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氏叛汪出走的另一理由,说是"七十六号"有计划要谋\杀他,我敢说绝无其事.因当陶离沪前,为了我在负责筹备之"中报",陶与林柏生要把它改为"中央日报",罗君强写了一却给陶太不客气的信,周佛海还重重的责备了罗君强一顿.但周陶之间心中有芥蒂则是事实,周佛海时常不满于陶经手的宣传部经费,时常指为滥用公款,账目不清,而陶对和运\也以首功自命,而佛海此时大权独揽,后来居上,心中的不无愤愤,亦属情理之常.他本希望汪政权建立后,出任宣传部长(前书误为实业部长,附此更正),而汪已内定由林柏生担任,只为他安排了一个教育部长.但芥蒂是一件事,刺杀是又一件事,佛海对他即有不慊,以高陶当时为和运\健者,而汪氏对他们又宠眷未衰,况当政权宋立,周佛海羽毛未丰,亦何敢同室操戈,轻举妄动?自更无论于丁默村李士群之流了.证之高陶出走以后,汪氏夫妇仍无一语相谴责,陈璧君且大骂为罗君强所逼走,而周佛海在一月八日的日记中,亦记有"汪先生为陶希圣解脱"之语.若"七十六号"果有"阴谋\",恐就不易让他如此扬长而去,又何至当他已经离去之后,始亡羊补牢,"派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之理?
陶希圣高宗武出走的决定,在他那篇长文中,仅仅"走了吧"一语,事实真是如此简单吗?真是到了出走前六日方始决定的吗?他把高宗武长时期的准备略去了,他把杜月笙的积极帮忙抹煞了,更其把重庆对他优惠的条件隐藏了.拾遗撰"杜月笙外传",其中又曾写出了陶由沪到港后的如下一段秘闻:
"在这一段光阴里,陶希圣过的倒是闲适生活,经由月笙之手,政府按月
拨给港币三千元,办着一份月出两期的"国际通讯".薄薄的小册子,完全赠
阅,不须发行.出版后包扎一大捆,交由月笙托人带往重庆分送,香港市面却
看不到一份.┅┅无如好景不常,太平洋战争陡然爆发,那时月笙已去重庆,
抱病颇重,当局嘱他开列旅港重要人物名单,以便派遣飞机前来抢救,他开出
的第一名便是陶希圣,一面急电希圣紧急准备.无奈飞机只能在深夜到达,着
陆时间极短,车辆已被香港政府徵用,希圣根本无法跑到机场,回渝之念,只
得放弃.迨至九龙失陷,希圣吓得不敢回家,终日在街头盘旋,东住一宵,西
宿一晚,最后挈带家眷,匿居弭敦道黄医生家的后楼.好在日军不久疏散人口
,希圣叁加由杜宅一班人组织的难民回乡队,始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脱险离港.┅┅夫妇临行,彼此互约,一踏上中国地,第一件事就是给杜月笙
打电报.因为随身带着极少的钱,没有月笙,没法得到充分的接济.后来他夫
妇俩和孩子们都平安地到达重庆,月笙始告放心.希圣旋由陈布雷先生汲引,
分担了文学侍从的工作.官俸无多,缓急时有,月笙便成为他的外府.尽管月
笙经济情形,当时并不甚佳,但于他的需求,总是有求必应.胜利以后,希圣
地位日高,踪迹日远.在月笙公子维屏涉及破坏金融案件时,偶然也想到他,
可是月笙沪寓的十八楼头,座客常满,却不易见到陶希圣的纡尊降贵了."
这一段完全可以相信是该文作者亲见亲闻的事实,离沪前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并没有说有不利于他自己,那为什么也要走呢?原来一登龙门,就是身价三千!也许这懋赏还只是表面的呢?看了陶希圣对于杜月笙的前后大易其态,那对汪氏的有始无终,也就无怪其然了.但如一念及当年汪氏的推心置腹,于其出走后尚且力为回护,及今回思,正不知其作何感想?他始终附骥于高宗武,而得现在的安享尊荣,其成就也且远胜于高,真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悬想其定有欣然于"不悔当初"之感吧!而我对他的观感,则是:他在重庆时最拥护汪先生,最后是最伤害汪先生,他在上海时最攻击蒋先生,而现在又最效忠蒋先生了.
