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重各国主权;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
四、维持太平洋方面的现状.
日政府对此四原则,正拟接受之际,恰值松冈再度访问德义后行抵东北,立电日政府要求俟其回日后,再作答覆.在这机会稍纵即逝之顷,遂使美日谈判丧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原因松冈在访欧期内,已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所说服,倒向轴心,立意与英美为敌,所以在他经过莫斯科时,曾对美国驻苏大使口头声明,警告美国不要乱动,如美国对德作战,日本也不会袖手.希望美国考虑三点:一、不叁战;二、设法劝中国和平;三、不许有影响三国同盟的举动.此外,并且强调了德国必胜.松冈回到东京后,又电赫尔谓需要两星期时间考虑,才能对四原则有所答覆.而此时因美日间进行谈判,德国向日本提出了抗议.松冈迅速通知德外长里宾特洛甫,日本决以三国同盟为中心,绝对不中途变更,同时又将"日美谅解方案"秘密告知德义.旋松冈以为赫尔的备忘录是干涉了日本内政,又训令野村予以退回.日美谈判,至此乃益趋恶化.
迨近卫第三次内阁成立,始将松冈逐出,并任命丰田海军大将为外相,负责美日间的谈判,但一切为时已太晚了.军部的南进政策,始终在积极进行,日军且已占领了越南北部.美英为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决定禁止战略物资输日,冻结日本在美商人的资金,又公布了废弃通商条约,更对日进行A(美)B(英)C(华)D(荷)的政治经济包围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的前五个月,日本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有一项重要决定,即:"进攻越南南部,不惜与英美一战."但日皇曾经问永野军令部长与美作战的前途?永野的答覆是:"对美战争实力不能维持到一年半以上,胜利无把握."
丰田登台后,继续训令野村与美谈判,近卫且曾建议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美国也已同意此点,并指定阿拉斯加为会谈地点.但对主要问题如三国同盟、中国撤兵、南方撤兵、恢复通商等谈商,均无结果.美国对此,遂表示冷淡.其间美国也曾作种种让步,如承认"满洲国"问题,透露可由中日两国间以友谊方式谈判解决.汪政权问题,美国可劝告重庆政府于和平实现后合流等(见日人依据其政府档案所着"旋风二十年"一书之记载).日本于是年九月间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十月上旬,美日谈判如仍无结果,即行开战.而症结所在的自中国全部撤兵问题,日本无法接受.十月中旬,因与美谈判无结果,而迫使第三次近卫内阁垮台.日本陆海军的焦躁,又已达于极点.认为非南进获得石油等与其他资源为补给扩充,日本将坐以待毙.而日皇召集重臣会议的结果,以认为对军部有统制力的东条出而组阁.东条是主战的,由他登台,不论表面上与实质上,扩大战争至此已无可挽救.新任之东乡外相,更用原任驻德大使来栖协助野村继续对美交涉,日本一面提出新方案;而一面又以电报训令野村来栖,不可过于妥协.但是美国国务院已将日本密码译了出来,完全窥破了日本的诡计.
于是迫得赫尔召集了中英法荷等九国条约有关国家,讨论答覆日本最后提案.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将正式答覆递交日大使,内容为:"切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状态,不但需由中国大陆撤兵,而且也要由东北撤兵."美国这是摊牌的行为,因为明知日本绝对不能接受.而美国的答覆,乃促使日本犹豫与反对的人士,也变为赞成开战,军部乃下令舰队集中千岛备战.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开重臣会议,对于南进政策,竟无一人表示反对.太平洋战争也从此作出了最后决定.
美国赫尔国务卿本来已约定野村、来栖两大使放十二月八日下午一时进行重要会谈.依据哈古条约规定,战争必须事前通告,而日海军希望通告与战争的时间,尽可能缩短,以便于突袭中收获更大效果.军令部强硬主张谈判结束的通告,须缩短至开始进攻前三十分钟以内.美国驻日的格鲁大使,尚于开战前夕,以罗斯福致日皇要求和平的电报,访东乡外相商洽办法,但一切已经大晚了!东乡半夜入宫面呈日皇,珍珠港的偷袭,已经开始,格鲁大使收到东乡故意延迟积压的开战通告时,广播电台早已播出了日本对英美开战的消息与日皇的诏书.珍珠港、香港、上海等处的隆隆炮声,已震动了整个世界.欢迎日美开战的英国邱吉尔首相听到日本开衅的消息,欣奋得大声呼喊"这样,我们可确定将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汪政权中人,当时又怎样呢?
五五、断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
正如胜利后陈璧君在苏州高等法院法庭上讲的话:假使"一二八"日本投向珍珠港的炸弹改投到西伯利亚去的话,不但二次大战的历史要完全改写,而汪政权的最后下场,谁也无法断定其将为失败或是成功.
