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条长听后，半响说：“你是营长，你说咋办就咋办!”
见司条长思想不通，李学先转个角度说：“还想不开。你好好想想，装备这些武器要多少钱?还不是他们大老远白送来的，连运输费都免了，咋也得感谢感谢人家呀!”
司务长咧嘴一笑：这个李营长，一打胜仗，把什么都忘了，把裤子送人，他或许都愿意呢!
补充来的东北军士兵，有的到一营当了战士，有的当了一营教官，大大提高了一营的战斗力。
战斗刚结束，徐海东就让通讯员四处寻找李学先。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到李学先面前，说：“军长喊你去!”
见通讯员紧张的模样，李学先十分纳闷，是不是有什么急事?他赶紧跟着通讯员去了。
见到了徐海东，徐海东先干咳了几声(因为长期奔波打仗，徐海东已患了肺结核病)，然后一把拉住李学先的手，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坐!坐!”
李学先可没见过军长如此客气过，他不好意思地坐下，又站起来，不知军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徐海东说：“好你个李学先，这次真正认识了你，你打仗又凶又狠，人家说我打仗象‘老虎’，你呢，打起仗来，就象‘猴子’，‘老虎’凶猛，‘猴子’呢，灵活敏捷!干得不错!干得不错!”
被军长面对面表扬，李学先很不好意思，他憨憨的，木讷讷的，忠厚的个性再次表现出来，大大的双手，不断地搓着。
徐海东顿了一顿，说：“‘猴子营长’，猜猜喊你干什么?”
李学先想了想，说：“报告军长，我猜不到!”
徐海东爽朗地大笑起来，说：“给你发奖品!”
“奖品?!”李学先一愣，不敢相信军长会发给他奖品。
徐海东说：“是的，你营上缴的六架8倍望远镜，是很好的军用品，送给你一架，你想不想要?”
李学先半信半疑地问：“军长，你说话可是真的?”
“那还有假，我徐海东哄过你不成?”
徐海东伸手从警卫员手里接过望远镜，递给李学先，又接着说：“以后战斗，你可更要好好干噢!”
李学先接过望远镜，啪地一个立正，说：“是，一定好好干，谢谢军长!”
徐海东说：“谢我干嘛?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呢!长岭岗战斗，‘猴子营长’立了大功呵。”
李学先谦逊地笑了，说：“军人指挥的好!大伙打得出色。”
徐海东认真地说：“任何好的指挥，总要有部队去实施，正是你营的穿插，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使全军包抄和攻击获得了成功!”
徐海东说着说着站了起来，他向李学先挥挥手说：“走，‘猴子营长’，一块散散步去!”
7月的长岭岗，光秃的孤岭，处处满目疮痍，一向直来直去的徐海东今天多了一份情思，他说：“多好的长岭岗啊，多好的苏区，眨眼间，就被变了个样子，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李学先说：“蒋介石真是太可恶了!”
徐海东说：“这个胜仗真是及时啊!部队就要大转移了，顺手摘到一个大瓜，真是天赐良机啊!”
李学先说：“军长，通过补给，部队的情绪好多了!”
7月的晚霞照在长岭岗上，长岭岗方圆上下，“风送丽霞更显潇，军人含笑情逸飞。”
徐海东想说的似乎很多很多，可他又如何说得清，连月来的苦闷和焦灼，李学先似乎更能理解徐海东的心境。自从给徐海东当了一段军参谋，李学先对徐海东的了解更深了一层。这位大智大勇的军长，不也曾遭到怀疑吗?他虽然力主不打七里坪，不搞保卫战，可当时的徐海东职位不高，势单形孤，他又如何能扭转乾坤，现在打了胜仗，他肯定想到了许多!
徐海东说：“好了，不说这些，你这个‘猴子营长’，一路上，还靠你给我多打几场硬仗呢!”
李学先说：“放心吧，军长，杀头不过碗大的疤，你指挥到哪，我李学先坚决打到啊!”
