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芦沟挢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失败后放弃北平南京等处,政纲解组,民无所依.王叔鲁(克敏)、梁众异(鸿志)诸先生等挺身乱离之
际,相继组成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之周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馀,得所喘息.苦心孤谙,世所共见.当时国民政府因主张继续抗战,对此举动,自不免
认为抵触.惟待至今日,和平运动,已为刻不容缓之图.最近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国"昭示国人,并郑重声明:"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本党为完成此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而既成政权,如王叔鲁先生等,从前曾服官国民政府,投艰遗大,休戚相关.如梁众异先生等,从前虽处于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对于中华民国之勋劳,及对于国民政府之爱护,如必能继其遗志,使国家民族得以转危为安.兆铭承大会授权"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叁加中央政治委员会",旬日以来,迭与王梁诸先生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解与热烈赞同,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欣慰者也.(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这声明一发表,事实上三政权之合流,已成事实,所欠缺的仅是形式上的手续.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汪氏率领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岑德广、罗君强等由沪搭奉天丸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政权举行会议.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开第一次谈话会,汪方出席的除汪精卫本人外,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有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朱深因事临时返北平)."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方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萩大佐、清水董三等.蒙古方面虽不叁加会议,但德王也派李守信赶来会晤.翌日,第二次会谈,决定了"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府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及"中政会"开会地点及日期,预定二月中旬在上海开"中政会".三月中旬建立新政权.一切本属形式,会议至是日中午即匆匆散会,"维新政府"虽决定归并于汪政府,而"临时政府"则仍然维持战前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依旧是华北特殊化与独立化.殷汝耕的"冀东政府"以外,日本人的蓄心把中国弄成四分五裂,于此又得一明证.
二九、吴佩孚汪精卫鱼雁不绝
七七事变以后,华中、华北,先后沦陷,"临时""维新"两政权相继出现.自汪政权建立,"维新"取消,"临时"则沿战前华北特殊化的往例,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王揖唐先后任首长.虽与汪政权分庭抗礼,直接受命于华北之日军,但在形式上不能不讲为汪政权治下之地方政权.本书既以追述汪政权之经过,关于华北部份,论理不应独付缺如.而我虽于三十年曾以他事道出北平,且曾与王揖唐一度晤谈,但对华北政权起迄的经过,道途遥远,几乎一无所知.在开始写作本书中,且曾不断访问留居此间当日曾叁加华北政权的朋好,而劫后馀生,胥已不能有系统地为我述其梗概.关于华北部份的材料,只有俟笔债稍暇,俟他日再为访述.
当华北华中沦陷之初,日军阀亟亟于扶拨地方政权.华北属意于吴佩孚,而华中则寄望于唐绍仪.风声稍露,唐即为渝方特工,用利斧毙之于寓所.吴佩孚寄居北平什景花园,土肥原等日军渠魁,朝夕出入于其门,一度曾盛传有立即登场之说.吴且曾由日军陪同公开招待记者,表示亲善,更使人相信其渐趋于成熟阶段.而吴之终未入彀,传者谓其倔强成性,与日军所商之条件不洽,至成僵局,其言是否可信,未敢悬揣.但吴于是时,与日方交往甚密,不问其为作虚与委蛇之误,或竟有久蛰思动之意,而吴之并未向日方断然拒绝,则为无可置疑之事实.
