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揭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在沦陷中给日军捣毁得像故国山河一样的支离破碎,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市民们有一些欣喜,因为五色旗又匿迹了,中山先生所手定与革命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国旗,又见飘扬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所有汪政权的登场人物,衣冠趋跄,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临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变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
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说,那是民十六他脱离了武汉政府来到上海,地点在善钟路七十七号,他的讲题是"分共以后".事前我为他想,他叁加了左倾的武汉政府,又曾与陈独秀发表过联合宣言,这篇演说,他将怎样自圆其说?而他的演讲,一开始就说:"我为什么要容共呢?'那是遵奉总理的遗教;那末,我们为什么又要分共呢?这是尊重总理的精神!"寥寥几句话,先把自己的立场站稳了.他总是对的,并且说得无懈可击,我佩服他的辩才与机智.三十馀年来,这几句话,永远留在我心里.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我只约略记得他的大意:(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而且"隆重严肃"字样,还是文人笔下的辞藻.
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为这一个节日作点缀的倒有两件事.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最感奇怪的,我并不在汪政权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自从林柏生拒绝了我任宣传部次长以后,我倒有失马塞翁的欣喜,佛海屡屡示意我表示我的愿望,而我一直声明愿意不拘名义,以友谊关系从旁帮忙.虽然他终于安插我为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梅思平),那是一个无足轻重而仅有名义的职位.汪政权六年之间,我真是从未去出席过一次.何以重庆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内?而且前后四次通缉令中,我居然已经是第一次获得了这个"不虞之誉".反正是缉而不通,我也再度有了受惊若宠之感.
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虽然也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每个政权的创建,也必然会有这一套,人民在被统治之下,也一定会乖乖儿的听从支配,高呼拥护,这一类戏在我过去半生中是习见了的.但那一天的游行行列,确真是并不热闹.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 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兵士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藉口,城里到处乱烘烘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满城小小的武剧,也成为这个节日中最热闹的点缀.
汪政权之建立,重庆是认为通敌叛国,而日本又以为非但是一个不受指挥的组织,反而是处处予以掣肘的一个累赘.虽然那时沦陷区的民众,寄以若干希望,减少一些被蹂躏的实惠,但是这政权的命运,在两面不讨好中,其未来的结果,是注定为先天性的.
三五、汪精卫两行酸泪立阶前
汪政权之建立,既以日本前首相近卫文磨之三原则为依据,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提携,似乎表示得很明朗,而且日本更声明不要求赔偿,以及停战之后限期撤兵.但一旦汪方与日方真正到了折冲的时候,方才发觉满不是这么回事,日本希望拨出泥足而渴望和平是事实,但近卫三原则,不过是和平攻势中的香饵而已.但汪政权既经成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先与日本弄好关系.
汪氏等一行于二十八年夏秋间先后抵沪以后,即不断与日方接触,非正式交换意见,汪日双方以周佛海与影佐祯昭为交涉的对手.正式开始谈判,则已二十八年的岁杪,地点是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也即是我与罗君强的共同住处.出席谈判的人员等,我已在前文叙过.起初还是谈的原则问题,到二十九年的新年,日方以油印的文稿,提出了整套的"调整中日间基本关系"草案,内容的苛恶,是可想而知的.当与周佛海梅思平共同出席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取得了日方的提案后,汪氏正拟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案时,于二十九年的一月四日派人召集高陶出席,才发觉了高陶已人去楼空,挟了日方提案高飞远走,而且不久日方提案全文,在香港各报公开发表,条件内容与善邻友好相去甚远,于是举世大哗.但是高陶拿去的是日方的原稿,汪方连否认的馀地也没有.周佛海日记中,认为受尽气的是丁(默村)李(士群)之争,而丢尽脸的为高陶之走,也可见当时严重之一斑.
文件的发表,是揭开了日本并无悔祸之心的真面目.而周佛海即利用这一个机会,并且触到了日本的痛处,对影佐说:如其要让全世界相信高陶携走的文件是出诸虚构,日本与我方合作确具诚意,只有双方以未来的事实来证明.那末,条件方面,日本应该大大的让步.影佐听了虽很以为然,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方面,对汪方即并不肯丝毫放松.
