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离奇的事还多着呢!我把汪氏遗书发表后之整整六个月,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于那年八月十五日即该刊总号第八六一期,忽然以六页的篇幅,刊登了一篇什么"汪兆铭遗书真伪之辨"的旧闻,主要虽在一字不易地照录汪氏遗书的全文,而前面却加上了一段冗长的冒头,总括作者的意思,指遗书为"谬说";为"伪造".
在对此有所辩正以前,首先我倒是应该向该杂志竭诚\道谢的,所以要道谢的理由有二:一、我把汪先生遗书之所以要发表,目的就是希望让国人能够明了汪先生所以创建政权的原因与他真正的心情.某杂志销行最多的区域,也正是春秋杂志与拙作不能行销的区域,该杂志这样慷慨地不惜以"谬说"来全文照录,藉此得以广为流传,不期而有深得我心之感.第二、该杂志既认这遗书是伪造的,那为什么对一篇伪造的文件,还要郑重其事的于半年以后全文转载呢?伪造的东西也值得照录吗?假如说这一个文件是"谬说",那为什么还要把有"毒素"的"谬说"介绍到海外地区去流传呢?不再以为"宣传的效力,真是可怕"吗?不怕"影响所届,不能无视"吗?这岂非自陷于矛盾而有"推波助澜"之嫌吗?但以我来说,总应当说是盛情可感的.
该杂志"大义凛然",大有代圣立言、替天行道的那一份忠贞之气.他们的态度,恨不得上效秦始皇,焚尽一切不是代圣立言、替天行道的书.但是历史不能仅凭一二个人或一二十年的时间可以完全抹煞的,而且该文作者的断然伪造,其实他对此事却是一无所知.冗长的言论,一切仅出之于想当然耳.是不是"汉奸",或许他们也知道太难说了,譬如有些自命为"汉忠"之人,而且当年却是好端端的生活在抗战区内,是"八年抗战,流血流汗"之人,而也或者会因莫须有之"汉奸"罪嫌而被捕受鞫,假如那时竟然冤沉海底,则墓木且早拱了.当年留在沦陷区的,本来人人都有"奸"嫌,所以叫顺民,称伪学生,今天我还能为历史作证,为朋友呼冤,已经算是异数了.忠奸顺逆,在这乱世的黑暗时期,也正有其难言者,天下亦安有真是非耶?陈公博在苏州法庭上说得好:"有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的.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曾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在战争时期,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已是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再需要宣传,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我于此也有同感,当年的不得不加以痛骂,是为了情势而不得不然;现在真是应该平心静气的探求历史真相了.虽然历史并不可全信,身后是非,也任谁都管不了,但以汪先生的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人才,而且是国民叁政会的议长,而最后如真是甘心为"汉奸"的话,这岂非是中华民族史上的大趾?以一个革命元勋,国父生前的左右手,而且是党副总裁,如竟甘心为汉奸的话,这史将是国民党的大耻了.二十年后,又何苦于逆我者既亡之后,尚必要加给他以万世不能洗刷的恶名,而加深民族与党的耻辱呢?历史又岂几个人造得了的?耳目也岂是几只手掩得了的?
我对该杂志也寄以无限惋惜,作者在全无资料的情况下,轻轻对汪氏遗书下一断语曰:"明明属于伪造文件."这已经不是研究者的态度了.正如我前文所说只是主观的步断与立场上的偏见而已.该杂志虽列举了很多理由,但却是真正的如他自己所说"其中并无新事",一部份是依据日本报纸错误的记载;一部份则断章取义,摘录了我所发表的经过.其中如遗书的如何发现,却是"每日新闻"弄错了的,因此该杂志所载像是头头是道,振振有辞,其实是道听涂说,吠影吠声罢了.而且他武断的程度,也委实惊人!甚至硬指汪氏亲笔所书的"最后之心情"数字,也或者全自其他文献中拼凑剪辑而来.果如他所说,那中山先生的遗嘱,当年还是汪先生起草,还是汪先生撰写的,该杂志何不索性也武断一番,说这是汪先生的意思,而不是孙先生的意思呢?这一笔抹煞的本领,我不知该文作者为何如人,而玩其语气,觉大有官气存焉!也许官做久了,连写作中也不免露出了官话来也.
最令我失笑的事,则是说我于一九六-四年二月间将遗书发表的时期,"正在中日关系因周鸿庆案闹成了外交僵局,几濒于绝裂之时,亦即法国承认中共(一月廿七日)我政府对法绝交(二月十日),中华民国国际环境最坏之时,不能不令人怀疑何以如此巧合?究竟此种用心何在?┅┅无非打击中华民国政府"最适当的时期"而已.┅┅此伪造文书发表之目的,乃冀使日人相信还是他们的汪先生好."哈哈!我发表一个历史上的文件,竟然可以发生打击中华民国政府的作用,他可以如此说,我可不能同意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会如此其脆弱,而我更不敢承认我竟会有此力量也.该文作者的捧我,颇使我太受宠若惊了.
