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第二次十人组织,君强内中有其很妙的安排.固然因为佛海与丁默村之间常常发生意见,而君强的对默村攻击尤烈,他拉进戴英夫,就是为了探听默村方面的消息.至于默村与士群之间,更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因为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这个特工总部,本是在汪氏到沪前由士群一手所建立,但论过去的历史,默村曾任中统的第二处长,且与以后军统的实际负责人戴笠有同等资格.而士群在重庆时,不过是中统的一位中尉级的人物.因此默村一到上海,就成为七十六号的主任,士群反而屈居为副手.一山岂能容两虎?两人之间早有不两立之势.君强处心积虑要拉士群加入十人组织,固然因为他拥有特工的实力,也用以打击默村.
最初,君强对士群真是竭力交欢.几乎每一天晚上,都拉着我去七十六号,非聊天、即打牌,谈笑风生,一时有水乳交融之状.以士群来说,那时羽毛未丰,也希望有个坚强的靠山,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连第二次十人组织等于歃血为盟的仪式,也就在七十六号内举行.而且依照原定计划,这个组织中的十个人,每一人要再吸收十位,作为次一级的嫡系份子,但以后除了士群曾经在七十六号与他的亲信干部有过同样组织外,其他各人,全未实行原定计划.甚至佛海也因为有了这个组织,反而增添了不少麻烦,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渐渐失去了兴趣,此后口头上的绝不再提,可知其心理上也早把这一个组织摒弃了.
到一九四○年的二月杪,我带领了"中报"全体人员前往南京.因为汪政权已决定于三月三十日以还都名义宣告成立,"中报"预定于同一日出版,要于事前试版,俾作好充份的准备.创刊一张大报,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那时我在新闻界已混了将近二十年,一些浅\薄的知识与经验,最多也仅限于编辑部方面,一旦要统筹全局,就感到才力不胜,自己毫无信心.君强对报纸更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廖化作先锋,也只好由我来独任其难了.尤其"中报"是患上了先天不足的重症.因为佛海一到上海,曾拨出过一笔为数不菲的开办费,却给一位自告奋勇而最早负责筹备的朋友卷走了.我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又却不过佛海的情面而勉为其难.当我接手以后,所能筹划的经费,很不充裕,有限的钱而既要在南京朱雀路自建社屋,又要购买印刷机、铸字机、铅字、铜模、制版机、白报纸等,一切就非出以精打细算不可.因此在先天的不足之外,又形成了后天失调.
最困难的还是在延揽熟手的各部份工作人员方面.报馆工作辛劳而待遇低微,尤其在那时的非常状态下,除了要背"汉奸"之名,还要冒生命之险,试问又有谁愿来吃这碗苦饭?也尽管上海执新闻界的朋火,我与他们十九都相识,而我又雅不欲强人所难.还幸而淞沪沦陷以后,如时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许多大报,都停刊已久,长时期的失业,为了生活,不少朋友就不顾一切地应邀叁加了,这样,一个班子,也总算能在不用一个外行的情况下而凑成了.
那时,我非但年少气盛,又且过于好胜,不免失之操切.为"中报"担任总编辑的是褚保衡兄,他有数十年的经验,有熟练的编辑技术,先后主持过时事新报、国际日报等编务,在新闻界是一个知名人士.编副刊的是以后写"秋海棠"得名的秦瘦鸥,都是当时报界中的佼佼者.可是就在试办期内,保衡正迷恋着秦淮歌女王玉琴,第一第二两晚,迟至午夜还不见总编辑驾到,派人追寻,才没精打采而来.据传来的消息,他又已应承林柏生而将担任宣传部的新闻司司长.我知已无可再留,遂毅然把他解职了.瘦鸥的文笔,应该是不坏的,可是第一天他所写副刊"中流"的开场白,竟然写得不知所云,我竟然当晚就请他离职了.其馀如创造社三杰之一的张资平,为"中报"写长篇小说,我又认为内容不能满意而予以腰斩了.这一切,都出于我一人的独断独行.君强居社长之名而无社长之实,也就难怪他会对我心怀不满.况且他还定出了许多衙门式的清规成律,如他来社时,要全体职工起立之类,我又认为这决不宜行之于文化机关;也且不应施之于文化人而予以拒绝.因此君强对我,渐有去之为快之意.
有人告诉我,君强拉拢了他的左右三十馀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名叫"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要对付我.最初我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毫不足道的人,何必杀鸡而用牛刀,要这样大动干戈,但后来却从别的方面证实了确有其事.我一时又沉不住气,也出以十分幼稚的举动,在"中报"上写了一篇短评,揭露其事,虽并不明言为某人某事,而一开始就写看"有些人想借团体之"力"、"行"其鬼蜮."把"力行"两字嵌入了文内,事实上已说得很明显.这对君强而言,无疑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向佛海投诉,指我过份跋扈.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佛海查明了事实,乃召集"力行社"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训话,勒令解散,并告诫不得再对我有其它行动.这样的结果,君强自心有不甘,而又不敢与佛海抗争,终于不久之后,另起炉灶,委于肇诒另外创刊了一张名叫"京报"的小型日报,这足以反映出他内心已加深了对我的恶感.
