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凶案发生后的六日,即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汪氏于其所写的"举一个例"中有云:
"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
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
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
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
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的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
不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有人说:"如果主和,共产党立
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
.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之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
有较好,没有较坏."
汪氏又于同年四月六日所写"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中有云:
"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则战,可和则和,
此为谋国之常规.况中国自抗战以来,全国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将士
死伤百馀万,人民肝脑涂地,其数不止倍蓰.如和平条件无害于国家生
存独立,则结束战事,以图补救,尤忠于谋\国者所宜出.惟共产党人心
目中无祖国,其始欲藉淞沪战事,牵制国军,俾得以盘踞江西.及频年
被剿,由东南窜西北,穷蹙垂尽,则又藉西安事变,托名抗战,转移视
听.抗战既起,乘举国存亡呼吸之际,益扩张其政治组织及军队,以终
遂其颠覆中华民国之误.如和议若成,必不利于所图,乃悉力破坏之、
转辗勾引,所以挑拨离间煽动中伤者无不至.兆铭既痛国是之被挠动,
又怵于国家大计为宵人所挟持,将不免于覆亡.数数言于国防最高会议
,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蒋中正至重庆,便激切言之,卒不纳,遂于十
八日去重庆,十九日至河内.┅┅"
汪蒋两氏在重庆时期所争论者,大抵如此,换句话说:抗战的必须持续,原因是为了博取共党的谅解,是则江西剿共时期政府所标榜的"安内而攘外",西安事变以后,则又一变而为"攘外为安内"了.观于汪氏文中所言,似汪蒋之间,对此再变之政策,已趋于决裂,双簧之说,又倒像是无稽的揣测之谈了.
一八六、离渝计划先得龙云默契
但是汪氏一面与蒋氏商谈,也许他默忖到蒋氏的终难接受,同时已预作离渝的准备.数月之前,陈璧君以出席演讲并视察锡矿,曾一度赴河内,路经昆明时,并曾与龙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龙之叁谋\长卢汉亦有深谈,以后汪之经昆明赴河内,能得到龙云之协助,则以事前因先经汪夫人之联络,早有默契故也.朱培德夫人侨居河内,陈璧君去时,因当地没有良好的学校,托其将朱公子维亮携渝入学,回渝后陈璧君就将之送入重庆的南渝中学,俾与她的次公子幼刚、幼女公子季筠同窗就读.一天的傍晚,陈璧君托其妹陈淑君女士(谭仲揆夫人)特赴南渝中学,要他们三人当晚回家,抵家后告以决定辍学,送他们去香港,当时且并未说明所以要辍学的原因.在家中留宿了一宵之后,翌晨即搭机转赴昆明.时陈璧君之介弟陈昌祖(现在侨居马来亚,为朱执信之长婿)方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本拟托其就近办理赴越手续,而忽于事前得讯,不知何故突为当地的警备司令所拘押.朱培志夫人又留住河内,昆明举目无亲,因此嘱咐他们抵滇后可迳访龙云请予照顾.
当三人赴滇省府见到了龙云,龙立即应允为他们代办一切手续,但以日机正在不时空袭为言,将朱维亮及汪幼刚季筠姊弟藏于省府客厅的大桌下,桌上并覆以厚被,表面似为避免空袭的危险,实则为防止他人的窥见.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莫名其妙地整整闷在桌下一天,直至下一日始令匆匆搭乘货船赴越,而且事前还为季筠女士化装成为一成年女子模样.龙云对汪氏家属之态度,神秘竟一至于此,盖即深恐为渝方所发觉也.
汪氏本人离渝时所需之机票,早于两周前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预定.彭学沛向为汪系人物,汪氏需要机票,除奉命照办外,自不敢有所询问.蒋氏则本有赴西安之议,汪氏原拟俟其他往,再乘机离渝.而蒋氏的行期一再展缓,遂使汪氏亦一再改期.而事实上汪氏之行将离渝,不仅叁与密议之蒋氏心腹周佛海等均知其事,汪氏亦且并不故为讳隐,汪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汪氏因主和而有离渝的计划.他不时告诉他的部属与家属,认为抗战再继续下去,国家将无前途,现在战局已到了危险边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已无路可退,再退也只有往西北,结果将必为共党之俘虏.至各人去留,一听自便.大家听到汪氏的话,都表示愿意始终追随,其中惟汪屺一人,曾对汪氏极力谏阻.汪屺说:"为了国家前途,固不得不然,我对叔父的行止,自无话可说.但为叔父个人设想,此举将会蒙受不利影响,我不赞成你一人为国家而作如此的牺牲".而汪氏的答覆,则谓与其一路哭,就不如一家哭了.
