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吾之观察,柳之前途甚有希望也.二人风流罪过,已定东山零雨之期,至
迟明春必可出狱.雄始受讯,看来亦无大问题.曼、英或以地位问题,较雄略
重耳.[今日新闻杨淑慧(按即周佛海夫人)及其婿(按为吴颂皋之子,名已
忘)、女(慧海),皆拘于吾所居之楚园,不知何故来沪?来沪已一星期矣,
真属不识环境].
吾之薄产,损耗已尽,然慧意生活,渠如将首饰变卖,亦尚可生,所以不
乐生者,正不关生计也.字画尚有数件,将来拟择两件以畀左笔[我于诸婿中最
爱左笔,汝当默喻].三年翁婿之情,常苦未能深谈.我之为人,自爱太过,及
不合时宜二事,实为我之病根,[此次狱事,则政治问题,与此无涉.]即左笔
亦恐知我不尽.
去年初夏,周宅晤安英之姊[即胖子"(按即张燕卿夫人,盖龚安英女士之
叔伯姊妹也),说汝有身,娩在何时?是男是女?至今未详,望来信告我,速
来信或尚可亲见也.左笔沈室(按为省斋兄之前夫人,早逝),只有一男,汝
必须视如己生,彼自能忘其失母.此事似难实易.万一存世人尔我之见,使人
笑汝,兼及老翁矣.汝对左笔必力守礼让二字,设时时欲以口舌胜之,则所胜
少而所失多矣.
去年因飞机炸弹,将肇火灾,遂葬汝母于静安寺公墓.五圹之穴,与祖母
伯父共占三圹,当时知汝有身,故未告汝,知不能来也.嗣后则时局骤变,亦
不遑告汝矣.将来到沪,汝可一往祭奠.
书尽三纸,吾力已惫,不多述.书由珊转.此或为汝父最后之函,已嘱其
慎寄勿失.珊为去年乱后亲友中最有肝胆之人,不可轻视,将来将以遗嘱托之
.
丙戊(按为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父书.
遗书二
杂诗之一
丙戌五月廿一日狱具论死旬月间得杂诗十章此其一也
昨日询讼庭,庭外见娇女,牙牙初学语,见爷呼不止,
迳前抚其颊,父女缘尽此,狱成人聚观,所恨不见尔,
佛言别离苦,此苦缘爱始.(内典爱别离苦为人生八苦之一)
徒今断诸爱,心或先身死,期汝为缇萦、磋汝未毁齿!
那知汝爷冤,此冤真井底,他年汝长成,字与谁氏子?
慎勿学汝爷,读书识道理!
有儿阅:
得书深慰,居然老眼得见复笺,亦一快也.书上说到孝女缇萦,因忆及狱
具之日,家人抱毛妹来,已九个月未见面,呼我不已,感伧作前诗,并说到缇
萦事,汝读之,必堕泪也.暑尽凉来,尚羁缧絏,在沪儿女,无以一肴一饼相
饷者,身后之坟头麦饭,何待言耶!佛经疏中有言:"痴是爱因,恼为爱果"
,这八个字真真透澈.我平日视民如伤,舍身救世,何尝不是爱字驱使;何管
不是爱字种因?结果得今日之绝大烦恼,小之如妻子儿女之爱,又何尝不是痴
耶?左笔宜息交绝游,过今年再说.文字之友,更不宜往来.至于汝之来札,
随付丙丁,不必交珊火之,更多周折也,小纸两条,阅之当知为(按此处疑漏
一"谁"字)氏之笔,因彼我近已相隔一楼,故以书代面.东原后人(按指戴
英夫)刑期阑干之数,圣叹裔(按指笔者)尚无朕兆也.宝孙(按指省斋次子
明)像肥硕可念,郑良斌(亦为提蓝挢难友,现在港)谓与其两兄小时面貌相
同.
八月廿八迂叟字,写成半月始发
这两封遗书,骨肉之情,真有因爱成痴之概,及今雒诵,虽外人亦觉荡气回肠.函中若干事,局外人不易明其真相,不嫌辞费,再为叙述其梗概:
首先是众异被逮经过,在前书中所述,这是众异生前,亲口为我言之,但遗书中"枭獍"云云,当时痛心之馀,或不愿自泄于外人,故于我所记述的,于事实不免有所缺漏.当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时为农历乙酉年七月初八日)无条件投降之后,相隔一月,至九月中,重庆特工人员,已先在南京上海各地,开始行动,占住房屋,追查财物,与汪政权稍有牵缠的大小人物,不问情节,悉加拘禁,人心惶惶,秩序大乱.众异在苏垣赁屋一楹,携意真夫人与毛妹俱,秘居以求苟全.他所以会选择苏州来作为避地之谋\,我相信是为了他"维新政府"时代的旧部,时任汪政权的江苏省长,胜利后又奉重庆政府委任为京沪线行动指挥的任援道,手握大权,以为住在他的辖区,总会念到过去的一段渊源,即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能阴为之庇.不料事实刚好适得其反,任援道为了要邀功,对众异这样一个地位的人物,自无怪其不肯轻轻放过也.