日本方面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据重光葵所着"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所记,可以反映出日军当时的真正动态.
事实有回溯之必要:对日抗战始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即芦沟挢事变是.至八月十三日松沪开战,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其间仅四个月的时间,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翌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复由汉口迁往重庆.前后一年四个月,日军势如破竹,已将中国的华北华中心脏地区全部占领.日军固然感到伤亡惨重,后果堪虞,但同时军事上的胜利,也一时冲昏了日本军人们的头脑.那时华北由杉山继寺内任司令官,华中由?俊六接松井之任,华南更由古庄攻略广州.至民国二十七年底,日军北进至山西,中抵汉口,南下广州,全部海口,遭到封锁,这是汪氏基于战事上失利的悲观而脱离重庆的主因.日本朝野也志得意满,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和平失败,中国政府坚持不屈,近卫内阁且公然于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以蒋政权为交涉对核"的声明.而这一年中,也使近卫对战争发觉了有无限危机,为挽回过去的错误,于是发表了"三原则",目的原是希望诱使重庆谈和,而意外地发展为汪氏脱出了重庆.从汪之离渝,以迄其政权之建立,日本内阁已四易其人,由近卫而枢府的平沼,再由平沼而有陆军的阿部,再由阿部而海军的米内,可知日本的如何陷于手忙脚乱的境地.汪之脱离重庆,由沪赴日,经板垣陆相介见当时的首相平沼,而平沼竟会感到不知为何而来的惊异,更可见军部控制了内阁,内阁成为军部的傀儡.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实现,已在汪政权建立之后.近卫基于在他第一次任内所爆发之中日战争,有及早予以结束的责任感.但是军部的"中国派",还是一意孤行,积极进行"中国占领政策",创设兴亚院,作统治中国的幻想,希望汪政权成为伪满之续.兴亚院在中国占领区成为最高的统治机构,并且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在上海设有"中支振兴会社",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双管齐下.
汪政权成立之后,日本派出了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将为特派大使至南京,进行"中日间基本关系"之交涉,汪政权要求以平等、自由为原则,更进而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则坚持完全相反的占领政策,要求承认日军广泛的权益,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争执中,而在日军枪刺之下,让步的必然是汪政权.那时我看到过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绝望、痛苦与愤怒的情形.而所谓"中日基本协定"也终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签署,日本正式承认汪政权,互派"大使",声明"尊重"中国主权,而汪政权也发表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并以影佐祯昭少将为最高军事顾问:以日本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最高经济顾问.
到今天,我承认汪氏有意气,看错了局势,走错了路,但我仍然相信汪氏决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因为我目击了汪氏于签订"协定书"时令人酸鼻的悲痛情形.
协定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拨,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槌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着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氏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这一幕动人的场面,十九年来,一直还在我梦境中出现.
三六、六年中的财政经济概貌
经济是政治的命脉,汪政权自然也不会例外.汪氏等一行脱离重庆到达河内之时,当时既未有作建立政权的打算,手头当然不会有充裕的经济.更以汪氏的地位,收受日本的馈赠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河内一段时期,汪氏发表艳电以后,如无行刺误中曾仲鸣事件发生,本已决计启程赴法.当中枢派谷正鼎赴越疏通之际,汪不但要求发给出国护照,而且希望补助旅费,汪氏斤斤于此笺笺之旅费,正所以说明其经济情形支绌之一斑.
在河内还只须顾及私人生活.而自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行先后来港以后,展开政治活动,经费来源,系由若干银行家或出于同情,或基于友谊,暗中资助.去沪以后,则仰给于关馀.所谓关馀,自清道光二十二年,以我关税收入,作为赔偿英国军费之担保后,嗣即陆续为外债暨赔款之保证.所有国家关税收入,由税务司存入汇丰银行,尽先偿还各国外债或赔款之本息,如有多馀,始拨归政府收用.自抗战军兴,国军西撤,经日军之要求,关馀改存于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民国二十六年以后的关馀政府即无法动用.汪等抵沪以后,所需经费,即以此为挹注.但是数额有限,且日军也时常出以延阻.
