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知道盛老三过去的经历,在交往以后,才在他口中告诉我曾经在民初出任过京汉(?)路局的局长,因此,熟识了不少华北方面的日人.数十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他相识的日本人,到了抗战时期,都已跻身高位.盛老三正值穷愁潦倒的时候,日人想到了他,而要他办的却是一件专卖鸭片的发财事业,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自是求之不得之事.
战时,日本人在军事占领地区,不但搜括物资,以战养战,而且大开赌禁,贩卖鸦片,以毒害中国人民来筹措特务经费.被人称为"歹土"的上海沪西区外人越界筑路地带,以及南市的华界,日人发动许多"白相人"开设赌馆,规模宏大,无数市民为之倾家荡产.至于鸦片,则委由盛老三组织了一个机构,而名字怪得很,销售害人的毒品,反而叫作"宏济善堂".那时因为交通中断,云土、川土,来源不继,日军负责自古北口及安徽毫州出产的烟土,源源南运,向华中各地倾销.街头巷尾,吸食鸦片的所谓"谈话所",到处都是.
"宏济善堂"是沦陷区中早期唯一专营鸦片的机构,除总堂设在上海之外,各省各县,下至各乡各镇,无不有分支机构来经营其事.鸦片这一项生意,向来就是一大财源,尽管中山先生在他的遗教中指出:要靠鸦片来筹一文钱的,就是卖国贼!但"特货"一向成为国家除正当税收以外的一项最大收入.过去数十年中,秘密经费以至内战费用,无可讳言,都仰此挹注.各省的武人们更视此为生财大道,甚至战前上海几个所谓"大亨"也者,也以此起家发迹,居然由草莽而成为庙堂中的人物.盛老三一旦获得专营,财源滚滚,利阔之高,自可想而知.
盛老三对鸦片原是一个外行,但在上海租界内鸦片公开时代,经营此业者以潮洲帮为最具实力,郑家木挢一带,鳞次栉比,挂满了金字招牌的鸦片字号,都掌握在潮州帮手里.盛老三在经营鸦片方面,也以潮州帮中的蓝芑荪为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但日本人总想利用中国人来为他们的傀儡的,对盛老三也并不例外.一个名叫萨多米而有着"李剑父"中国姓名的日本浪人,才是真正的"宏济善堂"的主持人,盛老三完全受他的指挥监督.
"宏济善堂"固然以筹措日军在华的特务经费为主要目的,但因收入过于庞大,于是由李剑父经手,在华的军部以外,连日本国内的大臣及国会议员,都按月获得分阔.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又成立了一个"兴亚院",事实上等于过去英国的殖民部,而院长铃木,又是盛老三在华北时代相识的朋友,有此奥援,声势更是不凡.
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是一处占地二三十亩的大花园洋房,论气派之大,是那时中国人中的第一,连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住宅,也还不足与比拟.房屋四周一带高崇的围墙,两扇乌黑的大铁门又常年紧闭,防范严密,有人往访,汽车开到门前,喇叭一响,大门上一个小洞开启了,因为门后的右侧,就是传达处,不但有司阍,而且有四名日本宪兵经常驻守.来客取出名剌,日本宪兵记下了汽车号码,用目光向来客仔细端详,认为并无可疑之处,才以电话通报.准许进见的,大铁门开启,汽车缓缓驶入,两个日本宪兵紧握手枪,立时分左右跳上汽车两旁的脚踏板上,像押解犯人似的,通过长长的花园通道,在花木扶疏中,直送至大厅阶前,那时早有屋内的佣仆接应,送入楼下的大会客厅,恭坐等待.
盛老三预约的普通宾客或宏济善堂的职员们,往往许多人约在同一时间接见,他居中上坐,放言高谈,来客们屏息而听,连声睹睹.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被延至楼上他的烟榻畔相见,他一面抽烟,一面谈话,房中也只有一个姓罗的心腹长随,随侍在侧.前见近人在报上所写的记述中,说看到周佛海的大厅上,竟然放的是金质痰盂,这才是天大的笑话.姑不论周佛海的政治立场如何,他到底还是个读书种子,又何至庸俗一至于此?况且,即使是一个金质痰盂,试问又所值几何?如要以金痰盂来炫耀他的财富,不但显得庸俗,亦见得十分愚蠢.倒是盛老三的鸦片盘中,确然放着一个金痰孟,但也不过高两三寸的小小一具而已.
我认识盛老三时,他已经六十七八岁的年纪,大约由于染有太深的烟瘾,清?瘦削,体重不会超过一百磅,望之俨然一头猴子模样.但当他过足烟瘾之后,发音清朗,精神健旺,谈数小时而娓娓不倦.他家中只有一位如夫人,本出身于长三堂子,一个弱冠的儿子,又是螟蛉而来的.如此简单的家庭,不但房屋宽敞,而且陈设豪华.一九四四年前后,上海因煤斤缺乏,实行节电,而盛家却自置发电机发电,整日灯光灿烂,全上海不知有多少巨绅富贾,能够有如此排场的,也恐只此一家而已.