一九四一年,却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天我在上海,气候已经显得十分寒冷.从国军撤退四郊的炮声沉寂以后,租界中歌舞升平,另是一番畸形繁荣的景象.虽然有人预感到日本会在中国战场以外扩大战争,但当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前夕,谁也没有嗅到过这一股即将爆发的战争气息.
那晚,我回家比平时为早,午夜以后,早已拥着重衾,酣然入梦.蒙胧中忽然为接连的巨大爆炸声所惊醒,揉一下倦眼,侧再细听,声音却愈来愈大,而且相距甚近.我急急地披衣起床,在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已可清楚地分别出那是爆炸与步枪的声音.我想:或许租界中发生了什么局部的变故;也或许浦东方面的游击队开来袭击.我拿起床头的电话分机,打到我所主办的"平报"去询问,报馆的总编辑告诉我,是日军开进了租界,意向不明,现在情形很混乱.报社已经派出外勤记者去采访,俟获得结果之后,会以电话再向我报告.我感觉到不安,最后决定还是亲自往报社去,希望知道日军开入租界的真相.
当我驱车经过寂静的法租界马路时,全市已经宣告戒严,军警的布岗情形,足以显出事态的严重,幸而我车上悬着显着的特别通行证,一路并无阻碍.当汽车由爱多亚路转入公共租界时,我已看到了有日军驻岗.日军的黄色制服,与一顶尖角向前面突出的军帽,很容易辨认,我完全证实了日军的确已进入租界采取行动.基于过去一直以为日本决不敢与英美为敌的心理,我又在想:大约是日军帮助汪政权收回租界罢了.谁会料到日军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竟然掀起了他们所称的"大东亚圣战"!
等我到达报馆后,采访人员已经回来,初步证实了三点:一、这不是上海租界一隅的事件;二、租界的军警,几于完全无抵抗而让日军长驱直入: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的爆炸声,是租界当局自已炸沉停在黄浦江中的巨型船舶,以免供敌利用.其中最大的一艘,是当时最豪华而行驶于欧洲远东间的意大利邮船"康脱罗梭"号.在黄浦江畔遥望,可看到船身倾侧,在渐渐向江心下沉.
关于报上新闻的处理,尤其感到为难,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在深夜,又逢变乱,已经无法与有关方面联网,幸而最后那时日本的国家通讯社"同盟社"已有稿件送来,才知珍珠港、香港等地日军同时进行袭击.在英美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日军且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此时上海租界以内的枪声与爆炸声,渐次停止,可见日军已完成占领上海的租界心脏地区.
在这样一个剧变中,而佛海刚又留在南京,许多事情,我与他都有接洽的必要.因此,我与报馆的全体职工,一直守候到天明,安排好了翌日的报纸以后,我就匆匆搭乘京沪早车赶往南京.
当午间抵达佛海西流湾的京寓时,他的家人告诉我佛海一早就到颐和路汪公馆开会,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一直等待着,我希望他能带回一些消息给我.约摸又经过了一小时馀,佛海才很颓丧地回家,他看到我,仅勉强点了一下头,神态不似平时那样安闲.我感到情形有些不好,但又不便紧紧的立刻追问,也就彼此无言相对.
我们一起午饭以后,他精神才稍稍回复了一些.他问我赶来是不是为了战事的缘故,我还没有答覆,佛海已接着问,上海的情形怎样?我说:到我搭车的时候为止,居民除了受些虚惊以外,表面上还平静.报馆中所得到的消息,地方上也没有什么破坏,大约日军已经顺利完成进驻了.我问他今天汪公馆开会的结果怎样?今后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他发出了一声微喟之后,详细地为我解释,他说:"今晨汪先生接到了日本总军司令部与日本大使馆的正式通知以后,临时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汪先生很震怒,以如此重大的问题,而日本于作出此决定之前,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汪先生以为日本在反英美口号下发动新战争,如此蛮干,自己将注定其失败的命运,而日本竟然会如此的愚昧与鲁莽,也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汪先生今天似乎异常激动,在他发言的时候,完全失去了平时一般的态度."佛海又说:"我与公博等的心绪,也是同样的复杂,我们有一些矛盾的感想:到今天为止,日本已自己一手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局,四年抗战,到现在才露出了一丝曙光,瞻望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觉得无限兴奋.但也不能不承认,三年前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是错误了,一切的作为,虽惟天可表,但我们应该对国家负起错误的责任.同时,对自己未来的遭遇,也觉得黯淡而渺茫.至于今后问题,处身在人家军事占领地区的枪刺之下,我不敢说会有什么成就,预料如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事能够顺利,军人的气焰,势必更加嚣张;否则,他们在我国的沦陷地区,搜括物资,也自必加紧,态度也必然更凶恶.总之,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苦,应付也将更加棘手,现在谈不到什么态度与办法,我们只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付,尽心力来保全国家的元气,保护人民的被迫害,做一分是一分,谁还敢说会有什么把握?"
