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说：“你读的书多，见识又广，你说穷人能不能找到出路？”
积堂说：“有办法呀！现在俄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工农大众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出路！”
徐海东还是头一次听说俄国发生了革命，也是头一次听说穷人有了出路。他兴奋极了，一个劲地向吝积堂打听十月革命的情况，直谈到明月当空，鸡叫头遍才邀吝积堂一起在窑棚中休息。
以后，徐海东经常与吝积堂来往、交谈，还从吝积堂那里得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响导》等书刊。他如饥似渴地学起来，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一次，他坐在一口新做的缸坯旁边看书，当看到“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的时候，他高兴得挥动拳头说：“讲得好！”不觉一拳把缸坯敲破了。他哥哥说：“老么不晓得看的么子书，简直着了迷。”
革命导师的著作和十月革命的情况，像强劲的东风，吹进了徐海东的心扉，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前途，振奋了精神。他急切地去找吝积堂，问他：
“俄国有共产党，中国有没有？”
吝积堂回答：“有哇，听说武汉就有党的组织。”
徐海东说：“你有共产党的书，就必定晓得党的组织在哪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党？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粉身碎骨也不怕！”
吝积堂很高兴地答应了，他说：“我正准备过了年到武汉去，我们一起去找吧。”
一九二五年春天，徐海东把自己喂的一只羊牯卖了做路费，与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到了武昌。吝、李两人被党组织安排在小学教书，徐海东暂时挑水卖，维持生活。不久，吝积堂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徐海东的情况。经党组织批准，由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徐海东于这年四月八日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誓那天，徐海东激动得一夜没有睡觉。他回想着自己的苦难经历，联想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劳苦大众，是多么需要共产党人去组织和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啊！他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也意识到革命征途上的困难一定很多。但困难再大，也要去战胜它。他想从今天起，我就是党的人了，我应该更勤奋地学习，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革命的洗礼
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但是，光挑水卖不是办法呀！党组织确定送他到军队中学习。
那时，北洋军阀部队盘踞着武汉。徐海东的同乡同学、共青团员田道生有个亲戚在武汉刘佐龙部任职。党组织通过田道生找他的亲戚，让徐海东到刘佐龙部，顶替已去职的柳金彪担任副班长。
吝积堂代表党组织对徐海东说：“将来革命需要动刀枪，你要好好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徐海东向党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此后，徐海东便兢兢业业地学起军事技术来。
徐海东所在的那个班，班长叫陈德金，是个老兵痞，但受过正规训练，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徐海东便虚心向他请教。陈德金待人刻薄，常常克扣士兵军饷。徐海东每月为数很少的一点津贴全被他刮去了。为了学到军事技术，徐海东不去计较这些。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把学来的军事技术常识记了密密麻麻的一本子。半年后进行军事考核，徐海东名列全连第一，被提升为中士班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消息传来，徐海东马上找吝积堂、李树珍商量。他们都说为革命出力的时机已到，决定去广东参加北伐军，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便一同秘密南下。
他们走到韶关附近，正好碰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三人一起参加了这个部队。当时，徐海东对北伐战争竭诚拥护，认为北伐军一到，旧社会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就会一齐推倒，新的社会制度就会随之产生，穷苦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因此，他对北伐军的将领非常崇敬。
徐海东参加北伐军后，作战非常勇敢，很快升任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不久，攻打汀泗桥，他带领自己的一个徘，采取迂回偷袭的战术，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大炮，受到全师的通令嘉奖，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
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党里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反动分子背叛国民革命的活动日益猖撅，共产党内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果也日益显露。许多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被无故清洗或拘捕。这使徐海东受到极大震动。特别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使他深深感到国民革命的旗帜已被国民党反动派丢掉了，指靠北伐军解救劳苦大众已经没有希望了，必须另找出路。就在这时候，党组织通知他，尽快离开部队，离开武汉。于是，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他利用值日机会逃出了兵营。