我与盛老三从相识而合作的经过,说来话长.原来当周佛海随汪精卫氏由渝辗转来沪,发动"和平运动",进而组织政权的准备时,他邀我叁加.他告诉我,他的职位,虽是财政部长,但他将协助汪氏展开全面的政治工作.意思很明显,他所负的责任与所处的地位,是仅次于汪氏.我忽然心血来潮,以为搞政治,第一就是要钱,没有钱,则一切无从谈起,基于他将出任财政部长这一点上,我作出了两个计划:第一、创办一家银行,让他可以有所运用而放手干去.以后我所主持的南京兴业银行,不但开办还远在"中央储备银行"之前,而且领到了财政部的第一号银行执照.
第二、我想到食盐非但一向为大利所在,而且在沦陷地区中,中国的盐政与盐业,早已被日军所攫夺,他们不但控制了产盐最多的华北长芦盐场,也占有了淮北盐场.过去经营盐业的场商、运商与销商,分得很严格,不得兼营,而这时早已紊乱不清.在东南地区,由日军直接卵翼下,成立了一个通源盐公司,主其事的为丁剑挢(伯雄)与周吉甫两人,为华中地区的唯一销商.
佛海这个人,确是有些气度的,他也决不斤斤于细节,只要你能言之成理,无不坦然采纳.我的两项建议,一经得他的同意,在汪政权建立之前,即已着着准备.此后,银行业务依赖他的支持,办得很有成绩,南京总行,在中华路自建了一所战后最具规模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而成为中央信托局局址),以后在上海又开设了分行.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后,事实上成为上海的市库.佛海为重庆工作,从未领过一分经费,这银行多少给了佛海一些政治上运用的便利.
对银行我已经是门外汉了,而对盐业,更是一窍不通.我先收买了一些还是前清遗留下来运盐凭证的引票,就开始筹备.佛海同意将来淮南、松江、馀姚三个产盐区域的食盐,因日人尚未染指,交给我一家收买.这应该是一个最优惠的条件,无如我本身已是外行,而延聘来的专职人员,又了无经验,如此,岂非是盲人又骑瞎马?因此,一直等到汪政权的建立,虽然分在三个盐产区成立了三个公同,而业务仍然无法开展.名义上我是个三个公司的董事长,但事实上却又一直无暇过问.
事有凑巧,不知怎样周吉甫走通了佛海的门路,又时常出入于佛海的私宅,而佛海对他,也有着不坏的印象.有一天,佛海突然问我盐公司的情形,我只有据实答覆.佛海迟疑了一阵对我说:"通源公司几年来已办得有些成绩,周吉甫为人尚还干练,他也想摆脱日人的羁绊,重新改组,我以为你不如和他合作,较之另起炉灶要有利得多."既然佛海的意思很坚决,于是事情就决定了下来.
我开始与周吉甫商谈进行合作的事,在我这一方面,叁加谈判的还有担任常务董事的杨惺华.惺华的叁加,因为我想到如盐公司办得好,将会有庞大的利润,佛海虽信任我,但我觉得总也应该有所交待,因此拉了他的妻舅杨惺华担任常务董事,以示清白.更因为惺华与周吉甫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在谈判时也许可以格外方便.吉甫表面上是一个十分圆滑的人,而实际却见风驶舵,无孔不入.初次的商谈,就在吉甫跑马厅畔的卡尔登公寓他的私寓中.他认为惺华与佛海的关系,远较我为亲,拉得住惺华,就可以抓得住一切.因此入座未久,倘就拉了惺华进他的卧室中闭门密谈,反而把我这个名义上的董事长冷清清地搁在客室中,尽管我感到他的做法过份浅显,还是不露声色,独自枯坐了达一小时有馀.吉甫给我第一个印象,就引起了我对他的警惕.
以后,合作虽然还是勉强谈成了,并签了合约,由双方各半出资.我这一部份的资本,全由南京兴业银行拨付.改组后的业务尚未开始,而吉甫忽然向佛海献策,他说:湖北方面盐价很高,那里虽也在汪政权的管辖之下,但对于盐政,向由当地的日本军人包办而政府无权过问.吉甫向佛海担保,已疏通好日本军人,今后的运销,可以改由通源公司承办,只要经过再度形式上的接洽,即可实现,这是他对新公司的一项献礼.
佛海是性格极端冲动的人,对吉甫的话,也就深信不疑,他立刻找我去,欣然对我说:"吉甫确有办法,我正为湖北方面的盐政而头痛,他居然能轻轻易易地办好,这机会就不容错过.他要求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同往武汉,向日军作最后接洽,你就物色一个人与他派出的代表一同启程."佛海的话,不无使我有怀疑之处,因为通源公司虽然完全以日军为后台,而力量也仅在苏浙皖地区,我不以为吉甫员会有此办法,或许有钱好使鬼推挤,他向日本人答应了一笔很大的代价,来换取这项权利,若真是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到条件的内容.
