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初，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进行了整编，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1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发起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2个团，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以后，敌人暂时停止了对陕北的进攻。苏区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左”倾错误路线在陕北苏区造成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得到妥善解决。但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悬而未决，还有300多位同志被冠以“反革命嫌疑犯”的罪名关押囚禁。这个问题一直是徐海东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决定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以期彻底解决问题。
一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徐海东鼓起勇气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我的部队现在还有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接着，徐海东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正说着，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请周恩来一起听听。
徐海东说完后，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道：“海东，你看那些人象反革命吗?”
徐海东回答说：“我看不象!”
“不象就应该解决嘛!”周恩来坚定地说。他那双浓眉下的眼睛，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
毛泽东沉思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
周恩来也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
徐海东说：“他们有的是被供出来的，有的是说了不满意的怪话给抓起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说有的人是历史问题，可又找不到证明人。”
毛泽东说：“我看不需要找什么证明了。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海东，你要亲自去办这件事。”
周恩来关切地说：“要好好安慰同志们。”
接受命令后，徐海东立即赶回军团部，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
很快，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集合在军团部门外的空地上。面对站着的这300多名干部、战士，徐海东含着热泪，用哽咽的声音讲道：“同志们!……我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战士回到连队去，干部等着分配工作……”
顿时，队伍中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进行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周恩来，就提出要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以抵抗国民党亲日派对西安的武装进攻，并指名要徐涨东领兵前往。他们和红二十五军多次交过战，深知徐海东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一口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要求。
12月中旬，徐海东奉命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部队行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周副主席来了!还有国民党的大官，护兵一大串呢!听说其中有个将军叫杨虎城。”
徐海东一听，忙起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只见周恩来身穿一件深绿色呢大衣，头戴礼帽，陪着一个中高个子、一身将校呢的军官疾步走来。不用问，那穿将校呢的一定是杨虎城了。
徐海东走上前去，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周副主席。”
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伸出手，轻轻说了句：“杨虎城。”
徐海东和他握握手，没有说话。此前和东北军，西北军打了许多回仗，今天敌人突然成了友人，徐海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周恩来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一句话，打开了双方的僵局。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和徐海东谈及此事时，还笑着说：“海东啊，你只会打仗不善外义。还记得吗?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你20多分钟不知怎么开口!”
周恩来告诉徐海东、程子华：“眼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临走时，周恩来看到徐海东没有大衣，便脱下身上穿的那件军大衣，送给徐海东，给他挡挡风寒。徐海东接过大衣，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徐海东率领部队迅速南进，抢在国民党进攻西安先头部队之前占领商州并坚守了12个日夜，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计划的实施，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先是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9年后，他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终因劳累过度，徐海东病倒在华中前线。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徐海东拖着病体又开始了战争生活。由于身体虚弱，不能骑马，他只得每天坐着担架随部队转移。从华中到苏北，从苏北又到山东。躺在担架上，徐海东满腹歉疚，常自言自语：“我算什么军人!不能打仗，不能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反而要人保护我……”
随着内战的逐步深入，战争日益惨烈。为了徐海东的安全，1947年9月，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大连。9月18日，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威海卫乘船前往大连。
到大连后，徐海东被安置在文化街75号住宅养病。虽说是重病在身，徐海东依然时刻关注着各个战场的情况，期盼着能早日重上战场。
建国后，徐海东在大连住了6年多，周恩来先后3次专程前往探望。当徐海东说到他长期养病，大将军衔受之有愧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徐海东的病情。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了封信。信中说：
海东同志：
7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
1951年5月下旬，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们一下火车就直接来到文化街75号。徐海东听说周总理来了，忙让夫人周东屏搀扶着到门口迎接。不多久，一辆吉普车停在徐海东跟前，只见周恩来和邓颖超走下车来。徐海东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又颇带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党!”