一九二七年六月，徐海东由武汉乘火车到应山杨家寨车站下车，步行回到黄被北乡。一路上，他见到“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拥护国民革命！”的标语依然写满墙头，农民协会仍然很活跃。家乡的老熟人还高兴地告诉他：“夏区最大的劣绅李旭亭被镇压了，财主们再不敢像过去那样逞凶了！”乡村的形势比他预料的好得多，农民热烈的革命情绪使他深受鼓舞。他想，如果党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领导广大农民起来战斗，革命仍有成功的希望！他马上打听县委的情况，要求接受任务。不几天，他找到了县委成员田道生，田道生兴奋地说：“你回来得正好，县里正缺军事干部。”黄陂县委确定给徐海东十三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任命他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
徐海东领导河区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捉拿土豪劣绅，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河区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但是不久，风云突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黄陂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吴光荣牺牲。县城的工人纠察队和乡村的农民自卫队相继被强行解散。以前逃到外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还乡，建立起“铲共会”、“大刀会”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向人民反扑。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在黄陂北乡，大劣绅李旭亭的儿子和外甥纠集一批流氓恶棍，自称“三十八老子”，歃血为盟，发誓专门与共产党作对。他们贴告示，出通缉令，要捉拿徐海东。徐海东带领几名不愿解散的自卫队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一次，所谓“三十八老子”在金鼓（地名）与徐海东相遇。当时徐海东是商人打扮，穿的长褂，戴的礼帽。自卫队员扮作挑夫，担着箩筐。敌人蛮横地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出破绽，便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徐海东答：“我们是做生意的，刚在金鼓集上销了货，现在回河口镇上去。”说着掏出烟来，一人一支。
敌人见他态度自然，换了口气，问道：“你们见到徐海东没有？”
徐海东回答：“没有。”又故作惊讶地反间：“你们见到了？”
“听说他到金鼓来了……”敌人发觉不该泄“密”，刹住了后面的话，摆了摆手说：“你们没有见到就别打听，快走！”
徐海东一行走过一个山头，队员们“噗哧”一声都笑起来，骂敌人是一群笨蛋！徐海东说“莫笑，我们还得留条标语给他们作纪念！”说完，拿条扁担在路上写道：“打老子，捉老子，看见老子，不认得老子！”大家看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这段趣闻很快在金鼓一带传开了。
但是，敌人的镇压越来越严重。在河区，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些人经不起严峻考验，当了可耻的叛徒，给农民自卫队的行动增加了困难。区委决定分散隐蔽，保存力量。徐海东不得不由河区重返自己的老家。
揭竿而起
深秋的陂北山乡，依然天高气爽，满山遍野，万紫千红。重新干起窑工的徐海东，无心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忧心忡忡地在考虑着革命的前程。回想三年的国民革命，一幅幅壮丽村图画，一幕幕受挫折的教训展现在眼前。他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苦痛。“为什么好端端的革命被葬送了？”他想：全国工农大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又是那样热烈的拥护革命，党为什么不去依靠他们、领导他们与反动派作斗争呢？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反而要共产党员退出军队，并且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收缴农民自卫队的武器呢？他觉得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人民不赞成革命，不是共产党人没有牺牲精神，而是党的领导太软弱了！他相信，只要党接受这个教训，端正路线，革命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他没有悲观，没有气馁，决心在家乡扎扎实实地做革命的串联发动工作。
徐海东首先在窑工中秘窑宣传革命道理。为了避开反动势力的耳目，他常常以搞抹牌赌博的名义进行串联，夜晚在窑棚中或山沟山岔里开会，向窑工讲穷人受苦的根源和十月革命的故事，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
不久，他从窑工中打听到附近了家大湾的了彩光也在群众中宣传革命理论。丁彩光是武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在他的串联发动下，已经建立了“贫民救济会”。接着，徐海东又听说四道生也从外面回来了。他很快与丁彩光和田道生取得了联系。
田道生回乡后，把在乡的共产党员秘密地找到一起，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大家根据党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加紧发动群众，准备夺取敌人武器，建立革命武装。
徐海东听了“八·七会议”精神，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增添了必胜信心。他按照党员会议的决定，积极在窑工中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喻咀建立起党的支部。
与此同时，田道生、田耕三也在河背咀、徐家桥建立了党的组织。丁彩光在丁家大湾一带组建的“贫民救济会”也发展到十八人，并且从逃兵手上买到一枝汉阳造步枪。
他们有了初步的工作基础，便确定联合起来揭竿起义，打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把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动员和聚集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他们把暴动攻击的目标定在夏店雨坛寺“缉私营”。暴动由徐海东和丁彩光指挥。
“缉私营”又名“盐卡”。它是湖北地方反动当局为了强制推销硝盐而设立的武装机构。这种机构在鄂豫两省边界的各个要道隘口都有。它的任务是阻止北盐南运。因为硝盐味道涩、价钱贵，老百姓不愿买硝盐而千方百计买北盐（即北边运来的海盐），为此，常常遭到“缉私营”的拦截和惩罚，他们对“缉私营”恨透了。听说要干掉“缉私营”，党员和组织起来的群众个个磨拳擦掌，坚决拥护。
十月上旬的一天，徐海东与丁彩光扮作卖窑货的人，到雨坛寺周围察看了地形，侦察了敌情，弄清“缉私营”只有一个班，新换了武器，但士气低落，没有打过仗。他们根据这些情况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第二天夜晚，他们分头在党员和“贫民救济会”中进行动员，并挑选了十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作为偷袭行动的基本队伍。武器除了丁彩光有枝长枪和徐海东有校短枪外，都使刀叉。此外，他们还自制了四枝木手枪用红布包起来，以壮声势，迷惑敌人。
