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公博对于军校学员们的表现,感到异常激动.遂即向学员们训话说:"我绝没有反抗中央、破坏统一的意思,但我还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我要以一个完整的沦陷区交还中央,不许有人假借名义,胡作非为.今后我与你们将生死与共,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公博的训话,给予全体以莫大的鼓舞,旷地响起了一片"校长万岁"的呼声.学员从此也不再回校,就在清凉山官邸四周实行露营,严加戒备.
但学员们的给养,既全无着落,而总队长鲍文沛尚被羁押在中储行中周镐之手,更不足以平学员之愤.复经陈公博下谕向中储银行提取现款,充学员们的饷糈,并派员率领少数队伍,营救鲍文沛出险.队伍驰抵新街口中央储备银行时,大门禁闭,门口则悬有行动总队五十二中队的番号.军校方面先声明要求与鲍文沛谈话,里面静悄悄地不予理会,于是绕道屋后缘墙而入,周镐部竟意外地未曾抵抗,卒于提到了款项,也救出了鲍文沛,始整队而回.
经此一场虚惊,周镐的气欲稍戢,南京城中表面上虽未发生重大事故,但人心惶惶,不逞之徒,活动加剧.至八月二十四日,代表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回抵南京,谒见陈公博,报告此行经过.据今井透露,中国战场总司令何应钦的正副叁谋长萧毅肃与冷欣表示:对日本军民,如得盟军之谅解,愿以德报怨,将出以最宽大的处理.今井曾追问对汪政权中人的处置,冷欣默不作答,可见前途未可乐观.那时,共军既已开始在苏皖袭击,南京城内又复份子复杂,更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经陈公博与左右详商的结果,何炳贤、陈君慧、周隆庠、林柏生等认为对国事的功罪是非,愿受国家法律的审判,但不甘于混乱时不明不白地死于乱兵之手,于是乃作赴日暂避之议.
当时在京诸人曾被徵询意见而婉谢偕往的,则有梅思平与岑德广诸人.在他们专机赴日的上一日,汪公子孟晋,始获得了消息,却独持异议,他对陈公博说:"一个形式上与日人合作而失败的政府,最后还像欲托庇于日人,将何以自解于国人?父亲生前一再训示我们:"说老实话,负责任."对国家事,应有负责到底的精神.如必须离开南京,则赴日不如赴渝.由我母亲(按指汪夫人陈璧君)、你,以及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六位应负最大责任的先生同去,我愿意充一名随员跟同前往,包一架专机赴渝,一切听由政府的处置,不管生死荣辱,倒显得正大光明."林柏生夫人徐莹女士也对柏生说:"六年来为国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个政治运动失败了,要死,你是一直追随着汪先生的人,能在汪先生的灵前自尽,了此一生,这应该是你最好的死所了."不幸汪孟晋与林夫人的忠言,终不能阻止他们已定的行程.八月二十五日陈公博等一行秘密赴日之后,南京方面的治安,陈公博留下的函件,交由胡毓坤、任援道、李讴一维持.当任援道看到了公博的留函,曾不住摇头叹息,说公博他们去得未免太可惜了.以当时任援道的表示来说,那末公博的自白书中所说任援道劝他赴日的话,又从何而来呢?陈公博等一去,烟消云散,汪政权从此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辞了.
南京真是一个不祥的首都!朱元璋定鼎于此,不久而有燕王之变.南明播迁,终于覆灭.洪杨据守,城破而亡.汪政权解体后之四年,大陆又告易手,不料号称龙蟠虎踞之地,三百馀年来,竟然不时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降幡而已!
附录:
汪政权重要人事表
(左表录自战后国民政府所印行之年鉴,极多错漏,以别无旧籍可资核对,姑先附刊于此.)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
主席汪兆铭,秘书长褚民谊.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焦莹、何世桢.(按何世桢被发表后拒绝叁加)
执行委员刘郁芬、杨揆一、陈耀祖、陈群、叶蓬、鲍文樾、傅式说、郑大章、樊仲云、金章、陈春圃、汪曼云、李士群、陈君慧、彭年、唐惠民、蔡洪田、罗君强、王敏中、缪斌、韩清健、李圣五、戴英夫、顾继武、袁殊、徐天深、周作人、徐苏中、刘仰山、金家凤、申听禅、胡兰成、陈伯藩、马典如、石星川、陈孚木、夏奇峰、孔宪铿.
