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秋天，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开始发展，党决定恢复夏区的工作，指派我任夏区区委书记。这是我头一次担负党内的领导工作，好在这个区我熟悉，去了以后，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各项工作刚有起色，县委又提出“年关暴动”的号召。因为条件不成熟，暴动搞了几天，敌人一来，又失败了。由于我在夏区工作名声大，暴动失败以后，家也被反动派抄了，亲属遭了难。无数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使自己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开始认识到，打游击是好办法。有一次，因自己吃醉了酒，游击队险些受到损失，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自己也认识到吃酒会误大事，从此下决心戒了酒。
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走上轨道，摸索到“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到1931年1月，便发展改编成为红四军。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黄陂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补充第六师（实际上是赤卫军）师长，黄陂县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升级到主力红军以前，执行的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1931年3月，我带领警卫团升级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后，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伤好之后，因不愿离开由自己参加创建的部队，团长、政委又都配备齐了，我自己提出愿作副团长。做了三个月，才被调往三十六团任团长。先后参加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6月，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担任独四师师长、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2年10月，我带一个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突然西去，从此我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英山前后畈附近打两天掩护，不见主力去向，我即带七十九团（另两个团被副师长、政委先带走）翻过一座大山，摆脱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来到土门潭。路上遇着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我们一块找到游击司令部，这才知道总部有指示，让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牵制敌人。并指派我为东路游击副司令兼师长（临时组织一个师）。这时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上不一致。转移至土门潭东八里的地方，召开了行动委员会（这是按总部指示组织的，郭述申同志任书记，我是委员之一）。决定由我负责把零散的部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师。于是以我带领的七十九团为骨干，加上英山独立第十三团，六安、霍山两个独立营及六安、英山、霍山三个保卫连等，共编成三个团。不久东路游击司令部改为红二十七军。部队还没有整编好，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就攻了上来，我军民伤亡甚多。许多随军的伤病员伤口还化着脓，又扛起枪战斗了。他们这种坚强的革命意志，使我深受感动。不久，经过艰苦的奋战，我们又胜利地返回了苏区。
进入苏区以后，敌人跟上来。我们在萧家畈附近，打了一仗。激战两昼夜，将三十二师一个旅击溃。接着经牛食畈、丁家埠、南溪进至双河山，摆脱了敌人。由于连续紧张的行军作战，我一连二十三天没上床睡过觉，这时一头倒下，睡了三十多个小时，起来以后就吐血。自从离开主力以后，在东路游击这一个多月里，虽然处于强敌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我没有惊慌失措，在几次严重关头，我挺身而出，抵制了红二十七军领导人的错误。使这支部队，转战于鄂东英山、蕲春、皖西的太湖、潜山、桐城、舒城、霍山、六安、赤南等广大地区，终于保存下来，找到了省委。
红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部队，除了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装外，主力红军计有红二十五军军部、七十五师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全部。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省委决定重组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11月下旬，部队正式组成。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说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块去，去后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人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东一个就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又怕人看见，起床后赶紧用热水敷。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今后的斗争比过去更困难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不怕困难，可是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时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参加省委领导，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觉不对头，但讲不出道理，说不服别人。
1933年2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我升任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我的位置还是在师里。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顺利发展。红二十五军在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暂时收缩了疯狂的进攻。省委领导上，头脑一时又热起来。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红二十五军“反攻”，并具体规定了第一步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省委的盲动主义，于是决定围攻七里坪。我当时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会。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我从当时的敌我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当前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围攻七里坪以后，久攻不克，我军困难日增，我建议及早撤围，又遭拒绝。
围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队仅饿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这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会议上，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话没讲完，省委书记用烟斗指着我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我立即被推出会场。