第三天傍晚，偷袭雨坛寺“缉私营”的队伍按计划在水竹沟集中。晚饭后，徐海东检查了大家的行装，再次宣布了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选择僻静的山间小路悄悄地向雨坛寺进发。约莫半夜时分，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万籁俱静，“缉私营”的官兵已经熟睡，只有一个哨兵在门外踱步。徐海东和丁彩光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逐步接近雨坛寺。待敌哨兵倚靠在一棵树干上打盹时，他们从背后猛扑过去抱住哨兵，迅即将早已准备的毛巾塞进哨兵嘴里，拖到旁边捆好。他们随即进入庙里收缴枪支弹药。待敌人醒过来时，都已成了俘虏。徐海东命令俘虏原地不动，然后锁上大门沿着原路返回了水竹沟。
这是一次漂亮的偷袭行动，没有遇到抵抗便缴获了十枝崭新的长枪，队员们个个欢天喜地。他们回到水竹沟后，搞后勤的人特地杀了七只鸡犒劳他们。
在水竹沟，他们整编了自己的队伍，仍然称为农民自卫队。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黄陂北部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也是后来组成鄂豫皖红军的最初来源之一。这支革命武装建立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三天后，附近罗山、黄陂、孝感三县边界的地主保安团队即勾结起来联合进攻水竹沟，妄想一举把这一武装斗争的火种扑灭。徐海东和同志们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确定转移到陂孝交界的苎麻岭大山区打游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黄麻起义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确定到黄安汇合。走到四姑墩附近，听说黄安城正遭敌人围攻，他们便跑步前往援助。到达黄安时，起义组成的鄂东军已由城内撤出，他们找到副总指挥吴光浩，将部队编入了鄂东军。后来，鄂东军由黄安北部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黄陂重建党的工委，徐海东被分配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年关暴动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回家乡以烧窑做掩护，从事秘密的革命领导工作。
这年是个荒年，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一半，而地主、民团逼租索债却有增无减。眼看着一群群穷苦农民拖儿带女逃荒讨饭，有的甚至被迫自缢，家破人亡。徐海东心急如焚，他把夏区党的干部召集到段家畈窑棚讨论对策。
这次会议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个白天举行的。窑棚外面山头上放了暗哨，窑棚里面正在开展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农民已被地主、民团逼得走投无路，党应当立即组织群众举行暴动，开地主的仓，分地主的粮，和敌人拼了！也有人认为，硬拼不是办法。他们说，黄麻起义以后，国民党派到鄂豫两省边界的部队有两个军，地方反动民团也不少，而农民群众手无寸铁，要开仓济贫，岂不是送肉上砧板！他们主张继续串联发动，聚集力量。徐海东虽然觉得后一种意见有道理，但是他认为不能等敌人力量弱了、群众武装好了再暴动，应当从斗争中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于是，他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同意暴动夺粮！”工棚里顿时静下来。他继续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现在不少农民被反动阶级逼得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应当公开领导群众斗争。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接着他又分析了群众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的困难，主张报请上级派特务队前来支援。会议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了决定，拟订了暴动计划，上报黄陂县委审批。
一九二九年元月下旬，黄陂县委批准了他们的计划。鄂东特委也应他们的请求派来了特务队。徐海东再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了年关暴动指挥部，制订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暴动的具体动员和组织工作也随之秘密地展开。
农历腊月三十日，年关暴动如期举行了。这天天刚亮，备地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河背咀，由特务队长江竹青发表演讲。大家情绪激昂，“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演讲完毕，暴动指挥长了彩光便走在队伍前面，沿途吆喝：“今天我们要开地主的粮仓，凡是没有年饭米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到财主家里去背粮！”这样一来，暴动队伍越来越大。附近的财主吓得躲的躲、逃的逃。这一天，先后开了黄家窑、段家畈、细张家田等地四户地主的粮仓，粮食衣物都分给了贫苦农民。
在暴动过程中，徐海东没有公开出面做领导工作，只是和农民一样参加了暴动队伍。这是党组织决定的。
这次暴动夺粮，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暂时困难，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很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暴动队伍刚散，夏店的民团便扑过来了，黄陂县的反动武装也赶来逞凶作恶。这时，我方特务队已转移到外地执行任务。暴动中公开了身分的共产党员遭到敌人通缉，许多基本群众被刑讯受罚，党的干部吴安照被捕牺牲，徐海东也不得不暂时离开家乡。这次暴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徐海东怀着沉痛的心情总结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干革命不仅要敢闯，而且要会闯。作为一个指挥员，如果不能通观全局，没有可靠的措施，即使主观愿望再好，也会招致损失。他想：敌人凶狠，无非是因为他们手上拿有武器；我们要站稳脚跟，也必须把建立人民武装放在第一位！他由家乡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以后便着手组织游击队，从此他就一直从事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始终牢记年关暴动的经验教训，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科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打出了威风，开创了新的局面。
