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吴开先被捕与回渝内幕
吴开先羁押在"七十六号",因为他是重庆派在上海最重要人物之一,又是日本宪兵直接拘捕的要犯,关防特别严密,除了审讯人员以外,一概不准接见.最早被派审讯吴开先的是陈恭树(陈本为军统派在上海的特工区区长,后向七十六号投诚,为立功计,曾着有"蓝衣社内幕"一书,揭穿军统内幕,和平后又为军统工作,逮捕汪政权人员结束后,陈亦琅璫入狱,羁押于上海提篮挢狱,后军统又责其戴罪立功,予以保释,共军南下前来港,现仍留此)."七十六号"对于吴开先,与其说是审讯,毋宁说是说服,主要还是希望他为汪政权工作.在那时的特工战中,除非行使暗杀,一枪打死.如被拘捕,只要一声投降,非但立时出狱,而且可以立致高官.如民国二十九年江苏省党部重要人员掌牧民、石顺渊、周孝伯、马元放等被张北生出卖,在上海跑马厅畔旅社中打牌时捕获,以后都受到优待,而且先后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马元放虽始终不屈,也由周佛海百计纵之归渝,受到重庆当局的重视,而且被选为中委.吴开先于受鞫中的态度,最初还是相当强硬,当陈恭澍密问他时,他左一声陈区长,右一声陈区长,区长是陈恭澍在军统中的职位,吴开先这样叫他是意在讥讽,弄得陈恭澍啼笑不得.他被羁禁在"七十六号"二门内右侧拘留所的二楼,一次曾要吞金自杀,另一次当提讯下楼时,他想跳楼,监犯求死,当然并不容易,开先也真能表演.投汪的旧日市党部同事,很多人都为他奔走营救,中间尤以原市党部委员汪曼云与蔡洪田两人出力尤多.曼云屡次要求李士群让他与吴开先谈一次,而格于日人的监视严,无法通融.最后,士群下了一个条子,表面上是派汪曼云去审问,才算得见了,彼此都有家国之痛,两人一见面又是一场抱头大哭.但是以曼云的力量,除一见以外,其他已无能为力.李士群也屡次亲自提他到办公室中谈过几次,且以最客气的态度相待.上有周佛海的关照,下有汪曼云、蔡洪田的请托,因此吴开先除失去自由而外,并没有受到其他不合理的待遇.
日本人对吴开先的态度,是非降即死,佛海为此,感到非常棘手.他屡屡向我谈到这一个问题,我说:"解铃系铃",没有日军的谅懈,一切都是徒然,他为重庆工作,而你虽是主持"中央特务委员会"的人,但拘捕他的不是"特委会"下的"特工总部"(即七十六号的真名),而是日本宪兵,必须先有一个正大的理由去说动日宪,才能保全开先.佛海当然比我更明白关键所在,但一时想不出打动日宪的说辞,他无限旁徨,为了缓和严重的气氛,也为了远离日人的监视(七十六号内有日军顾问,而且有一部份日宪常驻),因以李士群大部份时间在苏州办公为理由,把吴开先移解到苏州特工站拘禁,说是为了便于随时提讯.从此吴开先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待,事实上也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饮食是每餐由汪曼云的太太烹制送去的,夏季的冷席与风扇也由曼云为他预备.吴开先的态度也比较缓和多了.他表示如邀开释,不拟担任汪政府的职务,但可以在党务方面尽一些力.经过了一段时期,终于佛海想到了营救他的藉口,他针对日本人希望全面和平的心理,而且经过司徒雷登等的向重庆当局进言的失败,又闹了在香港与假冒的宋子良谈判的笑话.于是佛海向那时汪政权的最高顾问也是最有力的人物影佐祯昭说:"既然日本想和平,就不宜与重庆在军事以外,过份敌对.吴开先是重庆派在上海比较重要的人物,杀之徒激重庆之怒,强其归降,亦并无适当位置可为"政府"之助,不如释放他以示宽大."经佛海再四再三的说,几经波折,竟获得日方的同意,吴开先出乎意料的恢复自由了.他住到了南京汪曼云的家里,每天受到旧时朋友们的热烈招待,他那时内心感到友情的温暖,朋友们礼貌上称他为吴先生时,他总是表示谦逊地说:"不要客气,叫我开先好了."佛海更先向汪氏为他先容,说一时并无适当的职务可以位置他,不必强其出而任事.汪氏曾经召见过他,除了对国家当前的处境彼此慨叹而外,反而对吴开先加以无限温慰.他最受窘的一次,不在被捕审讯的时候,反而是在恢复自由之后.一天,他在我那里午饭,饭后无聊,他与我以及其他两个朋友去逛中央市场,刚到门口下车,正好陈璧君从内出来,吴开先不能不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又叫一声汪夫人.不料陈璧君望了他一下,瞪着眼道:"吴开先你好!你也会有这一天.我自有独立的人格,以后除在我家里外,应当称我做陈委员,记住了!"说着回身走了,我看到他面上红一阵白一阵,而又不敢回一句嘴,这味道也确属难受.
