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但是炮火连天,因为那年刚值大早,又且赤地千里,饿莩遍野,而我则早已囊空如洗,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人急智生,忽然想到只有去车站上等候火车经过,找寻熟人,告贷盘费.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当天下午一列军车靠站,上车就遇到了佛海政治训练处的第二宣传大队长蒋坚忍(第一宣传大队长似为康泽),借到了五十大元,才能狼狙回抵南京.采访的任务自未完成,连一条小命也几乎送掉.见到鲁荡平时我自然不免与他大闹一场,结果且愤而辞职.这时陈立夫方卧病在鼓楼医院,临走我没有去看他,也不想辩白,即幞被归沪.我走后,鲁荡平即振振有辞地在陈氏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陈氏来书中有责怪之意,我又覆书顶撞,从此与他有过年馀的时间,不通音问.
我在晨报工作时,一天,公展由京返沪,对我说:"立夫先生请你立刻赴京,有事面谈."我告诉公展过去的一段经过,表示不想再去见面.公展却笑我有孩子气而大不懂政治,力劝我不要固执,在他的敦促之下,我终于赴京与陈氏见面,却不料又受到了人生途中的又一场挫折.陈立夫约我见面的原因,也许因为他一手创办的"京报",有过辉煌的成就,以人事上的磨擦,而遭中途停刊,在惋惜之馀,引起了对于新闻事业的雄心与兴趣.他计划另创一家规模宏大的"民族通信社",从全国性开始而扩展至世界性,要在中央通信社之外,别树一帜,又承他想到而来邀约我.
我抵南京的当日,就在他螺丝转弯的私宅中相见,他留我一同晚饭,两人谈得很兴奋,也很和谐.他要我于一星期内把创办通讯社的整个计划草拟完成后送他叁阅,并再三叮咛我要严守秘密.我回沪后如期写好,再度赴京,可是一见面,尚还没有看过计划草案,就表示已打销原意.隐约说出为了消息的泄漏而遭到了某种阻力,因此不得不胎死腹中.最奇怪的是他把泄漏消息这一点,竟有归咎于我之意.其实在草拟计划的一周中,除公展外,我的确并未对任何人有过半点透露,他既然不想办,自属无可勉强,但在我,当时不免多少有些气愤,我愤然对他说:"好吧!你既不办,那末,就看我私人来办吧."谈话也就在这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直到今天,再也没有与他再见过面.
虽然当时我夸下海口,但事出突然,又何曾有过什么办通信社的打算.从陈宅退出来后,感到不胜踌躇旁徨.忽然想到时任铁道部次长的曾仲鸣,多年来与我具有一些友谊,何妨一试.我匆匆地去看了他,只表示出要创办一家通信社的意思,请他帮忙,当然我不会告诉他过去的经过.他倒十分的爽快,竟然一口应承.几天之后,就为我筹定了经常费用,先交给了我一笔为数不算太小的开办费.
我自问一生从事新闻事业,除薪水与稿费外,从不曾收过以任何名义得来的馈赠,而这一次却为了负气而乞援于人,到今还觉耿耿于怀.更不幸的是,就在留京等候的几天时间内,闲着无事,每天与同业们以打牌来排遣,不料几场麻雀,把刚到手的开办费又输得一干二净.最后还是再请佛海帮忙,才把"大白新闻社"开办发稿.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不久也就关门大吉.我于心灰意懒之馀,脱离了新闻界在上海改操律师职务.由于上海情形熟悉,朋友众多,居然生意滔滔不绝.职务羁身,与佛海的交往也就日渐疏远.不久,抗战爆发了,国都也由汉口而迁往重庆,中间虽然佛海曾有来信要我赴汉在他的中宣部内工作,由于交通不便,终于未能成行.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汪精卫氏离渝赴越、发表艳电、主张和平,在河内遇刺之后,间关万里,抵上海,佛海也与陶希圣、梅思平等来沪,帮同汪氏筹建政权.佛海命罗君强光临寒舍,约我见面,一次晤谈,就作出了叁加的决定.当时我对佛海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不担任政权内的任何实际职务;二、报纸不但为是非之地,我对新闻事业也早已厌倦,不愿再从事报社的工作;三、过去半生,我一向为记者与律师的自由职业,放任惯了,受不了官场的拘束,这次的叁加,也只能算是友谊上的帮忙,以后对我如有所不满,给一个暗示,可以随时退出,希望不要让我杂在堂下百诺的班子中,一任呼来唤去.佛海当时毫不迟疑地全部接受了.
以后,佛海因委托一个新闻界的朋友担任筹备工作,拟于政权建立之日,在南京发行一张报纸.不料那位朋友竟然卷了一笔巨款,溜之大吉,遂使佛海有骑虎难下之势.在他的左右,也确实没有一个对办报有经验的人,最后在无可推卸的情势下,不得不由我来负责.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就都是我一手在千辛万苦中为他搞起来的.
