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离开延安前，把身边的三件宝：手枪、望远镜和一副漂亮的马鞍子送给了左权，同时领了一笔残废金。
“海东有个好习惯，每次领到残废金总是让大家享点口福！”一个干部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望着坐在旁边的徐海东微笑着将了他一军。
徐海东是个直性人，马上说：“是呀！在延安，每次请客都是小米、山药蛋、南瓜一类的东西，我想到西安后，请大家吃顿好的！”
正在伏案写东西的刘少奇，放下笔，转过身，风趣地说：“那好啊！去吃西餐怎么样？”
他们真的来到了一家西餐馆，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菜名到底是什么菜，该点些什么？还是刘少奇拿过菜谱，指点一番。穿白制服的服务员送上刀子、叉子、白餐布等餐具摆了一桌，又端来了面包、牛奶之类的东西。
“妈的！什么东餐、西餐，原来是娃娃吃的东西嘛！还戴什么兜兜！”徐海东说。
大家都被逗乐了。
“听说到了共产主义，都要吃面包、喝牛奶。”有个干部说，“那不都成娃娃了？！”
刘少奇接过话头说：“那不见得，中国人还是要吃中国饭，到那时也不一定都吃牛奶、面包……”
这顿西餐，大伙虽都没吃饱，却也都为开了一次洋荤而心满意足了。然而，徐海东打算用三十元残废金买件毛衣的计划，却泡汤了。
刚回到办事处，敌机轰炸的警报声又响了，刘少奇和徐海东马上组织干部、家属和孩子转移到城墙脚下的一个防空洞去，日本空军扔下炸弹、燃烧弹，在办事处附近爆炸，燃起了熊熊烈火。刘少奇和徐海东最后跑进防空洞，在洞口坐下。
“这鬼地方，地上的特务、汉奸到处盯梢，天上的鬼子，也经常来袭击！”徐海东骂道。
“日本空军的炸弹是专门欢迎你这少将旅长的哟！”刘少奇开玩笑说。
徐海东心想：他们若是知道你也在这里，会加倍欢迎，于是便说，“我们还是早日离开西安！”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方针。蒋介石也加紧了向日军妥协的步伐，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边疆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在华北、华中，国民党军队制造了“（木旬）邑事件”、“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杀害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战士、家属和伤员的反共事件。
徐海东、刘少奇率领延安军事检查团从西安出发，奔向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路上，虽然受到当地国民党军的“热情”接待，但明争暗头号、杀机四伏。徐海东非常担心刘少奇和四十多名干部的安全。他们迎着飞沙、冒着秋雨，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于11月初胜利到达目的地。
皖东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寒霜铺满了皖东大地。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却气氛活跃。
分队长以上的新四军干部正在认真倾听中央代表胡服同志和徐海东同志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徐海东是作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和第四支队司令员前来赴任的，他人地在胡服的右侧。
胡服说：“周副主席在今年初就给我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可是有的同志，恐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积极向东作战，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我和海东同志离开延安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告诫同志们：在敌人后方，应迅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胡服转过脸对徐海东说：“海东同志，你说说，是不是这样？”
徐海东点点头说：“是这样，毛主席两次和我谈话，都说要我们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他洪亮的声音，把拥护的会场都震动了。
徐海东接着说：“我们现有的根据地方圆不到十公里，敌人几颗炮弹就打穿了。我们还要像在大别山时那样：招兵买马，扩大新四军，扩大根据地。向什么地方扩大？敌后、日本鬼子的后方，不能坐在国民党的怀里，等靠要。我们要独立息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向东、向东，不到黄海边，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徐海东说着，手指向了东方。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新四军，特别是第四支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时，由高敬亭领导留下的红军指战员。时隔几年，他们又见到往日的“徐老虎”的雄姿，又听到他那洪亮激昂的声音，这些老部下、老战友无比激动，好像有无穷的力量要爆发……
坐在刘少奇左侧的张云逸，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他刮掉了左右江起义时留的大胡子，显得格外年轻。刘少奇和徐海东的到来，增添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力量，他今天精神抖擞，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他最后总结说：“胡服同志和海东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明确了我们江北新四军的斗争方向和战略目标。我相信，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夜晚。徐海东宿舍。