我钦佩该文作者别有会心的那一份"聪明才智",因过去凡与日本交好者,不问是否为了有利国家,一律目为"汉奸"!"正在中日关系几濒于绝裂之时",台湾朝野,总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之情,假如遗书的发表算是"巧合",那倒是并非打击中华民国政府,而是提醒中华民国政府.如汪先生当年"不望为釜望为薪"而与日本谈和,其至诚\尚且不会感动了日本,则今日再欲"与虎谋\皮",形势且已不逮当年,则敦睦修好,讵可得乎?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读汪先生的遗书,是否也会有些爽然若失之感?
二○七、追怀白骨早枯的周佛海
汪精卫于抗战时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在南京建立政权,不论后世将对它作怎样评论,无可讳言,这已成为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这政权,覆亡了已经二十馀年,作为这个政权最重要台柱的周佛海,病死狱中,也已二十馀年.对于这一个盖棺定论的人物,究竟是政治上的牺牲品;还是求荣卖国的汉奸?"身后是非谁管得"!人微言轻的我,自更不欲再有所论述了.因此,本文所要谈的,只限于他生前生活上的细节,以及我与他之间的若干琐事而又为前五册书中或有所未详者.
过去的事,一切都已成为陈迹了.回溯生平,数以千计的亲友,已先后成为异物,有些在我的记忆中,且不曾留下丝毫印象.唯独佛海,在羁旅困顿之中,在寒窗独坐之际,他的声容笑貌,依然不时萦回脑海,无限怀念,也无限悼惜.
佛海在外表上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而且含有浪漫的文人气息,谈话时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每当酒酣耳热,就口没遮拦,高谈阔论,谈女人与谈政治一样的起劲.有时在他的谈话中,不正经中却显出率真的性格,不脱一个书生的本色.他黑苍苍的脸,貌不惊人,加着蓬松的乱发,终年一袭长袍,显得不修边幅,却活像是三家村的一名小学教员.有谁会相信:他曾经是中共的创始人,在国民党内,竟又先后受到蒋介石、汪精卫两氏的特达之知,他写得既笨拙而又潦草的字体,连当年在汪政权发行储备票上F.H.Chow签名,也有似出于一个幼童之手,更有谁会相信他竟能下笔千言,写出动人的文字?
他以一个穷苦学生而成为风云人物,但换来的结果,却是狱室中病痛带来的凄厉呼叫;因政治而留下的万世恶名!二十馀年的时间,斯人云亡,早寒白骨,在我与他相交前后十七年中,我目击他的腾达飞黄,跻身显要;最后又凭棺一吊,眼看他埋骨荒郊.
一九四八年的初春,我还处身在上海提篮挢监狱中,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即将刑满释放.那时我一直在暗中盘算,出狱以后将尽早往南京老虎挢去探视传说正在病中的他.不料就差这几十天的时间,竟然缘悭一面,就此永隔人天!
某一天的清晨,提篮挢狱室的门刚刚开锁,囚徒们在长廊中散步,狱警偷带进来的一份报纸,大家正在争着围看.这时一群读报者的惊呼声传来了,囚徒们的脑筋是特别敏锐的,知道一定在报纸上发现了什么大事,我上前去只一瞥,"大汉奸周佛海疾毙狱中"的大字标题,映入眼帘,已清楚告诉我发生了些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再也不忍读下去了.我默默地退回监房,心里很乱,自己也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愤激.
这时长廊中引起了纷绁的议论,那些议论他的人,当年自然都是佛海的同僚或者是部属,而现在则以事过境迁,便表现出前后绝大不同的态度.大部份的人不免兔死狐悲,正有梁众异(鸿志)吊陈公博诗中"逝者如斯行自念"的那一份感伤.有些人当然也对佛海这样一个人而得到如此收场,有所悼惜.但其中却不乏高声詈骂他的,有人指佛海当大权独揽之时,使其屈居下僚,未加重用,今天却同样要受缧絏之灾;也有人认为当年的高官厚禄,都是佛海强其所难,以至加重了他现在的罪责.
抗战胜利以后,当局说是为了整饬纪纲,因而要严办"汉奸".不过判刑的标准,却非常简单爽脆,并不需要什么卖国的行为或犯罪的证据,只依照官阶的大小,而为量刑的轻重,大官判重刑是当然的,而只要与汪政权沾上一些关系,而又有一些财产的话,最轻也就脱不了两年半的囚禁.因此在这一群骂声中,骂得最为激昂的自然又是些过去汪政权中的达官显宦,他们忘记了过去怎样奔走营求,而此时为了生死未卜而怀着无限惶恐,骂骂佛海,自不失为发泄一肚子牢骚的最佳方法.
