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崎岖，陡坡窄道时而出现。老兵认识徐海东的大白马，纷纷让路；新兵不认识，也不会行军，在队伍里乱穿。
徐海东不让战士让路，总是抖动马缰绳，让马从路边泥水或没道的山坡上走。大白马表示抗议，走几步，只要队伍稀少，它就硬往路上挤。前边是山路，路两旁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块，马踏着碎石，艰难地小跑。突然，一个小战士闪出队伍，正好跑到马头底下。徐海东猛一提缰绳，想从右边闪过战士，哪知，大白马也似乎意识到危险了，顺着马缰躺 猛地一闪，徐海东便从马北上栽落下来…… 徐海东被摔得鼻青脸肿，鲜血立刻从头上流下来。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感到满嘴血腥味，吐了一口，全是血，这才发现他的两颗门牙被石头磕掉了。’“马……马……马踩伤……伤人了吗？”徐海东喃喃地问身边的卫生员。
“没有！马没踩着人！”警卫员抢过话回答说。徐海东感到头发木、嘴发麻，紧闭双眼，躺在担架上像是腾云驾雾，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警卫员小张跟随首长多年，他最了解首长的为人。战场上，他负了伤，还要问问其他伤员怎么样？平时病了，还关心别的首长的身体。从来都是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现在，自己摔成这个样子，血头血脸，昏昏迷迷，还想着马是不是踩伤了战士。小张看着担架上的徐海东，叹着气，护理着他渡过了黄河。
徐海东在昏迷中躺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他才完全清醒。开口第一唏还是急切地问：“马踩着人没有？我总记着马蹄前有人倒下！”
“没有！”
“真没有？”
“那战士没事！”护士周少兰与徐海东结婚了，并改名叫周东屏，此时，她守候着徐海东。她心里有些气，埋怨着说，“你还挂念他呢！他差一点要了你的命！”
“不能怪他，只能怨我没小心！”
“怪你什么！他该受处分！”
“要是踩伤他，受处分的应该是我！”
“怪我没驯好马！受处分的应是我！”马夫“小猴子”走进屋说，“毛主席他们来了！”
徐海东托儿所着坐起来，要下地……
“别下地喽！是我来看病号，而不是病号看我呀！”毛泽东说着，大步上前把徐海东推上炕沿。
“主席！你那么忙还来看我，我没事！”徐海东激动地说，“东屏，快给主席沏壶茶！还有那盒缴获敌人的好烟给主席拿出来！”
走在毛泽东后边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海东呀！好好养病，陕北形势看好呀！”
周东屏找了半天只找出一个水杯，正愁没有给周恩来的水杯时，周恩来爽朗地说：“把烟给主席，他是‘烟鬼’；我要茶，共产党讲平均分配嘛！”
大家哈哈大笑。
徐海东失去两颗门牙，笑露出了两个黑窟窿，再配上原有的两个酒窝，笑得像孩子般天真。
周恩来一本正经地说：“虽然陕北到处都是窑洞，但不至于挖到某些人的嘴里去呀！”
大家乍一听，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窑洞要不得哟！”毛泽东绷着脸，用手指着徐海东的嘴说，“它只能住两只苍蝇！”
又一阵孩子般的大笑。
临走时，毛泽东拿起那盒好烟，对徐海东和周东屏说：“你们竟敢私藏国军禁运品，这盒充公了，等革命胜利了，我还你两颗纯金做的门牙！”说着，把烟装进了衣袋里。大家又笑了。后来，毛泽东在一次总结大会上说：“我们东征打了胜仗，扩大了红军，只是海东同志丢掉了两颗门牙……”
周恩来凑到徐海东耳边小声说：“毛主席这几天没烟了，瘾一来时，急得上树爬墙的，到处寻找可充当烟吸的菜叶、树叶什么的！”
送走毛泽东、周恩来，徐海东对周东屏说：“中央的领导同志就是好！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胸怀坦荡！”
1936年5月28日。绥远宁条梁。
夜星闪闪，春风怡人。红十五军团指挥部里，一盏菜油灯照亮了整个房间。徐海东伏桌研究着地图。
他想：为了扩大陕甘根据地，19日从延川贾家坪西征以来，经安塞、靖边越长城，仅十天的时间走了近六百里，又是一次远征啊！他在静等第七十三师夜袭小桥畔的好消息……
“咣咣！”指挥部的门被撞开了，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张绍东后于1938年叛逃。）和政委赵凌波（赵凌波后于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都挂了彩，跑了进来。张绍东惊慌地说：“第二一七团团长牺牲了，我军伤亡惨重！”
徐海东惊愕了，急忙把他俩扶上炕坐下，经了解，情况清楚了：小桥畔位于红柳河岸，两面是水，两面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子并不大，但围墙坚固，而且寨内民团为外国教学神父控制，顽抗拒不投降。显然，徐海东是小看了这个目标。
徐海东马上得出结论：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有人提出反对，说：“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就白死了吗？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集中第七十三、七十五师的兵力（七十八师由韩先楚率领在北部单独行动），杀进寨子，杀他个片瓦不留！”
“攻进去，抓住神父，点他的天灯，为烈士祭奠亡灵！”
……
屋里空气顿时紧张，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
“住嘴！”徐海东断喝一声，“我不想为他们报仇吗？他们都是我的好战友、亲兄弟！”
他们知道徐海东的脾气，谁也不说话了。
