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费彝民也走出大会堂，被记者留住，也利用这机会，对驻军问题做了一些补充解释。当日下午，我请新华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韩力，将邓小平关于驻军问题的谈话，较全面地搞了一份材料，分发给香港记者看，供他们做报导参考，力求减少港人的疑虑和社会震惊。
后来回到香港，我也利用各种场合反复解释：中国在香港驻军是主权的象征，驻军费用不需香港负担，现在英国驻军，香港要负担四分之三，中国不会如此。驻军人数不会太多，邓小平讲只需三、四千人。驻军不会干预香港的日常事务，也不会管社会治安，治安由警察负责；只有在遇到灾害或者发生动乱时，应特区政府要求，军队才会出来帮助稳定。驻军只是预防性质。
当时香港社会有相当多的人不主张驻军，他们担心解放军干预地方事务，不遵守地方法令等等。有人主张军队驻在深圳，不要来香港；有需要时再过来。
邓小平关于驻军问题的讲话由香港传媒报导后，社会上果然出现强烈反响，恒生指数下跌三十点。我迫切感到，有关中央的香港回归方针政策，我们的宣传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应该筹划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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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年元月，中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第八轮，中方宣布更换谈判代表团团长，由外交部部长主力周南接替姚广。据我所知，这次“阵前换将”，是中央外事小组的决定，他们认为在前几轮谈判中，面对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纠缠，姚广斗争不力，致使谈判没能按照中方的设想展开。
第八轮以后，谈判总体来讲是顺利的。四月，英国外相霍维访问北京后抵港，公开宣布英国在九七年放弃对香港的主权，他还说：“要达成一份能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这说明，英国已决定，九七年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一起交还给中国，谈判的主要问题应该讲已经解决了。
然而，根据外交部通报和乔宗淮自北京谈判桌上带回的消息，我知道，中英双方仍在为一些问题争执不休，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中方有关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提议。
中英之间设立这个小组，是邓小平的主张，目的是在九七年前——即香港回归祖国前这十三年过渡期内，有关执行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问题，双方通过这个专门设立的小组进行联络和磋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此提议，英国和香港社会反应强烈：英国不愿意当“跛脚鸭”。“跛脚鸭”是个美国俚语，新总统当选而旧总统尚未卸任时，旧总统实际上已难再有所作为，被成为“跛脚鸭”。
英国不愿意“九七”前的香港政府成为“跛脚鸭”，他们顾虑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或另加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抗拒情绪很大。他们采用一贯手法，把中国这个提议的内容公开，广泛地制造舆论，以此压迫中方收回提议。香港社会一时反对声浪不断。
中方向英方解释，联络小组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权利执行机构，而是双方遇到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时，商讨解决办法的联络机构。它既不参与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对其起监督作用。
在后几轮谈判中，这个问题一直僵持不下，眼看中国设定的谈判限期九月快到了，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谈判团很紧张，似乎找不到解围之道。
八月，我返北京述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迎接，告诉我，中央负责人都去北戴河度假，姬鹏飞也在那里，要我立即去。
北戴河的夏天凉爽宜人，海滩绵延几十公里，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每年七、八月，铁道部都要为全国各地涌来的旅客，增添加班列车。我先乘车去海滩，弄潮儿众多，五色缤纷；午间，我也参加行列，到近海去“泡”了几趟（我游泳技术太差，只有“泡”的份）。
中央负责人住在以往外籍人士构筑的红色铁皮顶的小别墅内，他们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住宅附近沙滩上，完全另个样，静悄悄看不到几个人。
晚凉时，我在树荫下，向胡耀邦汇报香港近况，一轮到最近中英会谈的僵局，胡耀邦说：“英国人过去撤出殖民地的记录太差。香港收回，过渡期还有十多年，他们会不会不负责任，做些小平同志说的‘拆烂污’的事？还是要防范它一手。设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考虑是这样。当然，还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两国商量着办，对两国都有好处。”
我汇报了香港一些人担心中国可能要借小组干预香港事务，以及英国人不愿做“跛脚鸭”，然后说：“为免除英国和香港某些人的顾虑，我有一个想法，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时间，设定到‘九七’以后，让他们理解，如果‘九七’前联络小组会干预英国对香港事务的管治，成为第二权力中心，‘九七’后岂不也会成为干预中国管治香港事务的第二权力中心？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同时，在面子上也让他们过得去。此外，从我们的立场着想，可能‘九七’后有些事，还需要英国合作处理。”
胡耀邦很高兴，要我找赵紫阳，把这个意见告诉他。
第二天午睡后，我去见了姬鹏飞，告诉他同样的意见，姬鹏飞没有表态。赵紫阳的秘书打电话要我立即去，姬鹏飞说：“你去吧，把你的意见讲给他听听。小平同志这几天可能要讨论这个问题。”
赶到赵紫阳处，他等得很急。原来胡耀邦告诉他，我有打开中英谈判僵局的建议，他急于知道，因为邓小平就在当天五时，约好中常委讨论这个问题。
我做了简要的说明。赵紫阳问：“你看延到‘九七’后什么时候？”他急匆匆看表。