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旬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我反复考虑后，抱定了牺牲的决心，遂把二二○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分配给他们任务后，我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只穿一条裤叉，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咐他原地不动，我衣服口袋里有文件，要保存好。冲锋号一响，我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一齐向敌人冲去。我那时右腿已负过四次伤，哪里跑得过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冲到我前面。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虏四百七十名。其余各路敌人，纷纷后撤。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见面后谈话中，他对我说：“海东同志你在军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我说不知表现在哪里，他说几次省委通知我参加会，我不到，这就是政治上不进步。我告诉他，不是不愿参加会。每次开会，政委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去了回来给我传达。省委书记这才知道了真相。这次谈话以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和有的领导人吵闹几句。在一些小问题上，我尽量忍让，但是遇到些重要的问题，我还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譬如，从七里坪撤回以后，6月中旬，我军在向皖西转移的路上，给养十分困难。进到福田河一带，军部发出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改善部队生活。接到这个命令，我十分生气，这明明是不要群众，不讲政策。当即找来三个团长谈话，嘱咐他们绝对不能执行军部的命令，特别是群众的牛不能杀，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中、贫农民有一条牛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杀了人家一条牛，就等于杀人全家。我们还是摘南瓜、葫芦吃。这一路上，我带的那个师，不但忍受饥饿，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而且跟在军部后面，为了减少坏影响，还把军部丢的牛皮、牛骨头埋上。记得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落着泪对我说：“海东同志，要象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过皖西一路，我都在病中，到葛藤山地区以后，病的更加厉害。每天发高烧，只好去住医院。病还没好，军部从赤南派通讯员来到葛藤山医院，说不管我病情如何，要马上回军部。当夜我回去以后，军长吴焕先同志告诉我，敌情严重，部队近来损失很大，决定全军向鄂东转移。
我们由皖西的西河出发，经牛头山，决定由黄土岗附近过公路。我病得不能走，躺在担架上，走在部队的后面、后方人员的前面，由一个特务连掩护我。天刚拂晓，行至黄土岗，遭受到敌三十一师堵击。听到枪声，我叫担架停下，起来一看，已不知部队去向，一打听，军部带主力已经过了公路，我掉队了。情况危急，当时我换乘骡子，带特务连登上东面一架大山。估计这次突然遭遇，一定还会有掩护部队和掉队人员，遂令吹号联络。在此四处寻找，才集合了没过路的六个连队。敌人攻来时，我带这六个连边打边撤，过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我又把一些掉队的零星人员组织成一个连，再将挑子丢掉一些，挑夫也组织一个连。总共是八个连，分别组成了三个营，经过艰难的路程，最后才找到皖西的八十二师。见到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我把过路遇敌的情况说了一番，最后表示：我这个部队，打回鄂东是不可能了，不如留在皖西。经过商量，才决定以皖西的八十二师和我带的那部分部队，组织成红二十八军（我任军长，郭述申同志兼政委）。
坚持皖西斗争半年之久。有时我带一个师单独活动，有时全军一块行动。从斗争中，扩大了部队，先后打了好几个漂亮仗。第一仗在石门口与敌独立三十四旅遭遇，将敌击溃，歼其先头部队一个团，俘虏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八百多人；第三仗，在金家寨附近，打垮敌独五旅，歼敌两个营（旅长负伤逃走，带路的伪县长被击毙）；第四仗，在葛藤山歼灭敌五十四师两个团大部，活捉敌五十四师代师长柳树春。
通过这一系列胜利的战斗，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原来，皖西苏区，被敌人“血洗”的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经过半年斗争，又大大的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部队穿上了冬衣，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我当时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利用一切机会，抓紧训练部队。红二十八军，正因为执行的这个方针，才取得了胜利。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皖西形势好，不积极行动”，“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等。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恼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豹子岩会合了红二十五军。
会合以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为红二十五军。我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还补选上了省委委员。这时省委的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也开始认识到七里坪以来，走的是一段弯路。从省委书记到军的领导同志，都有转变。这就使我军又开始走向上坡路。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以采纳。我个人心情也比较舒畅。部队转败为胜，又打了些好仗。其中最出色的一仗，是长岭岗，歼灭东北军一一五师大部，俘敌三千七百多人。但是，“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全部克服。肃反仍在扩大。攻打城市的思想还存在。长岭岗战斗以后，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带领部队到英山城附近一调查，城里驻有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我们侦察性的试了一下，就伤亡二十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时我建议奔袭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庆大门，从前的一个府。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那里没有工事，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把守，我军可以突然袭击进去。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我军仅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代价，攻占了太湖。这是1934年9月上旬的事情。
这仗之后，红二十五军就奉中央指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从皖西过鄂东的路上，我军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斛山寨地区，一举又歼灭了四千余敌人。在鄂东我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又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从军长改做副军长，接着开始了长征。