当然,君强对我的敌视,也不仅为了"中报"一端.他要在佛海左右包办一切,任何人得受他的支配,而我偏是一个不受羁勒的人,有事自然都直接去与佛海商办.其实,我从无野心,更从不曾要在这样一个局面中有过任何打算,但君强则以为我是他的劲敌,处心积虑要给我以打击.
其次,说来惭愧,当我们同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时候,还发生过有类于水浒传上杨雄与石秀的故事.君强夫妇之间,我一开始就发觉他们并不和睦.他的那位太太,说话有些口没遮拦,举动上有时也显得充满神经质,我们在背后索性就称她为"十三点".有过几次,君强把她压在床上,挥拳痛打,第一次惨厉的呼救声惊动了住在对房的我,不能不进去劝解,而君强却铁青着脸对我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不要来管."话说到这样,我也只好逡巡退出.但我从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何事,却且以后见怪不怪,也总是袖手作旁观了.
有一天,君强外出了,他那位大大静坐在房里,默默地似乎正陷入沉思之中,听到我的脚步声走过,才瞿然惊觉,向我招招手,要我进去,竟流着泪对我说:"金先生,好不好请你帮一个忙?罗先生买给我的一点首饰,我私下与人合做生意因亏本而押光了.假如有一天给他发觉的话,我耽心真会给他打死的,可否请你借一些钱给我,去取回那一批饰物,更千万不要告诉罗先生."经我一追问,所需要的数目却又不少.虽然她并没有说出是和谁合作做生意,但我可以确定这必然是朱二少爷的花样.
一一三六弄原是一个禁卫森严之地,外面的人是绝对不许随便出入的.但在我与君强同住的六十号中,有一个人是例外,他以一个局外人而可以任意来往,那人就是所谓朱二少爷了.他是杨惺华交通大学的同学,他的祖父曾是上海洋场中尽人皆知的巨商,与以后的虞洽卿后先辉映.因惺华的关系而介识了罗君强,君强认为他是名门之后,居然另眼相看.但这一位风度翩翩,而又能舌粲莲花知道趋奉的人,行为却很不正当,特别在女人方面,就有过很多传言.他的成为六十号的常客,不论从任何方面说,都不大妥当,不过我一直隐忍而无从劝告.忽然有一次,我与惺华同车从上海到南京,车中无聊闲谈,就提到了这位朱二少爷.惺华告诉我说:"我后悔把他带进了一一三六弄来,虽然他是我的同学,又是朱的孙子,但他的行为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有一天,他与我坐车去看一个朋友,我因先要回家去拿样东西,就留他在我车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回来了,谁会想到我留在车中公事包内的现钞,竟全部被窃了,不是他还会有谁?"
听到了惺华的话,我愈觉得这个人问题太大了,以我与君强的交谊,实在不忍再不告诉他,问题仅在如何不至伤害到他们夫妇的感情.刚巧事隔几日,君强将随佛海等去叁加与临时、维新两组织举行的临时会议,几个朋友就在他启程的当晚,在六十号为他饯行.在终席之前,我拉了他一把说,我有点事想单独与你一谈.我们就避开了别人上楼去,我就把惺华告诉我有关朱二少爷的事转述了一遍,我说:"这里是一个政治机关的所在地,而让一个不相干的人随意进进出出,这责任似乎太大了.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君强是一个十分机伶的人,一听到我的话,面上就变得铁青,气吼吼地直冲下楼,大声吩咐副官们说:"以后不许朱二少爷再来,谁再放他进来,我就会杀谁的头!"说完又转过头向他的太太说:"金先生明天要去南京,你和他同去,在我离沪期间,不许你留在上海."我看到他大太也立时变色了,向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她一定以为我已把首饰的事告诉了君强,或者说的还不止饰物的这一件事.
第二天,我上车去南京之前,打了个电话给君强太太,她拒绝与我回去南京,而且语气之间,显得怒气未消.等君强由青岛回来后不久,对我态度也大变,据别人告诉我,君强说我看不起他的太太,也就是为了看不起他之故,因此不可能再继续做朋友.虽然在形式上并未绝交,此后却永留芥蒂,我们之间终是落落寡合.直至事隔五年他们离婚之后,在重提当年的旧事时,我才将详细经过向他说明,难得他还向我表示了歉意,但事过境迁,毕竟太迟了,五年中的种种纠纷,竟然泰半由此而起.
