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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其繁荣的经济而被誉为东方明珠，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内，如何保持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上升，让这颗东方明珠更为绚丽夺目，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在香港工作的重点所在。
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提出我们在香港的经济工作方针，用了五句话、二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争取外资，团结侨资、台资，壮大中资。”对这一方针，我看中央领导人当中，赵紫阳基本上赞成，胡启立更肯定一些，李先念有不同看法，例如对壮大中资，他有不同看法。
港澳工委内部讨论此方针，多数同仁是赞成的。但我们香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和部分香港当地干部并不赞同，银行负责人认为这不是经济方针，我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从银行经营出发，而不是从整个香港经济出发的，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在香港不是处在管治地位，我们不可能对香港经济提出一整套详尽的具体方针，提出来也是空的，不可能形成政策、形成法律，因为这是港英政府的事。
部分香港当地的同志不赞成壮大中资的做法，他们认为中资不需要也不可能壮大。我表示只要我们采取香港市场通常所采用的做法，来经营中资机构，只要我们不搞特权，不要同港人“抢饭碗”，我们参加香港的市场活动，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也可以增加香港的财富，还可以提供香港许多新的发展机会，增加港人信心。中资壮大了，对未来香港经济，也可起稳定作用。
有关香港经济方面的工作，我坚持按这二十二字方针，事实说明，这是合乎香港实际的。
英资在香港的几大财团，有基本上属于以香港为经营基地的财团，如汇丰、怡和、嘉道理等；也有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大财团，如太古、渣打的。随着华资力量的发展，一些英资财团被华资收购，如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包玉刚收购“汇德丰”；尽管这样，华资、中资在短期内，仍很难替代英资在香港经济的主要地位。比如汇丰在金融界的地位，即无人可比拟。
英资财团的特点是靠殖民政府支持，靠对市场某种程度的垄断起家和发展，最典型的是汇丰。
汇丰银行是商业银行，但是香港政府它享受中央银行的某些特权，可以印发钞票，是港英政府的金库、出纳，并且替港英政府监督管理金融机构，负责香港银行的结算，因而取得了并了解香港其他银行的业务情况。汇丰是香港银行公会的主席，他的董事会主席几乎都是行政司的当然议员，在港府制定香港金融、经济政策时，汇丰具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港人谑称汇丰董事长是香港三总督之一，可见汇丰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汇丰董事会里的理事、董事几乎都是英国人，董事会主席按会章由董事会推选产生，实际上究竟由谁来决定，是港英政府？还是伦敦某一机构？我们一直没摸清楚。我曾亲自请教过曾任汇丰董事会副主席的包玉刚，他也不清楚。据汇丰一位老职员提供的资料，他认为汇丰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董事会主席、总经理等五、六个英国人手中。
中国要收回香港，汇丰会做何反应，是我们需要预为研判的。我曾在八三年底，组织香港新华分社经济部和调研室成立专门小组，对汇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写出一万多字的报告，总的看法是：由于一九四九年汇丰从中国内地撤出时受损很大，余悸犹存，汇丰在九七前，可能要撤出香港。但也不一定会全部撤离。它们会视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情况，决定未来是大部分或一部分撤走。
这一看法，与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不同，他们认为：“只要香港有钱赚，汇丰不会撤走。”北京港澳办、外交部、中国银行总行也赞同此种看法。当时没有进一步探讨。
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季辛吉）访问北京，传递当时英国首先戴卓尔夫人托他带给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口讯”：“汇丰准备同英国莱斯银行合并。戴卓尔夫人表示，这不是英国政府的意见，而是汇丰商业上的决定，汇丰希望把业务扩大到欧洲去，因此要把总部搬去英国。同莱斯合并后，银行总部将设在伦敦。”
这实际是汇丰以合并为名，行撤离之实，证实了港澳工委以前的看法。在姬鹏飞主持的讨论对策会议上，大家共同的意见是，不能同意汇丰这个决定。
国务院把这个讯息告诉了基辛格，请他转告英国。这之后，汇丰放弃合并莱斯的打算，只收购莱斯一部分股票。
