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２５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１０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绝对服从，是他率１５军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１９３４年红２５军长征到１９３６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１９３５年７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Ｐ４０）１９３９年９月，红２５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
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Ｐ４８）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３６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１９３６年９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４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２６）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Ｐ４８）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12 病
１９４０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４９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１９５５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１９６０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１９５０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总参谋长粟裕１９５８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１９６０月１０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１９６５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１９６６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１９６６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１９６９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８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
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１９５２年６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２月好转。１９５９年９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１９６０年２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１９５８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１９６２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２７）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６５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４９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１０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13 "最高指示"的力量
"文革"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２８）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１９６６年８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１９５２年４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１９７９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纪案"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一审理结果直到１９８８年６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２９）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凡是派"人物对"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其实并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
徐海东简历
１９００年６月生于湖北大悟县（原黄陂县）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
１９２５年４月由李树珍、吝积堂介绍入党。１９２６年５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回黄陂家乡开展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１９３１年３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１９３２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留下的部队组为红２５军，徐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１９３５年９月，率红２５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２６军、２７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１９３７年８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１９３９年５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１９４５年后长期休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衔。
１９７０年３月逝世。
注释：
（１）参见胡士华：《大将之女──大别山农妇》，北京：《文艺报》２０００年９月２日。
（２）（５）（２４）（２５）《王首道回忆录》页１５、１３６、１９８、１９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小说月报》１９２８年第１９卷第１０─１２期。
（４）（１８）斯诺：《西行漫记》页２６９、２７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９。