佛海对我其他两个约定,却真能始终信守不渝.汪政权的人事大权,操在佛海之手,因此每有更调,我以近水楼台之故,不时承他先来徵询我的意见,尤其财政部所属的有些税务机关,人们认为都是些所谓肥缺,他几次想我去担任这方面的事,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这样的肥缺,还是留给别人吧.因为负了刮地皮的名,入宝山空手而回,将是对不起我自己;但如其因勇于为"财",而落得个怨声四起,那是我对不起你了."他当时倒能一笑而罢.
佛海的性格,有时失之冲动,亲如杨惺华,信如罗君强,也常遭厉声斥责,但对我幸能始终保持友谊的立场.有两件事曾使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最钟爱的是他的女儿慧海,约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那时日军已败象毕呈,在日暮途穷之时,却在中国的占领地区大量搜括物资,汪政权既无力制止,也且是制止不了的.难处就在日方指这些物资,是军用上必需,而汪政权对太平洋战争,又曾宣布叁战,如反对供应物资,将何异为反对日人的所谓"圣战"了.佛海却给他想出了一个对付办法.日军收买物资,要以黄金来支付,以之作为中央储备银行的准备.他的理由是,如其不是这样,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他将无法应付他所主持的财政与金融.日本人当然不会愚蠢得连佛海的真意也会昧然无知的,经几度交涉,依然不得要领.佛海以决绝的态度,采取了杯葛的手段.这几天不办公、也不会客,整天躲在家里连电话也一概不予接听.面对日人的强硬,他内心上无疑是十分焦急,在这件事日人最后屈服之前,肝火自然很旺,一天不晓得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竟把这已经玉立亭亭的爱女,也痛痛地打了一顿.
另一件事,显得佛海的天真.那时几乎所有的税务机关,没有不是贪污横行.人们也总以为是出于佛海的授意,而由其部下来敛聚.到今天还有人对佛海的财产,作出了种种不是事实的传说.其实,佛海也真是有苦说不出,有人告诉他,某一税务机关的首长如何如何,他长长的叹一口气,而又并不采取主动.有一天我问他:"你既然几次提到某人贪污,为什么不把他撤换了?"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旧的固然不好,但他做了几年,已经捞饱了,有时还能适可而止;如换一个新的,正如一个饿瘪了的臭虫,那会见了膏血不拼命吮吸之理?"这种妙论,也只是在无可如何中的一种自我譬解.他往往也会为了从某一个角度来对贪污问题作另外的看法.在胜利前不久,浙江省长项致庄有更动的消息,有人托我为他说项.我向佛海一提到这事,他说已经决定了将由丁默村继任.我说:"项致庄过去既是CC系的人物,又与你为陈果夫主政时候的江苏省政府老同事,几年来,他在浙江,至少操守上是被称为廉洁的,是不是可以有挽回的馀地?"佛海却说道:"做官而只是不要钱,那不如请个泥菩萨去,岂非连饭也不必吃了?"
但在佛海的内心上,代人受过,对贪污也确是深恶痛绝.当时财政部直属的箔类税局局长杨天运\,不但与佛海的夫人同姓,人家因他能由财政部的叁事而得此肥缺,总以为他也是佛海的妻舅,有人问这位局长与佛海的关系,他却但笑不言.事实上则是杨某的妻子,十年前早与佛海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就凭藉了这一层内助,他在税局任上,敢于放胆胡为,佛海自然也听到了风声.一天,我正在他家里午饭,他吩咐副官打电话去要杨天运\立刻就来.饭后他却进房睡午觉去了,我问佛海:"不是你要叫某人来吗?"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要钱的人,让我睡足了精神,再来痛痛地教训他一次."我想到场面的尴尬,就先悄悄地溜走了.佛海有时的天真,类乎这种的事却例不胜举.
不过佛海在平时却显得很轻松,晚上八时以后,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上天下地,谈笑风生,他兴致一高,就会口不择言,说出太不雅驯的话来,他讲咸湿话,也决不像广东人那样所谓"细声请、大声笑"地遮遮掩掩,大声讲、大声笑,毫不做作.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正与日方谈判所谓"中日基本条约",日方提出了以伪满为蓝图的条件,在我们的想像中,汪政权决无贸然成立之理,甚至会有打销的可能,佛海对此,一直表示得极为悲观.有一晚,我们都在他家里闲谈,他醉醺醺地由汪氏那里回来,一进门,就摇着头说:"组织政府,不久就要实现了,不会迟过明年四月."有人问他:"条件未成熟,为什么那样仓卒?"他说:"正是这样,因为日本人在战争中感到已成泥足,因此需要由我们来促成和平.我们与日人的现状,正像男女间的苟合,当男人在迫不及待的时候,"说到这里,佛海伸出了手,把中指翘然直举,来表示所谓跃跃欲试之状;他再继续说道:"要谈条件,就在此时,而我们却先已自己褪下了亵裤,试问让他得了手,则生米已成熟饭,以后还会有什么可谈的?"他这样的又说又做,阖座在狂笑,而他却在叹息中悄然回房去了.