反正佛海再也不会听到这种身后是非了,而在骂声中,却使我想起了与他之间的一段谈话.佛海在汪政权中,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之外,他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一部份的军队,他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特别是整个政权人事的任免,几乎由他一手包办,一个部会首长的更调,或一个省政府的改组,都由他预拟名单,呈送汪氏,汪氏也总是照批"如拟".如此得心应手,尽可挑选出一些适当的人才,但他还是很不满于汪政权内的一批大小人物,有时愤慨地对我说:"你看,这些家伙都是来浑水摸鱼的,那里有一些国家民族的思想?有那么多的败类,我们怎样也不会搞得好的."但是有时他即又颇陶醉于他左右对他的忠诚\.一天,当他又提到这一个问题时,我笑了,我说:"想不到你也与别的政治上的巨头一样,总以自己为察察为明,左右尽是最可靠的人.其实,他们恭顺的态度,满嘴:部长!总裁!佛公的尊称,以及自己怎样夸张"政声"与文饰劣迹,竟然也会把你蒙住了,你只看到了恭顺的一面,但你看不到他们横行无忌的另一面."他瞪着眼说:"是谁?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说:"假如我说某人如何,某人又如何时,岂不成为挟嫌攻讦?你就能偏听我的一面之辞吗?好吧!还是等有一天你不做部长,不做总裁的时候,再让你来当一个笑话听吧.假如你真要看看有些人的真面目,不妨等某一个你认为最恭顺、最卑谦、最忠实的人,当他鞠躬而退之后,你可以在窗口暗中窥察,倘在招呼他的佣仆与司机时,你会看到他又是怎样的另一副神态?"当然,我说的话,当时佛海是无法置信的,现在有那么多人正在诟责他、谩骂他,他自然更不会再听到了.我又在想:有些威福自恣的政治巨头,身后有谁能免于与佛海遭同一的结果?史大林尚且要被赫鲁晓夫鞭尸,况乎他人!
事实上,佛海的死,也并不出我意料之外.数十年中营营役役的政治生涯,又被醇酒妇人淘空了的身体,在胜利的前一年,一次心脏病剧发的时候,医生就曾警告他:以后如仍然过份操劳,耽于酒色,或者精神上有重大刺激,旧病再复发,那就无药可医了.而在牢狱之中,他不但身体上受到种种的苦厄,尤其政治上、人情上所加给他的打击,相信即使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也会无法再支持下去的.
在过去所写的五册中,有一个政治上的谜,却始终未曾打开.周之与蒋,随侍左右,朝夕不离,前后整整十年的时间,而且叁密勿、司笔札,以一个黄埔教官,而两长中央民众训练部与中央宣传部,又是两个核心组织所谓"蓝衣社"与"CC"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之与汪,过去即并无丝毫渊源,在其笔下且曾有不少讥评的文字.而他终于弃蒋就汪,这到底为了什么?虽然佛海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与我谈话,向不有所隐讳,独对这一段内幕,即从未讲过,我又不便问他,佛海已死,这永远将成为历史之谜了.
不过,他在汪政权时代,对于蒋氏,仍不改以往尊敬的态度,不论对日本人或者在私室中密谈,总是满嘴蒋先生而不名.在汪政权的前后几年中,由秘密电台传来的嘉勉之辞,他的欣喜,且远过于汪氏的对他的推心置腹.固然这是主持军统的戴笠工作上的成就,但佛海时常在无形中流露出对蒋氏的向往之情,无论如何,决不像形式上两个敌对政权应有的立场.相信在佛海的内心上,认为胜利以后,要收拾沦陷区的乱局,当局极有可能再度加以倚重,而且,他也以为在过去六年中,由秘密电台以蒋氏名义发来的电报,任何任务,总是奉命唯谨,不避艰险地一一完成,他也作了策应反攻充份的准备,供给了不少情报,营救了无数重庆方面在沦陷区被日军逮捕的重要人士.他深信胜利以后,有把握地会继续他的政治生命.但佛海的心境,即又是矛盾的,对于自己今后的命运\,在心理上仍存有一个绝大的阴影,他曾几次谈到这一问题,以怀疑的口气对我说:"我将来会不会成为张学良的第二?"政治本是无情的,他最后的结局,正是他的过份天真所造成.
周佛海为什么去蒋就汪?对这个历史上的重大关键,使我一直怀着绝大疑团.也就是说,佛海的离渝,事前曾获得过谅解或默许,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因为不但在汪政权时期,佛海对蒋氏的一片忠诚\,常于无形间流露,尤其在这六年中,佛海唯一曾写给蒋氏的密函,是由我经手,而由蒋伯诚\(当时蒋介石氏在上海的表高代表)交吴绍澍(上海市党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任委员)专程带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现侨寓香港的一位许先生,前几年曾亲口告诉我:当这封信带到重庆后,在呈送给蒋氏之前,因为吴绍澍不敢冒昧上达,曾就商于他,他指点他先与陈布雷接洽再作决定,当时他曾经细读过这一封佛海的亲笔信.他说:与我书中写出的原文确是相同的.而在这一封信里,一开始就说:"职离渝经过,唯布雷知之最详,"而问题也就在这里.布雷的忠于蒋氏,是尽人皆知的,而布雷与佛海,不但很长时期,一直同事于军事委员会侍从室,而且两人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佛海离渝以后,他重庆的寓所,即由布雷迁入居住.那末,既然布雷"知之最详",以布雷的忠于蒋氏而又是胆小谨慎的人,如此大事,自不敢不据实报告于蒋氏,则佛海又何能从容脱身之理?