二○○、旧创诱致多发性骨肿症
汪政权六年中一共有三桩最重大的事件:即政权的创建与覆亡,及汪氏的逝世是也.假如二次大战期中日本不采取南进政策,则世界历史,自将完全重写;假如汪氏不于和平的前一年身死,则中国的历史,相信也将完全重写.日本投降时,周佛海与重庆既早通款曲,陈公博又一向持"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因此胜利以后,俯首贴耳,任凭"劫收".政治是无情的,而汪氏却是一生搞政治的人,安有不懂得失败之后将会无情到如何程度.以他的性格,是决不会甘心于束手待毙,他不死,则局面将有如何的变化,正未可知.但他终于受不了旧创所导致的绝症,影响到身体上的痛苦,更受不住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悲伤,使其精神上受到更大的痛苦,在和平的前一年,先其手创的政权而撒手以去.到今天,民间对于他的死因,仍然还有不经的传说,一般竟认为是给日人所毒毙的,为什么会有此无稽之言?可以证明汪氏在南京的一段时期,连民间也知道他与日军是在抗争而不是在俯首听命.虽然我在前书中,已详叙了他的病中与逝世的经过,为了更求详确,又与汪氏在港的遗属们作了几度的长谈.我于一九六一年初冬赴日时,并特别亲往名古屋分访了曾经为他治疗过的帝大附属病院的医生与护士,可以说已经问遍了可以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因此,本节所述,自信与事实不会有太多的出入.
汪氏患此绝症的导因,完全是为了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即遇刺后,子弹留在体内的关系.当时他被送往鼓楼医院,由沈鹏飞外科医生开刀,使将左颞部之碎骨与弹片取出.颊部与背部的子弹,因流血过多,身体虚弱,未敢再动大手术.颞部开刀以后,眼旁红肿极烈.同为汪氏好友而兼医学顾问的德籍诺尔医师Dr.Knoll于出事时,方去西安打猎,迨得讯赶回,已在一周之后,经其施行手术,先将颞部子弹重为开刀取出外,认为伤势仍极严重,力主移沪治疗,于是注射了破伤风预防针后,即匆匆易地赴沪.
上海的骨科医生,那时以与宋子文为姨表弟兄的牛惠霖牛惠生兄弟为最着,在沪西枫林挢设有上海骨科医院.汪氏泰然延请为他再度施行手术,以期取出留存于体内的子弹,而施行手术的地点,竟就在安和寺路汪氏的岳家沪寓.那天牛惠霖医生于施行手术之前,却先饮了一大杯拨兰地酒,即令汪氏俯伏在沙发椅上,作为手术台,且用的又仅为局即麻醉,牛医生于酒意醺醺中动手施术,手术粗重,徒使汪氏受了更大的痛苦,而子弹亦且终未取出.
汪氏于受伤前本患有糖尿症,自赴青岛疗养后,渐次康复,已可吃少许巧克力糖而无碍.自经这次手术,发现时有脉搏间隙现象.回想牛医生开刀情形,何以如此草率从事,阖家乃大为惶虑.诺尔医生以奥国嘉士伯的矿泉水,对肝病等极有益处,并为汪氏介绍一欧洲热带病专家,力劝其出国疗治,于是汪氏乃率同夫人、曾仲鸣、次女公子文彬,及内弟陈耀祖离国赴德疗养.直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未及澈底治疗,又为国事以跳火坑的精神兼程赶回.至三十二年八月间,胸背以留存在体内子弹的影响,突然又感疼痛,乃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日本陆军病院将子弹取出,一时经过良好.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的元旦,汪氏自南京的北极阁回归私邸,忽觉身体不适,四日傍晚,诺尔医生来为他诊\断,诺尔请汪氏试作小步,力行数武,而诺尔观状,以两人平时感情素笃,竟为之失声痛哭.诺尔以为病虽初发,势甚严重,观其行动,且有癌症现象.那时家人犹未之全信,不幸此后腰部以下,渐感麻痹,且不时发高热,病源不明,终且缠绵床褥.延至那年的二月,病况逐渐恶化,适陈璧君以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赴南京为她医治,顺便为汪氏诊\察,诊\断结果,认为已达危险阶段,非立即施行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政府商洽结果,决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三月三日,汪氏率同夫人陈璧君、男女公子文惺、文彬、文悌、婿何文杰,暨周隆庠、杨绍芬、韦东年、程岛远、侍从医生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侍从官凌启荣、梁汝芳、司机潘宁、佣人周有、阿文,专机赴日.因名古屋为日本工业重地,盟军空机,不时空袭,日政府于事前令名古屋师团司令部在预定汪氏之病室外南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限于一夜之间完成.并动用了全日本外科、整形外科、内科、放射线科等第一流权威医师组成医团,为汪氏疗治,当地的军警机关,也实施全面戒备.
汪氏的病室,系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病院四楼的最后一间特别室,地位相当宽敞,包括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日光室、厕所等.除四楼全部,专供汪氏家属随员居住外,三楼亦有三室供汪夫人会客及日方关系人员之用.因防谍关系,对汪氏来日,严守秘密,其病室,且特以"梅号"为代表.