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汪氏知道蒋氏将于十八日向全体中央委员训话,他就决定趁机于那天启程.清晨汪氏还为家中的佣人老宋、阿王等讲了一次话,最后再说明他的态度,并征求各人去留的意见,所有全宅的下人连潘凌、阿六等,都表示仍愿跟随为汪氏继续服务,于是其秘书佣仆等匆匆携带了行李,分乘了四辆汽车,循公路出发,先汪而迳赴河内.
上午九时许,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四人,先赴重庆珊瑚坝机场.约定汪氏至起飞前数分钟再行赶到,陈璧君等到机场时,刚巧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正拟搭机飞滇.陈璧君即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仅含糊地说汪夫人有事赴滇,当然周至柔丝毫并不曾怀疑其他.离预定起飞的时间将届,而汪氏仍踪迹杳然,何文杰等心里都非常焦急,陈璧君嘱咐曾仲鸣,如汪氏迟到,可向机场说明有汪氏乘搭,令飞机延缓起飞.直至开行前数分钟,曾仲鸣等一直目注着外面,终于从机场远远仰望到珊瑚坝上,一辆汽车正疾驰而来.不久,汪氏偕其卫士桂连轩缓缓拾级而下,及时抵达机场.周至柔等到汪氏,照例上前谒见,陈璧君到此时才告诉周至柔说:汪先生是去昆明演讲.飞机预定的开行时间到了,而为加油之故,迟迟仍不起飞,汪氏还从容地在机场上散步,环绕了两匝之后,始登机起飞.
在航行中,却发生了一支插曲.周至柔因为机内有汪氏在,为要在副总裁面前显一下他的飞行本领,还走入了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经过了长长一段时间,而周至柔兴犹未尽,别的乘客自然不觉得什么,汪氏本人也仍安详地神色如常,唯有陈璧君对之发生了很大的疑虑,她想:是不是当局故意让汪氏上了飞机,再命周至柔亲自将飞机驶回重庆?她偷偷地问曾仲鸣将怎样办,曾仲鸣只有暗中告诉汪氏的卫士桂连轩戒备.汪氏家属正在忐忑不宁之际,周至柔却已过足了驾驶的瘾,从操纵室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当他掠过汪氏的座位时,还向他致敬,只可惜那天汪氏竟连赞美他一声的兴趣也失去了.
飞机于当天的下午一时抵达昆明机场,因为事前陈璧君已遣陈春圃先至昆明,故于启程前发电通知,春圃接电后即转告龙云,因此机场上龙云率同僚属及乐队等作了盛大之欢迎,场面就显得非常热闹.出机场后,汽车直驶龙宅.汪氏与龙云两人上楼在室内娓娓长谈,从下午就一直谈到了深夜,谁也不知道他们二人所该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汪氏的又一内侄陈国强正在昆明任航空学校机械部份的教官,由他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枞商洽包定了一架专机,乃于翌日下午,从昆明起飞,于傍晚时飞抵河内,汪氏在昆明整整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他于离昆明前,还打了一个电报给蒋先生,寥寥数语,仅谓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云云.
汪氏就是这样离开重庆的!照我所知道的经过情形而论,在渝时汪蒋之间,对战力的看法是一致的.和,当前的形势上也有其必要,两人的分歧点完全是在中共问题上.汪认为惟对日和平之后,而后可以有力量对付中共;蒋则认为惟有继续抗战,始可堵塞共党的藉口.至少,要在和谈进行中,不让中共知道.因此分歧,两人之间的意见,直至汪之离渝,并不能获致调和.然而疑点也很多,汪的出走,事前既并不秘密,定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目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蒋氏还留在重庆,自瞒不过他的耳目,也尽可以阻止汪氏的离开,为什么在那样充裕的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汪氏在昆明给蒋氏的电报中说,决多留一日.那末是否蒋氏事前是知道汪氏之赴滇的,而行前也有留滇一日的约定呢?
只要为了有利于国家,任何手段都可以做的,也都是应该做的,一切都显得是出于谋\国的苦心.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的,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见陈公博"八年中的回忆"一文中)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决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而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
汪氏能泰然赴滇,并由昆明顺利离国飞往河内,与龙云的早有默契,自为必然之事.据传闻所得,龙云当时不但赞同汪氏的主张,而且有于汪氏离国后采取行动之说.兹见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中刘健群所写"我与龙云"一文,获得了进一步的证明.至龙云以后的中途变卦,则是受了说客的影响,转而为他自己的利害作打算.特为节录其原文如下:
"有一天,乡下(接当时刘健群在离昆明不远之大姚养?)忽然来了
一部军用吉普车,上面跳下两个人,一位是郑道一,一位是宣介溪.久别
见了面,大家很高兴.详细谈询之馀,才知道他们的来意.第一、日寇向
滇西进侵,我留在大姚,诸多不便,想先接我到昆明,再商量安全移居之
计.第二、他们有一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昆明城防司令黄维(是黄埔第一
期学生,也是同志.郑道一任城防司令部的粮粖处长,与黄过从甚密.)