吉甫的代表是芜湖分公司的经理,姓名已记不起了.我则派了一位向无人知的李正兆去.正兆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外表看来十分拘谨而老实.我给他的指示,要他装成完全不懂日语,任何与日人交涉,他只要静坐倾听而不必叁加任何意见.但要把每天的工作情形与谈话内容,详细纪录.半月以后,他们从武汉回到了上海,正式向我报告,在与当地的日本驻军与特务机关谈话中,证明了吉甫事前与日军方面并无任何接触,他向佛海说的话,不但是一种买空卖空的手段,而且完全是投机取巧.他派去的代表向日本方面的说辞,明言通源公司最近改组了,由周部长叁加了一半资本,因此希望日本方面看在佛海的面上,让出经营食盐的权利.而这次接洽的结果,事实上也并未获得任何进展.
我不清楚吉甫是怎样向佛海搪塞的,因为他们由武汉回来以后不久,佛海又找了我去,我知道定然是为了湖北销盐的事,就携带了李正兆的一份武汉之行的谈话纪录.佛海似乎还并不曾知道此事已经失败,自然更不知道与日人谈话的内容,他表示出吉甫的报告,仅为尚未获得预期的结果.我笑笑说,这一件事,在我表示意见之前,我想先请你看一份在武汉与日军部等谈话的纪录.他取来看了几顶,脸上就表露出非常愤怒的神色,把这份纪录一掷说:"周吉甫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不但把我来招摇,又岂能向日本人说我一个财政部长而可以叁加投资经营食盐之理?"佛海说完,立刻呼唤他的副官厉声说:"今后再不准周吉甫到我家来."经此一幕,我不必再有所说明,与通源公司的合作,自然就此完结.
以后,通源公司也终于结束了,照理,通源在东南地区的统营食盐,还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不论从历史上及日人的关系上说,都已根深蒂固,这是否受了佛海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继起经营盐业的,就是盛老三,这却给予佛海以更多更大的麻烦.
由盛老三主办的、叫作裕华盐公司,也许由于他办理宏济善堂,为日军开辟了一大财源,因此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他有这样的靠山,于是就不把汪政府看在眼里.形式上,盐政应由汪政权的财政部管理,一切业务,都要经由财部批准.但裕华常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向财部呈请,佛海就予以批驳,而批驳之后,日军驻华司令部却又以种种军事上的理由,行文财部,为盛老三支援.这样,常使佛海陷于非常狼狈之境.这种磨擦,而且在逐渐加深,竟形成了一个私营公司与一个政权对立的状态.盛老三又常于得意之馀,公开对佛海加以口头上的攻击.尽管如此,在他的内心上,为了财政部到底是他的一个主管部门,他不能事事向日军声诉,也不能事事仰仗日军出头,军部更未必能使佛海件件屈服.这情形的延续,使双方都感到了无比的因扰.
佛海曾经派人向盛老三那里暗中斡旋,但数易其人,而迄未能有何改善.一天,佛海向我赤裸裸地谈到了这一件事,而且希望我能打入盛老三的圈子,使他能够就范,我也觉得不容推辞.
在有意无意间,我终于结识了裕华公司的两位大将周旭初与恽艺超.他们当然知道我与佛海的私人关系,而他们在平时,总也听到盛老三谈起财政部所加给裕华公司的掣肘,因此,相识未久,就深入地谈到了这种种问题,终于有一天他们为我介见了盛老三.盛老三平时架子很大,平常人轻易莫想见他,这次主动约我,我已知道对这一任务有了几成希望.初次在金神父路与他见面时,在我面前,他还故意恭维了佛海一阵,但又明显地表示出他与日人间的密切关系.但既然他约我是有目的的,也就不能不透露出办理盐务上的困难,而希望我能向佛海有所解释.
到了这关键所在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单刀直入说:我知道你和周部长之间,过去不免有些误会,这只是由于双方隔膜之故,我以为只要有人能从中解释,那什么事不可解决?但中国的内政,如盐务那样由你经办的事,而要事事由日本人来出面代向当局进言,即使成功了,也将使日人怀疑到你的力量,我以为这与你的面子,多少有些不太好看.他听了我的话,倒并未老羞成怒,反而表示出一副诚恳的态度说:"那末,你肯不肯作为今后我与周部长之间的挢梁呢?"我自然答应将尽力而为.
果然,此后盛老三与佛海之间,由我从中奔走之后,居然在表面上化敌为友了,这发展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快.因为盛老三知道我也在淮南、松江与浙东地区办有三家盐公司,他也明知道这与佛海有些关系.因此他建议三公司与裕华合作,统一办理,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我转告佛海,取得他的同意之后,就实现了这一计划,我在裕华公司又投下了该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资本.
裕华不仅资本额大,而且每当盐泛,就得向盐民大量收购,流动资金的需要尤多.投资裕华是由银行筹付的,但我这家银行也并非力量雄厚得可以经受得起任何风浪的.因此我与佛海有个约定,投资由我负责,如有盈馀,全部移作为佛海政治工作上的运用,特别因为他所负起重庆政府的工作,总不能开支到南京政府的账上.但如一旦我银行因投资而出现现金不敷时,不能不请他全力支持.因而他曾经写给我一张给中央储备银行各局处长的手谕,要无限制供应我这家银行的头寸.这事无疑会使中央储备银行的人感到惊诧,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动机与真正的内幕.
