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追悼会终于引开了杀戒
汪氏等抵沪以后,尽管特务工作,已有相当的实力,而且军统中统重要人物,如林之江、王天木、胡均鹤、陈恭澍(即当时出版蓝衣社内幕之作者)、万里浪、谢叔锐等纷纷来投,事实上对于重庆方面特工人员并没有出手还击.到了二十八年的秋季,上海叁加汪方工作、或与汪方有默契的,已有季云卿(清帮通字辈人物,为李士群之老头子)等十二人遭暗杀了.七十六号的大礼堂中,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十二烈士追悼会",周佛海、晴气等纷纷致辞,会场充满了一片悲哀的气氛.大会匆匆散会,周佛海也已回到他的办公室,不料十二被害者的家属五六十人,跟看一涌而进,孤儿寡妇,麻衣如雪,全部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大呼"报仇"!"报仇"!佛海最初还百端劝喻,而家属代表在情感极度冲动之下,高声嚷着说:"我们帮你做事,被人杀了,你们不还手,是不是我们的丈夫、父亲该死?你是不是还希望别的人继续做工作?我们有力量,为什么不还手?"那时情形显得有一些混乱,我站在周的旁边,看他舌敝唇焦尽力劝慰之后,家属并未停止喧嚷,佛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的不发一语.僵持了一小时左右,周的情绪也有些激动了,在稍一迟疑之下,终于提起笔来,批准在七十六号拘留所中的一个沪西恶霸,立即提出枪毙.不料由于这一个追悼会,从此引开了杀戒!当时我目击这一幕,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但在那时情况之下,谁也无力制止,就这样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开始了自相残杀!而且被杀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如蒋伯诚、吴开先等,拘捕后不但营救释放,而且款为上宾.蒋还安闲地在沪照常指挥工作;吴则索性用专机送至边界,安然返渝.汪政权的微妙,在特务工作一点上,尤其显出了它的特色.
我不常到七十六号去,而且与特务工作毫无关系,仅偶尔从佛海口中听到一些消息,或者在他卧室的小写字桌上,有时看到若干七十六号呈报的公文.所以此后如中国银行的集体屠杀案、定时炸弹案等,虽曾轰动一时,现在记忆中已无法追述当时详细经过.下面所写的一鳞片爪,仅就我所知道的,写出当时的真相.
第一次使我最震动的,是二十八年耶诞夜的沪西赌场枪击巨案.我清楚记得,在那年耶诞之前,重庆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发表了第三次的通缉名单.像我渺不足道的人,居然也列名在梅思平丁默村罗君强等二十馀人之中.那时我看到了报上的消息,我说不出是惊愕还是奇异,我觉得有些茫然与慨然之感!在暗杀案件层出不穷的时代,被通缉的照例是格杀勿论,我真是一个叛国者吗?我居然被指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家伙吗?如我这样个毫无作为的人,也值得政府的通缉吗?而我,有生以来,心里第一次有了"人生朝露"的阴影!通缉令发表后的一两日,就是耶诞前夕,我忽发奇想地向国际饭店十四楼的摩天厅,预定了二十个座位,抱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宗旨.但我不知那是得意还是失意?但我想在未死之前,于佳节中尽一日之欢.认为较要好的朋友,以及来往较密的腻侣都约定了.我那时和罗君强住在一起,他看到我的忙乱,看到我像是兴奋又像是颠狂,而且电话中公然约人跳舞,他忍不住向我劝告了,他说:"不管你为了什么原因,又何必冒此生命危险?倘然为了久蛰思动,真是脚痒了,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兆丰公园对过惠尔康隔壁的兆丰总会,是赌窟,也附设有舞厅,地点在沪西,为我们警卫力量所及之处.而且,有许多我们的自己人决定到那里去玩,且已布置了二十名携枪的警卫,我坚决劝告你不去国际饭店,一定要散散心,不如到那里."我终于为他说动了,立即向国际饭店退了定位.就在那时,佛海夫人从隔壁过来了,听见我们在争论,她问明了什么事,她说:"与其出外去冒危险,不如坐在家里打麻雀."就这样,周太太、君强、以及我与忘记了是谁的一个朋友,一起到周家去打牌.牌局继续到凌晨四时,忽然电话铃声响了,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就是备有警卫的兆丰总会,当许多汪方的人员翩跹起舞之际,枪声响了,拨枪的就是自己带去的警卫,目标是相当重要的"和平军"十三师师长何天风,当场中弹毙命(天风死后,由副师长丁锡山继任,丁于胜利前反正投渝,后又投共,在戡乱初期,浦东作战中阵亡,为国军枭首,在青浦等县城门示众).警卫得手后,乘间逃逸,问题是起于十三师内部人员的争权,而又受到重庆方面人员的运动.这对汪政权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使内部人人自危.而我初由君强的劝阻,几乎躬逢其盛,卒以周太太的怂恿打牌,临时变卦,否则即使不死,也要饱受虚惊了.从这一次起,我怀了戒心,非不得已,决不外出.在这六年中我能幸保残生,不无得益于这一次的教训.