但在“六四”之后，汇丰进一步收购莱斯股份，并把总部迁到伦敦，终究还是实现了它的撤退部署。以汇丰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把总部撤出香港，显示它对中国的政策无信心，影响香港市民的心理。不过汇丰的业务不可能完全撤出香港和中国，它的盈利主要是在香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汇丰在内地的业务也有了新的发展。
汇丰撤出之前，港英政府已把汇丰中央银行职权如金融管理逐步转移，另外成立新机构来执行，可见英国一直没有停止撤退部署，直到“六四”以后，汇丰才公开撤出行动。
对汇丰会否撤走的估计虽然不同，港澳工委仍采取同汇丰密切合作、积极配合的态度，设法增强汇丰的信心。同前后任沈弼、蒲伟士经常接触，合作挽救香港股市、处理香港华资中小银行危机。在制订基本法时，为了拖住汇丰，也确定了香港特区政府不设中央银行，“九七”后仍然保留汇丰某些中央银行的职权，继续由它发钞，中国银行参加等方针。
汇丰进入内地后，有一次蒲伟士告诉我，他们在内地有些坏账，收不回来，并举了一些例子。我听后，立即答应帮助他们，要他把坏账的项目、情况相告，我们帮他去向内地交涉。后来经过交涉，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不能解决，我把交涉的情况告诉他，让他了解和放心。这些工作，对拖住汇丰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北京同我们在认识上不一致，有些做法也很难讲其什么作用。例如李鹏（当时任副总理）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也不通知我们，就给荣智健（中信集团在港负责人，荣毅仁的儿子）资金，让他到香港收购“港灯”的股票，没有收购成，就收购国泰的股票。这种收购股票的做法，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从拖住英资来讲，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香港社会产生一种忧虑：中资这样的“大手笔”是否想通过收购把这些企业国有化？会否先收购股票而“联”，以后控股而“合”，然后“国”有化，搞“联合国”？这种疑虑不利于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侨资、外资。
香港英资财团凭借殖民政府的支持，不仅具有殖民性，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性，这主要表现在公用事业即邮政、电讯、能源、电力等行业上。对这一现象，我们主张为了拖住英资，对其垄断性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改采限制发展的对策。限制也不是通过确立法律、政策或政府行政措施来解决，而是通过市场规律逐步解决。
我曾参观香港电话电灯公司，他们向我表达了去内地投资、发展事业的愿望。我即找国家邮电部长商量，能否允许他们去内地，帮助改变邮电事业落后的状况。事实上，资金和技术方面，我们都需要外面的帮助。这位部长基本上不考虑我的意见，他表示，外资进中国搞电讯已有四家；香港在深圳已有投资，还积极活动想进入江苏。他讲，邮电部反对这样做，因为会造成制式太多、太复杂，他倾向不能让外商投资电讯的事情再发展了。我的努力没有获得他的支持。
总体来说，拖住英资的工作有一定效果，但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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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资本家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主权后，华资中一些人率先转移资金，资金外流和移民日益严重。因此，稳定华资成为稳定香港、繁荣香港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们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工作。在政治上，广泛地开展爱国统一战线，通过首先做上层大资本家工作，稳住他们，以期影响其他华人资本家，达到稳定大部或稳定全局的目的。同时，应用经济手段，支持和帮助华人资本家，使他们解除疑虑，建立信心。
当然，仅靠我们在香港工作是不够的，很重要的是要依靠内地。内地坚持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对香港的利用日益增多，很自然的，内地对香港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华人资本家对内地的看法会随着改变，信心也会日益增加，这是稳定香港的大势。
华人资本家中有不少人是靠英国人支持，靠英国银行支持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些是依靠中国的支持。中国的支持，有政治上的，但主要是商业上的支持，政商实际上很难分开，有些固然纯粹是从商业上考虑，但也有从政治上考虑，或政治、商业上共同考虑的。
我们要求香港的中国银行、中资机构，在稳定华资工作上多起作用，更广泛地同他们合作，做生意。即在货源、融资等方面，给予帮助；另一方面，争取华资进入内地投资。这是一个两利的方针，即使商人能够赚钱，也可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增加出口，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内地各省市部委来港经营，是稳定华资的重大“资源”。随着外贸政策的改革，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愿望要单独经营自己的产品，希望自己到外面接触市场，这就给香港的华资不少机会，他们可以当内地商品的代理，做批发，也可以做零售，还可以做其他方面的合作。我们支持各省市部委来香港设机构，并帮助他们介绍关系。
