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同志对部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把部队的衣、食、住、行都列人了自己的工作日程中。他时常利用战斗间隙，来到我们供给部，听取工作汇报，详细询问部队给养、服装供给的实际情况。他常说，部队作战这么艰苦，我们不搞好供给，不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就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们供给部的全体同志努力搞好工作，积极为部队服务。红军时期的供给是没有保障的，给养供应主要来源于地主老财。常常是打到就吃，打不到就忍。有时在内线作战，筹粮很困难，战士们就以野菜、树叶、树皮、葛滕很充饥。每遇到这种情况，徐海东同志不是亲自带领部队袭击敌人后方，从敌人手中夺粮，就是指派专人，克服重重困难，外出筹粮。他还帮助我们作好周密计划，合理安排，并经常指示我们，一定要搞好必要的储备，决不能让战士们空着肚子与敌人拼刺刀。在徐海东同志亲自过问和直接关怀下，红二十五军的供给明显好转，部队生活逐步改善，战斗力不断提高。我们长征到达陕北后，还结余了约万元和许多军需物品。根据徐海东同志“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这些经费、物资交给了中央供给部。
在与徐海东同志的共同战斗和工作中，有一件事是我永生难忘的。那是一九三七年秋季，他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旅长，我任营教导员。在町店与日军的一次作战中，我左手负伤，被送往旅医院治疗。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同志和当时任旅政委的黄克诚同志特地赶往医院看望我们。他首先表扬了我们营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并安慰我说：“你光荣负伤，我们代表大家来看望你。到后方好好养伤，遇到什么困难就转告我们，由我们帮助解决。”这些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深深地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后来，我在后方医院治疗，很长时间未能恢复。我实在呆不住，就回前线了。徐海东同志见我伤未痊愈，严肃而深情地对我说：“希才同志，在前方打仗是战斗，在后方养伤也是为了战斗。要听从组织安排。”于是，他与黄克诚同志商量后，又把我送到一个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治疗，直到完全恢复了健康，才重新给我安排了工作。
只要与徐海东同志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那种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而感动。他虽身居要职，但从来不摆架子。无论是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建国以后的环境里，他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时刻注意接近和深入群众，关心和爱护同志。徐海东同志的职务先后变动多次，可他对同志的满腔热忱却分毫未减，记得在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养伤期间，有一位同志带着孩子路过那里去看望他。临别时，徐海东同志轻轻地拍拍孩子，笑着对她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们可要把她抚养好、教育好哟!”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块银元，塞到她的手里，接着说：“我也没有什么送给孩子，请把这一点心意收下。”这几块银元，凝集着徐海东同志对下一代寄予的无限深情和对部下的一片厚意，感动得这位同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徐海东同志省吃俭用，并没有什么积蓄，而他对同志却给予慷慨帮助。
徐海东同志在待人接物中，始终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只要你有事找到他，他都会热情地帮助解决。因此，大家有话都愿意对他讲，有事也愿意找他商量。战争年代里他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住进北京后，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开会或去北京办事，凡是到他那里去的，不管职务高低，他都热情接待，勉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工作，从各方面关心同志，给他们以温暖。
徐海东同志对别人是热忱相待，可对自己从不作特殊照顾。他先后九次身负重伤，可总不当一回事，拼命为党工作，终因积劳成疾，病倒在战场上。正因病魔缠身和林彪、“四人帮”这伙恶魔的残酷迫害，致使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们一定要学习徐海东同志襟怀坦白、大公无私、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品德；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先辈们的遗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战友情——徐海东和陈赓 张麟
革命的火焰，在鄂豫皖三省各个山区燃烧。一支又一支游击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派来了许多党政人员和军事将领。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徐向前、陈昌浩以及郭述申、陈赓等先后到了大别山。随着红军一次又一次扩编，地方武装一批又一批升级，1931年3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团也发展成为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了。
徐海东打了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长袍，戴上八角帽，尽管身上还不是一色整齐的军装，仍穿着黑棉袄、蓝布裤，可是扎上绑腿，系上皮带，已经很像一个武装军人了。看到红军大发展，从中央来了许多人，其中有的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南昌起义军的指挥员，有的还是留过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一个个文武双全……徐海东高兴得整天笑，笑得脸上那一对酒窝显得特别深。可是，一天傍晚，师部一位负责人突然通知他，要他准备到三十八团去当团长。徐海东一听，要离开老部队，到一个新的部队去，打心眼里不乐意。他觉得那里人一面不熟，不好开展工作，便跑去找师长陈赓，陈赓正巧在洗脚，看见徐海东进屋，笑着说：“来来来，趁水热，烫烫脚。”
徐海东沉着脸说：“我洗过了，找你是想说说，我不想去三十八团。”
陈赓一怔，问道：“你想干什么？那就来替我当师长，我正找不到一个人来顶替哩！”
