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五六月间,汪氏想召集一次全体干部会议,对此广徵意见.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犹留在香港的陈公博.汪氏去电要他赴沪叁加,而公博覆电坚决谢绝.汪氏二次去电,情辞愈加恳挚,电中并说如他真正不愿赴沪,亦望派遣一代表出席,而公博所认为可以代表他的何炳贤,又坚拒成行.最后公博以为当此重要关头,而他又是与汪氏多年相共,不忍不作最后阻止其组府的努力,卒坚请何炳贤赴沪.那次的干部会议,所有重要人士,全部叁加,人数达五六十人之多.汪氏在会议中简单陈述了为挽救危亡,不得已而挺身和平运\动的苦衷后,要求大家对应否组府发表意见.周佛海发言力主组织政权,他的理由是:一、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不避嫌怨,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二、如能与日本交涉,取得有利条件,可使渝方疑虑尽释,更易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三、没有政权,则安全无保障.而公博的代表何炳贤,以公博一贯主张的"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侃侃力争,以为在对外战争时,国内既不应有分裂的现象,有光荣革命历史之汪氏,发表国是主张已足,更不应进一步从事于可为别人所误解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中,只有他们两人针锋相对地反覆辩论,而馀人都噤若寒蝉.最奇怪的是当初奔走最久的高宗武,在汽怂恿最力的陶希圣,以后且以反对汪氏组府为理由而联同叛汪而去,而在那次的干部会议中,却如置身事外,不发一言,会议也终于无结果而散.
但最后周佛海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汪氏也由虹口而迁住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沪宅,着手与日本交涉,而且作出组织政权的种种准备与活动了.
一九六、司徒雷登任宁渝间挢梁
汪精卫为什么最后终于决定另建政权?在他左右唯一采取反对态度的陈公博既远在香港,连在上海召集的干部会议时曾引起激烈辩论的何炳贤也已离沪回港.而周佛海、梅思平以至高宗武、陶希圣等,却每天在他旁边提出种种应该组府的理由,汪氏几于在众谋\佥同的环境下而卒为所动.汪氏甘冒天下之不韪,而挺身谋\和,蒋汪之间是否真会有着默契,如当时所盛传的合唱"双簧"?迄今还是一个无法解答之谜,使人怀疑的是:主张组府最力的周佛海,是离渝前蒋氏最亲密的近臣,而在渝怂恿组府,等决定以后忽叛汪而去又立即成为蒋氏最亲密近臣的陶希圣,为什么这两人都不是汪氏的嫡系呢?汪陈周等都已"人之云亡"了,仅有一点可供玩味的资料,是陈公博在京狱中所手写"八年来的回忆"那一篇自白书的第二节"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中,有过这样一段的描写:"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我正在成都,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叁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已讲述.┅┅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彷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彷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公博对什么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而对此最重要的两大关键,却连来了两个"彷佛",这"彷佛"得真太令人值得玩味了!蒋先生的不知道是彷佛吗?是不是一个羁押中的囚徒,下笔时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呢?
除了这无法证明的一点而外,汪氏认为"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因此而主张和平,又以"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所以到了河内,才发布"艳电",但抵沪以后,又进而作组织政权的准备,他对陈公博所说的理由:"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仅此寥寥数语,又是否真是那样的简单呢?
在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当佛海邀我叁加时,组织政权的事,早成定局,以后我曾经与他闲谈到这个问题,他曾说出过一大篇的理由,一半是他自己的主张,而一半则是汪氏的意见.综括他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为:一、这次的战争,我国不但是应战,而且是被迫而抗战,经过了二年的时间,日军长驱直入,已深达我国的腹地,国力的未可与敌军长期相抗,情势与庚子的八国联军之役极为相似.当年两江的刘坤一、两广的张之洞,就曾不惜违忤清廷,毅然倡东南自保运\动,为国家保元气,为将来留地步,似分裂,也似抗命,而权宜之谋\,后世且认为不失为明智之计,这次的所以另组政府,也具有与庚子同样的意义.二、民国二十一年汪先生由海外回京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却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现在的组府,还是继续这一个主张,而变更了表面上的方式,即是由蒋先生抵抗,而由汪先生交涉.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给蒋先生的留书中所说的"兄为其易;弟为其难."尽管行动上是分道扬镳,为国家计,则无疑是殊途同归.但只是呼吁和平,那是民间的一种运\动,有什么立场可与日本交涉?公博向汪先生所建议的:"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正好处于一个中间媒介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如能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汪先生非但完全赞同公博阻止组府不成后的意见,即在他的广播与演辞中,更曾一再表示,如蒋先生采纳和平,出而主持,愿即飘然远引.所以我们呼吁的是"全面和平",而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面交涉".自信个人并无权位之私意.试问在这疮痍满目的沦陷区,在日军占领的枪刺之下的环境,亦尚复有何权位之可言?三、日本既已一再声明"不以蒋政权为交涉的对象",事成僵局,重庆有谋\和之心,却断了谋\和之道,除由汪先生出而担当这艰巨的任务之外,讵再有他途之可循?