我所知道太平洋战事发生时汪政权的真实情形是如此.前几年有人写过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出于汪氏的建议与怂恿,未免与事实相距太远了,我敢断言其是完全出于臆测.
五六、武装抗日外的和平抗日
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九四一),而汪政权终于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一九四三)宣言叁战.明知日本最后的必将失败,而仍然作出此项一时令人难以索解的决定,汪政权是否真的想与日本"同生共死"?要说明汪政权所以叁战的原因.应该从日本与汪政权在一九四○牢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说起.
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前所签立的遗嘱.谁都知道是由汪氏执笔起草的.在这短短数十字的遗嘱中.反覆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汪氏所手签的"中日基本条约"就是一个澈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汪氏自己又岂有不知之理?更安有不痛心疾首之理?该项"条约"自一九三九年底在上海与日本开始交涉起,至一九四○年冬签字为止,中间也经过了年馀的与日方交涉,而直接负折冲之责的周佛海,也已力竭声嘶.当一九四○年初,日方把草案在上海提交汪方,还没有开始讨论前,陶希圣高宗武因奉命叁加之便,持有原稿,即挟之赴港,全文并且在报纸公布,曾引起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指摘,连日方也为之手足无措,佛海当时告诉日方的首席代表影佐说:日本要求得世人的谅解,只有以事实来证明所宣布草案的内容为不确.佛海的激将法却并不曾生效,日方始终并不曾作多大让步,虽有若干点曾经略为改善,但综观全部的内容,依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对于"中日基本条约",反对得最厉害的是陈公博.公博本反对汪氏组"府",更反对这一个条约的内容.当汪政权与日本交涉时,汪氏本欲叫公博叁加,而公博坚持不肯,他说:"草案的交涉,最多只是文字上的修改,实质上日本是不会让步的,我叁加了不会有好处,反而使我以后不能再表示反对."迨"条约"签订以后,一次,那时日本驻在南京的大使阿部信行(也就是代表日本签字的特使),问公博这个"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公博答覆得很妙、很干脆,他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两国的根本大计.照这个条约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而基本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再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又问公博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一般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不谅解中的一个证明而已."(谈话系引陈公博于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在苏州高等法院的当庭答辩辞.)其他汪政权的重要人物对"条约"的观感,大致也与公博相同,他们也无日不在处心积虑地希望废止.因为叁战以后,势必另订一个同盟条约,所以叁战就是为了废止"基本条约"的一个手段.果然汪政权于叁战之后,于三十二年底与日换订了个"同盟条约",内容虽仍然不会达到理想的境域,但终于取消了"基本条约"时代的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了所谓东北驻兵与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归还中国,所剩下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
因叁战而废除了"基本条约",确然对汪政权有利,但叁战以后,也给汪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当时的日本人时常以半真半假的态度,向汪政权中人说:"重庆是武装抗日;而你们则是和平抗日."日人当时似乎有个感觉,有了一个汪政权,非但不足为助,而且给予以更多的掣肘.关于汪政权叁战以后,与日方的斗争,这里举出两件较大的例子:
一、日本在中国广大的战场上,拖住了日军三四百万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尤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曰经屡次逼迫汪政权,欲以朝鲜人台湾人视中国人,抽壮丁以为日本作战.关于日人希望把"和平军"的抽调.汪氏以确保地方治安为辞,予以拒绝;要徵集壮丁,训练叁战,汪氏又以去就力争,不予置理.这几乎成为当时沦陷区尽人皆知的事实.汪政权名义上是叁战,事实上始终未派过一兵一卒,实际去叁加战争.这是所谓同盟国间的一个奇谈,也是一个奇迹!
二、日本的目的是以战养战,以中国资源的丰富,日本原欲竭泽而渔,而汪政权则以阻挠迟延为手段.于是日人索性对米粮、面粉、纱布等成立统制会,由日人把持,以削减汪政府的权力.上海日军管理物资运送的一个小小"第七出张所",其权力且高过于汪政权的"实业部".日人主要的物资对象是三项:甲、米粮.日本因为不能予取予求,于是自己划定了"军米区",向农民直接强迫收买.而汪政权则以必须先配给民间足够的粮食为抵抗,甚至枪毙了舞弊的江苏与南京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与胡政.乙、纱布.汪政权坚持先从日本厂商开始,对华商方面的收购,买价不以"中储券"而以现金条交付.全部金条,均由日机载运而来.且直至胜利,纱布堆存在上海仓库,未曾被日方运走一匹.丙、徵集废铜废铁.汪政权暗示各地军警,不予合作,除若干大厦中之暖汽管外,民间家宅的铁门铁窗,全未拆除.当时处身于沦陷区的人,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我决无意于为一个失败了的政权,于事后再为无聊的文饰.在如此情形之下,试问汪政权是否成为一个和平抗日的组织?