长征开始后，我军从鄂东出发，在两个月内，跋涉六千余里，进入陕南的途中，多次遇险。特别是独树镇战斗中，我军首尾受敌，部队初战受挫，十分混乱。当时伤员没人抬，我一天没吃饭，天又下着雨，亲自抬伤员抬了五里多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根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同时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当我军经召南问滦川前进时，敌人分三路平行追击，企图超越阻拦我军去路。我亲自带领一个团抢过拐河，占领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护了全军通过。当我军经滦川西进到离朱阳关九十五里的地方时，敌人又前增后追。我们找到一个货郎 让货郎领路，当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山口冲了出去。使我军胜利进入陕南。
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同志负重伤，我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同志，都信赖我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我提方案。进入陕南这一路是如此，在陕南反“围剿”作战更是如此。例如在陕南第一次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当时我军只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怎么战胜敌人呢，使大家苦费心机。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对我们是不利的。拚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十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红二十五军从离鄂豫皖苏区，到转入陕南，这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我自己虽有不少缺点，如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比较严重，打人骂人，错误地认为，战斗情况紧张，不打不骂不行；又如骄傲自满情绪滋长，错误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行。但是，我在这一路，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斗争中所持的意见，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在军事指挥上，我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不打硬仗，不拚消耗，打歼灭战，今天来看，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在创造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据地，要考虑敌情、地形、民情等条件。我军进入陕南以后，省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几次会议都未能解决问题。一种意见，陕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说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主张入川会合四方面军，另一种意见，陕南条件不错，可以竖起一支红旗，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对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我是坚决主张这后一种意见的。历史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在多数同志坚持下，我军在陕南依靠山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组织了两个游击师和许多地方武装（后两个游击师合编为七十四师）。创造了以小河口、袁家沟口、庾家河、典雅子，一、二、三天门，华阳等为中心的数块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该地区仍然坚持了斗争。
其次关于肃反问题。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进入陕南之前，基本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这也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全军同志对这种错误政策的不满，同时在领导同志之中，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为此我曾两次和一些人争吵过。一次是进入陕南以前，在独树镇战斗那天，个别领导人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我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我们都是老三。”徐宝珊①[徐宝珊同志这时是鄂豫皖省委书记，1935年4月任鄂豫陕省委书记，这年5月9日病逝于陕南龙驹寨。]和吴焕先说：他们不相信这话，这才把问题解决了。进入陕南以后，在华阳又发生过这类的事，在第二次召集的省委会议上，本来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我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可以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经我拍桌子坚持，大部分释放了。
从1935年7月中旬开始，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踏上了更加光荣的里程--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7月中旬，我军威逼西安附近，从敌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我心里十分高兴，觉得应该立即配合红军两大主力行动。在子午镇以西二十里处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我也是坚决主张西征北上的，并表示：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军由子午镇西进，路经双石铺，消灭胡宗南四个连，又捉到一个少将参议，从他的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此时胡宗南主力西调，后方留驻天水，为牵制敌人，我建议挥师北上。克两当后，我亲自带一个营打下天水北关。这一路行动中，我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关系是很好的。两个人凡事都好商量。过渭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能接到中央就好，如果接不到往回转，这条渭水是个大害。往回走一定会带尾巴，那就是背水战。并讲起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教训。打下秦安以后我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就这样又继续西进。在西兰公路活动半个多月，打听不到中央的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七十二辆汽车赶来，我们这才决定进陕北。不幸的是，在泾川，吴焕先同志牺牲。我带交通队把他的遗体送过河，亲自给他洗了身体，穿上他最爱穿的一件青呢大氅，进行了安葬。
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后，全副担子压在我身上。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支红军队伍带进陕北苏区，更希望找到党中央。
1935年9月初，我们经过人烟稀少的华山（当地人叫绍山），忍饥耐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在豹子州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正式决定由我任军长。程子华同志改任政委。在多数同志一致努力下，把红二十五军带入陕北苏区。