当汪政权建立之日,苏浙皖三省当兵燹残破之馀,又兼日军的澈底搜括,已有民穷财尽之概.那时市面上所流通的是三种货币:(一)法币,事实上至二十八年,已贬值很多.(二)军用票,日军在沦陷区发行,虽与日元等价使用,但不能倒汇至日本国内,而且无限制发行,后来票上竟至不列号数.总数发出究有多少,除日本军部外,无人能统计其总额.(三)华兴券,维新政权建立后,创办了华兴银行,以维新首长梁鸿志为总裁,表面上称为商业银行,事实上等于"维新政权"的"国家银行",日军且赋予发行钞票之权.
至于财政收入,汪政权成立以后,虽"维新""临时"两"政府"已偃旗息鼓,"维新"重要人员为汪政权所吸收,"临时"则依战前何梅协定后华北特殊化的成例,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事实上以徐州为界,划疆而治,徒有隶属之名,不受汪政权之直接管辖.湖北方面,日本军人亦有割据之局,形成一片支离破碎.最初周佛海所编列的财政预算,收入部份为华北关税二百万元(仍以法币为标准),江海关与华南关税合计为六百五十万元,统税五百五十万元,盐税二百万元,华北盐税五十万元,武汉各项税收可解缴一百五十万元,合共一千八百万元.
而支出预算,以"维新政府"之支出为基础,则只八百万元,汪政权建立后,机构增多,追加一百五十万元,另事业费五百万元,军事费五百万元,国民党党费六十万元,预备费五十万元,合计为二千五百十万元.收支两抵,不敷约七百馀万元.作为一个政府,这数目委实已小得可怜.
事实上,关税既因国军后撤,情形混乱,船舶之入口大为减少,收入亦因之随而剧降.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关税已等于零.盐务初为日本军人所把持,后日本成立兴亚院以后,设立"华中振兴会社",下辖经济侵略的各种国营公司,盐务方面亦为华中盐公司所把持.我国盐产,以长芦为最多,而又在华北地区,解交之税款,年仅五十万元,餕馀而已.华中方面,海州场归日人以华中盐公司直接经营,松江与淮南两场产盐不多,实际仅有一馀姚场.统税则始终操于日本所委任所控制之邵式军之手.汪政权成立,财政部下三大署:"盐务署"长阮毓祺(胜利后病恐苏北)."关务署"长张素民(现在港),均为周佛海所自行物色,惟邵式军则为日人直接关系,虽出任汪政权之"税务署"长,暗中仍受日人之指挥.终汪政权之局,周佛海处心积虑,以去之为快,终未能如愿.故其所收入之税款,半饱私囊,半供日本军用,交"财部"的不过是形式上的敷衍.又一大宗收入之鸦片税,日人又以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侄盛文颐(字幼盦,沪人呼为盛老三而不名)创宏济善堂经营其事,而以日浪人李剑甫负实际之全部责任.汪政权对之几于不能问讯.直至太平洋战后,始收回自办,另立"禁烟总监部",而由陈公博兼任总监.汪政权财政情形之复杂,就上面所述,已可知周佛海之如何难于措手足于其间了.
所以,汪政权一旦建立,在未曾开始收税以前,支出即一无着落.那时代表日方联络经济的是犬养健(即战前日本二二六事件中被少壮派军人所杀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吉田茂内阁中曾出任司法大臣),由于他的接洽,向正金银行借款四千万元,始得勉渡难关.汪政权之成立为三月三十日,而于开张前一日即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权财部之印信,首先即用于与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经理岸波签署之借款条约上.佛海谓为实非佳兆,事非出于迷信,盖诚有感而发也.
三七、法币与中储券两度折换
汪政权前后六年之中,预算既捉襟见肘,又当战时币制不断贬值,而始终能平稳渡过,其间向日本借款者似有两次,而不敷之数,则另以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以及田赋为之抵补.
