始主和,这是不公道他且不符事实的话.在影佐的遗稿中,也有如下的一段记载:"高宗武来到东京,我以叁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见了面,他表示此来的目的是既然日本政府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的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这可见当时还是高宗武一厢情愿的私人意见,不过捧人上台以求攀龙附凤的一种政客行径而已.
但高以此行竟获得了坂垣陆相的私函,于是在愉悦性情中返港,即与梅思平积极商量,但因高宗武奉有蒋氏的命令在港工作,不便随时赴汉,于是由梅思平担负起怎样疏通蒋氏与打通汪氏的任务,就不时往来于香港汉口之间.本来以高宗武的地位,尚不够资格可以随时谒见蒋氏,如有请示报告之处,已往都经周佛海之手转呈.关于高宗武此次赴日的问题,据周佛海在沪时与樊仲云无意中谈到了这一点,周说:当高宗武赴日后,他曾向蒋氏报告,只说到高宗武去了日本,还来不及说别的话,蒋氏连声说:"荒唐!荒唐!"蒋氏口中的"荒唐",不知是否系指近卫既有两度声明而高宗武依然进行,因此而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因为与蒋谈和之路既已为日方所阻断,故梅思平的按照与高宗武商定的计划,在渝转向汪氏进攻.梅思平与汪氏过去也是缺乏渊源的人,但因他与陶希圣有私人间的良好交谊,因将日方意向托陶怂恿汪氏出而主持.陶希圣为改组派旧人,又是周佛海寓中所称"低调俱乐部"里的常客,他与汪有说私话的资格,乃力劝汪氏出而负此大任,浸润既久,汪氏竟为所动.至周佛海之叁与此项活动,相信初因职务上的关系,过去屡为高宗武代呈蒋氏,因得备悉与日秘密谋和的内幕,以后又受了高陶鼓励之影响.至此,周佛海、梅思平与陶希圣三人,遂成为事实上主和的核心份子.佛海在沪时也曾亲口告诉别人,因汪氏从陶希圣那里获悉了高宗武谈和的经过,曾召他与梅思平同往谒见,当时他们二人尚心怀疑惧,以为或是汪氏的故意试探.而最后由周梅二人的反覆陈说,汪氏始决意出面.但汪氏以高宗武年纪太轻(那时不过卅三四岁)且学养不足,竟委派梅思平为正式代表,以与日方进行谈和.
高宗武最后一着是成功了,梅思平再回香港后,即积极草拟和平方案!适近卫亦于十一月三日发表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梅思平乃与高宗武于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同赴上海,与日方的叁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及伊藤芳男两人开始谈判,中国方面即以梅思平为首席代表,高宗武为副,周隆庠任翻译.初步谈判后,今井以之报告于叁谋本部,由日方作成了对案,名为"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十一月十九日,影佐偕犬养健飞上海,又与梅高等继续磋商,就双方同意各点,先行签字.以后汪氏所领导的和平运动,就在张冠李戴的情况下出现了.本节的资料,除我所直接知道者以外,其他系叁考犬养健与西义显所出版书籍中的记载.
一八三、秘密谈和者有些什么人
和与战,本来只是一时的策略,可战则战,应和则和.论理,和战的决策,只应为了国家的存亡利害着想;假如因被迫而甘受利用,至不得不出于一战;或者藉战事而用为固权位,息内争的方法,这又岂是忠诚谋国者所应尔?而我国自宋以来,以国势衰弱,外侮侵凌,民愤难平,乃不问能战与否,视乾坤为孤注,求一掷以逞快一时.此风至清代而尤甚,李鸿章的忍辱负重,迄犹不为世人所谅,循至酿成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以为主战即为爱国,而谈和就是汉奸.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军人气焰嚣张,对我国步步进逼,既有鲸吞蚕食之心,田中奏摺的内容,证明了侵略者的阴谋;北大营事变的幸成,更增炽了侵略者的野心,中日之间的必将出于一战,终将无可避免,问题仅在如何选择一最适当最有利的时间耳.当时叫嚣战争的,有些确是激于爱国热情;而有些则不能不说另有其为了国家以外的政治作用.但是国力的虚实,事关国防机密,知之者惟当政之人.未战时,牺牲是否已至最后关头;既战后,胜利是否能必属于我,蒋知道,汪也应该知道,不论为和为战,相信都出于谋国之心.而有人以事后有先见之明,以国际形势的变化,因而获致的惨胜,于是以成败论人,定欲以谈和者为"汉奸",而且强以谈和者惟汪精卫一人的主张,别有用心,盖亦可怜甚矣!
