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举办京浦轮渡,延长陇海铁道,复完成粤汉铁道,此为前清末造以来,举
国所跂望而迄未能竣事者,至是始得由广州直达武汉,与平汉铁路相衔接,
于国防民生,贡献甚巨.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复被举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旋辞铁道部次长职.于翌年二月,偕兆铭出
国,及十二月闻西安事变,遂归.
二十六年二月,就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八月,中央政治委员会
以抗战军兴,特设国防最高会议,以君为秘书主任.其时中央决策,悉全国
之力,从事抗战,而于和平斡旋,仍并行不悖.当七月七日芦沟挢事变既发
,中央仍宣言愿采取一切国际调停和解诸手段,以息战争.当八月十三日以
后,战事蔓延淞沪,而九国公约国开会议于比京,提议调停,中央仍予接受
.及十二月初,南京垂陷,德国大使奉其国政府之命,传达日本和平条件,
中央承诺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二十七年九月,国联开会,中央复训令代表
,要求适用盟约第十七条,亦为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凡此事实,皆中外所
昭见,而隐微曲折,君以叁与机要,知之尤深且切.
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则战,可和则和,此为谋\
国之常规.况中国自抗战以来,全国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将士死伤百馀万
,人民肝脑涂地,其数不止倍蓰.如和平条件无害于国家生存独立,则结束
战事,以图补救,尤忠于谋\国者所宜出.惟共产党人心目中无祖国,其始欲
藉淞沪战事,牵制国军,俾得以盘踞江西.及频年被剿,由东南窜西北,穷
蹙垂尽,则又藉西安事变,托名抗战,转移视听.抗战既起,乘举国存亡呼
吸之际,益扩张其政治组织及军队,以终遂其颠覆中华民国之谋\.知和议若
成,必不利于所图,乃悉力破坏之,辗转勾引,所以挑拨离间煽动中伤者无
不至.兆铭既痛国是之被扰动,又怵于国家大计为宵人所挟持,将不免于覆
亡,数数言于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
切言之,卒不纳,遂于十八日去重庆,十九日至河内,君偕行,二十九日以
建议书公布于世.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数人,持械突入寓所,发
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是日申时卒.夫人君璧以奋身救君,亦中三弹
,馀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
衣社所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云云.
君生平文学着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以处机要之地,
益以慎密为称,然亦正由其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
所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
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悠之毁誉,及其一身之死生祸福,固所不计也
.呜呼!是可谓仁且勇矣!
君自受伤至逝世,神志清明,语亲友曰:"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
,无不放心者"!夫人君璧,身受三伤,日睹君之临命,茹痛言曰:"在此
时代,抗战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当以一己之死,换取国家民族之
生存.君卒时,三子均幼.方曾两家,自前清末造,叁加革命,至于今日,
或身死国事,或尽瘁未已.兆铭往还既密,以公义兼私交,于君之死,为国
家痛,为两家痛.仓猝记述,未足以尽君之生平,仅举其志事之大者,告之
同志,俾知所继述云尔.(二十八年四月六日)
一八九、汪氏亲撰"举一个例"全文
河内谋刺汪精卫一幕,无论如何这是一件政治性的暗杀事件,应该毫无疑义.事后汪系的香港"南华日报",当时曾把这案的蛛丝马迹,还提出了六点线索:"┅┅据我们所知道的:一、重庆方面为着要刺死汪先生,特别开一条由昆明到河内的航空线.一方面便利运\来行凶的人与凶器;一方面便利行事之后,人和物都从飞机上运\走.二、他们利用外交官为掩护,拿出红色派司,凶器就可以自由运\入河内.三、凶手中有一部份由香港蓝衣社机关派出,这个机关是西南运\输公司的一科.四、当日河内警察所获枪械,并非法国出品,安南境内一向没有这种枪械.五、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凶徒们以高价向一外国人转租在汪宅对而的洋房一所,为便利行凶之用.六、凶案发生之后,河内法文日报大字登载,指为系由蓝衣社所为.┅┅"上面的这些指证,"南华日报"以立场关系,还可说未必全有其事,但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所说也不至会全无根据.