我所知于汪政权之财经部份者,如此其少,而有三事则不能不就我直接所留之印象,于此作一概括的阐述.所谓三事,即"中储券"与法币之折算,金证券之发行,以及纱花之收购是也.兹先述"中储券"与法币之兑换与折算经过如次:
日本派遣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汪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青木后回国出任大东亚相),以代表犬养健之任务.首先计划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政权之"国家银行",佛海则以"财政部长"而兼任总裁,以钱大櫆为副总裁(钱为江苏太仓人,字书城,本为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虽出于日人之推荐,但佛海以其为周作民之代表,始予以大用.钱胜利后系上海提篮挢狱,初判死刑,上诉减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汪政权人员,均未释出,一律转入于中共之手.前数年,钱为共党所枪毙).
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筹备期间,屡以日本军用票在沦陷区之无限制发出,无准备,亦无稽考,一旦战争结束,将贻民间无穷之害、更使国家蒙受无可计算之损失,深以为虑.故首先提出俟"中储"成立以后,新货币发行,日本应负责将军用票与华兴券扫数收回.这一项建议,对日军来说,无异是与虎谋皮,而佛海则出之以坚持,而且以此为"中储"是否成立之条件.前后年的交涉,日方终于让步,接受了佛海的条件,这是汪政权对日本经济作战的一项重大胜利.
佛海更认为纸币的发行,无论如何应该对人民负责,换一句话说,即不能不有相当之准备.所以当"中储"成立之后,首先依照市价,大量收买黄金与英美外汇.同时并以原国民政府发行之法币,亦为库存准备之一.因之,在"中储券"发行之初,市面上倒并未发生什么波动.
最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原在沦陷区所流通的法币,如何定出一个公允的兑换率.无可讳言,战事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在二十九年的秋冬之间,而收兑法币更在翌年春夏之交),法币已经贬值,如兑换率定得太高,则汪政权无力负荷实际之差额;定得太低,又将使民间蒙受重大之损失.日方最初提出为五十作一,即五十元法币,兑换"中储券"一元,而周佛海所订出的兑换率原为平兑,后退而为两作一,即两元法币,兑"中储券"一元.其间经过了剧烈的争持,日方始于无可奈何中以两作一定案.但在正式实行的前夕,市面上已有了收兑的风闻,黑市曾到过十七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的价格,但这只是一两日的情形.
在"中央储备银行"前后五年中,曾经发行过大量的钞票.华北另有"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之"联准券"),行使于苏浙皖赣粤区域,从中储券之发行,日军用票与华兴券也同时由"财部"与"中储"收兑,相信仍留存于民间者已为数很微.但是,"中储"既始终没有宣布过有没有准备,或者有多少准备,民间大部份也以为"中储券"与军票相同,心理上肯定"中储券"是并没有准备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首次传出了日本投降,战事结束的消息.旬日之后,总司令何应钦所派遣的冷欣等定一批受降先遣人员,飞抵南京,也带来了若干关金与法币.南京商会由于胜利所给予的欣奋,定出了二百作一的比价,在市面流通.因为数量不多,市面固未受影响,接收人员随身带来的关金法币,也远远不敷应用.八月十四日,军委会已正式电委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那时"中储"虽已停止营业,但中央仍责令负责维持市面,以及在青黄不接之际,仍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以一切需要,周佛海与钱大櫆也每日仍到"中储"办公.接收人员,只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惊的.直至九月三十日周佛海由戴笠陪同乘机赴渝,钱大櫆将"中储"库存等移交后赴上海南市军统局看守所束身待罪,始正式告一结束.中央银行总裁陈行也已受命来沪,主持金融.并由他正式宣布中储券与法币之比值,即以南京的不成文规定,定为二百作一.无人知道这比额是怎样一个计算方法,当然也无人敢予问讯.谁对"中储券"出来说话,谁部被视为有"汉奸"、或袒护"汉奸"之嫌.
