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立即插话：“不行，香港应去找世界市场，国内市场有限，不要来挤国内的产品。”我理解他认为允许香港产品进口，会减少国家外汇收入，并影响大陆工业的发展。
我继续说，香港经济是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英资依靠特权、垄断、控制不少经济部门，处于举足轻重地位。近十年来，华人资本崛起，他们不少依靠英国起家，现已逐步成长为英国资本的主要竞争者。东南亚华侨资本、台湾资本，以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都认为香港是容易赚钱的地方。“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为他们带来不同的忧虑和打算，要繁荣香港，必须争取他们继续在香港投资。我说：“我们考虑的方针是：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
胡启立听了很感兴趣，他重复说了这二十二个字，和我一句、一句核对，做了笔记。
我对实施这个方针，汇报了初步想法。说到壮大香港中资企业时，我建议说到：可否学习香港商人改革进出口业务的经营。对投资房地产、股票、黄金等业务，进行试点，而后考虑逐步推开。
李先念立即回应：“陈云同志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国内资金还不够用，哪有钱出去投资。”
此外，我又提到中国银行做生意的手法太谨慎，生意对象只集中在中小户，开拓大户不够，要改善。
对此，李先念、赵紫阳都没有插话，散会后，赵紫阳个别做了交代：中银的改革要小心，整个国家的外汇都靠它！
最后，我提议整顿新华分社、港澳工委的组织，改善干部士气低落，以及“一左二窄”的情况。要求中央批准扩充新华分社编制，增加经费，改革工作员工工资制度，逐步向社会工资靠拢。
赵紫阳说：“要人问组织部。”那位组织部副部长随即问我：“要扩编多少？”我已估算了今后的工作量，回答说：“分社现在连看门、司机等勤杂人员只有百多人，难以应付今后任务，估算要五、六百人。”他嘱我弄个详细编制，让他们考虑。（结果认识编制后来扩充到四百人。）
要人后又要说钱。赵紫阳指着王炳乾说：“要钱，你找他。”王炳乾是铁算盘，我在江苏工作时，每年至少和他吵一次架：地方要少缴多留，他则要多缴少留，最后总是算不过他。他这次说得慷慨，笑着问：“你要多少，预算带来吗？只要先念、紫阳同志点头，我给！”我也笑着说：“工作还未安排，哪来预算，你们给香港、澳门的钱也太少了，全年才给三千多万（港币），这点钱，就可以拿回香港吗？”说得几位负责人都笑了，赵紫阳也笑着说：“你向王炳乾开个价吧！我和先念同志都没有意见，是吗？”李先念笑着点点头。后来，经常费、特费共给了三亿多港币。第一年，没有用完，“盈余”了一亿多港元。
第二天，我到勤政殿见胡耀邦，简要地汇报一遍。胡耀邦说：“你三个月内做到这样的汇报，我很高兴。港澳工作中央分工，先念、紫阳他们负责，以后你多向他们汇报就可以了。”接着我又去找也在勤政殿办公的胡启立，他邀我一起午餐。中南海的膳食供应，极为简单，他们个别就餐，没人一份，两菜一汤，味道相当可口。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谈，我说：“你交代三个月要做到的任务，我总算勉强交差了。”胡启立笑着说：“不错！不错！你想要人，我可以推荐几个。”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说：最需要一个“二把手”，能够帮助“管家”；次要的，是管宣传的人才——“秀才”。他告诉我：“‘二把手’中央正在为你找。”他倒想起一个做宣传工作的人，向我推荐，说着便放下碗筷，写了两个名字给我。（这两个名字递给中央组织部考虑后，结果只来了一个。）我将胡耀邦的交代，向他复述一遍。两人又闲聊一会，很愉快地过了一个中午。
这次汇报，基本上得到中央肯定，三个多月的日日夜夜，没有白费，兴奋之外，更增信心。
16
回香港前，我专门去见了姬鹏飞。他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顶头上司。每次回北京向他汇报请示是必需的例行公事。
姬鹏飞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内。和其他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一样，他的办公室共占三个房间。一间给他两个秘书，一间会客兼作小型会议厅，一间姬鹏飞办公用。三个房间都明亮宽敞，我们两人谈话，多在他的办公室。
我向他表示，打算年底在深圳召开港澳工委扩大会议，落实对港澳党组织的整顿调整，请他或李后届时到会指示，他听后表示同意开会，问谁来参加会议，“到时再说。”我又征求他对我的汇报作指示。（汇报会上，他没有发言。）他说：“可以，先念、紫阳都讲了，就按他们的指示办。”
回港传达后，工委扩大会的筹备活动随即开始。所谓工委扩大会，即与会的不仅是工委委员，还包括工委领导下所有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代表，与会人员约有一、二百人。
