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被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被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人逃出黄被，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胜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疾风知劲草 阳骄叶更荫 程启文
党的优秀儿女、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肝胆相照，对敌人英勇善战。我记得有这样几个故事：
会师彻夜倾谈
一九三四年春，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率领一部分部队，遵照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遗嘱，从鄂东北赶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与徐海东领导的二十八军胜利会师了。两军会合，如虎添翼，军威大振。
当夜，指战员们都睡着了。在这万籁俱寂、天寒地冻的深夜里，唯有豹子岩一间断壁残垣的瓦房内，炉火熊熊，红光闪闪。窗棂上影映出两个高大的身影，他们正在推心置腹地交谈着。
吴焕先感慨万千地说：“海东同志，事实证明你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这次从鄂东北赶来，就是准备听取你的批评的。”
海东深知焕先同志的诚意，就象在严寒中需要温暖一样，希望能得到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这时他非常理解焕先同志的心情，就顺手添了一把柴，拉着焕先到火塘边坐了下来。一边烤着火，一边谈着心；火苗越烧越旺，两人的心，越谈越热。他们一起分析了铸成这次错误的原因，从思想上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海东真挚地对焕先说：“那时，我是对你有意见，但是，那次错误不能由你一人负责。”
“不！海东同志，那时我的一票很有份量。你能谅解我，但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我是不能原谅自己的。”
原来，一九三三年春，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下，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当时的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坚决执行省委这一错误决定。在召集师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唯有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他说明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不能围攻七里坪的正确意见。可是，会上多数人通过了省委的错误决议。围攻战斗结束后，果然我军损失惨重。由于敌强我弱，又无后方接济，部队战斗频繁，伤亡甚多，疾病流行，缺粮缺盐，致使部队大量减员，由一万三千余人减少到了六千余人。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心苏区全被敌人侵占。
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开始向皖西转移；一路上屡遭敌人阻击，只好又从皖西向鄂东转移。可是，当红二十五军在夜间通过麻城县北、黄土岗的公路时，敌人突然切断了我军的队形。当时，徐海东同志身患重病，他立即从担架上跳下来，率领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进行掩护，没有冲过公路，被迫向皖西转移；吴焕先等同志带领军部、七十五师及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冲过公路则向天台山集结。
后来，海东率领的部队在皖西北道委领导下，成立了二十八军，转战皖西。在河南商城南葛藤山战斗中，歼敌近一个师（敌师长被生俘），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把自己装备得兵强马壮。吴焕失率领的部队在天台山，遭到了敌人十多个团的兵力的围攻，周旋了两个多月，部队伤亡很大，几乎濒临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在逝世前，指示吴焕先同志把部队带到皖西，与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会合。……经过如此艰难曲折的历程，今天这两支铁军终干会合到一起了，他们怎能不感慨万端呢！
此时，天已放亮，野外凉意仍浓；屋内却温暖如春。吴焕先和徐海东同志一夜没合眼，也没有一点倦意。他们俩越谈兴越浓，一起兴致勃勃地研究了两军的合编工作。遵照省委指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军政委，两军合编为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不设师部，番号仍然沿用红二十五军。
就这样，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的战斗历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奇袭罗田敌巢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重新露面，就象在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在国民党军政领导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一面训斥鄂豫皖的“清剿”军无能，骂他们是饭桶；一面又喝令十几万“清剿”军继续向商城东南合围，妄图把新组成的红二十五军扼杀在襁褓之中。