汪精卫于二十七年冬,离渝赴越,即电致吴氏,声述和平主张,即得覆电,表示赞同.旋汪去沪,一面继续求全面和平之实现,一面着手为建立政权之筹备.乃专派赵叔雍专程赴平,携其亲笔函交换意见.我在撰写本书时,与叔雍几朝夕相见,不时闲谈当年旧事,而从未及此一段经过.迨本港"联合评论"刊载耘农先生"汲古书屋谈荟"中发表汪吴于二十八年五月至十月中汪政权建立前往来函牍三通.始再询之叔雍,谓确有其事.叔雍告我,当年衔命赴平,谒吴于什景花园,室内仍有八大处之存在,威仪无减,室中且悬有吕纯阳降坛诗屏轴.吴出与叔雍寒喧并互道思念仰慕之忱后,概括吴之意见,和平固与汪氏不谋而合,合作亦有其可能,但宜由汪氏主党,而由其主军,殊不甘局促于一隅云云.叔雍面呈书函后,即南返覆命.在吴氏覆汪氏函中,亦表示对和战之局,谓史无久战之理,宜矜恤同胞,忧然而止.对汪氏个人,自谓彼此有鍼芥之合,鹤鸣九皋,我道不孤之语,盖未可全以客套视之也.三函诚为历史上珍贵之文献,特为转而补录于后,以实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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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去岁冬间,曾致电左右,略陈悃幅,惟辞意未尽,而耿耿之诚,幸蒙鉴察.旋奉覆电,意味深长.循读之馀,弭深向慕.中日两国为敌则两败俱伤,为友别共同发达,其理自明.不幸数十年纠纷胶结,郁结至于今日,遂败坏决裂一至于此.欲谋收拾,且引之入于正轨,其事诚难,然又不可以已,且舍此实无他道也.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目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自去腊之末,发表艳电,栖迟河内,未尝别有谋划.盖以此身曾叁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昼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铭一得之愚,亦当作?荛之献.但求有益于国,任何艰险,皆所不计.区区之怀,特托赵叔雍先生趋前面承,尚祈鉴察,是所厚幸!专此,敬请
勋安!
汪兆铭谨启
再者抵此间后,始闻公于二月间曾有赐电,道途阻隔,至今末获拜诵,至深歉仄,谨此陈谢,并乞鉴原为荷!兆铭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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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覆汪精卫书》
精卫先生执事:
叔雍先生至,拜展手书,读书怆惑不置.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两国当枋皆一时贤隽,智虑周远,讵谓见不及此?徒因乘隙抵衅,积渐已久.吾国自甲午熸师,庚子喋血,迄于九一八事变,隐忍依违,专以不滋生事端为无上自全之策,敷衍因循,正如痈疡附身,终归一溃.而又内外情势复杂,因风纵火,更有促使炽燃者.平情而论,国民党不过适逢其会,傥亦国运有以致之,不必尽在人也.公怵惕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迳议寝兵,翰音登天,宙合皆晓,复眷眷于风雨同舟之谊,瘏口哓音,冀反众迷,终且险患亲尝,高振六翮,嘤求海内仁人志士,共计匡维.为国忠贞,至堪敬佩!并承谦衷见访,履綦远劳,翘企风猷,弭增感奋.窃谓中华民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黯武之非,即宜矜恤同胞,忧然而止.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以德皇威廉第二之睥睨一时,鉴于大势倾颓,至不惜敝屣尊荣,为民请命.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弟分属军人,昔亦误以武力为万能,经体察国情,默观世界大势,乃于太公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微通鬼神者,一以政治之原理,权衡其际,益憬然经国之略,初不尽恃藉于疆场之决胜也.故自芦沟挢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和平要领,则以保全国土恢复主权为唯一之主张.区区此志,窃幸与公尚有鍼芥之合,九皋鹤鸣,敢云吾道不孤矣!尊论谓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盖不如是,不但无以奠立和平,且无以见谅国人,并无以改国际之观听,愿共本斯义,力图迈进.友邦诚能具充分理解,悉予赞同,中日真正之亲善,固可依次以攀,而被所揭橥于世界之圣战意义,并可即为事实之证明.近德意于西班牙撤兵,复归其政权于弗朗哥,欧洲疑云,因之顿消,此诚友邦之极则,尤望公切为正告也.弟委质国家,誓与国家同其命运,苟能山河无恙,自计已足,幸叨不弃,更当进附贤者,竭毕衷忱.如能效益频施,资为鍼圭,更所欣盼而不容自己也.修笺奉答,未罄万一,统希惠照,维为国珍重千万!敬颂
勋祺!