徐海东沉痛地说：“我们西征，除了扩大红军和根据地，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抗日力量，有拥护红军、也不抗日的，只要保持中立，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外国教学在这里，其政治影响，不是死几个人能挽救回来的。况且，要想强攻，伤亡还会很大！”
他顿了顿，最后坚定地说：“只许智取，不准强攻！”
接着，徐海东把军团政治部的唐天际、刘华清找来了，交待了一番，让他俩作为使者，进寨谈判。
唐天际、刘华清冒着生命危险迈进了龙潭虎穴——小桥畔寨。唐、刘二人不辱使命，唐天际和刘华清以红军的正气、大度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谈判的胜利，凯旋而归。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通过围寨时，神父领民团还送来些大米和布匹。这一行动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
6月9日。豫旺东滩。
豫旺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回民县城，是宁（夏）西（安）公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城内有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和一个壮丁总队防守，共六百余人。城内用水全靠北关的泉水。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从宁条梁向西长驱直下，6月9日，到达豫旺北五公里之红城水及以东五公里之东滩。
军团指挥部正在开会。
“北关泉水源头，有敌人一个排把守；豫旺县城城墙高八米，宽两米；城内有六百守敌！”侦察连长向徐海东汇报着，“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回民。城外还有二十一座碉堡，两道防线！”
大家议论纷纷。坐在墙角的徐海东站起来说：“这个县城必须拿下来！断水源、困孤城！大家看怎么样？”
大家茅塞顿开。会场又热烈起来，经过反复讨论，一个“断水源，困孤城”的详细作战方案拿出来了：第七十五师担任围困豫旺县城的任务，先肃清外围碉堡和两道防线，进行坑道作业，步步进逼城池；第七十三师沿公路向北寻查、军团骑兵团沿公路向南寻查，担任打援的任务，并伺机扩大根据地；警卫营解决北关水源，并保证对城内断水。
同时，军团政治部发动政治攻势。每天有小宣传员对敌喊话，或化装进城张贴、散发油印的传单，以瓦解敌人。这些口号有：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马鸿逵是回民的败类，是回民的敌人！”
“红军是农民的军队！”
“红军宽待俘虏，发路费回家！”
……
徐海东拉开了打持久战的架势。此时的徐海东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明显提高。打仗时，更重视政治攻势的威力；更重视正确政策的效果；更体会到，一个高级指挥员，最主要的是每一个战斗或战役的正确战术、方针和部署，而不是一味地带兵去拼杀。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计划在顺利实施着。城内无水，守敌惶恐不安，纷纷出城投降。27日，第七十五师攻入城内，歼守敌一部，俘三百余人，缴获战马一百五十余匹。
宁夏城。马鸿逵寝室。
秘密客厅装饰得比大客厅要古朴典雅得多，象牙、玉雕、宝石、古画，应有尽有。
马鸿逵把白帽放在衣架上，对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还有那个日本军事代表说：“各位请坐！”他指着紫擅木制成的法式沙发。
“徐海东这批‘孩子军’还真够厉害，不到两个月使我损失了两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消灭共军。”马鸿宾气愤地说。
“我如集大家来，就是商议我们的合作问题和作战原则”。马鸿逵坐在太师椅上，呷了口茶说，“我要徐海东有来无回！为他举行‘天葬’！”
马步芳、马步青虽没有受到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的打击，但中央红军和现在继续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给予他们以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两个对今天的秘密聚会也是很积极。
“我们的优势是骑兵多，机动作战能力强，”马步芳吸着鸦片烟说，“可是现在，这些骑兵都分工用在各个围子寨子和县城中，很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近半年来的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他们集中起来。对付善于游击战的共军！”
“好！”坐在末端的日本军事代表，身穿和服，留有一缕日本胡，鼓掌说，“马主任高见，各县城寨子由民团担任守备，步兵和骑兵集中，担任出击、救援之任务！”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马鸿逵那双深陷且冒着凶光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他在想怎么借这个机会再敲“老头子”（蒋介石）的竹杠。他狡黠地说：“还可以向南京要钱嘛！”
此时，马步青、马鸿宾已经哈欠连天，浑身无力，眼泪直流，是来大烟瘾了。
“装四锅上等好烟，再把娇娣、彩花、媚姐、秀梅叫来！”马鸿逵对秘书吩咐道，“叫厨房准备一桌丰盛酒宴，我要磊宴宾客！”
日本军事代表用眼角瞥了一眼这四位“病夫”，暗想：像这样怎么能成大器呢？！失望地回去了。