一盏油灯，驱走了满屋的黑暗。
“尽管四支队的领导有些不好，我们也还是要革命的呀！”第四支队的一名干部放声痛哭，“为什么党中央不信任我们呀？！”
徐海东遵照中央精神，首先是“整顿”好第四支队。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他的肺病复发了。但是，他不顾病痛，刚到指挥部，就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了解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是鄂豫皖红二十八军改编的，军长高敬亭是四支队司令员，因他在思想上过分对国民党妥协，其实也受当时的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影响，又因敌人从我内部挑拨离间，致使高敬亭被错杀。从此，四支队名声扫地。四支队内部有很多人为高敬亭抱不平，但敢怒不敢言。只能和上边统一口径：高敬亭犯了严重错误。
徐海东根据了解的情况和以往对高敬亭的了解，对这位哭泣的干部说：“十年内战，高敬亭不管斗争环境多险恶、生活多艰苦，都不肯向敌人投降。他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哩！”
那个干部不再哭了，怔怔地望着徐海东，半天才说：“党还是信任我们呀？！”
“信任！怎么会不信任呢？你相信党，党就相信你！”徐海东接着说了在延安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他说，“那时，有很多人说我是张国焘的部下。可是党中央、毛主席一样信任我嘛！毛主席跟我说，四方面军广大的同志是好的！”信任，会消除隔阂；信任，能增强团结；信任，同样也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徐海东和其他一些同志，带着党中央的信任，带着中央军事家委的信任，在四支队中进行着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支革命部队立时有了明显起色，内部越来越纯洁、斗志越来越旺盛，同时，还不断地扩大着新的力量。
可是，随着青年学生参军的增多，部队中“文人”和“武人”的对立，又逐渐突出出来。一方说，“只会冲杀，莽张飞，屁事不懂！”一方说，“纸上谈兵，枪炮一响，腿肚子转筋！”
徐海东也是地地道道的“大老粗”，曾经骂“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他崇尚“武举”，认为革命的胜利是靠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到了延安，经过学习理论，并得知党中央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些喝过洋墨水，这才认识到知识的力量。他深知：正人先正己，批铁需靠本身硬。他带头新生有知识的青年，热心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谈心，开生活会；同样鼓励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讲知识的作用。每天晚上，他宿舍的灯都亮到夜间一、两点钟。
经过他对干部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四支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战士们传颂着：我们的“老虎军长”也变成了大知识分子啦！在徐海东领导下，这支队伍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并沿着革命的轨道胜利前进！
1939年12月19日晚。四支队指挥部。
战场，是检验勇敢和智慧的真正舞台。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战员在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和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壮大。徐海东常说：“枪炮底下出干部、见英雄！”
12月18日，侦察员带来敌情：驻南京、明光、蚌埠一带的日伪军，共抽出两千多人，进到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打算“扫荡”我新四军。
徐海东立即提出要打个漂亮仗，为指战员们鼓鼓劲儿。一拍即合，几个领导经过精心研究，拟定了作战方案：诱敌深入，把敌伯一路放进周家岗一线，在通往复兴集的要道上，打伏击。确定部署之后，徐海东与往常一样，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出发了。警卫员担心：“司令员的病可别再加重呀！”
第二天夜晚，驻滁县的日伪军四百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进攻施家集；另一咱经官庄、占领施家集后，进攻周家岗。驻全椒之敌七百余人，一路经东旺集，向大马厂进攻；另一咱三百多人，经石沛桥、枣岭集，与滁县之敌合击周家岗。一心想和新四军决战的狡猾敌人，却落入了徐海东布下的天罗地网。
战斗从21日打响，在二十四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打垮了合击周家岗的敌人一个营。这次战斗，我军只伤亡十一人，却毙伤俘敌蚕六十多人。不仅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而且当场击毙卫个叫毛高十穗的日本指挥官。