这应该不会是佛海的饰辞,到一九四○年的二月中旬,离汪政权的出现,已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汪政权的所有主要人物,却仍然并没有放弃由蒋先生主和的原意.我在本书第一册第十六节中,曾经提到过美国司徒雷登到沪斡旋和平的一事,只是写得过于简略了,当现在我又补写形形式式的和谈与偷偷摸摸的和谈时,又勾起了我对此事的回忆.查周佛海那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云:"司徒雷登晤王克敏,谓将赴渝,望王出任汪蒋及重庆东京间之调人.多田(作者按:多田骏时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提议托司徒赴渝,转达两点:一、如蒋有诚\意,根本变更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共产份子,而与汪先生合作,汪先生或可接受.二、蒋对于收拾时局若有意见,最好与汪迳谈;否则王(克敏)可从中传达,并盼渝派密使来谈.询我方是否同意,余答可照办.并谈商其他问题.旋报告汪先生,亦同意."又其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中央政府(作者按:指汪政权而言)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只为和平,当牺牲个人一切."又同月二十五日日记云:"谒汪先生,商谈司徒雷登赴渝事."又司徒雷登的私人笔记中,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日本的主和派曾多次派人和我与傅泾波商量怎样跟蒋介石讲和.我把这消息告诉蒋,蒋也以他的条件非正式授权给我."
司徒雷登战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战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沦陷时期,为保护校产,仍留在北平.他与蒋氏一家都极接近,每年不辞跋涉,总远道赴重庆一次,目的即在调停中日的战事.而王克敏则据一般传说,与宋子文有密切联系.故司徒雷登有蒋汪之间的商谈,可由他从中传达之语.他由平赴渝,须先经上海,那年汪氏等正在积极筹组政权,于是他主动地希望与周佛海一见,以便抵渝后得与蒋氏有所接洽.
司徒雷登于二月初由平抵沪,即急急托人请周佛海秘密会见.最初佛海对此邀约,迟不敢应,因为过去与他既绝无交谊,显然想谈的又必然是与日本间的和平以及与重庆间的沟通问题有关.可是政权的创建,已如箭在弦,此时与司徒雷登会面,而谈的势必是由南京居间而由重庆主持的谈和,与创建政权表面上就有了抵触;且此时汪先生的意向如何,也很值得考虑,佛海因此迟疑而不敢有所决定.
据当时我听到较为详细的情形:佛海首先把这事和岑德广商量,岑略一考虑后就说:"司徒雷登以第三国人的超然地位,对重庆当局更相信有其相当的影响力,他既然自愿挺身而出,这机会倒不容错过.我们既为国家的利害而谋\和,那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不必有其他的顾虑."周说:"另一个问题是他来看我与我去看他都有不便,这样消息就容易泄漏出去,深恐画虎不成反类犬."岑说:"这事更容易解决了,你与中间人约定了一个日期与时间,到时派我的坐车去接他在我家中秘密一谈,自可完全不露痕迹."周欣然说:"那就这样决定罢."岑忽然又想了一下,向周道:"我看应该邀公博一同叁加,这样对司徒雷登来说,表示我们祈求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将来报告汪先生时,有公博在场,也较易获得汪先生的谅解."周说:"本来我们并没有为私人作任何打算,如此自然更好了."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他们与司徒雷登的见面,前后一共两次,即一九四○年的二月十二日和二月二十四日的晚间.按照约定的办法,由岑派车去接,司徒雷登就偕傅泾波同往,与陈公博、周佛海、岑德广一共五个人,在上海愚园路歧山村岑宅的客室中开诚\谈商.经过一番寒暄之后,司徒雷登的谈锋,立即转入本题,他说:"我侨寓在中国数十年,与中国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中国的不幸于此时与日本发生了战争,在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若能于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则生聚教训,以蒋委员长的励精图治,相信数年之后,仍可再起而周旋.