马氏集团的作战方针形成了：各县寨由民团担任守务，所属部队接建制集中，担负出击、救援任务。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三个多月的西征作战，给“蒋介石的走狗”——马鸿逵、马鸿宾等部以沉重打击，在盐池、预旺、同心、海原开辟了纵横数百里的新根据地，扩大了部队，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豫旺县城南预旺堡。西方野战军司令部。
豫旺堡和豫旺县城一样，也是个回民城池，同处在宁西公路上，不过一个在山北，是个山城；一个在山南，是个盆地小堡。据说，豫旺堡比豫旺的历史还悠久，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堡有三座阿拉伯式穆斯林清真寺，圆圆的拱门，可走过马车；高高的塔楼，直插云霄。头戴白帽或头裹白巾的伊斯兰教信徒熙熙攘攘地走在大街上。
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好响亮的名字，其实，不过就是一间简单的屋子。一条板凳摆在唯一的桌子孙旁，桌面右侧有台野战电话，左边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自绘地图铺在桌面中央。土墙上唯一的装饰品就是搭在木钉上的一条毛巾，地上唯一的家俱是一个磕没漆边的脸盆。
彭德怀穿着他那件感到很得意的衣服——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正在招待徐海东和程子华吃饭。因为红一军团就驻扎在周围，首长们开完会，就回去了。彭德怀把红十五军团的领导留下，说要给他俩改善伙食。虽然只有两道菜——炒白菜和水煮毛豆，每人一碗面条，但气氛很活跃、融洽。
谈话中听彭德怀说他的表坏了，徐海东便从军衣兜里摸出一块怀表，给彭德怀说；“你先用着吧！”
彭德怀瞅瞅徐海东，又看看那块表说：“你怎么办？”
徐海东一捋袖口露出手表，说：“看！我还有呢！”
“你真是财神爷呀！上次没有你那‘雪中送炭’的五千元，我们恐怕早冻城冰块啦！好吧！就算我借你的！”彭德怀说着接过怀表，放到耳边听了听，怕是这位徐老虎开他的玩笑。顿时，他那古铜色的脸上闪出了笑意。
“当然是暂借给你的喽！”徐海东认真地说。
“难道是小护士送你的定情物？！”彭德怀开起徐海东的玩笑来了。
“不！不是！”徐海东沉着脸说，“它是瞿秋白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后来送给沈泽民同志，沈泽民同志在鄂豫皖时又送给了我，可惜沈书记他已经……”
彭德怀听着，又把它放到耳边，好像在听它的那桩说不完的故事……1946年，彭德怀同志把它交还给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同志。
彭德怀和徐海东性格相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喜欢说笑……他俩从第一次见面，就好像故友重逢，结成了莫逆之交。
“那个‘洋鬼子’又来了！”警卫员说。
彭德怀前几天就给徐海东说过，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要采访他和他的部队。徐海东曾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但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心里没底。彭德怀却说：“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一个‘洋鬼子’？直说就是了！”经彭德怀这么解释，才稍放下点心。
警卫员的话音刚落，一位满面春风的外国青年走了进来，和彭德怀、程子华打过招呼后，两眼盯着徐海东，因为他从没见过徐海东。
彭德怀介绍说：“这个人就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
徐海东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像个顽皮的孩子，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就是被蒋介石称他为文明社会的一大害的徐海东？！”斯诺表示惊讶，他从挎兜里掏出传单，递给了彭德怀。这是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根据地上空，散发的反动宣传传单。传单上写着：
……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当予适当奖励……（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7页。）
斯诺不相信，对面这个像个顽皮孩子的人竟是南京悬赏十万大洋取他首级的徐海东；更不理解，南京政府重奖缉拿的“匪首”，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
“见到您，我很荣幸！”斯诺伸出那只毛茸茸的手，和一位中国窑工，又是红军将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要访问红十五军团当真吗？”徐海东问，“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
“如果您允许，过一两天就去。”斯诺回答。
“好吧！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徐海东爽朗地说。
饭已经吃完了，警卫员抱进两个瓜。四个人坐在炕上，边聊天，边吃瓜，个个像孩子似的，淘气地往炕上吐起瓜籽来。
1936年8月26日。豫旺县城。
一队人马由南向豫旺县城而来，马蹄嗒嗒黄土飞扬。大道两旁葱绿的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有的俯首啃草，有的仰头倾听周围的动静；兀鹰和秃鹰在头上回翔，好似在寻找猎物；突然一群野羚羊走近马队路过的大道，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头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大道上的马队望见了豫旺县城的城楼。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其他的房子像是刚刚建起，旁边还放着一些破木碎瓦。