徐海东点点头，笑了。
徐海东同志二三事 林维先
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也正是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的时候。当时，我在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一连当指导员。一天，我们连奉命去河口执行任务，回来在石家湾宿营。第二天拂晓，徐海东同志率领部队来到石家湾，准备打敌人从河口来的运输队。那时他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们得知此消息后，就去师部，一是看望首长，二是汇报得知的敌情，三是请求任务。一见面他就搬凳子叫我们坐，问我们连有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团员，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思想情绪怎么样。我都一一作了汇报。接着，徐海东同志就谈起围攻七里坪战斗和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他说，攻打七里坪久未凑效，反而给我军增加了困难，主要是没粮食吃，造成了巨大的减员、伤亡和消耗。说这段话的时候，徐海东同志非常痛心。我们回来后，为了减轻师首长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就把连队里的粮食和买的几头猪送给师部，同时，我们又请示师首长有什么事要我们去办。徐海东同志说：“你们快回去，配合地方干部动员群众送饭、送水、抢救伤员。告诉干部群众，准备转移，以防遭敌人屠杀；粮食物资要贮藏好，不要丢给敌人。”并指示我们连迷惑牵制一下敌人，掩护干部群众转移。随后就告别了。
我们连当晚就转移到七里坪北蔡家湾、方家湾地区。过了两天，我们接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命令，要我们连到七十四师师部接受任务。连长立即赶到师部。回来后他传达了师部指示，要我们连接受七里坪北香炉山七十四师一个团的防务任务。当时不少同志耽心兵力不足，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徐海东同志说：“根据敌情，敌人最近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敌人粮食弹药也很困难，不敢远离工事、阵地。群众对敌斗争坚决，封锁消息严密，不易走露风声，敌人很难发觉我军调离，只要你们动脑筋想办法，一定能完成任务。”他还要我们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惑敌人。我们按徐海东同志的办法，在阵地上扎一些草人，有的还给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远远望去像真人一样。白天派一些战斗小组到敌前沿活动，造成要进攻敌人的假象。在夜间，到处烧些火堆，每到做饭的时候，满山遍野升起了“炊烟”。就这样整整搞了一个星期。敌人认为我军主力仍在这里，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又过了几天，住在对面的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前沿阵地发起了一次攻击。眼看敌人就要接近我们了，在这紧急时刻，徐海东同志命令另外一个阵地上的部队打了一阵炮。敌人一下子被打懵了，急忙退了回去，使我们的阵地转危为安。我们望着怆惶逃命的敌人，都称赞师长这个“空城计”演得好。
不久，省委、军部决定撤出七里坪战斗。在撤退时接七十四师师部命令，让我们连随师部行动。但未接到游击总司令部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连队支部研究，由连长带部队随师行动，我去总司令部汇报请示。我到了总司令部，将情况作了汇报，首长指示说：“你们做得很对，壮大红军主力是全党的任务。”还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以及部队到主力后要注意的事项。我吃了午饭后，告别总部首长，就去追赶部队。到麻城福田河才赶上部队。到了福田河北，师部住在一个庙里。连长同我去师首长处请示任务，师首长决定将我们连改编为师部警卫连。从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徐海东同志了。他经常找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党团员谈心，了解情况。他看到这个连在艰苦的条件下情绪高昂，求战心切，对敌斗争坚决，非常高兴。在福田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发生了战斗，由于敌众我寡，为保持有生力量，部队就转移了。
全军转移到箭厂河苏区，敌十一路军由新县出发向我军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接连在王家湾、长冲打了两仗。在这次战斗中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一营政委负伤了，徐海东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去，说一营是主力，没有政委不行，命我到一营当政委。当时我怕干不好，他就给我讲起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和红军干部的成长问题。他说：“敌人新的围剿又开始了，形势很严重，斗争很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不挺身而出，挑起革命重担谁来挑呢？”又说：“过去红军在前方打仗干部伤亡大了，就要地方上工会干部、农会干部到部队担任军政干部，带兵打仗，不是领导得很好吗？我相信你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把部队带好。”他的话坚定了我搞好新的领导工作的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动要从人民利益和人民群众疾苦着想，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你看苏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同敌人斗争。