为争取香港资本家到内地投资，我们多次组织香港工商界名人代表团赴内地重点省市参观、访问，增加相互接触、了解，以加大双方交易的机会。我几次亲自带领这样的组团，赴江苏、福建、上海等地访问，请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接待。例如有一年在江苏，由省长顾秀莲，在上海，由市长江泽民，亲自出面接待、介绍情况、回答询问。
香港大资本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内地投资的不多，大量进入内地的，主要是中、小户。为争取大、中资本家能进入内地投资，减少他们的困惑，增加他们的信心，我们改组港澳国际公司的股权和职能，给他主要任务，是带领港澳及东南亚华侨大、中资本家，进入内地投资。可以用合作的方式，为他们“搭桥开路”，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肚子经营的困难。因改组后不久，发生“六四”，收效甚微。
我们建议中银增多同大、中户往来。香港的中银集团作风稳重保守，贷款工作的重点是中小户、工业户，做得很有成绩，欠缺的是同大户来往较少。从中银集团本身的发展考虑，从香港统战工作需要出发，都要多做努力，增加与大户往来。当然，这样风险会大些，但不能因而不进行改革。这样做，中银的业务会得到新的发展，增加同大、中户的关系，可以像中小户一样，通过联系，从经济上逐步稳定他们。
中英协议规定，香港土地的使用，要通过土地委员会批准，每年批地不能超过五十公顷，中国确定这一方针，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九七年以前不能让英国人把香港地皮卖光。要加限制。为便于中英双方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专门成立土地委员会，并规定港英政府卖地的收入，要留一半给特区政府使用。
香港的地产商，尤其是大地产商，非常赞同这样的做法，他们手中握有大量地皮储存，政府限制用地，有利于他们在经营中获取更高的利润。有些大地产商在同我们交往中，反复要求我们：“土委会不能多批土地。”因为中英之间已有了不能多批土地的协议，同时我们也确实没有经验，这样做会对其他方面造成什么影响，因此那几年基本上是按协议执行，虽然多批了一些，数量很有限，对稳定大地产商，起了作用。
但是，我们很快也注意到，几家大地产商正逐步对香港的地产形成垄断。我要求土地委员会中方委员和调查研究室，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每年批多少土地为适当；特别是未来几年，可以不会因批地过多，使地价下降，也不会因批得太少，造成市场供不应求，使房地产价格猛升。这个拿捏分寸的课题，我在八七年以后才提出，但未取得结论。
我们也协助华人资本家解决困难。东亚银行主要股东中，有人因信心问题，想撤出资金，股东间发生纠纷，法国某银行想借机收购，银行处在危机之中。董事长李国宝向中银求助，他找了香港中国银行，并到新华分社找我。银行工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支持东亚银行，由中国银行出面帮助，中银掌握的东亚股票不仅不出让，还适当增购，帮助李国宝度过危机。
在运用经济手段支持华人资本家的工作中，造成损失的事情也有。康力公司是比较大的一件。我到港不久，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社长曹维廉（他原是机电部副部长，同江泽民关系很好），向我介绍，康力公司是香港电子工业的大企业，老板柯俊文十分值得欣赏，有理想，经营有一套。柯也自吹他想做香港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企业的创始人，被誉为经营之神）。曹维廉希望柯俊文去内地投资，亲自陪他去福建、江苏、北京等地参观，向中央领导人推荐，国务委员谷牧也同他见了面。柯就提出要中资与他合作，我们研究后，也同意了，由香港中银、华润、招商局三家共同投资与他合作。注入资金后，柯俊文就跑掉了。我们调查发现，他还以另一个公司的名义，把康力的资金、动产转移了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后来由内地专家对康力的不动产、设备，做了评估，认为设备还是比较好的，有些是内地还没有的，经济上的损失幸好不算太大。但经营中不断亏损，背了多年的包袱。
支持华人资本家发展他们的事业，也是重要方面。
八六年，胡应湘同李嘉诚一起来找我，提出开发香港岛西区海绵和大屿山的计划，要在大屿山建第二机场，地点一是考虑在赤鱲角，一是在大屿山和香港岛之间；还准备在大屿山和香港之间，填海建新码头、住宅区和商业区；建大屿山通往香港岛、大屿山通往九龙的海底隧道；以及大屿山至深圳新的边境口岸落马洲的高速公路。
我听了他的计划之后，表示赞同，认为这个计划不仅可以满足九十年代，还可能满足廿一世纪上半世纪香港海、陆、空运的需要，使香港进一步发挥南中国进出口基地的作用，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有需要向北京反映，我可以负责。”我的考虑是，现在还由港英政府管治，这么大的工程理应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我还建议他们在港英政府表态之前，不要让外面知道。李嘉诚问胡应湘：“记者知不知道？”胡讲他已准备开记者会，我建议不要开，李嘉诚也赞同我的看法，胡还是坚持。结果媒介公布以后，港英政府一直没有反应，搁置下来。