吴佩孚拜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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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再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陈)中孚兄来,获诵九月二日大教,敬承一切,并稔福履绥和为颂!窃念铭之与公,为国为民,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数月以来,虽履通函札,而胸怀容有未敢尽吐者.顾国难日深,事势日急,茹而不言,将来必有失人之悔.素仰公忠鲠正直,能受尽言,故终以一吐为快.十五六年间,公尝与国民革命军为旗鼓之周旋,胜负兵家之常,而公对国民政府始终抗节,天下共见.今者一旦以叁加国民政府之说造于公前,诚有冒昧之嫌,此铭前此格格不吐之所由也.继而念及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于今已十馀年矣!芦沟挢事变以来,军事挫败,和平运动,随之以起,不惟国民党人力持恢复国民政府,以收拾时局;即国民党以外之人,平日不满于国民党,不满于国民政府,不满于青天白日旗者,至今日而拥护之热,不下于国民党人,其故何哉?盖对内为一事,对外又为一事.甲午战败,乙未议和,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庚子战败,辛丑议和,亦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上次欧战,德国战败议和,亦仅威廉二世退位而止,易帝制为共和,待德人民之自决,而国旗之换,则远在国社党得政之后.盖对外战败之结果,至于易政府、换国旗,则内政干涉,国将不国,不可不惧也.为今之计,国民政府急需恢复,以当收拾时局之大任.林主席地位,在法律明文规定"不负实际责任",故军事当局宜引咎辞职,行政机关宜改组,而主席地位不宜更易,以省纠纷,而利进行.至于国民政府之职权及名称,以及种种制度,如有更改之必要,于国民大会中议定之.如此则对内对外不相混淆,国权民意两得顾全矣!由是官之,今日国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忠也;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侠也;一忠一侠,其立场虽异,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铭窃愿公以一忠字对民国,以一侠字对国民政府,则公之风节必照映宇宙,而旋乾转坤之功业,亦必成于公手.铭之与公,并未谋面接杯酒之欢,而于公之人格,夙所倾仰,故敢以率直之辞,贡其诚悃,惟垂察之,幸甚幸甚!专此,敬请
勋安,尚祈霁照不宣!
汪兆铭谨启
再启者:昨晤陶星馀先生,畅谈一切,因托带此函,藉尘清听,尚祈亮?为荷!
兆铭又启.
三○、为民族英雄乎为汉奸乎
假如汪精卫等一批人,真是仅仅为了一己的利禄,则汪政权之建立,尽可以随时袍笏登场,大可不必一延再延.其所以迟以有待者,除了上文所述期望全面和平,与解决沦陷区的既成政权以外,与日本之间的交涉,发生了重重困难,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双方的意见,竟至南辕北辙,有着很大的距离.
汪氏等由越南东下抵沪以前,初以为日本既陷于泥足,应该认识了中华民族的决不可以武力屈服,日本的军阀们也可能有了悔祸之心,在近卫三原则下,既声明撤兵与不要求赔偿,而双方对于反共的立场又复一致,大原则确立了,其他的枝节问题,不难迎刃而解.但一经实际上接触,谁知竟大谬不然.在这一个时期中,汪氏等心境是沉重的、沮丧的、与焦虑的.他们想到:假如抗战不能胜利,而和平又无成就,不但国家将陷于万劫不复,连自己也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在周佛海日记中,一再表示了这一点,如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他在汉口的日本陆海外联合招宴中演说:"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亦自以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又九月二日在北平日本华北最高司令官多田席上演说有云:"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此正余之立场.中国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抗日主义者;日本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汉奸.使两国能互信互尊互惠,乃为余之理想"云云.汪周等一批人的心理,确是矛盾的、惶惑的,他们想不惜蒙一时之恶名,救国家于将堕,成为民族英雄;但环顾现状,瞻望将来,有以汉奸而卒之可能.我清楚记得民国二十九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我去看佛海,刚巧那天什么宾客也没有,他独坐在书室中正在呆呆地出神,他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随便谈谈吧!"我说:"我正是专诚来和你谈一件事的,我决意不干了!"他一愕,接着说:"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使你消极?"我说:"几个月来,事实证明了日本人的蛮横狡狯,决无悔祸之心;几个月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许多和运同志利欲薰心,甘为虎伥,我不敢说自惜羽毛,但我不甘同归于尽."佛海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而我又是一个情感极易冲动的人,他听到我提出了那样率直得近乎讥讽与谩骂的话,他拉住了我的手,眼中流下两行清泪,呜咽着说:"正因为如此,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又那样少,死,也让我们死在一起."我料不到他的答覆是那样地沉痛,那样地毫无讳饰,"士为知己者死"的一句成语袭上我的心头,我见他那样地悲苦与激动,我放弃了我去看他的本意,不忍再过份的刺伤他.我与他紧紧地握着手,我也觉得喉头有些硬咽,凄然地点了点头,于相对无言中结束了那次的谈话.我在本书的第一节中,开宗明义就说:汪政权的建立,是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而最后,这一幕悲剧,也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但,这岂是汪周等之始愿;又岂是汪周等之始料所及?