刺汪案发生之日,因为汪氏已准备赴欧,所有他左右较为重要的人士,都已先后来港.迨凶案的消息传到香港后,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何炳贤等都聚集在九龙太子道的周佛海住宅,集议此事.这一批人,除了在文字上的抗议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当时他们认为不论为主战或者主和,都是为了国家的存亡,应该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汪氏提供意见,是希望由政府谈和,而不是由汪氏自已去主和,即使政府不以为然,对一个陈述国是主张的人,中央既已有了严厉的处分,何至更出此卑劣的手段?在座最表愤慨者却为陶希圣,他自告奋勇地愿意动笔起草抗议,当人们还在纷纷议论之际,他就坐在沙发椅上,俯身矮几,振笔疾书,为"南华日报"写就了一篇社论,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我手里尚存有此当年的全文,但因为写时陶希圣正为一时之意气所激荡,字里行间,显得颇为率直.文中一面为汪氏作辩护,而汪氏的庐墓早毁,尸骨成灰,盖棺几成定论,是非谁能管得?因此我不想再提了;而另一面则对当局不无诋毁,而陶氏今日亦且变为台湾党国之柱石,我更不欲再提至有妨他的前程了.兹仅节录其中的一节,可概见当时陶氏是怎样对汪氏的忠勇悲愤:
"夫中华民国为生存独立,不得不战,战争归于挫折,则战争终于
和议.故为政者在此时期,不可不支持战争,亦不可不准备和议.从
表面言之,战与和固不相容;而里面言之,不得不战而战,战,乃所
以为国家;不能再战而和,和,乃有裨于民族.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
,主和无罪!纵令认定汪先生与现政府为国民党之两派,两派之政见
不同,可决民意;两派之方略不同,可决于枢府,何必诉之于暴力?
以摧毁此无机心无防备之在野领袖?汪生先出国以后,只发表其素日
一贯之主张.且发表艳电以后,更无相继而起之言行.┅┅"
从这一节中,还可以证明汪氏的出国,初意亦仅以发表主张为止,并没有艳电以后"相继而起之言行".事实上则经此巨变,使汪氏于愤怒与哀悼中已在筹维他今后的行止了.高朗街二十七号的住宅,河内警务当局作贼\出关门之计,把后园原来高人及胸的短垣与竹篱都砌高了,室内的窗户,均加装了铁栅.汪氏以危机四伏,只好整日蛰居室内,不再能往河畔小步,也不再能去茶室遣愁,绕室旁徨,寝食均废,终于在凶案发生后的六日,即三月二十七日,一面遣送他的爱婿何文杰赴港,为了曾仲鸣的惨死,向其胞姊曾醒慰唁,并改变原意,作出了赴沪自任折冲与敌周旋的决定.所以要何文杰由港随同曾三姑赴沪,先为住所作安全上的布置.汪氏除了艳电上已说者外,更进一步亲自为文重申他的主张,与阐述他的意见,他写了一篇"举一个例".当他在高朗街住宅起草此文时,还俯瞰到路上的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在徘徊,还不断仰起头向楼中窥察,他为万一之备,招了他的女公子文惺亲把写字台移往墙边,始得安心写作.这一篇四千馀字的"举一个例",虽然冗长了一些,文中虽也仅是他个人主观的意见,但可以反映出他那时的心境与抗战前后的环境.以后汪政府的成立,也无不基此一念而兴.为了保存这一份有关汪政权最重要的文献,故将全文重为刊出.原稿中发现有若干笔误之处,以汪氏的学养,更显出他草拟时心境的烦乱.汪氏原稿,本由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保存,兹承由美寄阅,附此志谢.并将其中一页,制版刊于卷首,藉存真迹.
举一个例
曾仲呜先生弭留的时候,有郑重而简单的两句话:"国事有汪先生,
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
,因为主张相同,所以此次不免于死.曾先生之死,为国而死,为对于国
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
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
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
何况这主张的实现,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
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
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
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
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据得
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祥熙),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宠惠)
,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
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
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中
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
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
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
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
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
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
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
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
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
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
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
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讲
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的竭订的时候,任人提
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
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
.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
时又去,在座老已有顾墨三(祝同),白健生(崇禧),唐孟潇(生智)
,徐次辰(永昌).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之任务,本人报告后
,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
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
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
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
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
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
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
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
长所说,与在汉日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的相同.但加一句,谓现在不答应
,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
相信,日本对条件、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
因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
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
,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
,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
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教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
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
员长谓:"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事如此紧急中,无法
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
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顾居中调停,而日本亦愿意者,可由
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
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下去".在归途
中,陶大使表示,为以此次之谈话,有希望.返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
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
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此外还有证据没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质尚未过去,为国家利害计
,有严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调停之事,则已成过去,故不妨举出来作
一个例.于此,便会发生以下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
,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
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
、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
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
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
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覆.但对于和战大计,却不能不再为国
民一言.