“六四”之后，港英政府公开了自己建新机场的计划。我想，如果当时胡应湘他们能先征求港英政府意见，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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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各国各方对它都有兴趣。外国资本中主要利用香港，向东南亚发展，特别是向中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香港的中间地位、跳板地位、桥梁地位，使认识香港作用的外国资本越来越多，香港对外国资本越来越具吸引力。
在这种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广泛地，同各个国家和地区驻港外交机构和商业机构密切接触，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政策，解决他们一些困难，成为新华分社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华分社为此在内部也做了分工。外事部门主要负责广泛接触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港的外交机构，经济部门主要接触各国商业机构和一些社团，如美国总商会等，我自己也经常接受邀请，同他们会面，根据他们要求，回答一些问题，外国资本当时普遍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香港政策会不会改变，二是对英资在香港的垄断地位不满，希望改变。
例如，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汇丰享有许多中央银行的特权，却不承担中央银行的义务，意见很大。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银行，他们向新华分社、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希望中国在制定基本法时，在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上，对英国加以限制。
我考虑在不过分影响英政府和英资利益的情况下，应尽量照顾外资的利益，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香港某些外资银行迫切要求有发钞权，我就积极向姬鹏飞、赵紫阳提出建议，考虑让美国、日本、法国银行少量参与发行钞票，让港币更具国际性。后来，基本法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提到：“港币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授权指定银行根据法定权限，发行或继续发行港币。”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在基本法咨委会里，也吸收了几位外资金融界人士为委员、顾问，让他们表达意见。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在港越来越活跃，做好外资工作，是稳定繁荣香港绝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对香港华侨资本的工作十分重视，除了自己广泛地与他们接触，直接做工作外，还通过内地有关部门和香港中资机构做工作，解除他们的疑虑，增加他们进一步利用香港或进入香港的决心，给他们便利，与他们合作，为他们服务。
侨资主要是指在香港的东南亚华侨资本。东南亚一些大的华侨资本家，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泰国的谢国民在香港都有相当的投资，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比如林绍良同印尼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一个时期苏哈托地位有不稳现象，林绍良就把香港作为一个资金避风港看待。马来西亚政府一个时期排华，那里的华侨往往也以香港为资金的避风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侨资本又纷纷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因此他们对香港的作用历来都比较重视。
东南亚华侨当中，福建人居多，我们指定副社长曹维廉专门做福建帮华侨的工作。郭鹤年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但他发迹主要通过经营糖，是有名的糖王，与华润的关系良好。我们通过华润对他做工作。郭鹤年逐步把经营基地转移到香港，不仅在香港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积极进入中国内地投资。
黄廷方原是在新加坡活动的地产商，与原本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任总经理，现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副主任薛文林熟识。新加坡房地产高潮过后，黄廷方与八十年代初期到香港发展，当时香港地产正处在低潮，黄就在此时大量购买土地，运用他同薛文林的关系，我们又在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恢复港人信心，对黄当时敢于大量吸纳土地的做法，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中国银行也积极给他融资。黄廷方在这样的支持下，放手收购土地，面积几乎与地产巨商郭德胜相等，不久，香港地产恢复景气，黄廷方获得大量收益。他在新加坡没有做到的事情，在香港做到了，取得很大的成功。黄廷方是继李嘉诚、郭德胜等善用时机，廉价购地致富的另一个大地产商。