另一个笑话是关涉到汪政权中的另一位部长的艳史,这位先生,一向风流自赏,在汪政权中,他的权势也许仅次于佛海,每有重大事件,总喜欢大发宏论,俨然一个手持羽毛扇的人物.一次当他高谈阔论之后,先行离去了,大家正在研究他的意见,佛海说:"正经事不必多谈,健谈是他的积习,而他的一桩笑话,却不能不讲.在香港的时候,他不时召妓荐枕,连对不相知的妓女,也一样会喋喋不休.一次,正到了神魂飘荡的时候,无病呻吟,倒也罢了,他却不断喊出许多梦呓似的肉麻话.妓女的义务是作为一个被人泄欲的工具,她那有兴趣来听你自作多情的废话,况且,他一口浙江土白,也实在令人难懂.当那妓女听到不耐烦时,用纯粹的粤语厉声对他说:"你讲我唔知;我讲你唔识,丢就丢,讲乜!""正是落花在有意,流水无情!这在身当其境的,将如何大煞风景!而现在我以久居香港之故,总算懂得了粤语,回想这寥寥四句,犹觉如闻其声,如见其状,还不免令人绝倒.佛海在正事之馀,往往会有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平时很豁达,也很风趣,而结果还是经不起太沉重、太出乎意外的打击,卒以心脏病毕命狱中!
佛海在事业上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他的学识与文才,思想有条理,处事决断而敏捷,与人谈话,显得坦白而亲切,使人觉得易与接近.他一向自以为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外,肯负责、能受言,也是他的不可及处.在汪政权的六年中,像我这样既有要不得脾气而又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能始终彼此相处无间,不能不说是出于他的优容,而使我迄今仍怀有知己之感.
就以办报来说,佛海要我筹办的南京"中报",创刊于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即汪政权成立之日.南京有一处游乐场"大世界"却也于那一天开张.搞这个游乐场的是一个所谓生意白相人的潘三省.最初他是一个保险捐客,日军占领上海后,不知他怎样拉上了日本人的关系,开办了一家内河轮船公司,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他娶的一位太太是上海颇有名的交际花王吉,夫唱妇随,在社会上就搞得风生水起.佛海等一批人由重庆到达上海之后,又给他交结了.他在沪西开纳路十号,布置了一处不俗的房屋,更有好厨子,每晚大吃大喝,宾至如归.舞女、妓女、交际花、女伶、电影艺员等,都应召到那里来陪酒陪睡,现在几个当年上海老牌影星,又有几人不曾在那里出入过的?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都是常客,每晚没有事,就踅到里,潘三省因有此关系,与人方便,也自然自己方便.在戈登路上,又开了一家赌场,益发财源滚滚.他对人谈话,一开口非公博如何,就佛海如何,更使人刮目相看了.汪政权建立之前,他以振兴南京市面为名,倚仗了这几个靠山,筹设起这一家游乐场.
我一向以此人为可鄙,放在"中报"创刊的翌日,就令采访部对"大世界"写一篇特写,不必有什么顾忌,要尽量予以打击.在第三天的报上,就出现了严批厉评"大世界"的文字,指它藏垢纳污、影响治安.潘三省怎样也想不到周佛海办的报纸上会有不利于他的记载,也亏他还向佛海哭诉,使佛海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找我去说:"为什么中报要对大世界攻击?"我说:"是我特别要他们写的."他说:"那又为了什么?这样不使三省太难堪吗?"我说:"正是要他难堪.为公,这还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为私,他一公开向人宣传你与他亲密的行迹,以及他为你牵?拉马的劳绩,发表这一篇,就是为你澄清这一点."他愕然了半晌,才点点头说:"今后还是适可而止吧."
又一件事是佛海在无意中对我说起梅思平一直在他面前提到平报办得不好的事.我说:"平报的确办得不好,但此时此地,我已无能为力."那时平报也是上海的大报之一,在沦陷时期,上海发行的大报,有中报、新闻报、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平报与日军机关报新中报.平报的销路还不错,开办六个月后,就能做到收支平衡,而梅思平既未提出具体意见,笼\统地在佛海那里对我指摘,就使我心里有气,我又对佛海说:"我很奇怪,梅思平是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论私人关系,他不是不认识我;更何况平报他也是董事之一,有意见,他有权提出,也应该向我当面提出,你是平报的董事长,他偏偏要对你说,态度就显得大不光明."