正因为过去有过深切的关系,任援道自然容易获得线索.众异的侄女星若之夫黄竹生曾任苏州某一机关的处长,胜利以后,凡是与汪政权有过关系的人,虽然政府一再说宽大处理,但总不免怀有旁徨的心理.任援道认为黄竹生既与众异有姻娅之谊,自是最理想的工具,他以这样的理由来打动黄竹生,他说:"只要梁院长肯挺身自首,我敢保证他生命的安全.至于你,只要能供给情报,能使梁院长归案,自然更是一项最大的功勋."黄竹生竟然相信了任援道的话而甘为鹰犬,而星若也以为是出于任援道对她丈夫的另眼相着,如其找不到众异,则办事不力,后果堪虞,于是便百计寻访众异的踪迹.刚巧众异令意真夫人赴上海,途次与星若相遇,即被邀往其家,不许离去,并立即密报任援道,强迫意真夫人同返苏,这样秘居既已败露,使众异再无法隐藏而不得不挺身投案,终且难逃于一死(众异殉难日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
这位任援道先生,我是十分钦佩他的手段灵活,变幻无端,在政坛上手挥目送,确是一个玩弄政治的能手.他一生为政府立了不少奇功,但在"维新政府"以前,却似乎并不得志,虽对邓演达等几件大案,他都曾表演过他的一手,而始终不获重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虽颁有"惩治汉奸条例",而事实上则是不问功罪,但问职位,即或枉或纵,亦爱憎随心,以任援道在沦陷时期之职位,似无脱身事外之理.而有汤恩伯为他庇护,又以拘捕梁众异立了大功,终于逍遥法外,安然先后为香港为加拿大的寓公,盖有由也.
当任援道在国军复员接收前的一段时间内,左右逢源,确曾一度气焰高张,当年同事六载的汪政权中人,都不免要看他的颜色,但他在香港一再向人表示,众异的系狱,完全不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他所以有此表示,盖以彼一时,此一时也.但依我的判断,众异遗书中所言,绝非出诸虚构.任援道想一网成擒的人物,也且不仅是梁众异一人.前上海"中报"社长陈彬和,在港时曾欣然屡屡对我说:"日本投降以后,任援道曾一再坚邀我赴苏州暂避,自谓有力为我回护,而我鉴于任援道过去的作为,不能不疑其别有用心,因而婉言加以辞谢,始得保此残生."是的,论政治上的地位,彬和自还不如众异,当在沦陷时,因他与日人关系的密切,"中报"上对重庆方面攻击的猛烈,确为当局欲得而甘心者.我也不能不疑心到任援道的邀他,是有其友谊以外的其它目的的.
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囚禁时所写的自白书,名曰"八年来之回忆",其中有一段是表白他所以赴日暂避的经过说:"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事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案;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为我终是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两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也只有任先生.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当时公博既鉴于南京秩序的极度混乱,又以任援道的一再劝告,终于在临行赴日之前,先呈蒋先生一函,函中有"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之语.公博总不会无端端卸责于任援道吧!而任援道在香港时却又竭力否认其事.但是当去年我赴日本时,遇见旧时任部师长刘毅夫时,闲谈及于这一经过,毅夫说:"任老总的确有力劝陈主席离京暂避的事,其中有一次,还是任老总要我面见陈主席代达的."我不知任援道先生何以要事事隐饰?或亦有其难言之隐耶?
众异遗书中的第二件事,是有关其幼女公子毛妹过寄给愚夫妇为义女的事.众异共有男女公子八人,其中长女公子现留大陆,存亡不知外,二女公子以腰病早逝,存年仅得十八.六女公子在战时以伤寒症转为肠出血不治而死,七女公子又早自戕.省斋夫人文若女士行三,现在港.公子两人,长渊芳,战前赴法,即不知所终,次公子秋若,又因肺病穷困而死,现所存者省斋夫人外,仅为羁身大陆之毛妹耳.
爱怜少子,本是天下一般做父母者的常情,况毛妹出生未久,众异即陷身缧絏,想到她未来的教养,骨肉之情,自不能恝然置之.既自知决无生还之望,而要以愚夫妇为其义父母,无他,在入狱以前,我与众异可说毫无交情,但入狱以后,那时我还血气未衰,对狱中不合理的待遇,好抗争,也好为难友抱不平而出头干预,众异却颇赞许我的这一副傻劲.至于内人,众异却从未谋\面,而在其遗书中溢美的盛赞,则以难友之间,已到了彼此间全无秘密的境地,通常却以秘密递入的万金家书,交换阅读,他以内人尚能持家,遂要以毛妹相托.当时我曾力辞以为不可,最大的原因,即因我与其爱婿省斋,既有金兰之谊,行辈不称,再则,自问破产之后,更恐无力加以照料,而众异却正颜对我说:"这是在狱室中于临命前的托孤,任何藉词,即为推托."这样才使我不得不惶恐从命.但是当我出狱后不久,即幞被南来,对毛妹也未曾负过一天的责任,及今思之,犹觉内愧于心也.