吴开先闲住在南京,除饮食徵逐而外,也实在无事可做,他屡屡向佛海表达了返渝的希望.这一件事,太困难了,而只有佛海竟然又向影佐去说:"留吴开先在此,一无所用,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周佛海当然明白,以吴开先的地位,无论如何不会发生那样的作用的,而影佐却以假作真,又立刻予以同意.当一切问题决定以后,影佐还约定了开先作最后一次的谈话.不料也许由于他的过份兴奋,先纵饮而后赴约.入坐方定,影佐刚开口,吴开先竟哇的一声,当面呕吐狼藉.影佐勃然大怒,以为他在故意侮辱,且竟欲杀之为快.这又苦了佛海,一再疏解,又得化险为夷.三十二年的秋天,吴开先到了上海,我们几个朋友在新都酒楼为他盛大饯行.翌晨由日本专机送往粤省边界,进入抗战区,归抵重庆.从此,我们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消息,和平以后,他又荣任上海市社会局长,我没有去见过他,直到共军南下,他也逃来香港.一次我往广东银行陪朋友开启保管箱时,看到他也在那里开箱.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检点他的财宝,我想到了佛海当时为他奔走的情形,有些惘然,我又想他见到我发现了他的财产秘密时又一次受窘,我没有上去招呼他.
四九、日宪兵救了蒋伯诚一命
代表重庆隐伏在上海租界中工作的,论当时的位望,吴开先固远不如蒋伯诚.迨吴开先返渝以后,因系由日军公然派机遣送,形迹上就颇有嫌疑,故所受当局的重视,且还不如马元放(马返渝后,值国民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马以在沦陷区捕放之经过,着书散发.竟膺选为中央委员.共军南下后,闻已被杀).日人对吴开先寄以赴渝后为和平作伏线的幻想,亦始终没有发生过丝毫影响.重庆的一切,日本人的不清楚,固无怪其然,但如何瞒得过周佛海?佛海明知开先在国民党里的地位,不可能发生如此的作用.他的对蒋,即使蒙召见,连当面提出的勇气,事前也断定其不会有的.而佛海为了公谊私交,奔走数月,全力担承,为之疏通说项于汪氏及日军之间.没有佛海的营救,恐吴氏之尸骨早寒;没有佛海的回护,吴氏恐难免于落水.但当和平以后,佛海瘐死监房,其由渝复员之故人中,如陈布雷、陈力、许孝炎、雷啸岑、易君左等,或亲往狱中探问,或代为经纪其丧,不避怨谤,不以生死易交.独受恩深重之吴开先,竟吝于赴灵前一奠!想到佛海会客室中之阵阵哭声,不禁使我低徊无限!现吴氏偕其夫人吴漱芳女士养晦台湾,犹得享优裕之生活,其公子等也以他半生宦囊之所积,赴美深造.往者已矣!南京永安公墓蛮烟荒草间,佛海地下有灵,其亦将欣然于有造故人耶?
吴开先案一波方平,不料一波又起.民国三十三年的仲春,为蒋先生代表之蒋伯诚,忽于病亟之中,又为日宪所逮捕,且同案株连者有杜月笙之心腹万墨林(现居台湾)夫妇,有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青与毛子佩(王现在台,毛留大陆),有蒋伯诚之夫人杜丽云女士(前名女伶,现又在大陆登台演出),幼子宇钧(现在台)等多人.案情且更较吴开先为严重,而羁押、审问,又归诸沪南日本宪兵队(即贝当路宪兵队,地址在美国学堂)直接办理.案发,中枢密电佛海以营救之全责,在如此情形之下,佛海则殊有鞭长不及马腹之苦.吴开先一去既无消息,更将以何种说辞,代向日人缓颊?佛海那时的旁徨之情,真有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者.