?言
我并不曾打算这本中册于那样短的时期中继上册而出版.我的本意:想把已发表于春秋杂志上的旧稿,重加整理.原定有几节要全部删除;若干遗漏的重要情节想追补,以求充实内容与减少疵谬.但是环境不允许我那样做,既承读者的厚爱,不断来函催促;而曼谷方面,且已有人冒印中册,公然发行.假如冒印者是对我的偏爱,为我代劳,我将表示感谢;如其只是为了牟利,把我已经发表的部份旧稿,剪贴付刊,弄成首尾不全,乖误百出,因而使人误购的话,我应当向我的读者们表达我深切的歉意.
本书终于在这样仓卒中又与读者见面了.虽然内容曾经有过重大的修改;更搜集了许多有关一代文猷的珍贵图片,加入卷首.但当全书已编排完竣的时候,重读一过,我自己就认为不能满意,更可以想到决难有副于读者殷殷之望了.
要写一个政权六年中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颠末,以我见闻之狭陋,学识之芜浅,而且自始就不曾有过写作的准备,即使当时我可以知道的事情,因之也不曾对其发展的过程加以注意.而今事隔十馀年,许多往事,记忆上都已有些模糊彷佛之感,尤其在羁旅之中,手头全无叁考资料,以独力来为这一段包罗万象的史实,除非出之臆造;否则,凌乱、琐碎、偏狭、挂漏,自为不可避免之结果.
本书上册发行以后,已获得了许多善意的批评与督责,而且更听到了部份人士的反响.我除了敬谨拜嘉以外,更愿趁此剖白我一些主观上的谬见.
首先:过去为国家抗战而现在犹为国家服务的人们,认为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丑事"?固然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上将不容抹煞:而且也不会抹煞,那末让一个身亲目击的人提供一些见闻,会有什么不好;而且我虽然写的是主张和平的政权,但对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们,全书不敢杂以半句的微辞.为已死的朋友们写出其当时处境的艰苦;与内心的旁徨,在提倡礼义的国家,与处身于言论自由的时代,只要我写的是事实,也并不应就认为我的动机就是罪大恶极.成败之局已定,所加上的"汉奸"两字,已百喙难辞.让这些被称为"汉奸"者们,于百劫之馀,对当年的如何与敌周旋,和如何甘受利用之经过,有所哀诉,这并不能算就玷污了"民族英雄".
甚至许多汪政权的旧侣,也对我致以深深的不满,对本书的写作,他们与"民族英雄"倒有几乎相同的观点:以为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旧事?所以每当牵涉到他们的姓名时,他们会觉得我是在故意开玩笑.尤其每个人都有其一肚子的委曲,而我又不曾为他们表达.把汪政权的黑暗面也连带暴露了,这自然更是我的荒唐.我只有祈求朋友们对我的原谅了!但我是这样想的:假如叁加汪政权现在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那当时又何必要叁加呢?我无暇周谘博访,朋友们又不肯耳提面命,我很抱歉于无法写得那样周到,以符合每个朋友的愿望了.况且任何一个团体,都必有其黑暗的面.这二十年来,宣传上的对汪政权的如何如何,已经给渲染得够绘影绘声了.如其在我笔下,每个人都是至善的,每件事都是完美的,我忍心骗读者,而读者能因我的隐饰相信吗?
若干读者中对我最大的反感是:"我"太多;而对"我"自己,认为夸张得太甚.我在上册自序中说过,我写的仅是个人的回忆录,手头没有汪政府的档案,也没有当时的报刊,没有"我",也不凭我自己的见闻,试问我还能写出些什么呢?我并不讳言每个人对自己总是最原谅,也最满意于自己毫不足道的一点一滴,而我又不曾学习过"自我批评",因此就不知应当如何诟责自己.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尚且是一篇糊涂账,用以易粟的写作上的臧否褒贬,我自更无介意的必要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此而已!
本书在写作与编印中,承读者给我的指正,姚立夫先生对我的协助,颜加保先生、臧勺波先生、汪希文先生,以及不愿发表姓名的若干朋友们,供给了我宝贵的资料与图片,伍爰女士为我雠校,吴漱溟先生为我署签,在此一并表示我衷心的谢意.
一九五九年九月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第二部
五七、世外桃源立成人间地狱
香港,虽然一世纪以来早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因为这里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国人,所以从清末以迄现在,国内任何政治上的变乱,都与香港息息相关,不是为酝酿一项政治运动的温床;就是当一项政治运动失败后的政客通逃薮.