获悉在这时局紧张当中,龙云与南京伪政权的汪精卫,信使往还不绝.当
时中央军驻在昆明的力量甚微,对于此事,过问也不好,不问亦不可,十
分陷于困难.虽然屡次秘密向中央报告,但中央也实在难得有效的处置.
因此他们商量,不如接我去昆明,大家研究,看有没有救济挽回的对策.
所以黄维亲派一部吉普车,由郑、宣二人来乡下接我.当时日军已快到保
山附近,大理大姚接壤,距离不远.所以我毫不迟疑,便答应了他们的要
求,回到了昆明.
"到昆明后,先多方研究行情,才知道:(一)龙上次去南京归来,即
盛赞汪为国家之人才,以后一直往还甚为亲密,确是事实.(二)内容不得
而知,但龙与重庆中央政府间存着不大不小的隔阂,也不是虚话.(三)时
局到了目前的紧张阶段,龙虽无表示.但其左右理财的亲信大员,(龙
之威权极重,其军事干部,虽如卢汉、卢浚泉之类,亦只是服从龙之命令
,不会表示主张.)可以略有主张的多半是文人与亲信.这些人大都主张
龙应保全实力,退保昭通(龙的故乡).而且有几个人,已经在迁移财产
了.
"大家商讨的结果,一致认为龙若听其部下意见去做,滇中虚实,必
为日寇所知.龙虽不公开反对中央,但重庆抗战政府的处境,必十分艰危
可虑.因此主张:要我不管结果如何,与龙见面一谈.事关国运\,义不可
辞.于是便由李一平去向龙建议.由龙约我去他的家中,早上吃早点,单
独与我一人细谈.
"就我记忆所及,我和龙见面,先谈世界大势,我用各种证据,说明
德、义、日轴心必败,同盟国必胜.再说无论局势坏到任何程度,日寇决
不能征服中国,更绝对谈不上统治中国.龙为人很细心,不能仅以口号一
类的方式去说服他,他边说边问之后,对我的意见,似乎没有反对.我看
时机渐渐成熟.便很直截的问,我说:"龙主席,听人说你很佩服汪精卫
,是不是?"他说:"是的."我说:"你认为汪是人才,并没有错.凡
是追随国父开国的人物,几乎在南北各省都是不折不扣的头等人物.但个
人的才情为一事,国家大事又为一事.论汪的才情,不单你佩服、我也佩
服.即如演说一件小事,我听过汪几次极平常无意义的讲话,不单词句精
练,而且声容动作,无一不如初写黄庭,恰到妙处.至于他的文章诗词,
更非我等所能望其项背.说他是个人才,谁也不会否认.但民族大义,千
古是非,绝不可以相提并论,事既至此,我们对汪的同情,只好为之惋惜
了."
"话说到这种程度,我看龙尚无怫然不悦之色.我乃鼓起勇气,直接
说到问题的核心.我说:"时局到了今天,国家的处境,是艰危万状.你
龙先生处境亦系千难万难.我到昆明后,滇西方面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紧
张.听说你有一些部下,觉得你左右为难.不如集中实力,退保昭通,以
观世变.假如有人是这样的主张,我想他不单是对不起国家,更是对不起
你.现在外寇入侵,若果你反而移兵回乡,让出正面.天下将以你为何人
!况且纯就利害来说,日寇若入侵不胜,你便是千古的罪人;即使日寇胜
利,政府更陷于苦境.以东北的经验而论,日寇对于云南,起码分割为四
五省.别人做主席,还可以说是求荣.龙先生!到那时你做那省的主席恰
当呢?日本人能容你存在吗?这种人的办法,可以说一开始便害你到底,
而且害得惨!"