没房住搭草棚，生产时把担子放在田头上，把枪挂在扁担上。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放了望哨，他们规定标杆信号，一个标杆倒下，作准备，两个标杆倒下，就转移老人、儿童，青、壮年就拿起枪同敌人斗。群众这种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精神多么可歌可泣。我们部队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为群众报仇、为死难者报仇。”他还说：“要给部队搞些吃的，把战士们的生活搞好，使体力逐步恢复过来，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九三三年秋冬，正是红二十五军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到处修筑据点和纵横交错的封锁线，阻止我军的行动。发现我们在那里活动，他们就前堵后追进行围攻。有时我们饭做好了也不能吃，一日要打几位。敌人在赤白交界处，对群众移民并村，搞五户连坐法，谁给红军做事，拿五户论罪。敌人的保甲制对群众统治也很严，不让群众接近红军。这样就使在苏区活动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食宿问题，徐海东同志每到一个宿营地，都是亲自动手协助警卫人员砍柴草、搭棚子，发动战士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有时搞到点粮食，他总是留下很少，多数送给军首长和伤病员。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总是给伤员送一些去。当时我军枪支弹药也很少，一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主要靠缴获敌人枪弹、物资来装备补充。不少战士都是一边打仗，一边从敌人死尸上收集子弹，但隐蔽得不好就容易造成伤亡。当时，徐海东同志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战士每人除自己手中枪外，再背一个红缨枪，在枪头下边安上一个钩子，一是有利于白刃格斗，当与敌人拼刺刀时，我们的红缨枪长，敌人的枪短，我们很占优势。二是在打阵地战时，发现死在阵地前沿的敌人，就用红缨枪上的钩将敌人身上的子弹袋钩过来，避免伤亡。战士们都称赞这个办法好，还有的战士给这种红缨枪起了个绰号叫“钩连枪”。
徐海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注意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那时，我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时而转战鄂东，时而转战皖西，时而又转战到敌人统治区，捕捉战机，力争歼灭运动中的敌人，乘机攻打敌人防守较弱的城市和乡镇。在频繁的战斗和转移中，他都是亲自作动员，亲自提要求。澳记得我军首次由鄂东转战皖西的前一天，徐海东同志召集全师干部开会，向指战员们讲转战意义，并强调了群众纪律，他说：“这次转战皖西要经过商城清区，这里是顾敬之的家乡老巢。顾敬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吃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他对统治区的群众用童捐税盘剥，使他们过着牛马生活，稍不小心就以通红军论罪杀头。我们从那里过，老乡害怕顾狗子，可能不敢见我们。若烧了老乡的柴，吃了老乡的粮，要照价把钱放到米缸里。找人抬担架，当向导，也要付钱。”他还说：“捉住顾敬之的俘虏要讲政策，他们也都是穷人，被抽丁强迫当兵的，不准虐待。”徐海东同志还强调，在行军的路上，不准丢下一个战士，不能让一个战士掉队。那时营以上干部都有一个牲口，可是徐海东同志总是带头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部队行至长竹图吃了一顿饭。饭后还要继续行军，到部队集合时，徐海东同志宣布让我到二二二团当政委，紧接着又继续前进。第二天到了苏区白沙河。徐海东同志在此召开了干部会，会上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干部一定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搞好生活，关心战士疾苦，减少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指出，要宣传队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告诉群众作好对敌人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地都要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做到尝罚严明。徐海东同志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常常在战斗的间隙和宿营时与大家一起做游戏、赛马，把部队带得既紧张又活跃。指战员们看到师长和大家同甘共苦，这样乐观，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二十五军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打成“改组派”，有的被“肃”掉了。徐海东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说：“我们的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劳苦人民出身，跟党南征北战，怎么能一下子成为反革命呢！”于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抵制，保护了不少同志。