我认为香港回归祖国，任务光荣、艰巨，一国两制，又是一项历史性创举。中央港澳工作主管部门，港澳工委本身，竟无通盘部署，这种局面需要改变。
当时港澳地区党内，新华分社内，干部工作散漫，思想问题多，多数人工作上处于半盲目状态，要他们做些什么，无明确要求。正如一个企业，要办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才能全力以赴取得成功。开扩大会议的目的在此。
开会的地点有人主张在广州，我主张在深圳，我的考虑是，会议预计要开一个星期，与会者多是各单位负责人，如果期间单位有事，可以随时回去。
离开香港开会，主要考虑是保密；即不能让外界知道港澳共产党在开会，也不能让外界知道开会内容。香港太敏感！我考虑，这么多单位负责人同时过关离开香港，能瞒得过港英政府？何况，港英政府有专门机构全天候监视新华分社和中国在港机构的电话，他们的情报部门也并非白吃皇粮，但事在人为，我们要尽力而为。
我们又担心如果传媒获悉，向社会报导，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为了掩护，对外采用了一个经济研究会的名称。果然成功地瞒过传媒。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很帮忙，让出新园宾馆作会址，会期中要他帮助，有求必应，真的尽了我对他的要求：深圳是新华分社的“后方”。
最主要的筹备工作是会议报告，由分社代秘书长杨奇找人撰稿，内容以汇报提纲为基础。十一月开会前几天，看了初稿后发现无法使用。这不能责怪杨奇，王匡任期内，他虽然是代秘书长，但基本上“闲置”，办公室主事的是号称“二社长”的办公室主任。此人和办公室的秘书们看来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只好用了几个白天黑夜，自己重写了报告提纲。
会议是在十一月召开的，我发表工作报告一天，接着分组讨论。
港澳办姬鹏飞、李后都没有来，只来了两位处长列席会议。不可能请他们在会议上作指示了。他们也声称没有带指示来。一年多以后，我方知姬鹏飞、李后故意不来。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工作报告，有几个要点：
一、从中英公开谈判香港回归开始，到“九七”中国恢复主权十六年过渡时期，香港社会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争取人心是第一要务。
二、过渡时期，中英矛盾是香港的主要矛盾。中国对英斗争策略，是通过和平谈判，既斗争又联合，通过斗争取得联合，保证香港回归，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稍后，改“联合”为“合作”，词意更确切。）
三、依靠香港工人阶级、依靠广泛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是实践一国两制方针的两翼，缺一不可。
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一国两制方针。在意识形态上求“大同”——爱国爱港、赞同香港回归；存“大异”——可以批评共产主义、共产党，可以宣传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主义。
五、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维护香港经济繁荣。
六、整顿党的队伍。在政治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香港、澳门就是实行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保持港人高度自治方针。坚决客服“一左两窄”错误倾向，要走出“左派”狭窄圈子，走向社会，深入各阶层群众，团结中间分子，争取“右派”。
小组讨论很热烈。同意、补充的意见较多。部分本地党员代表有异议。会上讲出来的，主要是：第一类，对过去工作成绩肯定不够，责备多；第二类，有些话是中央没有说过的，是否妥当，有怀疑；第三类，外界有人认为，我来香港后，新华分社成了香港第二权力中心。
讨论结束，我做了“总结”讲话。接受第一类批评，补充了过去工作成绩部分。对第二类意见，没有作解释，留待未来实践检验。
第三类批评，做了解释。我说：作为新闻机构的新华分社，人们不可能视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作为国务院派出机构，它要代表国务院尽派出机构之责，进行一定活动，在当前中英谈判回归之际，香港同胞承认新华分社为祖国代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争取人们归心工作的初步成果。在“九七”之前，新华分社不会，也不可能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侵犯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
会议休息期间，私下品头论足的还不少。因此港澳办的两位处长，将这些议论，自然都带回去了。