周恩来深情地说：“海东同志，你完成了任务，你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非常想念你，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徐海东感激地说：“谢谢!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战争结束了，我还没好。”
周恩来安慰道：“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住了十多天，临走前，他们再一次看望了徐海东。周恩来看到徐海东的卧室里还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时，便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况且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
站在一旁的周东屏也说：“过去苦日子我们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面对徐海东夫妇这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体谅国家困难的高尚情操，周恩来深为感动。徐海东越是这样，周恩来就越觉得应该关心他们、照顾他们。于是，他当即嘱咐有关部门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和衣食款。
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鉴于徐海东同志为我党、我军所作的重大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徐海东得知后，心里十分不安。他觉得自己从1940年病倒后至今，几乎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大将军衔实在受之有愧。正巧，周恩来总理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
徐海东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部下，周恩来的双眼湿润了。他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居住大连期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往探望。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使病中的徐海东十分感动。
“文革”期间，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徐海东，并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徐海东激动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56年9月，徐海东从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
徐海东在身体略有好转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八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经常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底，徐海东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徐海东的卧室，围在病床前开起了“床头批判会”。他们逼他承认是“修正主义分子”，承认在大连时参加过高岗召开的“黑会”，还要他承认“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徐海东头上的“大帽子”越扣越多，就连他在“文革”初给毛泽东写信都成了罪状，说他这是“想要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
那是1966年5月23日，徐海东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对当时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选好接班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他还提出：“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天加紧：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分文不准支取；暖气供应被停止；日常用的药品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供应都被切断了。
徐海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呼吸困难，嘴唇、手指甲都变成紫色，生命垂危!
望着奄奄一息的徐海东，周东屏心里十分难过。于是她对徐海东说：“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
徐海东摇摇头：“不，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此时此刻，徐海东十分体谅周恩来的难处，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事去打搅周恩来。
没过几天，徐海东开始发烧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东屏想起了徐海东亲密的老战友王震，便背着徐海东让儿子徐文伯去找王叔叔，让他想办法救救徐海东。
王震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挂了电话，嘱咐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徐海东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徐海东，听说周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6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北京，而徐海东却没有接到出席“九大”会议的通知。
3月31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他用低沉的语气郑重宣布：“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当时，徐海东毕竟还是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人”。
周恩来见有人提出疑问，便解释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后，与会者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4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位负责人，匆忙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周恩来主席召开的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参加大会，可向中央请假。”
本来对参加“九大”已经绝望的徐海东，听说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让他出席会议，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徐海东急忙起身，要周东屏帮他穿好衣服，剃掉了一寸多长的胡子，带上氧气袋，于当天下午坐车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见徐海东坐手推车来到了主席台，急忙迎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握手，并亲自扶着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
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上了主席台。会场内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毛泽东就座后，环视了一下主席台，然后大声问道：“海东同志来了没有?”
“到了!到了!”徐海东连忙应道。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特意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会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海东久久地望着毛泽东，老泪纵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
在党的“九大”上，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徐海东仍没能摆脱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10月20日深夜，两名“军委办事组”的人员突然来到徐海东的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林彪签发的所谓“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他们限定徐海东“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第二天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携妻带子搭乘一列南下的普通列车，来到“疏散”地河南郑州的一个干休所，住进了临时为他们准备的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在这里，暖气供应和医药保障再次被切断了。一同前来的所谓“秘书”，名义上是跟着来工作，实际上是监视徐海东一举一动的。
面对这种困难的状况，周东屏只得再次向周总理求援。她亲自给周恩来写信，并通过王振的秘书，才好不容易把信转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这才知道徐海东在郑州的一点情况，立即亲自批示，把那个所谓“秘书”调回了北京。
徐海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周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徐海东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显然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然而，林彪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也没有放松。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享年70岁。
徐海东和周东屏的伴侣情 包坤明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蒋介石为买他的人头悬赏10万。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是湖北黄陂县(今大悟县)徐家窑人，祖上六辈都是窑匠，小时只读过三年半书，9岁开始学烧窑。当了9年“窑花子”，还当过放鸭娃子。1925年，他离开老窑，出走到武昌，先是卖水为生，而后当兵。卖水为生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瑷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纠集反动武装进攻徐海东的家乡，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童养媳，受尽期凌。1932年10月，15岁的周东屏参加了红25军，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