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
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
和时,则对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
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
,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
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
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
争是何等事?却以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生存独立,而抗战不
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
之事,主和不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有人说:"如果主和,共产党立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
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共产党的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
,比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
有人说道:"国际并不盼望我们和".我以为和与战是国家民族生存
所系,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立于主动的地位,运\用外交以求国际形势有
利于我,决不应该俛仰随人.何况现时除第三国际外,并没有其他国家反
对我们和.
如上所述,已经明了.还有郑重声明的,甲午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
和,庚子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这是说起来就难过的,我不愿这一次
的讲和是如此.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屈辱的讲和,直到大战,然后吐气
.大战之后,德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今日而后吐气,这是说起来就得意
的,我也不愿意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因为这样的循环报复,无有已时,
决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
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
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
于尽.这种看法,两国人都有怀疑的;然而也都有确信的,尤其二十这月
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
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
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毁誉而徘徊瞻顾,不敢毅然有所取舍
吗?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国之第一做牺牲者
曾仲鸣先生,已将自己的血,照耀着我们这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而前
进!
未了,这还有几句话:当二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
护照,俾我出国.我托他转致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
,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
,只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
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
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
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
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所可惜者,曾仲鸣先生比我年青,即?
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
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
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总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
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憾.(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汪为曾仲鸣之死激动了
在抗战期间,汪精卫之所以离渝赴越,发表艳电,主张和平,不能说全没有一些私人意气在内,而对大局的着法,他是怀着三种心理:国际形势与战事形势不利而外,更认为中共将藉抗战而坐大.他之毅然出走,在消极方面,欲以个人身份发表和战主张,不使人怀疑出于政府之授意:而在积极方面,以政府亦正在暗中努力促成国际调停,希望以在野之身,得从旁协助.他留在河内时期,已经取到了出国的护照与旅费,而最后的突然变卦,卒于赴沪筹组政权.是当年曾经与汪氏接触过的人,谁都会肯定其最直接的主因,是由于河内高朗街的一击所促成.他既痛心曾仲呜之以身代殉,且茫茫天涯,今后无时无地,也无不有被杀之危.
本来,以一个堂堂政府而出之以暗杀的手段,总是号称法治国家的一个污点.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旧创未痊,而异国客寓中的枪声又起,所以他于惊魂初定,即愤慨地说:"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之不足,还要夺其生命!"由于这一时的冲动,于是决心而自建政权.他在河内亲自起草的那篇"举一个例"的文字中立即宣布了这一项决意.里面有两句最明显的话:"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国第一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和平建国",汪政权的基本政策,乃首次出现于汪氏的笔下.
因曾仲鸣之死而使汪氏无限痛心、无限悲愤,终于不惜自建政权.有人怀疑这仅是汪氏"附敌"的一种藉口,甚至有人加以穿凿附会,坊间且有"汪精卫恋爱史"的出版.是一个人而有男女间的爱恋,正是人类的常情.中外古今所谓大人物之流,远之如项羽之有虞姬,拿破仑之有约瑟芬夫人,近代则不管是混世魔王的希特勒,或者称为"革命导师"的史大林,在我国如中山先生之有宋庆龄,蒋介石之有宋美龄,毛泽东之有蓝苹,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风流行径,也许正是志士情怀.故汪氏而如有恋爱史,正不必为讳,更不必为辩.然而汪氏一生,若说有恋爱史的话,则与陈璧君自同志,而恋人,而夫妇,白首相偕,此情不渝.若摭拾汪氏"双照楼诗稿"中之一二语,遽推断为别有隐情,则汪氏对胡汉民诗且有"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之句,别有用心者,岂非更可任意作曲解耶?
我以这一段过去的革命历史事实,作为我所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补遗之一,不仅在正社会视听之误,亦以见汪氏对生死同志方曾两家间历年深厚之交谊,与汪氏何以对曾仲鸣之死,如此其激动之故.至此篇资料,系得自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之由美来鸿,正是历数家珍,自应不同于一般的道听涂说之谈.