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徐海东同志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顾大局、识大体，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一九三○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在陂孝北山区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方反动豪绅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孝感十二区民团头子蒋少瑗趁徐海东带的游击队转战到陂安南县的机会，纠集罗山姚老约民团和反动红枪会联合进攻徐海东的家乡，实行阶级报复。当地党组织得到情报，率赤卫队掩护群众作了转移。反动民团抓不到人，便放火烧毁了徐家窑、徐家店、上屋湾等处的房屋，把家具财物抢掠一空。待游击队赶来，敌人已经逃走。战士们站在山头上，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大家都为徐海东家里的困难担忧。徐海东却哈哈一笑，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得！”
徐海东没有忙着找家属，却先把农会干部找来，一户一户地询问房屋被烧的人家都找到地方住没有。当他知道受害群众都住下了以后，才到亲戚家慰问自己的亲属。
家里人见他回来了，都问他：“房子烧了怎么办？”他笑笑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办法吗？”他妻子嗔他：“一家人都愁的不得了，你还笑！”他回答说：“愁能愁出房子来？你愁死了民团才欢喜呢。”他见大家还是皱着眉头，又说：“我知道在亲戚家挤着住，两家都不方便，但是，现在哪有能力盖新房子？就是盖起来了，敌人未消灭，你能担保他不再烧？要看到现在的形势好得很哩，敌人疯狂是暂时的，他越是烧、杀、抢，起来革命的人就越多，他们完蛋得越快。我们只有克服困难，齐心革命，早点打垮反动派，才有好日子过！”他讲的条条在理，一家人都决心克服暂时困难，积极支持革命。
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区转移之后，国民党把黄陂、孝感北部和罗山南部、黄安西北部的边缘地区划为礼山县（即今大悟县），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法西斯统治，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皖西转战到家乡一带时，徐家一族先后有几十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嫂嫂向他哭诉这些悲惨遭遇时，他内心十分哀痛。他想：亲人们已经牺牲了，革命需要自己的不是悲哀，而是战斗！要说服活着的人挺起胸来，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抑制住感情，没有掉一滴眼泪。他平静地安慰嫂嫂说：“大姐，别难过！阶级斗争嘛，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记住这笔血债，把孩子哺育好，为前辈们报仇！”这时，正好他的侄儿文治的媳妇生了小孩刚满月，要他给孩子起个名字。他想了想说：“就叫个‘守’吧！”侄媳妇明白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文治已经为革命牺牲了，要把这个烈士的后代守护好，让他长大了继续革命，便表示决心说：“好！我一定把他守大，再难再苦我也能顶住！”后来她确实历尽艰辛，一直把孩子哺育成人，让他参加了革命队伍。
他曾对亲属讲过：“无产阶级要推翻整个旧世界，想不付出代价行吗？人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果都舍不得贡献出来，革命哪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了，他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义务，没有半点徇私苟且的权利。要是遇到困难就回头，要这样的党员干什么？”正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革命情操，他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奋斗，一往无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一代名将 功著中华 王祖训
——纪念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
今年6月17日，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徐海东同志，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的六代窑工家庭，曾当过11年窑工。1925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坚定志向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曾历任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红25军副军长、军长、代理政治委员，红28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内，他先后担任过黄陂县区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鄂豫陕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陕甘晋省委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徐海东同志率部驰骋疆场，身经百战，足迹遍及大别山区、黄土高原和华北、华中诸省。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娴熟地把握革命武装斗争的客观规律，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曾率部参加和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屡立战功，充分展示了一位杰出军事家的大智大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生立党为公，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无论职位高低，对党、对人民，始终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无私品格和高尚情操。他40多年的革命生涯，战功卓著，深得党的信任，受到人民群众和全军指战员的崇敬与爱戴。