疑问中也并非没有其它疑问,据我所知,在佛海叁加汪政权的最初两年中,与重庆并无正式联络,建立秘密电台,最早也是一九四一年以后的事,正如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的辩护状中所说:"我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按:"惩治汉奸条例"中成立罪责的条款就是"通谋\敌国,图谋\不利本国.")如其佛海离渝时未获默许,又何以早期与蒋氏的关系会中断如此之久?我所以写这一段的疑问,意在探索一个历史问题的真相,决非对盖棺论定的周佛海,为他作无谓的辩白.
在佛海的心理上,的确一直无限旁徨:一方面有获得"宽大"的自信;而另一方面,也常存或有万一的戒惧.胜利以后,摆在眼前的事实,使佛海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从重庆土挢以至南京老虎挢监狱中的待遇,法院对他死刑的宣告,其夫人杨淑慧因追逼财产而曾吞金图谋\自戕的经过,都使他从迷梦中觉醒.虽然最后国民政府还是在千千万万的"汉奸"中,他是独邀特赦之恩的,但特赦的结果,不是让他出狱,而是减为终身监禁,且不说以他多病之身,还能在狱中偷生几时?更其重要的,他明白了他的一生,也从此断送了!大错已成,生趣全绝,佛海自有其必死应死之道.
佛海一死,其离蒋投汪之谜,将从此无人索解.现在可以这样说:如其佛海真是服膺汪氏"和平救国"的主张而毅然相从,那是患了书生的幼稚病而自取其辱;如其当局事前曾加默许,而把他当为潜伏在汪氏左右的一着棋子,这将是政治上最成功、最巧妙的一幕,是佛海虽死,尚有何遗恨之可言?
佛海在牢狱中所受人情上的打击,也是够沉重的.汪政权时期中,他一直以罗君强为最可信任的人,而杨惺华则以妻舅关系而成为最亲密的助手.君强是佛海的湖南同乡,好似还有一些世交关系,罗的学历并不好,曾在上海大夏大学肄业,曾否毕业已不得而知,一出校门,就跟随着佛海做事.在汪政权一人得道的现象下,君强也就红极一时.六年之间,由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起,历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安徽省长以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他不能不说有一些聪明,也有一些才干,但是得意忘形,官僚气十足,又往往倚仗了佛海的势力,处处得罪别人,为佛海树敌.尤其那时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壁垒森严,引起明争暗斗,这一方面,君强更应负起绝大部份的责任.有时佛海也会加以申斥,而君强总是流着泪不发一言,显出一副委曲可怜相.特别因君强与李士群间的摩擦,佛海且曾贻书切责.但是在中国政坛上都有相同的现象,有挨骂资格的,定是最亲信的人物.佛海几次对我说过:"君强这家伙脾气不好,时常为我找麻烦.但他对我总是忠实的,操守上也还是廉洁的."虽然君强的年龄,小不了佛海几岁,而不论在关系上,或佛海的心理上,早已视君强如家人子弟了.
至于杨惺华,是佛海夫人杨淑慧的胞弟,出身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在重庆时期,仅任道路挢梁工程方面的职务,而在汪政权中却靠了姊夫的关系,职位虽不高,但是他所任的财政部总务司长与中央信托公司副总经理两职,都是有实权的,而且又是管理钱财的.尤其中央信托公司的总经理虽是许建屏,而佛海是董事长,佛海的印章就交在惺华手里,因此权力远在建屏之上.那时惺华还是三十岁刚过的人,少年得志,又经不起人家对他的捧拍,不免有些飘飘然了.但他在佛海面前,总是"开口哥哥,闭口哥哥"表演出天真的稚气,又因为佛海是看他长大的,对别人谈到他,也照例说:"惺华这个小孩子如何如何."他又怎样会想到他早已人细鬼大了.
只要看看佛海到了生死成败的关头,才会发现谁是他最亲信的人物了.胜利以后,佛海被戴笠说服,决定前往重庆,等候不可知的命运\来临.这一架由沪飞渝的专机中,除了戴笠与佛海之外,丁默村因与戴氏同为早期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处长,是由戴氏直接指定的.马骥良是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他之同机赴渝,是为了随机照料佛海,侍侯他的起居.事实上,佛海真想携带的,也就是君强与惺华.日军一投降,佛海表现得非常烦乱,有时垂头丧气,默默沉思,有时又像前途还有无限光明,寄以幻想在他赴渝前的半个月中,戴笠无一日不去和他闭门密谈,使他一时深信此去会是凶少吉多,否则以他拥有的实力,总还不至于俯首就缚.君强与惺华的同去,也满以为可在他卵翼之下而脱然无事.谁知最后的发展,竟然大谬不然.迨由渝一起转解南京,佛海被判处死刑,君强与惺华也判处了无期徒刑,佛海自然也不再是他们的靠山,过去靠他得来荣华富贵,已转眼烟云,不免由怨生恨.他们的想法,如当年不给他们以高官厚禄,何至有今日;如当时不携同赴渝,也不会遭重刑.遂视佛海如仇,从恶言相加,终至不交一语.佛海面对着如此的环境,如此的现实,又安得不旧病剧发,而卒之抱恨以终.