我从佛海那里出来回到报社,就通知编辑部,以后所有梅思平的消息,以及有关他的实业部、粮食部等的新闻,今后一概予以封锁.几天之后,刚刚思平发表了一篇实业方面的重要谈话,各报都以头条新闻刊出,而平报却一字不予登载.思平把这事告诉佛海,佛海又找我,问我不登他谈话的原因,我说"思平不是对你说过平报办得不好吗?不好的报纸登载了他的伟论,岂非反而辱没了他?"佛海知道我还在负气,笑笑说:"好吧!你等着我如何来消释你的不满."果然,几天之后,就收到了思平请我吃饭的请柬,那天人虽不多,却让我坐了首席,尽管席上并没有再提起这一件事,但思平表现得特别谦恭而亲切的态度,就是无形中在向我打招呼.现在想来,当年年少气盛,多少有些嚣张跋扈之状,换了别一个人,对我能如此容忍得了吗?
我对佛海的念念不忘,也不全是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在我前书中,曾经有过赴伪满大闹的经过.这事的结果,自然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极大不满.当我返抵南京后,日本宪兵司令部就奉令采取了行动,我上海的寓所被搜查,上海广播电台故意要我去广播赴满感想,却又给我谢绝了,一时面临了危险的处境,但这事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而终得安然无事,我一直不解日本何以忽然会停手的原因.直至前数年去东京时,今井武夫来看我,闲谈中提到了这一件事.今井告诉我说:"你在满洲的时候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指你反满抗日,要严厉查办.我那时正担任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第二课课长,奉令负责办理.我先去看周佛海先生,详细告诉他你在"新京"(按即长春,时为伪满首都之名)的一切,要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获得他的谅解.不料周先生对我说:"某人所做的,也就是我所要做的,假如日军对某人要有什么行动,无异就是直接对我."因周先生有此强硬的表示,使我们投鼠忌器,而不得不停止追查."佛海不失为一个有血性、肯负责的人,我对他的怀念,可见也决非仅仅出于私人的交谊而已.
附席再谈一件小事:当"中报"创办刚刚半年,一九四○的秋季,他又要我去上海筹备发刊平报了.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租界以内,抗日空气非常浓厚,要去办一张宣传和平的报纸,不会得到人民的同情,也不容易有良好的发展.我对佛海说:"当年我曾与你有过不办报的约定,现在又要我去担任这一任务,一之为甚!请派别人去吧."他说:"有人,我就不会再勉强你去."佛海左右,也确实无办报有经验的人,我也知事实上无可推辞,我说:"那末一定要我去,我就勉为其难,关于经济方面,请你派人管理,惟报纸内容,希望你绝不要加以干预."佛海说:"内容我自然不会干涉,你尽管放手去办,有什么事,一律由我担当.至于报社的经济,别的机构我尚且会请你代我去管,何况由你主持的报纸.你这种话,不是我不相信你,却是你不相信我了."佛海这样说,可能是一种手段,居高位而不颐指气使,能推心置腹,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又谁能免于得意而忘形?
以后平报发行了,佛海也的确遵守着他的诺言,我每个月把账目连同单据送给他,他就高高的堆在家里的写字抬旁,从来不加拆阅.我忍不住问他:"即使忙,也尽可以把这些账册间或抽查一下."他爽快地对我说:"送,是你的事;看,是我的事.我不干涉你,你也不干涉我."
佛海与我,前后有十七年的交谊,我所知于他的事太多了,侈谈他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不为人信,也恐不为人谅.把我们之间的往事,在回忆中随便摭拾一二,加以记述,决不在炫耀我自己微不足道的经历,只是要分析佛海的为人与他真正的性格.在淑世之季,朋友与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友谊,就已经太难得了,就以此文作为对一个朋友的悼念吧.
写这一段经过时,我又一直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平凡而渺小的人,仅因在风月场中与他谈得拢,尚且会如此推诚\相与,他真会背叛国家、背叛他一向的景从者吗?如其他真已竭尽其所能来完成他所接受的任务,那么既然鞠躬尽瘁,我不负人,即使含冤而死,还有什么不可以瞑目的?
二○八、罗君强这个"青天"大人
岁暮天寒,异乡飘泊,处身在不平常的时代,自会有一份说不出的心情.回念生平,交游遍于海内,而转瞬数十年的短短时光,故人十九都已谢世.许多曾经是一时风云的人物,而最后竟至不克善终,读双照楼诗,至"良友渐随千劫尽"句,不期掩卷长叹,百感萦怀.
在过去若干朋好中,相别已二十馀年的罗君强,我总不时怀念着他.回想到当年交往之时,就有着一份复杂的感情,连我自己也无法分辨出对他是喜是恶:有时他的不测之威,使我莫名其妙地为之震悚.我钦佩他干练的一面;而又讨厌他骄妄的另一面.在他出任上海市秘书长的时候,雷厉风行,甚至有人曾称过他为"罗青天",而在胜利之后,周佛海自己无力保护他,与他有过联络的若干重庆大员,此时却又并不支持他,于是鎯铛入狱,由渝宁而沪,不免以楚囚终其身.这二十多年来,久已不闻其音讯,假如现仍健在的话,亦已过了古稀高年了.当握笔概叙其生平之前,先遥为这一位"畏友"祝福.