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国民党各路“清剿”军正向商城东南咄咄逼来，而我军则经过长年的艰苦奋战，两军刚一会合，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又很困难。部队从一九三二年以来一直没有穿上棉衣，经常以野菜充饥，每天只能吃到两餐野菜稀汤。这次面临着十几万敌人的“清剿”，就是能抵挡一阵，也支持不久。但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合编后，士气高昂，求战心切；革命的群众也大力支持，慷慨激昂地说：“烧杀决不能使我们屈服，烧了老子的房子，烧不了老子的土地！”“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海东听了同志们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非常激动，但他觉得一个指挥员应该沉着、冷静，他与吴焕先等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各种作战方案的利弊，在召集红二十五军和地方各级负责人的会议上，他提出了“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避其锋芒、击其所虚。现在敌人集中十几万人来合围我们，后方必然空虚；我们就连夜奔袭，深入到敌后去捣毁敌人在罗田的指挥部。一来可以避其所长、击其所短，二来可以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补充自己，进一步增强我军的战斗力。会上同志们一致赞同海东的意见，作出了决议。除留下地方部队迷惑和吸引敌人外，红二十五军当夜在徐海东、吴焕先的率领下，象一支利箭，直插敌人的“心脏”--罗田。
部队昼宿夜行，每天以百十里的速度前进。徐军长、吴政委每到一地都找群众谈话，了解敌情，尽力避开敌人的耳目，带着部队神不知、鬼不晓地向罗田逼近。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部队隐蔽在罗田县城四周，很快就要拉开激战的序幕。
罗田，是国民党集团军司令郝梦霖的指挥部，也是敌人枪枝弹药、军需物资的重要供应基地。但大部分部队都调去围剿红军，只留下少量部队。此时郝梦霖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已成了“瓮中之鳖”。
天刚拂晓，罗田县城四周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徐军长、吴政委带着各路红军奋勇攻城。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情头转向，到处乱窜。郝梦霖也从梦中惊醒。一面吆喝部下尽力顽抗，一面通过电台向邻近敌人求救呼援。这时，徐军长带着一路红军已打进城来，他一面组织部队打开仓库，搬运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一面指挥部队紧紧围攻郝梦霖的指挥部。城内城外枪声大作，火光四射，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眼看着敌人招架不住了，郝梦霖也马上要束手就擒，忽然，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城南面来了一个师的援敌。吴政委在城内南边立即率领部队进行阻击，并派通信员向徐军长报告。通信员立刻沿着部队的攻城路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寻找徐军长，不料，在途中却饮弹牺牲。这么一来，不但徐军长不知城外来了一师的援敌，而且吴政委也不知通信员中途牺牲了。情况万分危急！
俗话说“困兽犹斗”。城内的敌人通过无线电联系，知道来了一个师的援敌后，就更加奋力顽抗了；城外的援敌在军官的督战之下，也向城里逼进。这时候，吴政委非常焦急，心想：继续打下去，恐怕会被敌人包围；撤走吧，徐军长在城内还没有出来！怎么办？时间越来越紧迫，再不能犹豫了。他一面命令部队坚决顶住援敌，一面亲自率领手枪团大部人员和一个步兵营，迅速打进城内接应徐军长。
徐军长听说城外来了援敌，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撤离，缴获的弹药和军需物资，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不能带走的一律放火烧掉！霎时间，罗田城内升起了一股巨大的火焰，不但挡住了城外的援敌，而且掩护我军撤出了战斗。这一仗，歼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弹药枪支和军需物资，其中军衣两千套、银元一万多元。战士们喜笑颜开地说：“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够大方的，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枪弹、钱粮，连个收条都不用打了。哈！哈！哈！…”朗朗的笑声，填满了山谷，久久地回旋在鄂豫皖的上空。
长岭岗良机歼敌
海东同志任军长期间，红二十五军几乎是每战必胜。如高山寨首战，歼灭东北军一个营，我军只付出亡二伤五的代价；在光山县灵隐寨之战，击溃尾追我军的国民党刘震华三个师，杀伤敌军千余人，而我军只有百余人伤亡；尤其是长岭岗一战，我军只动用了两个团和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的兵力，以伤亡三十人的代价，就几乎把东北军一一五师全部歼灭。这一仗，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打得痛快极了，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一天，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在第二天上午八时左右，抵达河南省罗山县西南长岭岗山区。
长岭岗山高、林密，主山脉由北向南延伸，东西两边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整个山势，越向南山越高、树越粗、林越密。当时部队就在长岭岗南端各个有利的地域内隐蔽着。同志们跑了一个晚上又饿又累，刚准备埋锅做饭，突然山下响起了枪声。
“呯！呯！啦！哒哒！”