遗书中提及陶亢德、柳雨生二人,实则他们与汪政权绝无关系,仅因他们在沪颇有文名,又均以家累不克舍之而远走内地,在沪共同主持太平书店时,笔下也绝无媚日言论.但以日人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作家大会,迫人叁加,在日人枪刺之下,抗拒即杀身,于是一经出席,遂成罪证,终于同系提篮挢狱,又各被判处徒刑三年.亢德恢复自由后,家居闭门养晦,共军南下后,又被送往远地劳动改造.柳雨生,在众异遗书中谓:"吾之观察,柳之前途,甚有希望."今雨生以苦学成名,浸成为国际著名学者,可见众异之目光如炬,确有其知人之明.
众异在狱中于绝望之馀,俯仰兴悲,惟以吟诗来遣愁明志.同囚者虽泰半为知书之士,但真正能诗而堪与众异唱和者,又仅得叔雍一人,故其遗诗中,甚多为两人间次韵之作.众异在狱,又常为难友所窘,人人知其为诗学中当代的泰山北斗,乃纷纷向他请益,有些人文字且未达清通之境,居然也大胆写作,诗成,且丐众异为之润色.记得有一天,我正与他在狱室长廊中小谈,他忽然匆匆走避,我以为有事发生,他却附耳向我低言说:"检察官来了,我怕了他!"举目遥望,来者只是油粮商人陈子彝.我说:"这是子彝",众异也不禁莞尔说:"是的,他又来与我谈诗,我怕他的与吾谈诗,或尤胜于检察官的问案."自他判处死刑以后,人人都知道他命在旦夕,于是不论为难友,为狱卒,或为难友外间之亲友,向他索诗索书者应接不暇.众异又常为他们在黯淡的灯光下澈夜为之,狱居而又不能得一日之清闲,其可怜可悲又为何如耶!
兹于省斋嫂处获得诵其尊人遗诗十六首,片羽吉光,弭足珍贵,亟为誊正录刊,以作为本文之殿:
梁鸿志狱中诗
◎狱述
剩有宜州数卷书(筐中惟山谷集),铁棂疏处任咿唔,窥天未肯呼苍昊,
席地浑疑返古初.妇饁泪凝方寸肉,家书形似脍残鱼,平生饮水今知味,
便与卢同碗盏疏(久不茗饮).
◎落晖次叔雍韵
又见遥灯送落晖,旋凭高枕对窗扉,渐空尘障冤亲尽,
回念朋尊故旧稀.洗面细君惟有泪,忍寒声叟不求衣,
一房久作无家客,已信春归客未归(室人书来言以泪洗面与李后主语暗合).
◎次和狱居春暮
不见朝曦见夕晖(狱室西向),人间春不到圜扉,诛求更比追逋急,
罗织从知漏网稀.岂有茶汤供晚食,断无风浴厌春衣,
无差别定吾能入,穷子何须更念归.
◎狱中送春索叔雍同作
春在江南何处春,晓钟才动便无痕,乱红作态连玄圃,
新绿骄人点白门.一客坠鞭瞻马首,千家啼血怨鹃魂,
危困何与南冠事,烟柳斜阳懒更论.
◎入狱日叔雍有诗奉和
壶觞难赏不赀春,缧絏犹留未死身,孤负清明连上巳,
本来无着是天亲,无灯暗坐星窥客,引被酣眠梦趁人,
却笑南冠珍重阁,强持宫体遣芳辰(叔雍同日入狱有移居宫体之作).
◎狱圃闲步
眼底芳春似晚秋,意行聊用散幽忧,雁行何限范兴话,
鸢站今忍马少游.垂老英雄宜种菜,已衰筋力怯登楼,
妻孥莫问眠和食,自有丹心然白头.
◎无题
早是元龙豪气尽,云表空谈百尺楼,砌阴初长三年放,
新词忍谱扫花游.旧梦渐散随水逝,底事行吟集百忧,
不关春恨不悲狄,漫劳恩怨在心头.
◎四月一日雨中午睡叠前韵
细雨斑斑入远村,高楼惘惘惜春痕,尊前岸帻知无地,
花底支节别有门.馀渖尚堪书牍背,小眠聊与慰诗魂,
风波屡试身犹健,一霎阴晴不待论.