二三、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双方展开暗杀最猛烈的时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也就是汪政权在沪酝酿与转往南京建立的那两年.虽然那时周佛海与重庆还末真正取得密切联系,但不能不说在特务工作上,双方早已有了默契,表面上是做得勇猛杀搏,而暗地里却是声应气求.倒霉的是双方没有保护的低级人员,有人为了抗战,有人为了和平,说穿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衣食,他们为一方面工作,因为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抛头露面,出外奔走,这样很容易为特工人员造成立功机会.
如前所述,首先取攻势的是重庆方面,军统与中统做得都很热闹,除了所谓"十二烈士"之外,如"维新政府"外长陈籙被杀于寓所,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运奎被杀于他所经营的中央旅馆门口,法租界政治的更生(他是双方都称为烈士约奇怪人物),大舞台老板浑名阿富郎的,"三大亨"中之张啸林,都因与日方有了关系,渝方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手段.丁默村接盘了上海四马路石路口的文汇报,先后委刘呐鸥与穆时英任社长,报纸还末出版,而两人又被人途次伺伏,乘机遭枪杀了.其他还有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金融界二三人,都在街头被狙击殒命,全沪乃成为一片腥风血雨之场.
现在美国的所谓报复政策,倒是汪方特工发明在前,他们的还手办法,是一个抵一个,你杀我一个新闻界人物,我也还你一个新闻界人物.你杀我一个金融界的,我也还你一个金融界的.最惨酷一次,自然是江苏农民银行与中国银行的集体枪杀与集体绑架,血洗的结果,中国银行屈服了,七十六号派了李祖莱进去担任副理,为停止报复的交换条件.
同时,七十六号发表了一张通缉八十三人的离奇黑名单.大部份人是并不重要的新闻从业员.七十六号在申新各报中都潜伏着情报人员,成立了一个新闻小组,每周在七十六号开会汇报一次,租界内各报的动态,应该是清楚的.而这一张八十三人名单,非但连一个普通的外勤记者也列入于名单之内,甚至若干已经叁加汪方的人,仍然是通缉的对象.举一个例来说:新闻报的编辑陈达哉,早已在我所主持的南京"中报"担任秘书职务,看到了黑名单中赫然有他的名字在内,非但他感到惊愕,连我也为之啼笑皆非.双力新闻界的浩劫,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租界以后,才告停止.名单的所以会有此离奇现象,七十六号当局是情形隔膜,以耳代目,为七十六号工作的各报情报员,夹杂有私人恩怨在内,把平时不惬意的同事,不管人家的死活,随便开一个名字上去,既可以塞责,又可以泄愤.乱世性命贱于狗,于此益觉信然!
因为我是报坛旧人,对于同业也就特别关心,不幸新闻界的朋友们却死得特别多,我往往于见到报载后才爽然若失,自觉耳目较近,而竟至无能为力,看到同业们的先后殉职,不觉兴兔死狐悲之慨,内心也充满了歉咎之情.因此我时常与佛海力争,以为新闻界的大多数人士,除敬业乐业之外,并不含有任何政治作用;即使言论稍趋激烈,也是凭了他们的良知,以发表其心声.假如和运是为了救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抗战更是救国,对于手无寸铁的人,因逞一时意气,肆加杀戮,于心何忍?佛海也颇韪余说,深为我言所动,我也曾偷偷引若干地位较重要而与余关系较深的抗日记者与佛海见面,取得默契.佛海于接见之时,很直爽的说:"你们对日本人尽管骂,但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对政府,希望彼此精神上能获得谅解,不要出以过份的攻击."那时留在上海的报馆重要人员,几无一不曾由我陪同与周见面的,这里我不想列举他们一向自以为忠贞者的姓名了.但我所能为力的,也仅如此而已.
经过了大难,会相信"生死有数"的迷信说法.譬如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现在北平,被中共指为九三学社中之右派份子,曾于开会围攻中撞柱求死),我与他是时报旧同事,他在白尔部路民治新闻学院门前被击未中,后逃渝得免,而我事前确是一无所知.又如大美晚报记者程振章在辣斐德路的被杀,他是一个新进,决不应该是狙击的对象,甚至我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而竟然枉送一命.又如前申报记者张寄涯,那时在主持一家采取抗日立场的通信社,又大中通信社的吴中一(前民国日报记者,后病逝内地),事前七十六号呈报佛海,要对他们下手,我偶然在佛海书桌上看到了,暗中及时分别通知,才告无事.大美晚报总编辑张志韩(现在台湾报界任职),汪方特工已在布置窥伺其行踪,在情报上说他时常改穿了短衣,行走于棋盘街一带,我直接用电话警告其防卫,而他反以为我在危言耸听,而结果也终于无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以及严谔声太太遭拘捕后并没有人请托,都由我自动设法保释.