我已在上文写过,香港也是汪政权的最早发祥地.当汪氏脱离重庆,行抵河内以后,他所主张和平的"艳电",向世界公开发表是在香港.从河内高朗街暗杀事件发生以后,他左右的重要人物如: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等,也都集中到香港,以南华日报与蔚蓝书店为据点,展开宣传攻势.与日本方面的接触,以从事建立政权,虽然时期很短,仅为民国二十八年自春徂夏的三四个月,但一切原则上的商榷,都是在香港作出了一个初步决定.
从汪氏等分批去沪以后,香港冷落了,但是许多与重庆有密切关系的人员,仍然留在香港,汪氏与日本方面想与重庆谈商的全面和平,也还以香港为挢梁.自称代表国民政府谈和的宋子良,在港与日本密谈时,会给予日本以最大的兴趣,与无限的希望,甚且因之而阻延了汪政权建立的时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与珍珠港等同样受到了突袭,蒙受了一次开埠以来未有的浩劫,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时代,迄今馀痛犹在.这百年来的世外桃源,一霎那化成人间地狱!
虽然那时我并不在香港,但香港既与汪政权有过如此重大的关系,而且太平洋战争以后,一批在香港被日军俘虏的重要人物,以后都押解到了上海,其中部份人士,更曾影响到汪政权的财经方面的决策.这一段史实,自然应该也有一叙的必要.
时间至一九四一年的冬季,日本既然早已加入了与英国为敌的德义轴心,而其所派驻美的野村大使与来栖特使,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谈判,一天一天走向决裂边缘.一向号称为世外桃源的香港,因此渐渐地感到了紧张,而驻军虽在不断演习,也不过是作万一的准备.说来真够可怜!那时英美诸国自以为对情报十分灵通,而日本真正的企图,则事实上却一无所知."一二八"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七日,那天是星期日,谁也料不到大祸即将临头.原来快活谷还有一场球赛,许多人都还往那里去想消磨一个假日的下午.报纸突然发行了号外,报导日本海军驱逐舰两艘,急遽开往马尼拉的消息,这消息意味着日军将于中国战场以外,更有事于远东.时局显得更进一步的紧急,球赛临时宣布停止了.球迷们还在怨恨当局的大惊小怪,扫兴而回.那晚,虽然有人已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但暴风雨的前夕,照例会份外宁静.
八日的清晨六时,居民为连续的爆炸声所惊醒,大部份的人,还相信这是英国驻军的演习,但是心里总怀着鬼胎,想以电话探询真相,而电话却已为香港政府所管制,当局认为不需要的,已经局部切断了线路,消息虽还没有证实,人们知道这情势是非常的、险恶的.也有人午夜早于收音机中听到了珍珠港遭日本偷袭的消息,但是对香港仍作万一之望,以为日本或许不会这样孤注一掷,向太平洋沿岸各地,同时并进.等一阵爆炸声停止以后,更有人到启德机场去探视了一下,机场四周不但凄凉一片,而且一架飞行旧金山火奴鲁鲁香港间的水上飞机"夏威夷号",已在机场旁边海面上给炸得机腹朝天.日军的进攻香港,至此已完全证实.那天来往港九间的天星渡海轮,虽然仍如常开行,但政府已派人在码头检查,认为无渡海必要的,已被阻止来往.整个港九的市面,整天在慌乱与死寂中渡过,仅有晚上日军断断续续的炮声,划破长空,添给居民以精神上的无限恐怖.
重庆当局对于香港危城中的重要人物,不能不抢救,而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已只剩空运一项.那时政府所掌握的航空公司,也只有与美国合作经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以及与德国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八日的晚上,趁日空军在黑夜中不能轰炸的时候,派来了一架飞机,载走了一批留港的重要人物如贝祖诒、陈光甫等人.因为机师要求尽量把他们的家属运走,否则就罢飞之故,以至很少人能搭上这架专机.专机原来决定由香港直飞重庆的,为了争取时间,后来也改变为飞往韶关.九日晚上又派来了一架,在那个紧急逃命之夜,能够搭上这架飞机的,若非特殊又特殊的人物,休想上得去.宋庆龄、宋蔼龄姊妹等被载走了,以及传说中的若干卫生用具,有人还带了一条得道的狗,同时飞升了.有些被留下的比狗总要重要得多的人物,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那最后一架飞机而叹息.以后,因日军炮火的加紧,飞机再也无法降落启德机场,他们从此像被遗弃的孤儿,一任流落在异乡,让日军俘虏、被强迫下水.从此决定了他们后半生的命运!