所以对汪先生的倡导和平,我极表赞同;惟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所传实属,在对外战争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且表现了分裂状态,似非中国之福.我此次赴渝,自将谒见蒋委员长,极愿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告于蒋先生,以谋\共济之道.所以特地约各位一谈,以便听取汪先生方面的意见."公博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中国内部的分歧,尤其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不论本意是否为了拯救国家于危急,仍然是个不幸的现象.我们的所以主张和平,也只是本着个人的立场,发表国是的意见.至与日本进行交涉,本就竭诚\希望由蒋先生出来担当.至于目前的筹建政府,原为不得已的举措,目的想以政府的地位,希望日方能真切悔悟.俟商得有利的条件后,拟仍请蒋先生出而主持."佛海也说:"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我们所以拟进行组织政府,诚\如公博所说,是为了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于进行交涉.同时以我们赴日本的亲见亲闻,有两点可以供蒋先生的叁考.若干日本人士,如近卫、平沼等确有和平之诚\意,但如和平绝望,日本国内虽亦有其困难,而其军事实力,仍未可轻视,如我国单独与日本作战,胜利却不会有一定的把握.其次,汪先生发布艳电,倡导和平,是愿意牺牲一己,以便于蒋先生的进行,迄今仍未改变他的原意.所以请司徒先生把我方的态度,婉为向蒋先生转达,为了国是,希望捐弃成见,消除意气.如我们政府在创建事前重庆与东京间的和谈已在进行,则政府的成立自可从缓;如重庆的和谈而能获致协议,则政府虽已建立,仍可随时解除,我们的目的纯在求取和平以拯救国家."司徒雷登听到了陈周的坦诚\相告,也为之肃然动容.但他仍然提出了一点,他说:"照两位的说法,汪先生是否能同意这样呢?"陈周同时说:"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我们将保证履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这时岑也说道:"兹事关系重大,如和谈实现,更希望能由贵国居间保证."司徒雷登也连说:"当然,当然."这一幕经过了两次谈话,遂于双方满意中结束.事实上二月十二日初次会见司徒雷登后,翌日陈周即将谈话经过,向汪氏报告,汪氏表示得很恳切,他说:"只要蒋先生肯于此时谈和,则我主张和平的目的已达,尚复何求?"因汪氏的无条件同意,故复有二十四日的二次见面.
但是,司徒雷登由沪赴渝以后,从此即杳无消息.汪政权以既无答覆,也终于在三月三十日在南京以"还都"名义实现.司徒雷登曾否与蒋氏交换意见,直至胜利复员,才于司徒口中在无意间透露了一些.我于出狱以后,不时与几位律师同业谈到了所谓"肃奸"案件中的无数微妙荒唐的秘闻,岑之代理律师也告诉了我一桩内幕.原来和平以后,岑德广以曾经担任过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家人为他进行声请覆判,除了提出其他的理由与证据而外,并拟申叙与那时已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沪谈和的经过.当时岑却坚持不愿牵涉到外交关系,更不愿以外力来压迫政府.而他有一位亲戚方自美返国,热心奔走,竟不顾岑本人的反对,迳以函件与电话,同司徒雷登要求见面,司徒雷登在电话中立时约定了时间,岑的亲戚就在南京美国大使馆中与司徒相见,并率直提出为岑具函证明的要求.司徒雷登听到了岑德广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表示出惊讶与惋惜的态度,他立时从大使馆的档案中检出一份纪录,指着它说:"当年确然有此事实,纪录还保留在这里,我到达重庆后,也曾向蒋委员长详细报告,当时蒋氏只说:"好!很好!容我考虑后再答覆."而从此即未再件进一步的联络.但此事虽未实现,而经过却不容抹煞,岑先生等以我直接会面所得的印象,确无叛国之心,但我以大使的地位,不便私人具函向法院证明,可由岑先生的经办律师详细撰写一份经过,我可以在文件后面签字承认有此事实."岑的家属照他的办法做了,司徒雷登也真在上面为之签字证明.案卷送呈最高法院后,判决书中虽未提到司徒大使的证明一节,而卒为改判了较轻的刑期.岑德广还是幸运\的!缪斌以奉命谈和,遂成为"肃奸"案中的第一个被杀者.岑是自动谈和,又有司徒的证明,他是美国人,而且是美国的大使,到底发挥了力量,赖此得邀末减.现在岑正流寓香港,我以本节的经过向他证实,他摇摇头说:虽有此事,但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以徒乱人意耶.