长征结束的时候--1935年9月，由于周围同志的关怀，我与周东屏同志结了婚。周东屏同志是安徽六安人，1931年3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入伍，1935年9月团转党。
中央代表团和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负责同志开会，决定成立十五军团，并决定我任军团长；决定鄂豫陕省委与陕北省委合并，改为陕北省委。我和程子华、郭述申同志参加了省委。
陕北红军的同志，对我和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是十分亲热和尊重的，我过去在干部团结方面，有些缺点，不大注意方式，这时也能主动地团结陕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虚心的态度。因此，我在这段和陕北红军中的刘志丹等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我们在制定反“围剿”斗争计划时，决定首先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有七个师，如果能争取消灭他一两个师，“围剿”的局势可以改变，以至粉碎第三次“围剿”。于是组织了劳山战役。
这次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三千余人。战前我和刘志丹同志亲自到劳山看了地形，战斗中又分头带领部队作战。这一仗，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重大影响的。我们在军事指挥上，采取的是“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伏击战，这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所以伤亡极少，胜利很大。
劳山战役以后，敌人进攻谨慎，开始采取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前进。我们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在决定打榆林桥时，我曾带领营以上于部，到榆林桥附近，三次看了地形，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准备好了才决心打。在战斗发起以后，我亲自带二二三团攻击敌人的碉堡，全歼敌人四个营。
榆林桥战役后，我又带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正在围攻，军团政委派人给我送来信，说毛主席今晚到司令部来，要我接信后火速返回。知道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来了，我当即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两个团长，立刻飞马起程。从张村驿到军团司令部稻佐铺一百三十五里，三个半小时我就赶到了。刚回去，毛主席就来了。我向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看过后向我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又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的行动。”主席亲切朴素，对下讲话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主席又亲切地说：“晚上行军，还不辛苦吗？”临走，主席给了我一部电台。
我连夜回到前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早饭以后，发起攻击。打下张村驿后，我发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回电令我们再把东村、套筒打开，便于集中部队。我立即带一团攻打。此战之后，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会师。我又奉毛主席的指示，带人前往直罗镇看地形，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战斗结束后，在东村开营以上干部会，毛主席宣布一军团、十五军团为一方面军，我仍为十五军团军团长。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三百多个同志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学习的机会难得，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学习。先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学校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住的窑洞自己修自己挖，还时常上山开荒生产。我因在战争中九次负伤，左腿是二等残废，上山生产，总是早出晚归。这时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学习十个月，党决定派我去华中新四军工作，我坚决服从了决定。1939年9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经过两个多月，于1939年11月间到达华中。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同时参加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领导，为分局委员。不幸的是，在周家岗战斗之后，我正做战斗总结报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这是1940年1月28日。经医生诊断，是旧的肺病复发。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认为吐血从在鄂豫皖就开始，养些天就会好的。重要的会议还争取参加，不能下部队，就找一些干部来谈谈话。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给党工作是耻辱。谁知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时一天吐二号洋磁盆半盆。连床也起不来了。行军躺在担架上，担架员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个性暴躁，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突然病倒，不能为党工作，十分苦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华中局的同志，怕影响我的病情，只告诉我一胜利的消息，讲些好的情况，不让我看文件。不能参加作战，又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斗争情况，这种折磨实在不能忍受。我当时要求看文件，要求知道各种情况，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我看了电报，流出泪来。我当时把毛主席电报的八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我想到只有听主席的话，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才好给党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药条件较差，病情时好时坏，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读读报纸，看看文件，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战争的后五个年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病情略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我又随后方机关，坐担架转移到山东。这时整个的心情仍是这样：大敌当前，不能战斗，终日不安。可是又没有办法。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用毛主席说的“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那话安慰自己。我总又这么想：有党中央毛主席，天是塌不下来的。1947年8月，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我离开山东去东北。我这才又随同向东北转移的后方人员，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于9月间秘密进入苏军占领下的大连。