我与君强真正做朋友的时期并不太长,在汪政权建立前至汪政权覆亡为止,但关系却不能算太浅\,不但是两度共同叁加了周系(佛海)的十人组织,有着金兰之谊,又共同创办了等于汪政权机关报的南京"中报".而且有过七个月的时间,同住一屋早夕相对;更有六年的时间,时相过从.在许多工作上,别人看来我们是最密切的搭挡,但我们之间,非但始终格格不入,而且一旦卷入了政治漩涡,也就免不了会明争暗斗.
当然,这一切,都早已成为陈迹了.现在的所以要先为他祝福,不但为了友谊,我相信像他这样一位雄心壮志的人,如何经受得起长期的囹圄生活?精神上的打击,就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一九四九年的初秋,我离沪来港的前夕,去上海南阳路探望佛海夫人时,刚巧君强的最后一位夫人王小姐也在座.她来向佛海夫人告贷一些钱,说君强在狱中已患了肺病,想买一些药物送去给他治疗.虽然中年以后的肺病,不会立时恶化,但在狱囚绝对缺乏营养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支持二十年的时间?到今存亡莫卜,我不知他是否仍在人间?
我与君强的相识,还早在一九二八年.那时佛海正担任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政治训练处处长,君强当他的主任秘书,他们同住在南京明故宫旁舒家花园的一所小洋房内,佛海是从不上赌桌的,而佛海夫人却嗜麻雀如命.每天公馀之暇,几个长搭子如邵力子、陈布雷、孙鹤皋(原为奉化的富商,民国十年前后,上海交易所风起云涌的时候,曾与陈果夫同为虞洽卿主持的上海证券物交易所的经纪人,资助国民革命有功.时正由京沪、沪杭两路局长调任为津浦路局局长)以及罗君强等,总要打到深夜为止.我刚好因任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与中时电讯社的联合驻京办事处主任,有时也去到周宅,搭子不够的时候,我就凑上一脚,与君强相识,就从麻雀桌上为战友开始的.
君强早年的经历,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曾进过上海大夏大学,但不敢确定曾否毕了业,所以论他的学历,却毫不足道.但因他与佛海不但为湖南同乡,而且还有较深的世谊,所以一离开学校,从北伐前的广东时代起,一直获得佛海的提携爱护.两人的年龄虽相距不远,若论交谊,佛海视他如子如侄,而在关系上,也在半师半友之间,其情形彷佛如汪精卫氏之于曾仲鸣.
君强在叁加汪政权之前,虽然已在政治舞台上混了不少时候,但并无了不起的地位.北伐时期,随佛海任军中的政治工作.国府定都南京,宁汉分裂,佛海是中共最早创办人之一,而且中共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还被选为副委员长的人物,而终于脱离中共由汉潜逃,远走京沪.佛海在南京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政治训练处长时,即以君强为主任秘书.政治训练处干得最有声有色的一段时期,即在征伐阎冯的中原大战这一役中有较好的表现.还记得那时所属赴前线工作的两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为康泽,第二大队长为蒋坚忍.而那时君强却已离开了政治训练处,由佛海的推荐而出任为浙江省的海宁县长了.
君强一生的吃亏处,在锋芒太露,树敌太多,我也曾经婉劝过他,而他还以"不遭人忌是庸才"来自炫他的才华.其次是风流成性,因此不断受到挫折,他之所以脱离政训处,就是以家庭变故而不容于佛海.本来我并不知道这事的原委,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间,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有不稳的消息,蒋氏也已有所觉察.为了佛海是蒋氏的心腹,方振武向蒋氏请求调佛海为安徽的建设厅厅长,意在自请派人监视.当时蒋氏却一口应承了,叔平即以之转告佛海,说已得到蒋氏的同意,请他准备摒挡赴任,当时佛海也颇为意动,即着手布置人事,我也且为他所邀约之一,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新闻记者实可为而不可为,我想请你帮忙,一起到安徽去."我说:"我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对机关的事,素来一窍不通,会有什么工作可做?"佛海道:"你帮我去处理厅里的一些文字工作;但这一位置实太清苦,兼一个安徽全省公路局长来作为调剂如何?"我说:"要帮你办秘书的事,不是有驾轻就熟的罗君强吗?"他皱皱眉头说:"他已离开我数月之久了."我骤闻此语,不禁为之愕然,因我亲眼看到过去他们两人间如家人父子的关系.我问他:"那为了什么?"于是佛海告诉我,君强除正室之外,又纳了一位如夫人,嫡庶之间的酸风醋雨本已闹得不得开交,而君强又处理不善,他的如夫人竟因一时气忿,悬梁自尽,在南京造成了轩然大波.佛海以舆论的攻击,亦以君强如此为人,非糊涂即属荒唐,为他安排好了出任海宁县的县长后,就把他遣走了.