从我七月上任到工委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以往香港工作“一左二窄”的倾向，改变工作作风，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改变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争取人心回归。也期望通过这次深圳扩大会议，落实香港工作的全盘方针、政策，团结全体香港党的组织和工作干部，为保持香港继续繁荣，贯彻“一国两制”而努力。
17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有组织活动的历史已很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依靠苏联援助进行北伐，从那时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的组织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开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许中共机构在港存在和活动，是迫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装——东江纵队九大队的配合，保卫香港。香港沦陷时，中共游击队曾拯救了不少英国人逃出香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南方局曾设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设立。同时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华分社的面目出现，第一任社长是乔冠华，他也是工委的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南方局撤销，中央委托广东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小组长是廖承志，党的工作由广东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国务院成立港澳办公室，廖承志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领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长期以来，香港始终是中共活动的重要据点。香港一直在英国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动，是“白区党”。新中国成立后，形势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但在处理上不得不有所改变。同时，随着中国在香港的外派机构逐步增多，外派人员增多，党员也增多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的发展，特别是中英两国进行关于收回香港的谈判以来，英国统治香港已时日不长，香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虽未公开活动，港澳工委的领导机关——即新华分社——的一些活动已经半公开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组织存在，一直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已成公开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领导时期，领导班子的组成，有书记、副书记、工委委员，约四十人。工委委员中，除了书记、副书记外，还包括工委机关各部负责人、内地在港企业机构的党员领导干部。如当时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华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建华，招商局代董事长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员。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对内是中央侨委在香港设的港澳侨务领导小组，其负责人也是工委委员。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这是澳门的特殊情况，葡萄牙澳门政府柯正平是中国政府代表。——分党委书记是郑华，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员。
香港共产党的组织，在廖承志主管期间，大体分两部分，也可以讲分为三部分。一是当地的秘密地下组织，完全是地下党的做法，通过个人单线领导，直接向廖承志负责。