在地方党和我驻大连办事处的关怀帮助下，我在大连住了九年。在此期间，病情时好时坏，在情况最好时，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时，曾病危一次。经过多方抢救，又一次脱离危险。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十分关心。1950年8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信上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1956年8月来北京后，在党中央和军队许多负责同志关怀下，医疗条件好，病情略有起色。每天能起床三四小时，听读一些中央的重要文件，出席些重要的会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重要的报告和小组讨论，都能参加。1958年9月，我去了武汉。先后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旭光农业公社，鄂城钢厂，一方面想见识见识，同时想试试自己的身体，如果可以，向中央提出坚持半日工作。但是试验的结果，身体不能支持，每参观一次，要躺倒几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打消要求工作的念头。
从1960年起，因为要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继续做了点工作。1962年八一前夕，又突然大吐血。经过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体质更差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氧气，情况好时每天起来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全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比过去更差了。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象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65年1月
保卫红色土地
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反动派再不吹嘘“大别山区的红军肃清了”，又急忙调兵遣将，向我发动了新的围攻。1933年1月，敌十五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由新集向郭家河进攻。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勇猛出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人两个团；2月中旬九龙缠顶一仗，又歼灭万耀煌十三师一个团。群众看到我军接连打保卫红色土地了胜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逐渐恢复起来。到1933年4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一仗，却遭到了严重损失。
七里坪是黄安北乡的一个重镇，也是敌人安在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敌十三师长期驻守在此。领导上想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这个意图没能实现。敌人一方面困守工事，以武力保持着与黄安、汉口的交通运输，一方面派部队前来增援。虽然，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没有将其全歼。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①[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7页。]我们长期围困七里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逼不走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军大部队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菜蔬，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象老鹰打食一样，搞多多吃，搞少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叶，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放弃了七里坪的围攻战。
部队从七里坪撤下来，还没得到休整，敌人便调集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又向潢川等地发动“围剿”。反动派以为受到创伤的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但他们想错了。受挫，只能使我们得到教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会因为一次失利的战斗垮下去的。七十四师的主力主动向临牌石敌人一个团展开了攻势。经五次冲锋，全歼敌人一个团，俘掳副团长以下六百余名，缴获迫击炮三门。敌人的团长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我军转移到莲花沿、李家湾一带后，敌十三师、八十师、四十四师、五十八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七十五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等部近十个师的兵力，又分路向我合击。我军为避免与敌决战，即向皖西转移。八月中旬，敌七师、十二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调集就绪后，向我皖西进攻。我军转战两个多月，虽然打了几仗，终因敌人兵力强大，无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九月初，在桃树岭一带顽强抗击了十三天后，为了不再与敌人拚消耗，省委决定部队又向鄂东转移。
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军长吴焕先同志领队前行，我因有病躺在担架上，随同后方勤杂人员走在全军最后。天下着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拂晓走到黄土岗公路附近，和敌三十一师碰上了。由于情况突然，我和吴焕先同志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因为这山上有个“齐天大圣”的庙宇，所以附近的老百姓都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约一个旅围攻上来。我下了担架，一面叫特务连连长指挥全连守住一个山头，一面叫号兵吹调动号。估计，这一突然的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山下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不敢盲动。我们集合了半天，一共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也冲不过公路去。唯一的办法是转回皖西去。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找些秋南瓜充饥。在西河，我们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多连队。这样，一共有了九个战斗连队。在红旗山、丁家埠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八十二师后，为了统一皖西的部队指挥，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红二十五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十四师，原皖西的八十二师仍保留其原番号。于是，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再次在皖西恢复起来。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然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2
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敌人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我们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