汪氏想针对日本人军事上泥足的心理,在日本占领区的枪刺之下,建立政权,而存着近乎幻想的奢望.与日本之间,所谓调整两国邦交,本希望确立平等互惠原则.在政权方面,规复战前国民政府的旧制,即国民党、三民主义、国民政府、五权政制,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以这政权的建立,不曰创建,而曰"还都".但是他想得过于天真,日军于屡胜之馀,充满骄满之气,一心将以关内占领之区,尽成"满洲帝国"之续,以实现其大陆一元梦.如日人真肯对中国平等互惠,将正如蒋先生因陶德曼调停而说的话一样,"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呢?"
前文已经说过,汪氏等抵沪以后,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首相近卫已经下台.继任的平沼与米内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既并不热心,而军人一方面希望汪政权成为"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同时又深恐汪政权一旦建成,破坏了与重庆的和谈机会.所以在讨论调整两国邦交的实质问题时,坚不让步.甚至对于一手制造的政权形式上承认问题,也三反四覆,一变再变,汪方提出新政权既为原有法统的延续,日本不必再发表承认宣言,只须派大使呈递国书已足.而日方的加藤公使,即谓可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也不呈递国书.而周佛海以为若如此,则宁可不组织.既而汪方决定于政权创立之际,发表宣言,而影佐的意思,汪方发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表示同意,亦不否认.最后于二月十五日由影佐、清水、崛场,直接谒汪,决定汪日双方同时发表宣言,但不发表条件,惟保证条件不出近卫声明以外.但至月底,日方忽又变卦,仍主张拟派大使而不递国书,直至汪政权建立前的半月,汪方让步,日本先派特派大使,以为事实上之承认,再派全权驻在大使,以为法理上之承认.总之日方认为汪方诸人,并不能一味俯首听命,对政权之建立,并不放心,因此处处表示无扶植其成立之诚意,枝节横生,花样百出.日本有自悔于一时卤莽中选错了对象之意,而汪方亦有贸然从事至进退维谷之心.原定最迟三月二十日"还都"的,先延至二十六日,又延至三十日,始克实现.而其间争执最烈的则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这一个轩然大波.
三一、非驴非马的青天白日旗
从国军自京沪撤退,日方亟亟于傀儡政权之制造,形式上虽不同于"一二八"时期以汉奸胡立夫为首的所谓"闸北地方维持会",而代之以莫名其妙的叫做什么上海市"大道市政府".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辈,在南方想怂恿唐绍仪,在北方胁诱吴佩孚,但对吴佩孚既功败垂成,唐绍仪又被刺损命,于是北力以王克敏为首成立了"临时政府",南方以梁鸿志为首成立了"维新政府",双方虽互不统属,但旗帜则是相同的,除了上海两租界以外,所有华北华中的沦陷地区,已被迫悬挂了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居民藏有青天白日旗的,日本都认为有抗日嫌疑,可以立召巨祸.