而其中有两位送死与讨死的人,当事发之时,曾经震动沪滨.一个送死的是想火中取栗的英文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据我所知道,他早与汪方接洽成熟,应允改变报纸立场,并且先后已收受过相当数额,而一再迁延,激起了七十六号的愤怒,张似旭也索性避不见面.结果趁他在南京路静安寺路口的凯司令西菜馆午餐的时候,在一阵乱枪下轰击毙命.另一位是中文大美晚报的朱惺公,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可以说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说他是狂士,喝喝酒,抽抽大烟,酒后兴会淋漓,则写几篇愤世嫉俗的文章,以邀得读者们的喝采,他的目的也不过如此.特别对汪政府不断的谩骂,因为他知道上海大多数的市民是抗日的,而大美晚报的立场更是抗日的.起初,七十六号也目他为狂士,并不要置之于死地,曾经有人警告过他不必为过甚,而他在报上的公开答覆:"老子一定要骂,有本领就来打我."他的态度,真是在讨死,迫得七十六号不能不杀之以立威,于是趁他行过每日必经之天后宫挢(土+免)时,派几个打手,掩袭其后,就轻轻的断送了他一条生命.他狂得可惊可爱,但是太不智了,太岁头上动了土,又不知如何隐藏行踪,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又何必定要如此毫无代价的白白送了一命?
二四、特工战中申报首当其冲
申报记者金华亭非但是我的老同业、老朋友,而且从民国十三年起,我们同时分任上海两家大报的政治新闻的采访任务,我们都是上海报坛上的第一批专任外勤的记者,又同时北伐时期的随军记者.虽然我们之间,性格上并不融洽,而形述一向相当密切.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佛海的朋友.当民国二十七年国军退往汉口后,佛海正代理宣传部长职务(部长为顾孟馀,始终未莅任视事),那时华亭去了汉口,他去看佛海,佛海知道他还是要回到上海的,立即派他担任宣传部驻沪特派员.他回沪以后,还与我见面,带来了佛海的口信,希望我赴汉帮忙,去当宣传部的新闻处长,我正因律师职务忙迫,接手的案件无法摆脱,兼以交通困难,及至想摒挡启程,汉口又沦陷了,卒至因循未果.不料二十八年秋,佛海随汪氏来沪了,华亭的特派员职务,与那时佛海所担任的角色,由隶属关系一变而处于敌对的地位.佛海深恐他处境困难,由章正范等的接线,约华亭见面,同样佛海坦率地告诉了他一些和运内幕,希望照常做他的特派员,但不要妨碍他个人部份的工作,并月馈五百元为津贴.当时谈话的经过很和谐,以后也逐月由正范将津贴送去,只要华亭能够稍善于应付,以他与佛海的私谊,决不至召杀身之祸.尤其该报主持笔政的潘,也与佛海为老友,佛海曾经拉拢过他出任教育部长,彼此见过面,虽以条件不合,未成事实,但对于上海销行最广的申报、新闻报,在佛海心里,则确无敌视摧残之意.
华亭为人非但吝啬成性,且好放言高论,一向人缘不佳,所有汪方所接情报,都对华亭不利.在二十九年,一次我去南京,往佛海公馆,佛海一见面就说:"都是你一向为申新两报说情,现在反而使我为难了.汪先生认为过去处置太宽,才弄成现在的状态."我听了正在莫名其妙,佛海把汪氏的手谕拿出来给我看,那是一纸便条,我还清楚记得写着如下的寥寥几个字:"佛海兄:申报言论荒谬,请兄严厉制裁.兆铭."我呆呆的看了一遍,问他:"你预备怎样呢?"他说:"昨天申报潘所撰的社论,骂得我们太过份了,汪先生既有命令,我无法再为回护,已去电七十六号立刻行动."我懂得行动的含义,绑架、暗杀,也可能有更甚于此的事.我说:"我是望平街出身的人,我不能不替一班老朋友说话,我仅凭良心,并无作用.是不是能让我再以私人资格去劝劝他们,在此期间,请你暂缓行动."佛海说:"电报已经发出,一切已无从挽救,那只能看他们的命运了."我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为老友们无限担心.同到了我所主持的"中报"以后,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南京只有两家报纸,一是"维新政府"的,由老报人秦墨哂所主办的"南京新报",一是我主持的"中报",本来在沦陷区报纸上,外电只准用德国的"海通社",与日本的"同盟社",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台,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把反轴心的"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即现在的法新社前身)一古脑儿通过无线电台拍至南京照登,虽然用的是密电码,但简单得可怜,如以一字代三字,以四字代五字之类.我之所谓决定,即由自己电台上秘密通知申报加意戒备,电报由上海办事处转送给赵君豪(现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与严服周(和平后任申报副总编辑,现在沪).这一个电报居然发生了效力,七十六号原意要送一个定时炸弹进去大干一下的,因为防范严密,未能得逞.仅由万里浪在三马路外国?山申报外面,投了一个手榴弹,轻伤了两名路人,作为交账.