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军早在大亚湾登陆,占据了广东广大地区.港九弹丸之地,上有空军轰炸,又被日海军封锁了海上交通,英国的驻军力量又那样地单薄,日军从广九路展开的正面攻势,已属很难抵御.而日军在占领以前,已视香港为其囊中之物,香港丰富的物资等等,日人都想保全攫取.所以陆军的轰击并不激烈,长程炮也往往只命中主要目标,不破坏周遭的建筑.在立体包围的情势之下,九龙绝对无法坚守,终于仅仅经过三天的时间,九龙首先陷落了!那天,港九的交通,本已中断,日本陆军分三路而来:一路翻过狮子山抵达九龙塘一带;一路由税关道、清水湾道占领启德机场;一路由青山道直至九龙中心市区.日军在司令官酒井隆盛率领之下,长驱直入(酒井曾任日本天津驻屯司令官、叁谋长等职,胜利后经香港以战犯罪判处死刑),即成立司令部于尖沙咀半岛酒店.
九龙陷落以后,香港本岛更无扼守可能.日本以轰炸全市居民资为水源的水塘,以及截断食米来源为威胁,迫使香港英军放弃抵抗.香港政府开始与日军接洽谈和,第一次为十二月十三日,即九龙陷落后之三日.第二次为十八日,终以条件不合,未成事实.日军于谈判中仍然加紧从九龙隔海炮轰,且扬言将以陆海空联合大举进攻,使港岛归于毁灭.至二十五日的圣诞夜,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终于接受了日方条件,香港遂无条件投降.日军于二十六日耀武扬威,举行入城式.同时对香港开始搜捕奸杀,莠民又乘机抢掠,秩序大乱.又因粮食极度缺乏,难得一饱,使全岛数十万居民,陷于香港历史上从来未有之悲惨命运中.
五八、一群遭遗弃的被俘人物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日政府发表了矶谷廉介为总督,而以广东的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为香港政治部长(矢畸于一手制造汪政权之梅机关主脑影佐祯昭调往南洋作战后,在汪政权末期,继任为最高军事顾问),更以冈田芳政中佐为首,成立了"兴亚机关",以军事与特务,双管齐下,统治香港.这是日军在中国境内的三大特务组织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以外的又一特务组织.事实上,在香港主持着特务活动的还是梅机关,"兴亚机关"不过是它的支店而已.
要统治一个地方,除了以军事力量控制这地区以外,更必需依靠当地居民的合作,为占领势力顺利推行政令.于是有人向现实势力低头献媚;有人因在枪刺上而无法反抗;也有人希望为地方减轻一些损失,因此出现了两个组织.由日军任命下,有香港华人代表四人罗旭和、李子芬、陈廉伯与刘铁诚.前两人是香港耳熟能详的绅士,刘铁诚为交通银行港行经理,陈廉伯一度是广州商会主席,也是当年广州商团事件的主脑,矶谷廉介早在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做武官时代,已经和他相熟,因此渊源,特加识拨.
华人代表以外,更有"政治协议会",以二十二名华人为委员,周寿臣爵士担任主席职务,其他各人,都是香港的绅士名流,现犹健在还是很多,这里我想不必再列举其姓名.何况胜利以后,战时英国的港督杨慕琦氏,又奉令回到香港,在大道中的娱乐戏院,正式宣布英廷意旨:在沦陷时期被迫与日人合作的,除了有直接危害居民的罪行外,概不深究.这许多人既与汪政权无丝毫牵连关系,自不必重为赘述,徒成蛇足.
港督杨慕琦氏向日军谈判完毕以后,先被拘禁于半岛酒店的六楼.五楼为日军总司令部,四楼以下仍留给旅客居停.当然,平常的人谁还敢再住在那里?杨慕琦氏后来被解往台湾,再转解辽宁集中营,直至胜利后释放,重回香港.港政府较重要的人物被日军残杀的,有警务处副处长司各脱氏,他的夫人是前任港督葛量洪夫人的妹妹,而他的"罪状"是在他家里搜出了秘密无线电台.其馀英籍重要人士,如汇丰银行的大班等,则于占领初期,分别拘禁于新华酒店等处.事实上,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前,梅机关就在香港积极活动,对于香港的一切动态,就已有了一个详细的调查,尤其比较重要的中国人的居址背景等,已弄得一清二楚.等日军于初步占领九龙后,即由冈田派人分投赴各中国重要人物的私寓中,以保护为名,指定搬往半岛酒店集中居住,这当然就是变相的俘虏了.以后香港本岛沦陷,港九轮渡恢复,又一起送到香港大酒店软禁.中间住在九龙而唯一没有被送进半岛酒店的仅是叶恭绰,他家住河内道,九龙陷落的时候,他身拥重衾,装作卧病在床,因此就被特许留住在家里.
最后被日军集中在香港大酒店中较为重要的人物,有陈友仁(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恭绰(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颜惠庆(前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郑洪年(前北洋政府交通部次及暨南大学校长)、唐寿民(交通银行总经理)、李思浩(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林康侯(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贺德邻(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东陆银行创办人)、曾云霈(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以及胡文虎(香港星岛日报董事长)、许崇智(北伐前任粤军总司令)等人.