徐海东只听说陈赓是个将才，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中当过第二方面军特务营长，却不知他爱开玩笑，以为师长疑心他想要个大官，着急地说：“师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想当官！革命嘛，哪能想自己，我是说，到新部队人不熟。我……”
“谁和谁熟？”陈赓拉着长音说，“我来到这大别山熟人更少，照你说，那只好不干了。”说着穿上鞋袜，在地上走动着。
“我是想，人熟好工作……”
陈赓突然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乡土观念！只想抱着老婆、孩子在家门前转圈圈，这算什么革命分子！”
陈赓这几句话，说得徐海东很难受。若不是刚认识不久，真要和他大吵一顿了。他觉得师长这人太不留情面，劈头盖脸乱批评人，谁有乡土观念？谁又想抱着老婆、小孩闹革命啊！我徐海东为革命，家破人亡了，我恋家？
徐海东压住心头的怒火认真地说：“我不是那号人！我是不想离开我那个老团。”
陈赓瞪大眼看着他，问：“你那个团？哪个团是你的？”
徐海东说：“我是说，我和警卫二团人熟，我也不是那意思……”他解释着。
陈赓不说话了，看着徐海东，微微地笑了。他那张笑脸带着几分顽皮，又带着几分歉意，好像说：刚才说话不客气，实在对不起。徐海东这才觉察到了师长的友好态度，也笑了笑，说：“师长，你不了解，我徐海东是个粗人，脾气不好，熟悉的同志，会多多包涵的。”
陈赓说：“你是‘粗人’，谁是‘细人’？今后，我们都要多包涵。”说罢向徐海东做了半敬礼的手势，走了。
这一次短短的谈话，使徐海东一眼就看透了这位师长的性格：陈赓是那么直率，那么爱天玩笑，玩笑之中，又含着同志的深情。徐海东自己就是这种性格，他自然也最喜欢这样的领导。
谁知，过了不久，一次接受任务，他又和陈赓师长说“崩”了。那一次，师长、政委召开会议，正在作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部署。徐海东认为，这次打仗，会把他们这个团放在重要位置上，没想到，领导要他们去发动群众、筹粮，还要他们设法去搞五百双军鞋来。前几年，徐海东任黄陂区委书记、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多是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婆婆妈妈的事不少，几乎天天都要和妇女、儿童打交道。他对这项工作虽然很熟悉，如今却有些厌烦了。他觉得干这个事杂、罗嗦、憋气又难办，真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他当着师长、政委的面，气呼呼地说：“为什么叫我们团去干这些？”
师政委却不动声色地说：“同志，这是革命分工嘛！不发动群众，不筹粮，我们吃什么？没有鞋怎么跑路！”
徐海东还是想不通，又说：“为什么不能派别的团去？”
陈赓师长在一旁发火了，说：“你这个老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命令！通不通，三分钟，你再考虑三分钟！”
徐海东心想：考虑三分钟我也还是不通。可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愍者“命令”这两个字的分量，虽说是思想不通，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了个敬礼，说了声“执行！”便转身要走。
陈赓微微一笑，眯起眼睛说：“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
“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请求似地说，“只是下一次再不要让我们去……”
“什么！什么！”陈赓突然板起面孔，叫住徐海东，“这是有条件地执行命令，不行！……”
徐海东知道陈赓的脾气，他要是真发了火，话就难听了，便甩开大步，再也不回头了。只听到背后陈师长又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中带有同志式的温暖和友好的批评。
傍晚，部队分头出发了。徐海东看着一行向东行进的部队，心中虽然还是不那么舒坦——对这次任务分配不满意，可是他冷静一想，觉得陈赓师长对军人严厉要求是对的，自己不应该挑挑拣拣。可他这时一心就是想着去打仗啊！然而，他却像一只不得奔跑的老虎，暂时被困在一个四面都是陡壁的深谷之中……
紧张的反“围剿”作战，在枪炮声和不停滞不前的急行军中展开。敌人十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兼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红军主力在曾中生、徐和向前指挥下，从鄂东跳到皖西，又从皖西跳回鄂东北。敌人被我们“调动”来“调动”去，所谓的“围剿”变成了“武装游行”。一个多月，红军就歼灭了敌人6000多人。蒋介石曾夸下海口，要在5月义芭前，肃清鄂豫边的红军，到了5月底，他只好收兵，重新调整他的部署了。
在这一个多月里，徐海东带着三十八团，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不断地扩红，筹集了许多粮款，还打了七次小仗。部队伤亡不大，人数却比一个月前增加了二百多。徐海东在一次战斗中棉衣袖子被敌人的子弹穿了两个洞，膀子擦着了一点点皮，血却没流出来。他幸运地向一个干部说：“嘿嘿，飞向我的子弹是吃素的！”这话不知怎么传进了师长陈赓的耳朵。一天，陈赓看见徐海东，突然问道：
“听说飞向你的子弹都是‘吃素’的？”
徐海东笑了笑说：“那是玩笑话。”
“你还说，你徐海东‘命大’！”
“那也是玩笑话。”徐海东预感到师长要教训他，仍是陪着笑，脸上闪着两个酒窝。
陈赓又说：“你还说，‘战场上打死的都是怕死鬼’！这是真的？”
徐海东又坦然一笑。他是这样想的：在敌人火力袭击下，勇敢的士兵一下冲过去了，反而平安无事；怕死鬼犹豫不决，畏葸不前，那就准吃枪子和炮弹！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战场上牺牲的人，多数还是勇敢冲锋的。
陈赓和徐海东都是爱说爱笑的人，彼此熟了，不分你我，每到一块，总是先开一番玩笑。一个师长，一个团长，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开幕起玩笑来，往往都是忘了自己的身份，有时还对骂几句。陈赓知道徐海东打仗勇敢极了，只要是情况一紧急，他就带头冲锋，所以常常带着讥笑，幽默的口吻，说徐海东：“你这个不怕死的老虎，小心些！”
徐海东一张口也还是那句话：“我这人‘命大’！子弹见了我就会拐弯的！”
陈赓眯起那双眼睛，笑着说：“嘿呀，我姓陈的不信命，我只信马克思，相信子弹是能打死人的。它不会飞到我面前就立定、敬礼！”
他们的谈话总是这样充满着友好和善意的。有时互相提醒，有时彼此忠告，甚至不厌其烦。
一生忠勇 居功不骄 韩先楚 刘 震 陈先瑞
——忆徐海东同志
徐海东同志在十年浩劫中逝世。他逝世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林彪、江青一伙剥夺了我们悼念的权利，就连逝世的消息也还是后来才知道的。
徐海东同志是我军有名的将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九次负伤，身上挂着十七处伤疤，对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出了光荣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同志又是因病最早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他不居功，不骄傲，不争名位，不谋私利，不追求特殊享受，坦率、正直，勇于修正错误，始终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邓小平同志称赞他“对党是一颗红心”。