我在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一日出狱了,离佛海的死,已有二三个月的时间.回家不久,就得到了他卜葬的消息,我立刻赴往南京.当然,此时王侯宅第皆新主,南京早已面目全非,连所谓佛海的家,已迁至成贤街附近的一所平房里,又破又旧的建筑,陈设着简陋的家俱,与他火毁后又新建不到五年的西流湾住宅相较,份外显得满目凄凉.左侧一间厢房里,是佛海的灵台,中间怀着一帧遗像,记得还是当年挂在上海居尔典路的旧照.相识遍天下,而四壁却再也看不到什么朋好的哀挽之联了.
下葬的那天,萧条冷落的场面,更使人伤感.葬仪一共只有三辆车,包括两辆运\货卡车,一辆租来的南京市内行走的公共汽车.这一辆上载着佛海的棺木,第二辆上站满了佛海生前京沪两处私宅中的副官与杂役.自佛海飞渝,他们全被遗散后,早已另投新主,各自安身立命去了.
但在这一天,却不约而同地请了假从外地赶来叁加旧主的葬仪,人数约有二三十人.最后一辆公共汽车是载的家属和亲友,除了家属,只有我和石顺渊(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及汪政权财政部政务次长陈之硕的夫人,亲友就是这样寥寥三人.在汪政权时期,我并不曾担任过实际职务,更不曾在佛海主持的任何单位中工作.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他虽是董事长,但我是董事长兼社长与副社长,谈不到隶属关系,不过一想到原来朋友之间,会因炎凉生死而易态,当年视若神明的部属,有些系身囹圄,有些远嫌避祸,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为了一时的感触,我特地备了一个大花圈,放在他的棺木之前,上面写着:"佛海先生千古,旧属金雄白敬挽"字样.
三辆汽车沿着闹市进行,没有引起一个路人的注意,不要说汪政权时代显赫的声势,就是他在夫子庙开审时,也有过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而最后的饬终之典,竟然在如此凄凉沉寂中默默地进行.他的埋骨之所是在南京近郊的永安公墓,圹穴是预先就掘好了的,但坟前没有墓碑,四周也并未种树,葬礼既没有音乐,更没有牧师或僧道为他祷\祝或超渡,寂静得更可怕而可哀外,全不像是一次葬礼.佛海地下有知,又何能瞑目?
棺木缓缓地从平地下降至墓穴,柩夫们迅速地把泥土一铲又一铲地把它掩埋,不到一小时,一切都完成了,所有送葬的人鞠了个躬又匆匆回到了车上.一路上,我呆呆地坐着,心里不知是悲伤还是惆怅,二十年前我与他相识的经过,他后半生的遭遇,以及我与他之间的交谊,他爽朗的谈吐、热情的对人以及从政的艰辛,这一切,又都袭上了心头.真也想不到像他那样的人,竟会有这样的结局.成王败寇,未来历史上的记载,已可以预料到的.
这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间的事了.陈立夫氏在南京估衣廊创刊的"京报",不论规模与销路,都足与国民党的唯一大报"中央日报"相颉颃,更因为"京报"是半官性的报纸,内容与评论,可获得较多的自由,创刊不久,且有凌驾中央日报而上之势.那时主持"中央日报"的是叶楚伧,两报因营业上的竞争,免不了会有磨擦,叶氏屡屡在蒋先生前,对"京报"啧有烦言,卒使光芒初露的"京报",无疾而终.就在京报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我却因一度滥竽而与周佛海开始相识.
京报原任采访主任是罗时实(佩秋,现在台湾),佩秋为CC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因陈果夫派他留学英国而将告离职,陈立夫氏就要我承乏其事.我于一九二八年春进入京报时,佩秋尚未赴英,采访部的工作,事实上仍由他负责督导,我则奉命先起草一个有关采访的整个计划,刚刚脱稿,已在三月间了.蒋先生为了慰勉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更以冯玉祥方蛰居山西晋祠,又有蠢动之意,因此也约了阎锡山一起在北平会晤,请他转劝冯玉祥出洋.蒋氏北上之行既定,京报就派我为随节采访.