“轰隆、轰隆！”枪声、炮声，响个不停。原来松弛下来的部队，现在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徐军长命令部队准备打仗，不许生火做饭。那时候，我们见了敌人眼就红，也不觉得疲劳和饥饿了。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只看见敌人在长岭岗北面一个小山头上，分成两路向上迂迴，边爬山边射击。可是等到敌人先头部队只距离我警戒部队不到一千公尺时，突然不再前进了，只是一个劲地打枪打炮。当时我们弄不清敌人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支运输大队‘不积极’，可能是爬山爬累了，加上我们没有组织队伍‘欢迎’他们，所以就拖拉些。”这几句俏皮话，逗得同志们又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
徐军长、吴政委这时正在我们二二四团最前面的一营阵地上，观察敌人的动静。徐军长对吴政委说：“这部分敌人火力很强，机关枪多，装备一定不错。”吴政委这时想起攻打罗田时，曾看到敌人的报纸上宣传东北军装备优良，便应声答道：“对，很可能是东北军。”接着徐军长建议吴政委一起到前沿各个部队转一转。他俩在密林里钻来钻去，翻过几座大小山头，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布置我军伪装。
在去西边前沿阵地的途中，为了抓紧时间，尽快摸清敌情，采取对策，他俩决定兵分两路：吴政委去南边前沿阵地，徐军长去西边前沿阵地。看看我军南面有没有敌情？徐军长一个人来到前沿阵地，突然被一名哨兵拦住，他怕军长有危险，便报告说：“敌人就在前面一个小山头上，有好几挺机枪不停地射击，但没有目标，一会打这，一会打那，好象还不知道我们在它的眼前。”
“你分析得不错，这个情况很重要。”徐军长听了很高兴，这时，警卫员从后面提了一壶开水，带来一小袋干粮。日头已经当顶了，原来徐军长从早上到现在还粒米未沾呢！徐军长望着警卫员额头上的大汗珠不断往下淌，便关心地问道：“你找了好几个山头吧？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警卫员望着军长笑了笑。正说着，该营的营长、政委赶来了，向徐军长汇报了当面敌人的动态、全营的战斗部署和隐蔽情况。说完后，大家准备吃点干粮，徐军长先倒了一碗干粮，递给刚才报告情况的那个哨兵，哨兵不肯接。徐军长说：“拿着吧，不必客气，我看你的干粮袋给树枝挂破了，里面都是空空的。”说着话，徐军长就把那碗干粮硬塞给了哨兵，哨兵非常感动，心想：徐军长真关心我们战士啊！
吃完干粮，徐军长在离开阵地前对营长、政委说：“现在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除担负警戒任务的同志外，部队要抓紧时间休息，注意隐蔽。饿了吃干粮，不准烧火冒烟。如果暴露了目标，我可要找你们算帐。”说完，徐军长带着警卫员和一位参谋，向东北角另一个阵地走去。他们刚下到山脚，恰好吴政委等人迎面走来。两个一起碰了碰情况，觉得敌人在原地停留了四个小时，枪炮声也没有原先打得紧了，估计下午敌人可能会收兵回营。于是，决定到东北面的山头上，把二二四团、二二五团的领导同志喊来研究研究，如何歼灭这股敌人，决不能让他们溜掉。
等他们到了东北面的山头，察看敌人的动静时，徐军长忽然发现对面半山腰上，有一块凹地，敌人的步兵、炮兵正陆续往那里靠拢集结。徐军长立即召集各级指挥员开会，部署战斗。有人报告说：“二二三团还在南头，一时来不了。”徐军长果断地说：“来不了算了，现在我们就用这两个团加一个手枪团也能打，只要我们火力集中，猛打猛冲，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接着，徐军长具体部署：二二五团在北面，二二四团在南面，手枪团在东面，三面一起向敌人冲击；并指示各部队集中使用机枪，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最后他对大家说：“各单位听号令行动，下午三点，准时打响！”散会后，各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
不久，大部分敌人已在凹地里集中，有个当官的站在队列前训了训话，有一支敌军就开始往回开拔。这时，再不打就会坐失良机！徐军长立即命令司号长吹起冲锋号：“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
霎时间，山上山下军号齐鸣，密集的弹雨，铺天盖地的倾泻在凹地里的敌群中。我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从三个方向，居高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起冲了下来，边射击边喊话：“缴枪不杀！红军宽大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弟兄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敌人毫无精神准备，一下子就乱了营，东逃西窜，鬼哭狼嚎。有的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有的又恨地无缝、山无洞，逃不脱、躲不过，转来转去。敌团以下三千七百多名官兵，全都当了我们的俘虏。缴获的大批精良武器，也都给我们部队装备上了，各个连队配备了四至六挺捷克式机枪，几乎全部换上了青一色的捷克式马步枪。
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瓦解敌军，除从俘虏中争取了一批机枪射手参加红军之外，其余全部释放，每人还发了一块光洋作路费。我们这样做，在东北军中震动很大。从俘虏的口供中，才知道他们就是东北军一一五师。据侦察员得知的消息，师长虽然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但怕上司追究责任，不久就在罗山县潘家店上吊自杀了。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 潘天嘉整理）
回忆敬爱的徐海东军长 张震东
从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将近四个年头，我和徐海东同志在一起生活、战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亲身领受过他的关怀，他那非凡的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下属的高贵品德，永远使我难以忘怀。
尊敬的良师益友