"他笑一笑向我问道:"健群兄,那末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说
:"龙先生,承你看得起我,我只是书生之见.我以为你此时此地,先集
中你军力的大半,表示配合中央,与敌人一战.幸而胜,你是民族的英雄
.不幸而败,你收拾残馀,再退保昭通.以滇黔的地利,和敌人打三年五
年的游击,还有问题吗?不管胜败如何,云南省流亡主席,和地下游击总
司令都非你莫属.我这个办法,可算胜亦胜,败亦胜.你觉得如何?"他
始终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但看出,他有时唯唯颔首,并无倦意.从早晨七
点谈到十一时许,吃早点又吃午饭,最后我想我该要告辞了.我说:"龙
先生,你晓得我是一个隐姓埋名,与现实政治生涯无关的人.我今天在你
而前,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我想请你在一两天内,作一番缜密的
考虑.如果你同意我的见解,我很快地愿意去重庆跑一趟.我的一切,你
都晓得,关于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面前去说明,你相信我是能够胜利的.万
一你是否定了我的意见,也希望你叫人暗示于我,我几天之内,必定离开
昆明."我知道龙不会立刻有所决定,他必需晚间在灯盘子上(吸大烟时
)仔细用心思,也许还要的人谈谈.所以我不勉强求得结果而退.第二天
一早,龙派车来接我一同进早餐.他取出一封亲笔写给蒋委员长的信.他
说:"我一切决定了,完全照你的意思.你确是为国家,也很爱护我,请
你为我去重庆一行.我和你是朋友,请你以后不要客气,有什么不对的地
方,可以随时告诉我."事情便是这样决定的,我次日即飞重庆,记得天
气尚热,到南岸黄山去见委员长,看得出来委员长也是充满了内心的喜悦
,纵然不是附带有云南的事件,也还是一样."
一八七、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
汪精卫氏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的.那天,刚好蒋先生对全体中央委员训话,汪氏是副总裁,可以豁免随班听训,乃得利用这一个机会离渝,翌日匆匆又乘专机自昆明飞往越南之河内.
汪氏离渝以后,尽管重庆方面知道此事的仅限于少数的负责当局,但已引起了内部极大的混乱.最初也许还想弭缝,所以曾下令各报严密封锁消息.直至同月二十六日,以汪氏为全国注意之人物,自无法继续隐瞒,蒋氏始于那天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席上公开宣布,但诿称汪氏因病告假四月,赴河内疗养.
有关汪氏之离渝,曾发生过一个迄今难以索解之谜.汪氏回宁建立政权,当抗战期间,民间曾盛传有汪蒋双簧之说,说者且言之成理,以为那时抗战之形势,正陷于极度黯淡,是年十月,江浙沿海各省,早经陷落,日军进攻华南之军事部署,又告完成.徐州会战失利,次一步的武汉会战迫于眉睫,而以军事实力而论,武汉会战的前途,仍然毫无胜算之把握.且当前形势,还不是作战的胜负问题,而措置已陷于乖张,如长沙不待日军之侵入,竟先纵火自焚,曰抗战而实畏战.所有通往国外的海口,又全部为日军所占.政府既已再迁至重庆,竟又有人更主张三迁至西康的拟议.至于国际形势,英美不仅与对我作战的敌国交往极密,供应日本的战略物资,远较供应于我者为多,此时抗战的有着难乎为继之势,实属无可讳言.于是论者以为汪蒋密议的结果,为了救亡图存,乃于不得已中采取双管齐下的两面手法.如此,若最后胜利之竟属于我,则牺牲汪氏一人,而国事有蒋先生在;如最后胜利之不属于我,则蒋先生仍为失败之民族英雄,而国事有汪先生在.此种应变之道,有其理由,应亦有其可能.
我所以重提这不经之传说,意并不在为汪氏作辩护,空穴来风.欲求正于当世耳.因为当汪氏离渝时,蒋氏既总绾军政大权,而所有特务工作人员,又都归其发纵指挥,汪氏之预定机票,且早在两周之前,机场为当局密切注意防范之地,如不得蒋氏事前之默许,汪氏又何能堂皇举家离去?如其为一时之失察,则事后彭学沛与驻守机场之军警与特务人员,何以又未闻有一人之被惩?此其一.
其次,龙云与汪氏过去向乏渊源,渝滇又近在密迩,他何敢事前与汪氏密谋\,而临事又公然庇护,结果中枢亦未闻以一辞相谴责.其间自有其疑莫能明之处.生者不肯言,死者不能说,千载悠悠,自将永成为历史上的一桩疑案.
汪氏于十二月十九日由昆明飞抵河内,初寓朱培德夫人宅,以人多不便,由曾仲鸣赁妥铁路饭店为暂时居停之所,而陈璧君又病其嚣杂.当地三桃山(一称丹岛)有避暑旅馆,此时天未酷热,阒焉无人,汪氏亦曾于此留宿数日.最后租定了高朗街二十七号,乃集中居住.他十九日发出艳电,分致重庆中央常务委员会及最高国防会议,呼吁和平.并于三十日交由驻港负宣传责任之林柏生、梅思平、陶希圣等在港报公开发表.汪氏之所以必要于离渝后始公开其主和之意见,第一、在重庆决无发表之机会.第二、舍高位以谋\国是,则以平民之身份,宜有言论之自由,所以示不为一人之利害,亦不欲启内部之纷争也.故汪氏于发表艳电以后,认为既已对和战意见,得一吐为快,离渝之目的已达,实不曾有采取任何进一步之行动以与现当局对立的计划.