汪精卫之一生,尽管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但他对于中山先生的崇敬,在任何环境下,不易其志.他以为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国旗,在他所领导下的政权,也一定必须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所以当他于二十八年夏由越南的河内抵沪,不久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后第一次在沦陷地区升起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本港创垦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记"附加的注解中,指为周佛海、梅思平曾经想以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混合起来,改为另一新的旗帜,诚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
汪周等对于悬挂青天白日旗是坚决的,而日本方面反对新政权悬挂青天白日旗,也同样是坚决的.日本方面的意见,以为日本的对华作战,以打倒青天白日旗为目的,现在前方战事尚在继续,而自己的后方所悬挂的,正与前方攻击的目标相同.如此敌我不分,势将影响军心.汪方以既然是继承从前的法统,国旗决不能更易.在上海与影佐、依藤等交涉,始终不获结果.周佛海在青岛会谈之后,亲自赴日,与日本军部以去就争,始获得了非驴非马的折衷办法.据他由日返国后告诉我此事谈商的经过:周佛海虽是留日帝大经济系毕业生,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与日本正式谈判,向来用国语,再由舌人译为日语,那一次赴日,他的翻译是彭盛木(曾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且娶一日女为妻,与佛海素无渊源.佛海抵沪后,始由上海洪帮领袖徐朗西所介绍录用,后来知道他是军统派往汪方的潜伏份子,于国三十二年间病死.以后周即改以黄远房翻译),那次他与日本陆相会晤(我已不能真切记忆那时是东条英机还是荒木贞夫),主要谈的就是国旗问题,当两人争执得最激昂的时侯,佛海等不及舌人的翻译,迳以日语相辩驳,两人搞得面红耳赤,佛海曾至表示如国旗问题不获解决,则汪方即全部解散,将不问后果如何.更说明意大利方面态度,如国旗变更,意国将不予承认.经过几度的交涉,日方提出了在原有青天白日旗上,加缝一条黄色的横布,佛海更以为国旗的形式,不容有丝毫改变,而日本军部则以为为了避免作战时的误认目标起见,必须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分别,最后提出了暂时于青天白日旗之上,另加黄色三角形飘带,上书汪政权的政纲"和平、反共、建国",也不与国旗缝在一起,等情势稍有改变,便于随时取消,再回复原来的形态.但佛海仍然要求汪政权政府前所悬挂的旗帜,三角飘带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另以两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飘带,地位则置于青天白日旗之下,以示附加的飘带,并不是固定的形式,这问题才算获得一解决.但至最后汪政权建立之日,这非驴非马的旗帜在街头出现,中国人固觉得痛心疾首,而日本军人则认为作战三年,死伤累累,而打来打去,青天白日旗,依然飘扬招展.当汪政权建立之日,京沪两地,日本军人险至发生暴动,如不是日驻军尽力弹压,可能酿成大祸.
汪政权的一延再延,已使汪政权的从龙群臣,发生疑虑,连周佛海也无法确指新政权的能否实现.周佛海所提出的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即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约十时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归来,神情方面显得有些激动,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政府还都的日期确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飞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启程,二十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三十日政府成立."说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摇摇头.我说:"那么与日方的交涉,一切已获得圆满解决?"佛海作了一个苦笑,他说:"我们与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东来一到他势力范围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随男人进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时候┅┅"他说到这里,伸出右手,把中指翘然一举,以表示所说"其欲逐逐"的含义.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这时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带愧,半就半推地自动的宽衣解带了.罗繻既解,樊篱尽撤,这还有什么可说!"在满室女客们吃吃笑声中,他黯然地踱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悄悄地离开了那里.这一幕历史的悲剧,终于无可避免了!
三二、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
从汪氏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经过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一面积极筹备建立政权,一面向日本作种种交涉,同时又期待于全面和平之实现,迟之又迟,终于在不利情势之下,在南京草草登场.日期是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的三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日,刚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捐躯的下一日;也是世人所熟知的万愚节的前两天,这意味着是一个历史上不幸事件的延续呢?还是受人愚弄的先声?是巧合?还是故意?总之,这一天,却决不像是一个黄道吉日!
在此之前,汪氏率领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一行,于三月十九日往紫金山谒陵,先向中山先生祭告,作为政权建立的序幕.那天正好漫天风雨,景色凄苦.汪氏步入灵堂,举头向中山先生的石像一望,禁不住两行热泪,簌簌直流.等到领导恭读遗嘱时,全场变成一片呜咽之声,这前奏曲,竟是凄凉的哀乐,是不祥的预兆!汪氏即使真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想对国家有所贡献,从此也终将莫挽其精卫填海之恨了!