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西撤时，我挂了花，就转到了红二十五军任七十三师二一○团团长，徐海东同志是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顾敌我条件，围攻有强敌据守的七里坪，使红二十五军损失很大，处境困难，我们又被迫向鄂东转移。
我们从南溪葛藤山一线出发，过潢（川）麻（城）公路时，在湖北黄土岗，突然和敌三十一师遭遇，我团担负了掩护大部队通过封锁线的任务。吴焕先政委在前头指挥，当大部队基本上过完的时候，敌人象疯狗一样发起一阵猛冲，把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切断了。敌人兵力很强，一时要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正在我发急的时候，后边传来了联络号。我忙让司号员吹号联络，原来也是兄弟部队，并招呼我们向后边靠拢。于是，我们就撤到一个山坡上，和后边的部队会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徐海东同志由于身体有病躺在担架上指挥，当时也没能过去，刚才是他让司号员吹号收拢没过路的部队。
天亮之前，我抓紧把部队整顿了一下，原地待命。这时，徐海东同志让他的警卫员通知我立即去一下。以前，我虽没亲眼见过徐海东同志，但是，他的鼎鼎大名我早就晓得了，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喊他“徐老虎”。此刻，我非常激动，恨不得一步跨到他的身边。在一片小树林旁，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他有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四方脸膛，样子还象个庄稼人，虽然严酷的战争生活，又加上他当时生病，脸色有些憔淬，但他那大大的双眼，却闪烁着亲切、机智、果断的光芒。
徐军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向我了解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他问得很详细，很认真，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是烧窑的，你是放牛的，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搭伙干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胜利。”他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又接着说：“我们离开了大部队，力量薄弱了，但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还有苏区的群众，有水，鱼就不得死。”他的话说得诚恳，亲切，使我鼓足了勇气，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这时，大批的敌人在山下蠕动，正搜捕包围我们，徐海东同志却泰然自若地说：“不要看这些家伙喳喳呼呼的，其实是虚张声势，昨天一夜的战斗，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底，还不敢轻举妄动。”果然不出徐海东同志所料，敌人虽然象蚂蚁一样围在山下，却没有向我们进攻。天黑以后，我们乘机突出包围圈，甩掉了敌人，和皖西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会合，在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从这时起，我就在徐军长的领导下，进行了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我们最可信赖的首长，又是令人尊敬的良师益友。在战场上他非常严肃，下了战场却待大家象亲兄弟一样和蔼热情。他平时很关心干部政治上的成长、思想上的进步和指挥才能的提高。经常找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解决工作、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在战斗中进行传帮带，使我们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水平。不仅如此，他还放手让你到实践中去锻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打仗的本领和军事指挥艺术。
一九三四年初，我们红二十八军从熊家河一带向鄂东北运动，准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麻城附近，发现“广西军”占据了交通要道。由于广西军装备较好，又善于爬山作战，当时我们都称他们是“广西猴子”，是比较难对付的。徐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就地停下来，占领了附近的有利地形，作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徐军长的通讯员喊我去，我随着徐军长来到了前沿，隐蔽起来。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沉思，然后指着前边两个犄角样的山头说：“这上面驻着敌人一个团，是我们的拦路鬼，必须拿下才能通过，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团了。”以往军长布置战斗任务，总是把作战方案定好，再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这次我也象往常一样，等待他布置战斗方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两眼闪出热情信任的光芒，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老靠着拐棍走路，这次作战方案你自己订，有困难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请军长放心。”他满意地说：“我的位置就在这儿，准备好立即向我报告。”