一九三三年秋，我军转战到了皖西，敌人也尾追过来向我军围攻。军首长当即确定先打瓦屋基一路敌人，为掩护主力歼灭敌人夺取战斗胜利，徐海东同志命我带一个营，并指挥地方上的独立营坚守门坎山，阻敌由盈山畈向我军主力进攻。我军主力和红八十二师在苏区党、政、军、民大力支援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了机动作战，部队就又向鄂东转移。不料队伍行至麻城黄土岗地区，途中被敌人截断，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先头部队到了鄂东。徐海东同志带着后边的掩护部队又回到了皖西。到了皖西后，徐海东同志找郭述申同志（道委会书记）研究，把他带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和坚持皖西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接连在葛藤山，何泼岭等地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份，吴焕先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来到皖西在豹子岩会师。会师以后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
徐海东同志赤胆忠心的革命精神，多谋善断的指挥才能，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仰和爱戴。他在鄂豫皖地区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接近他。但敌人最恨他，也最怕他。每当我回忆起在徐海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的岁月，就不由感慨万端。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
转移中的胜利 张竭诚
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力量，争取有利的革命形势，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从皖西到鄂东四百余里的长途转移。九月初，一个中秋节前的晚上，我们渡过淠河，踏着崎岖的山路，向西前进，一路且战且走，经过几个不休不眠的日夜。终于通过了四道封锁线，并且在行进中陆续消灭了两个团加四个连的敌人。
几天来，我们真是疲劳到极点了。这天，我们通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走了一百四十多里路，天将亮时，宿在一个叫斛山寨的地方。
我正熟睡着，也不知睡了多久，猛然是谁硬从草堆上把我抻了起来，心里老大的不愿意，连眼睛都懒得睁开，就又躺下睡了。朦胧间听见队长象打雷似的喊了起来：
“不要睡了！我的好同志，敌人都快到门口啦！”
“什么，什么？！”人们一下子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醒了。
我连忙坐了起来，使劲地揉了一下眼睛，看见队长正严肃地站在我们对面环视着大家，他说：
“同志们，咱们让敌人包围了，首长让大家赶紧做饭吃，吃饱了好接受战斗任务！”
“战斗任务？”大家一听，眼睛都亮了起来，有些不够相信似的一齐带着惊疑的口气围住了队长，疲劳、危险早忘得一干二净。说实在的，我们这个通讯队也真够窝火的，一路上打了那么多的仗，就是没有我们的份儿；这时，谁不希望队长明确一下这个“战斗任务”指的究竟是不是直接参加战斗呢！
大家的心情，队长是了解的。在这以前，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强烈的求战愿望；不过，他究竟是个领导干部，总是不动声色，只有当我们之中有谁对不能直接参战而闹情绪时，他才说：“不要急嘛，同志！当红军还愁没仗打！”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忙说：
“是呵！是战斗任务，具体点说就是咱们通讯队这回也能和敌人枪对枪，刀对刀了。”
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都欢腾起来。
村里人嘈马杂的，好多的指挥员们都聚集到军部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着紧张而严肃的神色。军长徐海东同志站在一个台阶上对大家说：
“同志们，现在情况是严重的，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四个师，其中有两个师是东北军，武器很强……。我们连续行军作战，身体是疲倦的，而且人数也远远少于敌人。但我们要坚决打垮消灭敌人，突破重围……。”
吴焕先政委接着说：“不管怎样，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敌人，彻底实现安全转移到鄂东的行动计划。这是这次转移中的最后一战。红二十五军几年来在鄂豫皖建立起来的荣誉能不能保持，就要看这一战了。”
首长的决心，点燃了大家的信心，当我们明确了各自的任务以后，马上开始了一切迎战的准备工作。
晌午以前，敌人在四架飞机掩护下，向我们发起总攻击。战斗首先在斛山寨南面的一角打响，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来势汹汹，很快就逼近了我军的防御阵地。他们一面前进，一面对我们喊着各种下流的话，仗持已经对我们形成包围的气势，和人多、武器好等有利条件，一时显得非常骄横。这种情况，对于经过千百次战斗锻炼的红军来说，并不是生疏的，大家依然十分沉着，准备好了手榴弹，上好了刺刀，现在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早已由指挥员们选择好了的冲击方向，鼓弦待发，单等着军部总反击的号令。
总反击的号令终于发出来了，传在人们耳鼓里的首先是来自我军各个阵地的冲锋号声，随着这个惊心撼胆的声音，我们通讯队簇拥着徐海东同志走上一座山峰，居高临下，看到我军各部队的百十面军旗，映着阳光，迎风招展，在万山丛中的接敌地区象一片翻转的红云；如同潮水一样的红军战士，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前进；子弹、手榴弹的迸裂声，在山谷中不断迴响，敌人第一线的部队，很快便被我们冲垮了，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