但是事情还不能就此轻易了结,七十六号既不能深入申报内部,于是等在外面,把七八个排字工人拘捕了,又把副经理王尧钦(本在港,前数年曾佐史咏赓办小画报,近已病逝)、经理陆以铭(现任香港平和洋行买办)的五六个孩子与一位古稀高龄的姨母一并捉来,关在七十六号.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与唐世昌一再求我从中设法,我费了几多唇舌,总算把王尧钦与工友们保释了.独陆以铭的家属,始终拒绝释放,我当面向李士群说:"罪不及妻孥,又何苦把无辜的老太太与无知的孩子们糟塌."士群的答覆很妙,他说:"如果真是罪不及妻孥,为什么重庆要把周老太太软禁起来?"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的坏样?"士群答得更干脆:"我不管这一套."我受人之托的营救,至此已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不料陆以铭再托唐世昌来逼我,问我是否因为与他不相识而袖手旁观.其实,我与王尧钦及申报的其他工友,又何尝相识?我受不了世昌的催问,又鼓勇再以同样的理由向佛海说情,而佛海的答覆,还是如士群所说;我忍不住道:"重庆把你老太太软禁了,你作何感想?为什么连你也不能有推己及人的恕道?"他想了一想说:"你说得也对,那就由你出面去保吧!"说着写了一张手令,由我亲往七十六号保出后一直送回他们的家去.不料,这事竟引起了七十六号的反感,傅也文、潘达、万里浪等,同去见佛海,说他们以性命博来的工作(因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他们只能用绑票手段,尚不敢明目张胆),全由我得钱买放了.他们向佛海表示从此停止行动.佛海找我去问,也有朋友为我证明可无愧衾影,佛海相信我不至如此无耻,其实托我的人也不过是利用我的傻气而已.一场风波,总算不了而了.但是最后的目标,却不幸转注到了华亭身上.
二五、金华亭被杀是自取其咎
金华亭的宣传部特派员为周佛海所委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很以此名义为荣,平时开口闭口:"我是中央特派员",对报馆行政,也常以特派员身份盛气干涉,因此招致了许多同事的不满.但他与佛海的见面,以及收受津贴的事,是很少人知道,而华亭的心里则怀着唯恐人知的鬼胎,于是平时调子越唱越高,言论也越趋越激烈,他的真意,无非要表示特派员的忠贞之气,以袪除人家对他或有的怀疑.但他的一言一动,都经过潜伏在申报的情报员,加油加酱,报告了七十六号,每天所接到的,尽是他的反汪论调,汪方特工,乃决意下手翦除.
因为我与佛海贴邻而住,时常有事接触,有时他外出没有回来,我就坐在他卧室中的小写字桌上等候.他的公事,乱堆在桌上,我于无聊中随手翻阅,往往发现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民国二十九年的春天,我去时他方在批阅文件,一眼我看到了最上面的一件,附着华亭的照片,我知道这决不会是好事,我指着问他华亭有什么事,他把公事交给我看,原来是七十六号请求对华亭执行(暗杀)的签呈.上面胪举了华亭的"罪状",详细叙述他出入的时间,以及寄往重庆信件的化名.他那时住在华龙路,把他居住的位置画了一张详图,并黏着他一张照片.佛海已经在签呈批了"准予执行"四字.我一方面惊骇于特工调查的详尽,同时为这二十年的老友无限焦急.我向佛海说:"你与他也是老友了,他的环境有困难,情报也许出之夸张,一时以情感冲动而杀人,事过境迁,你会后悔的,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佛海当时还很愤激,他说:"我对华亭要说的话当面说尽了,人情也做尽了,我要他做特派员,他就以这个来反对我,他受了我的钱,又做妨碍我的工作,他无情,能怪我无义?"我继续为他争,我说:"以你与他十载交谊,又何忍不教而诛?如我不知这一件事,本来与我无关,但既然知道了,良心上我不能不为老友说话.让我以私谊向他再进一次劝告,无论如何,请你暂时不要动手."佛海经不起我的再三央求,从我手中将公事取回,把原批的"准予执行"的"准予"两字立刻改为"暂缓".我为华亭松了一口气.