罗君强手段毒辣,视杀人如无物,他自己说,这是个充当南昌行营秘书时公事批惯了,在无形中所养成的.他对待我在形迹方面,以别人看来也许会觉得异常亲热,活像是两个一鼻孔出气的搭挡,特别在大庭广众之间,他常常表演出与我有一份十分深厚感情的样子,不要说周系以外的人因此对我有所误解,连李士群身前死后,都曾使我为了君强而受窘.
当罗君强与李士群开始交恶的时候,刚好我到广州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事前我并不知道罗李之间,已演变到生死斗争的阶段.当我正在叁加会议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君强的来电,电文很简单,寥寥"要事待商,会毕速返"八个字,我接电后莫名其妙,不知出了什么岔子.本来大会闭幕后,还有去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一连串节目,为此,我只好提前回沪,当天即赶往南京.君强一见我就提出了许多士群的不是处,表面上指他非但不再接受佛海的命令,而且有反抗的意思,他激昂的态度像真是为了佛海;不过说来说去,归根结柢,还是两人间权力上的冲突而已.君强要我叁加他的反李阵营,共同对付,而我却断然拒绝了,我反而劝告他,千万不要再蹈洪杨内哄\的覆辙,有问题,应该开诚\布公地商量,不宜意气用事.而君强却认我有坦李之嫌,弄得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又匆匆搭车赶回上海,正在车厢中静坐阅报,有人向我肩头一拍,回头一看,原来是士群与汪曼云.他邀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一坐定,士群就板起了面孔向我说:"你好!从广州赶回来就与君强闭门密谈,竟想合谋\对付我!而我也只好对你不客气了."我哈哈一笑道:"你太看不起你自己了,既是警政部长,又是江苏省长,还兼着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有特工、又有军队,大权在握,试问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勇的人,你竟还怕我会对付你吗?"士群道:"不要赖了,昨天你与君强鬼鬼祟祟地谈了一天,还说不是为了对付我?"我道:"我又代你惭愧,作为一个特工领袖,情报却如此不灵,亏你对待一个朋友竟然不问情由,摆出那样大的威风来."士群道:"那你对我与君强的事,是取怎样一个态度?"我说:"我不问谁的是非曲直,但我有两个原则:第一、你还记得歃血为盟的一幕吗?这为了什么?因此,我要说:如其你还是拥周的话,那么我们是弟兄;你如不拥周了,我们只留得朋友的关系,但如你反周了,那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其次,我反对自相残杀,我也不叁加任何一方从事自相残杀的行动."假如我这几句话是对君强说的,相信他会老羞成怒了,而士群却又在我肩头一拍说:"好!你有种!我们还是弟兄,不过请你转告周先生,就是希望痛快一些给钱,我并无反他的意思."经过了这一场戏剧化的场面,以后我与士群之间,反而彼此增深了一层认识,但他的左右、连他的太太在内,仍然认为我是叁加君强方面的一切活动的.
士群最后终于惨遭毒死了,他在初丧时期,我并没有去吊,但其它所谓十弟兄中的八位,除汪曼云外,也一个也并没有去.曼云做人,看来好似十分圆到,但在罗李斗争中,却处在夹缝中落得个两面不讨好,连佛海也受了君强的影响,认为他已与士群沆瀣一气,而士群则又疑心他暗中在为佛海侦察动静.到了五七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去吊唁,情义上太讲不过去,但如我一去,相信又会引致君强的不满.但我还是为了要无愧于对一个已死的朋友,不顾一切,从南京特地赶往苏州.
那时,士群的棺木仍然停放在苏州家中的大厅上,大批僧众,正在做佛事.事前我还恐引起误会,弄成尴尬局面,特地约了与士群关系较深的汪曼云与黄敬斋两人陪着我去.因为曼云正做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兼清乡事务局长,敬斋则是士群主政的江苏省政府的秘书长.我进入李宅,在灵前行礼之后,方才落座,士群夫人叶吉卿女士,一身缟素,挂着两行泪痕,就怒冲冲地走到我面前,手指直指看我,一面哭,一面骂道:"你们这批狼心狗肺的家伙!害死了我丈夫,还不够开心?再特地要来看看我们孤儿寡妇的惨状.请你告诉罗君强与周佛海,难道你们是不死的?我看你们将来将会怎样一个死法!"这样唠唠叨叨地骂了一个多钟头,对着一个伤心欲绝的朋友遗孀,我不好辩,又不好走,她一定以为我真在学柴桑口吊孝的一幕.好不容易给曼云与敬斋把她劝停了,我才能狼狈离开,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尴尬场面.