蒋伯诚,浙东人,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定东南时,曾一度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主鲁,又以蒋先生之私人代表资格,常驻济南,甚着劳绩.东南沦陷之后,密藏于万墨林法租界面蒲石路之新居,从事地下工作.那时蒋氏以高血压症,早已半身不遂,终年偃卧床榻,但以那时主持上海市党部暨三青团之吴绍澍常留皖境屯溪,在沪指挥之责,托之蒋氏(吴绍澍于和平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大陆易手,任中共"交通部叁事",现已久不闻其消息).
日宪对蒋伯诚之行踪,侦察已久,以后如何获得线索,自非我所能知.据事后蒋氏告诉我,当他为日宪破获之日,他以血压剧升,神智昏迷,已陷于弭留状态.正延请经常为他诊治的赵启华医生施救(一说蒋之所以被捕,系日宪跟踪赵医生而得).赵医生主张非抽出血液一百CC以上,将不能挽救其生命.而蒋之家人,恐其失血过多,影响体力,坚执最多抽血五十CC.正在争持不下中,而日宪掩至,全室各人,均被一鼓成擒.日宪目?蒋氏病状危急,立以电话召军医驰至,不问情由,为他一举而抽血两百CC,蒋氏竟得悠悠复苏.日宪又以其病重,即派兵在其住宅看守,复得免拘解至宪共队受鞫之厄.以后蒋氏一再向我说:假如日军来迟一步.不抽出那样多的血液,可能脑部充血,血管破裂,可以立时送命,捕之乃适所以救之也!
我一生最厌恶特务工作,避忌唯恐不远,所以任何有关这类的机密事情,除非以耳目较近,偶然得之幕中人的转述,否则便会近在咫尺之间,而竟会懵然一无所知.吴开先之被捕如此,蒋伯诚之出事又如此.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反而是平时与此毫无关系的张善琨(张那时担任中日合作的中华电影公司总经理).
事情大约已经在蒋案发生一两月之后.一天佛海打电话邀我当晚到他的居尔典路寓所去晚饭,因为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完全不以为意.我准时而往,除了平时与佛海较近的几个常客以外,并无外人.所不同的是那晚餐厅中竟尔星光灿烂,笑语喧阗.大约当时"华影"的红星,几乎全部到齐.似乎李丽华、陈云裳、周曼华、白光、王丹凤、周璇、欧阳莎菲、李香兰等都在.而佛海那天左顾右盼,情绪异常轻松.饭后在花园的草地上放影"华影"刚拍好而尚未公映的歌舞片"万紫千红",片由李丽华与最近访沪的日本东宝歌舞团合演.我在观影的时候,张善琨刚好在我身旁,我问他今天何以会有这样的盛会.善琨偷偷地告诉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蒋伯老被捕的事"我摇摇头.他继续说:"蒋伯老被日本宪兵拘捕了,因为我与他平时有来往,日宪在他寓中发现了我给伯老的函件,因此我也受嫌牵连,被拘押在贝当路宪兵队.幸经周部长保释,今天的宴会,并且请了公司中的明星作陪,就是为了表示对他的谢意."我说:"那末现在蒋伯老呢?"他说:"他关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说:"在宪兵队与你一起的还有些什么人?"他说:"我认得的只有严谔声(即新闻报之小记者)与毛子佩."这一席话,我才知道了蒋伯诚被捕的事.其实,那时我还完全与蒋氏并不相识.
五十、保证人所负的两项责任
事有凑巧,当天晚上,我于饭后回到报社去,忽然唐大郎(即唐云旌,专为小报撰稿之洋场才子.中共进去上海后,在新民晚报工作)来电话,告诉我毛子佩被补的消息,希望我能为他出力营救,我告诉他我对此事刚刚才听到张善琨所说,让我从旁探明情形后,再为相机行事.
为了接连两个人的谈话,引起了我对此事的注意.翌日,我因他事去看佛海,顺便问他蒋案的情形.佛海说:"伯诚的案子很麻烦,各方面都希望我从速为他设法,即以他的病躯而论,就已觉得十分可虑.我与他为当年的嫖友,论公论私,都不容袖手,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日宪兵已将全案呈报东京,非得军部的同意,当地的日军且无能为力.我只有尽我所能,一切看他将来的运气吧!"我又提到了毛子佩(即和平后接收我所主办的"海报"而易为"铁报"的,那时任上海市党部委员,向随吴绍澍工作),他说:"必须与伯诚的案子一起解决,暂时也不可能先为保释."佛海又想了一想说:"现在我的处境困难,等我在幕后活动后,将来如能达到目的,希望由你去出面办理具保手续."我说:"只要你交涉好了,我乐于负担保的责任."