受领任务回来，我向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报请军首长审批。徐海东同志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又对方案作了订正补充。我们决定以小部分兵力，佯攻敌右山头，吸引其火力，拿两个营先攻下左山头，然后顺手牵羊，再取右山头之敌，后边留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徐军长又安排其他团给我们接应，他自己就在离前沿一、二百米的地方督战。战斗打响了，我们把善于进攻的一、二营作为主攻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打的英勇顽强，敌人还没有弄懂我们的意图，一个加强团的“广西猴子”就被我们打垮了，为部队打出一条通路。
战斗结束之后，徐军长表扬了我们团，并热情地鼓励我，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敌情，判断敌情，制订战斗方案的能力，这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几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在和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我从军长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徐海东同志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良师益友，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坚持鄂豫皖的斗争中，每到一处，他就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徐军长还经常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的教育，亲自帮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健全红色政权，成立地方武装。他常说：“红军是鱼，群众就是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红军。”在徐军长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人人都当宣传员，个个都做群众工作。群众对红军也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敌人最疯狂、最野蛮的日子里，人民群众依然冒着满门抄斩，割头活埋的风险，为红军通风报信，送衣送食，掩护伤员。
徐海东军长对干部战士，也象亲兄弟一样关怀、体贴、爱护。一九三四年底，在独树镇的激战中，我的下肢负了重伤，参谋长戴季英硬要把我们一些受伤的同志送到附近村里先隐蔽起来。我一听说很急火，就说：“我不能离开部队，没有担架，我爬着走也可以。”这时，正碰上徐军长在找我，我说明了情况，他很难受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志呢？这儿不是我们的苏区，没有基本群众，国民党民团搜得又紧，把伤病员送去，不是白白地给敌人杀吗？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浴血奋战从老区出来的，都是革命的宝贝，一个也不能丢下。”他批评了戴季英同志并下了一道动员令：“受伤的战士能走的扶着走，轻的骑牲口，不能骑牲口的上担架。我当时骑在牲口上，怕腿流血过多，就用绷带把小腿吊起来，挂在脖子上。徐军长看了看我的伤势，从后边叫来了一副担架，硬把我按在上面。他自己却不顾身体有病，跑前跑后，询问伤病员情况，有时候还亲自抬担架。他的牲口，早就让给轻伤员骑了。我躺在担架上，看着他来回奔忙的身影，想着长征以来他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潮湿起来。
卓越的指挥才能
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大胆沉着，英勇善战，头脑冷静，不论多么狡猾的敌人，他都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一提到徐海东同志的名字，敌人就有点闻风丧胆。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们被截在潢麻公路以东之后，随徐海东同志转回皖西北，虽和皖西北区委的部队重建了二十八军，但人数不足二千，而皖西围剿的国民党匪军有十个师，不少于十万人。根据徐海东同志建议，正确地制订了部队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展开外线游击，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的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当时敌我力量虽悬殊很大，但由于徐军长指挥有方，采取了分散--集中--分散的作战行动方针，使敌人摸不到我们的活动规律，被我们牵着鼻子跑。这样，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神出鬼没，打到外线，一有机会，我们就迅速地攥起拳头，狠狠地揍他一家伙。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我们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赤南县熊家河，徐军长亲自布置了个口袋战，一举消灭了敌人近一个团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补充了我们自己。在坚持皖西北根据地的近半年时间内，敌人十几万军队不仅没剿尽杀绝我们，反而被我们拖的精疲力竭，狼狈不堪。