一九七、汪氏赴日谈判组府条件
为了组府,更为了试探日方的和平条件,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六月四日,曾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与日方的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矢野征记等由上海大场飞机场搭乘日本陆军专机飞日,在横须贺机场降落,换乘汽车驶往东京.日方以古河男爵的郊外别墅,作为汪氏等一行的居停之所.那时发表三原则的近卫已辞去首相职务,而由平沼继任.
汪氏在日期间,曾先后与首相平沼、陆相板垣、前首相近卫会见,并访问松冈洋右及中山先生的老友头山满等.当时平沼的态度尚还和缓近情,而板垣则一肚子充满了侵略的意味.据影佐祯昭遗着中的记载,汪氏与平沼会见时,汪氏主张解决中日事变,应坚决采取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进行和平的方针.而平沼则表示现内阁坚持继承近卫声明的精神,仍将不以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作为交涉的对手,希望汪氏能决心担当大任.而六月十五日与板垣的谈话,板垣竟对一党专政、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等,多所指摘,汪氏与他反覆辩论,最后提出的组府条件,据西义显的书中所记,约有下列各条:
一、由汪氏领导另组中央政府,继承原国民政府之法统,采取还都南京之形式.
二、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的基本方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三、已得日方承诺之撤退日本驻华军队,应有更具体的答覆.
四、在中国之日军占领区内,所有一切公私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与房屋应迅速交还.
上述条款如不能取得协议时,汪氏即放弃组府计划,将以民间立场推动和运\.而日方的答案,却意外地无理取闹.几于完全推翻了汪氏所提出的条件,日政府是着重在下列三点:
一、三民主义为排日之根源,理论上需有所修正.
二、重庆现仍似青天白日旗与日本作战,如新政府采用同样图案,将使前线军队之攻击目标陷于错误,故必需予以更换.
三、在日军占领区内的民房、工厂、商店可以交还,但铁路因与军事有关,须于全面和平实现之后实行.
由于双方的条件相距过远,当时会引起最激烈之争执.汪氏所持的理由,以为日本既承认新政府为继承原来之法统,还都南京,则三民主义为原来的建国纲领,青天白日旗为原来之国旗,否则与继承旧法统之原则不符.且三民主义为中国建国的基本力针,指为排日根源,更属毫无根据.中山先生最后北上时,船泊神户,曾经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口号,力谋\唇齿相依的中日两大民族间的亲善,可证明三民主义的确并非排日主义.且本人为中山先生之信徒,对中山先生所手定之三民主义与青天白日旗,绝不容其有所改变.如日政府干涉中国之内政,三民主义妄加修正,青天白日旗一经改换,适足以使与世知道日本无和平之诚\意,而对新政府竟施行压迫之手段.如此,则本人只有放弃组府的主张,更自认和平运动的归于失败.
影佐从河内护送汪氏抵沪赴日,因不断的接触,对汪氏有较多的理解,在他的遗着中,有这样一段纪录汪氏对他的谈话,汪氏说:"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批评继续抗战的错误,逐步扩大和平阵营,使重庆转变.但单凭言论,也有困难,因为和平固然为了救中国,而抗日更是由于爱国情绪所激发.而且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反之,抗日论的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要靠日本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近卫的声明如能十足兑现,则重庆的抗日理论将失去根据.问题就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上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这个和平政府当然不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为必要而建立军队,也决不以之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全面和平实现,不论双方政府是否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我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汪氏初意想建立政权,与日本交涉取得有利条件,以证明近卫声明日方确具履行诚\意,而板垣的对案,恰得其反,却反证了日方的毫无悔意与抗战政策的正确.汪氏在日前后二十日,于舌敝唇焦、心灰意懒中黯然返沪,只留周佛海在东京继续交涉.结果以汪氏态度的坚决,日本方面终于完全放弃了修改三民主义的要求,对此外两项问题,也采取了折衷方案,即铁路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暂由中日双方会同办理,而由汪政权成立铁道部监督之.国旗则仍用原来之青天白日旗,在作战期内,为避免前线日军之误认,上面另加一黄色三角布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为区别,但与原来的国旗并不相连,也非固定的形式,所以在南京汪政府的门前,所悬的为没有黄布条的青天白日旗,仅在有相当距离的国旗的下端,用两小竹竿交又两面黄三角的布条.