他们顺利通过检查，进入了豫旺县城。这个古老的回民城郭，居民约四、五万人。县政府的两层楼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有人告诉他们，这座楼和城外的房子，都是红军攻城时马鸿逵的守军纵火焚烧过的，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据守或攻城的阵地。
马队直奔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也是一间茅草屋，与彭德怀的司令部的陈设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两处：一个是墙上多了件装饰品——马鞭；另一个徐海东睡火炕不习惯，拆了火炕，设张床，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有套蚊帐。
徐海东知道斯诺要来，没去练兵场，专门在司令部等候他。他只有两套制服，没有彭德怀的高级——用降落伞做的背心，今天特意穿上那套只有一个补丁的军装，这套军装只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开会，或是给士兵上课时才穿，平时，穿那套有五个补丁的制服。
斯诺刚进门，就惊讶地问：“为什么您不住县政府的两层楼？”
“那是地主老爷住的地方，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和老百姓住的一样！”徐海东随便地答道。
“空着，不是浪费吗？”斯诺不理解地追问，“已经用做红十五军团的被服厂喽！”
两人谈一阵，斯诺怯怯地说：“听说您这里有个回民教导团，如果可能，我想去采访！”
“可以！”徐海东马上说。
斯诺、徐海东和参谋部的一个会讲英语的干部，骑马来到了回民教导团驻地。
这是一个回民地主的大院，红军占领豫旺县城后，主人逃走了。这所典型的阿拉伯式建筑，墙头很厚，摩尔式的窗户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房子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青色的砖地没有任何肮脏的痕迹，回民士兵非常讲究卫生。
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和标语：“打倒伊斯兰叛徒马鸿逵！”“反对日本造机场、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
“回汉两族人民能否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斯诺问迎面而过的一个回民战士。
那个战士说：“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都属于中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人瓣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到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或高利贷者，他们反对红军，你怎样对待他们 ？” “我人亲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部分阿訇都不是有钱的，我们的连长就是个阿訇。”
“但是，有的阿訇说服不下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
在回返的路上，斯诺感慨地说：“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自由的，平等的。这在整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晚上，斯诺问起徐海东的家人现在在哪里时，徐海东瞪大眼睛，坐直了身子说：“我家的人全都被杀了，共六十六个人，全被汤恩伯、夏斗寅他们枪决的，只留下一个哥哥，他在四方面军里。”
“六十六个人！”斯诺惊奇地重复着。
徐海东惨然一笑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比较大而已！”
斯诺在红十五军团共呆了五天。第三天，即28日，徐海东陪他到第七十三师前线和红军剧社看戏。后两天，每天下午和晚上，他一直在向徐海东及其部下提出关于他们个人的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和目前西北的情况等问题。
斯诺在他的采访记录《西行漫记》里这样写道：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日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9页。）
几天的交往，洚和斯诺成为好朋友，斯诺答应他，回到白区后，给买两颗假牙。斯诺经过几天深入细致的采访和广泛的取材，他最后给徐海东的评语是：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7页。）
斯诺是徐海东一生中接待过的所有记者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徐海东每当看到斯诺给他拍的照片，总是笑着说：“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要把你的心也挖出来看看！?
保西安写诗篇 一心系抗战
1936年9月底。甘肃打拉池。
徐海东在一扭城堡式的房子里，会见了随同红二、四方面军弟的朱德总司令和原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