佛海的作风也确是可爱!他绝不拖泥带水.自从我与盛老三在盐业方面合作之后,他告诉了财政部的盐务署署长阮毓祺,任何盐政要先与我商酌,各地的盐务管理局长,也几乎全由我保荐,这样使我取得了无限便利.裕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食盐的加价,过去争执得最厉害的,也是为此.自从由我居中联络,每一次要加价,均由裕华先于事前提出一个数字,经我与阮毓祺商酌后,依实际情形加以核减,再报告佛海而定案,裕华等候我的通知,才正式备文向财部呈请.说来可笑,佛海大刀阔斧,不避嫌疑的作风,又往往使我受到了若干不虞之"毁".因为裕华的正式呈文,是先由我迳交佛海,由他核批后,再送财政部收发室,等主办人员看到,部长却早已在上面批示决定了.为此,财政部方面,又对我作出了种种的猜测.
事情已过了将近三十年,到今天已再无将内情掩饰的必要了.在裕华每一次加价中,是暗中约定了每担提出若干数额交予佛海的.因为我是经手人,不能不在手续上搞得清清楚楚.办法是这样的:裕华在我银行中开了一个化名的户口,解款簿在裕华,支票簿交佛海.每月再由裕华交给我一张销售清单,盐务署也凭各地管理局的报告,制成销实数的表格,用以作为两者的核对,我再将银行的月结单一并送交佛海,这样做,数额不会错,经手人自也无从中饱了.
胜利以后,各方对佛海不断有聚敛的传说,这因为他主管了汪政权的财政、金融两大部门,就不免有想当然的成份在内.即以我所清楚知道的在我银行中的这一户而论,却时常会出现赤字.我行里的职员不知道是谁的户口,记得签字是写的一个"飞"字,竟有过因存款不足而退票的笑话.佛海并非是一个圣人,白骨早枯,我也不必定要为他掩饰,但到底他还有一些书生的气息,又自恃与蒋先生的关系,又正在为重庆冒险工作,他一直对未来存有天真的幻想,又何必于此时搜括以自毁其前途?
说来惭愧,合作以后的裕华盐公司,无可讳言,曾经赚过不少钱,但对我来说,结果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叁加的资本当然不能半途收回,而收盐时的流动资金,又需要各半筹垫.一九四五年胜利的那一年,馀姚场食盐增产,裕华一口气就收了上千万担,以战时交通关系,都搁在当地盐场.而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了,这许多收来的食盐,也自不及抢运.使我代佛海投入的资金,以及临时垫付的款项,全部血本无归.
盛老三这个"黑白大王",在当年的上海,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记得胜利上一年的冬季,他刚逢七十生辰,就在他金神父路的寓所,大张寿筵,邀来了南北名伶,日以继夜地整唱了三日三夜的堂会,满院笙歌,人头簇拥,好一派的荣华景象也!但这只是他一生中回光返照的一刹那.
胜利以后,他的住宅不久即为中统所接收,那年的十月中旬,也被拘捕后羁押在上海军统拘留所的楚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军统对他也另眼相看,知道他烟瘾深,特许他在内公然吸食,依然一榻烟霜,横陈笑傲.但数月之后,又与杨揆一、罗洪义、沈长赓等四人,解往南京,最后判处了无期徒刑,终至瘐死狱中.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一天收到他托人转来的一页纸条,上面仅仅写了六个字:"雄兄,请来救命!"我特地去了南京,往老虎挢监狱探望.见到他更老、更瘦、更憔悴了,以当时的健康情形而论,即使恢复自由,也将活不了多久?他要我为他向当局疏通,早谋出狱.试问我这劫后馀生,还会有什么力量?说了几句空言慰藉之后,就匆匆告别,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了.
二一二、倚病榻,悼亡友
飘泊在天南的海角,不知不觉已渡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天晨起读报,不时会看到有相熟的人或至好朋友们的讣告,出现在眼前.他们为了苟全偷生而来,但终于受尽了煎熬之后,长辞人世去了.在悼惜之馀,我总为自己庆幸,尽管旅中生活,偃蹇了无善状;也尽管势易时移,受尽人间白眼,而我却能浑浑噩噩地忘记过去,不计将来,只求得存一息.因能忘我,于是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从未病倒过一天,常常还以自己六十八岁的高年,仍能有四十八岁的健康,而且还保持着一颗二十八岁年青的心,也一直以此自慰而自豪.