看来无时间细说了，我说：“时间也不宜太长，二、三年可以，最长不宜超过五、六年。”
赵紫阳点点头：“时间快到了，我们找时间再谈。”匆匆离去。
第三天，姬鹏飞告诉我：“紫阳在常委会上提出‘许家屯的注意’，小平同意了。刚才紫阳已经通知我们。”
李后在座，听到姬鹏飞讲话后，自个儿喃喃自语：“我们也有过这样意见的。……”他面部表情复杂，给我印象极深。
不久，中英两国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中英联合声明中，决定联合联络小组一九八八年后设在香港，工作到二零零零年，即“九七”之后三年。
我和姬鹏飞还讨论了航空权问题。我考虑，我们应该维护英国的权益，但也要防止他们的垄断；特区政府成立后，香港不应该只有一家国泰航空公司，即使现在也不应该这样。这问题我也向赵紫阳提过，赵紫阳同意我的看法；并从中国民航管理落后，屡训不改考虑，他认为在香港成立一家中外合资的航空公司，“刺激”民航引进外国管理经验。
姬鹏飞同意我的意见，但因为时间急促，双方等着要草签，没有时间形成具体协议，就未能避免中英在航权问题上后来发生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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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二轮、一年多时间的谈判，中英两国于八四年九月廿六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又经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英国国会上、下两院的审议通过。
中英两国政府商定，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两国政府负责人赵紫阳、戴卓尔夫人，将在北京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向世界宣告：中英用和平谈判方式，历史性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开创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局面。
这是中华民族洗雪国耻的大事。港澳办提议邀请香港各界人士，组成观礼团体赴京观礼，我和副社长们很赞同。但港澳办通知的名额，只有六十至八十名，显然少了。
我到港已一年多，频繁接触中外人士，广交朋友，初步改变了过去新华分社“一左二窄”的局面。我的头发，要创造、利用每一个机遇，进一步打开统战工作局面。观礼活动有两国领导人出面，尤其有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出席，是动员一些平常较少和我们接触的统战对象参加，对他们进行工作的好机会。因此，拟定邀请名单时，我交代协调部的负责人，除照顾到各阶层，都要有代表人物参加外；尽可能多邀请社会上的“右派”人士，特别是港英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以突破港英政府限制官员与我方交往的规定。协调部据此，排出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超出港澳办的规定。经与港澳办磋商，同意增至一百名。协调部再做挑拣，提出一百零一人的名单，说没办法再减了。我们也就这样决定下来。
观礼名单涵括中英籍人士，八名港英政府官员，十名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行政、立法两局首席非官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议员都在邀请之列。英国在港巨商有汇丰、太古、渣打的主席。（我一直抱憾的，没有邀请怡和与港电的主席。）此外，我们试探在港台湾势力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或无回应，或表婉谢。总之，这个名单，有所突破，也有不足。既限于名额，也有港澳工委思想“解放”不够的因素，包括我在内。
北京同意这个名单后，再由新华分社外事部出面，征得港英政府及受邀人士同意，由我陪同，在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乘机飞北京观礼。
十九日下午六时，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出席了仪式，采访的中外记者多达两百人，中国还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转播仪式实况，香港各界人士观礼团被安排在签字绿绒长桌的斜对面，目睹这历史场面。
在摄影机的银光频闪中，赵紫阳的戴卓尔夫人分别在声明文书上签名，然后在一片掌声中，互相交换文书，正式完成签署中央联合声明。从此，殖民统治即将过去，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邓小平那天十分高兴，仪式结束后，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到九七年体力仍能支撑，一定会到香港看看。在场的港澳人士听了十分高兴，船王包玉刚，巨商李嘉诚、查济民等人立即向我表示，非常希望邓小平在九七以前就到香港看看，盼我促成。我转告赵紫阳、姬鹏飞，他们都笑而不答。我知道他们不便表示可否。我动员赵紫阳：“你可以到香港看看。”赵反问我：“怎样去？”使得，他是总理，没有邀请怎样去。“将来你访问英国，回国时，可以顺道访问。”我说。赵紫阳笑笑，“是个办法，但手续也不简单。”我看他有些心动了。
回港后，包玉刚等又提到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九七”前来“看看”的事，谈到谁邀请，以及住宿问题。我说：“姬鹏飞来港，可以接受港英政府邀请，新华分社出面也可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就不适合了。”包玉刚满有信心地说：“总会有办法的。实在不行，由我们出面也行。”他和邓小平有死角，我考虑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但我没有说出来。
谈到邓小平来港住在什么地方？酒楼总有些不便。包玉刚便带我到他石澳的别墅看是否合适。亚视老板丘德根也请我到他家吃饭，顺便看看，中央领导人来后可否供他们居住。他们的房子都很宽大，包玉刚的别墅踞山面海，风景极佳，但都只能住主客，随从及保安人员无法安排。我经工委同意，姬鹏飞批准，购买原佳宁集团主席陈松青赤柱住宅，一个院落里的七栋住宅，作为招待所，北京领导人来港可作住所，平时并可招待香港各方面的朋友。陈松青企业破产后，这七栋住宅为银行没收并转手卖给包玉刚，当时已属包玉刚的产业，因此很快成交。买时，社内有些同仁担心价格高，恐有反映，我说服他们，作为地产投资，也可买下。七栋高级住宅，当时购价为四千七百万港币，现价可能达一、二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