君强的风流韵事,此后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在海宁县长任内,又与他的族姑在县政府的大礼堂正式结婚.此后他调任为总司令部南昌行营秘书,再调为行政院简任秘书,都是凭藉着佛海一人之力.当对日抗战发动后,不久京沪沦陷,政府也西迁武汉,君强却又风流自赏,纵情声色,又娶了一位交际场中颇为活跃的孔慧明女士,做了第四任太太.也许君强冶游的风声闹得太大,竟至上达天听,以风流罪过,竟获得了免职查办的处分.幸有陈布雷为之缓颊,始勾去了"免职"两字,才得免于不测之祸.君强不能不算有些才,而常为才累;君强也有些好色,几度又为色累.他与孔慧明女士的一段姻缘,也终于中道仳离.在安徽省长任内,续娶了一位为他抚领养女的女看护王小姐,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妻子了.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君强突然到上海的寒舍过访.说来惭愧,阔别多年,见面已不相识,他自道姓名之后,才记起了这是十年前佛海家的牌友.他衔佛海之命,来邀我叁加汪氏来沪领导的和平运\动.这一经过,曾记述于前书第一册中,兹不再赘.不过,当时我对佛海的再度引用君强,不免有些疑讶.因为从君强离开了政训处之后,佛海除侍从室的职务以外,还先后担任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而君强早已失去了追随的机会.为什么这时忽又成为佛海的亲信人物?
以后我才知道,君强在武汉,因荒纵而被惩戒,布雷的所以肯为他说情,还是推了佛海的屋乌之爱,佛海自不免对他又加深了一层反感,使两人之间,感情上益趋疏远,因此佛海由重庆随汪出走,并不曾携带君强同行.更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一天,君强和他的夫人孔慧明及我在闲谈中,君强正在侈言佛海如何对他关系之深与信任之专时,而孔慧明突然说:"周先生对我们有什么好?他离开重庆,不是完全瞒看我们吗?"这样使君强于尴尬之馀,大肆咆哮,险至挥拳相向.
在汪政权六年之中,整个的权力集中在佛海一人身上,而汪氏却能大度优容,而在佛海的左右,君强却又成为最倚畀的心腹.这是因为佛海随汪氏由河内抵达上海以后,所有他的友好部属,都留渝未来,而重庆的特务又遍布四周,非过去有过相当渊源的人,自难加以信任.最初与佛海同来的仅有妻舅杨惺华一人,那时惺华的年龄还不过三十左右,而且是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的人,不要说没有政治经验,连社会经验也显得非常欠缺.蜀中无大将,遂使君强得以得道飞升.
当我两次与佛海晤见后,终于为他所说动而决定叁加.并指定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为我与君强共同办事与居住之所.我与君强的友谊建立在此,此后有人因不满君强而对我也发生过不少的误会,却也是为此.
汪氏于一九三九年夏到达上海以后,先住在虹口的重光堂,不久即迁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旁的一所大住宅中.这本来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沪寓,为了安全起见,令整条弄内的居民,全数他迁.弄内每一所都是独立的小洋房,就由汪氏左右较为重要人物用为居停之所.住在弄内的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人.一一三六弄与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在汪政权建立前,曾一度成为和平运\动两个最主要的机关.
佛海是住在弄内的五十九号,我与君强则同住在比邻的六十号,这是佛海为了便于联系而特意作这样安排的.君强到上海时,原住在法租界吕班路面对法国公园的吕班公寓,我则住在同路的万宜坊,相距尺尺.由于他初来人地不熟,也因为我有架老爷车还可供乘用,虽然我暗中已经叁加了这运\动,但仍然在执行律师职务,除了出庭的时间以外,几乎与他终日形影不离.等到一一三六弄六十号的布置完成了,君强与他的太太孔慧明立即迁入.我最先还有些犹豫,尤其内人极力反对我蒙恶名、冒危险、而去做这傻事,阻止我离家他住.但后来我以形迹已露,上海的暗杀案件,愈演愈烈,每隔几天,总有一个熟识的人陈尸街头,为了保全性命,就不得不住到有充份保护的地方,但内人始终不愿同去,因此只好由我独自移居.
六十号为中医殷姓的产业,一所二楼的洋房,后面也是一排二楼的小屋,下面为一间大会客室与一间餐厅.楼上有三间房,我与君强各占一室,望衡对宇而居,较大的一间,就作为我们的共同办公之所.说到下面那间大会客室,对汪政权而言,一度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曾经作为与日方交涉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的会议室.出席过会议的,汪氏方面的代表,有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人,都已作了古人,现还生存的有在台湾的陶希圣,在美国的高宗武与羁押在上海监狱的周隆庠.