敌人见势不妙，仓惶逃窜，十分狼狈。徐海东率领新四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丁、西河等地，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这对进一步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人民群众、干部战士眉开眼笑，奔走相告：
“新四军四支队打了大胜仗！”
“胡服同志和徐司令一到，四支队就翻了身！”
“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
但是，徐海东却很不满足：敌人跑得像兔子一样，太快了，歼敌太少；八十发子弹打死一个敌人，太不合算了！
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徐海东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
1940年1月28日，四支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就要召开了。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坐在木炭火盆边，和指挥部的同志交换完意见。他坐在那里、望着火红的木炭，陷入了沉思。他不时伸出双手去烤烤。他不用笔、不用纸，全凭个人的记忆，在头脑里写下会上讲话的提纲。
第二天一早，警卫员送来早饭时，徐海东看着饭菜，一点食欲也没有。他只喝了几口稀粥，就放下了碗筷。警卫员瞅在眼里，疼在心头，他低声说：“首长，你的病又犯了，今天别去开会了！”
徐海东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加重，不过他相信自己能挺得住，硬撑着对警卫员说：“别瞎说，哪来的那么多病？！走，会议就要开始了！”
会场设在一所学校的大教室里全体营职以上的干部都到齐了，屋里屋外全是人！大家紧盯着指挥部的首长们，以一种肃穆的气氛，迎接副总指挥兼司令员徐海东作总结报告。徐海东以他一贯洪亮的声音，讲了周家岗战斗的经过，经验及其教训。
徐海东越讲声音越高，越讲越兴奋。突然，他觉得有一股东西从口里翻滚出来，但他尽力压制着，仍旧亮着嗓门说：“这只是头一次战斗，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不停顿地向东、向东、我们……”突然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昏倒在桌子旁边。
近些天，徐海东的病情严重恶化。经常大口咳血，然后就一连昏睡几天，他从此一直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
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李品仙、韩德勤集中主力攻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指挥部。地方武装，也纷纷出动。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一起，率主力声东击西，与敌人周旋。为了徐海东的安全，组织上决定派一个连近百人保卫他。他躺在担架上带领这支小连队，在相对安全的津浦铁路以西地区转战。他们夜晚行动，白天休息。徐海东每天咳血不止，没有药物治疗，听说陈咸菜水能止血，就让周东屏找点来喝；又听说卤水能止血，他又让人找点来用，结果都不起作用。徐海东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支撑着。
一天夜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分两路过来，企图夹击我们！”部队顿时有些慌乱。徐海东马上把警卫连长和侦察员来，他边听情况，边看地图，不时用手指着地图说：“从这边山梁下面插过去，向西转移！”
“那正是敌人兵力最强的地方呀！”警卫连长忙说。
“哪里最危险，往往哪里最安全！”徐海东果断地说，“我们这支小队伍，是完全可以钻过去的！”
“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惨了！”警卫连长争辩说。
“为什么你只想万一，不想一万呢？那边一座大山，就是我们的一万人的援军啊！”
黑夜，借着微弱的星光，徐海东坐在担架上，指挥这个连，从敌人两路合围的缝隙里，悄悄地进了一座大山。这位善于游击战的“山大王”，多次从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里安然无恙地跳进跳出。诡计多端的日伪军明知徐海东就在附近，却对他无可奈何！
秋去冬来。大雪纷纷扬扬，地上的积雪已过半尺，雪还是不停滞不前地飘落着。
徐海东被安置在一个远离前方的山区村庄，他的担架上有直通指挥部的电话，文件、电报天天都送给他，他也能经常听到前方指挥员的声音。但他知道的，大都是大喜事，小而槽糕的信息就不传给他了，领导要给他创造一个愉快、安静的养病环境。
前方已有三天没磅战报来，电话线也断了。电旖同在雪地里跑来奔去，找不到线头。两次派出去的交通员，有去无回。夜里，徐海东把妻子周东屏叫到担架前，对她说：“电话不通，文件也看不到，我都变成聋子、瞎子了！快派人去！”
“不要急呀！明天雪停了，就派人去！”
“不行！”
“看你脾气！明天一定去就是了！”
“不行！”徐海东大声吵嚷，“今晚上，你给我亲自到前方去！”
周东屏看着茫茫雪夜，叫她一个女同志怎么走？她犹豫地说：“派出去的人，恐怕快回来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徐海东严厉地责问。
“是呀！”
“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关心党的事情！”徐海东嚷起来，“今晚，一定要把电话线接通！要和前方联络上！你去传达我的命令，完全不成任务，开除你的党籍！”