另一部分是工委机关，即新华分社和中央及内地派出机构，派出人员中的党员。中央有不少部门在香港有外派机构或外派人员。所谓机构，有大的，比如外交部外派的签证处；有小的，如军委总参在港有一小组，专门收集国外的书报、刊物。各省也有派出机构，往往是在他们组成的香港公司里。这些党员由工委组织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领导。
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央侨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们管理的那部分党员，他们自成系统，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所有在一个地方的党员都由当地的党委或支部来领导，因此，侨委委托工委来领导这部分党员，人事由侨委自己负责。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门有中共党员六千多人，从内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当地党员。
虽然这些党的组织归港澳工委领导，但实际上，当时的工委只能管理党员的组织生活、学习、传达中央的指示、新党员的发展等。至于业务上、人事上一直是双重领导。这种双重领导执行起来情况很复杂，问题也多。比如王匡任内，曾打算由工委统一管理中资机构的一切工作，包括其业务部分，没有成功。我到港后，也有人向我提出这一建议，我认为不可行。各中资机构分属不同省、市和中央不同部门管辖，别讲共产党在香港处于地下状态，我在江苏的时候，中央各部委的下属机构也很难统管。他们对中央外经部业务的指示更尊重，因为他们要项目、要钱、要物，要靠业务上司。
我认为，只要求中资机构在涉及香港、澳门的问题上，接受港澳工委的意见，做到这条就很不错了。
果然，后来在一些问题上，常有分歧。如工委从政治上考虑，希望中国银行贷款给某人，开始还勉强做到，后来却坚持要由北京主管部门批准。我们也不反对，双方都向北京请示。可是要获得北京批准很不容易，有些勉强同意了，意见却很大，他们向中央告状说，许某人“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太多了”（指政治性贷款）。
其实，贷款基本上仍是按业务规则办理的。无条件贷款仅属个别现象。银行要我代表新华分社做担保，我照办，出具字据。
到任后，为搞清楚“一左二窄”的具体表现，成为我和干部及工作人员交谈的重点。几位原社长、副社长，大都沉默相对，不提供材料，不表态，部门的干部在会上见他们不讲，也都不讲了。个别谈话时，少数广东籍干部也不肯讲。内地来的干部可能“包袱”少，反映了不少事例。例如某人告诉我一个走极端的事例：
工委一度对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七十年代》（现改为《九十年代》）和《争鸣》杂志持支持态度。西单“民主墙”事件后，这两个刊物态度改变，批评邓小平的反民主言行。北京不能容忍，廖承志把王匡叫到北京，当面交代：“把他们彻底搞垮！”王匡回来要杨奇坚决执行。杨奇表示：在香港条件下，“彻底搞垮”有困难，而且和两个杂志以往关系较好，主持人都是“左派”的朋友，有的还是从“左派”机构出去的，还有个刊物原在“左派”印刷机构印刷，也不再替它们印了，想用这样的手法来“摧毁”这两个刊物。在香港社会，怎么能做到呢？结果反而引起社会对这两个刊物的同情，不仅本地，海外也一样。两刊非但没有垮，反而提高了知名度，发行量有所增加，影响更为扩大，这种“左”派幼稚病的作法，连廖承志也不能免。
机关风气保守，不伦不类。比如机关互相之间，文件上统称“兄”，例如一部门称另一部门“李兄”，保持地下党做法。事实上，看了文件内容，就会知道“某兄”是哪个部门，文件泄露出去，一样保不了密。部门之间互不沟通，把自己管的工作与“关系”，看作是个人资本，不允许别人过问，具体说法是“他不能插手”。这种作风，连工委一些主要领导人也不能免。
李菊生当外交官多年，实属中共中央调查部管辖。后来中央调查部撤销，转归国家安全部管理，是职业外交官，也是职业情报人员。在工委，他是第二社长，帮助王匡处理全盘事务，还分管情报保安工作。我遵中央指示，要纠正工委的“一左二窄”，除王匡外，他反感最大，只要会上提及有关反“左”反“窄”的事，他总是紧皱眉头，板着面孔。见面笑容很少，严肃异常。他开会时也很少发言，有不同意见，也只简单表达，给人一种冷眼旁观的感觉。
我到香港前后，他从未向我主动介绍工作情况。他专管的情报工作，更神秘得一句也没介绍过。
中英第二轮谈判，李菊生是中方代表之一，以工委的副书记、第二社长身分安排他参加会谈。按理，他是代表工委参加，就如尤德参加英国谈判代表团一样。（中方不承认尤德代表香港政府，只承认他为英国代表，避免英方借“民意”为谈判时的筹码。）李菊生应该每次参加会谈前，将本次会谈主题内容、我方的斗争策略，向工委汇报，以便工委根据本地各方反应，提出建议，供北京参考；会谈回港，亦应将北京对工委建议的看法、会谈情况，下次会议主题，工委要为那些问题搜集资料等事做汇报。李菊生从没有向工委或我个人这样做过，至于他有否以第二社长身分去搜集资料或找研究室研究课题，我亦不得而知。
中英谈判的情况，李菊生对我和工委是封锁。我了解谈判情况主要靠两个渠道：一、参加北京召开的有关会议。二、阅读外交部编印的“情况通报”（专供部长以上参阅的内部文件）。这种情况，至乔宗淮接管李菊生任谈判代表后才改变。
