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桐柏山区的地形，对我们不利呀！”程子华说。
“确实！北有庞炳勋，西有萧之楚，东和南边又有五个‘追剿队’！”徐宝珊补充说。
“海东，你有什么想法？”吴焕先看徐海东不做声，便问道。
徐海东说：“这桐柏山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范围狭小，又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难以立足发展。反正我们这些‘山大王’，有山就好办，桐柏山呆不住，就北向伏牛山！”说着，他把手指停在地图上伏牛山的位置。
“具体路线，我们不能这样直接北上，采取向南佯攻枣阳，取道豫西平原，再西转向伏牛山！”吴焕先说着，手指也不停地在地图上移动。
“好！”程子华把拳头往桌上一砸说，“我们来他个声南击北！让蒋委员长的计划再次落空！”
国民党官兵，好像红军指战员棋盘上的一颗子，摆到哪是哪。他们果然中计。各路追堵之敌纷纷向枣阳集中。红二十五军突然于22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在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领下，折向东北，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马合田、贾楼等地，乘虚北上，进入豫西平原，打破了敌人的追堵。
长征以来，徐海东一直率领手枪排、带着前卫团，指挥冲锋，抢占隘江。他昼夜不眠，两眼熬得又红又肿。程子华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说：“海东，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你从前卫团改成后卫团吧！好在职后边略略放松休息一下！”
徐海东想，军长对部队情况不太熟悉，再说，从分工上讲，副军长也应该是前卫。他说：“前与后，都一样走路，在前边早到，还早休息呢！”
吴焕先太了解徐海东啦，这个人，舍已为人，可以两肋插刀。从来都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安逸让给别人。便支持程子华说：
“海东，今天应该叫我们在前头了！”
说着他和程子华一块朝前卫部队走去。
谁都明白，部队的前卫团与后卫团相比，要劳累多了。如果把行军中的部队比作一条游龙，那前卫团就是龙头。负责侦察、带路、冲锋、占领有利地形等重任。作为前卫团的指挥官，更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丝毫不能麻痹大意。在敌情严峻时，更是如此。后卫团任务虽也很艰巨，但精神上放松多了。
部队刚一出发，徐海东就支持不住了，骑在马背上打起盹来。
豫西平原，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盛强，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红二十五军在前进途中常遭地主武装的袭扰，行进缓慢。敌人派出的便衣侦探也常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他们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并借机造谣惑众，底毁红军声誉。
这里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平原堡垒，构成一落千丈片杀机四伏的连环阵！
省委明确提出几项必须遵守的规定：
部队每到一地，不得进驻围寨；
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
对于寨主豪绅，不打不分其财；
只要为我让路，均应以礼相待。（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省委和军部的领导分别到各团队召开干部会议，宣讲有关政策和群众纪律，要求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为，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以党的政策去夺取胜利，争取在两三天内顺利通过围寨区域。
晚上，徐海东、吴焕先从徐宝珊的屋子里走出来，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抬头朝夜空望了望，一轮贺而又明的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
“副军长，政委，你们还没睡么？”屋檐底下，忽然冒出一座铁塔似的黑影，操着浓重的鼻音问道。
“是艾武（郑位三的警卫员）呀！唔！今晚的月亮，还是那么亮！”吴焕先不由嘟哝了一句，随口问道：“老郑还没睡？”
“他还在写信！”艾武答到。
两个人走进郑位三的屋子。郑位三伏在一盏油灯底下，面前堆着几叠信封信笺，全神贯注地挥动着一支中锋狼毫……
“喏，还没写完吗？”吴焕先问。
“快了快了！一个晚上我能造出几个团的兵力呀！”郑位三这才抬起头来，两撇八字黑胡一撅一撅地笑着说，“每封信顶一个连兵力。明天要过十几个大的围寨，都得写上一纸广告，派人事先送到。呵呵，对待这些封建寨主，信中还必须抬举几句，讲明这军北上之目的，晓以民族大义。我们的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在桐柏山没有散发几张，现在倒是不够用了，散都散不过来了……”
“就是，就是，”徐海东连声说，“每一张‘出发宣言’都抵得上几个班的力量，赶快再刻印一些，沿途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攻都攻不破的地主围寨，一封书信、几张传单，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这真是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啊……”
“对了，”吴焕先说：“你的三字经、四言诗、顺口溜现在也有用武之地了！编上那么几句，教给宣传部一路上喊喊，加强政治攻势嘛！”
第二天，部队过往时如入无人之地，一切都很顺利。有的寨主，还在寨外摆上桌椅，放了些香烟，茶水、糖果之类的东西，以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我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中午。王家大庄。