重庆方面,最初似对汪氏亦并不欲采取严厉之手段,故既密令全国各报社不准发表攻击汪氏之言论,而且两度派谷正鼎衔命专赴河内,与汪氏有所商洽.当时汪氏所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如中枢无意采纳其主张,自不宜再回渝担任公职,他希望政府能给他以赴欧的外交官员护照,并资助他出国的旅费,以便其成行.谷正鼎第一次赴河内为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的二月,第二次携同汪氏等的出国护照与旅费再赴河内时,已是翌年的三月.他一直留至二月二十日即凶案发生的上一日,始返渝覆命.汪氏亦准备与陈璧君、曾仲鸣、以及其女公子等赴法休养.他还欣然拍着他长女公子文惺女士的肩头说:"我上次赴欧,是带着你三妹去的,这次,我将携你同去了."在理,汪氏实不必对自己的子女说什么假话,可见当时确有飘然远引的决意.
谷正鼎的两度赴越斡旋,送护照、资重金、不知是重庆的故意敷衍,以疏汪氏防范之心呢?还是态度的忽然中变?当汪氏正在摒挡一切,拟作远游之际,据事后从各方面调查所得,有人已在积极布置暗杀的阴谋\.曾仲鸣奉汪氏之命,在河内的都城旅馆负对外联络之责,事实上既早已为特务份子所监视.而汪氏所贷高朗街二十五号及二十七号相连的寓所,四周就常有些形迹可疑之人,不断徘徊窥探.他们还租赁了汪氏旁边的一所洋房,每天在楼窗中遥望汪宅中的动静.直至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的二月中旬,准备实施暗杀的人,已分自昆明、广西、香港各地来到河内,二月底至三月初,一个特工首领戴笠,且曾亲自到河内布置.而汪氏却万想不到中央党部的行刺事件会再度重演,仍照常与其长女公子同乘三轮车外出,有时在河畔散步,有时还上咖啡室中小憩.
凶案发生上一日的上午,汪氏还到了三桃山去,刚到那里,当地警察就赶来报告,说外面风声紧急,嘱汪氏左右劝阻汪氏以后勿随意外出.汪氏于返寓途中,经红河铁挢,下车休息,而警察仍追随保护.以后车过东方汇理银行时,忽有怪车一辆,从后疾驰而过,车中人显得神情有些诡异,而汪氏仍坦然不以为意.
高朗街二十七号,地居河内僻静之一角.屋凡三层,底层:前面左右两大间均为汽车房,相连的后半两间为仆役室,楼梯则处于全屋的中央部份.中层:向北两大间,与楼梯两侧各有小室两间,均为汪氏随从人员之卧室.向南的两间,前一间为客厅,后一间为饭厅.顶层:梯头左为两浴室,右为两厕所.向北两室,司为朱执信次女公子朱媺女士等的卧室,左为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之卧室.向南两室,右为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卧室,盖与其左汪氏夫妇之一室相毗连,而曾仲鸣之卧室,又刚与汪氏之卧室相对,相距且仅数尺之遥(附房屋各层位置图).
三月二十一日的深晚二时许,夜深人静,全宅的人都已入睡.忽有人从后园踰垣而进,循屋后的小门入室,当行经底层仆役室时,一个随从戴芸生与厨子何就,闻足声启户查看,凶徒见之,即发枪射击,戴芸生手臂中一弹,何就腿臂各中一弹,另一随从陈国星,闻枪声逃匿车房汽车下,暴徒又发一枪,地上水泥碎片伤其胸部,乃循梯拾级而登.中层梯头的一室,为汪氏内侄陈国琦所卧,亦闻声而出,凶徒迎头相遇,再发一枪,又弹中其腿部,迫令折入邻室,行凶者于是再登顶楼.朱女公子首先听到间歇之枪声数响,出室至楼头查察,通其邻室的曾仲鸣亦同时出现,闻楼梯有杂沓的脚步声,亟拉之一同退入曾之卧室,急阖其户,而凶徒已追踪而至.他们用利斧把木制的室门劈开一洞,将驳?枪伸入室内,凶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幸朱女公子入室后,正躲在门右的贴墙处,刚好是一个为枪弹射程所勿及的死角,得幸免于难.而曾仲鸣夫妇,则立于卧榻之前,直对着暴徒的枪口,他们一按枪纽,子弹如连珠发射,仲鸣腰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璧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两人同时倒卧于血泊之中.