周东屏了解徐海东的性格。他关心党的事业，关心作战部队，关心连队战士，这一切胜过关心他自己妻子、孩子，更胜过关心他自己。徐海东病中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工作！”周东屏不想让自己的丈夫，在承担病魔折磨的同时，再遭受精神和心理上的侵扰。她二话没说，立即穿上大衣，带着两个通讯员，踏着半尺深的积雪，消失在茫茫的雪夜里。
天亮时，电话通了，文件战报也取来了。徐海东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向周东屏道歉：“不要生气啦！谢谢啦，我的好同志！”
“谁生气啦！也不要你谢我！”周东屏故意说，“人家敢丢了党籍呀！”
“那是气话嘛！”
徐海东，这位往日驰骋于疆场的虎将，现在却不能脱离担架，不能带兵打仗，还要别人照顾着、陪着。他心急如焚，烦躁不安，常常敲着担架床的边沿叫喊：“医生，你有本事快把我的病治好，没有本事，给我滚！”
“周东屏，你也到前方去！”
“秘书！你不要再天天念文件，上前线去！”
……
炊事员送点好吃的，他嚷嚷是“浪费”；管理员打人从城里买点桔子，他不吃，嫌贵；不好的消息，瞒着他，一旦被他发现，就大发脾气……
1941年1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干部和徐海东谈心，不时流出眼泪，徐海东说：“大丈夫只许流血，不准流泪，你有什么伤心事？！比我这更伤心的，我都没掉过半个眼泪渣！”在徐海东追问下，那个干部把上级领导严令禁止让徐海东知道的“皖南事变”告诉了他。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九千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伏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同志牺牲。徐海东一听，如雷轰顶，一马鞭子抽断身旁的一颗小树，大叫一声：“抬我回部队，为死难烈士报仇去，死，我也要死在前线……”一句话没说完，大口鲜血喷涌而来，当即昏迷过去。
徐海东的病情加剧了。
1941年5月，党中央从延安发来一份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电报全文二百多字，全篇多是安慰之语。电报的最后八个字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手拿电文，热泪盈眶。毛主席日理万机，在百忙之中还关心我这个病号，真愧对党中央，愧对毛主席啊！徐海东把最后那个个字写在日历牌上，放到枕头边。他多么盼望早日恢复健康，好为党工作……
刘少奇和新四军所有领导都很关心徐海东的病情。他们派最好的医生守在他的身边，并多次嘱咐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恢复健康，他想吃什么，就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买到，选派得力干部随同他。
1943年11月，谭震林同志选派一名团级干部程启文，到徐海东身边去工作。临行前，谭震林再三叮嘱说：“要竭尽全力，保护好海东同志！”身患痔疮不能行动的陈毅军长说：“你的任务很重要，很重要啊！海东同志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他，我们大家也盼望他早日康复，抗日战争需要他！你照顾好他，就是为党做了一件大事！他重病在身，为党工作心切，脾气急，一定要多体谅他。告诉他，我不能去看他，要他静下心，好好养病！”
“我一定完成任务！”程启文心领神会地说。
程启文要告辞了。陈毅同志又把他叫了回来，最后叮嘱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海东丢了，只要警卫连有一个人，包括你在内，就必须有海东同志存在！记住！一定记住！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要兵派兵，要钱送钱，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海东同志休息好，养好病！另外，你自己要加紧学习，还要给海东同志读书，读报……”
程启文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对徐海东很了解，但没想到他病得如此严重：日夜卧床，每天只能有二三个小时可以坐起，连被子也不能贴身盖，用一根铁丝做的支架，把几床棉被严严实实地捂在支架上。徐海东见程启文来了，乐不合嘴。他问了前线的战况，少奇同志的身体，陈毅的病情，部队的状况，等等。他微笑着说：“你来了，我们一块谈谈打仗的事，我心里轻松多了！”
按照陈毅军长的意见，程启文首先整顿了警卫连；徐海东每天的日程活动都由创新 自安排；派人到南京去给徐海东买药；听说徐海东想要看〈红楼梦〉，他也当成大事，认真去办…… 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是战胜困难和疾病的一剂良药。但是，它的作用必意有限。就在程启文到来的第四天，徐海东突然大吐血，病榻前放着一个二号洋瓷盆，一次吐了半盆，连续几天，高烧不减，温一直在四十度以上。他每天都处于昏迷状态，军医和周东屏束手无策，领导同志纷纷前来探望，悄悄地准备着后事。
深夜，周东屏守在徐海东床边，泣不成声。徐海东从昏迷中醒来，他也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低声说：“哭什么？你是个新四军战士，又是共产党员，不能哭哭啼啼。人总是要死的，有许多有才能的干部，中午一块吃饭，有说有笑，上了前线，晚上就……你见得多嘛？！死，是不可怕的，只可惜我为党做事太少了……”又昏迷过去了。
突然，地方党的干部带来个老中医，他叫沈默，鹤发童颜，虽已六十，但脚步轻盈，谈吐不俗。
“草药是治不了大病的，我们要对党负责，不能让他乱下药！”
“要吃这个人的药，一定得报告中原局！”
……
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意见书，不能让这个“土医生”下药。
周东屏从小在农村长大，虽对中医医理不懂，但见过土中医治好很多病。她断然决定：立即请沈老先生出药方，马上派人去抓药。
徐海东昏迷醒了后，表扬了周东屏的果断，他说：“在药不会吃坏人！”