李储文和祁锋合作，分管统战工作。祁锋在港工作十多年，工作关系较多。李储文和他合作半年多后向我诉苦：祁锋从不向他介绍情况与工作关系，什么也不告诉他。李储文抱怨，无法再合作下去。我说服李储文：“他们几位差不多，不只祁峰，我们不要受影响，要放手工作，有问题，我会支持你。”
在干部使用上，原工委领导人有宗派情绪。我来港前就已听说，他们搞“广东帮”。七个社长、副社长，有三个是广东人，他们的小圈子，连广东省籍的干部也感到被关在门外，受歧视。
杨奇是代理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但王匡等对他并不信任。王匡如有事，不论公私，不找杨奇，直接交办公室主任处理。机关内部，称这位主任为“二社长”，对他意见很大，反映他眼里只有王匡、李菊生。只要是这两人交代的事，即使不符原则，他也会照办。对其他人，则一律“不买账”，对同级“目中无人”，对下霸道，分社做事务的员工，多是所谓“反英抗暴”中失业的地下党员和“左仔”社团职工，这位办公室主任对他们态度粗暴，极不尊重。被员工视为“虎”。
特别使人反感的，是不少干部反映一件事：有一位北京派来的外地（非广东籍）副社长，与王匡等关系很紧张，北京将他调回内地。按规定，副社长持有外交红皮护照，过海关免检，多带一些规定外的小件物品，一般不会引起海关例外检查。主要靠持照人自觉。据说在王匡、李菊生授意下，办公室有人写信给深圳罗湖海关，检举这位副社长携带走私物品。海关因此搜查了他的全部行李，查出多带了一块手表。海关上报到北京，这位副社长不仅做了检讨，还受到全国通报处分。当然，这位副社长多带一块手表是不对的，工委领导人既然发现了，就应该与人为善，当面指出错误，帮他改正，可是他们竟然当面不提，背后整人。这种作法，在党内、在同事中，很不光明磊落，连与王匡同过事的一些副社长，都觉得寒心。
王匡、李菊生还在内部搞情报，造成干部人人自危。他们对某些人——特别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一言一行都持怀疑态度，向上打报告或小报告，甚至动员安全情报部门，对一些人设立专案调查。按中央规定，干部管理，属党和政府的人事、组织部门，他们的日常工作、思想表现，由人事、组织部门了解。犯有错误，由人事、组织和纪律部门共同调查处理。情报部门没有调查干部情况的任务，除非干部有外逃、通敌等行为，否则情报部门不能对干部作情报活动。我阅读有关档案，果然发现王匡、李菊生将一个有关在港高干子弟情况的调查报送北京安全部。（王匡有一个女儿，李菊生有一个儿子在香港，都没有列入报告。）按规定，这种事可以调查，也可以向上级做报告，但这不是情报、安全部门的业务，应有人事、组织部门主管，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与“敌我矛盾”混淆。
他们又对代秘书长杨奇成立“专案”，指杨奇社会关系复杂，和港英、台湾等方面常有来往，怀疑杨奇传递情报。另外《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亦有“专案”，指李子诵接受台湾某高层任务，并有信件为证。被立了“专案”的还有外事部负责人谭干，甚至安全部本身负责情报工作的XXX，也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依据是他和谭干二人参加工委会议时，详细做记录。王匡等人规定，会议不许详细做笔记，只能用脑。要做笔记也只能提纲式。二人不遵守规定，便怀疑他们为敌方做情报，成立专案审查，这种立案态度，是很不严肃的。
在香港做统战工作，不接触社会，不接触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做外事工作，不接触各国政府在港人员，能团结绝大多数吗？领导对干部的工作接触不放心，甚至怀疑，令干部人人自危，担心被误解、被调查，工作如何开展？局面如何能打开？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我在工委会议和全体机关干部会上宣布：今后必须遵照中央规定，在内部不允许搞党员、干部的“情报”，调查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不管什么人，违者必究。但发现某人有叛逃、叛党、叛国行为，可向领导人检举，也可越级检举。如果须进行审查立案，仍须经工委集体讨论批准。就此安定了内部。
基层党组织问题也很多，当地的地下党员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年龄大、文化水平低、蓝领工人多、分布面不广。在“反英抗暴”斗争中，相当多的党组织暴露了，被破坏。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没有。据李启新向我介绍，地方党组织分两大线（即两大部分，工委称之为“线”），工业线和学校线，两条线的主要负责人家里，港英当局都曾安过窃听器。其中一线的负责人，不仅家中被装窃听器，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党员情绪普遍不振，认为“反英抗暴”出于爱国，现在反而受批评，心中愤愤不平，工作没有积极性，也不知怎么做工作，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已有好几年陷于停顿。