汪政权决定于三月三十日创建,汪氏则于十七日先期飞往南京,在临行的前晚,一切都已部署完毕,随行人员也都已决定.唯有代表陈公博曾出席干部会议的何炳贤,虽然已内定他出任军事委员会的经理处长,而他的坚决重回香港,船票且已预先购定了.那晚他正在愚园路汪氏的寓邸中收拾行装,陈璧君看到这情形,上前厉声责问说:"你不随汪先生赴京帮忙,是什么居心?"何说:"我不忍见汪先生为国家牺牲到如此地步,在干部会议中我曾经激烈反对,虽然是代表公博的意见,我已尽了我之所能.现在一切既已决定了,我只有离去以随我自己的心愿."双方谈话的声浪很高,为汪氏所辖到,令副官召他与汪夫人同到汪氏的私室中去,时汪氏正与陈公博默默的对坐着.当他们进入时,汪氏很久不发一言.他以为汪氏一定会勉强他同去的,孰知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汪氏回过头去对陈璧君说:"士各有志,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这次我只有跳火坑的勇气,做一分是一分,而成败则操在别人的是否能澈底悔悟者的手上.在这情势之下,还是让我一个人去牺牲,多保留几个年青一代的同志吧!"说着又对何炳贤道:"那末,等我明天飞京后,你仍照原定的计划去港,我对你非但是谅解的,而且也是同情的."说完话,汪氏已清泪满眶.作为追随他多年的人,面对着如此情况,也只有放下他的行装,随同去等待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了.我写此一段闲文,是要以事实来说明汪氏那时的感想,决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汪氏因自创政权的得以实现,而欣然去抱笏登场的那一份态度.但千秋万世之后,有谁会了解汪政权中人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
一九八、高宗武为甚么出之一走
汪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以与英美为敌,其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汪精卫到底是一个书生,而且还有着他革命者的热情与诗人的气息,偏偏就缺少了搞政治那一套应有的枭雄行径.而渝方的对他,自始至终倒用的全是特工手段.重庆方面当时拥有两大特工机构"中统"与"军统",虽对日对共,都曾一败涂地: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前既一无所知,至陷统帅于险境;对日战争时期赖以获取日方情报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主持者的王芃生,现在已查实竟是共产党员.那时中共唯恐抗战之不能持续,难求喘息,所以他所供给的情报,尽是不利于日敌的,而当局茫然不知也.但渝方以特务手段来对付汪政权,则得心应手,精彩纷呈.人们但知上海租界以内有声有色、以血还血的枪战,为特务工作的拿手杰作,谁知这仅是整出戏里穿插的一段微不足道的打斗武场而已.汪精卫的离渝主和,是不是先有"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的密约?以后的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是不是既已入彀,中途变计?若真如此,这是无上的特工手段也!奈此千古疑案,除当事者外,无人能加以证实,亦且无人能予以否定.
姑且把公开的事实来说吧!汪氏一经离渝,方抵河内,先有谷正鼎之奉命驰往疏通,疏通之不成,乃赞予护照,济以川资,形式上一切都为使其出国,以安汪氏之心,而结果则军统大员亲往指挥,高朗街众枪齐发,而汪氏却奇迹似的死里逃生.这一幕做得却并不高明,因为既太着痕迹,也且又并不能如理想中的赶尽杀绝也.
较为高妙的一着,则是汪政权中最重要的台柱,暗中可能是重庆所布置的,实际则无疑是受重庆所运\用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李士群等过去无一而非蒋系之人物,当时又且无一不与重庆藕断丝连.连陈公博因反对组府而终于叁加,自甘伴食,却又抱着"党不可分"之素愿,而仍与重庆暗中建立关系,妄图自效(见其"八年来之回忆"一文中).日本投降之后,却由任援道奉命再三劝之离宁,最后又像煞有介事地明令逮捕归案,此仍然是特工手段也.至和平后之所谓"肃奸",索性完全以特工面目出现.堂堂"整饬法纪"之行为,而竟委之"军统"主办其事,"诱捕""劫收",腾笑中外.而喻方特务工作中最成功之一着,则应推"高陶事件"为一记最佳之杀手?.这事曾经震动世界,也曾经给予汪氏方面很沉重的打击,前书已略记其事,兹再汇合各方资料,补述其经过.