此时何文杰夫妇也早被连续凄厉的枪声所惊醒了!起先在楼下的数响,睡梦中尚疑为炮竹声,但以后向曾氏房中发射的排枪,近在咫尺,又值夜深人静,才觉得巨变已生肘腋.他与文惺女士披衣而起,方步出室门,汪氏亦已闻声而出.低声间文杰:"什么事?"文杰含糊地说:"没有什么."就急急把汪氏推回室内.于是汪氏夫妇与文惺就于黑暗中坐在门旁靠壁的地上.迨汪氏闻到对室仲鸣夫妇所发出沉重的呻吟声,几次想冲门而出,都为文惺女士力持不放.如汪氏出室,当然也必遭毒手,又如凶徒们知道汪氏所居即在对房,则只须一回身,汪氏夫妇也势必为仲鸣夫妇之续.而仲鸣夫妇受伤的倒地声,凶徒们却以为已把汪氏一击而中,就仓皇下楼而去.
何文杰是最幸运\的一个,当他把汪氏推回卧室时,他还不知受伤的是曾仲鸣夫妇,所以,假如他从汪氏室内出来,对着仲鸣的房间走去,又刚好与得手后的凶徒们遇个正着.而他无意中竟先折而向右,经过自己的卧室,再走到梯头向下俯视,看到中层有人伸手正在扭熄电灯,他发觉情形不对,急急退回.仍沿原路回至汪氏室中.前后经过了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枪声停止,凶徒也料已远扬,文杰才敢去至仲鸣的卧室,推门而入,朱女公子正在门后颤栗,而仲鸣夫妇都已倒在地上,伸手一摸,湿漉漉滑腻腻的鲜血竟流满了一地.在床头灯发出微弱的光线中,他看到他自己的半个指头已被鲜血所染红了.朱女公子下半身的裙裤,也溅满了血渍,放在前面的竟是那样一片惨怖的景象!
没有人确实知道进入室内的凶徒究有多少?在行凶的时候,因为汪宅以内,全部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枝自卫的枪也没有,所以他们乃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为所欲为.在中下层各个寝室的门口、楼梯口、\'窗口,以至屋外的四周,且都有人驻守监视,直掩护至他们全部离去,汪氏的秘书汪屺,才在二楼窗口向街外狂呼:"救命!救命!"因为朱女公子谙法语,由何文杰陪着下楼用电话报警.事后知道,那时凶徒们还公然留在后园以侦察室内的动静,直听到朱女士在电话中呼援的声音,他们相信目的已达,始从容再踰垣而逸.
受伤的五人中,陈国琦伤在腿部,自已已把手帕裹好了伤处.随从戴芸生、陈国星、厨子何就都伤势不重,初步加以包扎以免流出过多的血液,就留宅疗养.救护车开到汪宅,只把伤势最重的曾仲鸣夫妇送往军部医院救治.高朗街的汪宅,到此时河内当局才派警来保护,而来的又是几名当地的土着警察,抵达以后,方由法籍警官临时教授他们怎样装子弹与怎样开放的技术.连武器也不会使用的武装人员,则所谓保护,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一八八、曾仲鸣在河内医院不治
曾仲鸣夫妇在医院检查的结果,仲鸣腹部中弹累累,真成了百孔千疮.医生为他剖腹施行手术,竟割去了尺馀长的一段肠子.又因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在南京时因日机不断轰炸关系,为防万一,全家都曾验血,何文杰与曾仲鸣血型相同,因此就由文杰输血.此时医生即表示伤势过重,已经绝望.至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臀部与腿部两弹,尚无大砖.胸部一枪,中弹处在右肺尖,可说间不容发,如再略向下移,就可能会当场毕命.又幸而她体气素健,以后经多时的治疗,不至与曾仲鸣成为同命鸳鸯,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河内的军医院,不但设备简陋,医生的医术也太欠高明,且缺乏疗治枪伤的经验.当医生为曾仲鸣输血时,由于器具的不良,文杰的血液,不能直接输入仲鸣的体内,竟滴滴流在地上,仲鸣看到那样情形,还皱着眉头对文杰说:"浪费了你那样多的宝贵血液,真是太可惜了!"曾夫人方君璧女子,经动过手术,送回病房,汪文惺女士忽然发现她背上还露出一个大创口,血水仍在不断外流,原来竟然是医生遗漏了不曾为她包裹.
当天的下午二时,汪氏听到曾仲鸣伤势绝望的报告,他坚决要亲往医院探视.但是河内对他,仍然危机四伏,凶徒们显得有着有力的背景,在街上还可以随时袭击.故当汽车由高朗街驶往医院时,何文杰江文惺夫妇与陈国琦三人坐在车厢中,而汪氏则潜身蜷伏在他们前面的足畔,上面并用衣服覆盖,希望人们不疑有汪氏在内.汪氏抵达医院时,离仲呜的死,也已不足两小时的时间.