我们在红军时期曾和徐海东同志一起战斗、工作和生活，在他病后的几十年里也常有接触。现在把一些难忘的经历追记下来，谨作为我们对海东同志的悼念，让他的光辉业绩和优秀品质永远鞭策我们前进。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同志是湖北省大悟县徐家桥人，一九○○年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祖上六代都是烧窑工人。他本人从十四岁起当窑工，做了十一年“窑花子”。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在湖北各地兴起时，徐海东同志由于饱尝了人间苦难，具有强烈反抗精神，于这年四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他受党的指派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他担任黄陂县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率队支援黄麻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任黄陂县夏区区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年关暴动”……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斗争，使他锻炼得有胆有识，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一名优秀指挥员。
海东同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担任过团长、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他指挥作战灵活机动，善于打巧仗，打硬仗，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以少胜多，在危难关头起转危为安的作用。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蒋介石调集一、二十万兵力进行残酷的“围剿”。海东同志指挥部队，常常与几倍或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对阵，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抓住敌人薄弱部位，坚决把敌人打垮。一次，在光山县的郭家河，海东同志指挥的七十四师担任主攻，仅一个多小时激战，以伤亡很小的代价，将敌一○四旅近三千人全部歼灭。又一次，在皖西北葛藤山反击战中，他巧妙地部署兵力，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一举将敌一六一旅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兼旅长柳树春。象这样的以劣胜优的战斗，是不胜枚举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徐海东同志和红军既伯又恨，到处张贴布告：“活捉徐匪海东，赏洋十万”。敌人的诡计不能得逞，就对海东同志的家族实行疯狂屠杀。海东同志一族八十三人，被杀害了六十六人。千仇万恨，更激起了徐海东同志以顽强的精神去战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粉碎了敌人重兵的“追剿”堵截，经安徽、湖北、河南，到陕南开辟新苏区。徐海东等领导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入陕后的两次“围剿”中，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大回旋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然后诱敌深入到我根据地中心区，全歼敌两个旅，击溃两个旅，活捉敌两个旅长。接着，我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前锋直抵西安南郊。敌人的“围剿”就这样彻底破产，我新开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力量。
一九三五年七月，鄂豫陕省委确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根据程子华同志来鄂豫皖苏区时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徐海东同志表示：“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我们要不惜最大的牺牲，迎接中央北上。”海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率部奋勇西进甘肃东南部，袭占两当县城于先，攻取天水县城北关于后，继而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截断了西（安）兰（州）公路，威胁了敌人后方，蒋介石极为震惊，连发五道电令，抽调堵击中央红军的部队回击红二十五军。这样，就在一定时期内牵制了敌人，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配合了中央的北上行动。此后，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为了扩大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北上，红十五军团积极投入了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斗。首战劳山，再战榆林桥，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加强团，击毙敌师长，生俘敌团长。我军连战皆捷，准备了迎接中央的献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表彰了红二十五军的远征功绩和红十五军团的功绩。