六十号也有一个小小的庭园,但没有什么亭台花木之胜,事实上只是一片草地,因为佛海要我最先做的事,就是预定在汪政权成立日出版的南京"中报",但那时在日军占领地区发行的报纸,只许采用以日本同盟社为主的电讯,其次为德国的海通社.而我对决定了要兼用英国的路透社与法国的哈瓦斯社的消息,于是在后园又添盖了一幢房屋,作为通报的电台,以路透社等稿件,从上海拍往南京,供"中报"的采用.
在汪政权的一段时间中,罗君强可称也是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尤其在他以后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全盛时期,曾被称为"罗青天",而君强也且居之不疑,甚至以他与佛海,自比于曾左.但是我相信,对君强的认识,因为他对我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不必做作,也不必有顾忌,一切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因此我应该较佛海认识更为真切.也就在六十号我们共同相处的七个月中,我们谈得太多而且也谈得很深很远.每一天晚上,不是麻雀打到天光,就是长谈直至破晓,他把心里隐藏的一切,毫不讳饰地向我倾吐无馀.那时他还不曾想到以后会有那样飞跃的进展,所以说话更毫不保留,遂使我如得见其肺腑,这可能就是以后不能和他和好相处之故;也始终成为我心理上的真正"畏友"的基本原因.
假如没有利害关系夹杂在内,君强并不是一位不可交的朋友.在我们初初迁入一一三六弄的时候,并无多大的事情可做;也尽管政治暗杀事件已经不断发生,但君强那时的地位,还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而且在上海也很少人会认识他.因此,我们还有出外到处流连的雅兴.我不否认是上海风月场中的识途老马,这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他的义务向导,几家所谓"贵族屠门",时常有我们的踪迹,有时在看"妖精打架"的真人表演时,君强总不肯后人,拉了一张椅子,坐到最靠近"火线"的边缘,屏息静气地观看两人的肉搏.有一次,我同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到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去跳茶舞,那里我有不少相熟的舞女,舞罢,拉了她们一起去晚饭.这三位舞娘是胡弟弟、杜爱美和朱玉英,不料三杯落肚,她们竟然嚎啕痛哭,诉说她们做舞女的惨况.其实非但这三位还是红舞女,而且当时的舞客,都还要保持出一些绅士的风度,出手爽,举动也还不会失之粗卤,她们的哭,不过在吃一行怨一行中一时的感触而已.不料君强也居然陪着她们涕泗滂沱,伤心欲绝.我发觉他是一个属于神经质的人,也以为他在本质上还不失其富有同情心的人.
佛海给我们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招兵买马.既然"和平运\动"的最后目的在建立政权,不得不在上海就地取材,作为未来的班底.一一三六弄无疑使人会望而却步的地方,于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租赁了一层公寓,为接洽的地点,那里挂了一个艺文研究社的招牌.那是佛海在汉口任中宣部长时代与陶希圣曾合办的一个宣传抗战的学术机构,这时就假用了这一旧日的名称.佛海委君强为总秘书,我为总干事,开始向熟识的朋友拉拢.反正政治这东西不论是真是伪,也不问什么主义与政策,有利禄,就会有人钻营,不招自来的,或辗转托人介绍而来投效的,就颇不乏人.入社的手续十分简单,写一张履历片,再填一份志愿书,由我持请佛海加批,批准加入以后,每个月不必担任任何工作,即可坐享厚薪.现在想来,这是十分危险的事,由于我毫无政治工作经验,更不知道特务工作人员的无孔不入,并不经过调查,就来者不拒,概予录用.这其间自然鱼龙混杂,各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以后发现的,就有红帮领袖徐朗西介绍而来的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是道地的军统份子.当时能不出大乱子已算得十分侥天之幸了.
君强在这一时期,态度很好,他专心于包围周佛海,以图再获得周氏对他的信任.佛海发动筹备在南京出版的"中报",虽然名义上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但他从不对我干预.因他正忙着江湾开办的中央军官训练学校政训处长的职务.直到林柏生向我提出希望把"中报"改名为"中央日报"时,由于他的从中破坏,使我与柏生之间,有了很大的芥蒂,但君强却因此而种下了此后飞黄腾达之因.
依常情而论,既要建立政权,自应有一张政府的机关报纸.南京在沦陷以后的"维新政府"时期,就出版了由老报人秦墨哂主持的"南京新报",这是南京当时唯一的报纸.汪政权在上海筹备时期汕中央宣传部长是陶希圣,副部长为林柏生,如某南京有一张新报纸出版,名为"中央日报"而由中宣部管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林柏生所以会与我谈,因为"中报"是我在负责筹备,加之柏生在上海办"中华日报"时,我帮过他一些小忙,也产生了一些友谊.所以柏生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只要一提出自无不予接受之理,所以就由柏生来与我商量.