无名的土医生，并不一定没本事。徐海东三副中药下腹，高烧退了。当沈老中医得知这个病人不是地方党说的“杨副官”，而是大别山大名鼎鼎的徐军长时，心里有些后怕。守着徐海东一天一夜之后，自己背个筐，到山上去采中草药。
“沈先生，我很感谢你！”徐海东握着老中医的手，激动地说，“没有你，我早已命归西天了！”
“大别山的老百姓都感激你！”沈老中医诚恳地说，“从前你率领红军帮着穷人闹翻身，如今又领着老百姓打日本鬼子，你真是我们的救星啊！”
“很惭愧呀！我现在不能带兵，不能打仗，”徐海东难过地说，“成了废人……”
“你会好的，你会好的！”沈默望着这张和蔼可亲的脸说，“只要静心养着，再吃些草药就会好啦！”
沈老中医临走时，留下几个药方，并说过几天还会来，调皮的警卫员问：“你怎么把徐副总指挥的病治好的？”沈老中医也诡秘顽皮地说：“我是太上老君专门派来给徐副总指挥送神药的！”
病情一天天好转，徐海东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天听文件、报纸，精神好了，再听读几页书。顽强的生命，继续和无情的病魔斗争着……
凡是熟悉徐海东的人都说：“真可惜，他病倒了，很难熬到抗战胜利呀！”然而，他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中战场，徐海东在病床上、担架上抱病度过了八年抗战的后五个春秋。
这是一座修缮颇讲究的古寺——湖兴寺，山门前是挺拔的松柏，院中奇花异草，品种繁多，错落有致。很有名望的长老，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对抗战也是一片赤诚。
“徐长官，敝寺室陋曾贫，不请海涵！”长老亲自端着一盆昙花走到期徐海东卧室，恭敬地说，“特送一盆昙花，请笑纳！”
“谢谢长老，快请坐！”徐海东对宗教界的人士一向都很尊重，“我们前来贵寺，已经够打扰的了，你还……”徐海东没有说完，又咳嗽了两声。
“听说长官五年来抱病抗战我们深为感动。您不愧为国人楷模，民族英雄啊！”长老诚恳地赞叹道。
事情也巧。长老送来的那盆昙花当晚开放，许多人都跑来观赏。
寺中的长老身披袈裟，双掌合十，向徐海东祝贺道：“长官真是福星，你一到敝寺，多年不开的昙花开了，国家民族和平有望，指日可待呀！”
“俗话说，昙花一现，但愿这和平不要像昙花一样，转瞬即逝呀！”徐海东笑笑说。
“不！不！”长老说，“国共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人们的议论，从赏花的吉祥，转向了和平还是内战的问题。长老走了，全是新四军和地方党的干部战士了，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大多数人都认为，和平建国是有可能的，不愿意再打仗了。可唯独徐海东以他战略家的头脑拿出了自己的观点：外战结束，内战将要爆发。
从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老病号”徐海东就准备着跟国民党打内战，他在病床上，每天都向来人宣传他的看法：战争会打起来。多数人信他的话，也有人认为他是个“经验主义者”。直到党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准备自卫反击战的紧急通知，话多人暗暗敬佩，“老病号”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这时，徐海东病情虽有好转，但是仍不能骑马。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飞机到处狂轰滥炸，难得一个安全地方。徐海东从华北到苏北，从苏北转向陇海路北，又转到山东诸诚和胶东一带。
许多老战友都了解，对“老病号”最大的安慰是战争胜利的消息。每打了胜伏，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同志就派人把情况详细告诉他。1947年5月，孟良固战役刚结束，许世友带着些罐头、饼干等战利品，来到徐海东住的村庄，一进屋就大声说：“我送药来喽！”
徐海东看到许世友高高兴兴地来了，以为真的搞来了什么秘方，笑着问：“许司令，到底是什么药？”
“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彻底完蛋了！”许世友把帽子扔在徐海东床上，露出了光头，笑着说，“你说是不是一副好药！”
徐海东听到这个喜讯，别提多高兴啦！他脸上的酒窝又深深显露出来，连声说：“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好！你们指挥得好呀！”
两个老战友，面对面坐着。一个绘声绘色地讲前线作战的情景；一个听得入神，神还不时提出对方答不出来的问题。猛地，徐海东对许世友说：“我不能上前线，还麻烦你来看我，心里真惭愧！”
许世友和徐海东的性格相近，他理解徐海东的心情，笑着说：“我们这辈子，有打不完的仗，你安心养着，有你的仗打！”说着向周东屏说：“嫂子，我还没吃饭，给熬点稀饭喝吧！”
山东农村，此时上好的稀饭算是小米绿豆稀饭了，只因战事紧迫，没等绿豆煮烂，许世友就等不及了。
许世友边喝边说：“嫂子想害我，让我吃生绿豆！”
周东屏笑着说：“心急喝不了绿豆粥！等你再打胜仗时，我给你煮得烂烂的！”
临出门时，许世友说：“徐大哥，你随我们一块转移，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也会保护你的！”
话语不多、字字千金。它既表达了老战友生死与共的真切感情，又说明形势严重和战斗到底的决心。徐海东握着老战友的手说：“我一定好好养病，要亲眼看着蒋介石下台。万一你们转出外线，给我一个连，我也要在沂蒙山区打游击！”
山东是蒋介石两个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中央为了徐海东的安全，命令徐海东和部分家属撤往东北大连。1947年9月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威海卫海港。
将星陨人民痛 浩气贯长空
大连。文化街七十五号。
这座幽静的住宅，近邻老虎滩海滨。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中央为徐海东选了这个很好的疗养场所。