谒灵的第二天,真正的"还都"前奏曲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路的国际联欢社举行了,出席的人员,汪方与"维新政府"大致与青岛会议持相同,又加上了所谓"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北方的临时政府出席的有王揖唐、齐燮元、殷同等人.会议自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天毕事,这本来是一个形式,一切早于事前商定.因此议程中的政纲、政府组织、"还都"日期等,都顺利通过,而此会最主要的一项,则是各院部会的人选问题.兹就记忆所及,列表如下:
汪政权登场人物表
主席林森
代理主席汪兆铭
文官长徐苏中
叁军长唐?
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兼)
副院长褚民谊(后由周佛海继)
秘书长陈春圃
叁事厅厅长陈君慧
法制局局长陈允文
印铸局局长李释戡
立法院院长陈公博
考试院院长王揖唐
副院长江亢虎
监察院院长梁鸿志
副院长顾忠琛
审计部部长夏奇峰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
副院长朱履和
行政院内政部部长陈群
次长李文滨
次长张秉辉
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兼)
次长徐良
次长周隆庠
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
次长陈之硕
次长严家炽
军政部部长鲍文樾
次长陈维远
次长
海军部部长汪兆铭(兼)
次长凌宵
次长姜西园
教育部部长赵正平
次长樊仲云
次长戴英夫
工商部部长梅思平
次长蔡培
次长汤澄波
宣传部部长林柏生
次长汤良礼
次长孔宪铿
铁道部部长傅式说
次长赵叔雍
次长周化人
交通部部长诸青来
次长李祖虞
次长朱朴
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
次长汪翰章
次长薛典曾
社会部部长丁默村
次长顾继武
次长彭年
农矿部部长赵毓崧
次长汪曼云
次长何庭流
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兼)
次长李士群
次长邓祖禹
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眉
服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
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
卫生署署长陆润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兆铭(兼)
副委员长陈公博(兼)
副委员长周佛海(兼)
委员兼办公厅主任杨揆一
委员兼第一厅厅长臧卓(原任陈钦若病故)
委员兼第二厅厅长邹敬芳
委员兼第三厅厅长何柄贤
军事叁议院院长任援道(兼)
叁谋总长杨揆一(兼)
军训部部长萧叔宜
次长臧卓(兼)
次长邹大群
政治部部长陈公博(兼)
航空署长陈昌祖
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
武汉绥靖主任叶蓬
上海警备司令陈公博(兼)
以上所列的组织系统以及部次长人选,事隔二十年,记忆不真,颇有模糊彷佛之处,虽然我在初步列表以后,问过许多当年旧侣,其中获得了不少补充与更正,但我仍然相信还会有错误与遗漏的.尤其次长之为政务抑为常务,更属无从确记.
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事前的支配,煞费畴跷,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叁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实繁有徒.汪氏倒不失为一个有风度的领袖,一切的安排,一以委之周佛海,等佛海把整个名单请他核定时,几乎全无更动.佛海曾以汪政权之由其一手组成,引为自豪自喜,而对汪氏也愈增其感恩知己之心.但在拟议的当时,使佛海常陷于几面不讨好的狼狈之境,他想使汪政权的名单,搜罗一些像样子、有肝胆而真能做事的人;但力争的与自荐的又决不是他所理想中的人物.汪氏离渝以后,他追踪而往,是孑然一身.以后跟着而来,与他私人关系较深的,也只有一个旧部罗君强,一个内弟杨惺华.罗君强桀骜不驯,常为周贾怨.他一开始即与陶希圣磨擦,即其一例.而杨惺华又年事太轻(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不堪重用,只能为他做一些私人事务工作.梅思平虽然与他私谊甚好,但在沪九个月中,处处已显出有独树一帜的企图.陶希圣本与佛海私谊甚笃,中途叛离.那时使他很怀念到留渝的一班旧友,他常向我说:假如陈布雷、许孝炎、陈方等可以互寄心腹的朋友能来共同合作,则"和平运动"可能多一些成就,而汪政权或能真会有些表现,即在他私人方面,更可以得到许多助力.他于以后六年中,对此曾不断努力,而他的殷望之终于成为泡影,那只是胜利来得太快了!