事实上,那时佛海的环境也的确困难,与他交情较好的"梅机关"首领,又是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已经调往南洋作战.继他后任的是前广东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与佛海之间相处得并不好.而且那时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手下握有实权的?政信,是一个澈头澈尾的军国主义者(即现任日本议员,着有有关中日战事的书籍"潜行三千里"等着作多种,近仍常在报端发为高论,日人当时曾尊之为"战争之神",他在汪政权时代劫焰薰天,倡导所谓"东亚同盟",并发起至奉化祭扫蒋太夫人坟墓,而对佛海则百计倾陷,一度且欲乘间鸩杀之).蒋案的营救,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真使佛海陷于最大的困难.
总算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佛海兜过了在华的日军势力,迳与东京方面日军最高当局接触,理由还是抄袭了吴开先一案的老调.不过因为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争,由偷袭珍珠港所获得的胜利,已因美国麦克阿瑟元帅所领导的跳岛作战,日海军已完全趋于颓势.佛海的说辞,就针对了现局,以为要使日军能全力应付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的反攻,必须先在中国拨出泥足,取得全面和平.而蒋伯诚为蒋先生之驻沪代表,为无可置疑之事实,不如将他释放之后,责其在沪居间谈和.像这样可笑的理由,佛海在无可如何中,一用再用,而日本病急乱投医,竟也居然一信再信.为此事帮助佛海奔走的日人,一是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一是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他们两人几次为此事飞赴东京,千回百转,不知费了多少心计,东京大本营终于决定了由佛海方面负责将蒋伯诚以次全案人犯,准予一律保释.
我还记得在此事决定的前几天,刚刚军统周的局本部秘书长袁惕素潜返上海(袁现在台湾),因为我与他的兄弟是朋友,托我为他掩护.惕素与我一见面就问了我许多别的事情,我也告诉了他蒋伯诚恢复自由之事即将成熟,佛海且已通知我随时准备办理担保手续.袁惕素欣然秘密电告了军统局局本部,据说覆电上当局表示了很大的欣慰.因为袁惕素以后将牵涉到我本身的许多问题,故附带先在此一述我与他最初的一段渊源.
到正式办理担保手续的这一天(日期或完全无法记忆了),下午二时,我与另一位保证人徐采丞会齐(徐为杜月笙在沪重要代表之一,当时颇得"登部队"之信任,任为嘱托,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服毒自杀),先赴上海日本陆军部长川本在静安寺路的寓所,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叁谋,一同驱车驰赴贝当路宪兵队,那时的队长似为杉原,一个肥矮而充满杀气的家伙.起初延我们入会客室就坐,还预备了茶点,礼貌很周到.数语寒暄之后,杉原整一整军服,立起来厉声说:"蒋伯诚等一批人,今天已奉令准予保释,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保证人应负的责任?"说着取出一张预先写就的保证书,上面是用日文写的,他指着说:蒋等保释以后,一、今后不得在占领区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须离沪旅行、必先取得宪兵队之同意,否则一切惟保证人是问.我与采丞点了一下头,又相视作了一次苦笑,取出笔来,迅速在保证人下面,签存盖章,办妥了例行手续.于是,由杉原与我们一起到了西蒲石路蒋的寓所,蒋伯诚还睡在中间的房里,但病况已有了很大的起色.其馀杜丽云、蒋宇钧、毛子佩、王先青与万墨林夫妇等,杉原要他们排了队,讲了一次话,告诉他们今后应如何如何.最后要他们向我与采丞鞠躬致谢.杉原才命令所有驻守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杉原与川本的联络叁谋亦自行引去.这样,蒋伯诚等七人,才算脱出了日宪的直接控制,得以回复自由.蒋又与我们闲谈了一阵,屡屡表示感谢之意.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从此以后的两年中,我成为他与佛海之间的唯一联络人,我又为他的经济支持者,为他的工作奔走与掩护者,我成为他家的上宾.他给予我无限的鼓励,许下了无数的诺言,我又为他冒过许多危险,代他解除了若干困难.和平以后,使他以一个早已瘫痪了的人,竟能成为上海着有最大勋绩的第一名地下工作者!
五一、被汪亲自所否决的提案
在汪政权短短不到六年的时期中,我于身亲目击之馀,体验到了一点,假如一个政权自己没有独立自主的实力,而想依附外力来图存,结果未有不受压迫,不被出卖的;也未有不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利益断送的.如其当政的人是真心与一个力量远超过于自己的国家"友好",这个人将是天真得到了愚昧的程度.如其你仅想一时加以利用,别人会比你更聪明,结果将是适得其反.汪政权的始末,正好给一切想依附外力,或借重外力而犹在自鸣得意者作一个殷鉴!