与中央会合之后，中央派了红一方面军大批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对调来的干部一视同仁，除中央任命的外，都把他们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给予各方面的关怀和爱护。他非常重视搞好全军的团结，说：“再也不要象张国焘那样闹分裂，否则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那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各方面的供应比较困难，海东同志宁可自己部队少花俭用，也要把钱款、布匹、医药、武器弹药等主动送给兄弟部队。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到红十五军团，说明现在中央需要现金二千五百元。海东同志立即询问供给部长，供给部长查国贞同志说还有七千元，海东同志马上要他把五千元交中央。当时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同志高兴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海东等同志率领第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这次胜利被毛泽东同志称誉为把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的“奠基礼”。一九三六年，率部参加东征，一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旋即西征，配合左路军，攻克盐池、定边，歼敌马鸿逵一部，打破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攻，迎接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向周恩来同志建议，希望能派红十五军团协助抗击国民党军可能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等同志交代任务。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很有感慨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如果咱们早合作就好了。”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率部进驻商、雒一线，与友邻相配合，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争取了时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抗日最前线。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海东同志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配合兄弟部队，给日军精锐坂坦师团以沉重打击。尔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本侵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他率两个团在张店、町店战斗中毙伤日军近一千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为加强华中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同志去华中，徐海东同志跟随前往。路上，少奇同志讲起刚写成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海东同志深受教育。他后来经常讲起这段经历，言谈间非常尊敬少奇同志。到华中后，海东同志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带病坚持指挥作战。一九四○年一月，他因长期艰苦转战，在一次干部会上作报告时，口吐鲜血，病倒在战斗岗位上。党中央对徐海东同志的病情十分关怀，曾多次发电慰问。毛泽东同志还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要海东同志暂时放下工作，同疾病作斗争。从此，海东同志就离开了领导岗位。
“对党是一颗红心”
我们可曾想到：一位昔日里指挥过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负责同志，而今被病魔缠身，要躺在病榻上过日子，这是何等难以忍受啊！在此期间，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同他一起战斗的许多老同志在党、国家和军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年轻的一代又新人辈出。这时，海东同志所想的，不是什么地位，权力，物质享受，而想的是党的事业，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精神面貌不落后于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做一个坚贞不渝的共产党人。
海东同志虽然病情严重，多次垂危，但始终顽强地坚持学习，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关心经济建设和国内外大事。有一次，董必武同志去看望他，从谈话中了解到他学习得很好，赞扬说：“你养病这么多年没有落后于形势，完全跟得上形势，这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钦佩！”
解放战争时期，海东同志在大连养病，得知由外地转来一批干部家属生活困难，就主动拿出节省下来的津贴费给以帮助，还把警卫员派到别的同志那里去。他说，党一时照顾不过来，我应当尽力为党做点工作。东北全境解放后，我们这些老部下去看望他，他说：“你们这些人有战功，但千万不要骄傲，骄傲就会犯错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你们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再接再厉，争取全国胜利。”建国初期，有的同志刚进城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海东同志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望，总是要询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贪污没有？同老婆离婚没有？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不要忘记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海东同志自己就是不居功不骄傲的好榜样。他在养病期间得到了党和党中央领导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他不把这看成是自己有功应得的享受；相反，他念念不忘的是：“我的病如果不是党组织和战友们的照顾，哪还有我今天呢！”他对自己要求很严，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就连应该享有的待遇，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也推辞不用。早在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同志就交代要给徐海东同志修建一所房子，但海东同志对承但这一任务的负责同志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修建了，以后再说吧。”一九六○年，周恩来同志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见到海东同志时，问道：“你为什么不让修建房子？”海东同志答道：“现在有房子住，很好了！”还是被他推辞了。一年夏天，他去中南海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了回去。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角钱在茶杯底下。海东同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平等待人。有一次，一位通信员来送信，海东同志正在睡觉，海东同志的爱人周东屏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海东同志醒来，见信不见通信员，很不高兴，批评周东屏同志没有群众观点，嘱咐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海东同志对子女们管教很严，从不允许他们凭借父辈的功劳去谋求特殊。他常常教育子女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们就更不应该享受了。