我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均无私人间之丝毫恩怨,当他们在沪随汪与我"同流合污"之时,甚且从不曾相交一语.前书所写,不过就我所知,略述梗概.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对高宗武尚情有可原,因既有其不得不走之苦衷,且二十馀年来,也从无一语相辩饰,他由沪一经抵港,稍作勾留,即亟亟挟重赏赴美.从此隐姓埋名,以昨死的精神,连与他有相当交谊的犬养健笔下,也且改称他为"康绍武"了.他的态度,说他是功成身退可,说他为闭门思过,也无不可.而陶希圣却以此一役,在蒋氏左右几取陈布雷、周佛海当年之地位而代之,着书立说,俨然一派忠贞之气!这两人虽一度志同道合,而最后则平淡绚烂,却又大异其趣.
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二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与联络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至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已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元勋,大可?候封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逃叛,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决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影佐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从曾经身与其事的日本人所着的书籍中,写出了他所以叛逃之故,才使我恍然大悟.
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换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也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不幸他的形迹,却为日本方面所觉察,日方不仅对他起疑,而且除有人当面严词质问以外,并监视了他的行动,尽量使他与汪氏隔离,甚至有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传说,乃迫使他不能不一走以求自保.有几件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是高宗武公然泄露了日本与汪方间接洽的秘密,也就是前文所说,当日政府派遣影佐祯昭租赁"北光丸"出发河内营救汪氏时,"北光丸"方启碇离日,而重庆大公报即发表了汪氏主持和谈的消息.日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认为此举必出于高宗武所为.因为日方派有一名一田中佐者在香港活动,一向与高有密切联系,而一田在表面上则以出售蚊香为掩护,而大公报所发表的消息中,部份即为高宗武与一田间的秘密.矢野于是偕同一田向高宗武责问大公报消息的来源,高还诿称是日本方面所泄漏,一田听到了他的话就大为发怒,厉声问他:消息中有一点,是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对此你又将作何解释?高宗武当场虽窘得无言可对,但他竟然反而还劝矢野不要去河内,他以为汪氏的做法,似已不再以蒋氏为和平运\动的中心了.就因此明显的态度,乃开始引起了日方对他的怀疑.
日方也从此对高宗武采取了戒备的态度,当汪氏乘"北光丸"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抵达上海后,汪之行踪因已被日本朝日新闻的驻沪记者所知,因此那晚汪氏仍宿于轮上.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则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直至晚饭以后,汪氏已决定当晚不再登陆,高宗武即兴辞向周梅等表示要单独回家.影佐问他到那里去?高说:"我要回到我兄长的家里去."影佐说:"只有这寥寥几位同志,暂时应该住在一起."高又说:"我兄长的家里防范得很好."影佐又以带有命令的口吻说:"今晚就请住在这里?"高也以坚决的口气说:"我要回家."影佐有些生气了,对高说:"周先生和梅先生都住在这里,你单独离开,是不是想破坏同志之间的团结?"双方抬杠,演成僵局,幸而这时周佛海出面排解,不理影佐的话,对高宗武说:"宗武!你还是回家去吧."影佐始不再坚持,就由犬养健与周佛海送他到门口,高还是十分气愤的说:"影佐有什么权利,可以对中国人随便发脾气?我为和运\拼着性命,绝不能接受影佐的命令!"这一举确使高宗武过份难堪,他当然更知道日本方面已不仅在对他怀疑了.影佐的态度,很明显地认为他会泄漏汪氏的行踪,有发生意外危险的可能而出此.
日本方面的对付他,还不止此.一月之后,汪氏等一行赴日试探组府条件,汪氏与周佛海、梅恩平、周隆庠、董道宁等被招待在东京北郊泷野州的古河男爵别墅居住,而对高宗武以其有肺病为辞,即被指定另住在隅田川西岸挢场町大谷米太郎的家里,使与汪氏等远隔.犬养健而且听到有将高宗武毒死的消息,连高宗武也知道了这个风闻,自此乃觉形迹已露,处境危殆,乃不得不急急谋\脱身之计了.