◎狱中骤热三次前韵
骄阳未夏已晖晖,便想藤床倚竹扉,我自弃材天亦妒,
世皆疑狱古应稀.招凉正待?霜鬓,作健犹堪试赭衣,
初闻生还等闲死,算来无往亦无归.
◎晨起四次前韵
蜂房处处见晨晖,詗卒迟迟为启扉,沃盥持匜成惯习,
旗枪试茗久疏稀.朝饥自瀹前宵饭,老懒谁更卧内衣,
昔为众生今入狱,此心禅定算知归.
◎雨中五叠韵
弭天阴翳失朝晖,云气垂檐雨打扉,不为鹏来伤运\蹇,
转因麟获悟知稀.然多囊箧供群盗,有限缁尘点素衣,
依旧年时闵农意,课晴占雨憺忘归.
◎狱述寄内叠韵
了无夕月与晨晖,以地为床铁作扉,杂报传观公论少,
故交弭望尺书稀.势如潮涌囚争饭,静待风生客洗衣,
举室饥寒莫关白,无家我已不思归.
◎闺人饷沸水一瓶始得茗饮盖二十日未尝此味矣九叠前韵
自挈军持犯晓晖,相携来?讼庭扉,煎成定觉羊肠绕,
瀹后稍怜蟹眼稀.与子同心指瓶水,不须斗茗溅春衣,
兼旬磊块浇难尽,累汝衔愁缓缓归.
◎枢居十叠前韵
楼居无地赏林晖,狱户何人更?扉,补睡光阴春梦浅\,
食贫风味晚餐稀.讼冤自奋哀时笔,忍辱先裁盖瘿衣,
世议万端身一笑,馀生焉用苦思归.
◎赠陶柳二生意有未尽再赠一绝句
东坡二友共南迁(东坡渡岭上携陶靖节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
与古为徒意凛然,伴我幽囚得陶柳,故应一笑傲前贤.
二一○、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的蒋伯诚\
现在居留在海外的侨胞们,也许已很少人知道蒋伯诚\这个名字了,但是距今二十六年以前,在对日抗战后的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他曾经无愧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尽管他以一个病废之身,也并不曾真正建树过什么丰功伟绩,但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就凭着这一个头衔,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重视.
上海是特工战最激烈的地方,抗战初期,两个对立的政权,都在全力活动.自一九三九年以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每隔几天,就有一桩暗杀事件发生,大街小巷,到处有枪声,到处有伏尸,上至军事委员会政治人物,下至新闻、经济界的人士,稍涉嫌疑,不问是为了抗战或者为了和平,都不能免.汪政权因得地理之便,在特工战中渐占优势,重庆政府派在上海的各种组织,军统、中统、三青团等,投降的投降,破获的破获了.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潜伏在上海的,如吴开先被捕后,以半投降形式换取了遣回重庆的特殊待遇,主管三青团的吴绍澍,主管教育的蒋建白等等,都以无法立足而纷纷远离了.唯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蒋伯诚\,却能一直留驻在上海,这就算得是一个奇迹了.
本来,我与蒋伯诚\绝不相识,而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之前,连他过去的经历也所知甚少.在我的印象中,仅知他一度会代理过浙江省主席,在韩复?主鲁时代,他代表国民政府在济南负起联络与监视的任务.抗战以后,又奉命到上海主持地下活动.
像他这样一个人物,而又留在沦陷区内,是不会不受日本宪兵的注意的,迟早也总将逃不过被捕的厄运\,而这事也终于发生了.事发以后经过了相当的日子,我才于无意中获得这个消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九四一年的初春,一次周佛海上海居尔典路(后改称湖南路)的住宅中,举行一个电影晚会,放映一部刚拍好而尚未正式公映的歌舞片中日合作的"华影"公司出品,而由李丽华主演的"万紫千红".那天的晚会,是为了张善琨在不久以前,因为私通重庆嫌疑而被日本宪兵所拘捕,得周佛海的营救而获得保释,他为表示谢意,以这一部影片送至周宅献映.善琨是太懂得一切世故人情的人,他知道佛海不一定欢喜看电影,但一定高兴欣赏影星们的丰姿与演技.那天的场面,因所有"华影"的影星,几乎空群而往,倒真称得上"万紫千红".同宅的大厅上设了四席酒,影片的放映地点,是在大厅前绿茵一片的草地上,善琨悠闲地立在草地一角,因为我与他也是朋友,为了他的脱险,不免上前去向他道喜.说来惭愧,我对善琨的"捉放",事前也是一无所知.由于我当时在南京与上海办有两张报纸,就不免要向他探问在宪兵队中的遭遇,他偷偷地告诉了我两项秘密消息,一件是新闻报以"小记者"为笔名的严谔声与他同囚在一处,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惊愕.