高墙耸立，栅垒重叠。城楼上各种形状的龙凤旗向路过的红军战士“招手致意”；刀矛剑戟林立两旁，鼓乐高奏，作为欢送红军战士的仪仗队，寨墙垛口，荷枪实弹的团丁在“维持治安”。好气派的大地主啊！
有那么几个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模样的青年，竟在城头上摇头晃脑地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跟红军指战员逗着趣儿：
“你们哪是红军，是东北的奉军……”
“哈哈，在大别山吃了败仗的奉军！”
红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齐声高喊，
“我们不是奉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
“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对方听了，不禁又嚷嚷起来，“哈哈，你们身上背的铁家伙，全是奉天造的马步枪，捷克式的轻机枪。这么好的武器还打败仗，真丢人！还假充红军，别胡弄人了……”
徐海东一听，心想：我们缴获奉军的装备，反而替奉军顶骂名，不行，命令道：“就地休息，洗清罪名！”
不一会儿，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当场又喊了起来：
奉军奉军，没有良心；
只打红军，无家可奔。
不抗日本，丢了东北；
呜呼哀哉，国民伤心。
红军红军，炎黄子孙；
北上抗日，意志坚贞。
出发宣言，宗旨在先；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城楼上，有十来个中老年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拄着文明棍，有的手捋白须。各个身穿蓝色或紫色绸缎长袍，对这些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品格高尚的红军指战员不时地点头称赞。有个人说：“这是一支‘学生军’、‘儿童军’呀！”
徐海东看在眼里，听在耳中。不自然地回头看看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确实是支“学生军”、“儿童军”。
说红二十五军是“学生军”、“儿童军”的提法恰如其分，名符其实。
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领导同志在内，都是十分年轻的。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军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年龄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只有三十四岁。像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团营干部大都二十出头；像王诚汉、张天云汪家道、张体学、孙光、李耀等连排基层干部，多是不到二十岁；像刘华清、陈鹤桥、张池明等在军部机关工作的，詹大南、宋维（木式）、何光宇、廖辉等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当时但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同志，也才十七岁。连队战士的年龄就可想而知了。全军确实没有几个年逾十八岁以上的士兵战斗员。
正是这支“儿童军”、“学生军”，在那艰苦而坎坷的战略转移中，踏出一落千丈条闪光的长征路，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青春进行曲。
1936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一文是这样介绍这支神奇的“儿童军”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有从十三到十八岁。……
神奇的“儿童军”像雄鹰在那里（陇东高原——作者注）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
在红军政策和行动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武装地主保持中立，使红二十五军赢得了时间，胜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此的追堵。红二十五军边前进边高唱《红色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
1934年11月25日夜。独树镇东南王店。
寒流突袭，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
昏暗的夜油灯柱，忽左忽右，在这寒冷而潮湿的黑夜里挣扎。
省委书记徐宝珊拖着重病主持着军事会议。
一位当地地下共产党员介绍说：“王店距许（昌）南（阳）公路还有二十多公里。公路沿线中，只有独树镇附近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敌人防备空虚，可以趁机强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说：“敌五个‘追剿’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已尾追上来。必须马上通过许南公路，才有回旋余地，粉碎敌人的追堵。”
吴焕先说：“现在阴雨连绵、战士都是单衣，几天来没吃上一顿好饭，是不是先休息一两个小时再走。”
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说：“几天来，连续行军、伤病员增多，战士饥肠碌碌、疲惫不堪，不如稍加休息，再一鼓作气通过许南公路。”
会议商定：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率领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休息一个小时后，先行出发。直取七里岗、马庄、砚山铺一带，强过许南公路。副军长徐海东和省委率领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暂驻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