龚某就是认为汪氏主和而专门写了一本"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先刊载于台湾的"时与潮"杂志,以其不祥之身,竟不俟完篇,即祸延该杂志奉令停刊.又自费刊印单行本,摭拾了日人早已出版、行销已历多年尽人皆知的书籍,密于何有?而犹自诩为"密史",已觉令人失笑.他本意是要加罪于汪氏的谈和为"降敌卖国",而书中他所认为信而有徵的事实,却弄巧成拙,反而处处证明了战前谈和的并不是汪,战时政府已一退至汉口,再退至重庆,而仍有人谈和的还不是汪.因为这书是在台湾出版的,他所写当时谈和的人,又是现在台湾最有权势的人,龚某自由方复,覆辙堪虞,我倒相信他不敢再信口雌黄、"向壁虚构"了,姑先照抄他笔下所指出的几段政府当局怎样与日本谈和的秘密,再说我所知道的事实吧.
龚某原书第六一至六三登载:"这时(按指一九三八年)近卫内阁之外相宇垣一成,以组阁未成之总理大臣,降任外相.中国的政界要人张群,虽在交战中,亦曾致电宇垣道贺,他们有心谋和,自不待言.┅┅宇垣之谋和,发源于张群致宇垣出任外相之一贺电.其后经宇垣提议:由孔祥熙经手,较为便利.宇垣要孔经手,一是孔当时方任行政院长,在名义上较为正当;而孔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由英美回国,曾发表中日不应作战之言论,为宇垣所注意.故宇垣指名要孔出面交涉.孔乃派其秘书乔辅三为代表,日本则派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为代表,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六月二十六日夜,在香港中村官舍开始谈判.日本不坚持"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之宣言,所有重要条件,都有相当谅解.本已决定由孔亲赴长崎,与宇垣作最后之谈判.宇垣乃向阁议报告,要求政府予以全权,而海相米内亦愿派巡洋舰一艘接孔赴长崎.不料此宇垣孔祥熙将在长崎谈判之消息,由阁员泄漏出去,遭军阀之极力反对,而近卫为其所动,不再支持宇垣,故宇垣只有提出辞职了."
又该书第二四至二五页载:"据原田文书(按措原田熊雄所着"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所载:九月间(按指一九三七年)上海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即向日外相广田询问讲和条件.广田以私人之意见答称:第一、在北平、天津稍南划一线,作为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均不驻兵.第二、排日侮日之停止.第三、防共.第四、华北对外机会均等.
"但英国不愿触及思想问题,对防共问题感觉困难,主张此点须中日间另结条约以解决之.十月初,其驻日大使告广田英国驻华大使曾将日本条件告知蒋委员长,由蒋夫人宋美龄任翻译,对于其他条件,均不反对,惟对于非武装地带之设定,非常反对,而蒋夫人尤其反对.其大使提议:非武装地带附以期限如何?
"到十一月初,其驻日大使又向广田探询,广田以日本原拟打到保定为止之条件告之(其具体条件未知).但英驻日大使以密电拍到中国之英国驻华大使馆,被日军阀偷到,认为广田以"打到保定为止"之条件告知英方,未合战局进展讲和条件应随时增严之原则,对广田非常不满,竟有主张打死广田者.┅┅而外务省从此不敢再向英国请其调停了."
又龚书第七四页载称:"有些文人,亦内心深抱反战思想,很希望与日妥协,以求苟安一时.他们以武汉大平洋学会派为首,与西南联大若干教授,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八月即武汉失陷前,叁政会第一次开会时,已发传单,主张放弃东北,与日本讲和.幸经张彭春、孔庚等在叁政会怒吼,始不敢再有所活动."