以后,在上海提篮挢的监房中,钱大櫆于初审被判处了死刑.我去慰问他.他神色显得有些沮丧,但态度还很镇定.他告诉我,在汪政权中他没有做过别的事,判处极刑的罪状,就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个人生死倒没有什么,但政府似乎夹涉了一些意气,遗憾的是健庵(陈行字)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值,不该作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这是我不能瞑目的一点.说着,他在身边掏出了"中储"移交的账目,他一行一行指给我看,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是多少(包括胜利后接收人员取用的数额在内),库存黄金若干吨,白银若干吨,英美瑞士的外汇与美元英镑及瑞士法郎以及法币是多少.他说:把房屋、股票以及其他货物等财产一切都不算,即依照宣布两百作一的当日重庆黄金白银及外汇的牌价,我详细地精确地计算过,中储券的发行准备与其发行额,应该是二十八对一.两百件一未免过份了,损失的是人民,而人民是无辜的.当时,我曾经将数字完全抄录下来,而这次南来,我什么都没有携带,在现在写回忆录时,深恨不能列出这宝贵的资料.但许多曾经叁加过"中储"接收工作的人,都还健在人间,他们应该相信我举出钱大櫆口中的这个比值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二十八比一的数字,也深深的记在我心里.十馀年后,一切早已事过境迁,我还在写这笔旧账,其实也已是多馀的了.
三八、汪日经济斗争又一回合
汪政权的处境,正如重光葵于其出狱后所着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中所说: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的时候,照甲午中日战争及甲辰日俄战争之例,在东京宫城设立了大本营,以陆军部和海军部为组成机构的中心.从此一般政治,都要依从统帅部的意旨,而军部也完全被侵华军阀势力所支配.汪政权的财经处境,自然一切更受其牵制.
军部当时,已准备好占领中国政策的具体方案,将中国全境使之"满洲化".对华问题已脱离了外务省,在军部势力之下组织兴亚院,由兴亚院来支配中国问题.这方案在内阁会议中,曾发生激烈争辩,没有军部支持的宇垣外相,因反对而辞职,由有田八郎继任,兴亚院也终于成立.
兴亚院一共分为两部:第一部管理政治;第二部处理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联络部.厦门青岛的联绍部归属海军,北平、汉口及广州的联络部归属陆军,上海则属于陆海各半的势力.为了作澈底的经济侵略,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上海有"中支振兴会社",下面有形形式式的所谓中日合办的国策公司,对于主要物资的生产与运销,加以全部的掌握.
关于日本军部预算的配额,自二二六事件以来,内阁本已大量放宽,而自成立大本营之后,又变为战时体制,对军部预算,成为无限制供应.陆海两军互相竞争要索,大藏省既不敢拒绝,而又无力支付,只有以滥发纸币来弭补,遂使日本国内经济发生动摇,物资缺乏,物价暴涨.唯一挹注之力,只有在中国占领区里压榨.一切战略物资与原料,都是日军搜括的目的,除了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负起这任务外,军部也索性直接徵购,例如江苏境内的苏松一带产米区,就被全部划入军米区域,由军部直接收购,中国人的民食,只限于贫瘠的长江以北一隅.
汪政权对于这方面非但感到痛苦,而且感到棘手,反抗是无此力量,而依从又绝不甘心.表面上日本要尊重汪政权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汪政权也只有利用这一点予日方以掣肘.譬如说:在"中支振兴会社"下的各个国策公司,照例董事长由华人担任,尽管他并没有实权,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他的划诺,所有"国策公司"的董事长,几乎都是周佛海梅思平等的亲信,因此可由周梅等指示如何采取消极的牵制行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也无日不在与日方钩心斗角.
日本的国力,在战争中既有着惊人的消耗,到战争末期,早已呈现罗掘俱穷之象,至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以纺织驰名的日本,由于太平洋战争,美国那时已取得了制空权与制海权,几乎完全遮断了日本在南洋取得物资运输的航路,甚至纱布也感到了匮乏.兴亚院提出了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而且坚持这一个要求.