黎明时分，警卫员把徐海东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机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的水已经盛满，就在这时，外边传口令，哨子响，要立即转移。徐海东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好，一定是前边发现严重敌情，部队不能久停。
空中的雪，落在战士身上，马上化成了水。鱼背似的路面，又滑又亮，倒很明显。房前、屋后、草棚、甚至是墙根，到处是熟睡的红军战士。被喊醒的人，骂天骂地：
“它妈的，这老天给我们作对！”
“干什么不要命地走！”
“真想睡一夜！”
……
三十一年后，徐海东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
这时候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棍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挺身而出，同时也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页。）
而当时被“军阀作风”大棍打醒的一个干部，在许多年后却感动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
徐海东率后梯队在王店以北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继续往北急行军。突然，他听到“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徐海东向发出声间的方向看去：路旁有一副担架，一个病号坐在担架上呻吟着。徐海东快步走了过去。原来抬担架的民夫丢下这个病号跑了。可周围几乎全是一拐一拐的伤病员。
徐海东在担架旁边蹲下，向警卫员说：“来，和我一起抬着他！”
警卫员站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的首长是个残废腿，全身上下受过十几处伤，不骑马，风雨中跟战士一样走路，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怎么好让他抬担架呢？徐海东这时把抬担架的绳子套在肩上，又向警卫员叫了一声：“快，跟我抬着走！”警卫员还能说什么呢？伤员是不能丢的，首长的脾气一时半会是改不掉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只有服从！
警卫员眼里流着泪，身上流着汗，和他的首长，一步不停地把那个病号抬出了四五里。
“报告，副军长，军长让你马上增援，前梯队遇到了埋伏！”通信员边下马边说。
徐海东立即把担架交给别人，命令说：“吹集合号！跑步前进！”
十分疲惫的后梯队指战员，单薄的衣服被雪雨浸透，贴在身上，忍饥冒寒。许多同志的草鞋被烂泥粘掉、赤脚行军，跑步前进。
11月25日。南阳城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部。
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这个双手沾满“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士鲜血的刽子手，又一次充当了追堵红二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急先锋！他得意忘形地大肆吹嘘自己如何高见。他说：“徐海东匪部弃桐柏山，夺路北逃之时，我预见：似有经象河关及方城、叶县间独树镇、保安寨西窜企图……方城以北防务空虚，而匪又逃窜甚速，非大迂回不为功。”
“军长高瞻远瞩，真是再世诸葛呀！”一一五旅旅长刘世荣吹捧说。
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怎么样？被咱们军座不费吹灰之力，就剿灭了，冯玉祥被迫重入泰山，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昨天在北平伏法，听说还留下什么‘正气浩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何惜此头’、‘何惜此头’，那就掉头吧！掉头吧！”他越说越激动，竟然站了起来狂吼。
“坐下！要不是你尾追不力！徐海东匪部早就在象河关被消灭殆尽，今天就是庆功日了！不不赶快配合‘追剿’的五个支队，继续追剿！”庞炳勋气愤地说，“徐海东匪部第一步已过象河关，眼看就要闯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东北麓，那才真是放‘虎’归山呢，你我都等着到军事法厅吧！”
“遵照蒋总司令、张副总司令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在途中或立足未稳之机，彻底消灭徐海东匪部。许南公路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庞炳勋此时，好似稳操胜卷。他接着说道：“兵力部署是：一一五旅刘世荣部由唐河北返方城县之独树镇、七星岗、砚山铺一带，迎头进行堵击；驻叶县之骑兵团史振山部，南下保安寨等地配合堵击；一一六旅刘运通部由新野北上南召，阴止匪军进入伏牛山区；骑兵第五师李福和部和‘追剿’五个支队联手，负责尾追清剿的任务。”
11月26日13时。独树镇附近。
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第四十军刘世荣第一一五旅和史振山骑兵团已于两小时前到达，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屈庵一张阵地，突然向红军行军队形进行猛烈攻击。因气候不良，大雾覆盖了整个豫西南平原，能见度低，红军先头团发现敌军较迟，又无战斗准备，一时陷入被动，加之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下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及以致被近后撤。敌人乘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情况十分险恶。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公路过不去了。大家伙儿……各自逃命吧！”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外号叫“大金牙”的参谋主任，四下里仓皇奔逃大喊大叫。