一九三四年二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商城县东南的豹子岩会合，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同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和鄂豫皖省委会合。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准备北上。这时中央红军也已于十月开始长征。为了轻装前进，部队撤消了师，编为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我军开始北上，敌人派五个师在前面重重封锁，五个支队在后面紧紧追赶。徐海东军长和吴焕先政委指挥部队，一下子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我北上的阴谋，为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部队甩掉了敌人以后，比较顺利地穿过桐柏山区，进入了豫南。快接近伏牛山区时，敌人得知了我们的意图和去向，急忙调集快速的骑兵和大量的步兵在前面堵截，企图把死我军于豫南平原。这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记得快到旧历年了，为了甩掉敌人，尽快通过豫南平原，部队急行军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独树镇。当时正下着大雨，又是夜间行军，当前卫部队发现敌情时，我们已经顶到了敌人的防线跟前。军首长命令我们弄清敌情，避免交锋，立即撤退待命。
独树镇是豫南平原上一个较大的镇子，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这里向东有三条大道，西去伏牛山区只有一条通路。敌人估计我们要从这儿通过，纠集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约计四个师，在独树镇一带有下了五道防线。敌人象一只张大血口要吞掉我们的老虎，凶狠地蹲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通过，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军部通知团以上干部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徐军长讲了话，他细致地分析了敌情，接着很坚决地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要保存自己，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只有冲过敌人的防线，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又说：“古人说，打仗要一鼓作气，我们的口号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冲过去就是胜利！”
回来之后，按照军首长的布置，我们向部队迅速作了紧急动员，立即进行战斗准备。拂晓就打响了，我们主攻的目标就是独树镇。枪声象炸豆子一样，震醒了整个平原。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上午九点钟，我们冲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这时，军部命令，要我马上去开会。军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仅二百米的一间草屋里，军首长在紧张地观察敌情，研究战况，徐军长和吴政委身上脸上都是硝烟泥土。军长看看我们几个从前线下来的团指挥员，坚定地说：“我们冲破了敌人三道防线，已经胜利在望。估计这个仗还要越打越激烈，狗急跳墙，敌人会跟我们拚老本的。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你们前进一步，我们前进一步；我们不离开，你们谁也不能离开。”吴焕先政委接着说：“今天有红二十五军，就没有独树镇的敌人。各级指挥员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激励战士们的斗志，带领部队和敌人决一死战！”
总攻在上午九点钟开始。徐军长、吴政委亲自到前沿指挥，带着部队，挥舞着大刀片，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军首长身先士卒，更激励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整个战场上，刀光闪闪，枪声贯耳，喊杀声震天。下午四点钟的光景，又是一番激战，消灭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我们终于在敌人所谓“钢铁”防线上捅开了口子，部队迅速进入了伏牛山区。
一九三五年初，我们刚到陕南建立根据地不久，正在龙驹寨休整，很快就被西北军发现了。他们赶忙拼凑了三个旅，配合国民党六十七军，企图趁我在鄂豫陕根据地立足未稳之时，一口吞掉我们。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一次进攻，鄂豫陕省委和军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徐海东同志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被省委和军党委采纳。接着，部队立即离开龙驹寨向西南经山阳县插到二天门，转过头急速北上，迎敌六十七军，虚晃一枪，从六十七军右边，又急转南下，直取敌人的心脏紫荆关，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当敌人发现我军去向，全部向紫荆关拥去的时候，我们又快速向西挺进，牵着警一旅的鼻子，把它强拉硬拖到袁家沟。我们突然掉转头来，杀个“回马枪”，吃掉了警一旅。
然而，警二旅不知道警一旅的灭亡，又顺着警一旅的道路追上来了。我们正准备在袁家沟休整，突然接到军部指示，就地待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十里了，我的心里急得冒火，徐军长显得若无其事似的。直到哨兵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五、六里路，徐军长才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同时指示部队要作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们就把一些装备和物资乱七八糟的扔掉，弄得狼籍满地，以迷惑敌人。我们出了袁家沟向西，急行军四十里，然后放下行装，轻装前进，又折回三十里，在袁家沟口，给敌人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警二旅赶到袁家沟，看到我们撤离时的痕迹，误以为我们怆惶逃走，而且走的不会太远，他们就放心地在袁家沟住下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才慢悠悠地集合队伍，顺着我们西去的方向追击。