三三、千回百转中的人事安排
对于上述的登场人物名单,这里不能不有所补充说明.首先,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为什么汪政权也片面的迳以林氏为主席.中间有看两个原因:表面上汪政权的建立,号称还都,而不是另起炉灶,所以名称、政制、主义、国旗、首都,均要一仍其旧,为对外装点门面计,连主席也依然不加更动.而内在的苦衷,则汪政权建立以后,仍希望全面和平的能够实现,重庆与南京合并,则元首问题虚席以待,不至成为未来的障碍.汪氏本身,亦欲表示其并无欲为领袖的欲望.故主席问题确定以后,且曾由汪氏出面,去电重庆,向林氏促驾,结果当然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其次的问题,就是"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汪政权中人的希望,即使不能完全把他们排除,也想减至最少数,但"维新政府"自有日人撑腰,形格势禁,于是把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位置"维新"的巨头,划清界限,等于各立门户.在行政院各部长中,只陈群一人任内政部长,陈老八(陈字人鹤,行八)外表似乎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样子,其实工心计、有手腕,与佛海等也敷衍得很好,汪政权中人也深怕他向日人面前捣鬼,破例任为"内长",正所以示羁么也.任援道则以握有华中军队的实力,得为军事叁议院长,以后又调任为海军部长,资历而外,善于应付,雅擅辞令,尤为其特长.其他次长中,除内政部由陈群推荐,自然为"维新"旧人外,其馀邓祖禹以与周佛海李士群的人事关系而得任警政部次长;孔宪铿原为"维新"宣传局长,以日人坚持而为宣传部次长.但如此安排,已属煞费苦心.另一维新旧人而在"行政院下"为首长者,则为杨寿眉(即杨翰西).
五"院"之中,记得"立法院"最初不设"副院长",(其后缪斌南下归汪?曾任此职.)王揖唐为"临时政府"要角,给他一个"考试院院长"位置,表示华北政权,同样隶属于汪政权之下,但王揖唐始终并未到任,"副院长"江亢虎后由代理而至真除.
另一点值得一提的,行政院各部长中,除汪方人员外(包括汪系与所谓CC在内),赵正平傅式说两人为无党无派人士.而国社与青年两党,居然也大唱双簧,玩两面手法,初国社党由诸青来、陆鼎揆两人为代表;青年党以张英华、赵毓崧两人为代表,且谓均得各该党之承认而以党代表身份叁加.青年党首领曾琦,且曾亲往南京,为汪氏私邸之上客.两党中伍宪子、毛以亨等人,均曾赴宁观看风色.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两党且各发宣言,表示拥护.佛海初拟以司法行政部长一席与国社党之陆鼎揆,会陆病卒(曾一度拟请罗家衡出任,罗又不就),乃改以诸青来出任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一席原已答应给青年党之赵毓崧,转给诸青来后,得赵之同意,以农矿部长一席相酬,汪政权之建立,除国民党外,于是乃包括:"临时"、"维新"、"国社党"、"青年党"以及无党无派之人士,可谓形形式式,鱼龙混杂.
叁加汪氏"和平运动"诸人,皆认汪政权中,以财政、实业两部为肥缺.汪等抵沪以后,即面允以"财政部长"属之周佛海,以佛海当时之权势,自无人敢与之争衡,因此亦无人敢加以觊觎."实业部长"则为第二优缺,虽早已内定为梅思平,但陶希圣曾以薄"教育部长"而不为,明言欲为"实业部长",汪又不许,乃成为其出走原因之一.又一人则为潘,亦以任"实业部长"为叁加汪政权之条件.而汪氏既以梅思平为最先叁加之一人,周又力为之支援,乃终得不为他人所抢走.但在政权建立的前夕,终以人事支配关系,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农矿"两部,而交通部亦分成"交通"、"铁道"两部,以餍足一般人的飞升之愿.