严谔声与我是新闻界的老朋友,但由于个性相距得很多,他是稳重而又严谨的人,刚与我的放荡冲动相反,因此尽管是同业,而且多年来又同是上海记者公会的执行理事,但以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很少有友谊上的来往.他不但主编新闻报的副刊"茶话",而且还兼任了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国军从上海撤退以后,主持该两会的负责人,如王晓籁、杜月笙等都相继离沪,而私章却都交在谔声之手.因此日本宪兵队就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拘捕.
早在一九四○年汪政权建立不久,严谔声的太太就被汪政权的上海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所拘押过了.关于这事,倒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谔声太太被捕之日,我正在南京.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夫子庙的太平洋菜馆与朋友们共进晚餐,谔声的一位表弟由上海赶来看我,说是受谔声之托,要我对他的太太加以营救.谔声夫人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纯粹家庭主妇,患有很深的胃病,身体十分孱弱;决不能抵受长期羁禁.而她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七十六号"捉不到谔声,遂以他的夫人来作为人质.
当年我的基本态度,还不懂是什么"忠贞"、"爱国"等一类自装门面的高调,我对特工的行径,心理上一向深痛疾恶,我以为不问中国历史上的东厂或西厂,外国的盖世太保或格别乌,他们的残忍卑劣,都是一丘之貉.尤其当对外战争时,尽可以不同的见解,各行其是,又何必箕豆相煎,自相残杀,这是因政治而埋没了人性.因此,我对谔声的请托,就一口应承.
因为李士群也是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之一,我与他也算有着金兰之谊,于是毫不考虑地就在菜馆中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在电话中刚说了一句"七十六号为什么要把严谔声夫人拘押",士群就抢着说:"雄白!你真是糊涂,这种事岂可在电话中商量的?有什么问题,可立刻来我处面谈."我一想不错,于是放下话筒,就立刻赶去.到得那里,士群京寓的起坐室中,除士群外,正坐着苏成德(首都警察厅长)与唐生明(唐生智之四弟)两人,见我赶到,同时发出了笑声.士群说:"我明早将搭七点钟的京沪快车回上海,在火车上正好休息,今晚就不拟睡觉了,想打一晚通宵麻将来消磨时光,正苦三缺一,而你却来了电话,恰好自投罗网.现在赌意正浓,无心听你讲别人家的闲事,什么话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等我的同意,拉开牌桌,这样就一起打到了清晨六时,我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在士群起身搭车之前,笑着对我说:"看在你陪我打了一场通宵麻将的份上,又输给了我们那么多钱,不是你来要为严谔声太太说情吗?那么,你可以打电话到上海去,要他们来"七十六号"把她领回好了!"想不到这事就轻轻松松的如此解决了.士群虽然是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外表瘦削斯文,对人也很有一些人情味,决不像外面对他那样的种种传说.既然张善琨说谔声是与他同囚在一处,事实当然完全可信.
善琨告诉我第二个消息,是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所拘捕了.蒋伯诚\怎样被捕与关在何处,他都不知道,但事实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他之被捕,就是受到蒋伯诚\的牵累.原来蒋伯诚\的太太,是名坤伶杜丽云,凡是老夫少妻,家庭中总不免有些难言之隐,杜丽云一度曾弃家出走,最后仗善琨之力,才把她追寻回来,始得重圆破镜.因此,他与蒋伯诚\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蒋伯诚\被捕后,在他家里却搜出了善琨的去信,于是也一并株连.
事有凑巧,两三天后,为"海报"长期撰稿的唐大郎也来看我,告诉我他的好友毛子佩与蒋伯诚\一同被日本宪兵拘禁了,他要我设法营救.毛子佩在战前曾办过一张小报,但我与他并不相识.子佩不知以何渊源,抗战后攀附上了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而竟然也荣任为委员,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说来可怜,虽然我叁加了汪政权,但除公开场合以外,向不与任何一个日本人来往,一无门路,试问我有什么力量帮忙.但由于大郎的苦求不已,而且他还告诉了一个秘密,就是毛子佩等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在押所还可以看报,因此大郎就在他"海报"所写的稿件中,与他暗通消息.大郎说:"你自己不留意,我在"海报"上已通知他将由你设法营救,份属同业,只有请你勉为其难了."
我是绝无办法的,唯一可以进言之处,只有转求周佛海.我去见他,一述来意之后,佛海就说:"毛子佩虽情节较轻,但因他与蒋伯诚\同案,不便单独为他说项.关于伯诚\的问题,我与他是老友,论公论私,都应为他出一些力.我已奔走了多时,请川本(当时日军驻沪"登部队"的陆军部长)与冈田酉次两人向东京军部疏通,已经有了眉目;现在只候日军部的最后决定.一旦如能实现,我还想请你出面,完成保释手续."这一席话,颇出乎我意料之外,不但不费吹灰之力,使我可以对朋友有个交待,而且像堂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如蒋伯诚\这样的一个人物,要由我来担保,这自然是出于佛海对我的好意了.