斛山寨敌我双方的激战，越来越激烈了。不料敌人用一部分兵力绕过斛山寨，向我们军部插过来，于是情况更加紧张。徐海东同志从望远镜里发现这个情况，考虑到没有预备队，军部很空，便把坚决消灭这股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通信队。当时，通讯队有一部分人在外面传达命令，余下的人不太多了，任务是如此艰巨，但我们久已渴望直接参加战斗，因而却无比的高兴。
我们下山就与敌人接触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一阵手榴弹就把敌人打得跟跟跄跄地后退了好几十步，激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忘了多少个日子没有吃好饭，也忘记了多少个日子没有睡好觉，在决定胜败关键的千钧一发的时刻里，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一定要突破重围，并且消灭敌人。原来疯狂的敌人在我们准确的短促射击和手榴弹的打击下，吓得溃退了。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紧跟着敌人的屁股赶了上去。
在混乱的敌军中，我发现了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一边后退着向我们打枪，一边声嘶力竭地回头喊着他那越逃越远的部队，但是他的命令这时候已经不发生作用了，便也象耗子似的往后跑，没跑多远，就被我们飞过去的手榴弹“轰”的一声撂倒了。我赶上去，看他躺在地上流了一身血，正痉挛地抓着泥土，从挂着血渍的嘴角里，发出了轻微的求我们“饶命”的声音。我厌恶地瞅了他一眼，顾不得管他，又继续往前追击敌人。
各路反击部队都胜利了，敌人抛弃的枪支弹药满山遍野，俘虏象蚂蚁似的被我们的迂迴部队赶下山来。由于战斗一开始我们就控制了一些有利地形，攻的勇猛，打的顽强，战斗有进展后又采取了攻打敌人兵力最薄弱部分和反包围的办法，终于将敌人四个师（刘镇华的六十、六十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全部击溃并歼灭了一部，生俘敌人四千多人。
战斗是黄昏时分结束的。当夜安置了伤员，又将四千俘虏全部资遣释放，夜深时才泰然地躺在铺草上休息。这是许多天来最舒适的一次了，应该美美地睡一觉，可是白天战斗的兴奋却使我不能不激动。我想着：我们胜利了，我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胜利了，这胜利是用了怎样坚毅的精神，战胜了疲劳才换来的呀！
为了争取早日和鄂东红军会合，天未亮我们又整装出发了。长长的行列，踏上了漫长的征途，而艰苦的日月也象漫长的道路一样，等待着我们去征服。我们这次所经历的战斗只不过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一个片断，因为到鄂东后不久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徐海东在“肃反”中 欧阳吉平 刘万斌
提起徐海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中，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徐海东，出身贫寒。革命初起，徐海东便来投奔。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带领一个团，成为当时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口头禅是：“战场上见英雄。”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其中撤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摘了错误的肃反。
张国焘在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在红四方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当红25军由3000多人的武装扩大到13000人时，又一次肃反运动，肃到了徐海东身上。
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收到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
徐海东是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但他很少参加省委和军部的会议，整天在部队里指挥训练和准备打仗，对中央要求肃反始终持怀疑态度。
一天，师政委戴季英从省委开会回来，一面吃着饭，一面对教训的口吻对徐海东说：“如今，可不能总想着打仗，要看到，我们的内部严重不纯啊!”
徐海东甩出一句话：“当兵的就是想打仗。”
“打仗”，我不反对。”戴季英把脸一绷，严肃地说：“同志，要注意反革命。”
徐海东略带讽刺地说：“有反革命，好哇!没有反革命，要我们这些革命者干什么?”“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内部的反革命很多，省委已决定要肃反!”戴季英接着又说：“红军和苏区内，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这些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其中许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他们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徐海东一听说要“肃反”头皮就发麻。他真想不通红军和党内有多少反革命。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红军中就搞“肃反”，不分青红皂白，硬是把那么多干部抓的抓，杀的杀，闹得人人自危，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如今局面刚刚刚好转几天，不趁此机会去发展苏区扩充队伍，却又抓起反革命来了。宵是在自伤元气吗?但这是省委的决定，共产党员应该有组织纪律性，只有服从。
他对政委说：“不过，我觉得反革命即使有的话，也是少数，有就抓嘛。但要是没有，我们可不能乱抓呀!”