从汪精卫起以至他的几个主要助手,最少我个人确信他们还不至于卖国求荣.他们从抗战阵营中分裂,以至在敌人枪刺下建立政权,固然无可讳言每一个人除了想救国家于垂亡,也夹杂有一些私人恩怨,与若干意气在内.但是也无可否认,汪氏的这样做,还是抱着九一八事变后,他兼程回国时所说抱着跳火坑的决心.但是一着之错,满盘皆输!他们错误的主要因素,一是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有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日本不会与英美开衅.而自九一八国际联盟李顿爵士调查团没有对日作正义的制裁,与缅滇公路被封锁以后,认定英美不能有助于我,抗战的最后胜利,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另一原因是那时抗战年馀,军事上我们是败得惨,而日本则胜得苦.虽然日本朝野,都已以对华侵略战视为泥足,而近卫三原则在表面上还不是亡国条件,汪氏以为黩武的日军阀真会?然改图,如抗战而最后失败,则亲日政权建立在先,日军或可不为已甚,甚至中山生先的大亚洲主义也可实现.当然,事后有先见之明者,对于他们此种想法,定会觉得荒唐.
而这一切想法的错误,其实也不必等到最后胜利才发觉,汪氏等行抵京沪,置身虎穴,一旦与日本直接交涉,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反应,以及目?了各地日军的蛮横情形,而日方所提"中日基本条约"的苛刻,已使汪氏等恍然于从前的判断完全错误了.所以当汪氏与阿部信行签订条约的一天,汪氏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凄然下泪.而汪政权的渴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俾以政权还之中枢,也实在是完全出于真意.汪氏等当时的处境是艰苦的,心境是沉重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尽管汪氏等没有忘记国家民族之大义,千秋万世,恐将终无恕辞!汪氏于离渝以后,提出了和平主张,如不因河内的一击,息影赴欧,尚可优游馀年,恐也不至于悲痛悔恨之馀,遽尔病死异国吧?
周佛海时常向我慨叹着说:"我们主张和平是为了救国;但抗战更是毫无疑义的为了救国."他对日人的横蛮无理,常常表示愤懑,甚至在他的日记里写出"令人发指"的语句.他是负责大部份对日交涉的责任,他知道得最清楚,他又说:"看来,我们是错误了,我们将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尽了我们最大的心力,充其量日人想拿走一百分,我们予以掣肘,也只能拖住一分算是一分."惩治汉奸条例第一条就明定汉奸罪的构成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佛海于胜利后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鞫时的抗辩,他说:"我的叁加政权,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不管别人对他的辩解如何看法,我则深信他的这几句是事实,也是真话.
我不常见到在氏,但就我所看到与听到的,汪氏在他主持这个政权的时期中,他变成性情暴躁,完全失去了他平时温文圆融的丰度.每次如"中政会"、"国府会议"、"行政院会议"开会时,往往会发为盛怒,厉声呼斥,有一两次竟然把椅子都抛掷了.我前后叁加过三四次"中央全会",当汪氏分析到国际局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的处境时,他的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为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他用衣袖揩拭他的泪水,一面于呜咽中匆匆结束,说出了"完了"两字,声音轻得几乎完全听不到.他每一次总是如此,现在留在此地的许多旧侣中,不少是当年汪政权的"中委",他们与我一样地曾目击过这悲凉的一幕,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决非出诸虚构.
类乎这样的情形太多了,我在一定一异与一个例子,以作为对汪氏当时内心的说明.时期大概为民国三十二年,汪政权又一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方在中条山作战之后.许多"中委"们纷纷有照例的提案.依照会议惯例,也照例先交小组审查,许多都是官样文章,没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特出的议案.会议开到第三天,已到了全部议案由小组审查完竣,提付大会通过的阶段.汪氏是当然主席,那天他步向主席台时,显得面色很难看,依了次序,有若干议案,已完全照小审组查意见通过了.下一案是"开封绥靖主任"胡毓坤所提的"拟请将中条山被俘渝军成立俘虏营案",大会军事小组召集人是叶蓬,审查意见是:"拟请照提案内容予以通过."原来抗战时的中条山一役,国军被日军俘获的达二三万人,日军就交给了汪政权处理,胡毓坤是直接办理这接收事宜的人,因此会有这样的提案提出.依当时汪政权表面的立场来讲,既与重庆形式上处于敌对的地位,被俘的士兵以之收容于俘虏营,好似并不足怪.而汪氏一取这提案到手,突然重重的把桌子一拍,厉声地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我们也当他们为俘虏,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谬!叶蓬胡涂!否决!否决!否决!"说完把提案重重一掷,珠泪又流满了双颊.全场竦然,心头有说不出的另一番滋味.那天汪氏激怒的行动,决不是他的常态,这可以反映出汪氏的内心是何等的悲痛!对国家与抗战是如何的看法.