本来,如纱布,如食米,如面粉等早已在上海成立了各种的统制会,隶属于"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之下,主任委员原为上海三老之一的闻兰亭,那时已经辞职,由复业后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继任.唐氏于太平洋战争前是交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为钱永铭),于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后被俘,押解去沪,以出任汪政权职务为恢复自由的条件.唐又为周佛海之密友.当日本要求收购纱布,周唐计议对策,觉得断然反对,反而激成日本的老羞成怒,不如改以延阻为缓兵之计.于是由周唐分别交涉,提出了两点:一、日本与汪政权不但为与国,而且为盟国(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汪政权曾通电宣布叁战,其作用与经过,容后再详),应该处于公平原则之下.日本在中国境内设有大规模的纱厂,如内外棉等(即胜利后接收合并而成的中纺),手里有多于华人几倍的纱布,为了表示中日之间的公平,也让中国人看到日商的拥护日本政府的政策,收购应该由日商入手,次及华商.如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则华商的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二、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等宣战,则黄金已等于废物,收购纱布,如以"中储券"支付,将更使通货膨胀,而使汪政权的财经趋于崩溃,因此,向华商收购纱布,必须以黄金为支付,而日本也必需于收购前将黄金由日本运来.这两点对策是相当毒辣的,不敢说日本不明了汪政权的真意,事实上当时日本政局的处境之艰难也与经济处境相同.他感觉到无力长期支持全面战争,尤其与英美在太平洋节节败退中作殊死斗时,迫切需要拨出在华深陷泥掉中的双足.但是重庆坚决拒绝了百计探诱的全面和平,如再与他一手所支持的汪政权为此而闹翻,不但将成为国际上的大笑话,日政府也将无以对国内人民作交待.周佛海正针对着日本这一个弱点,因此敢于毅然决然地提出,毅然决然地坚持.经过数月剑拨弩张的交涉,日本也终于勉强就范,一切照着佛海的意见办理.
说到这里,使我现在想来,还觉得汪政权真是一个奇怪的组织.他一方面对重庆作抗战与和平的两个不同政策斗争;一方面又与日本作权力上经济上的斗争.同时汪政权既与日本携手,而其主要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等又与重庆直接间接有默契、有联络,甚至奉行重庆的命令.而另一方面,又组织了清乡部队,与中共在军事上作斗争,这真是一幕戏剧,而我又要说:可惜结局是一幕悲剧!
三九、纱布收购后的三项去路
在纱布实行收购之前,由汪政权冠冕堂皇地发布了明令;在纱布实行收购之时,也真是先由日商方面入手.等日商办理完毕,所有华商所存储的才全部开始登记,登记终了以后,算出应该折合的黄金数量.又通知日本整批运送来华.日本真也乖乖地由飞机一批一批地运抵上海,送交"中央储备银行"存储.被收购的纱布车送至指定仓库的时候,商统会就发给厂商领取黄金凭条.满十两的直接向"中储"具领(上海一带,黄金以十两为一条,不似香港的以五两为一条,但上海的十两,只合香港八两三钱三分),其不成条之零数,则委托全沪银楼办理.
日本与汪政权在这一次经济斗争中,日本最后竟然是全军覆没.纱布收购集中仓库以后,汪方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理由是既然纱布全部收购去了,今后人民穿的将是什么,处于"政府"的立场,应该给人民以最后购买的机会.理由很正当,日本想不出别的说辞反对,于是商统会公告,每人依收购价配给布料一丈三尺(即成人缝制一件长袍的尺度),于是从华商手中收购的纱布,一部份分散而仍然归入于中国人民之手.这聪明的做法,也是汪政权获得沦陷区人民谅解原因之一.