黄廷方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投资房地产的大商人。“六四”前，他就在福建、厦门进行房地产投资，与厦门市政府签了合约，负责改造厦门最繁华的一条街；也在他家乡福建省长乐县进行房地产开发。“六四”后，别人停止了，他仍继续经营。黄廷方对香港有信心，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八三年，他就公开表示赞同中国收回香港，表示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这在当时，是突出的一个。
我们对华侨到香港发展的愿望和设想，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毛钧年有一位柯姓同学，也是福建人，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发展，事业有成。毛钧年介绍他同我见了面。他提出一个新设想，要在九龙最繁华的尖沙咀到弥敦道旅游中心，建一条地下电径，以增加吸引游客。所谓地下电径，就是在地下建一条由传送带带动的金属道路，人站上去后不必走路，随传送带往前；在电径两旁建地下街道，发展商业或服务业，在地下电径的入口处，建地面商场或做其他用途的地面建筑。他准备投资，并希望和中资合作。
我支持他这个新颖想法，同意同他合作，关键是必须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我请他按社会正常程序进行工作，先研究设想的可行性，做好可行性报告，然后向香港政府申请。他很快都做好了这些工作。我让副社长郑华专门同港府有关部门联系，并宴请他们表示我们对此都有兴趣，认为会有益于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希望香港政府加以考虑。但是几年过去了，一直到我离港前，港府如泥牛入海般毫无反应。令人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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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在香港的发展，有几个阶段。初期，主要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为地下工作提供经费，搞了一些商业机构。以后为了外贸进出口的需要，又逐步发展一些机构。
国民党退出大陆后，接收他们在香港的一些机构，比如招商局，在此基础上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与内地各省市，从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有关部委，都希望到香港设立机构，但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偏向限制。中央有人主张，让各省市、各部委在香港都有适当的据点；也有人主张，不能多设，并且认为已经够多了，要整顿精简。八三年，在港澳办、外贸部主持下，国务院批准了一个文件，限制各省市、各有关部委到香港增设新机构，原有机构要进行整顿。我上任前，李后把文件给我看，要我到香港之后执行。
我原在地方上工作，从省市地方、有关部委的角度考虑，既然实行改革开放，在香港就须设立据点。以江苏来讲，江苏在香港有个小机构，附设在华润，只有两三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地方上非常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增加同外商、港商的接触，以增加进出口机会，学习和适应外界市场运作的情况和经验。我不同意这个文件的精神，而倾向在香港发展中资机构。当时廖承志还没有去世，我向廖承志和李后提出，可否等我到香港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执行这个文件。他们同意了。
我到香港之后，又向他们提议，请北京派人到香港来，共同进行新的调查，国务院同意了，派了一位外贸部副部长来香港调查。调查两至三个月后，重新写了报告，与以前的报告大不相同，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建议国务院允许省市、部委有条件地来港增设机构。在我积极建议下，不久，这位副部长又率领内地大多数省市的代表团，来香港举行空前规模的展销会，内地有几百人参加，在香港产生较大影响。
以往，内地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贸部门统一进行，生产部门对外界市场情况基本上不了解，由外贸部门下计划、订购，由外贸部门销售。各省市、各地来港设机构，实际上打破了这一传统做法，自行摸清市场情况，研制生产计划，对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从香港本身发展考虑，在保护英资、外资、华资、侨资、台资在港利益，让他们有继续发展机会的同时，中国资本也应该有一定的份量。中资可以，也应该不凭借特权，通过学习和运用香港市场经验，在不和香港人“抢饭碗”，不影响港人利益的前提下，求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将来，香港万一出现不稳定因素，凭借这个基础，可以减轻对香港的消极影响。
我认为，中资应该不断壮大。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香港有中国的“汇丰”银行，中国的“怡和”、“太古”？我们不凭特权取代它们、排斥它们，而且与他们互利、共存，在此前提下，尽力发展自己，有何不可？