经各医师会同诊\视结果,一致认为汪氏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存体内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至压迫及于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之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手术系于抵达之翌日,即三月四日的傍晚,由斋藤教授主持施行,用局部麻醉,由背即开刀深入及于前胸,切除胸骨三四片,经过一小时许而毕,汪氏当时感觉腿部能有些微活动.其后三四日间,情形良好,家属方在庆幸中,而仅经过这短短时间,又立即转而恶化.
病中,林柏生、陈春圃等曾先后赴日探望,他向林柏生表示,他的文章无可留,对共思想亦曾先后发表,均为世人所熟知,可留者惟诗词稿.至八九月间,病势更见沉重,且极度贫血,先后由两公子孟晋、文悌、及程西远、程岛远、韦东年、凌启荣等,各为输血五百CC,终未见效.至十一月九日,以美机轰炸关系,将汪氏移至室外防空壕,因为暖气设备而受寒,当晚回至病室后又发高热,同时又并发了肺炎症,至夜间呼吸渐感困难,延至十日下午四时二十分而逝世.关于汪氏的病况以及丧仪与葬礼,已详前文者,兹不再赘.
二○一、在名古屋病院中的汪氏
我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赴日,于上一年东渡时即有意赴名古屋汪氏逝世之所,一为凭吊,卒以牵于尘俗,因循未果.这次终得陈伯藩、张履两兄的导引,得偿所愿.名古屋大学的病院尚为汪氏疗病时的旧时建筑物,入门才数步,在大礼堂前,砌石为范,铺草成茵,中间?一汪氏纪念木碑,上书其入院及逝世年月.碑旁植梅两株,系汪氏逝世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陈璧君饬汪氏生前之侍从官韦东年所赠.原为三株,我去时已枯萎其一.日本方面松井太久郎、今井武夫、松方三郎、高信六郎、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一百馀人,本拟于翌年五月的汪氏八十诞辰时,换立石碑,以垂久远,且已获得医院当局之同意,石碑亦已着手动工,中书"汪兆铭氏纪念碑",旁为其生卒年月,碑背以汪氏生前爱梅成癖,既预嘱其夫人于死后卜葬于广州白云山时,墓前植梅数株.而其以后之墓地,又为南京之梅花山,为体其遗意,故拟刻其生前所手写之冰梅绝句云:"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彻长夜中,遂令天下白."而结果以台湾方面的阻梗,碑已刻成,终于未克实现.
我去访问时,曾为汪氏医治而仍在继续供职的,已只有事务部长山元昌之一人.承他亲切款待,谈到汪氏留院经过,不禁相与欷歔.又承他召来曾侍汪氏疾的护士森岛喜津与长屋静江二人,在纪念碑前共留一影.因为所有当时为汪氏治病的医生,有些早已物故,有些则已离开了名古屋,也只太田元次医生一人,正任当地的掖济会病院院长,他为我们约定了时间,于当天的傍晚,与他作了一次谈话.
太山元次在汪氏入院前,本已决定派遣至塞班岛"玉碎部队"服务,玉碎部队正如空军驾驶自杀飞机的"神风特别攻击队",名称玉碎,可知去者即无生还之望.正当他行将出发之时,适汪氏来院,因其挽留而得照常供职,竟得保全性命,以后且即以汪氏所患的"多发性骨髓肿症"提出论文,而获得了博士荣衔.我们和他会见的地点,系在名古屋的医师公会.他谈话的要点,大致如下:"汪氏的病源,确为弹伤所诱发,渐渐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这病为世界上稀有之病,不仅骨髓与肌肉到处发肿,而且作极烈之疼痛,为任何人所不能忍受.而汪氏在病中,却从不发出呻吟之声,忍耐力的坚强,在病人中也属稀有.他在施行"椎弓切除术"前,腹部以下,本已麻木,开刀后渐能活动,在那年的六七月前,腿部渐有知觉,而七月以后,又复恶化.我们全体医疗人员,以比天皇更视为重要的努力来为他治疗,终以极度贫血与极度衰弱之故,卒于不起.他是一个模范病人,能充份与医生合作,对他任何处理,他都表示感谢,且有康复的信心.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绝不如所被指的"汉奸".日本政府对他尽力照料,而他只表示对医生的感谢,而决不对日本政府有一句感激的话.他说:"他的想治好,是想再为中国努力奋斗".所以如果他不死而于和平后受到战犯审判的话,我愿毅然为他挺身作证."太田元次在医院的年刊上,并写有一篇以"汪兆铭氏入院琐谈"为题的纪念文,详述了汪氏病中的经过,特为译述如下:
"昭和十九年二九四四)的二月,已故的斋藤教授,突然飞往南京,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主席汪先生看病.汪先生曾经受过凶徒的枪击,子弹留在第五胸脊髓骨突起的左近,上年虽在南京陆军医院中动用手术,已将子弹取出.而到了那年的一月初,下肢开始发生麻痹现象.到一月末,两腿已不能行动,且时常发生原因不明的高热,膀胱与直肠部份更发觉有明显的障碍.当时汪夫人也在患胃病,正受东北帝国大学的黑川利雄教授检查,乃同时为汪先生诊察.在南京医治的结果,黑川教授推荐日本神经系外科泰斗斋藤教授为汪氏治疗.后经斋藤教授的诊断,认为汪氏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并决定在名古屋帝国大学的附属医院施行.