而且,士群夫人以后非但不曾对我谅解,反而误会越弄越深.我在上海发刊过一张小型日报的"海报",其实是专谈风月不问政治的刊物,而写稿人中间,有几位是笔下毫不留情的,如唐大郎,不知骂过我几多朋友,害得我一直向人打躬作揖到处陪罪.又如平襟亚,骂人的尖酸刻薄,有笔如刀.一次他写了一篇"海上两富孀",就是指士群夫人与吴四宝太太佘爱珍的,看了题目,内容就可想而知.其实从"平报"与"海报"的创刊,我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一直住在报社里,足迹不出大门一步,以后基础立定了,我又忙于其它的俗务,就不常去,稿件刊出前,十九都未曾经我寓目,甚至襟亚还写过一篇"云楼两豪客",那是指的我与陈彬和两人.云楼是那时上海最大的国际饭店十八楼的一间西餐厅,布置最豪华,价格也最昂贵,我与彬和确是那里的常客.问题在于我与彬和都是当时"上海市民节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上海号称三老"之一的闻兰亭),节约会副会长而如此奢华浪费,当然是极大的讽刺,但我抚心自问,文中所写,确然并不曾冤枉我,尽管这一篇稿刊载在我一手创办的"海报"上,而我还可一笑置之.但士群夫人她们如何能有所谅解?到今天,这两位一提起我,仍然会切齿痛骂.
人们是这样看我对君强的关系;而君强的对我,却不断在步步进逼,他显然并不蓄意要如对付士群那样的对付我,其真正的目的,似在用压迫的手段来要我向他降服而为他所用.而我正在朝不保暮的危险时刻,君强又准备给我以致命的打击.
丁默村于抗战以前,曾在上海为中统工作时,还办过一张小型报,这时又有了办报的雅兴,他收买了业已停刊的"文汇报",预备改名出版,不料为他负责筹备的穆时英与刘呐鸥,先后为重庆的特务暗杀身死,因之接收了一年多时间,一直无法出版,他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无条件地送给了周佛海.佛海因为"中报"创刊半年,居然销路蒸蒸日上,已迫使"南京新报"停刊,因此并未征求我的意见,而欣然加以接受.等他约我去谈话时,不但已成定局,而又委我负起实际责任来筹备发刊.佛海左右,也实在并无一个曾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因此使我无可推诿.南京"中报",本来想取名中央日报的,因我认为官气太重而用了其中的一个字.中之为义,有不偏不倚之意,也还说得过去.上海的那家报纸,他提议称为"和平日报",而我又以为"和平"是一时的政策,而且政治色彩太浓,取"持平"之意,而又把它缩成为"平报".
事情决定之后,第一要布置人事问题,而我一向主张,从事一项专业,决不可任用一个外行.回到"中报",就立即召开了一次社务会议,在会议中我宣布了将来再接再厉,去上海开办"平报",询问有无人愿意与我同去的.不料全社的职工,一听到要去上海办报,等于是去送死,就面面相顾,全室鸦雀无声,连工人在内,竟没有一个敢于自告奋勇的.
当然,我自不便勉强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因为"平报"的社址,位于上海最繁盛而环境又最复杂的福州路(四马路),是租赁了一所三层楼的市房,穆时英与刘呐鸥轻易被人取了性命,虽发生的地点不在社内,但负责人的成为目标,自毫无疑义.我为了朋友而不得不去,因此单枪匹马,决与死神作一次搏斗.我接手的"平报",使我吃惊,地方是那样地湫隘,设备是那样地简陋,而且除几个留守的事务人员外,没有一个懂得编写的人.那架报社生命线的印刷机,又是向一家日文报纸买下来三十年前的旧货,而且还是一架平版机,没有一副铜模,没有一架铸字机,残缺不全的铅字,使我一见而啼笑皆非.
"平报"的社长一职,佛海还是委了罗君强,而我则仍居副社长的名义,由于人手缺乏,我还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也许那是一个太危险的地点,所以身为社长的罗君强,连一次也未曾来过.晚上九时,我要处理编辑部工作,直至破晓前五时,等第一张报纸印成经我覆核后,始能就寝.但上午九时,又得起身处理经理部发行、广告等各项业务.在一九四一年的整整一年中,报社受过两次掷炸弹与一次纵火的事件,那时我几于终年不出大门一步,食于此、宿于此、工作于此、办公桌旁边的一张藏满臭虫的破沙发,就是我的卧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精力的充沛,也值得自慰而自豪.