但是香港本地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北京一些领导人也不赞成。前文已经提过，在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央第一次汇报香港工作时，李先念就认为香港中资机构不应发展，他还提出不赞成搞股票，认为是“投机倒把”，不赞成在香港投资房地产，并且要中国银行对放款房地产加以注意和控制。
这次汇报后，八三年底，港澳办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港澳经济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及与外贸有关省市的负责人；香港、澳门参加会议的有中资机构各部门的负责人，港澳办指名我和李储文出席会议。
这样专门讨论港澳经济工作的全国会议，过去没有；由港澳办代表国务院主持，也是第一次。
会议有两个文件，一件是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他们根据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负责人的几次讲话、指示，包括九月我汇报香港工作的那次，整理成几条政策性意见，请示中央，建议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予以贯彻。中央几位常委，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画了圈”，表示同意，批准开会。另一件是会议决议的草稿，供会议讨论修改，定稿后再送中央，国务院批准，成为正式决定。
与会者近二百人，我记忆中，会议开始，似乎没有人讲话，便讨论文件。多数与会者对文件都有异议。
文件中的政策性规定，与会者归纳成“九不”。我大概记得有下列一些：不允许到香港设立新的外贸机构；不允许中资在香港进行投资活动；不允许中资机构搞“投机”事业；不允许“炒”股票；不允许“炒”外汇；不允许“炒”房地产；不允许“炒”黄金；中资机构外汇不允许存放外国银行，必须存放在中国银行；不同意香港产品到国内开辟市场、销售。
总之，陈云的指示：“肥水不落外人田”，是政策的主要精神，对中资在香港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有不满情绪，我也不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问我：“为什么中央开这样的会议？”我回答：“我也不知道缺什么。”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没有发言，保持沉默。
我想说一段插曲。八四年我去北京，陈云知道了，要他的秘书朱家穆见我。朱在电话里问我：“你不是要看看陈云同志吗？他最近身体比较好，你要不要见见他？”
显然，陈云想见我。什么事呢？通电话间不容考虑，我立即回答：“好呀！我好久没有看陈云同志了，很想见他。什么时间，请你安排。”
他约了时间。那是一个下午。
陈云住在中南海，位于毛泽东曾住过的丰泽园的西北角。那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拆掉一部分故宫建筑，新建的宽敞平方。我准时前往，在前厅见到朱家穆，他请我在他办公室坐，说：“陈云同志午睡才起来，请你稍待，我去看看他出来没有。”朱家穆才走进里厅不久，就又出来请我进去，说：“陈云同志在等你。”
汪东兴新建的平方，设计和北京的四合院相似，整座住房分三或四进，有走廊相同。陈云的住房有几进，当时我心情不在此，无暇估计，我随朱家穆进入客厅，陈云早坐在沙发上等我。我连忙大步上前，问候道：“陈云同志，你好！”
我前次见到陈云，是五七年，他在江苏无锡蠡园休息。他那时还带着毛泽东批评他“右”的帽子，很不得意。我陪他在蠡园画廊里散布，他边走边问我江苏农村情况。他忽然冒出一句：“主席（指毛泽东）是民主的，能听得进意见。”那时我仍不懂中央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懂陈云说话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不知如何“搭腔”。
陈云见到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朱家穆忙上前扶了他一把。他面色苍白，看来身体仍很弱。他双手握着我的手，很激动地说：
“我向你检讨，我向你检讨。”
我惊吓得不知怎样好，一个劲地说：“请你坐下，请你坐下。”
陈云坚持着不肯坐，仍然站着，认真地用他带青浦口音的普通话说：“你比我聪敏！我多年想办没有办成的事，你办到了。”
又加重语气说：“你比我聪敏！”这才坐下去。
我也坐下，既兴奋，又惶恐，说：“我们都是在你们老一代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还是这样。”
他点点头。
我说的是真话。我对陈云很尊敬，尊敬他的清廉、正派；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对党、对人民有感情，耐劳耐怨。我知道他受毛泽东多次批评（我当时认为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我没有听说过他对毛泽东有不满。当然，对他的“右”，我也有抵制。
他曾经批评过我几件事：