袁家沟口，长有二里，两边山坡没有树，尽是松软的泡土，上坡又陡又滑，很难爬。徐军长带着二二三团，在正西负责引诱堵击敌人，命令我们团在两面山坡上夹击。
太阳升得老高了，敌人才大摇大摆地走来，队伍里乱七八糟，有的拉着抢来的小毛驴，有的挑着抢老百姓家的鸡。当敌人的前卫进了二二三团的火力圈，徐军长一声“打！”机枪、步枪，一阵风似的扫向敌人。敌在指挥官的督促下，拚命向前追。我二二三团则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时我团的一营，迅速从侧面插到敌人屁股后边，从背后猛插一刀，截住了敌人的退路。当敌人察觉到上当时，已大部分拥进了山沟。接着，我们团全部投入战斗，两边的火力，象暴雨似的倾泄下来。敌人的一个旅，被压在二里长的山沟里，象钻进风箱里的老鼠，进退不得。前后不到两小时，战斗就结束了。这个出其不意的伏击战，歼灭了敌人一千四百多，生停了敌旅长唐嗣桐。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威震陕南，是我军在鄂豫陕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一个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徐海东军长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同志的率领下，越桐柏，跨豫南，闯入伏牛山，转战鄂豫陕，挺进甘陇，历时十一个月，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和陕北红军会师了。之后，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建成立了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由于工作需要，我调去陕北补充师任师长（该师辖六个县团还有一些俘虏，也隶属十五军团）。
临行时，徐军团长把我找去，语重心长地说：“咱们是一道从鄂豫皖过来的，三年多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现在就要分手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从我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我们在一起浴血奋战，转战南北，出人于枪林弹雨之中，一直还没分离过。想到现在就要离开他，去单独执行任务，确实有点恋恋不舍。接着，军团长又安慰我说：“到哪里都一样，都是革命工作，到那里以后，要和陕北的同志搞好关系，他们坚持创建陕北根据地，有很大的功劳，也有不少经验，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搞好团结，千万不能忘记以前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徐军团长的这几句话，是对我的临别赠言，它象金石一样，刻在了我的心坎上。他又嘱咐我以后有情况多联系。我向军团长表了决心，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军长，到瓦窑堡去了。
回忆徐海东同志 徐光友
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每当想起引导我在革命道路上成长的这位敬重的领路人，就激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徐海东同志的高大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断鼓舞我在新长征的路上奋勇前进。
一颗火红的心
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我由六安保卫连编人红二十七军二团特务连。同年底，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徐海东同志身边参加战斗，和他朝夕相处。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残酷斗争中，还是在转战南北、出生人死的日子里，徐海东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着一颗火一样红的心。
在坚持鄂豫皖红色根据地斗争的岁月里，环境十分恶劣，条件极为艰苦。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摧毁红色的土地。那时候，部队经常出没山区，辗转敌占区，在徐海东等同志的带领下，打了很多胜仗。每到一处宿营地，他顾不得休息，就到处奔走，看望伤员，分析敌情。有时候，还把我们这些“红小鬼”召集到一起，亲切叙谈，讲一些革命道理，鼓励同志们勇敢对敌斗争，增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他经常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钢铁红军，敌人之所以打不烂、摧不垮我们，就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作后盾。我们这支队伍就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到哪里都会很快烧起来。他坚信党的正确领导，率领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有力地打击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重建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在光山郭家河一仗，以一与一百的对比方量，歼灭强敌一个旅，毙敌百余名，俘敌两千余名，缴获山炮、迫击炮九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多支，战马百余匹。接着，在潘家河、杨泗寨战斗连续获得胜利。