徐海东几年没领兵打仗，仍是敌人情报机关追踪的目标。为了保密，从威海卫港上船后，徐海东化名为余立仁。但是，敌人还是很快知道了他的行踪。刚到大连第三天，大连市公安局的一个同志来说，美国电台今天的广播说：“中共重要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到了大连，企图不明！”
徐海东又惊又怒地说：“我这老病号，什么企图不明！我的企图很明白，就是养病！”接着他问道，“从山东撤下来的其他干部家属都安置好了吗？”
“虽说困难些，但都安置了！”大连市委的同志说，“你别担心了，都由我们办！”
徐海东对身边站着的秘书说：“你去把组织上拨给我的养病款，送过去，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属！”
大连市委的同志瑞三推辞不接，秘书知道徐海东的脾气，向来说一不二，别人不听，他就会生气，可能会加重病情。在秘书的解释下，大连市委的同志把组织给徐海东养病的钱拿去补助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家属了。
一位留美的肺科病专家和苏联红军的一位上校军医，经过化验、透视等详细检查和会诊，断定：严重肺结核并带有多种并发症，肺部的绝大部分失去功能，没有完全治愈的可能。
在化验室里，当周东屏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哭一场。
“以前主要吃些什么药？”苏联军医问周东屏。
“主要是靠吃一些中草药，维持着。”她泣不成声地说，“每天还要工作、读书、看文件……”
“这简直是个奇迹！”苏联军医惊奇地说，“我不能理解他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两位医生在周燕屏的要求下，答应不把真实病情告知徐海东。
徐海东自从病倒以来，从不认为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总是满怀希望和信心，像在战场上蔑视敌人一样蔑视病魔。他始终相信自己会好的，九次负伤没有死，病也决不会夺去他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权利。医生一进门，他就乐呵呵地问：“我要养多久，才能上战场？”
两位肺科病专家互相望了望，只好说：“你的精神会使你俩恢复健康！”
“你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名军人，军人是最了解军人心理的，我还想参加战斗！”徐海东说。
上校军医面对这位解放军拘将，强做微笑、连连点头：“是的！你会的！”
可事与愿违，三年国内解放战争于1949年基本结束。徐海东空有一腔热血，却难赴重任。
徐海东两肺功能严重损害，听诊器下湿性锣音像水泡样随着吸气鸣响，可是，徐海东对自己的希望从没破灭过，只要病菌情略有好转，就写信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同志关怀他，也希望他能重新工作。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了大连：
海东同志：
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徐海东把党中央的关怀记在心里，把毛泽东的信放在枕边，作为鼓励和鞭策自己的精神食粮。他每天坚持起床，加紧锻练身体，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徐海东永远铭记徐海东的一句话：“我看过〈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的人，不算个中国人！”他在学习马列著作和阅读文件、报刊之余，也常常反复读这些书。他不太喜欢〈红楼梦〉，其中的人物和他这个一生征战的武人性格、爱好毫无共同之处，但他还是把它读了两遍，他要做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1951年5月30日。徐海东住所。
阳光灿烂，春潮乍起。湛蓝的辽东海湾，泛起汹涌的春潮，海水一次次向海边的沙滩扑来，不时泛起白白的浪花。被妻子周东屏搀扶着和徐海东，站在门口，已经多时，他的心也随着海水一起澎湃。想到周恩来总理要来大连亲自探望他，他的心情就无比激动。
一辆吉普车在徐海东面前停下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敏捷地下了车，大步向站在门外、等了很久的徐海东夫妇走来，徐海东也三步并做两步，迎了上去，两双久别重逢、凝结着深厚友谊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徐海东激动而有些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完成了任务，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周总理诚恳地说，“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你！”
徐海东说：“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是战争结束了！”
周总理说：“胜利了，条件好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呀！”
当周恩来发现徐海东卧室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服装时，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大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海东坚持穿。他说，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周东屏解释着，“不过，不时候苦日子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周恩来眼睛模糊了，心情有些激动。他心想：“这是为中国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将军，革命胜利了，怎么能让他过这种寒酸的生活，当即批条，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衣食款。