汪氏探望的一幕,辛酸得引人泪下.仲鸣自己当然如道已回生无望,而神志偏偏又仍极清醒.汪氏面对着这个垂危之人,他从幼年起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是革命志士的遗族,也已视同是他自己的骨肉,是他最忠实的同志,更是他多年来的左右手.今天,为他牺牲了,眼看命在呼吸,而两人为了不愿伤对方的心,彼此还装着笑容在相互慰藉.事实上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汪氏噙着满眶的热泪,无限悲伤地望了几眼之后,终不得不离之而去.
仲鸣平时经不起一些伤痛,而受此致命的巨创,反而显得异常的镇静与坚强.他忽然想到汪氏的经济,向来由他经管,存入银行的现金,支票也向来由他签字,他如一旦身死,可以使汪氏立即陷于窘境,他坚决要求让他签好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人们也只好把他从病榻上扶了起来,他以颤抖的手,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终于在支票上签完了字.第一张签得却完全走了样,他咬了一下牙关,创痛使他不能忍受,额角上已沁满了汗珠,总算把第二张支票又以最后的力气签好了,他又颓然地倒了下去,不住地喘息.
汪氏离开医院后不久,仲鸣的病况逐渐恶化,医生断定已危在旦夕.本来仲鸣夫妇同处在一室,深恐在临命之前,给两人以太大之刺激,故医院方面决定将方君璧移至隔室.在曾夫人迁离的刹那,两人心里明知道已是诀别的一刻,为了都不愿引起对方的悲恸,还在用微笑与温语互相安慰.仲鸣至弭留的时候,他以微弱而断续的声音,说出最后几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延至下午四时,终于一瞑不视.因仲鸣之死,乃激成汪政权之出现!反过来也可以说,曾仲鸣之死,实为汪政权牺牲的第一人.
这一幕河内的刺汪事件,也可以说是离奇的、微妙的、令人难以索解的.为什么凶徒会直抵曾仲鸣夫妇的卧室?一般人认为那是由于这一间在全宅中布置得最为整齐之故.汪氏抵河内以后,其长女公子文惺女士方与何文杰在河内成婚,汪夫人特别为洞房购置了一套新家具,而何文杰夫妇却以之让给了仲鸣.汪氏夫妇的一间,却反而简陋得有如下人的卧室.暴徒们在对窗一直在侦察,自然误以为最整齐的一间,定是汪氏的卧室了.其次,仲鸣卧室的窗外是一片园地,隔园对面一所房屋,相信是早为暴徒们所租赁.因为这卧室内有一张圆桌,汪氏于日间就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在那里谈话,暴徒们用望远镜窥视,目击到一切,于是更可能相信这是汪氏所居.当汪氏等迁入后不久,有一天忽有一个自称是装修工人,要求往各室覆查,经何文杰拒绝后,仅许其进入他自己的卧室.事后想到这人一定也是暴徒们的同伙,在下手前来作最后实地的侦察.照这样说:行刺时的误入曾室,应该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中间就有着太多的疑点,所有当时进入屋内行刺的暴徒,手上带有手套,足上穿上软底橡胶鞋,腰间束上无数的子弹(一般相信这是通过重庆方面驻河内的领事馆而取得,当时的领事是一个姓许的人,台湾方面传出的消息,实际指挥行刺的则是郑介民率领了王鲁翘做的),从他们这种情形来看,显得这一项行动有预谋\、有计划、而且有有力的背景,如此从容准备,又何至那样不经调查清楚,就冒冒失失地行事之理.据事后被捕凶手的透露,他们本来准备要把室内的人全数击毙,因为误以同伴所放的枪声,是汪宅侍卫人员的回击,所以未及完成全部任务,就仓皇退走了.假如这是真实的话,那政治为什么竟残忍到那样的地步!而疑点也就在这里,暴徒们进入时在底层放了几枪,打伤三个随从.到中层时又放一枪,打中了陈国琦,到顶层一排枪打到了曾仲鸣夫妇,枪都是按步就班地为他们自已放的,又何至会出于误听?又何至于为此而惊逃?已经逃出了,为什么还在后园中逗留着窃听电话?他们真要赶尽杀绝的话,他们尽可从容下手.因此有人说:这事所以会以曾仲鸣为目标,就有三个可能:最宽厚的说法,随便杀一个人,意在向汪氏警告.第二个说法,是明知汪氏的性格,易于冲动,而又明知汪氏对曾仲鸣的感情,杀之,所以激起汪氏之愤怒,迫之从言论而采取行动.第三个说法就有点不经了,那是说,某方面片面地要把双簧表演得更逼真,使各方面相信汪蒋真是对立的;也或者说,起初是约定唱双簧的,而最后却变成了骗局.尽管现在计划者、行凶者尚多健在,又谁肯出而自批?这事,也只有成为千古的疑案了!