当部份人士被禁在半岛酒店的时期中,除了不准越半岛雷池一步以外,在酒店内彼此可以往来交谈,甚至还可以打几圈麻将,家人也准许到来探望,小作盘桓.而其中一人是例外,被隔离独处斗室,日军对他特别严加监视,他是唐寿民.唐是镇江人,从钱业起家,初佐陈光甫创上海银行,北伐时期革命军收复武汉,方任汉口银行公会会长,会党军饷糈不继,他把汉口银行界可以移动的款项,悉数借给革命军为继续北伐的经费,因此见赏于蒋宋.以后他出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业务局局长,在江浙籍的金融界中,是颇露锋鋩的人物.抗战以后,他正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常驻香港.本来在太平洋战争以前,蒋先生召集在港重要人士谈话,交通银行是被指定的单位之一,唐寿民已预定机票,拟赴渝叁加.那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是胡笔江,他们虽然是镇江同乡,而彼此意见叁商.胡笔江深恐唐之赴渝,可能在蒋先生前有不利于他的谈话,临时告诉寿民由他代表交行赴渝.不料那次飞机在港起飞不久,即被日机击落,胡笔江等十馀人因而殒命,这事曾轰动国际,造成抗战时期的一次著名的大惨剧.唐寿民逃过了这一次性命,却不料竟尔送了他的前途.他从此一直留在香港主持交通银行,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香港的时侯,他督同员工把交行未发行的大量新钞,截角焚毁,以免为敌人利用.自日军完全占领港九,他化装了一个药材商,预备逃入内地,为日军查获时,他还否认是唐寿民.于是日军认为他有抗拒潜逃嫌疑,因此加紧监视,完全以俘虏身份相待.
管理这一批高级俘虏的是井畸喜代太中尉,他的军阶虽不高,但他有实权,而且被目为叁谋本部少壮派军人中的优秀份子(此人现任"大陆问题研究所"主任).这许多人生活上是受到优待,但是管理方面在井畸指挥之下,却很严格,且一度禁止同囚者的来往交谈.气焰之盛,使每个人对他有些凛惧.他要每人写一篇自传,详细写出其过去的历史,及与国民党的关系.虽然每个人都能坚持着不失为中国人的立场,但据"兴亚机关"负责人的透露,其中以陈友仁所写的自传最为强硬.他公然说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必将归于失败.日本人问他如其给他恢复自由,他愿意往那里?他却反问日人,如其是释放他,他当然可以去他要去的地方;如其是教他去,那末不问什么地方他都去.
日本人的所以对这批人优待,是基于他们过去的声望,想有所利用,其目的有两种:一是为对重庆谈和的挢梁;一是将以对付日人认为不肯听命的汪政权.梅机关掌握了这许多有地位的人在手里,真想要来作为政治上的一笔资本.这样前后软禁了一百○四天之久,其间汪政权方面曾派遣李浩驹、陈君慧等先后来港进行营救.而梅机关对这许多人尤其不肯放松,先后派了有关的与雇用的中国人如:顾南群(留日医生)、余中南(余祥琴之兄.余祥琴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又为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在军统中化名为林基,既为上海三老之一闻兰亭的义儿,又拜在七十六号打手吴四宝门下为干儿子,赖闻兰亭的掩护,与重庆秘密通报.此人现留台湾)以及杜月笙的留沪代表徐采丞,都络绎来港,争取把他们运送赴沪.至一九四二年四月,其中许崇智既为日总督矶谷的老友,又是粤人,乃与胡文虎同时恢复自由.曾云霈则获得日人之谅解,先行释放.其馀诸人,以专机直接飞沪.惟颜惠庆以年老不惯坐机,另行搭轮而往.
飞机抵达上海以后,日人把他们送到金神父路一处大宅中安顿,消息严密封锁,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被遣来沪.被羁诸人,至此忍无可忍,乃向日军严重交涉,非任其自由回家,即请再送回港.日人既想羁糜笼络,乃曲徇众意,越宿之后,又准许各自自由回去.