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徐海东同志都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邓小平同志赞扬他“对党是一颗红心’’；江泽民主席给《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赞扬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徐海东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30年，但他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不朽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高尚品质、革命风范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一生光辉的革命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东西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特别要重视学习他的革命品质和治军、打仗及作战指挥艺术方面的建树。徐海东同志毕生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在参与领导人民军队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听从党的指挥，坚定地执行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信赖。他说，我们革命队伍只有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我们的行动才有正确方向、才能打胜仗。他强调革命军人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这些，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徐海东同志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风趣地说自己是“青山大学毕业生”。在战争实践中，他刻苦探索各种战役战斗的基本规律，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具有很高的指挥艺术。他坚持认为进行任何一次作战，没有把握或得不偿失，坚决不打。在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中，他根据陕南地区地理、民情和敌情，主张实行“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以非凡的胆略，指挥弱小的红军与十倍于己的强敌周旋，在险情困境中运筹帷幄，巧妙布势，出奇制胜，取得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徐海东同志是我军众所周知、素以勇猛著称的高级指挥员。他在长期的征战中，始终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这种不畏艰险、知难而进、敢打必胜的革命意志和英雄胆略，对于我们贯彻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教育作用。徐海东同志是我军严格治军的著名将领之一。他经常教育部队说，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战斗力。为此，他治军非常严格。总是要求部队培养勇猛顽强、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同时，他又十分关心爱护部属，在艰苦的转战中，配备给他的马匹，常常让给体弱有病的战士。每次战斗后，他总要去看望和组织安置伤员。在他的培育和影响下，所属部队遵纪守法，拥政爱民，内部团结，无坚不摧。徐海东同志的严格治军实践，给我们新的期依法从严治军，不断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徐海东同志的军旅生涯，功勋卓著。今天，我们纪念徐海东同志，就要像他那样，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时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人民军队永不变质；就要像他那样，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不谋私利，处处率先垂范，大力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就要像他那样，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努力做好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我们军事科学院作为全军最高军事科研机关，更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徐海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宝贵精神遗产，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决按照江主席关于“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进军事科学事业跨世纪发展，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
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军事科学院
在共和国十大将中，徐海东其名如雷贯耳，其事震古铄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红25军和红15军团主要领导人，徐海东的名字在大别山区、秦岭脚下、黄土高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敌人听说他们与之作战的对象是徐海东时，不是惊慌逃窜，便是缴械投降。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在参加革命前，他不过是个苦大仇深的普通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诚实的品格。在敌人面前，他英勇无畏、冷若冰霜；在同志面前，他肝胆相照、温暖如春；在名利面前，他居功不傲、淡泊明志；在邪恶面前，他刚直不阿，一身正气。
我们党三代领导人对徐海东大将的一生都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邓小平同志说，徐海东“对党是一颗红心”；江泽民同志最近为《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值此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
大别山区留英名