刹那间，前梯队又一次乱了阵脚，有少数就地抗击敌人的连队，当时也表现出不稳定的情绪，惊慌失措地掉转头来，纷纷往撤退。
“同志们！——就地卧倒。——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半步！”一位飒爽英姿的青年骁将，骑着一匹栗色骡子，如同一束离弦之箭、飞奔而来。他就是年仅二十七岁的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大家一看政委来了，情绪立时稳定，纷纷卧倒射击。吴焕先及时、坚决而果断地稳住濒临溃散的混乱局面，赢得了决定性的几分钟时间，使红二十五军得以转危为安。他马上指挥前梯队的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全体战士，利用平原地带唯一能够做依托的田埂、壕沟、坟墓堆儿，爬在泥泞地上、顽强抗击敌人。
“张连长！”吴焕先大声喊他原来的警卫员张海文。
“政委！你下命令吧，……”这个外号叫“肉牙”的连长带着一个号兵一个旗手跑了过来。
吴焕先指着不远的一座砖窑，果断地命令说：“你们二连，占领那个土窑，利用那里的沟沟坎坎，坚决阻挡住左翼的的骑兵，……”
“是！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张海文转身说，“打旗兵跟我先上！司号兵传达命令，全连紧紧跟上，占领阵地……”
不一会儿，破窑顶端就插上了一面鲜红的红旗。猎猎飘动的红旗上，乡着一颗五星与镰刀斧头交织而成的图案，中间还有六个鼓舞斗志的大字：“英勇上前杀敌”！紧靠旗杆的一端，竖着一道白布条儿，上面标着红二十三陵五军二二五团二连的番号。全连的兵力火力，顿时像潮水似地冲上前去，紧紧拥着一面战斗的红旗，利用砖窑四周的地形地物，向左翼敌人骑兵展开猛烈射击。张海文也不断地喊，“我们的连旗插在这里，顶住敌人就是胜利！旗在、人在、阵地在……”
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怒气冲冲地举在面前，大声喊道：
“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都跟我来——冲啊！”
吴焕先带领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梯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二二三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以图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公路。但是，由于敌人的疯狂阴击，一连三次冲击、均未奏效。于是，红二十五军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的赵庄、焦庄、袁五岗、上曹屯等村庄，组织反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天黑夜暗，雨雪不止。
前后受敌疲惫不堪的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在此危急关头，不畏强敌，贡勇战斗，发扬连续作战和吃苦耐劳精神，最后再鼓一把劲，突出敌人的包围。由地下党王湘莲同志带路，穿过敌人空隙，沿着湾湾曲曲的田埂小道疾速行进。许多伤病员也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当晚，由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南公路。27日拂晓，几座山峰朦朦胧胧地映入眼帘。徐海东大呼：“同志们！我们的援兵到了，三个团。”大家又惊又喜地问：“在哪里？！”徐海东微笑着指向前边说：“你们看，那三座山不就等于三个团嘛！”指战员们大笑起来，精神百倍地进入了伏牛山东麓地区。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战略转移的成功失败，都在此一举。红二十五军突围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二五军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都是打不烂、摧不垮的。
远在南阳城内的庞炳勋，在独树镇战斗后，身价百倍，红极一时。11月28日，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庞炳勋请功嘉奖的电文中写道：
特急。武昌总司令蒋（介石）。副总司令张（学良）：顷据南阳罗专员感（二十七日）已（九时至十一时）电报称：此次赤匪窜至方城之砚山铺、七里岗一带，经我庞军长令刘世荣旅痛剿，毙匪二百余名，俘匪五十余名，得枪甚多，请予嘉勉等情，查该军长庞炳勋此次督剿，颇有所获，不无可嘉，可否予以嘉奖之处，谨电呈核示。
庞炳勋——这个率部“剿”过“抗日同盟军”的总指挥，现在又竭尽“追剿”“抗日先遣队”之能事，这似乎又为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安内”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攘外”呢？留在历史上的更是一段可耻的记载而已。抗日战争期间，庞炳勋为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驻兵太行山区，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唱对台戏，是个专门反共的磨擦专家。1943年5月，第二十四集团军在豫北地区被日伪军打得一败涂地，落花流水，庞总司令仓惶逃跑未遂，被日军所俘。这个专事反共的急先锋，在名利的诱惑下，变节北叛自己的祖国，投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汪精卫政府的怀抱，任伪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驻兵开封，成为国华民族的逆贼。庞氏炳勋，早已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灾星来爱神降 创建鄂豫陕
1934年11月30日。豫西黑峪。
伏牛山，丛林茂密，险山深谷，高峰积雪。