另一个有关纱布的插曲,也值得在这里一叙.当时公开在租界里做杜月笙代表的徐采丞(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自杀身死),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入租界,他非但没有遭到意外,而且立刻取得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的信任,委他做了嘱托(日语,即顾问之意),更通过了我的关系,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日本人注重中国人的资历与既成势力,认为杜月笙在上海有潜势力,而采丞是他的代表,因此也对其重视,采丞的得以活动,大约就基于这个理由.那时,重庆有一个专门争取沦陷区物资的庞大商业机关,叫做"通济隆",由孔祥熙、顾祝同、戴笠、杜月笙等为董事.采丞在浦东设有一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重庆交给了他一个使命,要他尽量把药品、橡胶、纱布等抗战区缺少的重要物资内运,以供战时急需.而采丞也竟然能说服了川本,由"登部队"付出四亿"中储券"作资本,成立了民华公司,与通济隆为交易之对手目的以上述物资,换取抗战区的矿砂鸦片等物.民华公司表面是以日本军部为背景的大商业机构,占据了上海四马路建设大楼全层的房屋,以上海的名流们出任该公司的董事,就记忆所及的名单,其中有叶恭绰、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唐寿民、吴震修、叶扶霄、朱博泉、周作民、吴蕴斋、汪曼云、段宏纲等人.我则以周佛海的代表资格,任为该公司的常务董事.而且据采丞告诉我,全部名单经电告重庆军委会核准备案.
收购华商纱布,经过汪政权的阻延,实行时期已在民国三十四年,即和平那年的初春,民华公司有四亿元资本在手,果然也采办了药品橡胶等其他物资,陆续由京沪路转津浦路,从界首方面内运,纱布则竟然由日军部出面向"商统会"交涉,民华公司以现金及暂欠方式,取得了一部份运往抗战区.本来原则上民华与通济隆是物物交换,但是民华一批又一批地起运了,直至胜利为止,通济隆却并不曾有过任何物资运往沦陷区.这虽然完全是事实,但由我曾经叁加过汪政权的人来说,我只能让读者作为"信不信由你"这一类的故事来看了.
除了上述配给与内运以外,其馀留存在上海仓库中的纱布,直至胜利以后,全部由政府接收,供给军队与市民的需要.日本白送了一大批黄金,结果连一疋一缕都未曾运走.我不知这是日本人的愚蠢,还是被称为汉奸者们手腕的巧妙?
此外可以附带一谈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金证券问题.到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中储券"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而且这现象在急剧恶化中,周佛海又以"大东亚战争"应先以稳定后方金融的老调,要求日本再运国库中的金块金条,作为收回一部份"中储券"之用.日本初时当然予以拒绝,但佛海以去就争,说除此以外他已无力维持,今后也不再负汪政权统治区域的任何财经后果的责任,并且一度表示消极,不去"财部"与"中储"办公,日本方面由驻华大使暨军部叁谋长来与访谈,佛海竟一律挡驾.而最后,日本作了又一次的让步,让佛海得如愿以偿.
"中储"于取得日本运来之黄金后,立刻宣布发行金证券.办法是以当日挂牌价格,任由人民以"中储券"现金交给"中储".两个月后,不问以币制贬值关系,黄金涨至任何高价,中储仍以购买日约定之黄金,交付金证券的持有人.这一个办法的宣布,"中储券"又回复了稳定,上跳的幅度减低,购买金证券者也相当踊跃.前后共发行了七八期,最后一期应该是三十四年十月底到期兑换,但以日本投降,和平实现,"中储"行且提前发给,了结了对民间的一项债务.
四○、汪周间仅有一次的误会
汪政权中虽龙蛇混杂,派系纷歧,但汪氏对周佛海确能推心置腹,有股肱之寄;周对汪亦恭顺不贰,有国士之心,在周之日记中,且不时流露感恩知己之意.虽其间公馆派与时有不愉快之小磨擦,而裂痕始终未尝表面化,终汪之身,与周亦呈水乳交融之象,虽周佛海之左右,有十人小组,而誓言中首列以拥汪为目的.六年之中,我与佛海朝夕相见,间闻对汪夫人陈璧君有不满之辞,而对汪氏本人,则从无一语批评.汪之宽容,与周之守份,盖两得之也.