正在我随时可以毕命的时候,君强不同情我,反而在布置着对我作进一步的打击.因为我不在南京,他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召集了"中报"全体高级职员到他颐和路一号的南京寓处,关上了门,不许自由离去.他正颜厉色的告诉他们,他已掌握了我在"中报"的舞弊资料,要"中报"的同事自己坦白出与我串谋\的详情.不错,"中报"一切都是我从头做起的,从建造社屋以及采购机器纸张,曾经用了不少钱,如其我稍不自爱的话,也的确大有油水可捞,这就无怪君强要认我一定已经捞饱了的.君强甚至用了威胁利诱的手段,说揭发我舞弊情事的,将会给以优缺,但如坚持为我隐饰,则将送往法院究办.这一天,从下午四时一直逼到晚上十一时,因各人必须回报社工作,才于无结果中而散.
"中报"的事情方了,"平报"的事却又发生了.一天佛海找我去,笑着说:"君强这家伙总不能与人好好相处,为什么他常要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昨天他又来对我说:"雄白经办"平报",表面上不支薪,不受车马费与交际费,事实上暗中的收入却不少,买白报纸洋行照例送回佣,馀下来出卖的"白破"(指不能用在卷筒机上有些残破的白报纸,还可以切小了出售),每月的数目也可观."他对你无的放矢,岂非可笑?"我对佛海说:"我很佩服君强的消息十分灵通,他说的却全是事实.不过,我想让你知道这两年的数目究有多少,我去取账簿来给你过目一下."说完,就匆匆赶回"平报",携着我一本私人的小账簿,交给佛海,他一面看一面不住了的绉着眉摇头叹息了.
原来,买大批白报纸,洋行于事后必然以回佣送给经手人,白破每个月也总有不少出售.这两项收入,都没有归入报社的公账.我之所以如此,鉴于报社的待遇过份清苦,尤其在"平报"服务,还要冒生命危险,职工中遇有疾病婚丧等事,或逢年节,应当有调剂的力法.但如一入了公账,一定要一视同人.我把这笔钱暗中要作为津贴特别出力的部份职工.因此在那本小账簿上,既写明了回佣与白破的收入,而在支出项下,也由职工领款后分别签名于数字之下.因此,我可以不必用言辞解释,而使佛海得了然于胸.
政治舞台上的彼此攻击磨擦,实在是一件大丑太丑的事,正有同于婢妾争宠,无端诟谇.同君强关系的划分,却得力于李士群、朱朴之两兄的为我代抱不平.从一九四○年二月起,我虽已离开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于经办"中报"与"平报"期间,不再住在那里,但那间卧室一直还是如常地保留着.君强却事前并未通知我,就把我的行李搬至后楼的一间小室,那里本来是副官佣仆居住之所.在我,既早已决心不再去住,倒是毫无所谓,而李朱两兄去对佛海说:"君强这样做法,是逼着他住在"平报",如此危险之地,他是否意欲送他的性命?"佛海听了非常愤怒,约我去要我住到隔邻他的家里,当时我声明为了工作上的便利,非住在报社不可,这事与君强毫不相干.而佛海还是决定了要君强退出平报,专主"中报"而由我担任"平报"社长,这样使我与君强之间,从此划清了界限,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磨擦.
君强为人,有时显得器小易盈,流于浅\薄.他的帮助佛海,却又常常为佛海树敌,而添给他以不少麻烦.而君强的对待部下,约束得非常严厉,要求得也非常苛刻,除了他的堂弟罗光煦外,蔡羹舜、唐建侯、葛伟昶、彭望轼等都成为他的死党.他本来生得面白无须,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格外显得脸上又青又白,煞是可畏.梁众异氏在狱中临命前说:"世界上最肮脏而又为男人最喜欢玩的两件事,就是政治与女人的生殖器."君强不愧为一个男人,所以对这两件事也最感兴趣,其它友谊等等,都不在他考虑之列.我与他两人私室对谈的时候最多,常常风花雪月,谈得兴致淋漓,但一涉到正事,尤其在他权力范围以内的事,如有一些人情上的请托,君强就立刻会收敛起笑容,突然面罩重霜,一口拒绝,假如再加多讲几句,他就会说:"本来对这事还可以马虎办,既然有人帮忙,那我不客气,就不得不重办了."君强这种令人畏惧的性格,可以用下列两件事实为例:
当他任司法行政部长时代,上海发生过一件藉法律来敲诈的案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喉科中医朱紫云,以行医致富,有一个小孩因喉病请他去诊\治,朱紫云为他在喉部划了一刀,几天以后,这小孩不幸死了.病者的家长,一经别人的撺掇,因为朱紫云有钱,就想用控告他业务上的过失杀人罪来达到敲诈的目的.我当时正恢复执行律师职务,最初有个申报记者姓梅的朋友来看我,要我承办此案.我问他:"究竟这个孩子是否朱紫云医死的呢?"他说:"当然不是."我说:"既然不是他医死的,那又为什么要告他?"他说:"有钱人最怕事,更何况由你来出面代理,我相信只要你去一封信,朱紫云就会乖乖儿拿钱出来了事."我听了很生气.我说:"那是你想我帮你敲诈,也当我是背着老虎皮的吴四宝."当然我拒绝接受.但以后他们终于又话了别的律师进行诉讼.代表朱紫云辩护的是袁仰安律师,他要我向君强解释一下关于这一案的事实真相.我真去看了君强,并连姓梅的委托我承办的经过,也向他和盘托出.而且我还陪着仰安去看过君强,再度加以说明.不料案子一开审,承办推事却奉了君强的命令,立即把朱紫云当庭收押了.朱紫云是染有很深烟癖的人,年事又高,如长期羁押下去,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我受仰安之托,又去间君强说:"你明知朱紫云是无辜的,为什么还要收押他?"君强大笑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就是他的理由,我为之悚然无语.