回到我的住所,我急急打了一个电话给唐世昌(前申报夜班经理,为杜月笙门生,战前专为杜联络新闻界者).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关华亭的一切,我又加上了明哲保身一类的话.最后我说:请转告华亭,这是我对他所能尽的最大与最后一次的力量了.数天之后,世昌给了出乎我意外的答覆,我谅解华亭或许有他的立场与他的隐衷.当世昌把我的话转告他时,他起初有一些惊呆,想了一想后说:"他自己(指我)做了汉奸,居然还公然来恐吓我!我不受恐吓!"我听了虽然很难过,但不敢火上加油,把华亭的话去转告佛海.但汪方的对付华亭的事,也就此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一年以后,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了,佛海认为他对申新两报已尽可能地加以维护,加以宽容.因此在分行开幕的时候,两报也应当破例为中储刊一张开幕广告.佛海特别找了我去,他说:你一直为申新两报说话,储备银行沪行开幕,请你去交涉刊登广告(那时日军尚未进入租界,各报一直拒登汪方广告),地位的大小可以不计.我分别以电话向商报负责人接洽,得到的答覆是商量后再给我回信.翌日马荫良用电话通知我,代表重庆在上海作地下活动的吴开先,已严令两报不得登载,请求我的谅解.一日之间,经过电话上的数度磋商,到傍晚我再去电话时,已无人接听,接线生推说负责人不在.这样,第二天开幕的中储分行,除了汪系报纸以外,其他终于只字未登.佛海为此感到愤怒,尤其对我以往一再为各报说情,表示不满.几天之后,他给我看一张情报,说申新两报决然拒登的主因,是由于金华亭的力持反对,他扬言谁主张接受的,他将呈报重庆当局严厉制裁.
几个月的时间又平安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这一件事.那已经是二十九年的残冬,我正去了南京,这一天我准备搭下午四时车返沪.中午时候,我去西流湾佛海的公馆,向他辞行.他正在花园中背着手俯着头,在阳光下散步,一等我说出下午要返沪的话,他急急地说:"回上海去,你千万要当心!"我以为有什么不利于我的情报.因为那时丁默村接盘的文汇报,以刘呐鸥与穆时英于筹备时的相继被杀,再无人敢在上海四马路的热闹地区去冒险,出版陷于停顿.默村顺水推舟,就送给了佛海,因为我经办的"中报"销路已奠定基础,所以他又要我去开办"平报".我衔命去沪,不到一月,报纸就出版了,但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渡日.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说:"不,金华亭今日黎明时给打死了."我一愕,问他在那里出事的,他说:"在上海爱多亚路舞厅门口."接着他叹了一声,又继续说:"他究竟是我的老友,我因此又觉得很难过.现在的暗杀政策,是一个对一个,你是新闻界最显着的目标,而且又具有最适宜的身份,我真为你耽忧,所以你要特别留神."接着他又问我坐的是什么汽车,我告诉他是普通的"别克"车,他说:"那赶紧去买一辆保险车吧(装有避弹玻璃与钢板的)!需要钱,可以问我拿."我闻到了华亭的噩耗,倒真有如他所说的难过,我惋惜地说:"华亭太糊涂了,这个时候,还去跳舞?"佛海答得声音特别轻,他说:"那是我们派人引他出来的."我在他那里吃了午饭后,下午照常回到了上海.
到"平报"去时,已经在午夜,华亭的事,还盘旋在我的脑际.我取了一份小报看,记得是卢一方写的华亭出事经过.原来上一天华美晚报的主人朱作同邀华亭到他家里吃年夜饭,饭后怂恿他去大华跳舞,到午夜之后,失作同说有事先走.华亭兴致勃然,一直跳到四点打烊前才挟了舞女阿二头下楼.刚到门口,就被预伏的人,出枪连发两枪击毙.华亭原也带有自卫手枪,仓卒中竟来不及拨枪还击.当我看完了这一段消息,脑海中我立刻浮起了一项怀疑.因为朱作同与七十六号早有往来,李士群给过他不少钱,要他投靠过来,作同一再推延.我去南京之前,已知道士群正在迫他表明态度,作同可能利令智昏,出卖了朋友,而且这可能性很大.第二天我特地去了七十六号,一见士群,我立刻说:"华亭的事,你做得不错,朱作同那里你化了多少钱?"他问我"谁对你说的?"我说是"周先生",他摇着手要我千万不可告诉别人.这样我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我认为朱作同太卑鄙可恶了!为了钱,竟然出卖朋友.我又打电话给唐世昌要他暗中通知与朱作同来往的朋友,加意防范,不要糊里糊涂再为华亭之续.这事传到了中统耳中,一个月以后,朱作同也被人击毙了,终算为金华亭报了仇.我所能无愧于老友者也止此而已!