这是龚某从日文书中录来的所谓"密史",却证明了与日秘密讲和,有直接谈判的,也有出于第三国调停的,上至主帅,下迄行政院长,似均以谈和为当务之急.谁主其事?事实昭然,应该决不是汪精卫.那末,我要问:为什么别人谈和,像是忠诚谋国,而汪精卫谈和,就是降敌卖国?我又要问:在上海没有失陷以前,蒋先生夫妇原则上且已同意谈和,那末京沪沦陷之后,德使陶德曼的出而调停,国防最高会议且予以通过,足证是政府一致的意思,而龚某能笃信日本人之记载,却一定要否认汪氏所发表的国防会议之纪录:龚之言曰:"中国对于日本所提的条件,根本没有与之开始交涉之意.但金雄白在其书中则诬称国防最高会议与日本开始谈判,更诬称蒋委员长亦有谈判之意,更捏造出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纪录""我(按龚某自称)为更进一步证实此事,特访当时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张氏斩钉截铁地对我说:绝对没有该项纪录,除居觉生(正)一人外,也绝对没有人主张与日本讲和,即汪精卫亦不作此主张.汪在逃出重庆之前,从未主张与日本妥协."(以下见龚书第三一页)
龚某一定要指和谈者为汉奸,而且一定要说谈和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唯汪氏一人,而他书中却绝大部份是写的汪以外的人怎样在与日本偷偷摸摸地谈,每一次的失败,又都不是重庆的不愿和,而是日本的不愿谈.在他书里第十二章中所译西义显书中另一上通于天的和平运动,更是朝野风从,精彩百出,原文太长,姑节录其经过如下:
一九二九年的十一月中旬,曾任张公权铁道部长时代的财务司司长张竞立(按:即影星葛兰之父),突到香港找寻西义显,想与日本谈和,未能相遇.以后经盛沛东与沈恒的寻访而终于在翌年一月在香港会面了.西义显告张竞立,他的意思要找张公权,而张竞立心中的对象,则为钱新之(接:即钱永铭,为号称江浙财阀之一,颇得蒋氏信任,时任国家银行之一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最初以为对和谈之可能性很少把握,姑请王正廷赴渝试探,王赴渝后仅与孔祥熙晤谈,未及见蒋氏而回港.钱新之又继之而赴重庆,住了相当久的一个时期,始于七月间返抵香港.因为西义显已去了东京,所以命张竞立派盛沛东去日促西义显回港.在西义显启程前,更曾与松冈洋右详谈,而且做了松冈的非正式代表,这情形亦为钱永铭所了解.因此西义显在港与钱会面四次,又经过了三日之考虑,钱新之提出了三项和平条件:
一、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为一,成为真正统一政府.
二、日本政府以新中国统一政府为对手,从前派来中国之军队,由中国完全撤退.撤兵实施之具体的技术条件,留俟将来缔造停战协定时决定之.
三、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订结防守同盟条约.
西义显与张竞立即携带了这项条件同赴东京.他们先到上海,西义显并赴南京向汪精卫说明这次主动和谈的经过,立即获得汪氏的同意.西再访周佛海,希望获得表示赞同的书面证明,也由佛海代汪出立了.他们办完这手续后赶抵东京,已是七月十七日,这时米内内阁已倒,近卫再起,松冈也出任了外相,而德国所派特使斯妥玛已先到东京,正在开始日德意的三国同盟谈判.
当晚西义显即会见松冈,报告与钱新之的交涉经过,并呈出由周佛海代笔的汪氏同意书.松冈并托西义显代拟一奏摺,以便面呈日皇.张竞立与松冈经两度会谈后,松冈在钱新之所提出之条件上签字,并对张竞立与西义显说:"我无条件信任钱永铭.希望此项交涉,于两星期内办妥."并加派时任驻香港总领事之田尻爱义及前任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会同负责办理.日本叁谋本部并特派运输机把他们专送上海.
因为钱新之坚主邀周作民合作之故,故张竞立转沪请周作民一同赴港,周张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始抵香港.钱新之当时因患风湿病不能过往重庆,乃缮一亲笔信,将其决心从事和平运动,及交涉之经过,并附曾经松冈外相签字的他提出的谈和先决条件的文件,直函蒋委员长.另由周作民致函于张群、吴鼎昌请其从旁协赞.钱之专差于十一月二日飞渝,至十二日返港,携回由张群代笔之中枢覆函,据钱新之告西义显,内容如左:
"在此次战争中,外间虽盛传曰本与重庆间有谋取意见上之疏通,
但真能直达蒋委员长之手者,此为第一次,尤其日本外务当局之意见
而能到达蒋氏之手者,更属创举,我对松冈外相之毅然有此一举,表
示满腔之敬意".