"汪主席乘坐专机带了大批随员,于三月三日飞抵名古屋,住于四楼的特别室,并改称为梅号室,所有医院的三四两层,划归中日两方关系者的住用.医院方面完全出乎意外地迎接到了这样一位贵宾,人手立感不敷.于是负责者田村医学部长、胜沼院长、山元事务长,他们当时所尽的努力,决非寥寥数语,所能尽其万一.
"战时各种物资困难,连斋藤外科教授施行手术时所需用的橡皮手套,也竟难于买到,结果在名古屋所有公私立医院中尽力搜求,始将应用器物勉强备齐.
"汪氏抵达之翌日,即三月四日,由斋藤教授下令,决定将医务局各重要人员分配职务,尤其为了防谍关系,用严肃态度,传达军部命令,不许泄漏任何消息.但当时因汪夫人穿着中国服装,并携来了许多随员,她下楼要先往检查手术室,她的出现,使医院中的病人与家属们都看到了,不仅引人注目,而且都感到了惊奇.特别是为汪氏施行手术的三月四日当天,名古屋大学内外,尤其手术室的附近,有便衣宪兵与特派的特高(政治)警察严重警戒.医院中负责人的忙碌与紧张,使斋藤教授动辆为了小故而大发雷霆,三泽医务局长、森岛看护长等都默然顺受,连胜沼教授也且逡巡不敢入内.
"所施行之手术,系将汪氏第四至第七胸骨以椎弓切除术切除,为斋藤教授之助手者,则为已故之户田教授、三泽讲师与田代助教.笔者(按为太田元次医生之自称)则负责随时注意手术进行中之状况,以报告于汪氏之家属及军部派来之高级临场人员.
"在手术进行中,汪先生之足部即恢复有温暖与抚摸之感觉.迨手术完成,汪先生一面致谢,一面说,如能幸而康复,今后将更为东亚和平而努力.院方将汪氏体内切除之骨片与其血液,加以检查,确定病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那次为汪氏主治的医生,除斋藤真(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外,有高木宪次(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名仓重雄(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的整形外科、胜沼精藏(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的内科.
"以后又加入田村春吉(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医学部长)、三矢辰雄(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的放射线科.助手团为户田博(名古屋帝国大学助教)、上田文男(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专门部教授)、中泽由也(陆军军医少佐)及笔者(时为陆军军医大尉).黑川教授会同汪氏的侍从医生黎福对他的糖尿病仍不断检验其尿液.这样一个诊疗团,系集合了全日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所构成.每日轮流为汪氏诊察三回,晚间一律住宿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值夜班.
"汪先生身高将近二米,有清朗的目光,温俊的容貌,庄重的态度,以他的外形来看,决不像挺身革命、力挽狂澜的伟人,凡与他接近的人,一定发生尊敬与亲爱的情感.因汪氏每夜必大量盗汗,派有中国护士与日本护士各两名,为他拭汗更衣,汪氏也总对她们合掌为礼,表示谢意.
"汪氏于手术施行后之最初三四天,健康顺利恢复,笔者也常与他的青年侍从们闲步街头,遇有空袭警报,警察们驱逐公园附近的小流氓们,有时从小派氓手中还取得了春画,我们轮流争着观看,足见那时心情的轻松.不料再过三四天以后,汪氏病体又忽然恶化,院方只能依照一般常态为他悉心治理.当我进入他的病房,而又无他人在旁时,他问我还能够再活几天.他说:你不必瞒我,因为在我未死之前,还有很多的事需待料理.
"每当他这样问我时,常使我难于答覆,我也总避免以真实病况相告.汪氏的痛苦情状,迄今仍盘旋脑中而无法忘却.
"不幸至同年的十一月十日,这一位风云人物,终于不治而长眠.关于主持医生当时对汪先生所尽之努力,以及汪氏逝世后汪氏合家对我们所表示之隆重谢意,亦将为我所毕生难忘.本来我已奉命决定叁加塞班岛的玉碎部队,而以汪先生的要求叁加梅号勤务,才使我能活到今天.汪先生生前曾赠我三针的黑面手表,现在当我每次用到它时,当年情景,就宛然历历如在眼前,更使我发生了深深的感慨."