徐海东双手紧紧握住红军总司令的手，望着他那温和而又庄严的脸和士兵般的朴素装束，激动地说：“我总觉得见过面，你指挥打仗的办法、子华同志经常说起！”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和崇高的威望，早就深深地在徐海东心里扎了根。
朱德那张宽厚而仁慈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诚恳地说：“我早就听说过，你很会打仗呀！在与中央和红四方面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单独率领红二十五军杀出重围、胜利长征，给中国革命保留了有生力量，你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呀！”
“我是个粗人、窑工，不会打仗，摸着干！”徐海东谦虚地说。
总司令见徐海东诚实谦虚、直爽纯朴，笑着说：“你怎么这样客气？！”说着，他看了一下张国焘，问：“在鄂豫皖他是这样吗？”
“在鄂豫皖，他是有名的‘徐老虎’，不但打仗勇猛，而且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转……”张国焘在总司令跟前夸自己的部下，他自己也洋洋自得。
徐海东惊奇地望着自己的老上级，简直判若两人。这位“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中共中央的第一任组织部长、中共鄂豫皖分局的第一书记，一向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总是以“家长”自居，好为人师；从来不能容忍别人比他强。今天，当着总司令的面怎么却说出了实话……
徐海东迷惑不解。突然，他想起，中央提过他在长征中搞分裂活动，受到党内外的有识之士的反对，被共产国际严肃批评过。徐海东想，借此机会，跟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和想法。
徐海东向张国焘无保留地讲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走后，鄂豫皖苏区的壮剧悲歌；红二十五军两次长征几经频临绝境的艰辛历程；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如何英明伟大；纯利润这良、杨虎城的矛盾态度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展情况……
张国焘静静地听着，时而点头称赞，这次竟让他的老部下徐海东滔滔不断，说个没完。徐海东讲的故事，是真正打动了他的心，还是故作姿态，只有鬼知道。
后来，张国焘叛逃，投到了蒋介石的怀抱。全国解放后，他侨居加拿大，了却残生。他对这次和徐海东的见面，印象极深，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多次以激动的笔调提及此事：
徐海东的历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在徐海东的建议下，平反了红二十五军中肃反扩大化被冤枉的三百多名同志。）表示敬佩……
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岐是死路……
徐海东这个朴实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引自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震撼世界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这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英勇的红军将士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毅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意志，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举民震惊的奇迹。
10月20日，蒋介石不顾中共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亲临西安督战。集中西北的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共五个军的兵力，分四路向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扑来，妄图趁红二、四方面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一时，黄沙四起，天昏地暗，陇东高原的长沟短盆里，到处布满了国民党的重兵要塞，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惩的威胁。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徐海东等红军指挥员采取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给蒋介石嫡系第一击，以利于争取其参加抗日；对不愿继续打内战而有抗日要求的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则积极进行统战争取工作。
恃强骄纵的胡宗南第一军，孤军冒进。11月20日，胡宗南命令右路第七十八师进驻山城堡。瓦想夺头彩的胡宗南，没想到已大祸临头。