大约至一九四一年的仲春,佛海通知我蒋伯诚\等于翌日觅保释放,但日期已经记不起了.那天的下午二时左右,约会了另一保人徐采丞(徐是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但他有办法同时获得日军的信任,不但与川本好,而且与日军特务机关"松板关"的坂田也有密切关系.在抗战中,后方物资缺乏,由孔祥熙、杜月笙、戴笠、顾祝同等办了一个通济隆公司专向沦陷区搜购物资济急.采丞竟然说动了坂田,拨出巨资,也成立一个民华公司作为联系,曾将大批纱布、橡胶、药物等源源由沦陷区运\往抗战区)会齐,先往上海静安寺路原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私宅的川本公馆,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叁谋\,同赴贝当路宪兵队会见杉原队长.杉原取出了一纸保状,要我们签字盖章,而担保人的责任,又是异常吃重:一、今后被保人不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需离开上海,应先取得日本宪兵的同意.对皇军是没有讨价还价的,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把名字照签在保状之上.
写好保状,才一起驱车赴西蒲石路本为万墨林住宅的软禁之所.那时蒋伯诚\还偃卧在床上,其馀几人,是他的大太杜丽云,他的儿子宇钧,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清、毛子佩以及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夫妇.杉原要他们在室内整整地一字排列好,肃立听他的训话,然后再要他们向我和采丞深深一鞠躬致谢,才命令监视他们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完成了保释手续.
全部七个人看到保释他们的竟然是一个绝不相识的我,那时脸上所露出感激与欣喜的表情,以及蒋伯诚\的连声称谢,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还如在目前.但是政治就是政治,所有叁加汪政权的人,都天真得可笑,往往把友情放在政治之上,就以这事而论,在营救方面,我虽未出力,担保却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而以后他们对我的报酬,将使我永难忘却.
在一九四九年时,抗战胜利所获得的成果,短短于四年之间,又全部断送了.他们也与我一样,仓皇辞庙,远走海外.一次,我与朋友去九龙五芳斋进餐,旁桌上坐着王委员,见到我竟然若不相识,朋友是知道过去这一段经过的而又与他相熟的,就上前去轻轻问他:"雄白不是会经救过你,怎样你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这回事",朋友回座告诉了我王委员的话,我感到一阵莫大的追悔.
其中的万墨林与杜月笙为上海浦东同乡,两人的关系,介乎主仆、师生之间.杜月笙离沪以后,他仍然留在上海供奔走之役.他的两次被捕,都是我营救脱险的.除了我受他夫妇一鞠躬之外,此后即不曾再见过面.他前年在台湾的某刊物上写过一篇两次被捕的经过,笔下大义凛然,我是心知内情的人,读后就不免为之哑然失笑了.
毛子佩的钻营本领,我十分钦佩.他在保释以后,当然仍照常工作,也承他不避嫌疑,常来看我,多半是为了经济上的通融.一次日宪又要把他拘捕时,他乘夜来我寓所,要求为他掩护,我临时给他一张我所主持的"平报"职员证,填上假姓名,才得避过日军耳目,登上火车,从容自杭州逃往内地,非但我没有履行担保的责任,反而协助了他的逃亡.
日本投降以后,毛子佩就急急赶回上海,一到就来看我,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今后要展开工作,身份不同,应有一所像样的房子居住;第二,想接收"平报",改名继续出版.我很清楚自己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生命且难保,况乎身外之物的财产?当场就痛快地答应为他安排.
在旧法租界的福履理路,我有两所连在一起的花园洋房,同一大门出入,中间仅隔着一个花园,买来以后,重加改造装修后,即不曾有人居住过,我就贡献出来作为新的毛公馆,他自然欣然迁入,与他两位夫人,一同居住.不幸妻妾之间,偶因诟谇,他的如夫人竟跳楼自戕身死于此.他住的是前面一所,后一所他代我送给了章士钊居住.记得一九五○年时,这位章行老为了某家析产的事来港出任调停,当他住在香港利群道时,我因受某家长兄之托,也叁加为鲁仲连,与他相见.虽然我与他是当年的上海律师同业,而且曾经办过几起对手案子,不知他是身价自高呢,还是年老健忘?通名报姓以后,他竟表示从不相识.在谈话中却忽然若有所悟,问我道:"现在我上海所住的房子,是否就是你的?"不错,房子本是我的,但既由毛子佩慷我之慨,更何况成王败寇,敝产早成"逆产",教我怎样好意思还以房东自居?我只有惶恐答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
关于第二问题,我劝毛子佩,"平报"是一张大报,不易经营,不如接收我另一张小型报的"海报",因在东南地区有着良好的基础,倒不失为生财之道,他虚怀若谷,当场决定,就将"海报"改称为"铁报"而继续发行.在中共南下以前,四年之间,仍行销如旧.对毛子佩而言,这是他一生际遇上的回光返照.至于"平报",由他送给了吴绍澍,名"正言报",应了我那句话,始终没有经营好.