钱新之接到重庆初步表示后,又再函中枢恳词劝告,重庆乃派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赴港,传达重庆作成之两个条件,同意以下两点:
一、在中国的日本军全部撤兵之原则.
二、撤消承认汪氏在南京建立政权.
此两项条件于十一月十七日晚十一时始送交西义显,由西义显立即转给田尻爱义,当晚由香港日总领事署以密码拍发东京.鹄候一星期,仍无音讯,二十三日钱新之问船津对此的看法,船津认为松冈要变更御前会议所决定的政府既定政策,恐有困难.张季鸾以为无望,遂于二十四日飞返重庆.其实,日政府放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承认重庆所提出之条件,但附以"重庆政府须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日本政府始可延期承认南京政府"之建议.此电拍至香港时,正张季鸾由启德机场起飞时也.
钱新之于接到日本承认重庆条件之消息后,为慎重起见,派张竞立向日本总领事馆索阅原电,经证明无误,乃由钱新之写一详函,托杜月笙赴重庆传达.二十五日杜赴机场,香港政府正严查旅客行囊,杜以身上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密件,即行折回.二十六日无班机,至二十七日始得成行,故要二十八日前答覆日本,事实上已不可能.
此时离日本承认汪政权已只有三日,日军阀和松冈欲延缓承认,故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企划总裁铃木贞一,代表驻南京特使阿部信行回东京催促承认南京政权之影佐祯昭,向松冈示威,武藤章竟要拨刀相向.二十八日午后,在首相官邸又开阁议,松冈询问,是否再行等待重庆之覆电,各阁员无一人发言.因此十一月三十日承认南京政府之既定国策,自无可改变了.重庆政府任命许世英为首席代表,张竞立为正式代表之电,于二十九日始抵香港,然日本阁议既已决定如期承认南京政权,中日间遂再无进行交涉之馀地.这是重庆继德国大使调停坐误时机之又一例.龚某于章末发为感叹说:"数小时之差,竟造成了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之命运!"原来龚某的内心里亦是主和的,他书上说:"金雄白书中也有真话."于此,我也不得不承认龚某笔下,倒也有几句真话的.
好了!好了!这位龚大炮前言不对后语,倒成为无的放炮,既称"中国对于日本所提的条件,根本没有与之开始交涉之意",而自己却引用了上面日人所透露的几段事实自证.开始交涉的就有蒋氏夫妇、有张群、有孔祥熙、有王正廷、有钱新之、有张季鸾、有杜月笙、有吴鼎昌,主和的还有居正.子矛子盾,难怪汪氏在"举一个例"中说:"谈和之事,何止千百"!汪氏所不忍泄漏者,而龚某公然暴露之,身在台湾,犹且方弛管训,自己没有资料,摭拾他人之陈言,居然写出政府当局之密史,其人于可哂中似亦有其可爱处也!
一八四、从一面抵抗到一面交涉
因汪精卫的离开重庆而后有汪政权的建立,虽然促成汪政权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河内的一击,但如汪氏留身陪都,则不管抗战的演变之为和为战,总不会有汪政权的出现.前书中我曾写过汪氏离渝之经过,但仅得之于周佛海邀我叁加时的寥寥数语,不免失之于简略.对此最重要之一节,我更向与汪氏朝夕同处之亲属,穷究始末,得悉详情,特为追补于此.
关于汪氏之离渝,有两点是颇关重要的,即汪氏为什么要离渝?与汪氏是怎样离渝的?