候补执行委员何炳贤、凌宪文、陈昌祖、林之江、李景武、李浩驹、林汝珩、邝启东、章正范、奚则文、汤澄波、胡泽吾、戴策、马啸天、杨惺华、冯节、翦健午、曹宗荫、金雄白、黄大中、张克昌、李凯臣.
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褚民谊、陈璧君、傅侗、张永福、顾忠琛.
监察委员恩克巴图、克兴额、葛敬恩、萧叔宣、陈披荆、王天木、陈中孚、任援道、朱朴、周廷勋、刘云、陈维远、陈述修、黄香谷、艾鲁瞻、周学昌、卢英、汤良礼、梅哲之、李讴一.
候补监察委员张宪之、陈允文、萧恩承、汪翰章、武仙卿、周隆庠、茅子明、王汉良、陈济成、苏成德、刘培绪、唐启元、耿嘉基、杨杰、廖家楠.
※国民党中央党部
组织部部长陈春圃.副部长戴英夫.
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副部长马典如、冯节.
社会部部长陈济成.副部长顾继武、汪曼云.
※中央政治会议
主席汪兆铭
中国国民党中央行委员会代表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曾醒、李圣五、叶蓬、刘郁芬.
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元、朱深、殷同.
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
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
国家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扎布、陈玉铭.
社会贤达赵正平、杨毓恂、岑德广、赵尊岳.
额外叁加者,武汉政权代表何佩熔、广东政权代表彭东原.
※中央政治委员会
中政会主席汪兆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当然委员汪兆铭(行政院长)、陈公博(立法院长)、温宗尧(司法院长)、梁鸿志(监察院长)、江亢虎(考试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村、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宣、李士群.
延聘委员齐?元、朱深、卓特巴扎布、殷同、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赵毓松、诸青来、赵叔雍、岑德广、王克敏.
当然列席委员周佛海(行政院副院长)、诸青来(立法院副院长)、朱履和(司法院副院长)、顾忠琛(监察院副院长)、缪斌(考试院副院长).
秘书长周佛海(兼)、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中央政治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一法制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梅思平、副主任委员金雄白.
二内政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群、副主任委员苏成德.
三外交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颂皋、副主任委员张显之.
四军事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鲍文樾、副主任委员凌霄.
五财政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之硕、副主任委员梅哲之.
六经济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君慧、副主任委员何炳贤.
七交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祖虞、副主任委员陈伯藩.
八教育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黎世衡、副主任委员刘云.
九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家凤、副主任委员翦健午.
※国民政府
主席汪兆铭.
委员张永福、傅侗、董康、王克敏、张英华、赵正平、杨寿楣、倪道烺、廖恩寿.
文官处文官长徐苏中.
叁军处叁军长唐蟒.
※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汪兆铭.
常务委员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萧叔宣、孙良诚.
委员陈群、唐蟒、丁默村、凌霄、门致中、胡毓坤、李讴一、陈维远、刘培绪、郑大章、申振刚、孙祥夫、金寿良、卢英、富双英、陈文钊.
总叁谋长刘郁芬、副叁谋总长黄自强、许建廷.
经理监督署总监何炳贤.
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叶蓬、叁谋长富双英.
叁赞武官公署武官长郝鹏举、副武官长苏继森.
陆军部部长鲍文樾、次长郑大章.
海军部部长任援道、次长招桂章.
南京要港司令尹祚乾、中央海军学校校长姜西园、水路测量局局长叶可松、威海卫基地部司令鲍一民、航空署长姚锡九.
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政务次长杨杰、常务次长夏仲明.
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
委员长苏北行营主任臧卓、叁谋长郝鹏举.
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耀祖、叁谋长郑洸董.
政部训练部部长钟福之.
开封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孙良诚.
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胡坤毓、副司令张岚峰、叁谋长潘伯豪.
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黄大伟.
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杨仲华.
