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建议，得到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会议原准备开两天，只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几位负责人，公推华东协作区汪道涵牵头，正式向中央写报告。我要求汪道涵在写出报告后，寄一份给我，汪表示同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下文。我给汪道涵打电话催促，也支吾以对。
建设高速公路的设想，我还向广东省的负责人林若、叶选平以及福建省的领导人（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建议过，希望他们与“港澳国际”合作建设深圳至厦门的高速公路，他们都表示赞成。但广东想自己来搞，福建则表示，能否先支持他们把福州——厦门——泉州的高速公路建起来，然后再建厦门到深圳高速公路。他们的想法，我也赞成，并交代张建华同他们具体洽谈，这已是“六四”以后的事情。不久，我就退休了。
八七年，我组织一批香港的实业家——大多是搞工业的，亲自带他们去江苏，沿沪宁线一路参观到上海，想在引进外资、支持内地改革上做一些直接的工作，取得一些经验。江苏、上海都很重视，省长顾秀莲、市长江泽民亲自出面接待，这些人看了江苏、上海之后，都非常有兴趣。
在江苏，我感觉江苏主管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件事不积极、不感兴趣。这个人原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后来调回江苏，负责省的外经贸的工作，江苏地方上许多干部对他意见很大，认为他保守，在对外贸易、吸引外来投资方面不积极。碰到这样一位主管，影响这次江苏之行未能取得具体成果。
不久，我又带一批人去苏州，港澳国际的张建华也同去。此行原想具体促成一些项目，事先，我传话给省委：“假如省长不来，我们就不来了。”因为省长不来，确定项目的可能性便减少了。因此把省长顾秀莲“逼”到苏州，确定了一些投资项目，初步达成了协议。会后，那位外经贸主任竟然借口不予同意，省长对他也没有办法，我很失望。
同一年，我又第三次去江苏，直接去苏州。我想，省里阻碍大，苏州市委书记、市长积极要发展，可通过苏州市来“突破”，介绍一些不需省里批准，适合县、乡镇工业的中小项目给苏州。果然取得一些进展。这些都是经港澳国际公司来具体办理的。后来，港澳国际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都成立了分公司，不断发展业务，对进一步利用香港的条件，支持内地开发、改革开放，起了一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