我在江苏搞“小化肥”设备，那是一种年产八百至两千吨氮肥的设备，是江苏化工研究所自己研究制造的。那时，年产三、四十万吨的化肥设备，基本上需要进口，需要动用外汇，需国家计划批准。而当时，农民已经尝到化肥对粮油增产的甜头。江苏每年用一半以上本省的外汇，进口几十万吨花费，远不能满足需要。有了这个“小化肥”设计，便进行试验。陈云派他的秘书周太和（是部级秘书，比我的级别高）到江宁县、丹阳县（“小化肥”在该两县设厂试验）考察几次，周太和转告我：“陈云同志认为‘小化肥’技术关难过，产量低，投资和大化肥相比，不合算。”不赞成搞“小化肥”。我当面没有表态，仍继续试产，证实有效后，大力推广。后来做到每县一厂。因为设备本省可以制造，投资本县可以自筹，技术本县可以培训满足；与建中型、大型化肥比较，投资小、收效快，特别是地方可以自办，不需要等国家拨款批准。浙江、山东来到江苏参观后，回去也大建起“小化肥”厂。
增产粮，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是首要大事。在江苏江南太湖地区，我六十年代分管农业时期，大力提倡种双季稻。即一年三季（造），种两造稻，一造麦或油菜。当时，有反对意见，认为种双季稻用种多，用肥多，用工多，实际产量“明增暗减，得不偿失”。确实有些农民反映：“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即种三季（造），每季收三百斤，不如种两季，每季收五百斤核算。事实是，太湖地区，当时对粮油生产精耕细作水平已很高，对粮食作物栽培水平也有独特创造，一年三造，已达年产良一千三、五百斤，还出现了年产一吨（两千斤）的“吨粮田”。社队工业的兴起，更实行“以工补农”，将工业的利润，不同农业的成本和纯种粮食农民的收益，使其不低于，有些高于从事工、企业的农民的收益。
《陈云文集》中，六一年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和“为什么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两篇文章，实际上都是批评我的。江苏几个老人也反对种双季稻，他们对我坚持种双季稻，在陈云处告了状。还向一部分江苏干部“传达”了陈云对我的批评。江苏省委两次改组，在中央常委做了决定之后，均为几个反对我的老人，凭陈云的“放话”，即指示，推翻重来，他们在陈云处“告状”生效，至少因为在这两件事上，我是没有听陈云的。
八五年，我去北京述职，顺道又回江苏。在宾馆碰到陈云的老秘书王某，他奉陈云指示，来江苏视察社、队工业（现称乡镇工业）。他告诉陪同他视察的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朱通华说，他是再次奉陈云指示来视察社、队工业的。（上次他来，是陈云和我讲话之前。）并说：陈云那次向我“作检讨”，主要是指我对社、队工业的实践。朱通华追问，陈云怎么会“作检讨”，王某便将陈云对我讲的话复述一遍。
朱通华将话写在记事簿上，并给我看。为我高兴。我们两人同时说：“陈云同志真了不起！”
我们敬佩他在事实面前，肯认错的态度，特别是能主动向“下级”认错的精神。
我曾想，陈云和毛泽东如果到资本主义世界走走、看看，他们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会不一样，主张会有所改变。根据是，他们对事务，特别是对经济事务的唯物态度。他们政治观念上的保守，限制了他们的行动。毛泽东不到西方世界看看，陈云深圳特区、广东都不肯到。
真是大悲剧！
面对中资在香港的实际情况，我是不赞同陈云意见的，我主张中资在香港，学习香港商人，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生意的。记得我初到香港不久，外贸部长李强出国经过香港，视察华润公司，这是他外贸部的直属机构。我们是同乡、老朋友。他年近七十，身体好，喜欢吃冰糖炖蹄膀，白烧的，一次能吃三至四市斤，真的很吓人。他在江苏时，见面就向我要蹄膀吃。这次到香港，不改旧习，我找江苏来的厨司专门做了，给他解馋。席间闲话，说道香港商人做股票、黄金，赚得满盘满钵，我们只会老办法做生意，不懂得“投机倒把”，国家发不了财。李强神秘地说：“谁说我们不会‘投机倒把’，我就搞过‘投机倒把’！一次炒黄金，为国家赚了六千万！”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对会议发给大家讨论的文件，与会单位几乎一致有意见，但会议主持人根本听不进。会议结束后，我去见赵紫阳。
赵紫阳在中南海的家中见我。那是一间约三、四十平方米的“书房”，几重书架，放满了古今书籍。我对赵讲，这个会开得不好，他问为什么？我说：“这个会议对中资在香港的经贸活动，这也不准，那也不行，不是从积极发展出发，而是消极防范，同中央向外发展，利用香港的精神不一致。”赵讲：“你为什么不提意见？”我说：“你们常委在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上，都画了圈，我怎好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呢？我只好向你反映，向你提意见。”
赵紫阳考虑了一会，问我：“那怎么办？是不是重开一次会，再发一个文件？”
我理解，他个人不好立即否定这次会议，我则顾虑如不立即纠正，会后就要执行“九不”，损失便大了。我就说：“这样处理恐怕不行，我建议这个会议的文件不要下发，我们回去也不传达了。”
赵紫阳当时没有表态。我认为他是默许，但不好立即表态，毕竟他还要做常委的工作。
回香港后，我向参加会议的中资机构负责人打招呼：会议精神暂时不要传达，等文件来了以后再传达、执行。后来这个文件果然没有发下来，会议的“精神”就没有被传播，香港中资的发展避免了这一劫。
在积极支持各省市、各部委到港设立机构的同时，我还主张各省市、部委负责人应该多来香港参观，拓宽眼界，学习市场经验。当时，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肤浅，只是从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的角度来认识：内地基本上是卖方市场，按计划生产；而买方市场要根据消费需要、销售情况，来决定生产。
七九年，我访问澳大利亚，途径香港，一些香港的资本家向我介绍如何做生意，讲怎样去适合市场需要，怎样按优胜劣败的规律来参与竞争。他们说，企业不仅是讲生产、管理，首先要讲经营。产品生产再多，如果卖不出去，只好积压，企业就拖垮了。