言归正传,蒋伯诚\经我保释以后,自由虽然恢复,而身体仍未复原,一直到他逝世为止,长年睡在床上.但因为除他本身工作以外,他与吴绍澍公私上均有联系,上海风声紧,吴绍澍远避在安徽的屯溪,所有吴绍澍所主持的上海市党部与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事实上均由蒋伯诚\就近直接指挥,但他以瘫痪之身,试问尚有何事可为?这一时期我不但成为他家的常客,而且是他家的特客.也不但是他与佛海之间的联络人,也且是他工作上的助手.
他在保释以后,即迁住到静安寺路愚园路口的百乐门公寓,名义上虽然已恢复自由,而在他寓所的四周,仍有日本宪兵队的密探在暗中监视,因此真正的抗战工作份子,反而明哲保身,裹足不前了.我因系保证人之故,且负有他们不得擅离上海的责任,故由佛海通知日军,为了需要经常前往探察,反而可以公然出入.每当我去时,总先由杜丽云殷勤招待,再陪同进入伯诚\的卧室,立时屏退左右,就坐在他床前与他倾耳密谈.直至抗战胜利为止,他们对我的优礼,始终不衰.凡是他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也总是奉命唯谨,如上海市党部与三青团的经费,从此都由我一人负担,被日宪拘禁在镇江监狱的重庆工作份子,数达二百人,由我奔走释放.当我每完成一件任务,他总恳切的对我说:你如此为国家出力,我已代你向军委会呈报备案,将来有关你的问题,也将由我完全负责.我也照例对他以微笑来代替道谢.
周佛海对蒋伯诚\可说关顾备至,日常生活费用都交我送去,有事商量,总使他如愿以偿,而伯诚\对佛海说,确然也有过一些真心,如一九四四年佛海兼任上海市长时,还是由他去电重庆请示的.一九四五年的初春,因不放心佛海与戴笠之间的关系,要佛海写好亲笔信后由他辗转带渝呈给极峰,以窥探真意.日本投降之后,他又托我转言佛海,力阻他随戴笠飞渝.以上各种经过,已详前书中,兹不再赘.
蒋伯诚\尽管以病废之身,做不了什么事,但他的处境无疑是危险的,无日不可以被日宪逮捕,也无时不可以送命.一次他在闲谈中向我叹息着说:"人家是发的国难财,而我在沪为国家辛苦了几年,却换来了一身的病,连上海一所住宅,也忍痛卖掉了.你是知道的,这里四周都为敌人所监视,如其有一天需要逃难的时候,将连一个藏身之所也没有."那时我自问只是对一个为国家出力的人同情,三天之后,就在旧法租界一处隐僻的所在,用了一个化名,为他买进了一所不算太小的洋房,还立即重加装修,并加添各种安全设备.等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我把产权凭证与印鉴一并送给了他,他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命杜丽云亲往察看,表示出十分满意.
其实汪政权中的人冒险帮忙,只是一时利用的工具而已,不要说我,连地位与关系如蒋伯诚\者,最后也逃不过鸟尽弓藏的命运\.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二三晚,我又去看他.杜丽云告诉我,他受了一些刺激,血压剧升,情势危殆,我走到他床前,看到他满面通红,正呻吟不已,一问原因,原来是听到广播中重庆任命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之故.他一直以为在上海冒险工作,如一旦胜利,上海市长一席,自然无人可以与争衡,势将非他莫属了.这一消息,使他失望,也使他冲动.我与他谈话时,在他低微断续的谈吐中,充满了愤激牢骚之语.
以后虽然曾在大西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一时臣门如市,当年的蒋委员长又曾亲笔写给他一封全文二十九字的慰问信,可称慰情聊胜,但依照常理而论,这一公署应该是上海的最高指挥机关,而他无疑是最高的负责人,但等到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卷土重来之后,他却反而处处受制于人.某一天,他的儿子宇钧,因帮人交涉误被查封接收的房屋时,军统认为干涉了他们的行使权力,到门向他指责,他在气愤之下,一记耳光就把他的儿子宇钧一边的耳朵震聋了好几天.
不知怎样连我送给他的那一所房子,也给军统查出来了,派人去向他询问.这一来,却急坏了杜丽云,连夜把内人找去,将房契与印鉴强行退回.我那时已置身缧絏,本来不知有此事,而追查财产的检察官忽然将我提审,专门审问我那所房屋的事,我当时竭力否认,检察官却妙想天开,厉声说:"你说不是你的,有什么证明?"我战战兢兢的作供说:"大老爷明鉴,如其你以为连跑马厅也是我的,试问我又怎样能提得出证明?"一次审问就在尴尬场面中不了而了.