※中央陆军
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陆军第一师师长徐朴诚(杭州)、陆军第二师师长何?柱(常熟)、陆军第三师师长黄其兴(苏州)、陆军第四师师长熊育衡(南京)、陆军第五师师长程万军(湖州)、陆军第六师师长沈席儒(蚌埠)、陆军第七师师长王占林(卢州)、陆军第二十师师长方颐、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路朝元.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泰州)、第二军军长刘培绪.
警卫师师长郑大章.
陆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
※清乡委员会
委员长汪兆铭、副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委员陈群、梅思平、鲍文樾、任援道、杨揆一、赵正平、林柏生、李圣五、丁默村、赵毓松、罗君强.秘书长李士群、副秘书长汪曼云.
附录:
【陈璧君狱中诗词残稿】
◎戊子孟冬和品伯先生出狱留别病后四十馀日初次试笔
推窗零露正瀼瀼,久病支离断客肠,放鹤岂期闻碧落,风波未雪又离觞.人情轻薄秋云厚,世态崎岖蜀道康.寄语行人好珍重,躬耕随处是南阳.
◎高阳台中秋却寄诸儿
玉宇昏昏,银河郁郁,夜阑微语高墙.砌影蛩声,隔帘人自相望.姮娥不恨听风雨,恨哀鸿遍野痍伤.最难禁,山软梅花,泉冷蒲梁.
吴宫历历经行处,痛雁行摧折,血满江乡.一瓣心香,伶俜聊拜空王.清吟不绝中秋谱,晕星眸,襟袖淋琅.愿儿曹,恻隐冲和,蕴抱深长.
◎怀四儿
映雪囊萤愿已赊,书生本色漫堪夸.情深太傅过秦论,志切留侯博浪沙.动静久乖禅定味,推敲难得隔年花.相逢何事悲摇落,如此良宵浣月华.(末句一作万里长空浣物华)戊子十一月二十三灯下一时半.
◎中秋
玉宇无垠限太虚,无端风雨打阶除.窥窗偏有团圆月,旋照愁人夜读书.
满耳笙歌听未真,思君此夜倍相亲.嫦娥底事多娇懒,才拨重帏又隐身.
【汪精卫逝世前对国事遗书】
这一篇是汪政权一代的最重要文献,系汪氏逝世前一月,口授全文,最后由汪夫人陈璧君誊正者.题为"最后之心情",尚为汪氏在病榻上亲笔所写(真迹制版刊于文首).汪氏自知病将不起,此文为其对国事最后之遗嘱.
文中历述他对抗战的态度自信是为了拯救国家;所以离渝的原因则是想保全蒋氏;组府的苦衷为欲与虎谋皮;对甘心附敌者的观感称曰:鹰犬;汪政权最后之立场应不背"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原则;生前的遗恨,为未能目睹东北四省之收复.
汪氏以保全国家命脉抢救陷区人民而不惜自毁其四十年之光荣革命历史,大仁大勇!固仍为其蚤岁行刺前清摄政王一贯的只知牺牲一己的爱国热忱之表现也.观此文,语重心长,沉痛已极,汪氏六年中在宁之全盘心境,悉备于此.
因遵汪氏应于其逝世二十年之岁始可将此文发表之遗意,故为汪氏保存此文者什袭珍藏,从未以此示人.今汪先生逝世二十年矣!多承见贻,爰为刊布,以供后世为国者之叁览.
着者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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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
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
;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谨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
,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日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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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如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憍,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馀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呜(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着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如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挢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
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按指汪政权之创建),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叁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弭深,而国府(按指汪政权而言)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陷区中铁蹄蹂?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因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以而动矣.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努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为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笔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军气焰虽盛,进退时且浚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其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馀孽辈(似指梁鸿志等),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馀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馀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着.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其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
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中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馀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总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馀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馀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
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澈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主张及最后之心倩,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弁言】
拙着这一册的汇印出版,成为全书的第六册,虽然其中若干资料,尚可补前书之不足,但这更是完全出于我自己原定计划之外.