五二、陈公博完成一半心事
汪政权中,自以陈公博与周佛海两人为汪氏的左辅右粥.佛海负担了较多的实际责任,而公博提出了较多的客观意见.虽然在汪政权中,公博以"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汪氏逝世以后,又代理"主席"职务,位置一向高于佛海,但是因为他始终不赞回汪氏的建立政权,又不满于日本仍然以侵略为目的的"和平",他对汪政权的一切,绝不积极.他的所以叁加,仅基于与汪氏的私谊,"士为知己者死"的一语,害苦了公博.他自光绪三十三年就叁加同盟会,而结果竟以"叛国"伏法.知公博为人的,自不免为之悼惜.
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我与公博很少往还,他当时的心情,我不够深切了解,但在胜利以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他在苏州高等法院受讯期间,他不延聘律师,不推诿责任.被判死刑以后,不声请覆判(即上诉),但求一死,且求速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向苏州高院提出自撰的答辩书,他说明不是希望对之轻判,而使要求予以公开,使他于临命之前,使世人稍明其心迹.他的话可信其尚无讳饰之处,现摘录其答辩书的点滴,以说明其当时的心境与态度:
"原起诉书中目我(公博自称,下同此)为"甘心降敌,卖国求荣,在敌人铁蹄之下,组织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听."至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但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战争时期,最要紧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我认为抗战是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不是抗战时期,而是在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需要宣传,我们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国人,只有熬苦,更何荣可求?我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想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想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
"不过我对于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迨至南京以后,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如保存东南各省.使蒋先生能容易统一中国,那情形也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里很明白,而又背负责任,那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那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
"末了,我愿意声明的,我于自白书中曾几次说:"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于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所谓未了,因我想:如果中国今日还不能统一,恐怕更没有良机,除蒋先生以外恐怕更没有人统一中国.在日本投降以前,我的工作是铺好一条统一之路,等蒋先生容易统一,最低限度当使东南不致有意外发生.在日本投降以后,我的心情是不愿损害蒋先生的尊严,蒋先生要我离就离,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本身以为服法的范则,使蒋先生更容易统一.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因此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我于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任代理主席那天,曾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按指汪政权)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继又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的声明,当然是指在蒋先生领导之下党不可分,国必统一,难道要在我陈公博领导之下来统一国民党和统一中国吗?"
公博的答辩,的确并非完全出之文过饰非,当时汪政权中人的心情真是复杂而矛盾,但是说是他们卖国求荣,完全忘记了国家民族,那未免太以成败论人.我对于公博,也只有一句话可说,对他的心情是同情的,而对他最后束身待罪的态度是钦佩的.但我今天不避嫌怨为他们写出当年的事实,又何补于彼等身后之是非呢?
五三、南进北进所引起的揣测
日本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渖阳北大营发动的事变中,一举而占有了我国东北四省.中国政府非但没有作积极的抵抗,而且其后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一九三五年六月又签订了何梅协定(按何是何应钦,梅是在的驻军司令梅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更悍然制造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使华北形成特殊化,整个华北也置于日军的实力控制之下.九一八事变当时,也有所谓维持集体和平的国际组织,即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但告朔饩羊,却与现在的联合国一样,徒以姑息抚绥为能事.对于九一八事变所特派的李顿爵士调查团,既绝未作出制裁方案,列强对此傀儡组织的"满洲国",亦且默认为既成事实.在华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结果在上海外滩英国总领事馆所签订的停战协定,又接受了在上海四周三十哩以内不驻扎正规部队的屈辱条件.中国的退让,却助长了日本军阀的气焰,以为灭亡中国,最多也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大陆一元"梦,普遍地萦回在日本军人的脑海中.福兮祸所伏!日本军阀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的六年之中,在中国境内,随心所欲,予取予求,这是中国受外族侵略的空前灾难;抑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回光返照.日本于志得意满之馀,既一误于进行对华全面侵略;再误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卒至自取覆亡,换来了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条件投降.