“哪个会乱抓!”戴季英反感地这句话：“好人不会抓的，坏人跑不掉!”
省委会上制定了攻打七里坪战役计划，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这就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
七里坪是离黄安县城北面30余里的大镇，镇里住着敌13师的3个团6000多人。在七里坪周围，筑满了围墙、壕沟、碉堡，并布上了层层铁丝网和鹿砦。
红25军攻打七里坪，攻了10天，部队就断粮了。省委不得不把徐海东的74师调出来去筹集粮食。在打敌人有武装护送的运输队过程中，牺牲了不少战士。这里一边打仗，那里一边在红军内部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
一天晚上，徐海东听到隔壁屋里正审讯“反革命”。他走了过去，发现79团连指导员小朱被吊在屋梁上，下面审讯队的人正举着皮鞭狠命地抽打他，师政委戴季英也在场。
徐海东对小朱是了解的。他17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还当过皖西少年共产主义青委宣传部长，在革命斗争中一直表现不错。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现在这么动刑拷打，小朱一直不承认参加所谓第三党，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实在看不下去了。徐海东对师政委说：“这个同志我了解，他不是反革命!你看嘛，他一点口供都没有。”
师政委说：“这你就不懂了，真正的反革命是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徐海东大声地说：“我说你是反革命，你自己承认不?”师政委说：“胡说!我不承认!”徐海东说：“那你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师政委大怒：“肃反是省委的决定，我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这是我管的事!你不要包庇反革命!
徐海东一听，官大一级压死人，气得走了。
在政委眼里，徐海东只会打仗，是个不懂政治的军事干部。徐海东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130多个俘虏，徐海东让战士们把他们押到后方，不料碰上师政委，他下了道命令，把俘虏统统枪毙了。事后，徐海东问他为什么杀俘虏，他把脸一沉，说：“不杀他们，那杀哪个?我留着他们还给他们吃饭，放了他们还会来打我们，不杀干什么!”
徐海东一时还不明白，谁是敌人。革命这么多年来，俘虏一直是教育释放的，可从没听说过师政委这样直截了当的高论。抓内部反革命，连小朱都成了反革命，他真的不懂“政治”了。
后来小朱到底被枪毙了，他在临毙时还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徐海东感到非常痛心。
此时，饥饿、肃反中的恐怖、冲锋中的伤亡，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省委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肃反更加扩大化。
徐海东被看作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领导人之一。
徐海东在省委会议上列席会议。他发言，矛头对准省委主要负责人沈泽民，说：“领导上要负全部责任!”他又补充：“历来，只有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饭，不管战士的死活!”
沈泽民用烟袋指点着徐海东：“哪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就你是无产阶级?你这个人成问题!”突然从委员堆里传来一斥喝：“你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会议，出去!”
徐海东被撵出了会议室。这是徐海东入党以来头一次。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这只是几天前的事。肃反委员会要他填一份表格，还交代他，把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怎样从武昌跑回来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在什么地方入的党，要写具体些。他恍然大悟：啊，我被怀疑上了!小朱入党介绍人是徐海东，枪毙小朱，原来都是冲他来的。当他曾向省委反映肃反了自己人时，省委领导拍着桌子说：“动摇肃反，动摇围困七里坪，是政治上的罪人。”
他突然意识到，抑制和反对“肃反”只能死路一条，最后被砍头。徐向前怎么样?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军长许继慎怎么样?还不是被杀掉，旷继勋怎么样?照样杀!我算什么?普通师长一个!这么多团、营干部都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手里，谁能说他们无罪?谁敢说?
“我无路可去，家是不能归了，家里66口被杀。我决不当逃兵，死也死在战场上!”