（６）（２１）（２６）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２２─２２３、３１４、３１４，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７）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２１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莫文骅回忆录》页６５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王若水：《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１６）（２０）参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页７９─８０、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１）《王平回忆录》页６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２）引自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页１５９，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３）《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引自戴向青等：《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１４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４）（１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１４６、１６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７）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２４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５１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２２）引自《叶飞回忆录》页７７─７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３）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１２３─１２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１１２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８）参见韩先楚、刘震、陈先瑞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怀念徐海东同志》，载《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９）参见李之琏：《纪凯夫事件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徐海东大将建国后的遭遇
徐海东的资格很老，军功也很厚，1934年，他和吴焕先（李先念的恩师，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共同领导红二十五军，他是军长。地位和徐向前等人都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徐海东虽然战功赫赫但是，从不居功自傲，1934年11月，他主动让出军长的位置，担任副军长，风格很高，此后，他主动要求协助张云逸、罗炳辉，担任副手，1940年1月，旧病复发，就此退出军队，长期养病，但是，因为他的军功很盛，早年以谢子长、刘志丹、徐海东、程子华并称于西北，所以，1955年，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徐海东建国以后，身体本来已经好转，但是，由于他为人说话很是不注意，得罪了不少的军中要人，其中得罪的最狠的就是后来官高位显的罗瑞卿！徐海东还是在陕北的时候就和罗瑞卿不对劲，他一贯瞧不起罗瑞卿的谄媚，解放以后，罗瑞卿官运亨通，1959年以后更是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然而，徐海东并不买他的帐。
1955年评定军衔以后，不少原来他的部下都像他表示祝贺，王树声、谢富治、王新亭、许世友、周纯全等人来看他，还说了一些当年的往事，徐海东当着他们的面就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徐海东一贯称自己是老子，军中闻名）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是，杨才是上将，没听说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
徐海东说的罗瑞卿的红烧肉故事是红军时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故事前后是这样的：
当时，罗瑞卿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中有很一些福建过来的战士，吃不惯辣椒，偏偏有一次搞伙食改善，炊事员做了红烧肉，因为绝大多数是湖南、湖北、江西的，所以，就放了很多辣椒在里面，福建的战士就有了情绪，两湖和江西的就觉得福建的多事，双方就此吵了起来，罗瑞卿知道以后，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把大家找来细细的交谈，化解了矛盾，下次，再做饭的时候，把一盆辣椒放在一边，谁愿意吃就吃。这件事不大，但是，因为是发生在苏区政治气候不平常的1933年，所以，连包括毛泽东都知道了，说罗瑞卿是个好管家，红军进入陕北以后，罗瑞卿由毛泽东提议，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因为，罗这个人一向很愿意讨好上面，所以，和那时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徐海东就不太对脾气了，徐海东听说过罗瑞卿的红烧肉发迹的故事，所以，就把它拿出来说事。
这件事后来自然传到罗瑞卿的耳朵里，于是，就有了1958年，毛泽东在军内高干会议上借着批判刘伯承的所谓教条主义顺带着不点名的批评徐海东向党伸手要官做的事情！同时，毛泽东还把以前的和张国焘的一些旧事重新提起，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厉害，当时，包括徐向前在内的原四方面军的人都有些沉不住气了。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安排徐海东到湖北借口搞调研才算了事。1959年的时候，毛泽东可能有点意识到上次批判徐海东的事情可能有点过火，于是，又把徐海东找去问他一些近况，还希望他出来工作。
等庐山会议一结束，罗瑞卿上台，徐海东这回彻底没戏了，1960年被指派去编撰红二十五军军史，此后一直是在家里闲着，也不敢有人过问。
直到1965年打倒罗瑞卿的时候，谢富治和吴法宪请徐海东写一个受到罗瑞卿迫害的书面材料的时候，徐海东才被人想起，而且，有意思的是，在九大召开前，因为，代表人数不够，特别是老同志被打倒的太多，所以，周恩来建议徐海东出来继续当选中央委员，此事，意外的得到林彪的支持，自然因为他是罗瑞卿的对头了。这样，徐海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直到1970年病故。
罗瑞卿复出以后，按照他做事的习惯是不可能放过徐海东的，尽管徐海东已经死了，不过，没等到他有所动作的时候，罗瑞卿由于治疗断腿，于1978年猝死在东德。这件历史恩怨才算真正了结！
徐海东 出身最苦的大将 徐焰
红色窑工
夸海东
壮兮鄂豫皖，
伟哉大别山。
黄麻烽火举，
英豪数万千。
丛峰碧血浴，
村闾尽狼烟。
窑工成名将，
百战显心丹。
凯旋觅故旧，
未见几人还。
丰碑今犹在，
巍然云汉间。徐海东是党领导武装斗争时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代表，也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一员虎将。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海东传奇般的经历本身，便构成一部壮丽的武装斗争的史诗。
生平
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
国民党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解放后，他常年靠吸氧维持生命，但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夏店（现属大悟县）一个世代陶工之家。徐海东从小就在饥寒中生活。1925年，有一位家乡籍的共产党员吝积堂从武汉学校回来，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徐海东明白了过去受穷的原因是受军阀、地主压迫，便到武汉找了一份码头上的差事，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徐海东不久又想学习军事，于是到湖北军阀部队里当兵。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翌年，因国民党反共，他回到家乡，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暴动。后来，他任过县赤卫队大队长和红军的团长、师长，以勇猛著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敌人“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入“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来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他因大胆批评领导的错误而被人怀疑，但革命意志从不动摇。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徐海东任三四四旅旅长，在平型关战斗中指挥左翼突击。此后，他又率部在晋东南等地与日寇作战9个月，因身体不支，1938年夏回延安养病。翌年秋，他任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副总指挥。1939年年末，徐海东抱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日军一个大队。战后，他向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地。此后7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