可是这种聊以自娱的仅有心情,在一九七○年两场大病以后,就完全幻灭了.还记得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大人"杂志编者沈苇窗兄约我在大人饭店晚餐,那晚菜肴既丰盛而又精致,不禁频频下箸,已觉食得有些过量,不料最后又端来了一个大"一品锅",这本是家乡卒岁时的珍肴,不尝此味者亦已二十年,乃有如遇故人之感,于是又恣情大嚼,饭后虽微觉饱胀,而越宿就已无事.到第三天的七月二十五日,方在办公室治事,苇窗兄来电话说有事见访,我还说一定等他相见.讵放下听筒后不久,忽觉胸口作恶,周身发冷,一按额角,竟已火烫,于是不及等他的光降,就匆匆返家.当晚寒热高至摄氏三十九度,不时呕吐,因为第二天是星期,不克就医诊治,以后接连四日,经针药兼施之后,体温虽已回复正常,而精神却日趋萎顿.三十一日晨起如厕,发觉大便乌黑而有光彩,宛如印刷用之油墨,急持赴医生处查验,断为胃出血,一量血压,最高已仅得八十度,自觉已陷于半昏迷状态.医生以失血过多,要我立即入医院输血,那时身体渐觉不支,连说话亦已无力,回到家去,就倒卧在床上,俯俯待毙.刚有朋友来探我,他认识一位可以输血的医生,立刻扶我起身,赶去诊治,原意本为输血,而一经测量血压,竟又剧降至最高仅得五十度,一探肛门,全是黑色的瘀血,他认为输血已无补于事.因已濒于休克状态,如再迟两小时,因失血过多,势将不治,除非立即一面输血,一面施行手术,尚有万一之望.我那时已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只是呆呆地望着医生,朋友代我决定了,立刻送往九龙圣德肋撤医院,先作一切必要的准备.到当晚八时二十五分施行手术,至九时十五分毕事,把胃部割除五分之三,发觉上面已穿了四个小个小孔,还幸而将割下的患部送去检验后,证实仅是溃疡,尚非癌症.
在施行手术时,因全身麻醉、一任摆布,虽有切肤之痛,却能了无感觉,但苏醒以后,臂上因输送血液、盐水以及葡萄糖水,吊着一条橡皮管,数十小时中不能移动,鼻孔中又插入了另一根橡皮管直通胃部,不时抽出黑色的瘀血.创伤部份,稍有转侧,却痛楚难当,真有如被凌迟处死之状.人也迷迷糊糊地时醒时睡,面部表情又忽笑忽啼.一只可以移动的手,食指更不停地在被单上钩划,作爬格子状.护士们注意着我莫名其妙的动作,她们哪里知道,这个垂死的病人,这十馀年来,正以衰残之岁,日夜以此作为疗饥的职业,不意习惯竟成自然,病中犹且不忘其本职,是诚大可哀矣!
留医了十天,先后输血达五磅、刀口也缝合了,总算又把残喘苟延了下去.但是体重减了二十磅,偃卧起床时,就会一阵昏眩,摇摇欲堕,形销骨立,变得真有"扶上雕鞍马不知"那一份弱不禁风之概.不料祸不单行,十一月十三日起又患了另一场大病,忽然小便作黄褐色,大便作蓝色,肤色泛黄,高热又作,一验血,才知是又患了传染性肝炎症.医生说:肝炎症虽无大碍,但如不节劳,一旦变成肝硬化,就成绝症.他要我终日睡在床上,不起身,不操作,严禁油质,而要食大量的糖份.无如我在上一年赴日本时,刚应允再为他们写一本新书,约定字数达二十五万字,迁延已久,乃不得不力疾舍命赶写,因此复原较迟,缠绵又达三月.对我来说,一九七○年真是大不幸的一年.
活了这一把年纪,可以算得已是百劫馀生,一生所遭遇的坎坷,不一而足.一九四五年,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失败了,蚕至腐刑而外,更有破家之痛;一九五一年投笔从贾,全军尽墨,又不意会尝到饥寒之苦!一九七○年这两度大病,在进入手术室的时候,自维衰弱至此,也许将不复回生,真觉生死只是一间耳!因一生历尽了艰苦,也就洞澈了人生,在飘泊的二十年中,意志本已极度消沉,自经疾患,益觉万念皆空,所不能忽然忘怀者,则以过去多得朋友的奖掖扶持,始能混迹于社会,因此在病榻上,无时不在追念故人.尤以一九七○年中,在香港的寥寥朋好中,胡叙五、陈彬和、朱省斋三兄先后淹化,回念半生交游之往迹,自不能稍已于悲怆.
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五方杂处,伏虎藏龙,其间最特出的人物,无疑是杜月笙.我既是记者,又为律师,但与杜氏却无丝毫渊源,自更不会认识在杜左右有胡叙五这样一枝健笔了.
这还是十馀年前的事,我方为天文台报及春秋杂志写稿,有人介绍叙五以"拾遗"笔名写的那部"杜月笙外传"投刊春秋,编者姚立夫兄以原稿见示,想取决于我.读了开始的几行,就觉得意外的好,我一向认为为杜月笙这样的一个人,自然不失为极佳题材,但任何人有他的长处,也会有他的缺点,更何况于他.所以为牡氏立传,褒贬之处,下笔颇难得当,而叙五以与他多年宾主之情,知道得多而翔实,评论得生动而中肯,文字的优美,反成馀事.在春秋连续刊载中,他不时亲自送稿,而此时彼此仅目逆而未交一语.