在清末革命时期中,汪氏与朱执信为亲戚而兼同志而外,与曾醒(就是以后人们称她为曾三姑的),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这几个人意气相投,相约共同献身革命.人称方七姑的方君瑛,也就是有人所写"汪精卫恋爱史"中被指为女主角的,于光绪十年(一九八四)生于福州,当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伯父出仕浙江,于是举家迁往.方家不但开风气之先,而且颇有家国之思,以仕宦之家,独不使子弟从科举中求"进取",竟先后遣赴日本留学.君瑛的堂姊君笄及她的两个胞弟声涛(行六)、声洞(行七)此时都已先后东渡.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君瑛二十一岁,也得到了家长的允准,赴日留学.那时在日本的中国女留学生,可说绝无仅有,方君瑛是第一个进入日本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人.她在离国前本已由父母之命与王简堂订了婚,而这丈人峰对此未来的东床快婿,既寄以厚望,也许他也发觉到膝前弱息,并不怎样满意于这项婚约,所以一并遣之赴日,原意或可使两人有较多接触的机会,以增进双方的感情.一九○六年方声涛回到福州娶亲,以后又带了妻子偕同赴日.方声涛是在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的,那时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都痛心于清廷腐败,绝大部份都抱有以身许国的宏愿,方君瑛、声涛姊弟,尤其慷慨有大志,先后都已叁加了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
曾仲鸣的胞姊曾醒,一般误以为是方声洞的夫人,其实他是方声濂(行四)的妻子.她生于一八八二年,十八岁时嫁给声濂,生了一个儿子,讵新婚方及三年,声濂在上海读书时,遽尔患病身故.曾醒在福州守节抚孤,渡着悲苦凄凉的日子.但她与方君瑛虽份属姑嫂,而情同姊妹.君瑛头脑开通,她以为夫亡女人总不应当那样地白白牺牲了一辈子.出来做一些事,既有利于国家,也可藉此稍杀其身世之痛,因此君瑛向堂上进言,让这位年青寡嫂,也同赴日本留学,君瑛并愿将自己的官费,分一半给曾醒,不使家庭加重负担.终于在一九○七年曾醒也带了儿子贤俶赴日,不久她也毅然叁加了当时唯一革命团体的同盟会.
以后成为黄花岗烈士的方声洞,在方家这一翼骨肉中是幼弟,而他又是学医的,君瑛以为她们都已将生命奉献于革命大业,既抱必死之志,照从前的礼法,对堂上不能无晨昏定省之人,对祖先更不能无一脉相延续,幼弟可不必冒万脸以同归于尽,俟其将来学成归国,鲤庭侍奉,代尽子职.所以诸兄姊都劝他不要叁加同盟会.而他于一九○八年夏回国与王氏夫人结褵后(方夫人迄今犹留在大陆,这烈遗孀,最近消息不明),再至日本,竟瞒着家人,也偷偷地毅然加入了.
汪精卫与陈璧君两人的一段结合经过,除已详前述而外,兹据曾夫人方君璧女士函中透露,有些为外间所未知者.原来陈璧君从星洲追随汪氏赴日,其时在前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中山先生以其年青有志,毁家纾难,对之另眼相看,故特嘱方君瑛与曾醒予以照顾.君瑛其时加入同盟会已久,并且担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暗杀部部长".她为人正直热诚\,而又刚毅沉着,因此中山先生以及胡汉民、朱执信诸氏,靡不深加器重.陈璧君因初抵日本,年龄又比君瑛小七岁,对君瑛极为敬佩.曾醒则赋性忠厚,平时沉默寡言,璧君对之也异常亲爱.
最初君瑛、曾醒姑嫂与璧君住在一起,以后为彼此商量党事便利之故,另赁了一栋较大的房屋,汪精卫、黎仲实也迁住到那里.当汪氏决心潜赴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以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时,这五人实同预其谋\,运\送的炸药,也是五人合力为之.当时系将行刺用的炸药实于一件棉背心中,且由曾醒亲加缝制,而由黎仲实穿之以赴北京.据黎仲实事后告人,那件背心异常沉重,炸药压着心口,一路上感到十分难受.