1947年秋，他被送到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在那里治疗休养9年。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领导编写战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1969年“九大”召开时，毛泽东仍提名要徐海东参加，会上他又当选中央委员。翌年秋，因战备疏散，他被送到郑州。1970年3月，他因肺炎不幸去世。
背景
斯诺得知徐海东一家被杀了66口，就此懂得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参加革命只为求阶级的解放，日后想做个普通劳动者。他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仍是个有用的公民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洋鬼子”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故事
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
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输得不明白，问他：“你是黄埔几期？”他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在“肃反”扩大化期间遭怀疑时，他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冲锋并打败了敌人，以血战证明自己的忠诚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
一次醉倒后差点被敌人俘虏，受到批评马上做检查，从此戒了酒
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早已失效，对他的毅力钦佩不已，认为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徐海东刚走进革命队伍时，也带着一些旧军队爱喝酒和打人、骂人的习气。一次，他没吃菜就几口喝掉半斤白酒，醉倒后，恰遇敌人打过来，他差点被俘。受到党组织批评，他马上做了检查，从此戒了酒。
长征时，有一次他到前卫团，正遇天下雨。部队又饿又累，虽接到出发的命令，干部战士却躺着不起来。他性急之下抄起一根棍子，从团长、政委开始连捅带打，一口气把200多人赶了起来。路上，有的伤员没人抬，他虽然同大家一样一天没吃饭，但在雨中亲自抬着伤员走了五里路。他虽带动部队走出了可能被敌围歼的危境，毕竟打了人，几年后他对此还主动检查。
由于他长年不分昼夜地转战，使肺病不断加重。1932年秋，他为重新组织失散的部队，连续奔走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休整时一躺下竟睡了30多个小时，醒来便大口吐血。此后，他战斗了七年，直至在皖西彻底躺倒无法工作。毛泽东发来电报，嘱咐他：“精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感动得流了泪。1947年秋，他被送到大连做了第一次X光透视，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早已失效，又听到徐海东多年来靠中草药维持生命，都对他的毅力钦佩不已，认为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
本版撰文／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生平自述
1900年6月17日（农历 5月 21日），我生于湖北省黄破县（现为大悟县）徐家桥村。原名徐元清。祖上大代，是烧陶器（农村用的瓦缸和盆罐）的手工业工人。父亲是容工，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我兄弟姐妹共十人，兄弟间排行我是老六。在我记事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块（约半亩），房屋六间。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我九岁时，在我执意的要求下，才送我进了附近的私塾。当时念书的，多是富家子弟。我家里贫穷，穿的最破，连买纸笔的钱也拿不出来，从老师到同学，都常常讥笑我。富家的孩子嫌我身上脏，不让我同他们一桌，老师给我起了学号，可是他们总叫我“臭豆腐”。含泪吞声，读了三年半书，一天因受气不过，打了地主家的孩子，闯下了祸。地主家的孩子要我退学，老师是靠地主家吃饭的，就立刻逼我退学。我回到家，父辈们说：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劳力，吃粗饭，我们没福分读书，还是做窑工吧。当即送我进窑厂，做学徒小工。这年我才十三岁。
学徒一年多，还没出师。时值荒年，生活更困难，家里人闹分家。兄嫂们见我年小力薄，都不肯要我。他们说靠烧窑做工养不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要我自找生路。父亲年迈，丧失了劳动力，母亲四十六岁生我后双目失明，他们虽然生有十个子女，到了晚年落得无所依靠。我从小个性倔强，胆子也大，一赌气，从家里跑到了沔阳沙湖，替人家揽工放鸭子。
在湖北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还有许许多多放鸭娃。他们随同大人，担着鸭篷，撵着鸭群，在野地、湖泊里放牧。工资低微，只能混饱肚皮。就是这种生活，我度过了一年半。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岁，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窑工了，这才又返回家乡，重新进入窑厂。
烧陶器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打伙做工，自烧自卖。我回到窑厂以后，除了在厂里劳作，有时也挑着陶器串乡去卖。年景好些，可以混个饱饭吃；年景不好，象讨饭一样。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民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一家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活过来。就是这种穷窑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后后，我在窑厂做了十一年工。由于自己手艺熟练，劳作勤谨，后来成了家，和一个农村姑娘（母亲抱来的童养媳）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城市的工人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我们虽然也算是工人阶级，但僻居山村，不了解这些。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有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但这只是朦胧的，自发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后，鄂东北地区，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但影响较小，我们听到从武昌读书的人回来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只当新鲜听听。我开始接触共产党员，是1925年初。那时我的一个同学吝积堂从武昌回来（他是1924年加入共产党的，在武昌教小学），他和我同过学，素知我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回乡以后，常找我谈谈。开始也是讲俄国革命，我听不懂，对他说：“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他这才给讲些打倒军阀、地主的话。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他说我讲的“泥巴人话”。