二○二、汪墓原来是这样被毁的
这里还应附带一谈的:胜利以后,汪氏在南京梅花山的坟墓,终于被毁了,而且搞得尸骨无存.那时,不仅所有汪政权的人员以及汪氏的家属,几已全部身入囹圄,即毁墓当时,亦在极度秘密之下所进行,我以前所写的,曾说明系得诸耳食,因为非此中人自无从备悉个中事也.偶阅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的香港大公报,以"十六年前的大秘密首次揭露,蒋炸汪坟纪实"为题之记载,对汪墓被炸经过,写得历历如绘,悬想写此文者,非中共口中所谓"蒋帮"的旧人,至少亦为与"蒋帮"有深切渊源之人.其所写时间、人物、谈话,极似确曾身历其境者,因将原文节录如下,以补我前书之缺漏: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的一个晚上,在南京黄埔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何应钦召开了一个会议.南京市政府、陆总工兵部队、南京宪兵司令部、七十四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均出席.何对他们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的坟墓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会生气,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仔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他并再三叮嘱此事要严守秘密,不得泄漏出去.何应钦说完,即行退席.以后他的叁谋长萧毅肃引伸何的意见:"总司令接到重庆的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之内,把它处置好."当即指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宪兵司令部在迁移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按当时市长为旧太子系的马超俊)要派员协助.
"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说:汪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大大,但相当坚固.他问七十四军的邱维达,最好用什么方法搞开.邱说:工兵有的是炸药,还怕弄它不开?马还说:"总座的意思,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筑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的短促,当时就决定只能使用爆破,再使用其他声响来掩盖.
"爆破的工作在一月二十一日执行.三天前,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断绝行人来往,禁止游览.关于爆破坟墓的任务,邱当面指定五十一师的工兵营姓李的营长负责,估计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才可以把它炸开.爆破时马崇六、马超俊和邱维达等均在现场监督.
"据一位姓孔的工程师曾向邱维达等指出,汪坟的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约计五千万中储券.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寇宣布投降,施工就此停顿下来.工兵爆破这个核心工程,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部份,第二部炸开盛棺的内窖.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见尸骸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揭开棺盖后,马崇六指挥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墓地,由马超俊进行全部棺内检查,主要是寻找有什么殉葬物.而检查结果,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其他遗物.这张纸条上用毛笔写"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说这张纸是陈璧君从日本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马崇六当即吩咐工兵营长,把棺木装上陆总所备的卡车,并即晚将墓地平掉,务使不留原来痕迹.据邱事后对人说:他当时见马指挥开棺,觉得事甚突兀,因为开会时何应钦明白指示将汪墓迁移,并没有说要开棺查验.现在把棺木搬走,又没有提出迁移到那里去的打算,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为了弄清楚这个谜,他想叫姓李的营长去看究竟,以目示意,故意对他说:"为了负责到底,请你随同汽车护送一趟,以防中途发生意外.这里的任务交给你的副营长就行."同时向马力言李营长为人诚实可靠,一切问题都可放心.马乃同意让李同行.
"这个李营长上车后,还不知道目的地何在.汽车停下来时,才知道到了清凉山.那里有一个火葬场,马崇六吩咐把汪的尸体交付火葬.只费了半个小时,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并没有遗留什么.汪精卫自己所作的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馀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至此都成了谶语.
以后,"但见一座新筑小亭屹立于原来汪墓所在之处.山之南北两面,还开辟了两小径,添植各种花木,周围修饰一新,与中山陵的景色,遥相映对,而汪坟已经无影无踪了."
若一切经过,果如上文所述,不禁使我发生了两项感想:第一、胜利以后,为什么要兴大狱,株连者至数万人?若说是为了整饬国家纪纲,所以诱捕、拘押、杀戮、甚至毁尸,逞一时之快,为所欲为.我不知所谓纪纲也者,是否包括法律在内而言?若叁加汪政权的即为违法乱纪,则于胜利后始修订一个违反刑事大原则,溯及既往的条例,是制订的什么法?拘捕以后,长期羁押,公然不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是依据的什么法?刑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损坏、遗弃、污辱或盗取尸体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又无"毁损犯有汉奸罪嫌者之尸体不罚"的规定,那末毁坟之举,为什么对教唆者、实施者、帮助者不依法检举?这是整饬的什么纪纲?第二、当局之所以要毁去汪墓,若果系为了和孙中山陵墓并列在一起,是玷污了河山,且也有碍各方的视听,我现在倒要为之失笑了.有些人却真想于身后和中山墓并列在一起,自以为可为河山生色的,其如风波再起,神州陆沉,今日欲归正首丘且不可得,又岂他们始料之所及耶?吁!亦可哀矣!