“那就是摩天岭！”程子华指着远处扣着“白帽”的高峰说，“登上那摩天岭，西望秦岭，北瞰洛阳，东观平汉路，可是个世外仙境啊！”“伏牛山，位置险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徐宝珊不无感慨地说，“诸葛亮率兵战中原，驻过伏牛山；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驻过伏牛山；太平革命军，也驻过伏牛山……可惜呀！我们可能只有望而兴叹啦！”
徐海东和省委同志们，原来设想在伏牛山区创建一块新革命根据地。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使徐海东等改变初衷。
“是啊！”徐海东摘下八角帽说，“此地人口衡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据手枪了团侦察得知：敌人在这里早已设防，许多寨子都驻有重兵；敌第四十军、‘追剿纵队’主力相继逼近，庞炳勋像看家狗一样，随着主人到处跑！”
“三个人在指点江山吗？”政委吴焕先从指挥所里走了出来说，“这儿的江山是‘内乡王’顾廷芳的，统治严密，盗匪出没。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都比较困难呀！”
四个人互相看了看，达成了共识：红二十五军难以在伏牛山立足发展，只能继续西进，进入陕西南部，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同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宣布：
我们调动部队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贫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贫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红军没收地主豪绅、实业界阀官僚的财产，帮助穷人抗拒苛捐杂税，保证商业自由，对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穷苦出身者优待……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布告》。）
自从独树镇突围以后，徐海东由后卫又换回到前卫。手枪团在徐海东率领下，边侦察敌情，边开路，将袭扰阻击的土匪、地方民团一一击溃，红二十五军日夜兼程向陕南前进。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县的叫河附近，受到敌陈沛第六十师和“追剿纵队”三个支队的前堵后追，情况十分危急。手枪团里有个外号叫“飞毛腿”的侦察员，中等个、骨瘦如柴，表面看上去，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可走起路来，特别快，一个小时走二十多里不在乎，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几十米外，飞的苍蝇，他都能看得见，耳朵特灵，听得着。徐海东特别喜欢“飞毛腿”，行军中有许多重要情报都是他提供的，几次使红军化险为夷。这次又是他立了头功：找到了一个货郎小贩，在他的带领下，红二十五军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秘密入陕小路。2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将敌陈沛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箭杆岭）。
1934年12月10日。陕南庚家河街。
庚家河水，翻滚着银白色的浪花，哗哗东流。
庚家河街是个深山狭谷中的小镇，一条拐弯的小街纵贯南北，两旁分布着几十户人家和几所杂货店铺。庚家河街地处南北通商的要道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通商县的龙驹寨，以至湖北境内；北可抵达西安、华县、潼关等地。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此镇每逢一、四、七集日，周围几十里以内的山民都在此赶集，别有一番山乡风情。
1934年12月8日，徐海东率前卫团手枪团经由箭杆岭进入陕西境内，歼灭三要司守敌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一个营。9日，翻越蟒岭，到达山中小镇庚家河。徐海东和其他几位领导住在小镇拐弯处的一家名叫“春永茂”的中药铺里。
吴焕先一进门就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就是为济世救民开药铺的！”
徐海东抚摸着药箱，接过吴焕先的话说：“我们不但要为‘疾民’开方子、找草药，还要给他们‘动刀子’，彻底消除他们身上的病根。”
“报告！从东山树林里抓回个大土豪！”手枪团的一名通信员说。
“带进来！”徐海东一听大土豪就激动起来了，还没转过身来，就命令说，“马上带进来！”
一个三十五六岁，头戴一顶皮帽，身着棉袍的“大土豪”站在门口。
吴焕先说：“进来！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多少亩地？有几个长工？……”
“大土豪”瞪着大眼端详着徐海东、吴焕先两人，半晌才说：“你们是红军吗？！不说红军都是些‘血脸红发的怪物’嘛！是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的刽子手嘛？！……”
徐海东一听便知，这是国民党反动宣传的结果。“少罗嗦！快回答问题！”徐海东压抑着胸中的怒火，指着吴焕先说，“这位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我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副司令。你看我们是‘血脸红发’吗？见到你了，你现在不还活着吗？”
经徐海东这么一说，“大土豪”脸上的惊惧感减退了一些，怯怯地说：“我叫杨春荣，是这个药铺的店主，没有土地，没有长工。方才，我有眼无珠，有冒犯长官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包涵！”说着，扑通跪在徐海东、吴焕先跟前，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磕着响头。
“误会了，误会了，快起来！”吴焕先上前扶起杨掌柜的，发现他额头已出现血痕，说：“坐下说话！”