长征路上，周东屏和医护人员一起，舍生忘死，勇敢机智，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隐蔽所，及时救护，使不少伤员免除死亡，重返战场，1935年9月，周东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红25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徐海东和周东屏是1935年9月长征快结束时，经人介绍结婚的，从此，他和她结成了终生的革命伴侣。
徐海东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在戌马倥偬的一生中，他驰驰疆场，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奇迹中饱含着周东屏对他的情和爱，饱含着周东屏无数个日夜对他的辛勤护理。
长征途中，徐海东率领红25军，与国民党第60师在陕南激战，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退了敌军，然而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还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用她自己的嘴去吮吸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一口又一口……徐海东的呼吸逐渐平和匀缓，窒息的危险消失了。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周少兰四夜衣不解带，眼不阖拢，硬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军长感激她的照顾，建议她将原名“少兰”改为“东屏”，东屏，即是徐海东的屏障之意。这一改，就注定了她和徐海东风风雨雨几十年的精心照顾。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抗战初期，部队里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学生。一天，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徐海东一听就生气了，说：“浑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说得那们同志怪不好意思，以后见到徐海东就脸红。
抗战期间，久经战场的徐海东将军，伤痕累累，经常带病上阵指挥作战。周东屏竭尽全力帮助将军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东屏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他抱歉地对东屏说：“真有点对不起你，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决心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女儿，带着儿子，和丈夫到敌后抗日前线去。
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就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指挥部队接连打了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徐海东却因连日疲劳，旧病再发，大口吐血，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主席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周东屏为使丈夫早日康复，冒着危险上山采药。她只知道野菊花能明目，首乌藤能养颜，大青叶能消肿，猫公刺能清热……在山中采药时，巧遇了正在躲避战乱的老中医，便把老中医请来为徐海东治病，使将军转危为安。
周东屏除照顾徐海东身体恢复健康外，还刻苦学习，服从大局，在党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1937年8月她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9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机关党委总支书记。1940年2月，奉党的指示照顾重病的徐海东同志。
解放战争期间，徐海东病体更加衰弱，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947年冬，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一再敦促下，徐海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战场，到大连治病。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为肺科专家和苏联红军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伴侣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路了。周东屏这位年轻的女护士，从看护徐海东养伤，到后来结为夫妇，特别是徐海东大病之后，年复一年，日夜陪伴照顾他，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战功卓著、多伤多病的丈夫。这时，她多么希望徐海东能走、能跑、能重返战场指挥作战。徐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在生活上却是非常依赖周东屏，他曾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
1948年2月，周东屏任徐海东同志秘书，驻地支部书记。
全国解放后，周东屏仍以照顾徐海东同志的生活为主。1951年5月，周恩来同志紧握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志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7年6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徐海东与周东屏分别于1970年3月和1997年7月逝世，在他们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里，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同甘共苦，相依为伴，心相印，情相连，意相随，志相投，始终是最忠实的伴侣。
徐海东和他生死相守的妻子 崔向华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称赞“红色窑工徐海东”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民间传颂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九次负伤，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救出徐海东的，是一位名叫“少兰”的女子。
1934年11月16日，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三千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本来这支部队中的七个红军女护士都决定留在鄂豫皖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跟部队走，一片哭声终于惊动了军团长徐海东：“为什么哭鼻子?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决定?”年纪最小的周少兰天不怕地不怕地说：“我们都是逃跑出来参加红军的，我不能再回当童养媳。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不能没有家。再说，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战士受伤，前线需要我们呀!”徐海东被说服了。
长征途中，周少兰和女伴们舍生忘死，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荫蔽所，及时救护。在陕南激战中，身先士卒的徐海东不幸负伤。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危险。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仍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紧急关头，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毅然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一口又一口地将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清吸出去。徐海东得救了!在缺少药的战争环境里，周少兰四天四夜看护着徐海东，眼不阖拢，衣不解带，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海东感激她的照顾，一次交谈中，建议她将名字“少兰”改为“东屏”，即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不想这一改，竟促成他们日后相知相随几十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徐海东和吴焕先、程子华指挥部队，粉碎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千里，威逼西安，进军甘肃，然后北上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早在北伐时期，徐海东就是叶挺所在的铁四军的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一举冲垮敌人四个炮兵连；1927年麻黄起义后任自卫队长，号称“徐老虎”，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瑷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了童养媳，受尽欺凌。1931年3月，13岁的她就参加了革命，任安徽六安三区少先队大队长。1932年10月，她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十五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1935年9月，这一对战斗情侣在长征中举行了婚礼。徐海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围剿”，被毛泽东称誉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次交谈中，徐海东向毛泽东介绍了周东屏，徐海东说：“她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毛泽东笑了，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徐海东很高兴地笑了。