当柏生与我谈过之后,我却以之转告佛海,他倒是毫无成见,认为怎样都可以.本来事情已告段落,但我也不得不再征求君强的同意,把柏生与佛海的意思都告诉了他.不料君强却大表反对,理由很简单,以为我们辛苦筹备,从房屋、机器、铜模、铅字以及全部工作人员,都已万事齐备,而忽然要由中宣部来坐享其成,那有这样便宜之事,于是坚决予以反对,并致书陶希圣大事诟责.这却使柏生对我发生了很大的误会.并且由于以后事态的不断演变,于是六年之间,一直有"公馆派"与"CC系"间的暗中磨擦,君强也成为在这一局中派系纠纷的始作俑者.
但是,为了这一件区区小事,即使君强因祸得福.因为"中报"的事,刚发生在陶希圣、高宗武出走之前不久,也正值紧锣密鼓在安排政权建立后的人事之时.一天,在汪邸召开会议,以决定各院部的人事支配.在会议席上,汪夫人陈璧君先提出了陶、高出走的事,颇多惋惜之辞,汪夫人且认为陶比之所以去港,是完全为君强一函所逼走.
会议接着就商量到政权的人事问题.原定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外,还兼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训练部部长,佛海以君强从事这项工作有年,推荐为公博之助,而公博摇摇头说:"君强的这份脾气,我不敢领教."为了汪夫人正在盛怒之下,佛海就不敢为他有所解释.以后各院部的人选,均已决定,最后只留得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一缺.本来内定由汪曼云或蔡洪田担任,而两人都认为这是无事可为的冷衙门,婉辞不就,而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忽然汪夫人起立说:"反正边疆委员会与其它各部会都无关系,不如就让罗君强关门去做他的皇帝吧!"一言九鼎,就为君强铺平了一路坦途.因为边疆委员会虽确然无事可做,但论官阶,即是特任.君强求为简任的政治训练部次长不可得,不料人弃我取,从此竟然在汪政权中脱颖而出,为部长、为省长,得心应手,八面威风,实非其始料之所及也.
也不能不说君强是搞政治的能手,他能翻云覆雨,无中生有.他知道因过去的若干作为,已失去了佛海对他的充份信任,于是给他想出了一项两面手法,而且这手法显得十分巧妙.他向佛海进言,说他负的责任太重,方面又太多,需要与各单位的人做到手臂相连,才能指挥如意,尤其现在来叁加的,过去与他都缺乏深厚的渊源,应当设法拉拢,集中人材.他建议选择十个人,以金兰的形式,作为佛海的核心组织,将来把十个人安排为十部的次长,使部部有耳目,人人肯出力.佛海觉得君强处处为他关心,而且佛海过去就是军统与CC的负责人之一,搞惯小团体,自然欣然应允.君强开定了二十多人的名单,送给佛海圈定了易次乾、耿嘉基、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张仲寰、戴策及我,成立了第一次的十人组织.不过君强一手组成这样的小团体,是有其讨好佛海以外的其它作用的,一方面拟挟周以自重,使组织中之十人归其支配;另一方面,以十人的团体来向佛海显示其重要.
但这一个十人组织的组成份子,既显得份量不够,而其间除君强及易次乾与佛海有不太深的直接关系而外,张仲寰与周乐山为君强的大夏大学的同学,耿嘉基系我所拉拢,汪曼云与蔡洪田则为原上海市党部委员,章正范从佛海到沪后,任与上海新闻界联络工作,都与佛海过去并无关系,戴策则属于褚民谊系.这样杂凑而成,本不为佛海所满意,以后周乐山因不堪君强与丁默村的压迫,愤而离沪,且临走发表宣言,丑诋汪氏,于是这第一次的十人组织,不久即无形停顿.
君强又再接再厉,至一九四○年的年杪,重加改组,除君强与蔡洪田、汪曼云及我四人外,由李士群、周学昌、戴英夫、沈尔乔、朱朴、王敏中六人代替旧有份子.其中李士群以土肥原关系而叁加"和运\",周学昌在抗战前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时已与佛海相识,戴英夫本为丁默村系,沈尔乔为傅式说系,朱朴原为公馆派,王敏中则与梅思平为襟兄弟.这样,原以为吸收了各个实力派的份子的加入,可以声气相通了.无如意见纷歧,本是知识份子的通病,何况君强自己就说过:"中国人的习性,有了三个人,就会分成两派."这个第二次的周系十人组织,非但始终不曾发生过任何作用,而以君强与士群之间却因权力上的冲突,凶终隙末,出以生死斗争,士群虽因此而曾飞黄腾达,也因此而终于断送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