直至他那册单行本问世,因印刷与发行上的种种问题,使他煞费踌躇,我忍不住将我经验上所知道的告诉了他.而一经交谈,此后的十馀年中,就时相过从.叙五状貌如三家村学究,木讷又如一谦谦君子,对同文中稍有一得的人,却服膺勿替,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土音,虽讷讷不出于口,但嫉恶如?,极富正义感.他因曾为杜月笙佐笔政,过去时与侠林中人交游,最难得的就是他能不沾此中习气.叙五下笔轻灵,辞意茂博,如以貌取人,会不信是出于其手.
在最近数年间,他孑身客寄,仅持笔耕为活,人情冷暖,时遭拂逆,尤以眷属困居大陆,备受摧残,由于处境的不佳,流露出性情的急躁,每以小故,辄发盛怒,又常因稿件上的问题,大起纷争,而颇承不弃,总由我出面片言解纷,这种反常的现象,我早为他的健康耽忧.还记得去年春,有一天与他同饭,匝月不见,叙五显得憔悴而萎顿,他本豪于饮,那天竟涓滴不入口,而咳呛频频,咳声亦有异于寻常,我更确信他的病况已到了严重的阶段.
至去年四月初,我因受邀赴日演讲,正摒挡准备启程的前数天,忽得"春秋"杂志伍爰嫂的电话,谓叙五已因病亟送入玛丽医院.翌日,我们就约了省斋、憨珠、陈孝威夫人、爰嫂与苇窗兄等同往探视.他偃卧在三等病房的一张病榻上,上面高悬着的一瓶血浆正在为他输血,他发音较微弱,但神志仍极清明,完全看不出是已危在旦夕的人!我还以为稍加疗养,他年事不算太高,总还能霍然全愈.我们略加慰问,却珍重道别,不料这竟然是与他最后的一面了.
第二天,知道他病况已有转机,正为他庆幸间,不意到第三天的清晨,他自行起身漱洗,因无人扶持,稍一倾跌,就此一瞑不视.他在客中,没有一个家属,也没有一个亲戚,寥寥十馀朋友,为他在殡仪馆草草办妥了饰终之典,就送往火葬场火化安葬.从此,宿儒又弱一个,在客中,谈得来的朋友又少一个!
在赴日的飞机上,叙五的声容笑貌,还时萦脑中,念到朝露人生之句,不禁无限低徊.又那里想到,抵达东京之后,又与一个数十年老友的陈彬和再演出了诀别的一幕.
人们于彬和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也因此有着种种不同的评论,我自以为在数十年的交往中,知道得他很多,但知道得越多,却越是觉得了解他得越少.他是尘海中的妙人,尤其是文化界中的奇人.且不要看他肥胖秃发,貌不惊人,一口苏州官话也且语不惊人,而行动十分飘忽,说话每流于高调,但先后却能受知于陈济棠,在港创办"港报",以黄炎培的汲引,于战前史量才革新"申报"时,人材济济中,竟延其叁加笔政,太平洋战争突发,他由港抵沪,在日人接收上海两大报"申报"与"新闻报"时,逐鹿者不知有多少人,而"申报"社长一席,却为他轻易取得.他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甚至我不知道他的学历,但他在教育界先后担任过上海启秀女校,有名哈同花园附设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席,又做过澄衷中学的校长.我没有读到过他亲笔撰写的洋洋大文,而他批评别人的写作,不能不说有他的一种见地.甚至他写给朋友的信札中,文言与白话杂出,决不类是此中高手,但,他在战前,商务、中华两大书局中,就出版过不少他有关文艺等的着作.在他为"申报"写社论时,家中就延聘了不少有名的文士,由他口授大意,而由别人为他执笔,胡风就是其中的一人.在港时他说为日本与美国写稿而从未看到过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他不事生产而举止豪阔,在他过去的早期半生中,总有人为他作经济上的后盾.在他一九六七年赴日定居之前数年,忽然又于极度潦倒中否极泰来,酬酢宴客,几无虚夕,一方面他确是好交游;也不能不说有些不脱苏州人爱好空场面的积习,所有朋友都惊讶他不必要的挥霍,但所有朋友,谁也不知道他经济的来源.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如此,在上海,他是佛教会的副会长,在胜利后的逃亡时期,他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获得掩护,来港以后,又成为一个基督徒,改名为"陈约翰"而长时期出版基督教刊物.十馀年前他于战后第一次去日本,而且还以代表身份叁加基督教的一次大集会.在私生活上也是如此.还记得战前上海有过"上海市民节约会",由上海"三老"之一闻兰亭任会长,我与他分别担任副会长,我自问是一个浪费无度的人,内愧于心,从不敢出席一次,他却十分热心提倡,在"申报"的社论上也常常发表勖勉市民节约的鸿文,他以身作则,家中且以杂粮作主食为市民之表率.不过说来可笑,那时上海最豪华最昂贵的西菜,首推跑马厅畔国际饭店十八、九两楼的"云楼",我与他几乎每天携艳侣,恣笑谑,以此处为最多饮宴之处.我创刊的"海报"上,唐大郎写了一篇"云楼两豪客",备加讥刺,所谓"两豪客",指的就是我与彬和.