还有两件事是发生在君强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时期.过去的上海,原为全国的第一大都市,是金融、工商.文化的中心,有时且成为政治的中心.尽管所有心脏地带,是英国与法国的租界,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无不觊觎上海市长的宝座.当年吴铁城因拉拢张学良,实现东北易帜,完成统一有功,他所要求的酬庸,就是薄江苏省政府主席不为而出任上海市长.在他以前,任上海市长的有黄郛、张群等人,又都是蒋先生最亲近的股肱;过去一百年中,也往往因这一隅而会影响及于全国.
记得一九三九年君强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与他在马路上闲逛,途经四马路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实上就是英人在公共租界中的最高统治机关,却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名称),这所建筑,虽非高楼,却无愧为大厦,全部以整块的大石筑成,显得雄伟壮丽,无限威风.君强于徘徊瞻望之馀,忽然对我说:"有一天,如能置身其中,也就无负此生了."彷佛有项羽"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概.
一九四四年汪氏逝世以后,陈公博因代理汪政权的主席,势不能再兼任上海市市长,而在汪政权中,除周佛海外,也无人能当此重任,又以重庆方面,深望保全这全国精华所在之地,通过了蒋先生驻沪代表蒋伯诚\的秘密电台,务必要佛海继任其职.而佛海当时最踌躇的问题以本身职务太多,且又常驻南京,事实上无暇亲自处理上海的事务,因此,最为难的就是秘书长的人选问题.最先,尚属意于我,我自知材轻任重,力辞不就,十人组织中的周学昌也曾自告奋勇,而佛海又以学昌南京市市长的地位也很重要,不欲放弃,最后终于要君强由安徽调任此职.表面上好似君强由封疆之寄而屈居为僚属,但可以相信正为君强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名义上虽为幕僚地位的秘书长,事实上却掌握了市长的实权,所以佛海就职后,第一次招待全沪绅耆时,君强在席上的演讲,摆出一副要为佛海卖命的面孔,演讲中竟然自比于一头噬人的恶犬.我得知他的意思,自称为"犬",是为了取悦于佛海,而"噬人"也者,则是向市民立威.我看到当时君强说话的神态,真也有些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概了.
佛海任上海市长时期,还兼了警察局长,他之所以要兼理警政,主要还是为了那时升斗小民,盛行以走单帮为活,以上海的日用品来换取乡间的米粮,公路之上,男女老幼,络绎于途,警察乘机公开勒索,竟至毫不避人耳目,贪污盛行,形成处处关卡,警察风纪之坏,实为前所未有.佛海就任后,多半出于君强的意思,在跑马厅首先枪毙了两名警察,乱世用重典,此风才得稍戢.
君强一到上海,也真想做一头恶狗!这是为了要表演他干练的人材,也是为了要显示出他的"廉明公正",但又不免失之于专打苍蝇的苛细.他到任后的第一炮,就把跑马厅对面高乐歌场的经理胡佩之以偷税罪嫌,拘押在新成区警察分局,说要送到专为惩治贪污而设的特种刑庭重办.这确有被处死的可能.我本来并不知有此事,因胡佩之过去曾办过小报,虽为同业,但与他向无来往.一天我正在银行办公,我所主持的海报长期作者唐大郎忽然闯入,还偕同一名妇人同来,一进门未及开言,那人已涕泪交流,就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使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指,以后经唐大郎说明原委,原来同来的妇人,正是佩之的太太,她定要为她的丈夫设法营救.
在尴尬的场面下,使我了无拒绝的馀地.他们去后,我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君强,辞意写得十分委婉,信里说,不是我使阻扰他对市政的整顿,由于胡佩之是新闻界的同业,为了生活,不得不经营这种职业,其行虽有可议,其情亦觉可哀!如真有偷税情事,亦请从轻发落云云.不料去信以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大郎不断来催问,如说我与君强的关系,而连回信也没有,朋友又如何能信?