日人将对高宗武采取行动的消息,尚为一九三九年六月间事,那末高宗武何以迟至是年十月始决然离去?以我旁观者的看法,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日人失望之后,对汪氏更为失望.他原意如和平政府成立,他自恃有开国之殊勋,定可平地飞升,得居高位.不料他费尽了周章,说动了汪氏,而当他由港赴沪与影佐等磋商和平条件时,汪竟派梅思平为代表,他已屈居为副席,形同梅思平之随员.迨汪赴日与平沼谈判后回抵上海,亟亟作组府之谋\,而一切对日外交重责,再一变而索性由周佛海大权独揽,高宗武的地位已每况愈下,而他仍然等待着能一过外交部长官瘾的迷梦.照例汪政权成立之后,除对日而外,亦诚\无其他外交可言,高宗武的出任此职,论劳绩,论才力,均应有可能,而汪以他年事太轻,又且为日方所疑忌,只允给予外交部次长之位置.至此,他一切希望全归泡影,乃觉再也无可留恋,于是去志遂决.到了汪政权成立之前,与日本之间正在全力交涉,在会议中,高宗武是叁加的,而日方对之已严加防范,任何文件均由梅思平与矢荻负资收藏,不许携带出外,高宗武当然明白一切是在对付着他.至会场以外的对日交涉,有时他甚至偷偷地向别人查询,才能略悉端倪.从此,他对汪氏怀有怨望,而对周佛海则更为妒恨.
高宗武于什么时候才起意叛汪与如何离沪走港的呢?据当年在上海被称为"大亨"而以后又为戴笠助手的杜月笙之私人秘书胡叙五,以"拾遗"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所写"杜月笙外传"中,有"助反正高陶离沪"一段,揭露此事真相.依我所知,胡叙五于杜月笙生前,朝夕随侍,不离左右,其所记应可信为事实,兹特摘录他所写的经过如次:
"高宗武因密约问题作第三度东京之行(按却上海随汪赴日的那一次),
处处受日人疑忌,于满怀忧惧之馀,蓦地念及其同乡父执黄溯初,侨居长崎之
晓滨村,相距非遥,何不登门就教.于是驱车就道,一夕深谈,反正之念遂决
.黄溯初是留日老前辉,历任国会议员,隶研究系.宗武自游学日本,以至服
官从政,黄溯初之提携诱腋,致力甚殷.相晤后彼此约定,宗武先归,黄溯初
随后亦回上海.黄到沪后,由于他与徐寄廎以同乡而兼至好(按徐寄廎时任浙
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又为重庆在上海活动的秘密机构"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
员),所以遇事商酌,寄廎率直地提出杜月笙来,于是决将这桩买卖,奉送与
月笙承办.其时已是十月,徐采丞(按为杜月笙之在沪代表)适从香港返沪,
甫抵家门,寄廎踵至,将大致情形,撮要告知.随手掏出一张条子,上面使书
"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九个字.即挽采丞原船返港,速与月笙接洽.
"在一个阴沉的下午,采丞拎着手提箱,突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七○五号
杜之办事处出现,月笙看过字条,认为事不宜迟,即于翌晚飞往重庆,一面嘱
采丞留港稍候.其时蒋委员长适有桂林之行,原拟小驻,闻此密报,一宿返渝
,召见月笙,即嘱从速返港,秘密进行.月笙返港后,又着采丞从速返沪,付
以两项任务:一为速挽黄溯初来港面洽;一为协助高等及其眷属安全离沪.才
逾十天,溯初莅港;当将宗武去日经过,逐一和月笙细说,并制成笔录.于是
月笙在同一月内又作第二次重庆之行,向蒋报告既毕,蒋委员长亲笔作书,露
封交由月笙转致宗武,许为"浙中健者",欣慰之情,流露行间.迄至民国三
十年一月五日,高陶两人同乘美国总统轮安然到港,两家眷属,不久亦先后南
来.宗武终且领得了官吏护照,并将其名改为"其昌",夫妇乃横渡大西洋向
美国而去."
一九九、陶希圣怎样为自己表白
至于陶希圣为什么竟与高宗武偕逃呢?他当时原是对和平运\动最热心的一个人,在重庆时,又为怂恿汪氏最尽力的一个人,在上海时,更是攻击蒋氏最猛烈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也要叛汪而去?应该也不单是如其表面所说的是为了反对和平条件吧.我们同情陶氏今天在台湾的处境是困难的,他在党内与文化界中,有着那样不平常的地位,而且他又必需发表对国事的意见,但谁都知道他有过与汪氏那一段往事,当年何事反覆?不说,也许会被人认为他内愧于心,终于在一九六二年春,他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以"揭发日汪密约的幕后"为题,发表了一篇数千字的长文,为自已作辩解,姑先照抄一段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沦陷后的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
日汪之间,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毕,定于三十一日签字.我是
叁加谈判之一人,眼见那日本军阀分割中国的狂妄野心企图,白纸上写黑字,
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字,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当晚,我回到法租界环龙路私
宅,即称病不出,与内子冰如计议如何脱险走港."