尽管我与彬和是上海新闻界的同业,但在战前,相见仅一颔首而不交一语.太平洋战争以后,他已由香港来到上海,有时在公开场合相遇,因为他总是与日本人一起,说来也许读者认为难以置信,我与许多朋友们虽然叁加了似是"亲日"的政权,但见到真与日人沆瀣一气的人,却总是侧目相看,因此,与他还是保持着相当距离.与他的订交,是在他担任"申报"社长之后,那时我在上海也创刊了一张"平报",业务上就未可避免地常有接洽.上海那时不时举行市民大会,绝大多数由我和彬和轮流担任主席,因此,见面的机会他就越来越多.从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以后,网罗了当地所有的名流如李思浩、颜惠庆、冯耿光、周作民、唐寿民、朱博泉、吴蕴斋以及三老的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等组织了一个性质等于市叁议会的上海市政谘询委员会,虽由李思浩担任主席,而事实上一切对内的接洽,对外的活动,都以彬和和我为中心.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佛海正奉了重庆的密令,着手准备一切策应反攻的敌后工作,对十分活跃而与日人有较深关系的陈彬和就特别加以往意.
从彬和一切的表现来看,他不但亲日,而且是媚日,"申报"上对日军的作战,有过份夸张的渲染,他不但对重庆政府,而且以有日人为靠山之故,对汪政权中人,也同样指名攻击.彬和的性格,有时十分冲动,在报上,集会上,发表的言论,但求一时之快,不问后果,时时提出激烈的主张.又因他与日人之间,海军、陆军,外交方面,似乎都有一些关系,而外人又莫能测其底蕴,那时所有东南地区的人,也都以他为一名道地的亲日汉奸(前数年,他在"春秋"杂志发表过一篇"一个汉奸的自述"一文,他既不自讳,因此我也只好如此写了).佛海深恐有这样一个中国人,会使他的工作受到阻扰,因此给了我一项严密监视他的任务.从此,是他叁加的团体,我也一定叁加,是他活动的目标,我更份外注意.每天报上,总见到他与我一搭一档地把名字相连在一起,因此也有人误会我与他是一狼一狈.
但是彬和在这方面却成功了,他对朋友,不能不说是有着一份热情的,那时我住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他住在赵主教路,相距咫尺,每天清晨七时前后,他由家里出门,第一个就来看我,同我商量当天的工作,以及徵询我的意见,而且他也总屈从我的主张.我为他的诚挚所感动,原来奉命监视他的,反而在佛海前为他解释而渐渐获得了佛海的谅解,如其不是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汪政权曾经有过使他出任粮食部长的拟议.现在想来,彬和之所以发出似乎不避嫌怨的议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当局的注意而自显其地位,这是高明而又冒险的一着,他一生行径,大抵类此,也不断有过若干收获.
彬和常常自承为"汉奸",我曾与他有过好多次的争论.我说:"如果是"汉奸",即是出卖了国家民族的败类,一旦自己觉悟了,就应当自杀以谢国人.但如认为当时的所以如此,还有真正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其它原因,乃不惜自毁其声名而从事一项不为人所谅解的任务,则别人加给的一顶帽子,即万无自承的理由."而他则以我为迂腐,处于危险边缘而不自知,贻祸人民而不自觉.我对他政治上的作为,外表的行动与内心的反映,大异其趣,因此同样也难以了解.因为在大战结束的前夕,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这样说:"你们不要太自作聪明,以亲日为幌子,而与重庆暗通款曲.你们以为日本人真是傻瓜,对你们的秘密毫无所知吗?果然这次战争,日本已是败定了的!但他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在这里,随时收拾你们是太容易了,你们的牺牲将是无可避免的,但如日军迁怒而在投降前大肆杀掠,这是你们害了地方,也害了百姓.那时,也只有我陈彬和可以挺身而出,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中尚有如我那样真正是日本朋友的人,我的说话,就有了份量,到了这最后的关头,也只有我可以发生一些阻止他们的作用了."彬和的话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于是对他一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彬和性格上的冲动,特别表现在用钱方面,这十年来,他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开支的庞大,谁也不知道如何挹注,而使朋友们都为他耽心.他可以把艰难告贷而来的钱,于一日之间,浪费净尽.有时邀人饮宴,已到了酒楼,而身边仍不名一文,他会临时以电话请朋友送来应付.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正在大骚动时期,他经济上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不幸又患上了老人常有的摄护腺症,一度进入医院施行手术,出院以后,就悄然买棹前往日本.迁地为良,他原想改换一个环境,以图重振旗鼓,那里知道从此与世长辞,终至葬身异国.
我每年为了卖文之故,照例去日本两次,在彬和抵日的最初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依然酬酢频繁,举止豪阔.前年十月,我到东京的第二天,他就来逆旅看我.已患了风湿症,眼疾,且有血管硬化现象,他告诉我也的经济来源已告中断,正在另谋出路.由于健康的衰退、经济的艰窘,流露出无限伤感,最后且?然下泪了.