当汪氏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启程之时,本抱着有去无回之志,讵陈璧君坚决要求同去,以为共死之计.汪氏本已由家中为他与刘氏女订定了婚的,后因汪氏叁加革命,在专制时代,谋\叛为大逆不道,可以株连全家,他的长兄兆镛(字伯序,又号憬吾,光绪己丑举人,曾官湖南知县),深恐贻累家人,故宣布将汪氏出族,并向刘宅通知退婚,而刘女士却坚持反对,不予同意(汪氏与陈璧君婚后,刘女士矢志不嫁,现仍在香港一尼庵中茹素礼佛).婚约虽退,而汪氏对此却认为良心上应当负责,始终备感不安.事实上陈璧君蚤岁也与梁宇皋氏(梁氏于马来亚独立后出任司法行政部长,方于一九六三年春老病逝世)有婚约,与汪氏邂逅后,得梁氏同意而告解除,故自两人自相识而成为同志,虽情爱日笃,各以礼自持,始终未敢存白头之愿.直至此时相偕同赴燕京,只要行刺事件一旦实行,势将同归于尽.汪氏认为对此深情厚爱而又同生共死之人,不能不于临死之前有所表示,而陈璧君亦望早定名份,胥可以告慰老母,因此于宣统二年庚戌二月既望,即预定行刺载沣之前两日,毅然定情,先为名义上的结婚(以前我所写陈璧君以终身相托,是在汪氏入狱之后,自出传闻之误).而汪氏行刺之谋\,事前先被发觉,汪氏与黄复生先后被逮,而陈璧君则以不住于用为掩护的"肖真"照相馆,得邀幸免.翌年九月初六日汪氏被赦出狱,有情人乃得终成眷属.他们的正式宣布结婚,则已在民国元年的三月底,许多革命志士都赴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汪陈也于此时大宴宾朋,而由胡汉民担任主婚人.那天的婚筵自是十分热闹,而婚礼则十分简单,且未举行什么仪式.
关于国民革命史上最壮烈的广州起义一幕,七十二烈士同日成仁,据方君璧女士所知道的经过是这样的:宣统二年,方家都住在汉口,暗中推动革命,陈璧君在营救汪氏时,也曾去过那里,并且在方家还住过一个时期.到第二年的辛亥三月,他们陆续都去了香港,密谋\在广州举义.直到此时,君瑛才知道方声洞烈士也叁加了同盟会,且已担任过像运\送军火等一类的危险工作.君瑛还是劝他归侍老父,以尽人子的责任,而方声洞烈士却慷慨地说:"你们都踊跃愿为国赴死,我又何忍独生?鞑虏未除,更何以家为!"君瑛见其志不可移,也就不再坚阻.广州义举,本定在四月初一日,几乎所有留日的青年,尤其是同盟会的会员,全数叁加.那时方声洞烈士的胞兄声涛也已学成归国,潜伏在满清军队中准备随时响应,他那时正率队驻在广西.
在广州起义的志士们,是先到香港,再分批赴粤的,由黄兴任领队.曾醒、方君瑛、陈璧君、李佩书等几个女同志,因要等待掩护胡汉民等若干重要同志,决定到最后一天再进广州.一时有那么多神情举止与当地土着完全不同的外国留学青年齐集广州,他们大部份又是外省籍的人士,而又早已剪去了垂于脑后的长辫,尽管有人装了假辫,仍然很容易被人觉察,风声多少也有些泄漏了.满清的官吏觉得情势急迫,关起了城门,已在大举搜捕"乱党",而各路响应的军队,因为约定的日期未到,尚未抵达.领导的黄克强有些焦虑了,与大家一商量,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冒险一试,于是就在三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提前起义,围攻总督衙门,结果卒写成革命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也成为革命史上最壮烈的一幕.
方声洞烈士当时非但没有接受乃姊君瑛的劝告,而且还急急的先行赶赴广州,在临行之前,他与方君瑛、曾醒三人在香港还一同照了张照相,各人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家人,作为最后的绝笔.他终于为了国家民族而成仁了!等到君瑛与曾醒到预定的日期赶去,广州的城门已经关闭,无法进入.虽邀幸免,但是眼睁睁的看着骨肉牺牲,有迟一步,以至未能同殉,使她们觉得遗憾终身.方声洞烈士殉国后,遗有一妻两子,等他的夫人在日本闻耗同抵汉口,那年六月间又生了一个遗腹女公子.从此君瑛对守寡的弟媳与三个孤儿,负起了绝大的责任,也埋下了她以后自杀的根源.