敌人突然来进攻，他一跃而起，找到了底下团长。“马上组织反击!”两个团从后翼包抄。团长说正面呢?徐海东说有我呢!
敌人黑压压的攻了上来，团长们率部包抄上去。徐海东铁了心：战死总比冤死强!他甩掉帽子，脱了上衣，扒下裤子，只穿一条小裤衩，抓过警卫手里的战刀，跳出工事第一个向前冲击!
特务连、交通队的战士们见徐海东副军长光膀子上阵，不等冲锋号响，也随着徐海东杀了上去。
担任包抄任务的两个团长见正面徐海东光着膀子冲锋，也亲自带头冲了上去。
敌人立刻被这种阵势打乱了，精神吓垮了，直往后退。
敌人一个旅被冲得七零八落，470多人当俘虏。敌人2师的进攻也就此停止了。
徐海东赤膊上阵，打垮了敌人，感动了沈泽民。他亲自看望徐海东：“只要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一个说你有问题，那个人自己就有问题。”
严酷的现实，使省委头脑有所清醒，肃反了自己人，红25军刚刚壮大，经七里坪一仗损兵几千，不得不停止“肃反”。
然而在此时，敌人把大别山围得水泄不通，红25军面临严重的困境。
徐海东率领74师转战大别山，创造了名副其实的游击战术。又打硬仗，又避敌不战，敌人不得不惊呼：“徐海东是一条抵不住的游龙。”后来，徐海东升到红28军军长，转战皖西。等吴焕先率25军主力与他们会合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徐海东担任红25军军长。
开往西安的路上 孙瑞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我们红二十五军住在甘肃省海原县，正积极准备着消灭马鸿逵部。
一个早晨，天刚亮全团就集合起来了。当团长向我们面前走来时，他神采奕奕，那一双透亮而锐利的眼睛，显出一丝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笑意。我暗想准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团长突然响起了铜钟一样的声音：“同志们，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蒋介石被活捉了。”
“什么？”全团一下都怔住了，静得鸦雀无声，甚至每个人的心跳都听得见，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会是真的吗？全团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把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眼睛上，直愣愣地看着团长长满了胡子的嘴巴。
团长看着我们，笑了笑说：“同志们，这是真的，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在西安了。”接着团长扼要地叙述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说：“现在党中央派周副主席正在西安和张学良、蒋介石谈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因为何应钦正调动大军向西安进攻，企图迫使张学良杀掉蒋介石，制造更大的内乱。”
再没有比这消息更能够激动人心了；团结抗日，这是红军坚定不移的主张。
部队日夜不停的向西安前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村、城市都活跃起来了，到处是红旗，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欢迎口号：“欢迎红军到来！”“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徐海东军团长坐着汽车，但有时还没有我们徒步走得快，因为他一到那里就被欢迎的人群包围起来，问这问那，请他讲话。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止不住要流几行热泪，全国人民对我们抱有多么大的希望啊！
快到西安的时候，部队都兴奋极了，同志们都悄悄议沦起来：
“这回可要看看蒋介石这个坏蛋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还不是秃头！”
“怎不枪毙了他！”
“嘘，没听团长说，我们正在和他谈判吗！”
“哼！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是多少年的仇恨积累起来的一条经验啊！蒋介石真的能同意合作吗？
晓行夜宿，这天我们来到了咸阳。这儿的县长，都是张学良的人。我们还没进城，县长带着他的太太就出来迎接。后来听说，咸阳的县长给我们军团长通电话时，在电话上说：“报告红军总指挥，我这里立正向你敬礼！”军团长笑道：“请稍息吧！”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我们呢？原来卫立煌带着十三个师到潼关了，东北军、西北军正日夜惶恐不安，若不是红军赶到，打了起来，他们哪能抵挡得住呢！