在这送沪的一批人中,以后的出处,其中惟有陈友仁真做到了闭门养晦,不染一尘的地步,而且写过一本小册子,批评日人的政策,这小册内,我只能约略记得其大意,他说: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争,现在战果越大,将来失败越惨,非至把明治维新以来积累的成就,前功尽弃不可.对于他个人问题,他说:东南虽然沦陷了,但依国际公法,仍然是中国的土地,所以他愿意从香港回到上海.这本小册子,而且曾经半公开的发行过,见到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叶恭绰则只担任了为日军登部队出资而与抗战区作物资交换的民华公司的董事,但与梅兰芳曾举行了几次书画合作展览.周作民出任由汪政权复业后的中国银行董事,且为周佛海之密友,财经方面多所贡献意见.颜惠庆则于周佛海继陈公博为上海市长以后,聘任为上海市政府谘询委员会委员,他没有函辞,但没有出席也是事实.郑洪年后为华中铁道公司(南京沪、沪杭两路)总裁.唐寿民则为复业后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又为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之理事长.李思浩为上海市政府谘询委员会主席及上海新闻报董事长.林康侯为商业统制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政谘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当然,留港的要人中,自不止上述诸人,被俘的是最不幸的一批,而其馀如陈策、陈孝威诸人,拼生死、冒万难,化装潜逃,幸而脱险,能抵达内地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人名及经过,颇多已见之报载,事与汪政权不涉,亦不再赘.其中以后曾经附汪而又叛汪的陶希圣,那时也在香港,住在九龙的柯士甸道.他办有一个国际通信社,社址就在他的居处,日军进攻香港,他先避匿在一个朋友家里,九龙沦陷,又迁住到一个上海裁缝家里,他相貌近乎猥琐,不像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政客,得以瞒过日人耳目.日军第一批疏散居民时,他混入进至曲江,又转往重庆.
太平洋战争初起时的香港情形,就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不过有一段小插曲,不妨作为本节的结束.日军进驻香港以后,日方的特务人员,一时成为天之骄子,威风最足的自然是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政治部长的矢畸,他搞特务是狰狞凶恶,而他的私生活则是风流放诞.他与舞后北平李丽的一段经过,曾喧腾众口,也因为他的影响,伶王梅兰芳受到优待,以后被送到广州,再往上海.更得汪政权中的怜香惜玉,浪博虚名,留得蓄髭拒演的一段佳话.至影后胡蝶,日军上级人员特别下令保护,以后偕其夫潘有声潜返内地.我曾经收藏过一张矢畸与舞后李丽、伶王梅兰芳与影后胡蝶四人合摄的照片,矢畸中坐,众香环绕,隐然有左顾右盼之乐.惜乎不及携之俱来,制版付刊,使读者得一睹画里真真,诚不胜其遗憾了.
五九、集国内各系军人于一堂
汪政权六年之中,军政自然也是一个重要部门,而我与军事方面平时接触不多,因此所知独少.在撰写本书之前,本希望对每一部门都能述其梗概.而且我写这一段沉痛的往事,虽自觉失之于琐屑,凌乱与挂漏,也不免有些记忆上的错误,但我对自己的良心要负责,对读者要有交待,总想做到无一语故意颠倒黑白,无一事出之向壁虚造.故于本节动笔之前,曾访问羁旅于此当年负责军事之若干旧侣,以期稍求详备.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着,二十年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以百劫馀生,都有对前事已觉茫然之感.大部份的资料,是一位朋友穷数月冥想之苦,始能约略追忆其姓氏与番号.
汪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了海陆空三军.但无可讳言,所谓海军,仅有日本所移交于战争初起时国军未及撤走之长江小型舰只.汪政权之机构中,且亦有海军部,当成立之初,汪本拟以部长一席,畀之褚民谊,而陈公博周佛海觉以此人而长此席,不免滑稽太甚,卒由汪氏以"行政院长"而兼长海部,以后复由任援道继任.至于空军,虽数目不详,但其形同虚设,亦可断言.而两任航空署长之陈昌祖与姚锡九,则确系学习航空之专门人材.至于陆军,北自鲁皖,西及豫鄂,南至百粤,虽有日军驻守,而维持地方,肃清匪氛,均赖所谓"和平军"者任之,其总数约在六十万人以上,华北部份尚不与焉.有一事足以说明汪政权诸人之心迹者,即汪府有如此庞大之军力,与重庆形式上又处于对立之地位,而终六年之局,未尝与国军有一次之交锋.反而共同抗战之国共双方,不时乃以武力冲突,如此离奇微妙之情况,后之读史者,将其谁信之乎?
汪周等离渝之后,自越南辗转来沪,于民国二十八年秋,在沪筹建政权,军事即已为注意之部门.先设军事筹备委员会于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之汪宅(前国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之沪寓),由汪氏自任主席,委员有周佛海、刘郁芬、鲍文樾、杨揆一、叶蓬、萧叔宣、臧卓、杨毓珣、郑大章诸人,集国内各系之军人于一堂,共相筹议.时陈公博来沪阻汪组立政权未果,又重返香港,故未列名在内.刘骥先已允诺叁加,旋又因故中变.除汪宅外,更设招待所于上海哥伦比亚路,以杨毓珣经理其事.杨为东北军旧人,又为袁世凯之快婿,北京政府时代,久历宦海,而与汪氏更为旅游巴黎中之旧识,所以在汪等抵沪之初,以杨最为活跃,且杨颇欲于汪政权建立以后,出任"上海市长",而卒未如愿.和平之前,得任"山东省长",后自投受鞫,遭受极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