1900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廿一），徐海东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窑工家庭。9岁时入私塾念书，12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他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给了他坚强的性格，同时也使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阅尽了世上的不平。1925年春，他在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离开家乡，前往武汉参加革命。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派到军阀部队里学习军事。一年后，他投身到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参加了汀泗桥战役和武昌战役，曾经率领一个排一举击溃敌军四个炮兵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受命返回家乡，组织起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曾先后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店区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鄂东警卫2团团长等职。反动武装多次进行疯狂反扑，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家族66口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增添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队伍几次被打散，他又几次顽强地把它拉起来。1931年春，所部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此时的徐海东已成为红军中的一员猛将，“徐老虎”的威名开始不胫而走。他常常挥舞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战士们见了勇气倍增，敌人见了胆战心惊。担任过红4军第12师师长的陈赓大将曾风趣地对人说：“这辈子挺光荣的一件事，就是当了几天徐海东的领导。他是著名的‘徐老虎’，我当他领导，他没咬我，却帮我打了许多硬仗。”
的确，徐海东敢闯险境，善打硬仗，多次使部队转危为安，为保卫苏区和人民群众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2月在商潢战役中，他指挥第36团担负正面阻击任务。营连长们阵亡了，司号员也牺牲了。他甩掉上衣，抡起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奔跑着，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随着这一声喊，退下的战士又冲了上来，倒地的伤员又站了起来，失去的阵地又夺了回来。这就是徐海东的战斗作风，临危不惧、百折不挠、英勇不屈、万难不却。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国民党30万大军“围剿”下决定离开鄂豫皖苏区。当时在英山地区打掩护的红27师师长徐海东在与总部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带领第27师一个团顽强奋战，摆脱了10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同皖西北道委及部分地方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当时，留在苏区的几千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敌军所至，白骨露于野，数里无鸡鸣。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徐海东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新组建的红27军第79师经一个多月艰苦转战，左冲右杀，突出重围。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徐海东连续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一到目的地，他便一头倒下睡着了。30多个小时后，他才睁开眼睛。当他翻身坐起来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1933年2月，徐海东升任重建后的红25军副军长，协助军长吴焕先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但在随后的七里坪围攻战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中共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红25军在接连失利、减员过半的情况下，被迫从鄂东北转至皖西北，接着又决定返回鄂东北。当时，徐海东正重病在身，躺在担架上随特务连及部分勤杂人员走在队伍的后面。10月初，部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突遭敌人截击，队伍被切为两段，前后失去联系。徐海东身陷险境，但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集合起被冲散的连队边打边撤，折回皖西北，在那里同道委书记郭述申又树起红28军的旗帜。敌人惊呼：“剿共，剿共，越剿越多，一个红25军没剿灭，又剿出一个红28军！”当时的皖西北地区经敌人多次蹂躏，田地荒芜，庐舍成墟，鸡犬无声，猪牛绝迹。徐海东率领仅有2000多人的红28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同近10万国民党军周旋于大别山区。“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传诵在红军中的歌谣，是红28军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
1934年3月，红28军转战到葛藤山一带。部队刚刚落脚，敌54师第161旅就攻了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实施佯动，迷惑和调动敌人，尔后只留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撤了下来。当敌军蜂拥着扑向那座山头时，他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将161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刘书春。当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生被带去见徐海东时，怯生生地问：
“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了摇头。
刘书春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得到的回答是：“你别再问了，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