二○三、黯然无语中开结束会议
我再要说汪政权是先天上就注定了要失败的!当汪氏离谕之前,梅思平、高宗武等与日本互军部方面有过多次之接触,当时日方表演得似尚有谋和之诚意,连贵族出身的文士近卫文磨所发表的和平三原则,也且较之德使陶德曼调停时颇有让步.汪氏以为两国经过了一年多的苦战,日本以为三个月可以征服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数百万的派遣军在中国本土所能占领的,也仅是点与线,这一场侵略的战争,显然已经成为泥足.日本向我们领教过了,即至愚至狠至恶者,也应该已到了悔悟的时候.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共存共荣与两败俱伤,也应该会有所选择了.孰知等汪氏脱身至沪,且亲往日本折冲之后,竟发现日军阀之野心非惟未戢,而且还要以伪满的蓝图,施之于中国本土的沦陷地区.故不论太平洋战争最后的结局如何?所谓中日合作,迟早也必归于破裂.汪政权中人悲惨的命运,终将无可避免,非被杀于异己,亦不免见戮于异族耳.
其次,汪氏身体上既为被刺的旧创而日渐削弱其健康;精神上又为当前的环境而满怀着忧愤,身心交困,终于不支而病死异国.迨其一旦撒手尘寰,群龙无首,内都诸重要人物,也且各自为谋.其间,日本军事上的败绩,影响到各人的心理,重庆特工手段之巧妙,玩弄各人于股掌,陈公博周佛海以至梁鸿志、任援道、丁默村等人,无不与重庆暗通款曲,人人对此政权早已缺乏信心.我相信如汪氏不死,他有着一股革命者顽强的勇气,他也有从政治经验中得来的机智,必不甘于俯首贴耳而生杀由人.如汪氏在,则汪政权最后之结局如何,恐正未易言也.
至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汪政权诸人可说为国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却了政治上有成败而无功罪,有权力而无是非的通例,忘却了自身的危害,也不信政府会食言,一夕之间,雀乱鸡飞,山崩瓦解,使重庆得以顺利接收,使当局得以尽情惩治.也许,汪政权中人最后服法的表现,虽足以表明为国家的心迹,但这又何裨于死难的诸人?
汪政权自创建以迄覆亡,为时未及六载,国民政府自接收以至撤退,不足四年,攘外了,又并不能安内,中原逐鹿,祸结兵连,世事靡常,沧桑又变,虽快意于一时,固同属一场春梦耳!
汪政权之终将归于解体,也许局中人较之局外人有更早的预见.当汪氏于敌人枪刺下创建政权之始,一呼而至者数以万计,不能不说有些人确是信赖他的谋国之心.故当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氏以病亟赴日医疗,人心即大感惶虑,不幸施行手术后,仅经过极短时期内有过好转现象,以后缠绵床褥,又日趋沉重.自是年十月起,以迄十一月十日逝世止,中间曾先后三次急电南京,报告病况危急情形.汪政权在十月初第一次接到是项来电时,陈公博以次都有着大厦将倾之感.以为如汪氏一有不幸,日军人之态度如何,重庆方面之行动如何,在在可虑,领导无人,政权有随时崩溃之可能.
汪氏于离京赴日前,本留有亲笔手谕,将职务交由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代理.自接汪氏病危的电报后,陈周会立即召集过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这一次的会议,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次结束会议,也可以说是事实上的一次结束会议.举行的地点系在南京颐和路汪氏官邸的大客厅中,所有汪政权中较为重要的人,大都出席,使厅中U形的会议桌上,座无隙地.陈公博以代理主席身份主持会议,他首先报告了汪氏在日病况危急情形,以及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现势.他认为如日本溃败,而汪先生也有不讳,总不能束手以待局势的发展,他与周佛海共同提出了一项建议:拟集中精锐都队十万人于苏鲁交界的沂蒙山脉区域,备为万一的根据地,以保持实力为求得将来合理解决的准备.
接着周佛海起立补充理由,他说:"在座中认识蒋先生的,应以陈代主席为最早,但我自民国十六年起至此次离渝为止,侍从蒋先生前后十馀年,自信认识蒋先生的,应以我为最深.蒋先生的为人,只知利害,只重实力,因此不能不先有自保之谋.此项建议,虽为不得已之举措,但为必要之举措."当时在场的,曾有多人先后发言,大致都附和原议.此建议固不能不说自有其先见之明,但我怀疑那时周佛海早与戴笠有着密切的联系,汪氏逝世后,我也对他有过同样的说法,他还批评过我为书生之见,这次会议,我并未叁加,不知当时何以有此建议,发此言论,是否其别有作用?不过胜利以后,有空名而无实力的军人,则以叛国而悉被先后处死,手握重兵的如任援道、吴化文、郝鹏举、孙良诚、熊剑东等数不清的实力派,则一律以卫国而仍加重用.所谓国家纪纲也者,原来只是如此而已!