眼见香港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这样一个状况，我感到十分焦虑，依靠这样的队伍来贯彻中央交给的香港回归任务，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试验，太困难了。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整顿党组织。
整顿从调整机关部门开始。工委经过讨论，决定把统战部改名为协调部，因为香港人对统战这个名词反感；把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统一起来；成立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妇女工作领导小组，以开展青年与妇女工作。最重要的调整是在港岛、九龙和新界成立三个分区工作委员会，作为港澳工委的派出机构，领导这三个地区的组织和党员，展开群众、社团和屋邨居民工作。
对党的基层组织也进行调整，改变了原来地下党和机关、企业党两条线的做法，把两条线合并起来，以期让地方上的党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估计港英方面已相当了解地下党组织情况，继续依靠他们来发展新的组织，不可能保密，因而改变原工委不准他们公开活动的决定，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下，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开展活动，发挥作用。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发展一个绝对秘密的新组织，决定在原地下党组织里，筛选一些估计港英可能没发觉身分的党员在社会中、上层做工作。这部分人仍然实行单线领导，采取地下党严格的秘密做法。其余的合并以后，归三个分区工委管理。
随着机构、部门的变动，对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相应调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门负责人。
这一次调整，使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顿是不顺利的。几位原副社长实际上不肯合作，会议上，李菊生、罗克明讨论问题不表态度，或对一些问题三言两语、冷冰冰地持否定态度，如在工委讨论设立三个分区工委时，李菊生只说了一句：“为时过早。”在杨奇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秘书长的讨论中，他和罗克明都不直接表示意见，只讲几句言不由衷的话。
李菊生等几位不合作的态度，延误了不少工作。中央书记处也知道他们和我“不团结”，我虽然反映过情况，但未提出改组要求。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经他启发，我正式向胡耀邦提出改组要求，胡耀邦原则上同意了，交代习仲勋与中央组织部和我商订调整方案。
不久中央决定，李菊生、罗克明退休调回内地，当时副社长中，李启新已退休，叶锋另行安排工作，两人已先行回到内地。副社长祁锋和曹维廉经我要求中央后，继续留在香港帮助工作，对内任顾问，对外保留副社长职称。习仲勋推荐调澳门分工委书记郑华到香港任港澳工委副书记，新华分社副社长，获中央批准。澳门分工委书记一职，我建议调前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继任，时周鼎已调出深圳，传说广东省委准备向省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他出任副主席，我征求赵紫阳意见，他高兴地说：“我正为他的出路发愁，你的考虑我赞成。”又说：“好是好，他经济工作还可以，政治上经验不够。”我说：“政治上可以锻炼嘛。”赵紫阳指示秘书打电话告诉中组部，说他同意这个安排；中央同意了。这样，我的班子不再设第二社长职务，副社长从原来几人（包括第二社长），减至四人，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包括部以上，从六十五岁降至五十五岁，具体情况是：
社长、港澳工委常委、书记：许家屯
副社长、港澳工委常委、副书记：李储文、郑华
副社长、港澳工委常委：陈达明、陈伯坚
港澳工委常委、澳门分工委书记：周鼎
中资机构的常委不变。
顾问（对外称副社长）：祁锋、曹维廉
秘书长杨奇获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并列席工委常委会。对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调整，主要是新设社长助理职务，人选包括：
谭茀云、陈凤英、王如登
副秘书长：乔宗淮、毛钧年
几个月后，祁锋退休回广州，曹维廉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在港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