关于前一点,答案应该是十分简单的,就是汪氏因主和而离渝.但若说汪氏一味主和,却又并不尽然.首先要问:汪氏对日的态度是否自始是主和的?事实告诉我们,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当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东北发生了北大营的"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汪氏曾因张学良放弃武力抵抗,至其不抵抗的原因,不问为奉中枢之命或出于张之自动,既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全国副帅,而又是东北数省直接负责的军事长官,对暴敌进侵,罔知抗御,失地之责,自是百喙难辞.汪氏时任行政院院长,曾于八月六日从上海致电张学良加以严责,原电中有云:"去岁放弃渖阳,再失锦\州,致二十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歛"云云.汪以身为全国行政首长之行政院院长,电末声明自愿引咎辞职,并望张学良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汪氏对日抵抗的态度是那样地坚决,终于在发电后即不至行政院办公,到十月下旬,更实践他的诺言,辞职出洋.这样固然迫使张学良也不得不辞职,但当局却另予新职,竟然像是鼓励似的反而发表他为代理华北军事委员会分会的委员长名义.这是通国皆知的事实,这一事实,证明了汪氏非但不是自始主和之人,而且显得他曾是以行动来反对不抵抗最烈的一人.
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芦沟挢事变发生之前,形势已十分紧张.蒋先生召开之庐山会议宣言中,曾明白宣示国人,其中有最重要之一语曰:"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可见中央在国力未充实以前,既以抗战为一种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起而应战,虽局势已至不得不战之时,而当局谋\和的意思,还是多于求战.但汪氏于此阶段之意见,即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认为不抵抗,无以戢敌人凶焰;不交涉,无以免国家于浩劫.甚至最后叛汪归蒋的陶希圣也于其所写"乱流"中"国际调停的三幕"中指出和战大计,蒋汪一向和衷协商,文中说:"二十七年春夏之交,义大利驻华大使亦到武汉来提出调停之议.他这次特别向汪精卫致意,认为他是主张和议最适当之一人.汪表示谢绝,义使未得要领而去.""在武汉的这一时期,汪精卫没有违背蒋委员长而另主和议的意向.首次在日本与汪之间奔走的人是唐绍仪的大小姐诸太太.他从香港到汉口来专诚\见汪,说明日本政府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却希望汪出面讲和.汪的答覆是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唐大小姐说,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委员长,并劝她立刻回香港去.""高武宗在港,与重本(重治)遥相联络.日本叁谋\本部的"中国课"影佐祯昭在上海设立机关,派一个叫伊藤(芳男)的少尉到香港与高宗武往来.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叁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庠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叁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其次,汪氏当时主和是为了什么?最低限度决不会为了他个人的富贵尊荣.姑不要说他是民国十四年在粤时期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任何当朝巨宦,谁不是其旧属?此时虽刚卸任行政院长职务,但他仍然是中国国民党的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主席与国民叁政会议的议长.不论在党、在政、在指定的民意机关中,领袖群伦,其地位仅次于蒋先生一人,可说是一人之下,而万万人之上.且政府供给他以舒适的住宅,丰厚的官俸与机密费用,有汽车代步,有佣仆侍应,居官,有安全的防空设备;有事,他必获首先迁避,虽兵危战凶,而汪氏固不虞有锋镝之厄,对他个人打算,似无冒天下大不韪之必要.
那他又为了什么主和呢?他不会不明白历史上当外敌侵入,国家危急之秋,不论国力之能否继续作战,主和者都将不谅于国人,那他又为什么要自毁其半生光荣之历史呢?全面抗战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十三日爆发,倾全国之精锐相抗,而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首都南京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了,政府一迁至汉口,同月二十日更索性宣布似重庆为战时首都.汪氏系于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又四月离渝,那时的战场形势又怎样呢?华北由杉山大将指挥,从河北经过济南、徐州,而此进至山西.华中则以?俊六大将为主将,占领了苏、浙、皖、赣诸省而直指汉口.华南则由古庄司令官率领,登陆拜亚士湾,攻略广州.在广泛的中国地区,北占平绥线,中占平汉、津浦、陇海、京沪、沪杭各线.年馀的时间,证明庐山会议宣言中所言抗战将是牺牲的一语的准确性.假如这只是战争一时的失利,或者,许多全国精华所在心脏地区的沦陷,真如政府所宣示的为战略上的转移阵地,那倒也罢了.汪氏曾秉政中央,而且为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他明了国家的实力,知道战场的形势,以及能听到从前线归来的将士们的报告,那时抗战的形势,显然不利于我.于是他想到上一年英德驻华大使调停时所提出之条件,蒋氏及最高国防会议既认为可以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由当时之七条件而此时已变为近卫之三原则,反而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呢?其次,德大使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而和平谈判中央已可接受,此时形势日非,反而连进行试探也不可呢?汪氏对和战的意见,在他所写"举一个例"中是这样说的:"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达比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这一段,就是汪氏主和的理由.