但当时李圣五却力持反对,他说:"我们随汪先生不惜牺牲一切以谋求的,即在全面和平之实现,以免于国土的糜烂与民生的涂炭.如到了全面和平可以实现的时候,反拥兵相抗,使国家重陷于分崩离析之境,这岂是我们组织政府的初意?五年来同人与日本周旋交涉,在沦陷区内抚死救伤,已属筋疲力尽,有日如能克卸仔肩,还我初服,论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否则,国人将以我等为何如人乎?"李圣五发言后,当场附议他的意见的就有陆润之、陈君慧等人.公博与佛海,却也并未坚持,经过许多人发言之后,公博就说:"今天我们不必急急作出任何结论,兹事体大,留待他日再谈吧!"会议就这样于无结果中宣告散会.在以后汪政权存在的经年时间中,此事就无疾而终,也从不曾再有所讨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广播了投降消息,至八月十五日,日皇又正式下诏.汪政权自陈公博以次,虽已有了决定的方针,却还有着很大的踌躇,表现得非常镇静,而内心里则怀有极度的紧张.在八月十六日之前,陈公博曾先召开过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正式的解散会议,"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也分别举行了会议,会议中各人所表现的,尽是以待罪的心情,静候重庆派员接收.各次会议的出席者,现在已无法清楚记忆,每次会议他叁加者也并不一律,留京的重要人物,都有过一次或多次出席,会议席上,当金陵王气黯然收的时候,大多数人,因国家的胜利与个人的命运交萦于中,遂致默然相对.那时出席过的人,有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温宗尧、梅思平、李圣五、何炳贤、陈君慧、岑德广、陈群、傅式说、赵尊岳、任援道、鲍文樾、胡毓坤、夏奇峰、凌霄、周隆庠、王家骏等.
陈公博总是以主席身份首先发言,声述一些当前的局势,并以他一向主张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决定把政权解散.在重庆派员接收之前,仍然负责辖境以内的治安,促各机关单位赶办结束,静待移交.对这一个大原则,全场没有一人反对,连后来以自杀来表示抗议的陈群,也默不作声.发言最多的是此时已由重庆明令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的任援道.主要在报告他与重庆取得联络的经过,以及今后的立场.据他说:在半年以前,他正在苏州的江苏省长任内,有一天,正在午睡中,忽然有一个不相识而且是不知名的人到来访谒,说是有机密要事必须当面谈话,经他接见之下,来客就立即表明身份,却是重庆军统所遣派的,希望任援道能为渝方效力以自赎.从此任即与重庆搭上了线,开始于暗中工作.以后重庆曾不断派来军事人员,都由他介绍至汪政权的各个军队中潜伏.因有此渊源,此时已正式由重庆军事委员会明令付给他以维持南京治安的责任.虽然他奉令担当这一项任务,但有人说他为了讨好重庆,出卖朋友,他矢言决不会那样做,尤其对梁院长(鸿志)将尽力保护.他迟疑一下之后,又说:对陈主席(公博)也将同样负责.任援道于发言时,有时竟至失声痛哭.接着陈公博也表示与重庆有着联系.最后一次会议,则是八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的官邸举行.会议的时间很短,数分钟即已毕事,陈公博取出了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朗诵一遍之后,梁鸿志对字句上提出有所修正,即匆匆宣告散会.汪政权于千回百转中建成,就这样于一夕之间全盘解消了.
二○四、又见那一片降幡出石头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的重庆政府,于胜利来临之后,虽然是踌躇满志了,但胜利来得不仅出诸意外,而且来得也委实太迅速了,一切接收的手续,且尚未有所准备.幸而当局却有指挥若定的本事,一面命令等待投降的敌军,为我们扞卫国土,以防止共军的乘机蠢动;一面又利用汪政权固有的武力,以维持地方的治安.并以行动总指挥的名义,给予周佛海,以先遣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任援道.而且还兼用特工的手法,重庆电台不断广播:"宽大!宽大!宽大!"并且说:汪政权中人,如能各守岗位,保护财产,还将论功行赏.这是过去在秘密电台上对周佛海等不断嘉勉的一贯手法,许多人也真是天真地中了"国无信不立"的书毒,确实相信即使蒋汪之间,不是唱的甚么双簧,政府总不至自食诺言,公然说谎.从日军宣布投降起,以迄重庆派人接收止,大体上确是于宁静中渡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两位荣膺新命的周佛海与任援道,却表现得完全有着不同的态度.我所看到的周佛海,当他于八月十九日的下午,刚从南京回到上海,才从秘密电台中接到了这一道委令,最初,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有些欢欣,也有些感激.继而,也许他真是知道得蒋氏太深了,乃不免觉得有些受宠而惊.在他飞渝以前,戴笠常到他上海湖南路的家中,作长时间的深谈,这时还需要他,应该曾听到过不少的甜言蜜语,而我发觉他的神情已有些失常,做事也消失了他固有的魄力,整日背着手,或静坐凝思,或旁徨绕室.那时他所忙碌的,最多只注意到中央储备银行怎样办理结束,以及如何保存好多年行里苦心积累下来的金条、银块、外汇、外币、瑞士法郎以及法币.荣膺新命的行动总指挥部的一切事务,又全让给军统的两个爪牙程克祥与彭寿,一任他们飞扬跋扈,胡为乱作.甚至如我要辞去宣传处副处长职务那样一件小事,他也且投鼠忌器,竟至不敢作主.大约此时他已知道了未来的命运,终将不免于兔死狗烹了.难怪以后他在南京老虎挢狱中时,虽然已经全国一人,由死刑特赦而为无期徒刑,而积悔之馀,旧病复作,呻吟狱室,几度拒绝服药,将死之前,他还对人说:"我不再受骗了,我太对不起许多的人,此时已噬脐莫及,但愿我能早一些死去,以终止我内心的苦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时连他自己的生命,也已觉得无足留恋了.