二六、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和平以后,中统方面的人告诉我,华亭死后,他们本来的确以我为报复的目标,后来因由我口中证实了是由朱作同地出卖,才改变而对他下手.无意中因此一言,却救了我自己的性命.
但是汪政权六年之中,杀机四伏,我也先后逢到过五次危险,而卒能安全无恙,未伤毫发.这是奇迹,也是侥幸!
汪政权是廿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南京军警林立,是认为最安全的所在,我代佛海办的"中报",是在城南的朱雀路,虽然是自已盖的房子,但是毫无防暴设备.也就在汪政权建立后的第七日,突然从门口飞来一弹,总算手下留情,炸力不大,微损了营业部的墙壁,轻伤了一名车夫,这大约仅是示威示儆性质.事发时,我刚到颐和路罗君强家,离开报社不久,到达那里的时候,就接到了报社来的电话,我与君强一同匆忙赶回去,已经军警云集,形势紧张,因为这是南京的第一件事,也是汪政府六年中南京唯一的事,我竟然既未受惊,更未遇险.第二天报上还写了一篇"迎弹辞",吊儿郎当的写了"无情一弹,受惊若宠"一类的风凉话,而结果这一件案子也始终未会破获.
我主办的上海"平报",地处四马路石路口的繁盛地区(即和平后由吴绍澍接收而改为正言报),是一间普通市房,那里行人络绎,车辆辐凑,本是不容易戒备的所在,又有刘呐鸥、穆时英被杀在前,当我单身去接办的时候,朋友们都很为我的安全耽虑,我自己也怀有戒心,所以我一到那里,立把把面向马路的窗口,装上了铁丝网,墙里加砌了钢板,每一个门口,也添加铁栅,而且雇用三十六名武装保镳,作为警卫.馆内职工的出入,都需经过检查.当平报开办的第一年中,我以社长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几乎整整一年,寝于斯,食于斯,工作于斯,非有必要,决不轻出一步.要到别的地方去,也决不预约,且有保防车,与随行武装警卫人员.暗杀最厉害的时候,身上还穿了钢丝背心.也幸而有这样的戒备,虽然民国二十九年一年中,两次在门口被人投掷炸弹,仅伤了几个路人,略受虚惊,而全报人员未受丝毫损失.
那年的小除夕,我妻子因为我不能回家,带了所有的儿女,到报馆来吃年饭团聚一次.饭后,我催着她回去,她还有些不高兴,我说:此是险地,我是没有办法,你何必要使一家同归于尽?她才勉强的带了孩子们离开了.她们走后还不到十分钟,楼下机器房忽然起火,机器房就在楼梯边,木梯是全报唯一的通道,火一起,顿时浓烟密布,杂有令人晕眩呕吐的药味.我们都在三楼,已经无法冲下去夺门而出了,我与同人已准备一起化为灰烬.幸而机器房的工友们努力扑救,未成大患.事后查出就是三十六名保镳中的一人,带进了装满化学品的玻璃瓶,里面杂有磷质等,塞在报纸堆中,一去瓶塞与空气接触后,立刻因氧化作用而爆炸发火.那时危机四伏,防不胜防,而且报馆同事中有两人有为重庆作特务嫌疑,我曾坦白地与他们讲过一些我的立场,一位采访记者原洗凡自动离职了,而另一位编辑芮信容则坚决否认,后来七十六号破获了一处特工机关,查出了他亲笔所写的情报,把我逐日的动态,详细报告,于是七十六号把他羁押检查,最后还是由我去保他出来.
最危险的一次是二十九年的中秋,因为我终年住在报馆,晚上搞编辑工作,一直到天色微明第一张报纸印出,经过我亲自过目后方才就寝,写字桌旁边的一只长沙发就是我的床铺.每日十时左右就得起身,继续处理营业部的业务,非必要时决不外出一步.但什么都可以在里面做,天热,里面没有卫生设备,要沐浴,就不能不到外面去,而家又回不得.恰巧一位来自泰州的旧日同学,迁沪避乱,孑然一身,在法租界巨籁达路赁了一宅幽静的小洋房,从家乡带来了一名男仆,他与政治绝无关系,而且因染有烟霞癖,终朝偃卧,与外界也无接触.他来看我的时候,知道了我的困难,邀我随时到他那里去,为沐浴之需.当时他交给了我门上的钥匙.我也认为地点与环境较为理想,以后每隔几天,等午夜宵禁以后,路绝行人之际,乘车到他那里,车停得远远的,连司机也不知我到那一家去.我一下车,车就开走,自以为十分安全可靠.