徐海东久居大连达九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来探望。
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总理去大连，又到了文化街七十五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喜欢他的坦率性格，热爱他的光明磊落和赤胆忠心。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徐海东的功勋、才能的准确评定。
周恩来第三次来到大连徐海东住处时，发现徐海东还住在那所低矮简陋、潮湿的旧房子里。周恩来当即批条、拨款，把徐海东的卧室加高。
徐海东听说需要很多钱，坚持说：“我感谢总理关怀，房子不修也能住！”
“你是个病人，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周恩来关心地说。
“我要以总理为榜样，要永远艰苦奋斗，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徐海东的座右铭，也是他常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教育孩子们的话。
抗美授朝战争爆发后，徐海东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报纸和文件中了解战况。远离战场，他不能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那样，找前线指挥员谈话，于是，他就经常找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老战友郭述申谈谈，和他共同说说战局，讲讲如何做好战备。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徐海东常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古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6页。）
为了保持谦虚慎谨，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了“六不规定”：
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
这些话，徐海东常给家人说，给同志们讲。有一次，听说一个干部闹离婚，把在一块抗战八年的妻子无故甩掉，另寻新欢，他气愤地骂了好多天。从此，每逢多年不见的同志来看他，不管对方高兴不高兴，都问一下：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周东屏提醒他说：“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怎么开口就问这些？！”徐海东却认真地说，“问问有什么不好，提醒他们别犯错误！”他鄙视争名、争权、争利的人。
1956年9月。北京观音寺一号。
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房子虽不新，但古朴典雅；四周的房子红檐绿瓦，院子中间大方砖铺地，很是气派。这是清朝末期给一位德高望重进士建造的。组织上决定，徐海东搬进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
徐海东在参加八大期间，见到了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看到他们个个精神焕发，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朝气蓬勃地工作。他渴望着也能走上工作岗位实在不甘心“只当官、不做事”。他的心扉，一直是朝着整个国家，向着全世界。他手上总是提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解放军专题节目，学习讲座，他都认真收听。对家里人来说，他既是热心的历史讲解员，又是受尊重的“时事评论员”。医生阻止他看书、看文件，只允许他听读，可旗偏做不到，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一些，就职自己看文件，看报，有时还看些文艺书籍。他说：“吃饭不能找人代替，学习一样不能让人代替。听读三遍，不如自己看上一遍。”
徐海东期望着能工作。身体略好些，每天能起床三四个小时，在别人搀扶下能走出卧室了。他就主动承担了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他身编写战史的执笔人一再嘱咐：
写历史，要写党、写毛泽东思想，写人民群众，不要把我个人写成英雄。没有党，我仍旧会是个穷窑工！（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他的头脑，简真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多年的重病，丝毫没有损伤它的敏捷和记忆，令人惊叹！三十多年前的大小战斗经过，敌人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的姓名、外号、习惯，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军的作战经过、行军路线，爬过的山头，驻过的村庄，以及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他的口中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