佛海与公博,昔虽处于绝不相同之两个系统,但论私谊则为旧交.当民十陈独秀发起中共时,陈周为出席在沪举行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之代表,其经过曾分别着于公博之"寒风集",与佛海之"往矣集".当民二十八年夏秋之间,汪氏等一行,分道由越港抵沪,公博来沪劝阻汪氏组府不成,即离沪返港.此时改组派与CC间有门户之见,佛海时常说:"假如公博在此,以他的深明大体,多一个可以商量之人,多一可向汪先生进言之人,一切事情或不至棘手至此!"佛海的思念公博,想与公博携手,真是出于一片真心.以后高陶叛汪离沪,公博于民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毅然再度由港去沪.佛海在是日之日记中有云:"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实在是出之心坎中的话.其后六年之中,汪政权遇有大事,公博、佛海、与梅思平、岑德广等,必事前交换意见,取得协议,然后报告于汪氏.公博的退让与佛海的爽直,是两人免去隔阂的主要原因.而直至胜利后,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忽以一时误会,在南京双方派兵布防,严阵以待,几至用武.幸而悬崖勒马,卒未酿成大祸,此事经过,容后再详.
佛海对汪的战战兢兢,见之于他二十九年一月九日之日记:"返寓后约思平、默村来商我辈之态度,因外间谓我辈为新,把持一切,故决定一切慎重,以免外间有此谣传.对于君强之幼稚言行,加以制止."寥寥数语,可见佛海对汪之一斑.
但汪氏以多病之躯(除严重之糖尿病外,在中央本部遇刺之枪弹,尚留体内,渐渐发觉已影响健康),加以建立政权后,百不如意,他本是易于冲动的人,一经左右的浸润,肝阳上升,即不能自制,汪周之间,因此曾经有过一段波折.
如前所记,当汪政权之建立,除容纳一部份"维新政府"人物外,其他各省市地方首长,日人希望保留一个短时期,暂勿更动.这自然是汪政权所绝不愿意的事,所以只经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汪氏立即提出首先将江苏省政府改组,旧"省长"陈则民免职,而代之以原为"维新"的"南京市长"高冠吾.当时汪氏要佛海拟一张各厅长的人选名单,佛海没有好好的考虑,而以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任"民政厅长",张仲寰任"教育厅长",更以顾祝同与陈果夫主苏期间的往日同僚董修甲任为"财政厅长"(民国十八年佛海以中央民训部长兼任江苏教育厅长,时董修甲为建设厅长).名单送呈汪氏,虽于行政院会议中照案通过,但汪氏对周一经他人的挑拨,亦认为其揽权位置私人,于是心怀不快.
至三十年春,汪政权举办清乡,成立"清乡委员会",以李士群出任秘书长,驻扎苏州,拟首先在苏省境内实行清乡计划.李士群虽为周佛海十人小组之一,但此次的获得兼任新职,非但经过与罗君强剧烈斗争,而且是出于汪氏的直接委任.二年中周对他的一手扶植,李既以与丁默村之间的磨擦,认为周不能对他完全偏袒而有所不满,再以与罗君强间意见日深,权力上的冲突日烈,以为周之对罗,好过周之对他.何况,所有汪政权的特工组织,时已完全掌握在士群的一人之手,不时要索巨大的经费,以为扩充他实力之需,周又往往难满其意.士群时常公开对别人说:"我对周先生没有什么不满意,只要钱给得痛快些就好了."士群是一个年轻而充满野心的人,那时已颇想离周而自成一系.在当时环境中,惟一的途径,必须与汪氏发生直接关系,同时也必先取得汪氏之信任.所以李自己也仿周之所为,暗中组织了一个十人团体,据我不完全的记忆,其中人物,为唐生明(生智弟,年前由港返大陆投共)、汪曼云、黄敬斋、万里浪、胡均鹤、潘达、叶耀先、唐惠民、杨杰等人.以后周李之间的形成水火,李罗之间的势不两立,最后士群之被毒死,其间的曲折,殊非一言片语可尽.而事态的发展,起因都是为了罗李二人权力之争,这是中国任何政坛上成为必有之可悲现象!而为此苏省府人事的安插,竟引起了汪周之间的误会,而且是仅有一次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