一九一、汪与方曾两家渊源深厚
汪精卫、陈璧君、黎仲实、方君瑛与曾醒这五个誓同生死的革命同志,终于因汪、陈、黎三人于宣统元年离日赴燕都谋刺摄政王载沣而如劳燕之分飞.当启程之前,彼此认为此生将无重见之望,相对郑重叮咛,形同诀别.不意汪氏等之误刺未成,被逮入狱,而清廷又以笼络人心,于宣统三年九月竟邀赦释.出狱之后,旋即赶赴上海,方君瑛、曾醒亦偕同方君璧由汉口赴沪相晤,此五人于死别之后,又复生聚,非但出诸意料之外,且有形同隔世之思,其欢慰自应不同于寻常,他们还共同摄了一张照相,留一难得之纪念.
那时方君璧犹在童年,也还是初次见到汪黎两氏,在她幼稚的心灵中,所留下的印象是:黎氏短小精悍,谦逊而随和,什么人都对他有亲切之感.汪氏则温文儒雅,寓和霭于严谨,平时衣冠整洁,一言一动,拘守礼节,即有时讲笑话,也决无逾份之处,但他自有一股慑人的威严,在他面前,谁也无形中觉得会有一些拘束.方君璧叫黎仲实为二哥,称汪精卫为四哥.但汪黎二人,对方君瑛与曾醒却都极敬重,遇有较重要的事,也一定提出来共同就商.他们在上海盘桓了一两个月:除上述诸人外,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也来了住在一起.这时期汪氏等还是十分忙碌,每天去谈话,去开会的人来来往往,户限为穿.民国元年的初春,汪氏等转赴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与陈璧君宣布结婚.方君瑛带了她的妹妹君璧,曾醒也带了她的幼弟仲鸣一起从福州赶往广州,作了一次欢聚.
由家长作主与方君瑛订婚的那位王简堂,有婚约前两人固未尝觌面,即在他东渡以后,彼此的相见,也仅于偶然机会中的不期而遇.过去未婚夫妇,不论思想怎样开通,男方自会有着一份矜持,而女方也总有着一份腼腆,为了避嫌,虽同处一地,而两人形迹,仍然十分疏远.王简堂读书倒是不错,但满脑子都是"学而优则仕"那一套的陈腐思想.他对革命无认识,因此对方家的热心奔走,自更深致其不满,他曾经在方声涛声洞昆仲前予以指责,声涛等不免就把王简堂的话转告君瑛.她认为未来夫婿,如此迂腐顽固,一旦结为夫妇,思想上既有着太大的距离,则婚后生活,预料也决难美满.那时在她的内心中早有了解约的决意,且存了以丫角终身之心.不过因为其时她既即将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而且又担任着革命的秘密任务,不愿因私事的张扬,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尚隐忍末发.民国成立以后,她桑梓所在的福建省政府邀君瑛去出任教育厅长.她以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欲为同志作表率,因此力辞不就,只允担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并请曾醒为监学(当时的监学,相等于现在的教务主任).王简堂最初听到未婚妻的获任高官,自不期刮目相看,而对她的敝屣尊荣,却又深致惋惜,在对她有了新的认识与新的估价下,更急急提出了结婚的请求,而君瑛非但予以拒绝,且屡禀高堂,要求解约,她的尊翁也觉得匹妇的不可夺志,卒俯顺其意,乃正式提请退婚,但王简堂却有他一份旧时读书人可喜而又可憎的执拗,他坚不承认退婚,且以后亦且终身未娶.
汪氏与曾仲鸣的一段渊源,也由方家而来.仲鸣是曾醒的幼弟,当曾醒与方声濂结婚的时候,方君璧还不过一岁多的年纪.仲鸣大她两岁,也尚未满四岁,虽然那时就曾经见过,但彼此都在童年,过后早就淡忘.民国元年,仲鸣随曾醒等赴广州公祭七十二烈士,他已经十五之年,与方君璧两小重逢,而与汪氏却还是初次见面.陈璧君有一个妹妹叫纬君,比仲鸣小一岁,而比君璧大一岁,君瑛、璧君等都很欢喜她,见面时方君瑛、陈璧君、曾醒等拉着他们的手说:"我们三个人相处多年,一向有着亲姊妹那样的情份,希望你们三人也同我们一样能永久相亲相爱."这很平淡的一席话,却留给了她们以很深的印象.君瑛、曾醒等重回福州之后,不久汪氏夫妇又同去探望,就一起住在曾家,前后十馀天中,谈往事、游鼓山,备见欢洽.而陈璧君对方君璧却特别喜爱,君璧原来的名字叫君玉,而君瑛嫌"玉"字显得有些俗气.君字是曾家的排行,另一个字又必须从玉旁,请汪氏代为更易一字.汪氏当时笑着说:"七妹(他叫陈璧君做七妹,叫曾醒做三姊,而叫君瑛为七姊.君瑛本比汪氏小一岁,但汪氏为了表示敬意,就叫她做七姊)名璧君,那么巧两家都是用"君"字排行的,陈家的"君"字排在下面,而你们方家的君字排在上面,她既那么喜爱十一妹(君璧行十一),不如改叫君璧,不知七姊的意下如何?"当时方君瑛就欣然地同意了,方君玉从此也改名为方君璧了.此虽小事,可见汪方两家渊源之深,与情谊之笃.