太平洋战争是发动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距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刚好四年五个月的时间.日本在华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任何实际利益,徒然使日政府成为军部之附庸,而陆海军之间,又时相龃龉,加以经济混乱,物资缺乏.当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了我国首都南京,溯自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起,至完成攻陷南京止,我国以最精锐部队置于第一线,能以血肉之躯与猛烈的炮火相厮拼,也只抵抗了仅仅四个月,京沪全线,即告崩溃.但日本于作战中明白了中华民族之不可屈.而且军事进展愈速,地区愈广,日军即维持占领区的点与线,也愈觉困难,乃恍然于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看法,完全是一个梦想.那时日本确已有了谋取全面和平之意,但政府在汉口时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最后归于失败,日方一面以军事力量继续向我军压迫;一面通过了种种方式,以觅取和平之路.日本以战胜国而急急求和,在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例子.日本于一九四○年之所以促成汪政权,目的不在使国民党因分化而削弱抗战力量,其用意想利用汪氏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资望与地位,希冀假以达到其求取全面和平之企图.
至太平洋战争前夕,对华的侵略战争,日本已感到旷日持久,泥足愈陷愈深.而所谓全面和平,走尽了无数的冤枉路,国民政府的答覆,是发出了抗战到底的口号,使日本的和平希望化为泡影.但日本任何国策的决定,决不会事先谋之于汪政权,但汪政权中人默察日人对战争的狂热,军阀的老羞成怒,美国又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金,与限制了战略物资输出以后,处境日感困难,军阀们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扩大中国地区以外之战争,形势所趋,已有其必然性.问题是今后的日本,究将南进还是北进?当时揣测纷绁,只有很少数的人以为日军如欲扩大战争,可能会出之南进之一途.而理由却又显得很薄弱,仅以日本陆海军间之积不相能,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海军看到陆军在中国境内的"赫赫战果",不免眼红心热,大欲一显身手.在汪政权方面对于日本南进的着法,是认为可能的成份很低.
北进,乃成为大多数人所同意的着法.理由是:一、日俄本为世仇,况抗战初期,苏俄援助中国以抵抗日本的远较英美为多.而抗战开始以后,一九三五年三月,既发生了在蒙古境内日俄冲突的诺门汗事件;一九三八年七月,又发生了满洲境内的张鼓峰事件.旧恨新仇,日本当以一泄为快.二、日本的反共态度在那时是坚决的,近卫三原则中,就有一条是"共同防共",冀东成立的傀儡组织,也以"反共"政府为标榜.而汪政权之建立,更揭橥了"和平、反共、建国"为政纲,意思就是和平才能反共,反共才能建国,而着重即在反共.日本既一切以反共为鹄的,安有不北进之理?三、日本既与德国为同盟国家,日德共同防共协定,签订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义三国的轴心同盟,又签订于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切又均以防共为前提.而那时,德俄之间,正在作殊死战,希特勒一定要求日本分兵北进,直捣西伯利亚,而使苏俄腹背受敌.四、日本视满洲国为其禁脔,欲确保其安全,也必须扫除卧榻之旁的大敌.诺门汗事件的发生,就由"满洲"与外蒙的疆界而起.五、还有一个认为坚强的日军将作北进的理由,因为如其南进,势将与英美在远东以及东南亚地区之利益,直接发生冲突.英国虽在欧洲方面自邓扣克港大撤退以后,惴惴焉唯恐德国之进袭英伦本土,一时当然无力东顾.但是,日本与英国,既为第一次大战时代之盟邦,且美国的庞大海空力量,恐日本尚非其敌,日本即使于日俄战争以后,骄满得有些疯狂,或者还不至有孤注一掷之勇气.
上面这样对日本的揣测,虽理论上不无有其根据,而日本为自身打算,这种揣测,无疑成为隔靴搔痒.迨珍珠港偷袭的弹声一响,终于揭开了南进北进之谜.局外人对局势演变的判断,往往以常情来摸索别具肺俯的野心家,管窥蠡测,乃至毫厘千里,日本竟然选择了一条把自己毁灭之途.