最初,我且无意于将这一幕历史上的悲剧予以公开发表的.积非早已成是,既不想如一般人所说的为什么翻案文章;往事亦早成陈迹,更不欲为自己叁加这一幕而有所洗刷,或反被指作文饰之误.一九五七年七月,香港"春秋"杂志创刊,以私谊关系,编者坚欲以这一题材,作为该刊的连载,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于是鼓勇试作.起自一九五七年八月,迄于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前后亘三年九个月之久,写了一百八十节,成书四册.事实上所有我所知道的汪政权的重大情节,已略备于此.
前五册自一九五九年七月起陆续发行,至今已历十馀年之久.乃承读者之爱护行销地区自东南亚而远及美加欧陆,一再重印,亦已达八版之多,日本早于一九六○年译成日文版出版,世界各国图书馆对拙着颇有收藏.这一切,都给我以无限的感奋而不免于沾沾自喜之情.
在本书第四册发行之后,以续有所闻,兼因若干情节,不免以记忆上之错误有稍有出入,或以见闻所限而未臻于详备.于是又为"春秋"杂志陆续写了补遗二十四节,再续印第五册,将全书五册,精装为合订本,并为正名曰"汪政权始末记".
自拙着发表以来的十馀年中,曾拜读了当代有关这一幕的许多鸿文巨着,其间竟有与我笔名相同的同文;也有些内容与所闻大相迳庭的描述,我都认为这是抛砖引玉得来的结果,在这里雅不欲稍有所置评.
孤陋如我,本书既已写成五册,似宜可以告一段落,但最近两三年来,以"春秋"、"大人"两杂志不断索稿,搜索枯肠,又于惘然中引起我对往事的追忆,频年来这两杂志所刊载的,又居然裒然成帙,这一册内虽类多为我与当年汪政权旧侣们的交往之述,乃多谢读者们对我的偏爱,纷纷函促汇印第六册,盛情可感,遂不辞蛇足之嫌,择其可一读十篇重为编次问世.
在过去五册述作时,以年老健忘,对重大事件的发生日期,大多遗漏,一直以此引为大憾.多年来在各种书报中,颇加留意,经多时之搜集,略有所得,因再为编成"汪政权大事编年表",以作本书之殿.
这一册中所写的若干情节,有些不免与前书雷同;有些也且不免于疵谬,都有待于读者的原谅与指正.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着者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二○五、汪精卫国事遗书发现经过
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那一天,春秋杂志社转给我发自本港的一封挂号信,信封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而且用了"朱子家"的笔名而非我金雄白的本名,发信人却又无姓名.所列的地址,是本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楼的一间保险公司.我起初以为仅是平常的读者来信,当时并未急急拆阅.迨晚间回抵寓所,启视之下,有一叠四张牛纸蝇头小楷复写的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又张荣宝斋信纸上汪氏亲笔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七字.另一黄色纸条,写了汪氏长公子孟晋的九龙地址,并有孟晋夫人"汪谭文素"的闺名,下面用原子笔写着:"请烦转交"字样.遍查封内,并无发信人附给我的函件,我已深以为异.追细阅信封上的邮戳,发信日期为一九六三年的十二月卅一日,而我之所以迟至一月有馀始行收到,则以我久不去春秋杂志社,该社也认为只不过是平常的函件,而未即为我转来之故.
最初,我为笺纸上汪先生的字迹所吸引,再四审视,虽确信为汪氏之亲笔,但仍抱有一个先入的成见,认为汪先生当时并没有立下遗书.所以会有此成见,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当汪先生的遗体从名古屋奉移到南京时,许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陈璧君探问:"汪先生有没有立过遗嘱?"她当时同答得很干脆:"没有."而在这留港的几年中,我不时与汪先生的家属有所接触,当汪先生在日卧病时,他们都是朝夕随侍的人,而他们又几乎一致说:"先生在病中,没有看到写过什么遗嘱遗书一类的文件."所以,这次我收到那一份"最后之心情"时,我最初以姑妄看之心情来从头阅读.迨读毕全文,以我当时曾始终叁与这一幕"变局"的人,而且在当年的中央全会中,有过多少次听到汪先生哽咽中所作的言论,与看到汪先生在拭泪中所表现的神情,使我坚信这一份确是汪先生自己所作对国事的遗书.