佛海出任上海市长后,网罗了一批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组成了一个市政谘询委员会,性质有类于一个市叁议会,其中有颜惠庆、李思浩、冯炳南、闻兰亭、林康侯、周作民、唐寿民、郭顺等人,都属一时之选,我则因与佛海的私人关系,也滥竽其间.谘询会每月开会一两次,因佛海在南京时为多,常由君强代表主持.就在我写信给他之后不久,又值开会之期,我故意与他离得很远,不去睬他,他倒不时远远的望着我微笑,我背过身装作本然不觉.会议终了后,我匆匆地起身离座,他向我招招手,我还是一直跑出室外,他派了一名副官追了上来说:"秘书长有请."我说:"我有事."君强也真会做戏,自己上前来拉住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满脸笑容地说:"动气了?"我说:"言重了,对秘书长,那里敢?"他又说:"老兄,何必管此闲事?"我说:"事关一个朋友的性命,岂能说是闲事!"他问我:"你要怎样?"我反问他:"你要怎样?"他倒笑起来了,说道:"既然你一定这样,现在我不能说定要怎样了."经他那样一说,我倒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说:"胡佩之即使真有偷税的事实,也不过是为了钱,何必定要人家的命?不过要张罗钱,就必须让他出去亲自料理,要保,不论怎样的铺保都我给你,这样,总不怕他会跑掉了吧!"君强说:"好!既然你要管,我就要你保."说毕,把桌上的纸笔授给我,我毫不考虑写好了一张保证书交给了他,他拿起电话,打给新成分局的局长,立刻由我把胡佩之领了出来.这是第一次我与他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办好了一件愉快的闲事.
心软,却不过情面而多管闲事,确是我一生的大弱点.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之季,日军在太平洋作战,节节败退,上海不时举行防空的灯火管制,一切娱乐事业,本已受了很大的打击,而作为上海繁荣象征的大小舞厅,市政府又下令营业时间改为晚间九时半止.舞厅全靠夜市.这样就弄得门可罗雀.生意人的钻营门路,也不能不使我佩服.我有一个相识的舞女名叫唐湘英,有位朋友本与她有着特殊关系,因朋友远离而托我照顾.她早年曾经红极一时,与舞国总统王小妹隶于同一舞厅而具有同样声势,一度嫁给浙江省长杨善德的儿子,不久又脱辐下堂,重披舞衫.我认识她时,红颜不驻,已是垂老徐娘,可是舞跳得身轻如燕,也没有一般舞女的习气,因此到夜总会去,常邀她作舞伴.就在那一年的农历年关之前,她忽然以电话相抵,说因我不曾去过她的家,因此想亲自下厨,烧几味可口的菜请我一试.我以为也许她年关需要钱,借此名目,使我不能不稍解悭囊.在风月场中,既要买笑,手头就不能不松,出手也不能不阔,她既然来邀,在理也就不应推却.
本来她约我先在霞飞路"提提斯"咖啡室见面,再一同到她的家里去的.我准时前往,她说;"居处湫隘,不便迓贵客,改借到一处小姊妹家中,共谋\一日之欢."地点就在离"提提斯"不远的华龙路,一所小洋房,布置得还很整洁.一进去她为我介绍屋主是当时舞业公会的副主席孙洪元(现在台湾),还有舞业公会的主席郑炜显也在座,其它六位,都是上海第一流的红舞女,除了我与两个事实上的主人为男人之外,其它尽是群雌粥粥.那天,有丰盛的菜肴,殷勤的招待,使我置身在珠围翠绕之中.酒过三巡,话入正题,郑孙两人说:"因素未谋\面,不得不请湘英冒昧代邀,想有一事恳求.现因市政府限令舞场营业时间至晚上九时半为止,已弄得舞客萧条,上万职工生计将绝,可否代求罗秘书长把营业时间放宽一小时,至十时半为止."不料一餐晚饭,找来了如此麻烦,在席上的几个舞女中,有些本属相识,在她们你一言我一语连恳带逼之下,也就不容我不点头答应.
几天后我向君强谈到了这事,不料他板起了面孔说:"雄白,以你的身份,怎样竟然会为出卖色笑的场合说情?"当然我有些不高兴,但他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使我不能再说什么.而舞业公会方面却以为我真有一言九鼎之力,为了配合我的暗中疏通,还送了一个呈文给市府,而君强批示下来,是照原来规定的时间再缩半小时,结果弄成求加得减.
刚巧佛海听说亚尔培路二号我的宴客之所,地方还宽敞,布置也还不俗,而所雇的厨子,烹调得亦尚堪下着,更主要的是他知道我"人不风流枉少年"的那副脾气.在抗战以前,他有空就溜来上海,目的就是为了玩,与他同来的常是又一位好色成性的陈调元.我既是上海的半个土着,而且新闻记者的职业,需要深入到各个阶层,风月场所,处处熟识,因此,他们每次来上海,也总少不了有我一份.但当他一九三九年邀我叁加"和平运\动"时,我曾经说明不再叁加他正事以外的其它活动.因为彼一时,此一时,地位与关系既有所改变,雅不愿以此受人批评,所以尽管他仍不免于怡情声色,在过去几年间,确实没有再来找我.这一次他要我请他吃饭,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则是希望约几个洋场尤物.