我们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副主席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周副主席见到我们军团的首长后，指示说：谈判已初步一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我们红军要迅速开到商州（即陕西商县）一带，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给东北军、西北军撑腰。同时，杨虎城的警备旅，也临时拨给红军指挥了。他们还主动地送给我军一百箱子弹。西北军的一个旅长还说：只要红军能支持他们，要兵给兵，要子弹给子弹。东北军一个营长，看到我们红军的指挥员，又惊又喜地说：“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从咸阳出发，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蓝田。只见街上停着一辆辆装满衣物的大卡车。原来是周副主席从西安派人送来的大衣，说是天冷，供部队放哨用的。在这里，我们有的部队换了装，补充了些弹药，然后又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向商州进发。第二天抢占了商州北面的一座大山，好险哪，只比敌人早到一个小时。听说何应钦也亲自出马了，他在山下呆了一天，得知红军在此，便命令部队连夜撤退了四十多里。
我军在商州一带住了十三天，每天都是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应战。首长们不断传下命令：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
不久，消息传来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内战。根据谈判划定的地区，周副主席从西安发来电报，命令红军立既撤退，并限定在三天三夜以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谓水。当然，那些天，我们只是兴奋狂欢，至于为什么要忽而急进，忽而后撤，是不很理解的。今天回忆起来，才深深认识到：红军逼近西安这一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
豹子岩会师之后 魏文建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地区豹子岩会师了。这两支被敌人分割达半年之久的红军主力的重新集中，开始了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一个新转折。
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对敌斗争，省委决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全军共三千余人。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新编的红二十五军，驰骋于鄂豫皖地区，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并且进一步转向敌人的占领地，大胆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
这里，仅我个人的经历，回忆红二十五军活动的几个片断。
罗田赶紧
五月初，奉省委之命，红二十五军从鄂东转向皖西地区，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的后方罗田县城。
罗田县城位于大别山主峰的南侧，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上筑有碉堡和集团防御工事，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师的兵力。由于敌人经常外出“剿共”，当时敌人仅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钢炮营以及当地的民团留守，约三千人左右。
我军了解敌情后，从麻（城）北直向东南而下，经过一百多里的急行军，第二天拂晓逼近了罗田县城的外围工事。七十五师二二四团首先打响了，接着四面的部队都开始攻击各自的目标，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冲锋号和呐喊声响成了一片。我军指战员勇猛地冲上敌人的阵地，还没到中午，一连攻下了六个山头，占领了十几个碉堡。这样，整个罗田尽收红军眼底。接着就开始了攻城。
攻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冲锋号一吹响，在强大的火方掩护下，我军跃过护城河，冲到城墙下，架起梯子开始爬城。一营事先准备的两张梯子高度不够，战士们爬上木梯，又在梯上架起人梯。可是才上去几个人，城内就响起了剧烈的机枪声。原来敌人的一挺机枪，架在一间屋子里，正对准城门扫射，上了城墙的战士，无法接近城门。后来，我军用机枪压住了敌人的火力，几个战士扑过去，才打开了城门，部队象潮水一般地向城里涌去。
我是跟随团政委在一营后边进城的。在一个客店里，我们发现了一百多匹骡子，那是敌人用以拉炮的，一条条又肥又壮。在几间大屋子里，堆满了军用物资，特别是有一间暗室，里面放着几十箱银元。
一会，徐海东军长来了，命令手枪团将东西迅速搬运城外，又吩咐团政委要加强警戒。忽然，从大街中心传来稠密的枪声。一打听，是我们入城的先头部队，一路未经搜索，径直冲入了大街中心，这时受到了敌人的阻击。枪声越响越烈，敌人也越聚越多，打得我们的战士不能立足。情况非常紧张。团政委赶紧命一营边打边往城外搬运东西，凡搬不走的统统抛弃，然后到山江集结。
听说要撤出县城，我们特别舍不得那些肥壮的骡子，可是怎么才能把它们弄出城去呢？通讯排的同志一商量，决定由两人牵着两头骡子走在前面，其余的人在后边驱赶骡群，又打棍子又放枪，这样骡群是会跟着跑的。出了城，抓到多少算多少，反正不给敌人留下一头骡子。
这个办法果然很灵验。我们几个通讯员挥着棍子，鸣着空枪，从后边赶着骡群，骡群一路嘶叫着向城外跑去。出了城门，看见团政委在笑：“这些小家伙，点子真多！”