中央军委指示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兵力，准备一仗。”在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下，于17日就做了战斗部署：以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四、红三十一军在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待机出击；红二方面军、红二十八军分别箝制可能来援的东北军和胡宗南右路第一旅。
被誉为文武兼资的儒将丁德隆，率领国民党第七十八师占据山城堡后，在山顶上修满了防御工事，靠山一带的窑洞已作为堡垒使用。山南是一条沟，形成天然屏障。阵地上摆着对空联络的布板，两架黄色的双翅飞机不时地擦着山头低飞。官兵们在山头和城头上走来走去，一副旁若无人的骄横气势。
21日深夜。徐海东手捧中央军委《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绕室沉思，脚步轻稳而有力。动员令字字千钧，句句振奋：“当前的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见王孝柏、刘元生著《左权传》，第193页。）全军团指战员听到《动员令》后，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又浮现在徐海东眼前。他暗暗地攥紧拳头说：“一定要打出红二十五军的精神！”
进攻的时间一到。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向攻击目标推进。
夜色浓重、繁星闪闪。战士们全凭自己的感觉和夜间行动的经验向前摸索。这些长期打游击战和夜战的战士们，开始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手榴弹、信号弹在地面和天空中爆炸发出的火光，为进攻的战士们提供攻击目标。
敌人凭借防御工事和需墙、围寨负隅顽抗。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敌除一个团逃脱外，第七十八师主力全部被消灭，丁德隆落荒而逃，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
山城堡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一次历史性的胜利。这次战役对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2月4日。西安。
蒋介石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气冲冲地抵达西安，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汉卿啊！我们此行，是来等候你的灭匪喜讯，为你庆功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与红军的默契关系早有耳闻，想试探一下张学良的虚实。
“一定不会辜负总司令的厚望！不过……”张学良心想，既然你来，首先稳住你，再力谏停战抗日，想把话题转到全国的抗日高潮中来，所以故意没有把话说完。
“不过什么？讲下去！”蒋介石的语气稍有些缓和。
“国内抗日的情绪一致高涨起来，‘七君子’（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最好放了，以平舆论……”
“什么‘七君子’，是七小人！”蒋介石噌地站了起来，灰布长衫，衬得他的身体更加修长，他背着手走到窗前，气愤地说：
“你张口抗日，闭口抗日，当你被狗咬得遍体鳞伤时，你还有跳舞的兴趣？！‘攘外必先安内’是党国的总方针，就因你个人私情，一时冲动就给改了？！日本进占东北，是国仇，是党国的大事，不能以你一孔之见定了乾坤！”说句心里话，蒋介石虽对张学良“剿匪”不力表示不满，但还没有完全放弃他俩的私交，所以在单独秘密谈话时，经常信口开河，比较随便。但他也深知张学良的为人，自己认准的事，不达目的不罢休。蒋介石想，必须敲敲他的警钟，以便悬崖勒马。于是他说：“陈李（1936年秋，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要求抗日反蒋。反被蒋介石用威逼利诱，分化收买的手段予以平息。）怎么样？不也同样瓦解归服吗！”
“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我是为东北三千万同胞着想，我是为党国着想，为中华民族着想，除此之外，别无私图。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张学良也不示弱，话语尖刻。
蒋介石反而平静了，自知刚才有些过分，于是便满脸堆笑地说：“坐下谈！坐下谈！”
张学良的气愤，却还没消。他说：“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认为，这是正义之举，你俩怎么就听不进去？再打下去，只能损兵折将！”
张学良坚决抗日的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学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杨虎城也和一些共产党员有着亲密友谊。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用手搔了搔光头，心想，一时也难以说服他不如缓缓再说，便开玩笑说：“锭儿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你就用这些为我接风？！”
张学良也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反共起家的蒋介石，让他马上与自己的敌人握手言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于是，爽朗地说：“好吧！我今天尽地主之谊，摆酒宴，为产叫统和各路将军接风洗尘！”
两人说说笑笑，步入餐厅。