不仅仅这"最后之心情"几字,无可怀疑是他的真迹,虽然他秀逸的字体,这里显得较为苍瘦,但以年龄与久病之故,固应有此现象.其次,曾经看惯了汪先生文笔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伪,五千字的长文,有谁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亲属,而且不愿透露他的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况且汪先生深藏的心境,别人是无法体味的;过去的许多事实,也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纸张的陈旧,显然已有了一二十年的时间,连上面的一枚回文针,也已锈迹深印在纸上了.我前后读了三四遍之后,在又高兴又悲伤的心情中,终宵辗侧,未能阖眼.
我投身报坛前后四十馀寒暑,生平最痛恨的是稿件的抄袭或捏造.所以当我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时,尽管有些记忆上的错误而造成无心之失,但我对事实的经过,以及谈话的对白,每一事都在下笔前穷思瞑想,力求真实.在这一本着作中,我认为最大的遗憾,就是汪先生对这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不应没有一些遗言.因此,当我再四细读之后,不再是怀疑真伪的问题,而是想查明在两度世变中,怎样把它保存下来,以及是由何人保藏寄发的问题.第二天,就依照了来信上所开列的地址,去到香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六室,那里虽然是一家上海人经营的保险公司,我取了那件来函,问遍了整个公司内的每一个人,连他们的经理在内,但无人承认曾经寄出过这一信件.结果只好在不得要领下废然而返.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约晤了汪先生的长婿何孟恒兄,告诉他收汪先生对国事遗书的经过,并依照寄件人的意思,请他将原件转交给汪孟晋兄伉俪保存.约晤的另一主要目的,自在想共同研究这遗书是何时写的,由何人保藏,以及最可能是由何人寄来的问题.最初,他表示在日本侍疾期内,以他所目击的经过,不曾知道有过遗书,而且事实上那时汪先生的病状,也不可能写此长文.但当他读毕全文之后,对字迹,对笔调,对文中所说的一切,却并不能指出任何可以认为有伪造的疑点.而且就那份复写的遗书原件字迹,与黄纸条上所写地址的笔迹,显然出于一人之手,笔迹很熟,因为他来港后还经常与他通信之故,可以相信是出于汪先生生前的诗友龙榆生之手.
这时,拙着"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编校已竣,正在印刷中,我不准备再有所续写,因此,这应该是该书的最后一册了.像这样一件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既然信以为真,自不应让它在书中遗漏,因此我立即往承印的公司停止印刷,即将这一文件作为附录而予以补入,但发现的经过,已不及详为介绍了.
经我与朋友们的共同研究,可以推想到这文件的来源,大概汪先生于病中定稿誊正以后,当初是由汪夫人保管的,因为依照汪先生的遗意,要在他逝世二十年后始予发表,她因此就一直讳莫如深地深藏不露.也可以推想到这一份遗书是一向藏在汪夫人身畔的,迨她自知出狱无望,始暗中交给了认为可以信赖的龙榆生.汪先生是逝世于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保藏这份重要文件者,也一直等到汪先生逝世第二十周年的除夕,始以之付邮给我.里面所附的那一张黄纸条上,却很正确地写着香港汪寓的地址,悬想他的所以不辞周折而寄给我,意思很显然是希望我能把它发表.虽然我把它发表时离汪先生的忌日还有八个多月的时间,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遗书的前面所指定的发表时期着重在"于国事适当时期".所谓"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忌日发表"一语,也不过是最迟发表的日期而已.
当遗书在春秋杂志刊出时,正值农历的岁尾年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忙碌,我不暇去与汪氏的亲属作进一步的探讨,而终于由何孟恒兄转告了汪孟晋兄之后,约我去作了一次长谈.当时我只静静地听取了他的意见.他认为"最后之心情"几个字,尽管比平时写的要苍瘦一些,却看不出会是别人所模仿的.当他在阅读全文之前,对遗书的真伪问题,与我所取的态度也有不同,他先假定这是真的,而后逐句加以咀嚼.虽然经他详细阅读之后,并不能否定这是别人所伪造的,但他认为仍然存有若干的疑点.