"二十九年元旦,为避免汪周诸人怀疑,我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当我从周
佛海住宅告辞出门的时候,佛海送到门口,他说:"你的面色不好,要休息才
好."我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这样说."几天以前,
有陈某秘密告知我,说七十六号有计划,要刺杀我.我说这话,就是暗示这件
事.
"元旦赴汪宅拜年之后,陈璧君主张我补签密约,汪说道:"他面色不好
,改日再补签."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倘使我被邀补签而不肯下笔,那就是我
的生命断送的时候.这天自愚园路回法租界,仍然卧病在床.高宗武兄来拜年
并问病,我对他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宗武说:"走了吧?
"我们决定趁四日开航往港的胡佛总统轮.
"四日上午,我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作者按:上海无国泰饭店,大约
是中文名华懋饭店之误吧)前门,下车之后,进入大厦,从后门叫街车到黄浦
滩码头,直上轮船.中午,船开了,航行到公海之后,我才从船上打电报给冰
如(按此冰如为陶之夫人,竟与陈璧君不均而同名)报平安.至五日清晨,冰
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愚园路诸人得知我离沪往
港,大为惊骇.我的住宅门口,一时之间,有亲友来问讯,亦有便衣人员侦查
与监视.┅┅"
下面是写他的妻子儿女怎样获得汪氏允许而离沪的经过,与本文无涉,故从略.中央日报上的一段,多少还说了些不是事实的事实.这几年他又为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写他的自传,于"乱流"一节中,写他从武汉到重庆,再由成都转河内,最后去广州到上海,这正是个随汪时的重要关节.那时关于他自己的言论与动态,几于一字不敢提,抑又何也?就上述中央日报所登的一段陶希圣所亲笔写的经过来看,就我所知,非但有些重要关节,与事实颇多出入,而且前后亦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我很同情他写作时心境之乱,在台湾众目睽睽之下,更应有不知如何下笔之苦.因为首先他说出走的原因是为了反对分割中国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但他又自承为"我是叁加谈判之一人",那末在谈判时他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以陶的自命忠义愤发,当不至看到了日本人就会噤若寒蝉.固如所说,当场不敢反对,事后畏势潜逃,又抑何其怯也!这项托辞,另有一项旁证,当他与高宗武抵港以后,晚间赴九龙塘去访何炳贤,何开出门来一看,竟是这两位"和运\健者",倒真是既惊又诧.延入客室之后,何炳贤问他们何以突然来港?陶说是为了反对汪先生组织政府.何又问他:"那么上年汪先生召集干部会议时,我一个人在席上声嘶力竭,反对汪先生另建政权,你何以又让我单独作战,而默不作声?"陶氏讪讪地说:"如我也反对,恐怕佛海他们将有不利于我的举动."何炳贤又说:"你这就不对了,即使你不便公开发表意见,难道你没有资格在私室中与汪先生谈话?"至此,陶氏为之语塞.本来还要约陈公博与他们见面的,而第二天去寻他,却已搬到不知那里去了.
其次,陶氏在那篇长文中还说,因为怕迫他签字,所以于二十九日"称病不出",但到元旦那一天,却说是"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又说元旦陈璧君主张他补签密约,汪因他面色不好,所以让他改日再补签.他说:"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倘使被邀而不肯下笔,就是生命断送的时候."我很奇怪何以有"文胆"之称的陶希圣,竟于短短数行中就矛盾百出?既说"称病",又说"抱病",究竟是称病、抱病、卧病还是心病呢?再则,假如说这是密约,应该由汪氏来签字,他还无签字的资格.假如当时因陶氏是和运\柱石,又是谈判的出席代表而必需由他签字,那只是"面色不好"而已,能拜年,岂又不能举笔?且因病而不能举笔,又何至断送生命?汪先生到底还是个文人,几曾听到过他在政坛数十年中,对他一有违忤,即有随便杀人之例?陶希圣未免大危言耸听了.陶希圣说谎的另一人证,是现在留港的樊仲云.他告诉我:"那次赴汪宅贺岁,是陶希圣,朱朴之和我同去的.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我绝没有听到过汪先生夫妇要他签字于密约的话.而且那天宾客满堂,贺岁时的气氛,也不是谈正事的时候,而且也没有谈正事的可能."汪氏虽逝,朋侪尽在,他又岂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的耳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