刘书春愣愣地想了半天也没闹明白，于是再问：“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 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呶，就在那儿！”
巍巍大别山在早春的暖风中泛起层层绿浪，衬着点点鲜花。这是英雄的山，不屈的山，母亲的山，光荣的山。她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造就了多少钢铁战士。在她的怀抱里，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挟雷携电的红军领袖。
是的，徐海东是大山的儿子，只要看见山，他就像到了家一样备感亲切。在一次转移中，他突然望着前面大声说：“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大家莫名其妙地问：“在哪儿？”他指着眼前的三个山头笑道：“那不是，三个团哩！”
葛藤山战斗后不久，徐海东率部奔赴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同吴焕先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并出任红25军军长。从此，他领导这支光荣的部队，像一条游龙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游荡于鄂豫皖边之间，设伏高山寨、突击长岭岗、奔袭太湖城、激战扶山寨……
黄土高原建丰功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新苏区的指示，红25军2980余名将士在鄂豫皖省委（到达陕南后改称鄂豫陕省委）领导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长征。部队出征前，徐海东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请求降职了。在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了伤，归队时上级已任命了新团长，他便自行当起副团长。
部队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桐柏山，北上伏牛山，继入商洛山，历尽艰难险阻，突破重重封锁，摆脱近10万敌人的尾追堵截，于12月9日进抵陕南庾家河。一路上，徐海东不辞劳苦、奋勇当先，哪里有险情，他就到哪里去。在方城县独树镇，部队突遭敌军拦截，前卫被迫后撤。紧要关头，他跃马扬鞭赶到，挥刀冲入敌阵，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到达庾家河的第二天，部队即遭突袭，当哨兵发现情况，敌人已近在眼前。危急时刻，又是他一马当先，率部反复冲杀。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来时，他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政委吴焕先告诉他，省委已经决定，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苏区。他听后欣然地点了点头。
1935年1月，国民党军对刚刚立足陕南的红25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徐海东伤势未愈即随队出征，南下郧西，北上雒南，东进卢氏，西攻华阳，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扩大了苏区、壮大了红军。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5月调集重兵再兴“围剿”，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红25军。面对强敌，徐海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
的作战方针，并率部打头阵，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转圈子。尔后突然西进，四天急行军560里。战士们不理解，讲怪话。他笑道：“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路。”几天后，待敌警备第1旅气喘吁吁地追来时，红25军将士早已养足精神、严阵以待，在山高林密的袁家沟口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生俘敌旅长唐嗣桐，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士们高兴地说：
“咱们的路没白跑！”
7月中旬，红25军北出终南山，在西安附近的引驾回从敌人的报纸上获得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北上的消息。徐海东喜极之余，当即向省委建议西征北上，接应中央。他在7月15日召开的省委紧急会议上动情地说：“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省委其他同志怀着同样的心情一致决定：红25军主力立即撤离鄂豫陕苏区，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领前卫团一路急行，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攻取隆德，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尔后翻越六盘山，在白水镇击溃马鸿宾一个旅，在四坡村消灭马开基一个团。不幸的是，在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为失去这位他最敬重的同志、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欲绝。他擦干泪水，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率领红25军继续前进。
部队在西兰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天天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围拢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代理省委书记和军政委的徐海东，率部跨泾水，过绍山，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红25军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它西征甘肃的战略行动虽然没有迎接到党中央，但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的北上行动。特别是它到陕北后，同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并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和副军团长刘志丹领导下，立即投入到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