在福州的时侯,他们认为鞑虏既除,民国肇建,革命之目的已达,仔肩克卸,遂有离国赴法留学的动意.汪氏夫妇离开福州后,就到了马来亚庇能的岳家,以后与方君瑛等书函往还,泰半为了商量赴法之议.民国元年六月底,终于商定了赴法之行.君瑛、曾醒辞去了学校的职务,开始补习法文.到八月,一切摒挡就绪,先往庇能与汪氏夫妇会齐,他们一起住在汪氏岳家的一处海滨别墅中,前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始买棹启程赴法.
这次同行一共是八位,汪氏夫妇而外,曾醒带了幼弟仲鸣,公子贤俶,君瑛带了君璧,璧君则带了她的幼弟陈昌祖.船抵法国的马赛,李石曾、张静江、褚民谊等往迎,在巴黎稍作观光之后,由于李石曾夫妇的建议,决定一起住到李氏卜居的一个小地方蒙达尔城.那里离巴黎不到三小时的火车行程,李石曾为他们另觅了一所房屋,同住在一起.那里有男女中学各一所,仲鸣、昌祖、贤俶在男中学寄宿,君璧在女中学寄宿,君瑛等四个人则在家请教师补习法文,不久也都去了学校上课.每星期的周末回家,由汪氏亲自教授国文,每次也总讲解几首诗词.他们几人的国学根柢,都得力于此时.汪氏左右学汪氏字迹约有曾仲鸣、林柏生、陈春圃等多人,而以仲鸣写得最为神似.当仲呜在河内被击殒命后,林柏生在沪曾为出一纪念专册,册中还影印了那时不少的国文课卷,汪氏每一篇都为批改详明,足见当年的督教,确曾用过一番苦心.仲鸣学的是化学,而以后多年中,喜与文士交游,生平着作,亦以中法两国的文学为多,这自然全出于汪氏诱导启迪之功了.故以汪氏与仲鸣的关系而论,渊源肇自革命同志,往来居处,几同家人骨肉,而芸窗课读,更有着师生之谊.
一九一三年的四月,汪氏的长公子孟晋在那里出生了,因为一切全出于君瑛的看护,汪氏乃为命名文婴,"婴"字的取义,就是为了与君瑛的"瑛"字同音.孟晋出生未及匝月,汪氏奉中山先生之召回国,不久,陈璧君、曾醒、李石曾夫人也相继东归,所有在法的孩子们,都由君瑛独力照管.到翌年的夏季,汪氏等又再到法国,连汪氏的岳母也同来了.而是年八月,战云突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都废学避地到了法国西北部阆乡城的乡下.汪氏又继续为她们讲授中文与中国历史,连君瑛也跟着向汪氏学习诗词,君瑛的诗稿已散佚,只记得她有首念父之作的一句云:"苍天如海月如舟."却大有汪氏笔下的神韵.
在阆乡两越月,为了孩子们的学业不容久辍,又南走至法国的一个大城都鲁司,很多学生都避难在那里,蔡元培全家也在.而汪夫人陈璧君此时又正身怀六甲,为了避难之故,仓皇奔逃,惊动胎气,孩子未及七个月就早产了,生下来时只重二磅,医生都以为生存的机会很少,而卒赖方君瑛、曾醒两人的负责照顾,竟得免于夭折,这就是汪氏的长女公子文惺,汪氏命名为惺之故,也与长公子同一意义,"惺""醒"同音,用以志曾醒辛劳抚育之德也.一九一五年约三四月左右,袁世凯有了篡国的帝制之谋,叛迹日露,汪氏等都兼程回国,那时文婴还不过两岁,而文惺也只三个多月,一切家务料理,却不得不落在仲鸣与君璧两个大孩子的身上,蔡元培夫人仍不时前去照顾,而蔡氏则又为两人教授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