又一趣闻是"海军部长"一席,汪氏本已决定为褚民谊.而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以褚过去唱大花面,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周向汪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但那时外交对象,也仅日本一国,事实上一切对日交涉,均由周佛海负其实际责任,褚不过素餐划诺而已.
从"七十六号"开始,以迄汪政权的颠覆,丁默村与李士群两人之间,久成水火,尤其在"还都"以前,互向佛海面前攻讦,对于警政部长一席,都志在必得,使佛海朝夕调处其间,难作左右袒,佛海本已内定以丁默村为"警政部长",而以士群为政务次长,士群坚拒.最后特设社会部予默村,佛海则自兼"警政",而由士群以"政次"揽其实权,其事始寝.佛海在"还都"前认为内部有两件事使他伤透脑筋,其日记有云:"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李丁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曾致其无限愤慨之意,也可以说明当时丁李倾轧情形之激烈.
当时纵龙诸人,在新政权中,都唯恐官阶不大,但有一个冷衙门是例外,就是"行政院"的"边疆委员会".汪政权中人,就有过一句笑话,说汪政权的边疆,即为南京的城门,益讽其号令不出城外也.虽然话是说得过份了一些,但是也大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专横情形.所以当"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决定人选时,先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蔡洪田,而蔡不屑就;再属意于汪曼云,而汪又宁愿为其他一部的次长,而不当"特任"的"委员长".正当悬缺未定之际,一次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号汪邸开干部会议时,对于未来新政权的人事,也有所讨论.周佛海的心理,以其嫡系部下"十人组织",初步一律分任为各部次长,表面上并不偏袒大用,而实际上能收到明了各部真实情形的效果.佛海在民十八出任民众训练部长与江苏教育厅长之前,久任总司令部政冶训练处处长,而罗君强是他那时的主任秘书.那天的干部会议中,佛海提出以君强任"军委会政冶部次长",俾驾轻就熟,为公博之助.公博当场笑着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高宗武与陶希圣虽中途离汪而去,但汪氏夫妇对高陶仍不尽有眷念与曲谅之意,尤其认为陶之所以出走,实由于君强一函所激成,汪夫人馀怒未息,那天即站起来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就凭陈璧君这几句话,决定了君强以后的出处.人弃我取,君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即沾沾自喜,以为虽无事可做,官阶到底是"特任",以后他的得为"司法行政部长"、为"安徽省长",也无不由此而来.宦海浮沉,冥冥中岂真有前定欤?
汪政权的"中央政府"院部人选虽然确定了,原"维新"旧人,几乎都处于伴食之列,而日政府对于占领区的地方官吏,则坚持必须逐步更动.所以当汪政权创立之时,除"广东省长"派出陈耀祖(陈后遇刺殒命,由陈春圃、褚民谊先后继任)以外,其他如"江苏省长"陈则民(以后继任的有高冠吾、李士群、陈群、任援道诸人),浙江省长汪瑞闓(以后继任的有梅思平、傅式说、项致庄、丁默村诸人),"安徽省长"倪道烺(以后继任的有罗君强、林柏生诸人),"湖北省长"杨揆一(以后由叶蓬继任),"南京市长"高冠吾(以后由蔡培、周学昌等继任),"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继任),"汉口市长"石星川,"广州市长"彭东原,全部都为"维新"旧人,甚至日人所宠信的"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邵式军,周佛海初虽欲全力去之,而终未成为事实,日本人仍然想统治中国,无处不暴露其不可理喻之野心.今天虽已时移势易,而对二十年前不可与为友的旧事,还是值得让每个中国人重温一下.汪政权在此数年中,因不断与日人力争不屈,情势也逐渐改善,如江西派出了邓祖禹任"省长"(后由黄自强继任),以华北一部份土地划出而成立淮海省,由郝鹏任"省长"(复由郝鹏举继任).苏北也设立了行营,统一指挥,由臧卓出任行营主任,以后改为苏北绥靖主任,由孙良诚继任,这都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