胜利以后,我被安上了一顶帽子,抄了家,也入了狱,在法庭宣告判决以前,连生死都不知道,我自己反因既然插翅难飞,就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倒是把家人急坏了.照理最应该帮我忙的是这位蒋伯老了,但今非昔比,情形既已大变,一切交谊,早成过去,今天我仍然不能怪他的食言而肥,因为我知道他胜利后的环境,也许比之秘密工作时更坏,于是心境影响了情绪,环境也影响到他的出力.在审判中,内子会去求他证明,他说:"你丈夫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丈夫当年太红之故!"内子向来有遗传性的神经衰弱症,怎样也料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勉强说了一句"伯老!当年是不是你都曾经唯恐我丈夫不够红的?"说完,就昏倒在他床前的沙发椅上.
大约由于内子的这一举动,激发了他对我的同情心,终于由"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以正式公文送交了法院,按事列举,证明我当年曾经做过些狗捉老鼠的闲事,并派他的儿子宇均为我到庭作证.我感激他的成全,也因为他的证明,帽子减小了,一再末减结果,渡过了九百十二天的牢狱生涯,使我今天还得优游海外.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我去向他道谢,那时他又搬到了王家沙的一处小公寓中,早已门庭冷落,不再有一些风云人物的迹象,只有杜丽云还陪伴着他,他也仍然斜卧在病榻上,病况毫无起色.我表达了几句谢意之后,彼此就默默的相对着.因为我正在想:过去的事,像是一场大梦!相信他也是在想吧!过去的事,真像是一场大梦!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次见面了.因为我来港以后不久,就由大陆来人,传来了蒋伯诚\逝世的噩耗.此后数年,又有人说:连杜丽云都也因病而追随他丈夫于地下了!
二一一、"黑白大王"盛老三
在不寻常的时代中,往往会出现些不寻常的人物,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一般乱世英雄,固不必定有什么济世匡时的能耐;吹得了牛,狠得起心,依靠一些凭藉,拼着一条穷命,不难际会风云,出人头地,特别在战乱之际,这情形就更为显着.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其例:如一个微不足道的泗上亭长,一个皇觉寺里的酒肉和尚,也且能称王称帝,则章士钊所谓"居然吾郡成丰沛",通见其少见多怪.所以,等而下之,不论那一次易代,许多鸡犬同早的新贵们,也尽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屠沾之辈而已.
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徼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梁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坍了"的命运.其中,使我想到了盛老三这个人.
在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一个手握鸦片与食盐两大利薮,被称为"黑白大王"的盛老三,很少人知道他本来的名号.而别人却并不如此,如同一时期,同样受日人卵翼而红极一时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邵式军,人们且绝不知他的排行为第几.
盛老三名文颐,字幼盦,是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胞侄.盛宣怀的几个儿子,藉了先人的馀荫,又当宋子文初自美国返抵上海,曾一度进入盛家事业圈的汉冶萍煤矿公司任事,因此渊源,在抗战以前,盛氏诸子,有些得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税收机关中出任肥缺.而以排行为人所称,又似是盛家的特征.如盛老四、盛老五、盛老七等人,都留经是上海"上流社会"中的一时知名人物.可是好景不常,战后情形大变,老七于一九五一年去了日本,不久逝世,身后萧条,他的一位由如夫人扶正的妻子,还是在香港时期补行了一次简单的婚礼,而由我证婚的,听说现在在东京竟屈为一家中国菜馆的女仆.老五前数年还住在荷港英皇道,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也至无法张罗.我与他本不相熟,因他自知将不久人世,由朋友约我去为他写一张遗嘱.有一天,方告落坐,刚好他家里叫来了几斤白米,一罐火油,总计不过十馀元港币,而戋戋之数,竟讪讪要向我告贷.老五死了以后,他的那一位遗孀,情形之惨,更甚于老七的那一位,她最近的遭遇,就不忍言了.
现在比较得意的是老四的儿子毓度,十年前他在香港时,同样一筹莫展,结果迁地为良,去了日本.他祖父的关系,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在东京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留园"中国菜馆,名宦之后,卒以吃上海人所谓"油炒饭"为生.每次我去东京,有时也往那里进食,看到他对主顾们卑躬迎送.口中还不断喃喃地多谢连声,见此情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留园"原是盛宣怀生前在苏州所置的一所颇有亭台花木之胜的花园,而其令孙却移作为食肆的招牌,而且在大门入口处还悬上了一幅他令祖巨大的遗影,朝服辉煌,仪容肃穆,尽管这地位有些像是司阍模样,但总是出于这位贤孙的光辉门庭,孝思不匮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