那次北上,蒋氏带了不少随员,有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阎系人物,时任内政部长)、熊式辉、陈布雷、周佛海等人.记得以后任军统局长的戴笠也在,不过那时还是总司令部的一名侍从副官而已.长长的一列专车,蒋氏夫妇同住在前面的一辆花车中,衔接的一辆内,就是上述各人,我与另一位记者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王公弢,也混在其内.后边还有几辆,则载了蒋氏的副官与卫队及其它随从人员.
因为我们的一辆是与蒋氏的一辆相衔接的,每逢早晚,蒋氏总过来在花车的客室中与各人闲谈.一九二七年蒋氏北伐到达上海的当晚,在记者群中我是第一个获得接见的人,以后在采访上又不时见到,他自然认识我.当他在车上第一次过来,一落座就问我车内各人是否全都认识,我指指佛海,表示不熟,他就为我介绍了,我与佛海也只相互点头微笑,初不料因此介识,就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命运\.那时的佛海,其正式职务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而更重要的则他与布雷同为蒋氏幕中的文胆.
胜利以后,我在上海高等法院受鞫,法官对于每一个被告,总要问他如何认识汪、陈、周等的几个汪政权中的巨头,好似当年相识,不论是否远在汪政权成立之前,早已就心怀不轨了.审我的法官是邱焕瀛,是一个十分残刻周纳的家伙,厉声问我道:"周佛海是大汉奸,你怎样会认识他的?"我照事实答道:"是蒋委员长介绍的."他凶悍地直斥我为"胡说"!不要看法官审案时高坐堂皇,威风八面,一副大老爷的神气,其实他们在政治上,只是一名官卑职小的可怜虫,他们又那会懂得政治上的什么.
在火车上的一群政要中,我虽与陈布雷因过去为新闻界的同业关系而一向相熟,但经过几天中的朝夕相处,我发觉佛海爽朗的性格,杂以戏谑的笑语,一些没有做作,很率真,反而与他较为投契.一路上,布雷、佛海、公弢与我,也总是聚在一间车房中无话不谈,有时不免彼此之间也有些争论,公弢一直帮着布雷,而我则站在佛海的一面.一天天时已经入黑了,照例蒋氏这时已经赴寝而不会再来.我们又刚刚起了其实只是玩笑的争端,其时我还只有二十五岁的年纪,想到就做,什么也没有顾忌,我与公弢正在你推我拉地扭作一团,活像真在打架,布雷与佛海则在一旁抚掌助兴.正在热闹声中,他们两人忽尔肃然起立.回头一望,蒋氏正站在门口注视我们,我们讪讪地停了手,蒋氏还笑笑说:"辛苦了,还是早些休息吧."蒋氏去后,我们又是一场哄\堂的大笑.
古人云:"患难见交情."而我与佛海,即因赌博而见交情.此行抵达北平以后,总司令部包了北京饭店的两层楼作为行辕,蒋氏夫妇住在三楼,我们住在二楼.蒋氏一到,要接见许多人,出席各种欢迎宴会,并与张、阎会议,十分忙碌,反而佛海等难得有这样的清闲.佛海一生的毛病,就在酒色两字,有时朋友们劝他不宜如此放纵,他却还很得意的说:"醇酒妇人,正是男儿本色."故都风月,本来甲于全国,所谓八大胡同的旖旎温馨,也早为有男儿本色的人向往已久.到达北平第二天的傍晚,佛海就张筵于南妓清吟小班红弟的妆阁了,我们也自然免不了随着一轰而去.
说来奇怪,介绍佛海去的却是一位女性.过去北平有所谓四大名记者林白水、邵飘萍、黄远生与徐凌霄,前三人都以触怒军阀而不得善终.飘萍死后,其未亡人又把飘萍一手创办的京报复刊,延潘公弼的介弟绍昂主持编务.飘萍夫人生得颇具风华,她虽是女流,却风流不让须眉.每晚她也流连于八大胡同之间,出手豪阔,人们去开盘子,照例给现大洋二元,而她是加倍,几于所有北平的清吟小班,几乎无人不知有邵爷其人,她所眷的名妓绿珠,俏丽妩媚,更是人间的绝色!
不论上海的长三堂子或者是北平的清吟小班,在开席之前,照例以打牌为序幕,佛海是一向不赌的,布雷、公弢、与时任津浦铁路局局长的孙鹤皋及我,凑成了一桌麻雀.这一场牌局,使我惨败,一共输了我五百○四大元,倾囊而付,还赖了人家四元的账.我所以会记得那么清楚,因这次京报派我赴平,来往乘坐的既都是蒋氏的专车,食宿又一律由总司部供应,报社给我的五百元是作为活动费用的.五百元在一九二八年时代,不算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我于抵平的翌日,在三场麻雀上就输得一干二净.我是一向挥霍成性的人,输了倒也不觉得怎样,反而佛海却表露出一脸的歉意,主要因为新闻界中人可耻的待遇,大家都是知道的,于是佛海竟因此而感到不安.