海东同志对于自己长期养病，不能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心里很不安。他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当组织上号召老同志写革命回忆录，总结斗争经验时，他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用自己口述、别人记录的方法，写出了好几篇重要的回忆文章。一九五八年，他到湖北参观工农业生产，到当年革命根据地访问，召集者红军、军烈属开座谈会和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后来，心脏病发作，才停止访问。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达九天。
海东同志虽然是在久病之中，但仍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嗅觉，路线是非分明。当他听说有人宣扬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时，就气愤地说：“放屁！他家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在林彪伙同江青、陈怕达等人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对老帅这样咬牙切齿！六届六中全会对他们审查是对的，我现在怀疑他们就是有问题。”
与此相反，海东同志对我党杰出的领导人倍加尊敬，对广大干部极力保护。他经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穷窑工。”“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四人帮”的死党诬蔑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不让选他们，海东同志当场加以驳斥，坚决投了他们的票。海东同志对彭德怀同志很尊重，彭德怀同志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他曾说：“彭老总很能指挥作战，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派刚直，使用干部公道，功劳很大，值得我们学习。如有人反对他，我们就要抵制！”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专案组”来找海东同志，要他证明某人是“反革命”，某人是“假党员”等等，都遭他拒绝，他总是按真实情况写证明信，还对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子女给予许多帮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徐海东同志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和支持。当林彪公开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思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获得了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座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给他打招呼。徐海东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坚信我们党和人民一定会战胜邪恶，林彪、江青一伙决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徐海东同志继续加以打击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徐海东同志终于在郑州含冤离开了我们。
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我们要永远学习。
红色窑工徐海东 埃德加·斯诺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预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预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上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了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破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
“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
“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十一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说我‘忘了生辰八字’，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十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他回忆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戏了。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间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戏园子，结果就打了起来。后来我们厂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玷’赔礼道歉。厂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十元军饷，得到的就只是“挨打”。这时国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当了排长。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平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支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的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这种行话他们也不懂），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