那末,主和是否汪氏一人为然呢?在"举一个例"中所发表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透露德大使的调停和平,蒋先生是赞成的,不过第一、对日本不敢相信,要德国始终为调停者;第二、要先停战,而后谈和;第三、日本不得先作宣传,以免引起国内的反响.当蒋先生在京徵询中枢重要人士意见时,在座诸人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等均认为可以答应,可谓众谋\佥同.在国防最高会议开会时,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张群等,又无一人表示异议.至于国际方面,德国的希特勒且出而斡旋其事,据日本战时外相重光葵所着"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揭载:"当时驻日的英美两大使,也曾向广田外相表示愿意调停中日纠纷."此外,国府当局从战争爆发,也一直未关闭和平之门,九国公约在比利时首都开会时,提议调停,国府曾予接受.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九月,国际联盟开会,中央更训令出席代表,要求适用盟约第十七条,仍欲以和平方法解决纷争.所以认主和的就是汪氏一人,这是违背了历史的事实.
如上所述,是汪氏的出走,仅是为了和战意见的不同,汪氏之所以要离开他的职位,用以表示不为一已的利害打算,离开重庆,也只是为了可以以国民身份自由发表国是的主张;他之离渝,也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意.但除上述表面的原因以外,尚多隐微曲折之处,兹再根据身亲目击者之所见所闻,录之以留待后人之叁证.
一八五、充满着惶恐戒惧的重庆
谁都知道汪氏左右有两个最重要人物,是陈公博与顾孟馀.两人对于抗战前途,也早已同抱悲观.尚在汉口时期,顾孟馀即数数为汪氏言之,他认为两国军力悬殊,仅仅一年的时间,华北、东南与沿海地区已悉数沦陷;再战,将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他乃以消极的态度,虽中央发表他为中央宣传部部长,而他始终并未莅任视事,一直由副部长周佛海代理部务.他飘然远引,寄居香港,置认为不可为之国事于不顾.当时汪氏还批评顾孟馀谋\国态度的不当,以为他们到底还是个书生,政治家应该不管成败,不问毁誉,鞠躬尽瘁,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但是汉口沦陷,政府迁渝,当时日军的长驱直入,有破竹之势,人们对局势的悬虑也随战事之不利而愈甚,朝野惴惴焉,有抗战究竟还能持续到什么时候的疑问!虽然在公开场合中,无人不高呼抗战到底,而私室聚议,则惶惶然充满看一片悲观的气氛.我想在这里再举一个或者为读者所难于置信的事实,以说明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的惶恐戒惧,是到了何等的程度.
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馀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这一幕,可以说明重庆当时对抗战前途的实际气氛.
人人都知吴稚晖与汪精卫于民国十六年以后早成政敌,彼此且以文字公开对骂.现在吴稚老墓木早拱,我对此党国元老与学术界的先进,又何至为左袒汪氏而昧良去厚诬贤者?此举不特有汪季筠女士在场目击,而事后汪文惺女士也且亲闻汪夫人为此对汪氏的一幕谈话.而且别的人尽管心里有想法,为了矜持之故,是决不会如他那样去做,惟以吴氏一生不修边幅,不拘细节的性格,也相信可能会这样做的.吴氏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学者,而在政治上却常常扮演为一个丑角,举动突梯滑稽,也许他正以东方朔、淳于?自命.所以他写文章,指人举债结婚,公然写出传诵一时的"宽债紧",他与政敌笔战,也可以用别人所不敢用的秽语相嘲骂.北伐以后,蒋氏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对蒋氏也确是鞠躬尽瘁.但是他与汪氏的渊源,事实上却还远深于蒋氏.
当民国元年,袁世凯窃政以后,汪氏与吴氏都流亡在巴黎,吴氏还在搞他的无政府主义,那时两人有着最亲密的交谊,时常在一起,也且无话不谈.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着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氏,他说:"你载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当时汪氏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以他的学养,也不可能成为军事专家.汪氏的一席话竟使吴氏曾感到了无限的失望.而此后吴氏半生依附于蒋氏之门,恐怕还基于民元时崇拜军人的一念所造成吧!