太平洋战争,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悲惨结局,也连带使汪政权同归于尽.珍珠港的隆隆炸弹爆裂之声,不啻是日本与汪政权的丧钟狂鸣.当时日本何以会有此决策?这里所提供的事实,系叁考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所着之回忆录,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样内阁之外相及大东亚相重光葵在巢鸭监狱以甲级战犯服刑时所着"昭和之动乱"一书为据.以两人曾身亲其事,既是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其所述之内幕,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五四、发动大平洋战争的内幕
其实,日本以蕞尔岛国,人口剧增,想以侵略达成其扩张领土之野心,并不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始有此拟议.当"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内部发生了二二六叛乱,使军阀势力抬头,对外又宣布废弃了海军条约,陆军以防止我国反攻为理由,、把军事预算无限制地剧增;海军又以加强国防为名,无限制地制造军舰.海军的目的,主要在与陆军取得势力的平衡.扩军也必然就是备战.陆军主张进以苏联为假想敌;而海军则主张南进,以荷印资源为目标.但海军反对陆军在东北与华北的作为,而陆军则认南进为危险而又愚蠢.一九三六年,日本号称收拾"二二六"事件的广田内阁,于那年八月七日,举行包括首相、外务、陆军、海军及大藏的五相会议,竟然以陆军主张的北进,与海军主张的南进,同时决定为基本国策纲要.
而最后,日本平放弃了北进政策,改而南进,其间综错复杂的原因,造成了天夺其魄的结果.首先,自对华侵略战争发动之后,日本成立了大本营,变成为战时体制,军费乃成为无限度的支出,随着战争的逐步扩大,不得不以滥发纸币来弭补战时的财政.又因物资缺乏,物价暴涨,于是施行了经济管制,而世界市场既被遮断,亚洲局部的贸易,使日本经济更形萎缩.
德国在欧洲方面初期压倒性的胜利,给予日本以最大的影响.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日本相信希特勒蠃得了胜利,并将确保其胜利.德外长里宾特洛甫对日本驻德大岛大使公然表示,英国的崩溃,仅是时间问题,而且已为期不远.日本为所迷乱了,他们正在考虑,假如德国真的确保其胜利,那末,在东南亚地区的英法荷殖民地将怎样呢?如被德国占领在先,势将发生第一次大战日本为南洋委任统治地区从德国接受时候的麻烦.而德政府又不断向日本军部游说:"日本必须利用现阶段的情势,向东南亚推进而攻击新加坡,在大英帝国崩溃之前,获取英国在东南亚的权利,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军部方面既跃跃欲试,而促成这项南进政策的重大关键,几系于那时近卫内阁的日外相松冈洋右一人之身,他签订了日德义三国同盟,实行轴心政策,使与英美法民主国家形成对立,并且划定了轴心国战胜后的势力范围,许日本为整国东亚的领导国家.那时日本的国策,由此已改为北守南进.松冈为了实现南进政策,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出发访问德义,当他途经莫斯科时,曾向苏联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为南进政策的后盾.当他返日的归程中,再度经过莫斯科,竟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据重光葵所知道:松冈在柏林的时候,已从德国政府获悉了攻苏的计划,日本提出的中立条约,本不为苏俄所欢迎,而松冈竟泄露给史大林以这一个德国将攻苏的重大秘密.可能他的作用在使史大林怕德日两面夹击,而予以就范.果然,苏俄卒让步而签订了这一项中立条约.这一个传说是有几分可信的:那时的史大林是何等声势,松冈以区区一外相,当其由莫斯科启程返日时,史大林突然出现于车站送行,拥抱着松冈说:"我也是亚洲人."这一套把戏,使松冈有受宠若惊之感,从此解除了对苏的敌意,以全力进行实现南进政策,松冈竟一手奠定了日本未来可悲的命运.日本对于苏俄既已无所顾忌,对于英国,更以为崩溃在即,是否南进的关键,仅系于与美国的交涉.
一九四一年一月,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被发表为驻美大使,表面上是为了调整美日两国渐趋恶化的邦交,而松冈所给他的训令,要使美国对于日本的轴心政策,发生恐惧而防止其叁加战争,坚嘱不许有丝毫要求妥协的表示.野村抵美后对松冈的警告置之不理,不断与美国朝野为改善关系而接触.至四月,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野村一个"日美谅解方案",内容包括下列数项:
一、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
二、两国政府对欧战的态度;
三、两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关系;
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兵力及空军兵力和海运关系;
五、两国间的通商及金融合作问题;
六、两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
七、有关太平洋地区的两国方针.
以上各项,如美日能正式达成谅解,罗斯福总统而且准备与近卫首相在夏威夷会见,再商讨签订具体协定.其实,双力的意见,无论如何是无法接近的,美国藉此拖延以备战,而日本则是在找寻开战的机会,尔虞我诈,各怀鬼胎.但是并不主张与美国开衅的近卫,接到此项报告后认为满意,立刻召开联络会议,席上统帅部与内阁的意见,完全一致,主张与美国开始谈判.正当此时,赫尔又向野村提出了称为"赫尔四原则"的,以作为谈判的前提,其内容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