在音积堂的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找革命的思想。开始想去广东，又觉路远，后来两个人商量还是去武昌。他见我有决心出走，十分高兴，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说：“君子一言，说话不兴后悔。”我也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在赶庙会时，又具体商定，阴历3月8日动身。因为家乡有句话：“要得发，不离八。”可见，这次出走，脑袋里不仅迷信，而且想出外“发”一下。
当时，南北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实行分工合作进攻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在武昌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达武昌后，两眼漆黑，工作找不着，革命没有门。我住在古楼大街一个小地面铺里，心里又犯起悔来。吝积堂教书每月十六块钱，不能靠他吃穿。我四处打听找个事做，可是没有熟人，工厂进不去，拉人力车路不熟。回家吧，又怕丑，怕家里人说，你出去讨饭回来了。吝积堂叫我暂时找个事，只要有饭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听了他的话，就担水卖。就在卖水的岗位上，由吝积堂、李树珍（小学教员），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1925年4月。
尽管这时对党的认识还很差，入了党，思想上觉得有了依靠，象在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挑水卖每天可挣一串六百钱，我第一次交党费，就是卖水得来的钱。卖水的职业苦死人，天不亮起身，天黑店铺上门了才休息。一担水一百六七十斤，码头上的台阶六七十层，爬上爬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压肿了。十三天以后，累得生了病。这时吝积堂托四道生（共青团员）为我找个职业。我还在病中，吝积堂、李树珍、田道生一同来看我。他们说四道生的四叔田泽庭在湖北二师刘佐龙的部队有朋友，可以介绍我去当兵。我想：当兵也好，革命总不能一天到黑挑水卖。
病好以后，我就借助四道生托的人情，在湖北二师二营六连顶替了一个叫柳金彪的名字。新兵三个月内不发饷，只管饭，我因顶的那个原是副班长，每月发八块钱。可是，我不但捞不到这份钱，连卖水时积攒下的二块多钱，全被一个叫陈德金的上士班长扣去抽大烟了。他看我是从乡下来的“泥巴人”，百事不懂，就要和我拈香结拜。其实，他想的是我的钱。每月一发饷，除了交二元三角的伙食费，剩下的全被他拿了去。穷得我连交党费的钱也没有。顶着假名，心里就不痛快，一个铜板拿不到，这兵有什么干头，我见着吝积堂说：“这个穷兵我不想当了。卖水还可以交党费，现今党费都交不出了。”吝是个有远见的同志，对我说：“革命要动刀枪的，你就借此机会，靠上姓陈的学习军事，没钱交党费，我替你交。”并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我对学习军事技术也有兴趣。于是下了决心，从步兵操典学起，还买了个本子，边学边记。陈德金是个老兵，军事上有一套，化了我的钱，教的也特别上心。由于我操课好，全连第一，半年以后，升作下士班长，又三月提升中士班长。
湖北二师这个部队，象当时所有的旧军队一样，反动腐败，军官和士兵吃喝嫖赌抽大烟成风。我是个穷苦人出身，又是共产党员，对这种环境很不习惯。过了一些时候，又厌倦起来。就在这时，1926年4月，吝积堂、李树珍准备去广东，要我一块去，他们说，去了，革命军要北伐，就参加北伐；如不北伐就考黄埔军校，或进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就随他们一块离开了武昌。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来到韶关。正巧，遇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吝积堂和李树珍在这个部队找上了熟人，认识一个连队的师爷。这时我们才知道，革命军北伐开始。黄埔已停考。我们会见了团部的党代表，经过介绍，我被派在三营九连做代理排长。
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加我进去，全连一共有四个共产党员。汀泗桥战斗后，我正式升任为排长。党在这支部队里有合法地位，连长又是党员，我心里十分高兴。闯荡一年多，总算找上了革命军。在北伐中，共产党员都是起骨干先锋作用的。我这时已经懂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打仗、行军特别积极。我们这支部队于10月进至武汉，继又经修水、武宁、德安到南昌。由南昌返武汉，后又北进至河南洛阳。我先后参加了汀泗桥、武昌等著名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胜利形势下，自己的情绪特别激昂、兴奋。觉得革命有了希望，劳苦群众有了出头之日。从实际斗争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军事素养。
正当我们从河南回到武昌，准备东进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以后，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疏散。我在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返回了黄陂家乡。
这时党在鄂东北地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遍了四乡。工作基础最好的县，当时是黄安、麻城。我的家乡紧靠黄安县，革命的影响也较深。自从北伐军到武汉以后，党在这里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我回去时，好多村子都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闹得挺热闹。从前和我一块在武汉参加党的田道生等人，也先我回到家乡。他们知道我参加过北伐战争，又是共产党员，便介绍我去黄陂共产党县委会。县委的负责人，很热情、亲切地说：“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组织农民自卫军，正缺少军事人才。”当时派我到河口区做农民自卫军队长。这是1927年6月。
农民自卫军成立了，一共十三个人。没有一支步枪，使的是刀、矛、红缨枪。县委发给我一支手枪，也只有十四发子弹。直到我们在夏店于堂寺消灭了地主保安团，才缴到七支步枪。虽然有两支打不响，但农民见自卫军有了钢枪，斗争情绪特别高，使这支十三人的小队伍，很快扩大到三百多人。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配合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垮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
两个月以后，反动武装退去，我又以这七条枪为骨干，把自卫军组织起来。不久，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我奉县委的指示，带着那七条枪十多个人，前往黄安参加起义。走到黄安，城已破了两天，并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我带去的七条枪，随编入工农革命军。不几天，领导让我回黄陂去组织队伍，队伍还没组织起来，黄安的工农革命军就遭受了失败。我们那七条枪丢了五支，好多天以后，才由两个人拖回两支。
黄、麻起义失败以后，我在黄陂会到了鄂东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吴光浩同志①。[吴光浩同志是1927年11月 13日领导黄（安）、麻（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随他一块游击了些时候，形势稍有好转，我就决心回家乡去再组织队伍。我回去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又组成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不久，反动派大军来剿，党的许多同志转入隐蔽斗争。他们有的教书，有的务农，我没有可以隐蔽的职业，就跑交通做联络工作。这时，反革命血腥恐怖，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我因做农民自卫军队长出了名，家不能回，职业也没有，处境困难极了，今天这里躲，明天那里藏，多次遇险。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验到没有枪杆子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多。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