二十九年的中秋前,他约我中秋晚上到他那里去联床共话,同渡良宵.我嘴上虽然说到时再说,而心里则的确已决定了去休息一晚.中秋的前一天,我去看罗君强,方才坐定,苏州的长途电话来了.周佛海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与张仲寰,正分任江苏民政教育两厅的厅长,那时的"省长"是高冠吾,而"省府"所在地的拙政园,颇擅亭台花木之胜,为苏州名胜之一."省府"预定盛开筵席,赏月飞觞.洪田要我与君强同去盘桓,尽一日之欢.君强说有事不能离沪,我也说他不去我也不去,电话收线了.我正将离去,不料接着又来了仲寰的电话,他说一切为我们准备好了,不去太使他们扫兴.君强劝我不如我一个人去一次,我反正无可无不可,电话中就这样决定了.当天回到报社,料理了一些未了之事,第二天搭早车到了苏州.因此我对巨籁达路朋友家的约,自然再无法分身.苏州那晚的场面是够热闹的,名园赏月,裙屐翩跹,大家兴致很好.正在闹酒的时候,忽然上海有长途电话来找我,一接听是君强,他说:有一些要紧事,希望我明天早车回沪,车站上派人接我,直接先到他家里,千万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我感到有些惊奇,但电话中不便详问,我就说:"好吧,我一定明天早车回来."
第二天,我如约回沪,一下车,他派了副官率领了二三十名警卫把我围住了登车直驶愚园路,我觉得气氛有些不寻常,问问君强的副官,他也莫名其妙.抵君强家时,他已等候着我.一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常到巨籁达路一家姓王的家里去?我想不出他怎么会知道的,随身他取出一张草图,那正是我那个朋友的住所,四周的形势,房屋的方位,连我去睡的一间客房,都画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昨天士群四处找你找不到,问到我那里,才知道你去了苏州.他告诉我:他潜伏在重庆特务机构中的反间谍人员,前天突然奉到了命令,当晚要去巨籁达路打一个人.他与其他三人持枪出发,要等这人一下车,立刻袭击.守候了半夜,却始终没有发现.他当时不知目标是谁,第二天(中秋)又奉令继续再去,他拿到了地图与照片,才知道是你(指我),因为时间充份,所以到七十六号去报告,要通知你那夜万不能去.因此士群急得四处找你."我听了这一夕话,一时目定口呆,到今天我还敢说我这个旧同学决不会出卖我,他的男仆连我的姓名也不知道,其他也别无可疑之处.重庆方面的特工,何以竟会知道得那样详尽?幸而我去了苏州,才侥幸逃过了这一关.如不是朋友的一再电话相邀,此日恐怕我的尸骨早寒了.
二七、日军阀徘徊于和战之间
从汪氏由河内抵沪,一度赴日与平沼内阁及前首相近卫,及当时的军部首脑板垣陆相晤谈之下,使他知道日本军部和兴亚院的真正意旨,在使汪氏建立一个与"满洲"相似的傀儡政权,假手以代行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汪氏无可讳言在政治上有欲望,在私人间有恩怨,但到底还不是甘心于把国家断送的人.汪氏由日返沪以后,表面上盘马弯弓,为筹建政权而积极活动,然内心则已感到极度痛苦.那时国际形势还未改善,在抗战艰苦阶段中:国际通道连仅有的滇缅公路也被英国封锁,他清楚明了国军的实力,认为战既不可,和又不能,实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中间又加上高陶的叛离,内部人事的磨擦,所以他那时肝火也就特别旺盛,时常对左右大声斥骂,尤其对褚民谊更不稍假辞色.而他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以挽救国家于万一,此时显得更真诚殷切了.
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陈公博对政权的建立,自始都不感兴趣,他之从汪,基于两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以东方道义精神为基础.除干部会议中,有时发言外,一切实际责任,均落于周佛海一人之身.我目击佛海自民国二十八年夏以迄二十九年春"还都"前的一段时期中的辛劳忧伤,且不时抱病,内心也与汪氏同样痛苦.唯一可给周以安慰的,仅是汪氏对他的推心置腹,而周之对汪,也确有感恩知己之意.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放在面前,而且极错综复杂之至.首先是日本的态度,提出所谓"三原则"的近卫文磨,在汪氏由越赴沪以后,早已辞去了首相的职位,继任的平沼、米内等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态度上很淡漠.日本军部与外务当局的意见,也不一致.日本军阀们虽然仍然以"膺惩暴支"为口号,议会政党等也附和强硬政策,但又不能不承认侵略战争,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而占领的地区愈广,防守愈困难,兵力愈感不敷;也不能不承认这一场战争,成为泥足之势.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混乱的,但希望和平,则是一致的.日本军阀一面从事战争,并且成立了职权庞大的兴亚院,以后民间的政党也合并成为"大政翼赞会",推波助澜,为虎添翼,充分表现出侵略的狰狞面目.但是一方面外相松冈洋右且亲自到香港与重庆进行秘密和平谈判.侵华大本营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了今井武夫在香港与自称宋子良的谈得兴高采烈.与后来国共战争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前后有异曲同工之处.