回到北京，我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汇报，强调国内工厂只讲管理，不讲经营的做法不行。华国锋同意我的看法，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企业的经营问题。
到香港工作后，更深感内地领导人应该到香港来看看香港人是怎么做生意的。我竭力主张放宽到香港参观考察的审查尺度。我前文也曾提过，港澳办过去一直控制很严，我几次建议放宽，他们都不加理会。直至八六年，中央把到香港参观、出差的审批权，下放给港澳工委，名义上是国务院委托港澳工委代批，才真正解决问题。我叮嘱新华社主管部门，尽量放宽尺度，让内地更多的人到香港参观学习。发展最快的是广东、福建两省，特别是广东，他们是“近水楼台”。中资机构在此一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原有的几家“老字号”中资机构，也有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中资业务怎样改进或改革以适应国内的需要，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招商局的袁庚。
袁庚在深圳蛇口建立了一个新区，虽是深圳的一部分，一开始走的路子，就同深圳不同。深圳偏重旅游、服务业、房地产，而蛇口着重小工业，发展同深圳不相上下。
在行政上，蛇口属深圳市的一个区，但他是独立的，干部都由招商局自己调配。袁庚很善于用人，也采取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他经常召集一些内地的学者、专家探讨经济改革的问题，后来发生著名的“蛇口事件”，就是在蛇口举行的一场“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触犯了北京一些老人，在中央常委会上，有人点了袁庚的名，批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中央没有正式通知我，但有人告诉了我，常委会上，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保护了袁庚，没有让这件事发展下去。我对袁庚“打招呼”：改革要搞，但要注意一点，免得有人找麻烦。
蛇口发展很快，招商局本身发展也快，袁庚采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营方法，招商局海轮运输吨位发展很快，各方面的业务也蒸蒸日上，交通部很满意，当时的部长叶飞，对袁庚更是欣赏。
华润在形势的逼迫下，业务也开始多元化。以前，做为经贸部在香港主要的对外贸易机构，华润实际上垄断了中国在香港的对外贸易；现在，各省市自己开始经营，华润的垄断地位逐步消失，不得不从多元化着手，改善经营，董事长张建华改革意识很强，所取得的成绩也比较大。他们不仅在香港发展，而且向外扩展业务，在美国、欧洲都设有分支机构。华润集团已成为香港有影响力的一大企业。
即使原来比较保守的中银集团，也有了改进。我初到香港，听到不少反映，讲中银放款太谨慎，对大项目不积极，反而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声誉颇佳，认为他生意做得很活。我向中银蒋文桂、黄涤岩求证，他们同社会上看法不一致，认为庄世平的胆子大，但放款烂帐多，我还是建议他们对外界反应多做考虑。
中银负责人熟悉业务，不断扩展、改进他们的业务，在香港金融事业、经济发展、支持内地改革，尤其团结香港华人资产者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资在香港的发展，曾引起一些当地华人资本家的疑虑。首先是国货批发商的疑虑，过去中国主要通过华润统管外贸，华润再通过本地批发商来销售。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逐步改革，经贸部允许一部分商品，由各部委、各省市自己来经营，各地纷纷重新寻找自己商品的经营者、代理商，损害了原国货批发商的利益。这种情况，应该说，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对港商来讲，原来的批发商受了影响；但香港另一部分新的代理商得益了，因为各省市、各部委仍是通过香港的市场来经营的，因此，从香港总体来讲，只是有失有得的问题，这种情况无法完全避免。
工委内部针对这个现象讨论，确定尽可能照顾原批发商，例如介绍他们同各省市、部委接触，获得一些新的货源，也要华润注意用新的业务，进行一些补偿等等。
中资业务的开展是多样化的。本来港人担心中资机构拿的是国家资金，不管赚钱蚀本都会硬搞下去，香港人竞争不过。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仅是少数。香港社会传说，中资带了多少多少资金到香港投资，当时有人估计八十亿，也有人估计一百亿美金。按中资机构的总投资数，当时这些说法，显然多估了。还有人说，这些资金是从内地带来的，显然是不了解情况。
中国国内正在竭力设法吸收外资，怎么可能拿这么多资金到香港投资？这正是李先念、陈云担心的事情。李先念讲过：“我们自己很需要资金，不能拿内地资金去香港投资，为英国人添光彩。”
我知道内地到香港的资金有两种，一种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拨款，这数量有限。数量较大的几笔，据我了解有一下几项：一是国家拨给几家大公司如中信、光大的，不会超过三至五亿美元，一是拨给香港新华分社的一亿美元，各省市的拨款不可能上亿，即便某些中央部委可能多一些，也不可能上亿。因此，总数加起来估计在十亿美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