而任援道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自维新政府起虽先后担任过部长、省长以及总司令等的职务,若论地位,在汪氏以下的诸人中,尚非顶儿尖儿的人物,此时,就显得气象万千了.他有着环绕在京沪四周的部队,而且有胜利者所给他的权力.陈公博在他那篇"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笔下就有很多隐约的含意.惟此时人人但求自保,乃人情之常,自不当苛于责人.但我所认为怀疑的,则仅是他在汪政权解散会议上所报告与重庆沟通时间的问题.他出身于保定军校,民初即叁加革命,北伐以前,与政府当局早有渊源,秘密效力,也已不止一次,在港时我曾与他的介弟西平闲谈中,他坦然承认,于沦陷时期由渝东归,是获得当局的默契.则任援道既有手足之亲的线索,又何至与一冒昧求见之生客,贸然担负起这秘密的任务(西平在任援道任江苏省长时,为江苏地方银行总经理.前数年因在港作政治活动,已被递送台湾)?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于重庆接收完毕后,独能安然无事,来港寓居,能获得政府真正之宽大,足见关系之太不寻常.
但是,从"一片降幡出石头"之后,石头城内,在风鹤频惊之情况下,有人狐假虎威,横行无忌,箕豆相煎,戈操同室,至弄得一片混乱,既使陈公博与周佛海之间,数十年良好之友谊,造成了无可解释之误会,捣乱份子,杀人拘禁,剑拨弩张,几至因武装冲突而使地方陷于糜烂,最后迫使陈公博等避乱扶桑,为汪政权之解散,更添一不必要之插曲.其事我在前书中已略述其事,兹就所知者的点滴,再为略加补叙.
即在汪政权宜告解散的当晚,自称行动总队的周镐,谓奉有重庆之命,抢先实行接收.过去周镐是周佛海关系的人,自汪氏死后,公博与佛海之间,以主席问题,彼此不免存有若干芥蒂,那时汪政权虽已宣告解散,而公博仍责有攸归,因此认为周镐的捣乱,可能出于佛海的授意.但周镐擅自拘捕的周学昌,为佛海十人组织中之一人,吴颂皋又为其儿女姻亲,萧叔宣之被枪杀,又在西流湾周宅之门前,第一个接收之中央储备银行,且始终为周佛海所主持之机构.若谓出于佛海的授意,照以上的行动来看,是说不过去的.我相信那时佛海自觉前途茫茫,吉凶难测,彼此即有不洽,也已无此闲情,大势既去,很易形成尾大不掉,且看在上海的程克祥与彭寿气焰之嚣张,在南京的周镐行为之暴戾,连他向来视同家人的姓杨的财政部卫队长,也敢于对周太太厉声诟辱,均足为佛海穷途末路一筹莫展之证明.而最招致公博等之不谅的,则是周镐接收中央军校之一幕.
局势突变之后,所有汪政权的武装部队中,其主管长官或中级军官早为重庆方面所渗透,南京城内所认为可以信赖的,卫士大队以外,是中央军校之千馀学员.他们年青而有血气,只知服从校长,尚不知政治为何物.汪氏逝世以后,公博继任为校长,佛海曾要求叁加为副校长,而公博未予同意,因之周镐之图谋接收军校,佛海更蒙有重大之嫌疑.事情系发生于八月十六日之晚,周镐派人到校演说,要求接收,被坚决拒绝之后,卒将总队长鲍文沛捕去.至翌日中午,由第三大队长桂春廷用电话向公博请示应付办法,公博以不明周镐底蕴,未有明确之裁断.至二时许,公博与何炳贤(兼任军校秘书长)等正在午饭,突然全体军校学员在桂春廷率领之下,全副武装,驰抵西康路.大队赶到,以来意不明,一时形势极度紧张.经公博先派人出外询问原委,桂春廷说明因有不明身份者擅来接收,电话联络未得要领,故要求校长当众训示应付方针.学员的代表们也表示只知服从校长命令,否则将以死自卫.此来的另一目的,将以全体的生命来保护校长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