回到北京饭店,佛海,布雷与我三个人一起在睡房中闲谈.佛海又提到了刚才的赌局,他问我:"你在报社中一个月有多少薪水?"我照实答覆他说:"一个月一百八十元."的确,那时一百八十元的待遇,已经算是很高很高的了.而佛海"呀"然一声说:"这样,岂非一场麻雀,就输掉了你三个月的薪金?报社中的工作,既如此辛劳,何以待遇却如此菲薄?"布雷在旁,有感而说:"一百八十元还算少?前两年我任上海商报的总主笔,每月薪水只有一百元,而且还要六折支付.不得不在商业机构中担任兼职来维持生活."到底佛海见我为他输了钱,又能坦然若无其事,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我们之间的交谊,也就此建立了起来.
佛海不失为一个重友道而颇有人情味的人,我们在北平停留了一个星期之后,又随节南下.我辞去了京报的职务,重回上海.有一天忽然接到了一个机关用的大信封,拆开一看,原来佛海委任我做他总政治训练处的上校秘书,里面还附着一封信,说既不需到差,自更不必办公,每月的薪饷,就近由上海新生命书店送来.那时佛海正与陈果夫氏等创办新生命书店,并编印颇具水准的"新生命月刊",佛海所写曾经风行一时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一书,也由新生命书店发行.佛海这样给我一个挂名职务,很显然是为了补偿我在北平时的赌负之款,我觉得无功受禄,于心有愧,去函辞谢,而佛海坚决不许.到一九二九年我改任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时,刚值征伐阎冯的中原大战.我又奉派赴京汉线作随军记者,沿途兵荒马乱,如以平民身份远赴前线,会有无数麻烦,接受了佛海的劝告,居然军装一袭,以总司令部的上校身份抵达河南驻马店、漯河前线,得到了不少的便利.
说来也够奇怪的,在汪政权以前,佛海曾两度邀我投笔从政,都没有实现.而在汪政权筹备时期,与他一度长谈,即被他轻轻说服了.又在我担任记者时代,一次几乎鎯铛入狱,幸而得他的解救而获免,但终因为他而叁加汪政权,以至落得个身败名裂.这也许正如古人所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吧?
时期已记不真切是一九二八成二九年了,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叔平),坚邀佛海出任该省的建设厅长,据叔平对佛海说,已先获得蒋氏的同意,将于下一次的中央政治会议中通过任命.佛海给我一个电报,要我赶速赴京,他告诉了我这一事实,约我担任安徽全省公路局局长.我又回到上海,因从没有担任过政治工作,不能不邀请几位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忙,班底组成了,也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但两次中政会都开过了,却并没有安徽省政府改组的消息.刚巧佛海来沪,他说:"这事已成过去,而且还碰了蒋先生的一个大钉子."原来方振武准备有异动,早为蒋先生所觉察,他为了还想取信一时,因此自动要作为蒋氏心腹的周佛海赴皖,以示自请监视之意.故佛海向蒋氏请示时,蒋氏对他说:"你太糊涂了,你想去安徽送死?"不久之后,方振武也真被监禁在南京羊皮巷总司令部的禁闭室中了.
佛海除与陈布雷、邵力子、孙鹤皋等知好外,尚有不少的金兰兄弟,如熊式辉、陈调元(雪暄)等都是,其中以陈调元的过从最密.两人都是大玩家,时常藉故联袂到上海,花天酒地,一味纵情声色.那时上海最好的旅馆是西藏路的"一品香",他们一来,总卜居于此.我算得是上海的识途老马,只要他们一到,行装甫卸,就急急找我,每天共同流连于秦楼楚馆,他们也襄王大圆其高唐之梦.现在的所谓"小电影",已到处皆是,那时还是当为稀世之珍,有一次佛海坚要看一看小银幕上的妖精打架,我曾付出了十担米的代价,才使他们认为大开眼界.
我也因佛海的关系而与陈雪暄相熟,正在此时,雪喧奉令由山东省政府主席调任安徽.在酒肉场中,最容易发生感情,雪暄以佛海的力荐,竟然要我一同赴皖,担任省政府的机要秘书兼安徽省会所在的芜湖县长.什么都说定了,陈立夫忽然来电邀我赴京,他告诉我,新任中央日报社长鲁荡平,原为阎老西的人而投靠中央的,立夫要我担任该报的采访主任,实际上,还兼带要我对鲁荡平暗中注意他的行动.我告诉他与陈雪暄已有约在先的事.而立夫即对我说:"你帮了这个忙,将来还怕没有官做?"因为从北伐军抵达上海与他相识起,陈氏一向待我不薄,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我只好舍彼就此,又辜负了佛海的好意.