那晚,我集女伶、明星、交际花、舞女、长三堂子的姑娘于一堂,四五十位宾客,倒有一半以上是女人,形成了阴盛阳衰之局,醇酒妇人,本是人生的一乐,佛海左顾右盼,更显得十分高兴.散席以后,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还流连忘返,左右是两个红舞女周丽娟与许爱娣,他越谈越起劲,忽然问到近来舞场的生意情形,周丽娟装着娇嗔说:"都是你不好,晚上营业时间那么短、那么早,连鬼也已不来上门了."我正坐在他们的对面,想起了别人的请托,乘机对佛海说:"跳舞与和平运\动和大东亚战事有什么关系?何不把时间就放长一些?"佛海毫不迟疑地立刻要他的随从打电话给警察局副局长虑英来,吩咐他道:"你去与日本方面联络一下,说是我的意思,要将全上海舞厅的营业时间,延至半夜十二时."果然,一星期之后,就容易地获得了实现.佛海的为人,就是那样干脆、爽直,既不拖泥带水,也不矫揉造作.
但是这一个小小宴会,却曾经给君强带来了一项小小的麻烦.那晚,佛海去后,君强仍留着未走,有了几分醉意,不免流露出轻狂的本性.他取出了一张名片,双手送给在座影星白光说:"我就是市政府的罗秘书长,不要以为我只是秘书长,事实上我就是市长,有事,尽管来找我."这一份酒后狂言,以后竟使君强一度陷于狼狈.原来君强这时正在严行禁赌,雷厉风行.一个名叫王茂亭的,他虽是一个留法学生,却在马立师路设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赌窟,君强命令警察局予以包围查抄,并把王茂亭拘押了.而白光那时与王茂亭的儿子杰美正在热恋时期,国际饭店中时常见到她们的双双俪影.事情一出,白光想到了君强,就去霞飞路他的寓所求见,君强当然知道来意,一再予以挡驾.好一个白光,竟效秦庭之哭,天天立在君强门前,等他出来,想拦车叫屈,君强有好几天竟至不得不避道而行,改由后门出入.
君强有些官僚气,也不免仗势擅权,他开罪于人,人们也总以为是佛海所授意.佛海对君强的作风,不是全不知道,有时把君强叫去痛骂一场,君强也总是拭泪无言.尤其他开始与士群交恶时,佛海颇不以为然,面斥之不足,更贻书切戒.而事实上佛海还是事事委之.在怒斥之后,又生悔意,一次他叹口气对我说:"君强这家伙,脾气那样坏,为我得罪了不少人,我所以总加以原谅,正因为他操守尚称廉洁,而对我也还忠心."佛海确是有着他"疑人不用"的那份天真.
君强之所以对佛海百般恭顺,正因视佛海为赵孟所贵之人.记得他从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调任为司法行政部部长之翌日,我去向他道贺,倘在得意中有些忘了形,对我说:"过去我唯周先生之命是从,今后,汪先生要我如何我就如何了."但是君强错了,把他调任为司法行政部部长,固然由汪氏所提出,但汪先生亦只是对佛海作屋乌之爱耳.两个职位虽同为特任级,不过边疆委员会实在是无事可为的冷衙门.我们就常常笑着说,所谓汪政权的边疆,就在南京的城门口而已.最初,君强虽以能获得此特任缺而引为自傲,久而久之,自然也渐觉乏味,一旦得此可以大显威风的法曹首长,又安有不踌躇满志之理,而无心之言,不期流露出对佛海的真实感情.
君强的不要钱,倒真是遐迩驰名,在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时,人们称之为"罗青天",即胜利以后,在首都高等法院受审时,依照当时内定量刑的标准,部长为无期徒刑,省长则为死刑,因此,梅思平、林柏生、傅式说、丁默村、项子致等,无一不处极刑,君强之终得末减而判处无期徒刑,在判决书中就记明因其廉洁而加以末减的.
君强的是否真是一钱不要,我无从为其作证.但当其盛时,蚌埠、南京、上海三处公馆,仆从如云,开支浩大,我诚\不知其将何以能谋\其挹注.但若有人公然向其行贿,则不论至亲好友,君强真会大义灭亲,立时送往有关机关严办,这是千真万确的,周乐山的事,即其一例.但他的堂弟光煦,与他的心腹如蔡羹舜、唐建侯、葛伟昶之流,却又一一为他们谋\到了税务上的优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