促使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初步好转，苏区得到相对的稳定和恢复，地方武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徐海东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表现了工人阶级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一九三三年五月，围绕七里坪战役所开展的一场斗争，证明海东同志是正确的。七里坪是黄安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在苏区中心重兵防守的坚固据点。当时的省委领导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取得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围打七里坪的错误决定，徐海东同志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他认为七里坪三面是陆，一面临水，敌人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摧残十分严重，部队面临人无粮食枪无弹药的困难，伤号不断增加，而且敌人兵力又十倍于我，围攻七里坪于我不利，应该避其精锐，打击分散之敌。省委主要领导一意孤行，对海东同志的意见充耳不闻，反而指责他“右倾”保守。五月二日，海东奉命进入围攻七里坪的阵地。这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十天后，部队连野菜、树叶都没吃的了。这时，部队又开始“肃反”，弄得全军人心惶惶。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海东再次提出撤围，说：“我们围攻敌人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可现在相反，敌人一点困难也没有，我们自己却饿垮了。钢军、铁军、吃了饭才能打仗呀。”省委主要领导一听，十分恼火，说：“谁要是动摇攻打七里坪，谁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围攻七里坪计四十三天，部队减员近七千人。为了保存党和红军的力量，海东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不怕掉脑袋，坚决从七里坪撤出了部队。实践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徐海东同志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有人在鄂豫皖苏区继续推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路线，在党内外大搞逼供信，乱扣帽子，随意抓人，无辜杀害革命同志。眼看我们并肩战斗的好战友进了自己人的监牢而惨遭杀害，大家都深感痛心，徐海东同志更是心急如焚。有一次战斗间隙，有几个战士坐在一起谈论家常，比年龄大小，偶尔说到谁是排行老三的话，竟然被指责为是“第三党”，可能是汪精卫派来的改组派，硬是给抓起来枪杀了。海东同志闻讯后十分生气。他气愤地说：“我们的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都冲杀过来了，而现在却倒在革命的枪口下，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杀害革命者。”海东同志不怕担风险，挺身而出，想方设法保护受害的革命同志，深得广大红军战士的崇敬和爱戴。一九三四年五月，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同志，说他俩是“反革命”。郭述申同志和海东同志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都是雇工出身，是农民暴动的组织指挥者，参加革命后屡建功劳，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是优秀指挥员，怎么能是反革命呢？省委代表气急败坏，训斥郭述申同志严重右倾，对肃反不坚决，诬陷他也是反革命，并撤销了他的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把他下放到政治部当宣传科长，后来又到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徐海东同志对这种作法极力反对，说：“郭述申同志要是反革命，那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吗？”因而保护了郭述申同志的生命安全。
一九三五年九月，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们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可是，当时任保卫局长的戴季英推行王明路线，密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诬陷他是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不信这一套，严厉指出：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呢？一九三五年十月，当听到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来到陕北的消息后，徐海东同志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部队，去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他和程子华同志、郭述申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斗争和十五军团的情况，反映了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及对刘志丹同志的看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他又及时向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的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安慰部队，使广大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