刺汪案发生后,河内当局立即缉凶,虽然主要份子于"行动"以后,立即远扬,终于有袁伯勋、孙亚东、杨卫河三人落网.河内法庭对侦查工作,迟至六个月之久,始告完毕.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二十五日提起公诉.凶手在庭上经法官的严诘之下,俯首无言,承认了一切.原告律师瑟恩当庭指出"凶手行凶的动机,并不在政治思想之不同,而实在系被金钱所收买.三凶手虽自认是做小生意的人,但从他们的行动和行凶的手段来看,足证他们的所谓生意,实在是特务的生意,他们被人所收买,得到枪械供给,假借爱国名义,实行刺杀毫无抵抗的人"云云.最后由高等检察官陈述意见,大致说:"一个领袖的政见,是非不在一时,谁敢说将来历史上将作如何的判定.你们真能了解汪氏的主张吗?你们更有何权力可以任意胡为?此种手段残酷之行为,应予判处死刑或永远监禁."而结果陪审员虽认定罪证属实,法官则竟以误杀罪判三凶手各入苦工监七年.如此巨案,就这样的轻轻了结了.
汪氏对曾仲呜之卒于因伤不起,以身代殉,无限悲愤,无限哀伤,曾亲为其撰行状云:
曾仲鸣先生行状汪兆铭
呜呼!余诚\不意今日乃执笔为仲呜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日一日,
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戚甚,余以语慰之
,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
而卒不死,乃今则君竟一瞑弗视也.国事至此,死者已矣,生者当以死继之
,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即幸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
君以中华民国纪元前十六年岁次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之闽县.
幼孤,母氏至贤.君于诸兄弟姊妹中,年最少.姊氏醒,适方氏,少孤,携
孤子贤俶与夫之女弟君瑛,及夫弟声涛声洞同留学于日本,先后加入中国同
盟会,从孙先生致力革命.庚戌之岁,尝与君瑛暨黎仲实、俞云纪、黄复生
、陈璧君及兆铭谋\刺清摄政王,事败,复生兆铭被执,复与君瑛等,叁加辛
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云纪声洞战死.元年,与君瑛璧君等得官费留学
于法国,各携其弟妹偕行,节三四人之所得,以资六七人之用.
君于此时,年十五.君瑛之妹君璧,则少于君二岁,自幼时,备闻姊氏
之教,如以身许国之义.既入蒙达尔智中学,锐意力学,孜孜矻矻,又自以
年幼,去国远,每学校休假,则移游息之晷,以补习国学,兼程并进,学识
日懋,而习于勤俭,志节坚定,他日为国服务,廉节之操,亦于此养成焉.
元年以来,国事靡定,兆铭仆仆奔走,留学之愿,有志未逮.君则沉潜
专一,中学毕业,更入大学,初治化学,兼治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
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名实斐然.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
长之职,于华法教育,多所尽力,且留心国内政闻,其政治主张,亦确定于
此时也.君与君璧幼同学,志趣相得,既成夫妇,伉俪尤笃.君璧致力绘事
,有声于中外.十四年相将归国,皆任教授于广州中山大学.迨七月一日国
民政府成立,君被任为秘书,是为君尽瘁国事之始.自是以后,数年之间,
中国之进步与纷乱,更迭起伏,君与兆铭,相从患难,识定而气闲,然备尝
险阻,习知情为,其恢弘之度,遂与日俱进.
二十年十二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君被举为候补中央执
行委员.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任行政院秘书长,旋调铁道部次长.其时东
北已丧,淞沪又被兵,举国岌岌,以救亡固存为务,而共产党则乘机益猖獗
于江西,谋\颠覆中华民国.中央于是决策,对内务根据三民主义,以完成中
华民国之建设.其尤要者,充实民力,发展国力,以裕民生,以固国防,凡
有障碍,悉扫除之.对外则务以和平正义,求得国际之同情与援助,且期待
日本之最后觉悟.凡此决策,盖深维本末之义,而确定救亡固存之方针与步
骤.大计既定,颁之全国,一致进行.军事委员长蒋中正,督师南昌,当剿
匪之任,其他行政诸机构,亦皆同心协力,谋\国是之实现.君在铁道部,佐
部长顾孟馀改进路政,虽库帑奇细,债务累积,而运\筹作策,不遗馀力.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