一九七○年四月,我又去了日本,因朋友告诉了我他的情况,我急急的约他见面.本来由他的住所到我所住的旅馆,汽车的行程,仅需十五分钟,而我等待他一小时有馀,始见他蹒跚而来,形容的消瘦,又使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在卧室中落座以后,我首先发觉他手部颤抖,竟至无力端起一个茶杯.语音含糊,发言无条理而不相连续,神志已在若明若昧之间,记忆力也濒于丧失.在短短的半小时谈话中,他提到了日本一个知好朋友对他的势利刻薄的情形,大哭了一次;再提到一个日本小姐当他有钱时曾呵护备至,一旦艰窘,就反面若不相识,且有逐客之意,再大哭一次.最后又说到留在大陆他所最钟爱的幼女,即将结婚,但男方提出的条件,必须与他断绝关系,到伤心处,再大哭了一次.他一向是极端乐观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总说"天无绝人之路",那天的情形,已显出他有了绝望的感想.他一面说,一面又从他带来的一个大纸包中,取出了侨日的身份证,向各医院诊病的门诊证,还有张季直的年谱,说要把他重印,最后还送给了我一帧他的近影.我与他相交数十年,过去从未送过我照相,这一切,都显示出不祥之兆,而终于这次的晤谈,成为诀别,也是香港他的无数友好中成为最后见到他的人.
竟然从那天起,他完全陷于精神错误状态中,那天与我握别以后,即未曾回到寓所,流浪在街头,有时竟闯入不相识者的家内.在我留日期内的不到一个月中,曾三次进入警局而由朋友们代他保出,最后就把他送入了医院,缠绵四个月,终于在一九七○年八月卅日午后五时五分,逝世于日本茨城县水海道市的厚生病院.古人说:盖棺论定,但我与彬和,当他盖棺之后,对他仍然无法作一定论.
一九七○年的十二月九日,朱省斋兄又突然逝世了,在报上看到他的讣告以后,使我十分震动!那时我正在患肝炎症,卧病不起,竟不克赴灵前一吊,尤其感到了无限的歉憾.
省斋兄在留学英伦时,很早就在巴黎遇见了汪精卫氏,从此就注定了他前半生的命运,他一直被目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少壮人物.我的与他相识,还在东北事变发生后,汪氏由法赶回共赴国难之时,他为汪氏主持宣传工作,我因服务在上海的新闻界,就不时与他接触.到了抗战,他由港到沪,一起叁加了汪氏领导的和平运动.他不但与我同为复业后中国银行的董事,又同为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的一员,因此,我们更有若金兰之谊.那时他虽先后担任过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次长等职,但他志不在此,也从不在此中热衷奔竞.他为人诙谐风趣,是典型的名士作风,因此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一手创刊的"古今"杂志.他网罗了当代所有的文豪,为"古今"撰稿,一时成为东南地区最畅销也最有份量的定期刊物,而"古今"的社址就设在我上海亚尔培路二号的一处地方.因此不但五年之间,我们朝夕相见,有空时非去饮宴,即同雀战,可是他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忽然骤萌退志,远离这政治漩涡,在一九四四年,悄悄地举家远去北平,闭门谢客,以读书看画为乐.
在香港二十馀年中,他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物的赏鉴专家.以他的天赋聪明,兼得他丈人峰长乐梁众异氏之指点,又因先后与吴湖帆、张大千交游,耳濡目染之馀,又寝馈于此,乃卓然有成.近来他的着作中,也十九属于谈论古今的书画人物,还至美国,每遇珍品,辄先央其作最后的鉴定,以为取舍之标准.
最近两三年来,因为他与我都是到下午才去上班的,几乎每天就会在轮渡上相遇,相遇也必然先同往附近咖啡室中小坐,从此习以为常.前数年,他曾经患过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在途次看到他憔悴瘦弱,行动迟缓的情状,一直为他耽忧,但他以乐观的心情,又以书画陶冶,身体竟然逐渐转好,面部的痛容也已消失,又恢复了青壮年时代谈笑风生的常态,我为他庆幸而他自己也以此为慰.一次他与我谈到了往时的朋好,他说:"当年我们义结金兰的十人,现在犹偷生人世的,也只有我与你了."我看得出他谈话时的表情,有着复杂的感想,为朋友的逝世而悼惜,又为自己的健康而欣慰.我真以为个吉人天相,期颐有望.
去年四月,也在他吊过叙五的丧后,与我在同一时期去了日本,我是为了一些俗务,而他是去欣赏一些流传在那里的中国古代名画.闲来无事,每天总相约在帝国饭店的咖啡室中见面,由于此行他有些超过预期的收获,因此精神就显得特别愉快.大家事务办完了,又相约同机返港.在飞机上,我首先发现了他的宿恙并未全愈.飞机遇到云层,不免有些震动,他搭机不是第一次,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而他竟然惊惶失措,连面色也有些变了,与他并坐的我,觉察到他心脏仍有病态而深为之感到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