汪氏的心理更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亲自赴日接触的结果,已认识了日本内部的混乱,也体味出日本军人并无悔祸之心.而同时他仍在认为抗战的继续,军事实力上难操胜算,徒然给共党造成坐大的机会.他在二十八年七月九日,作了一次"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中,曾经沉痛地暴露出他的心境.他说:
"(上略)十二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候对于中日
关系,是照着上述方针进行的(按指孙先生所主张之大亚洲主义而言).十四年间
,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上述方针,不敢少变.十七年间
,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
,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子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
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
个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于这种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责任.不过我在当时是
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院长,其后又兼外交部部长.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但是我必须反对一种论调.这
种论调,就是当时所谓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
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这是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我当初以为蒋介石先生与我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蒋辞国民政府主席
职后一篇告诫国人的文字,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然而四年
之间,我已渐渐的觉得不对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于大病之后,又受了
伤,身体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内,我远适异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方才
赶了回来,则情形更加大变了.我当时只能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因为共产党
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
牌收起,将抗日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了中日战争,这种
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我当时的言论方针,注意此点.自从芦沟挢事变发生以后,
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
也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后最后,方才于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
,二十九日发表和平建议."(下略)
这一篇广播辞,上面仅摘录其中的一小段,虽然汪氏旨在为他自己的主和辩解,但字里行间,泄露出他内心对于未来局面的看法.第一、他对抗战结果的看法是悲观的,他认定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不能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虽然谁也无法逆料日本军阀以后竟然敢与英美为敌而掀起太平洋战争,自掘其坟墓;又谁也不会预知美国有惊人的原子弹发明,迫使日本军阀投降.但他对战局的看法,以后事实告诉我们,最后毕竟是错误了.最后的幸胜,这是天佑中国!第二、汪氏的离渝东下,发动和平,还是继续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他希望重庆以军车抵抗,而由他来出面交涉,外间盛传的所谓蒋汪双簧,两人之间,事实上虽无默契,而一切表演,即真像循这一条途径而前进.周佛海时常很得意的说:中国于抗战中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抗战如其失败,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其失败,有蒋先生的抗战政府在.譬之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不管开出来的为大为小,总有一方面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国.第三、汪的主张和平,对于共产党的谋略倒是看得准极了.他是与共党打过数度交道的人,也因此他能洞察共产党的居心与手段,抗战的不论为胜为败,替共产党造机会也是必然的.而他终于不幸而言中,抗战真是给共党造成了机会.今天痛定思痛,也不能不认汪氏对共党确有其见解.所以汪政权揭橥的三大政纲为"和平、反共、建国."他认为非和平即不能反共,非反共即无以建国.汪氏一行于二十八年夏季抵达上海以后,历九个月的时间,一延再延,而不立即建立政权,虽然原因很多,所迟以有待、所努力不懈的最大的任务,还是期待着全面和平的实现.
二八、青岛会谈后三政权合流
汪政权迟迟不克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如何处置沦陷区的两个既成的政权.
当汪等去沪之时,变相的地方维持会,北方有"临时政府",南方有"维新政府",早就建立.在汪氏等心目中,本打算新政权一旦实现,此等政权中人,自应悉予摒弃,而一般叁加"和运"的人士,尤不甘于同流合污.但是南北两政权各有其有力的背景,有著名特务土肥原及华北日本军部等为之撑腰,非但无排除之望,而且强迫着汪政权与之合流.中间经汪周等的奔走交涉,终无法达成这一个起码愿望.沦陷区政权合并问题之解决,且为汪政权能否树立之先声.而汪等抵沪后居住的愚园路一带,且还在"维新政府"的势力范围以内.当汪氏召开的所谓"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为应付当前环境,汪氏终于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不得不对临时维新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为应付之谋.声明系由周佛海与梅思平主稿,最后经汪氏改定,文字上虽写得冠冕堂皇,而辞气之间,颇多微辞,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当时周梅等主稿之际,颇有踌躇难以下笔之苦,特将原文照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