这时，给红二十五军带路的那个农民走进药铺说：“杨掌柜，是个大善人呀！好得很！他自幼在这个药店里当学徒，懂医道。因生活所迫，曾挑着一根扁担到潼关等地跑过几年山货买卖，随后就接管了这个药铺。平日里，镇上和山乡的村民病了，有钱没钱都可以吃他的药，特别困难的人家，欠了药钱，他就不要了！人们称他为‘杨大善人’呢！”
徐海东看出杨掌柜为人忠厚老实，也没什么政治嫌疑，忍不住呵呵笑道：“开这么个中药铺子，也是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这和我们共产党、红军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我们又住在人家铺子里，还把掌柜的扣留起来，实在不够意思了！赶快放了，放了，莫把个‘善人’当‘恶人’哟！”
“这不是大土豪，是个大善人呀！”吴焕 先向其作了一番解释、表示歉意，同时，阐述了共产党、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 杨掌柜对红军有了认识，又出于对红军的感激之情，从家里拿出好几斗苞谷。资助远道而来的红军；掩护治疗红军伤员；配制专治枪伤的药物等，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放了一个“杨善人”，在小镇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说红军的好话。可是，徐海东心里却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红军栽赃，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这需要向群众解释和说明，并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丑恶嘴脸。当晚，他找到了政委吴焕先和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三人所见略同，一拍即和。第二天，《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就在街头上张贴出来了。四百来字的一页传单，就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守旨及有关政策，都写得一目了然，作了通俗而有力的宣传。传单写道：
……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人……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士兵出身……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几十万，活动在十几省的地方，大部分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见程子华、郭述申、刘华清等著《德高望重的郑位三同志》。）
12月10日上午。“春永茂”药铺。
这是个小四合院。前幢仓临街，是药铺。东厢房是厨房，西厢房是仓库。正房三间是杨掌柜的寝室和内诊房。内诊房空间不大，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长条凳子，鄂豫皖省委常委，正在这里开会，讨论在鄂豫陕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徐海东开门见山地提出：“以秦岭山脉为中心，在渭水和汉水之间的广大豫鄂陕边界地区，可以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徐海东走到程子华面前，接过他的袖珍地图，也是红二十五军行军打仗的唯一地图，指着地图说：“这个地区划包括陕西南部的雒南、蓝田、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洵阳、宁陕、绋坪、洋县等县，河南西部的卢氏、淅川等县，湖北西北部的郧西、郧县等县。这个地工我峰峦峻迭，悬崖陡峭，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地域广阔，利于迂回；人口多，有利于加强红二十五军力量……”
没等徐海东说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这里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即使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也不易得到巩固。”
徐宝珊的肺病仍没有好转，咳嗽两声后说：“海东同志是有真知灼见的。他所说的这个地区，也是子华、焕先我们几天来一直研究、关注的地方。我认为，这个地工我可以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黄河渭水流域和长江汉水流域之间，位置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割居称雄的战略要地。这里，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土地和山林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抓丁、派夫、高难度利贷盘剥和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强烈，容易发动斗争。虽然人稀，但地域广大，人不也就多了嘛！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壮大还愁什么呢？！”他又咳嗽起来了。
会场暂时平静了几秒种。
徐海东又说：“这里还有个有利的地方，山大沟深，丛林茂密，便于活动和隐蔽；另外，与西南的川陕红军、北部的陕北红军及东南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的呼应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单纯军事观点是不行的！”有人没等徐海东说完，便插了话，“开口红军，闭口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不光是发展红军和打仗嘛！还有打土豪，提高群众觉悟，建设根据地等等任务嘛！”