佛海帮我最大的忙,是一次脱了我的缧絏之灾.在一九三○年(?)中央召开国民会议之时,蒋氏与胡汉民氏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症结所在,不在约法的内容而在大总统问题.我那时又改住了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与申时电讯社的驻京办事处主任,自以为在那个年龄,有朝气,有敬业乐业的精神,对于新闻的采访,有不顾一切与不避艰险的勇气.国民会议揭幕了,胡汉民氏也被软禁在南京汤山,这正是新闻记者大献身手的时候.有一天,在我所担任职务的报上,同时出现了三条触犯时忌的新闻.一条是我在汤山胡汉民囚禁的陶庐门前,拍了一张照片.门上贴有一张纸条,赫然为"奉命休养,概不见客.""休养"岂可奉命乎?一经刊布,给予国际上的观感又如何?另一条花边新闻,虽仅寥寥数十字,我还清楚记得这样写的:"此次国民会议,除通过约法外,将讨论大总统问题."字数虽少,即道出了国民会议的个中真相.
报上另一幅最要不得的是两块电版,是胡氏在幽禁中牢骚讥讽的两首七律.为了胡氏被软禁在汤山,我们既无法见到他而又不甘放弃,只好百计另辟蹊径,想从任胡氏立法院秘书长的邵元冲口中能得到一些线索.我单枪匹马去拜访邵氏.一投刺,门房就请我在他的书房中坐候,我看到他书桌上留有两张诗稿,是胡汉民在汤山的口占,一张由邵氏笔录,而一张为胡氏的女公子木兰所写,诗里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我如获至宝,不顾一切地竟然做了一次梁上君子,把两份诗稿,急急的塞入了衣袋.邵氏进入书房,却并未发觉诗稿已不翼而飞,我也言不由衷地随便发问了几句,就匆匆地逃一样的离去了.这两份诗稿,一并制版在报上同时刊登了出来.
上海每天的报纸,照例于下午四时,运\抵南京,蒋氏对舆论很注重,上海所有的大报,每天也总要亲自过目.当他发现了时事新报上竟然登出了太要不得的三则消息,不禁勃然大怒,就高呼隔室的侍从人员.那天当值的恰是佛海,他不知道蒋氏为什么无端盛怒,而蒋氏把这几段新闻指给佛海看,要他立即通知南京卫戍司令部拘捕时事新报的驻京记者.佛海知道我闯了大祸,不得不为我缓颊.他对蒋氏说:"我知道负责采访的是金,他在北伐时期,曾尽过一些宣传之力,也从未有过越轨的言行,如在此时而拘捕一个新闻记者,也恐引起外面的揣测.是否可以让我来切实告诫他一次?"蒋氏沉吟了半响,终于接纳了佛海的意思,也幸赖他的片言解纷,使我脱了一次大难.
此后佛海调任为江苏教育厅长,我又转到了潘公展创办的上海"晨报"担任采访主任.我的脱离中央日报,虽然是我自动坚辞的,但中间即夹杂了一些政治上的微妙因素.如上文所述,我的所以被邀加入中央日报,多少因中央对新任社长鲁荡平有所怀疑而要我暗中注意.但像我这样一个年轻时既暴躁而又口不择言的人,更不知所谓政治为何物,鲁荡平对我,焉有毫不觉察之理.而他对付我的手段却十分巧妙,削减了我事前谈定的薪金,目的就在迫我不安于位.我曾据实告诉陈立夫氏,他安慰我说:"不要斤斤于待遇问题,我自会补偿你的."因此,我也只好恋栈下去.而鲁荡平一计不成,却又生一计,这时正好发生阎冯大战,蒋氏亲上前线,指挥陇海路的进攻,而平汉线则由何成浚担任总指挥,鲁荡平却要我远赴河南担任这一线的随军记者.我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佛海,他认为我应该随蒋总司令任陇海一线的采访工作,因这样可与佛海他们在一起,既热闹,也可得到许多采访上的便利,他自告奋勇地打电话给鲁荡平提出这一意思.而鲁荡平答覆得非常圆到,他在电话中说:"陇海线上由你帮忙,中央日报派谁去都是一样的,就因为金能力强,所以特别要他去陇海线的."佛海听到这样的说法,你既然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就不便再说什么而使我去作了一次死亡的行军.
在我出发赴豫鄂之前,鲁荡平加给我的任务,是每日拍发战讯电报、摄取前线照片、撰述长篇通讯,而又不给我译电等的助手,也且不给我应有的旅费.我问他:"不带钱去,如何能生活与活动?"他倒说得好:"我已打电报给何总指挥,你到了那里,他会指派一个助手或勤务给你.需要旅费,也由他先垫付而由中央划账."我听他言之成理,糊里糊涂的欣然就道.抵达河南驻马店总指挥部的所在地时,何成浚刚已前进至漯河,那时我已身无分文,第二天就去看总指挥部的叁谋\长,告诉他此来的任务,并要他先借给我一些旅费.他听了我的话,发出了冷酷的笑声说:"新闻记者要津贴是见惯的,但从来没有像你那样一到就来伸手的."我又羞又急,我说:"我不是来拿什么津贴,中央日报已先有电报给总指挥部,请垫付后再由中央划账."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这个电报,你不必再藉辞行骗了."碰了一鼻子的灰,即使饿死他乡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