总括他的意见:汪氏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施行手术,取出体内留存的子弹后,未及一月,旧恙复作,有不明原因的高热,下半身渐感麻痹.以后知道是由于背部肋骨的肿胀,压迫到脊髓神经,遂使大小便也失去了控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飞往日本名古屋,进入帝大附属医院,翌日开刀.经过手术后,当时两足在病榻上一度可以自动抬起约六七寸,但健经短短三日的时间,病情又立即转而恶化,贫血、盗汗、周身肌肉有难忍的剧痛,只要有人进入病室,足步有一些轻微的震动,影响到病榻便会立刻使汪氏疼痛难禁.尽管他并没有发出过一声呻吟,但医生相信为患这一个病症者必有的现象.
因此,当病情再度恶化以后,孟晋不断地催促汪夫人进言汪氏,预立一张遗嘱,但汪夫人还想汪先生一定会康复的,更不忍于病中因此而刺激病人的精神.如此一直迁延了七月之久,病情已到了使医生束手无策之境,除了用雷锭放射治疗以延缓病情的发展外,已无其他方法.孟晋就于那年的十一月初飞往上海,拟向雷锭医院商洽如何将器材运\往日本急救,而就于那时,汪氏就撒手尘寰,对这破碎山河,从此一瞑不视了.汪氏在病中,除医生与护士及汪夫人外,只孟晋一人.每隔两三小时,必往探视一次,他可以确定没有看过口授这遗书的事.如其这一份真是汪氏所亲撰的话,唯一的可能,那是一九四三年底动用手术取出子弹后,汪氏在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的私宅中休养一段的时期内所预拟,至病笃时而又略加修正的.
他也认为关于遗书的整个内容而言,也有着几个疑点:第一、汪夫人以巾帼而有须眉气概,不屑从事于那种誊写工作,如有重要文件必须抄录的,向由何孟恒为之.第二、汪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正如他所说"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强烈反对社会上一切无意义的习俗,所以他的长公子长女公子婚嫁时,都用了最简单的仪式,并宴请最少数的亲朋.每逢他的生辰,如私邸中为他稍有形式上的庆聚,反会遭致他的责怪,那末遗书中更何来"忌日"云云?以上的看法,当然只有做子女的人,才能体味到父亲的一切.但我以为这仍然不能影响到遗书的真伪问题上去.以我的推想,在临命前撰写一个有关他晚节问题的重要遗言,而且需要暂时秘密保存,因此破例地请夫人誊正,不是不可能的事."忌日"两字,也多半是笔录者依照他口授的原意,而致用了这样的字眼而已.
孟晋又指出全文的大意,有些不太符合于他父亲的性格之处.遗书主要在解释他离渝组府的心迹,他说:"我父亲的确一生对国事无时不在操危虑深中,他只要认为良心所安,责任所在,即毅然起而行之,不求人们的谅解,也求不为自己辩白.他如欲立遗书以昭告后人,也应指出今后的途径,不必斤斤于自己的行迹与个人的成败.况当他逝世之前,病体已影响到他的情绪,何以在那份文件中,又说得如此的温和委婉?"
我对此有些主观的看法:那时汪先生认为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渝府既与英美结盟,以整个国家来说,前途已有一线曙光.他既舍身谋\国,因形势的演变而国土有重光之一日,逆睹国家将终于不会覆亡,欣喜之不暇,以汪氏之抱负,更安有个人恩怨与成败之足计?其次,汪氏奔走革命四十年,一生行迹,应无可訾议,所不为人谅者,仅为汪政权之一幕,如千秋竟成定论,九泉又岂能瞑目?吐露其最后之心境,实为人类之常情.遗书的文意,又岂他人所能模造?朱朴之兄前后追随汪先生二十年,他说:我看惯了汪先生的文章,这是别人所万难模拟的.又陈君慧先生对我说:他曾赴日本视汪先生疾,曾经委婉地问他对将来有什么交待,汪氏的回答说:"一切已详在我的着作中."不知是否即指所留下来的这份遗书而言?汪氏之长女公子也说:假如这份遗书是出于某些人伪造的话,不论文笔与内容,也都到了无暇可击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