徐海东提高了嗓门，激动地说：“创建鄂豫皖苏区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不打击敌人，就没有地盘；没有地盘，就没有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也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说到这，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与提出反对建议的同志针锋相对地说：“陕西是西北军阀杨虎城的统治范围，杨虎城历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杨虎城主要精力用在北抵陕北红军，南抗川陕红四方面军，西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勾心斗角；况且，蒋介石还没有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的军事力量。现在，有利的战机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马上把握住，发展自己，它会转瞬即失，反而谱成对我们不利的因素。”徐海东看见与会的人员，大部分点头称赞，于是，用平和的语气继续说，“在我们红二十五军来此之前，党和红军已在这一带有广泛的革命影响：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的部队，曾在蓝田、雒南地区组织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先后两次过境；1933年5月，陕北红军南下，也给这里人民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尽管现在这里的党组织已遭破坏，但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粮斗争，仍然此起彼伏，群众基础比较好，便于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活动。这也符合中央关于创建新苏区的精神！”
会场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随后一片寂静。
“不过，我总觉得没有中央指示，没有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允许，我们几个鄂豫皖省委常委擅自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有点不妥。我看还是先到川陕边界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再决定为好！”有人继续坚持“走”的主张。
中央派来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程子华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失为一个好计划。但是现在不行。部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需要休整；至于，红二十五军的去留权，我看鄂豫皖省委是有这个权力的。与外界联系不上，我们自己又不能独立自主地分析客观形势和主客优劣，那我们必亡无疑。儿子早晚要单独顶立门户的，幼鹰只有脱离母巢，才能雄视苍天嘛！”
“报告！徐军长！敌第六十师突然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从七里荫岭迂回南下，东山坳口的前哨排已与敌人接上了火！”手枪团“飞毛腿”交通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徐海东一听，马上意识到情况危急，不由分说，三步并做两步跨出了“春永茂”中药铺子，直奔东山坳口的前沿阵地。 会议虽然立即停止，但还是形成了个《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初步而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的选择和当时方针政策任务等重大问题，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草案》中写道：
鄂豫陕边区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每个党、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解除民团武装，消除境内的国民党守军，建立苏维埃政府。
……要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信心……为着当前的光荣事业和任务而斗争，……立即创建鄂豫陕省委，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徐海东等军首长刚出门，警卫员又来报告说：“敌六十师师长陈沛指挥三个团的兵力向我军扑来，领头的三六○团已经占领东山坳口，与我一个连发生激战！”
徐海东一听敌人占领了东山坳口，立时紧张起来，他知道：东山坳口是庚家河街后山通往七进而荫、鸡头关方向的必经之路，占领坳口，可以居高临下控制瘐家河街。东山坳口一失，红二十五军就有被击溃甚至覆灭的危险。
“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分别随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夺占东山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徐海东果断而严密地命令说，“二二三团随我来！夺回东山坳口！”说完，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全体指战员，包括炊事员等，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东山坳口阵地。
“副军长，你看！”警卫员指着东山坳口的南北高地说，“军长和政委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胜利地占领了至高点，这下敌人打不过来了！”
站在东山坳口防御工事上的徐海东英姿飒爽，左手紧握马鞭，右手提着只手枪，嘿嘿一笑，自豪地说：“他陈沛与我徐老虎相比，差远了，我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他还穿开裆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