由这一件小事来看,汪吴之间的交情本已不薄,而陈璧君之对于吴氏,尤具好感.直奉战争前夕,吴氏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海外预备学校",汪夫人认为以吴氏的学识,以及两家的交谊,毅然遣其男女公子,孟晋、文惺、及族侄陈国强、国新,与以后坦腹东床的何文杰远离膝下,专程北上立雪程门.同去的尚有向来由汪氏夫妇照拂的至戚朱执信两女公子朱始与朱媺.当时两家的情谊,于此可见.至以后的转友为敌,不过是政治所造成常见的悲剧而已.是日吴氏的席前下跪,也许是酒后真情复露,而目击时艰,以吴氏对汪氏的素向推重,乃不期而有此戏剧化之表演.
战事一天一天地在恶化,共党以抗战为坐大的目的,也渐次显露.正在此时,奉蒋氏命令在香港以"宗记洋行"为名成立"日本问题研究所"的高宗武,他先后偕董道宁、梅思平数度赴东京上海,与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松本重治等积极进行谈和工作,最后携回了作为和平谈判的近卫三原则初稿.当高宗武于一九三八年的秋季赴日前,自称代表蒋先生,曾约留港之李圣五代表汪氏同去.圣五以并未经汪氏委派,而予以拒绝.高宗武于是年的十一月中,在上海收到了日本陆军中央部所拟订的"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后,迳回香港,又立即飞往重庆.以后重庆上清寺的汪氏官邸中,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时常清晨就到,一直到午间同饭后才去,相信谈的当然就是这中日间的和平问题了.
这忽然成为汪宅常客的四人,原来都是清一色CC系的人物.周佛海是汪氏由欧返国时,奉命赴香港迎接才与汪氏发生渊源,陶希圣则任武昌县政训练班主任时汪去演讲因而相识,高宗武则在汪兼任外交部长时曾任亚洲司长,有过僚属关系,梅思平是与高一同去沪与影佐及今井接洽后又相偕赴渝,应该是由陶希圣介谒的.无论如何,至少这四人与汪氏的关系都不深,何以忽然那样接近?而谈的又是有关国运\的和战大计.而汪系人物,如彭学沛、谷正鼎、谷正纲等,在渝的尚不在少数,却反而并无一人叁加?
陈公博那时虽以担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之故,留在成都,相距不远,而汪氏且未向其徵询意见,这又是为了什么?以后在汪氏离渝前,一切已经决定了,始由陈璧君以姊弟的口气,隐约其辞地写信给陈公博.到了汪氏离渝前的四五天,才派了一名副官赴成都通知,要他于十二月十八日到昆明,那已不是磋商,而真是通知了.而公博终因天气关系,飞机不能起飞,至二十日飞抵云南时,汪氏已于先一日去了河内,连最后劝阻的机会也且失掉了.据陶希圣为台湾"传记文学"所写"乱流"一文中说:"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叁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叁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叁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叁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
大约高宗武抵渝后不久,汪氏即已决定了如蒋氏不能接纳和平的话,将离开重庆以发表其个人对和战的意见.在这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期中,汪蒋两人间,曾有过数度的会晤,为了蒋氏的事情太忙,有时还用函牍来磋商,最后一次的晤谈,则为十二月九日,那次两人争执得很激烈.蒋氏是全国的统帅,他安有不知胜败之数,原则上他并不反对和平,惟他所顾虑的有两点:第一、日本无诚\意,任何既订的条约且可以撕毁,谈和更怕毫无保障,堕入陷阱.所以谈和要以停战撤兵为先决条件.而日本方面则必需和谈成功而后,两年内始行分期撤退.这对外问题,其实尚非关键的所在,而蒋氏所最顾虑者,一旦与日谈和,则中共自将振振有辞,抗战难告终结,而内战势必继之以起.同一战也,则抗战既能蠃得民众之同情,亦且为个人争声誉,与其打内仗,自不如打外仗.而汪氏则认为中共欲藉抗战以成长,现在对外军事既处于劣势,对内则中共之叛迹已日着,遂与蒋氏反覆辩论.河内案件发生之后,汪氏于其手书之两项文件内,始将双方辩论之要点,予以透露,兹引用其原文以为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