抗日战争中，徐海东率部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伤痕累累，经常发病，但经常带病指挥作战。大家劝他不听，徐海东老话一句：“枪声一响，什么病都没有。”打仗能治百病。”周东屏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照料孩子，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帮助丈夫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妻子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对周东屏说：“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当死神又一次临近徐海东时，她以惊人的镇静和勇敢，挽救了徐海东的生命。
那是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继续率队东进，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重大胜利。1943年冬，徐海东旧病再发，吐血不止，高烧昏迷，病倒在战场上。
同志们已经在绝望之中为徐海东准备后事了，周东屏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她把孩子托付给警卫员，天刚蒙蒙亮，便踏上了崎岖的山路去采药。又请来老中医，终于又一次使徐海东起死回生。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知道后，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1940年以后，徐海东积劳成疾，只能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又几次生命频死垂危，这年冬天，中原地带的雪很大，使通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中断了。徐海东不知前线战事日夜不安，深夜他叫周东屏亲自去指挥部联系。生性要强的周东屏顶风冒雪一步步走到前线司令部，天亮时带回了前沿的消息和文件报纸。徐海东听读了文件和报纸，欣慰地说：“只要不死，一天不能和前线失去联系。”
徐海东很爱同生共死共患难的妻子。长征中，徐海东头部负重伤，她一直守护；红军东征时，徐海东从马上摔下来，又是由她日夜照看。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青年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大学生。”徐海东一听这话，生气了，说：“混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
有时病痛难忍，徐海东就吼叫：“给我枪，给我枪!不能上战场，不如死了好!”他用拳头敲击着担架喊叫：“快抬我走。我要到前线去!”周东屏跟随徐海东在担架上“打游击”五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徐海东看到中央发来的电报，高兴地对周东屏说：“咳咳!我这个病号，把小日本熬垮了。”周东屏想的是抗战胜利了，丈夫可以送进条件好的医院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枪声骤然响起，从华中到山东，他依然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战局发展不利时，使病中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夜里彻夜失眠。许多老战友都知道，对徐海东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战争的消息。每适前线打了胜仗，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前线的战友们，很快派人给徐海东送来战报和战利品。他们有空还会亲自去看望徐海东。1947年9月，中央军委给徐海东的电报，要他和一部分后方人员，速从海上转移去大连。
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华东战场。没想到，从山东到大连，徐海东的生命出现了奇迹。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来肺病专家和苏联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了。全国解放了，徐海东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徐海东曾充满深情地写下《赠东屏》一首诗：“尊我护我细用心，养儿育女劳其神。宾客来至盛情待，贤妻良母好心人。”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1951年5月30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周恩来紧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徐海东居住大连九年，周恩来三次专程前去探望。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恩来又来到大连文化街75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功勋、才的准确评定。徐海东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7年6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病逝，时年70岁。
回忆父亲——徐海东 徐文伯
我于1937年生在红军第十五军团，是党和人民把我哺育成长起来的。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三十三年，他老人家是我第一位老师。他崇高的革命精神、优秀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对我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永远记在心中爿：指导我如何去生活和战斗。因篇幅有限，也很难用文字把所有事情表达出来，卜面只回忆儿件难忘的事：
一、我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公仆
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届‘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负责警卫我父亲的特二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刁；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1955年在大连市的时候，得知党中央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当时正好周总理因公去大连，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恳切地对前来看望的总理说：(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大将军衔，心中有愧，我请求党中央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
总理听了，亲切地说：侮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父亲听了总理这番话，感到更加不安。他说：俄感到太惭愧了，我是人民的公仆，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
二、革命需要文化，需要知识
父亲出生于一个窑工家庭。他做了十一年窑工，只念了三年私塾。1925年入党后，在革命队伍里，他一直很尊敬和他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知识分子。他经常说：‘我就是受知识分子出身的吝积堂同志的影响，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主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教师们。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他见到王伯伯，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教师，您好！”1943年，在安徽淮南抗日根据地，一天宋亮叔叔(后来我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来看望父亲，父亲深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总督促他们学习，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的话两天学一个也行。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执行任务呢?”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对战士们的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说：“我们的战士没有文化，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有文化才能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
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病中，对保卫他的特二连指战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很严格。他专门调来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文化教员讲课，并经常对他们进行文化测验。部队行军，每个指战员背包后面都写着一个大字，后面的人认前面背包上的字，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当时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1938年11月，父亲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向毛主席提出重返前线的要求。因父亲当时正在吐血，毛主席没有同意。父亲又向毛主席提山可不可以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毛主席同意了，并要他一边学习一边养病，这样就进了延安马列学院。当时，父亲虽然九次负伤，已是二等残废，又加上肺部出血，但他非常珍视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机会。他起早晚睡，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读了《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轮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还经常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经过学习，父亲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他总是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难得的一次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高级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侮东同志，你只能称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读了两遍虹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求读这部书。《红楼梦》这部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