张学良、杨虎城边疆几天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却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两三个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立即出兵剿共；二、调往闽赣，还是剿共。你现在就是拿着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杨虎城希望蒋介石改正错误的良好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作出沉重的抉择：逮捕蒋介石！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在华清池后山的岩石洞里，将身穿睡衣，遍身污泥、像丧家犬一样的蒋介石逮捕了。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积压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6页。）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萧瑟的秋风，无情地吹落所有绿叶，大地上一片苍凉。凛冽的寒流，席卷着中国的西北高原，肃杀的气氛笼罩着这片黄土地，空旷的原野像一张沮丧的脸。
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急剧激化的矛盾在西北达到白热华的程度，一触即发。西安成了全部矛盾的焦点：这里，集中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对立；国共两党及两个政府的对立：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对立；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对立；人民大众奋起抗日救国同蒋介石之流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剿共的矛盾对立；……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取决于西安事态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晓以民族大义，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赶出中国，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时调整各种政策，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方针，实现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决定性转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具有坚定的抗日诚意！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宋子文进行了两天商谈，宋美龄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宋氏兄弟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像泄了气的皮球，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中国共产党不是乘蒋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力主和平解决，并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再次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时候。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主动同国民党高级领导人会谈，实现了停止内战。“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也加速了跌宕起伏的合作进程向顺利的方面转化。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12月21日。西安杨虎城官邸。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个人的笑声从屋内传出，似乎西安的大街上都可以听见。
周恩来说：“东北军，有名的‘东北虎’，捷克装备，厉害得很呀！西北军个个骁勇善战，也是家喻户晓的，红军嘛……”周恩来是外交专家，在曾经在红军手下打过败仗的“敌人”面前，把红军的优势留给对方去回味，自己不说出口，“我们三家联手，一百个刘峙也不是对手哟！”
“谢谢中共方面的宽宏，”张学良低头看着手中的茶杯，抬起头说，“贵方若能派‘徐老虎’，噢！不，徐海东将军所部前来驻防，我感到万分荣幸！”
张学良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周恩来，想得到满意的回答。
“如果派徐海东前来，那我的警备旅就归他指挥！”杨虎城许诺式的补充道。
周恩来望着这两张诚实、可信的脸，微笑着说：“那你们可要发给他军饷喽！‘老虎’专吃肉哟！”
1937年1月2日。咸阳。
咸阳，因位于渭水之北而得名。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建都于此，他所建造的楼台殿阁、山石湖池、还有那富丽堂皇的阿房宫，都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但至今，仍不失为古代都城的风格。不巧的是，因大雪纷飞，一层厚厚的“白棉被”盖去了古城的风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